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她现在把赌注押到了席勒剧院，耶斯纳正在那儿排练。商定的首演时间或是2月12日，或是2月19日，但还没确定。无论如何，耶斯纳为这部剧投入的心血让她感动。希特勒上台之后，它正好能展现出非同寻常的意义。《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讲述了近百年前发生在威斯特法伦一个村庄里的反犹大屠杀。在一个犹太地主、他极富魅力的小儿子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帕德博恩主教的共同努力下，情势最终化险为夷。最后一幕中，睿智的主教表率性地参加了地主家的逾越节晚餐，并为以色列人民祈神赐福。当纳粹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在德国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时，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却在她的剧中赞美宗教的和解。耶斯纳是犹太人，也是个政治上很清醒的戏剧人，难怪他向她保证，拍戏时会投入“巨巨巨巨巨大的努力”。
然而，前天，哈通心情沉重地给她写了信：很遗憾，他不得不推迟首演。目前，他正在达姆施塔特艰难地反抗纳粹党，因为他把布莱希特的《屠宰场的圣约翰娜》列入了演出计划，也因为他的剧院被认为雇了太多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推出《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一部犹太女人创作的剧，就会让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雪上加霜。这像是在公然挑衅，眼下他做不到，请她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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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也惹上了麻烦。去年春天，剧本终于完成时，大导演和剧院总监们蜂拥而至。古斯塔夫·哈通反应最快，他从达姆施塔特来信说他有多么欣喜，希望她把首演的权利给他，她同意了。随后，她还同意了马克斯·莱因哈特和莱奥波德·耶斯纳将分别在柏林的德国剧院和御林广场剧院这两个国内最好的舞台上演该剧。两人都只能排在哈通的首演后，而一般像莱因哈特和耶斯纳这样的明星可不愿意等。
晚上，卡尔·冯·奥西茨基将为人权联盟演讲。活动争取到贝多芬大厅的场地，那里空间很大，是柏林爱乐音乐厅的扩建工程，环绕着明艳的壁画、水晶吊灯和石膏花饰的立柱，是经常举办音乐会的场所。联盟的执行主席库尔特·格罗斯曼为此很是自豪。然而，当格罗斯曼带人在入场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时，大厅所有的门都上了锁。他紧张地把管理员从办公室叫出来，后者却递给他一封警察局局长的信：禁止集会。原因荒唐不堪：鉴于激烈的政治局势，“不同见解”的参会者可能会对奥西茨基的演讲不满。有了这种理由，选举周内任何地方的任何言论都可以被禁止。
然而，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她的真实处境，包括格博哈特。去年的成功并非皆大欢喜。原本她几乎已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了，但克莱斯特文学奖却让纳粹重新注意到她。她是犹太人，看起来像来自东方的梦幻人物，她写现代的、极富表现力的诗—在纳粹眼中，这一切都罪不可赦。《人民观察家报》恼羞成怒：“贝都因酋长的女儿得了克莱斯特文学奖！”几个男人迅速出现在她的酒店前等她，他们辱骂她、推搡她，直到她摔得倒地不起。有一次摔倒时，她狠狠地咬到了舌头，不得不缝了几针，成了一位被缝上舌头的女诗人。
可时间太紧，活动没法叫停。格罗斯曼迅速作出决定，让到场的客人移步，去不远处波茨坦广场的弗里迪格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几年前还叫乔斯蒂咖啡馆，至今仍是市内最受欢迎的咖啡馆之一。他也把奥西茨基引去了那里，但一位友好的警官明确告诉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演讲。奥西茨基灵机一动，坐到咖啡馆的一张桌子旁，开始与朋友们大声谈论社民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其他桌的客人都饶有兴致地听着。这种事警官干涉不了。
那是一封活泼的信，干脆利落，热情洋溢。她擅长此道，几乎给所有人写信都是如此。她受到邀请，去她的出生地埃尔伯费尔德参加一场读书会，因此请他出面谈一笔200马克的报酬。她还盛赞席勒剧院为《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首演排练所付出的“巨巨巨巨巨大的努力”:“大事件！”
