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们给基希讲着这些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的故事，一直讲到深夜。灯一直亮着，因为不断有新囚犯被带进牢房。睡觉反正是想都别想。
一名囚犯被安排和儿子面对面，两人都拿着棍子，在左轮手枪的威胁下相互殴打。犯人们一次次面临着被击毙的危险。夜里，看守有时会为了取乐向漆黑的宿舍盲目开枪，人们只能睁着眼睛躺上几个小时。囚犯中犹太人处境最差。他们被打得最惨，还得被迫靠墙站立等待“处决”。有人会瞄准他们，在他们头顶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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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察总部，看守把他与其他五六十名囚犯关在一个集体牢房。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那些经历过酷刑的人，而他，则是亲耳听到这种疯狂的证人。他们被打伤、打残，缠满绷带，鲜血淋漓。他们给他看伤口，不停诉苦。选举的那个周日或次日，他们被人从家中带走抓起来，拖到冲锋队军营或野外集中营。有些人被迫在院子里训练，按照命令扑进土里，跳起来，再扑进去，再跳起来，直到失去知觉、人事不省。另一些人则被迫喝下蓖麻油，然后光着屁股蜷在桌子上，被棍棒打到皮开肉绽。因为泻药，排泄物从肠子里涌出来，浸泡着碎烂的肉。
到达阿罗萨的第一周，托马斯·曼还从容自信。在经历过去几个月的高强度工作之后，他终于能够放松下来。但希特勒在选举中的胜利改变了一切，他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经历过种种离别的他，了解那种淡淡的忧郁，但这一次强烈得多，让人心惊肉跳，几近恐慌。一天夜里，它升级为危机，让他再也无法自控，不得不逃去妻子那里，卡蒂娅费了好大劲儿才让他平静下来。
在施潘道，他没受过虐待，但在院子里绕圈时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拘留室传来的被拷打者的惨叫。喊声刺入他的身体，但他什么也做不了。
身为作家，他试图通过写作把新形势梳理得更清晰一些：他开始写政治日记，记录自己的想法、印象，尤其是愤怒。他想，也许以后会把这些笔记编成一本《不满之书》，或是他的《德国之痛》。
此时基希明白，他们可不是开玩笑，许多囚犯都是在所谓“逃跑”时被击毙的。他不能给这两个人任何机会。
越来越清楚的是，他生命的一个阶段结束了。他不得不在新的基础上安身立命。今后，他将摆脱所有那些主要是出于社会良心而背负的义务和职务，只专注于自己的作品。这也许会是好事。完全退入文学，他就不会授人以柄，就会最大程度地免受政治攻击。
那两位是政治警察部的人，他们对他可没这么友好，而是马上开始恐吓他，如果企图逃跑，他们就会开枪。然后他们押着他坐上警车，离开了监狱。
天气明媚，但他不舒服；无法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意识到生存将有剧变，设想自己不得不流亡，他就会陷入惊骇而不能自拔。
“好吧，您可能会被驱逐出德国。带上东西，和那边的两位先生走。”
今天，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从柏林寄来一封有些古怪的信。贝尔曼·菲舍尔曾经是医生，但与萨缪·菲舍尔的女儿布丽吉特结婚后，他就成了S.菲舍尔出版社的总经理，未来可能会是年迈的出版社创始者的接班人。但贝尔曼·菲舍尔的信并不像出版社的商业邮件，反倒更像是不请自来的医疗建议。“我听说，”贝尔曼·菲舍尔写道，“您这么快就想放弃治疗。从医生的角度看，我认为这完全错误，只有当您的情况彻底稳定下来，才可以考虑结束治疗。其他任何情况我认为都不妥当，因为，像您这样敏感的天性，即使在治疗当时也可能遭受意外的攻击。应尽量避免这种危害健康的做法。”
“是。”
