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承认，自己总是在“回避”这一问题。她所持的自由主义原则，已经足以支撑她所作出的各项决断。但在《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看来，从1969年左右的平等保护主体，到多年后的萨万娜·雷丁校园搜身案，当所谓自由主义的男性对女性的存在视而不见时，金斯伯格一直在那里为她们代言。
女性法官有什么不同吗？还是女性本身就不同？自类人猿从树上下地，人类社会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从未停息。现代女权主义运动就兴起于反对两性区别对待。在过去，因为基于这些所谓的差异，女性无法担任陪审员，也无法拥有自己的酒吧，无法开业当律师，无法获得平等报酬，更无法参政服务国家。但随着这些障碍开始被打破，基于之前女性长期的从属地位，认为女性本该不同的争议很快又卷土重来。
而奥康纳则毫不避讳地表示，虽然她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但与其他法官在案件裁决中的分歧还是让她感到不悦。对男性和女性而言，法律是相同的，奥康纳法官在道德观上与同事们也没有明显不同。她所拥有的是一个女人所特有的生活经历。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她曾经在完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工作，为的就是从事法律职业。因此，在刚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后，在负责撰写判决的密西西比护理学院案中，她就敏锐地发现几乎全是女性的这个护理职业，从未提出过高工资要求。后来一家阔气的律所给她提供了一份秘书工作。多年之后，她选择立即受理一起涉及被金&斯伯丁律所拒绝的涉及女性案件，而非等待下级法院的分歧裁决。当社会主流观点还与之对立时，奥康纳就已经是一名经历丰富的女法律人了。在她的法律职业生涯中，在女性问题上所撰写的意见，到目前为止与其他法律职业者比起来，是最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与里根任命的其他大法官——斯卡利亚和肯尼迪相比，她的观点更为自由化。
让一切都不同
智慧的拉美裔女人
到现在，这对律政姐妹都成了偶像级人物，当之无愧的女权主义法学灯塔。
终有一天，有人会承认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曾经的巡回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一名波多黎各移民的女儿，她在2011年的演讲中说：“我希望，对于作出一个更好判决而言，一名智慧的、拥有丰富经验的波多黎各女人，比一名从未有过相关生活体验的白人男性更具优势。”[2]批评者在其确认听证上用她的这一表态来攻击她，直到最后她收回这一言论，并称其为“完全达不到效果的华丽辞藻”。[3]
似乎并不明显，这个故事出现了最后的反转。最高法院开始愈加倒退，人们越来越怀念退休已久的奥康纳法官，尽管她语言缺乏煽动性、分析也十分平淡，似乎远远算不上一个重量级的法律思想家，但回顾她在最高法院时的表现，她简直称得上是上帝赐给法学界的礼物。奥康纳所作出的温和、亲女性的决断，似乎十分保守而笼统，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权者（雇主、教育管理者）——她代表了在20世纪后期及21世纪初势不可挡的保守主义复兴大潮中，走得最远的女性——但从她上任后的第一件女性权利案件，到2006年的最后一件，她使得法律对女性更加慷慨，或者至少保留了她们过去已经获取的利益。她让公立大学不再被性别所隔离，堕胎不再是当然犯罪，民权法案可以阻止雇主们要挟其雇员到汽车旅馆去谈自己的升职问题。
虽然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收回了其言论，但她很快就表现出了她所寻求的那种改变。在进入最高法院四年后，她的经历被写成故事，特别是作为一个贫穷的波多黎各移民后裔在布朗克斯的成长经历。这本书成了畅销书，索托马约尔成了一个真正的名人。2014年，她写下了一篇慷慨激昂的长篇异议，用来针对其白人同事，约翰·罗伯茨所作的允许各州禁止平权行动的判决。这位智慧的拉美裔法官，这样解释如何作出与那位白人男性不同的判决：“年轻女性说起自己的老家，结果被人追问道：‘不会吧，你到底是哪里人？’，这时种族在她的自我感觉中就成了件事，不论她家在多少辈前就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她写道：“年轻人遇上陌生人用外语跟他说话，而他听不懂，因为他在家只说英语，这时种族就成了件事。”[4]