卡尔·冯·奥西茨基开始在柏林泰格尔监狱服刑。照片从左到右为：库尔特·格罗斯曼、鲁道夫·奥尔登（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和阿尔弗雷德·阿普费尔（律师）、库尔特·罗森菲尔德（律师），1932年5月10日
当然这都是老皇历了。今天，埃尔泽·拉斯克-许勒给她在伍珀塔尔的“财政大臣”克劳斯·格博哈特写了信。格博哈特是丝绸制造商、艺术收藏家，也是个很好的朋友。每次她要和出版社谈合同时，他就会出手相助，对于这些事她一窍不通。有时候，格博哈特还会催促那些稿酬支付太迟的出版商。因此她任命他为她的私人“财政大臣”。她喜欢给自己认为重要的人起新名字，他们由此成为她诗意世界里的生命。比如，贝恩是她的“野蛮人吉泽赫尔”或“老虎吉泽赫尔”。
对于许多民主人士与和平主义者，奥西茨基近年来已成为重要的政治导向人物，是一位共和国的英雄。1929年4月，《世界舞台》刊载了一篇文章，披露了德国军方不顾《凡尔赛条约》的禁令，建立空军的秘密计划。结果，受审的不是相关的国防军官员，反倒是文章作者和责任编辑奥西茨基。他们因叛国罪被判处十八个月的监禁。此案引起了国际轰动，德国竟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在蓄意违反《凡尔赛条约》的禁令。
她过去的情人，戈特弗里德·贝恩，发来电报祝贺：“您让常因颁奖者或获奖者受辱的克莱斯特文学奖重返高贵。”他们的情事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在1913年那会儿，他们是很不般配的一对：他，26岁，事业刚刚起步；她，44岁，已是德国先锋派的核心人物。他是牧师之子，却不信教，一心要把宗教的最后一丝希望之火浇灭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她是拉比的孙女，信仰和信心天经地义地弥漫在她的诗中。虽则如此，或正因如此，激烈的爱情让他们在几个月里难舍难分。两人都在诗中提到过那种“兽爱”。贝恩写道：“欲望所向，用牙齿抓牢。”拉斯克-许勒则说：“我总把你带在身边，安置在我的齿间。”连分手也被定格在诗行里，她固执：“我是你的过客。”他同样坚决：“无人是我的过客。”
许多朋友和政治伙伴警告奥西茨基不要真去坐牢，恳请他到国外躲一躲。但他另有打算。1932年5月，他开始服刑，但并非出于对法庭的尊重，而是，如他所写，以此向不公正的司法机构“亲身示威”。他在政治斗争中赌上了个人自由。若干同事、作家和名人一路护送他去往泰格尔监狱，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埃里希·米萨姆、莱昂哈德·弗兰克、利翁·福伊希特万格、恩斯特·托勒和讽刺作家亚历山大·罗达·罗达。就这样，他们把他入狱的第一天变成了针对这一可耻判决的抗议集会。
埃尔泽·拉斯克-许勒，1933年前后
六周前，奥西茨基才因兴登堡例行的圣诞大赦提前出狱。今天的演讲本应是他获释后的首次公开露面。听众想听一听他对希特勒新政府的看法。
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她正重返舞台。去年，她同时有两本书在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一部新诗集，另一部短篇小说。她还写完了新剧本《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与里夏德·比林格一起得了克莱斯特文学奖。起初她很委屈，因为只能得一半奖、拿一半奖金（750马克）。但随后她就收起了骄傲，乖乖领奖，用奖金还了欠酒店的债。
今日要闻
她下周就64岁了，日子过得很艰难。5年前，她的儿子保罗死于肺结核，即使夏利特医院的主治医师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也无力回天。事出意外，令她猝不及防。很长一段时间，她几乎不赚钱，如她所说，每天靠15芬尼过活，一直欠着酒店的账。
●在厄尔士地区安娜贝格，一名黑红金国旗团的成员在人民之家前被纳粹枪杀。
在基希投宿的莫茨街，还住着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她在萨克森霍夫酒店有个小房间，这里离纪念教堂边的罗曼咖啡馆、施利希特餐厅和施万内克酒馆都不远。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喜欢有作家、艺术家、出版商、画商、演员们聚集的地方。这是她逃离现实的避风港。曾有几年，她是柏林当之无愧的波希米亚女王：她顶着一头醒目的黑色短发，孩子般娇小的身体总裹在宽大的袍子和天鹅绒夹克里，戴着玻璃项链、哗啦啦响的手镯，每根手指都套着戒指。她仿佛是来自东方的舞女，却给自己起了童话似的男性名字，自封了一个贵族头衔—底比斯的优素福王子，因为她对任何界限都不以为然，不论是虚实、阶层，还是性别。
●在杜伊斯堡-汉博恩的一场混战中，纳粹将一名共产党员打成了重伤，这名共产党员最后在警察局里不治身亡。
2月3日，星期五
●纳粹在柏林-莫阿比特枪杀了一名18岁的年轻人，在柏林-新卡伦枪杀了一名21岁的德国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