只需一段年假的时间，独裁者就能摧毁民主。1月底离开法治国家的人，4周后将回到一个独裁国家。
——茨维坦·托多洛夫
这大概就是利翁·福伊希特万格的遭遇。他是魏玛共和国最成功的小说家之一，1932年11月动身前往美国巡回演讲。在纽约，他结识了几天前刚刚当选总统的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几年后，这份交情会帮助福伊希特万格死里逃生。1940年，他从马赛逃往西班牙。为了让福伊希特万格在这场戏剧性的逃亡中得到美方支援，埃莉诺不仅发动了她的丈夫，而且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然而，我们通常就是这样做的。”
1933年1月30日，福伊希特万格从德国大使馆的一名参赞那里得知希特勒宣誓就职的消息。当天的一场宴席上，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里特维茨·加弗龙强烈警告他不要返德。他是犹太人，还在小说《成功》中大肆嘲讽过希特勒政治上的得势，因此，福伊希特万格在纳粹想要抓捕或直接送去地狱的作家名单中高居榜首。两年前，福伊希特万格在柏林最高档的住宅区格鲁内瓦尔德建造了一栋别墅，离阿尔弗雷德·克尔的别墅只有几百步远。但他很重视大使的警告，返回欧洲时，他放弃了预订的德国汽船，改乘法国船。在奥地利与妻子团聚时，他收到了秘书的消息，五个冲锋队的人袭击了他的别墅。显然，他们对他抵达欧洲的时间了如指掌。由于没找到福伊希特万格和他的妻子，他们失望地洗劫了房子，砸碎家具，殴打员工，枪杀了管理员。
那么回忆就毫无意义。
福伊希特万格用一句简单的话告别了德国：“希特勒意味着战争。”他不得不放弃柏林的房子和大部分财产，在离马赛不远的渔村滨海萨纳里附近定居下来。随后几年，萨纳里成为德国文学的首都，许多流亡者都曾生活或在逃离途中驻留于此：威廉·赫尔佐格、约瑟夫·罗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费迪南德·布鲁克纳、斯蒂芬·茨威格、亨利希·曼、安妮特·科尔布、特奥多尔·沃尔夫、赫尔曼·凯斯滕、埃贡·埃尔温·基希、托马斯·曼及其子女埃丽卡和克劳斯。很少有人能在流亡时保住财产，身外之物充其量只是一两个手提箱—极权对民主的压制太快了。
却把邪恶的代理人排除在人类的圈子之外，
从艺术学院的命运可以看出，当时德国机构的抵抗多么微不足道。仅仅六星期后，文明的力量就已衰弱不堪，手无寸铁者竟会在劳本海默广场被偶然路过的行人齐力殴打，警察却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当民主和法律开始消失时，它们有多么珍贵就会一目了然。
只认同无罪的英雄和无辜的受害者，
在关于本书所讲的这段时间的记载中，定然存在着矛盾和含糊之处。作家和艺术家不是自己过往的会计，有些人多年或几十年后才写下回忆，不免遗漏一两个有据可查的日期。本书已经默默纠正了这类错误。另一些作者在事后记述时，显然有意在政治上粉饰着他们那几周的行为，所以我没有考虑他们的报告。我认为，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与事件同步的日记、笔记或信件。在有疑问的情况下，我更信任它们。
被用来在邪恶和我们之间竖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
但许多当时发生过、有记录的事情，无法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举一个例子：1933年1月30日，在约瑟夫·戈培尔的命令下，党卫队领导汉斯·迈科夫斯基和警察约瑟夫·佐里茨被枪杀，这是可信的，也有证人的证词。但战争结束后，相关人士均已死亡，无需再进行法律调查。因此，戈培尔是否涉案，无法一锤定音。然而，我认为，现存的有说服力的间接证据和供述，足以证明他的涉案是历史事实。在其他情况中我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如果对过去的回忆
我主要从《福斯日报》《法兰克福日报》和《柏林晨邮报》中摘取了希特勒统治最初几天及几周里发生的政治暴力事件。只有系统性的屠杀才能被关注到。发生伤亡的冲突数量太大，无法在本书中一一提及。仅在3月5日选举前的几个星期，可能就有69人因政治原因被杀，几百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