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雷动，托马斯·曼很满意。慕尼黑大学最著名的罗曼史学者卡尔·沃斯勒走上前来，对他赞不绝口，称这是他在这个大厅里听过的最好的讲座。托马斯·曼非常高兴，他邀请沃斯勒随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去四季酒店的酒吧。当晚要庆祝的不仅是演讲成功，还有午夜后他和卡蒂娅的28周年结婚纪念日，以及他即将开始的小型欧洲之旅：明天下午4点，他将与卡蒂娅带着行李中的演讲手稿前往阿姆斯特丹，之后还要在瑞士度过几周的假期。总而言之，六个星期的辛苦工作愉快地结束了。14岁的伊丽莎白第一次来酒吧，既害怕又兴奋地四处张望，她对成人夜生活胆怯的好奇让克劳斯·曼忍俊不禁。
最可恨的是，托马斯·曼竟以瓦格纳为挡箭牌，谴责了所有瓦格纳崇拜者中的民族主义者。虽未提名，但他针对的显然是希特勒本人。毕竟，他用了一整套当前政治斗争中的敏感词来装饰他的演讲。他称瓦格纳是“社会主义和文化乌托邦主义者”，谈到他音乐的“世界主义”精神，赞扬他的“欧洲造诣”而非德意志成就，甚至声称，瓦格纳如今“一定会被称作是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似乎这还不够，托马斯·曼又攻击了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赞颂的所谓决定历史的“伟人”。他引用了瓦格纳极富预见性的话—它曾被用来分析许多自恋型领袖人物的心理—称这些“天性丑陋、狭隘、暴力的人贪得无厌，因为他们自身根本就一无所有，所以总想要吞掉外面的东西”。
然而，两个月后，这个惬意的晚上引发了严重后果。对于托马斯·曼的演讲，很久都没有公开异议。但当文章在4月完整发表后，托马斯·曼将体验到苦涩的惊喜。起初，他只听到传言说一个电台攻击了他。两天后，《慕尼黑最新消息》的复活节版摆在了他面前，其中有一篇对他的瓦格纳讲座的抗议声明。有一些签了名的人他很熟悉，比如讽刺杂志《同步画派》的漫画家奥拉夫·居尔布兰松，还有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汉斯·普菲茨纳等人。
这是挑衅，甚或：亵渎。对于民族艺术的追随者来说，瓦格纳的作品是一方圣地。他对德意志文化传统和北欧神话的热情，使他成为这些追随者心目中不可侵犯的人物。把瓦格纳视作一位在歌剧中呈现极端特殊的心理状态、偏好怪异趣味的现代派艺术家，让他们感到奇耻大辱。
他的反对者们写道，一直等到“德国的民族起义发展出稳固组织”，他们才终于来谴责托马斯·曼，他用他的祝词贬低了“人们对伟大的德国大师理查德·瓦格纳的记忆”。也就是说，他们要先确保背后有新纳粹政权撑腰，才在公开信中对托马斯·曼采取行动。他们和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无法容忍曼把瓦格纳描绘成颓废派和世界主义者。曼在瓦格纳的音乐中不仅听到了德意志，还听到了“世界的正义，世界性的享受”，这就已经被他们认为是对“我们伟大的德意志音乐天才”的贬损。
但他没有止步于罗列显赫的名字和丰功伟业。他要勾勒一幅与众不同的肖像，要表达他对艺术人物瓦格纳非常个人的看法。托马斯·曼将瓦格纳描述为颓废派诗人的先驱，他们在世纪之交赞颂迷醉和沉沦、朽病和怪诞。只需列举瓦格纳在《帕西法尔》中搬上舞台上的人物，就能看到惊人的证据：“这是多么极端、多么不成体统的光怪陆离！亲手阉割了自己的巫师；有着双重人格的绝望女人，她是堕落者，是忏悔的抹大拉，也是两种存在形式之间被催化的过渡状态；久爱成病的大祭司，苦等着被一个贞洁的男孩救赎……”换言之，曼没有对瓦格纳一味空唱赞歌，而是追踪着促成他歌剧艺术的秘密的灵魂动力，这与庸俗的风化或性道德无关。当然也与希特勒同时在柏林提出的德意志文化的“洁净”要求无关。
这件文学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若在15年或20年前，托马斯·曼可能会亲自签署这份抗议宣言的某些部分。直至帝国结束后很久，他仍属于那些喜欢拿德意志文化抵制国际特别是西方文明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群体，那时候这些人害怕主要出现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众娱乐可能会取代制定标准的精英文化。
自12月中旬以来，托马斯·曼一直在改他那篇名为《理查德·瓦格纳的苦难与伟大》的文章，将其删减至刚好适合演讲的长度。他对瓦格纳的热情和热爱毋庸置疑：“作为享受者和学习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成全，永远不会忘记在剧院人群中深沉、孤独的快乐时光。那些时光充满神经和智力的战栗与狂喜，充满对动人的伟大意义的洞见，那一切唯有这种艺术才能提供。”为表明瓦格纳作为艺术家的地位，托马斯·曼把他置入一系列无与伦比的作家之中：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叔本华、尼采。他称赞瓦格纳是歌剧神话的发现者，是浪漫主义大家，是伟大的心理学家和激情的戏剧艺术家。
当时，托马斯·曼自视代表着独特的德意志艺术，其“使命”至少是，在所有社会关系日益民主化的趋势下，坚守贵族和中上层阶级对文化的理解。他明确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只需对美学法则负责，而不想被政治纠缠。更极端的是，在他眼中，德国人整体上是不关心政治的民族，民主环境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是陌生的，他们已经在“声名狼藉的集权国家”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国家形式。
同样是从晚上8点开始，托马斯·曼在慕尼黑大学最大的礼堂发表了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演讲。卡蒂娅陪着他。克劳斯和他们最小的女儿伊丽莎白也在。后来的传记作者会说观众席人满为患。但克劳斯·曼的目光更清醒，他环顾父亲演讲的大厅，记录道：“不是很满，但观众不错。”