然而，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新媒体的出现，让金斯伯格成了一名偶像。领导公民自由联盟之后的半个世纪，金斯伯格佩戴的小框眼镜、对古典音乐的品位、精巧而昂贵的服饰，以及她持久而美满的婚姻、满堂儿孙，看上去都是一副老派的风格，直到她开口讲话。随着最高法院愈加保守化，对渴望在男权主导下获得慰藉的年青一代女性而言，金斯伯格这样一个本来不太可能的盟友完全变成了上天的恩赐。“她依然那么激进！”克尼泽尼克惊呼，“即便时间流逝。”
索托马约尔的任命受到争议时，一名采访者问金斯伯格，如果更多的女性进入最高法院，涉歧视案件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金斯伯格给出了答案：“多数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但我还是保持怀疑，因为女性深受自己经历的影响。”[5]
“无论当一名诉讼律师还是法官，她改变了美国反歧视法的面貌。”[1]随着障碍被解除，卡根不出所料地成了一名传统自由派女性主义者。
[1] Adam Liptak，“Kagan Says Her Path to Supreme Court Was Made Smoother by Ginsburg’s，”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0，2014，http：//www.nytimes.com/2014/02/11/us/kagan-says-her-path-to-supreme-court-was-made-smoother-by-ginsburg.html.
就像奥康纳帮助自己立足一样，金斯伯格也让埃琳娜·卡根——这位哈佛法学院的首位女院长、司法部首位女性副部长、最高法院第四位女性大法官，在最高法院工作得更顺利。这名2011年被任命，同时也是最高法院最年轻的女性大法官，充分信任金斯伯格这位前辈的职业素养：
[2] Sonia Sotomayor，“A Latina Judge’s Voice”（2001），New York Times，May 14，2009，http：//www.nytimes.com/2009/05/15/us/politics/15judge.text.html？pagewanted=all&_r=0.
金斯伯格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时，这名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人，聪明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领导人，并不像一位为社会变革代言的候选人。和瑟古德·马歇尔相似，她的贡献更多展现在自己犀利的法律分析和富有远见的策略上，并以此逐步激起社会变革，直到最高法院走远，再也无法回到过去。
[3] Robert Barnes and Paul Kane，“Sotomayor Repudiates ‘Wise Latina’ Comment，” Washington Post，July 15，2009，http：//www.boston.com/news/nation/washington/articles/2009/07/15/sotomayor_backs_off_wise_latina_quote/.
有了奥康纳这个第一人，她的律政姐妹——金斯伯格，自然在最高法院的工作更为得心应手。奥康纳曾说，自己绝不会成为最后一个女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时，史蒂文斯将奥康纳描述为“麻烦”与自由的融合；后来克林顿总统提名金斯伯格，最高法院再也没有人敢发出类似的声音。
[4] Adam Liptak，“Sotomayor Finds Her Voice Among Justices，” New York Times，May 6，2014，http：//www.nytimes.com/2014/05/07/us/politics/sotomayor-finds-her-voice-among-the-justices.html？smid=pl-share&_r=0.
至此，金斯伯格大法官和奥康纳大法官的故事完成了一个大循环。在这个故事的大多数版本中，桑德拉·戴·奥康纳是偶像和变革的文化引擎。作为一名盎格鲁—撒克逊裔乡间俱乐部的共和党人，奥康纳偏好低税收和州权力，她是唯一一位能够担负罗纳德·里根任命女性大法官的仓促承诺，并一路坚持走下去的女性。而在紧要关头，她一直都忠于将她推上这一高位的共和党人。她沉着地演绎了一名标准的稀缺女性大法官，成了完美的第一人。
[5] Debra Cassens Weiss，“Ginsburg Defends Sotomayor，Calls ‘Wise Latina’ Flap Ridiculous，” ABA Journal，July 9，2009，http：//www.abajournal.com/news/article/ginsburg_defends_sotomayor_calls_wise_latina_flap_ridicul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