表达不会让人误解，托马斯·曼一眼就看懂了潜台词，毕竟他从来没说过要在阿罗萨治病，而只是短途度假。这封信让人倍感不安，尤其是关于“意外攻击”的警告，更何况，贝尔曼·菲舍尔竟觉得有必要伪装成医学言论来发出警告。显然，他认为邮件会在中途被拆开、被外人读到。
“您是外国人？”
然后是克劳斯和埃丽卡没头没脑的电话。先是奇怪的东拉西扯，这可能也是为了伪装，然后是相当坚决的要求：别来慕尼黑，太危险，留在瑞士。
“为什么？”基希问道。
至于吗？他真的不能回慕尼黑，不能回自己的家了吗？这么重大的决定，还是不要单凭孩子们或贝尔曼·菲舍尔的一面之词吧。最好写信给两个能信得着的人，两个在慕尼黑位高权重的人—市长卡尔·沙尔纳格尔和律师卡尔·勒文施泰因，他们会可靠地评估局势。可事情像现在这样一天天发展下去，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受到了人身威胁。他理解不了。
在办事处，另一名警官语气平静地宣布：“您要回到警察总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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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贡·埃尔温·基希在施潘道监狱一个多星期了。他住单人牢房，每天放风半小时，早上有咖啡，中午有汤，晚上有茶，每周有两次鲱鱼或烤土豆。他静静地跟在警官身后，料到了自己的处境。
柏林广播大楼附近的马祖里大道上全是冲锋队和党卫队的人。晚上8点以后，希特勒要在这演讲，他的作战部队提前几个小时就围住了大楼。然而，赫尔曼·凯斯滕要在7点到7点半之间朗读他还没写完的新小说《正义者》。这项活动几周前就安排好了，虽然后来政治上动荡不断，却没有人想到要取消活动。毫无防备的凯斯滕带着妻子托妮走向广播大楼时，才惊觉自己陷入了何种境地。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穿褐色或黑色制服的人。他们想避开这些人，但突然转身离开会让自己显得很可疑。
两名警官打开牢房门，其中一人说：“现在跟我们去办事处。”
一个多月前，他们的护照上就有了法国签证，但直到现在也没能离开柏林。家人要治疗流感，妹妹吉娜又打算订婚，他不得不等。两星期前的一天，一位女邻居惊慌失措地按响了他家的门铃。凯斯滕打开门，邻居颤抖着低声说，警察和冲锋队正在搜查她的房子，她的丈夫是一名编辑，可能会被逮捕。她知道凯斯滕是作家，所以想提醒他，也许他也在他们的名单上。他和托妮从后楼梯偷偷溜出了房子。所幸这是一场虚惊，没有人来搜查他们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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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简直是在巡视夹道而立的冲锋队和党卫队，每走十步就会有一个人认为有权查他们的证件。凯斯滕向每个前来询问他身份的人出示身份证和电台的合同书，以证明他今天要在这里的一个演播室工作。从大楼立面到入口很远很远，凯斯滕和妻子似乎觉得这条路没有尽头。这是一栋有些昏暗的红褐色建筑，还很新，是汉斯·珀尔齐希设计的，现在纳粹管他叫“建筑布尔什维克”。
这是一场复杂的谈话。埃丽卡和克劳斯担心线路被窃听，不想直接说出父亲将会在慕尼黑面临怎样的危险。可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巧妙的说法能让他马上明白。他们开始编造天气：他们说，最近，慕尼黑及周边地区的天气糟透了，这对父母的健康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们最好还是留在瑞士。另外，整个房子乱得底朝天，正在进行春季大扫除，到处都不消停。但托马斯·曼领会不了，这种小事挡不住他，他想回家，回到书桌前，捡起《约瑟夫在埃及》的手稿。无论他们怎么劝，父亲始终坚持己见，最终姐弟俩不再小心翼翼：“不行，你不能来。留在瑞士！你在这里太危险了。”