然而，这种态度却带来了政治上的后果。一战之始，托马斯·曼陷入民族主义的狂热中不能自拔。在他长达600页的著作《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中，民族主义论调不时响起。曼不仅捍卫德意志文化的特殊传统和色彩，还在魏玛古典主义、德国理想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美学的背景下，产生超越其他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在此意义上，对任何外国文化的接纳都必然被他理解为对德意志理想的削弱和贬低。艺术家中的世界主义者，像他哥哥亨利希一样，把文化视为各种外界影响与自身传统脉络交织的无限网络，一度成为他要坚决反对的假想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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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2年，也就是十年前，他才在《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讲中为民主价值观和国际主义文化辩护。这是出于政治而非美学原因的转变。战后最初几年，暗杀、政变等形式的民族主义暴力频繁发生，这让托马斯·曼大为震惊。泛滥的血腥事件让他发现了民主共和思想的核心，即通过妥协来解决冲突。他在文中强调，这恰恰才符合德意志的品质，因为“德意志性”绝非侵略、排他和破坏，而是“在最人性的意义上自由，文化上温和，有尊严且和平”。
这些概念听起来再崇高不过：敬畏、洁净、民族、民族性、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而且总是德意志、德意志、德意志。然而现实情况是，一个在基本问题上众口如一的同质化民族根本就不存在，国内的民众早已分散到利益和意见相左、只能彼此妥协的不同阶级、阶层和环境之中，但希特勒对此只字不提。民粹主义者希特勒为他的听众杜撰出一个有机的“民族共同体”梦境，在这个梦境中，所有差异和个性都被熔炼消失，成为“德意志农民”“德意志工人”那样不可分割的集体，或“德意志文化”“德意志历史上的伟人”那样难以定义的想象。
可现在，针对瓦格纳讲座的抗议声明让他明白无误地看到，自己已经成了咄咄逼人的排他性民族主义的一个靶子。他自认为是德国和德意志文化的代表，对此却无计可施。虽然纳粹的残暴和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一直让他心有余悸，可被迫移民的现在，他开始在脆弱的瞬间悄悄自问：是否，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与希特勒的人达成妥协。他随手记入日记的沮丧的斟酌，听起来令人震惊：“如果德国人在摆脱犹太精神的控制后不是那么危险，如果德意志性情没有愚蠢到不分青红皂白地连我这种人也一起赶走，他们对犹太人的反叛在某种程度上会得到我的理解。”
继而又是高谈阔论的激昂节奏。他反复向听众强调，他的目标是“恢复我们民族的洁净。我们所有生活领域的洁净，我们行政管理的洁净，公共生活的洁净，也是我们文化的洁净”。他宣称，他将“用应当反映我们灵魂的真正的德意志文化、德意志艺术、德意志建筑和德意志音乐使人民重获幸福”。他要“唤醒人们对我们民族伟大传统的敬畏，唤醒人们对过去成就的深深敬畏，让人们对德意志历史上的伟人肃然起敬”。
这种恐怖且自私的反犹想法会让人误以为，倘若托马斯·曼没有受到牵连，可以不受干扰地留在国内，他就会真的接受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犹太精神对德国人的控制”，这种不可思议的措辞已经表明，虽然他信仰共和，但在政治上却是多么无知。如果注意到，托马斯·曼的妻子和他的岳父岳母均有犹太血统，这种在无法控制的绝望时刻写下的日记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
插入其间的，是泛泛但明确的政治威胁，就像一颗脱靶的流弹：他还宣称要与“我们的议会民主制现象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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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演讲听起来很有纲领性，但几乎没透露任何具体内容，全靠浮夸的比喻和宏大词汇的音调支撑。那些被他按节奏不断重复的信号词甚至让一些句子失去了意义。他郑重申明，他要“以德意志农民为所有民族生活的支柱来建设这个民族。要为德意志的未来而战，我就必须为德意志的土地而战，必须为德意志农民而战。他让我们重获新生，他为我们的城市输入人口，他是几千年来的永恒源泉，他必须得到悉心维护。然后是我们民族性的第二个支柱—德国工人，在未来的德意志帝国，他不应也不会再是陌生人。我们要引领他重新回归我们的民族共同体，我们要为他撬开大门、砸开大门，让他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捍卫者进入德意志的民族共同体”。
●流感疫情退潮。柏林的新增病例已经下降到每天不到1000人。
晚上8点，希特勒在波茨坦大街的体育馆向大约一万名听众发表了他第一次重要的竞选演讲。他穿着冲锋队制服，也就是说，他不是作为总理发言，而是在以纳粹党领导人的身份宣传他的党派。尽管如此，戈培尔还是设法让德国所有广播电台向全国民众转播了此次演讲。
●在柏林-韦丁，一名46岁的共产党员、五金工人被4个人袭击并枪杀。
2月10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