大楼也被控制了。凯斯滕很高兴终于坐到了话筒前。他读了小说的第一章，讲的是一位加入了共产党并公开反对独裁的乡村牧师。牧师的两个儿子因此绑架了他，把他捆在林中的一棵柳树上，要饿死他。凯斯滕读了无比漫长的半个小时，他一直在等演播室的门被撞开，自己被一个穿制服的人带走。可什么也没有发生。熬过话筒前的这段时间后，他和托妮立即去财务处结清了酬金。出大楼时，又出示了几次证件。没有人阻拦。
回到位于波申格尔大街的家，他们一刻也没耽搁，立即打电话转到阿罗萨的新森林酒店警告父母。
几天后，托妮和他终于收拾好行李。他们在选帝侯大街的莱昂咖啡馆前遇见了常在这里工作的埃里希·凯斯特纳，还给他看了去巴黎的机票。凯斯特纳试图挽留他们：“我们不是得留下来吗？可不能全都一走了之啊！”但他们心意已决。凯斯滕16年后才重返德国。
城市似乎很安静，街上没有什么活动，但行车路上，克劳斯和埃丽卡看到，所有公共建筑上都挂着纳粹旗，广告柱上张贴着冯·埃普将军的公告。他们中途绕路去了外祖父母普林斯海姆家，然而在那里也没有得知任何可以对城市的新局势放心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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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主车站接他们的家庭司机汉斯·霍尔茨纳看起来心烦意乱。他明显很紧张，把行李抬上车时，他的手在颤抖。“如果可以给二位一些建议，”他脸色苍白地说，“接下来的日子低调一些吧。”几周后，人们发现，霍尔茨纳其实是个探子，多年来一直在向慕尼黑纳粹报告托马斯·曼家里的事。因此，他最直接地知道这一家的情况已经多么危险。身兼二职的他在对党和对雇主的忠诚之间纠结不堪。
夜里，讽刺杂志《同步画派》在慕尼黑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编辑部被盗。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所有办公桌、书架和柜子都被翻了个遍，到处一片狼藉，杂志社的标志—石膏制成的红色辛普利斗牛犬被砸碎。只有画家奥拉夫·居尔布兰松和爱德华·托尼的手稿和画作安然无恙。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两人都受到纳粹的高度重视，并被授予奖项。
希特勒政府还任命了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政府专员，根据《国会纵火法令》，他们将接管警察，因此事实上就是各州的新首脑。巴伐利亚专员是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一位有着屠夫心态的将军，从屠杀非洲赫雷罗人的殖民战争到凡尔登战役再到自由军团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德国军方几次最肮脏、最致命的行动中都有他的身影。海因里希·黑尔德领导的巴伐利亚邦政府对希特勒独裁的最后一点抵抗以失败告终。读着报纸，埃丽卡和克劳斯渐渐意识到，火车正把他们从安全的瑞士带入纳粹的恐怖之中。
今日要闻
这是伦泽海德整个星期中最美的一天，有蓝天，有晴雪，埃丽卡和克劳斯·曼却偏偏要在今天回慕尼黑。他们不想浪费明媚的天气，一早就带着雪板爬上了山，滑下来之前还在阳光里躺了一会儿。回到木屋时，时间已经很紧了，他们不得不立即收拾行李，匆匆乘车赶往库尔。这是一段绝妙的旅程，风景美不胜收，他们也及时赶上了火车。一上午忙得不可开交，都没听新闻，直到在边境买了报纸，他们才得悉灾难性的消息。
●这两天，国内许多城市的社民党领袖被捕，社民党报纸的大楼和编辑部被占领、封锁。内政部前部长威廉·绍尔曼在科隆-拉特的家中遇袭。他成功击退袭击者，把他们推下楼梯。随后，三辆载有党卫队和冲锋队队员的汽车开到房前，破门而入，把绍尔曼打倒在地，带走了他。若干冲锋队队员搜查了公寓，留下了一地瓦砾。在科隆纳粹党党部，绍尔曼被殴打了几个小时，受了重伤，晚上才被送进警察医院，后来又被保护性监禁。后来，他设法移民到萨尔区，又经卢森堡和英国去了美国。
3月10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