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脚踩遍地尾巴和鞋子，步伐缓慢又威武地向前走。我见一条棕色的蛇尾正缠住一只红色的秀瘦的高跟鞋，而且在发出着哗哗的响声，显然是一条响尾蛇的尾巴。
半个多小时后，人们被驱尽了。一些不识时务胆敢对抗的家伙，皮青脸肿地被塞入了警车。遍地的尾巴之间，又遗落了遍地的鞋子。空气中飘荡着微微的火药味儿。我抽了抽鼻子，觉得怪好闻的，和一种品牌叫“巨无霸”的驱蚊剂的气味儿相似。
把这只鞋捡起来。
于是武警战士们勇猛地向跨街桥发起了冲锋……
一名寸步不离紧跟在我身旁，随时准备应付暗算，保护我的安全的小武警战士，用枪筒挑起了那只高跟鞋，自然也连缠住鞋的那一条响尾蛇的蛇尾巴也挑了起来。
我朝跨街桥上一指，恨恨地又下达了一道命令，去抓住他们！
他的一名战友，费了好大的劲儿也不能将蛇尾与鞋分开。
而这一种尴尬，使我恼羞成怒。
我看着心急，提醒他，用匕首嘛！
三分之一个日本——这一导火索性的前提，使我在路上结构成熟的演说腹稿婴死胎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张口结舌，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我本打算将一件不成体统的，有失我们中国人自尊的坏事，彻底转变为一件好事的。也就是说，我本打算利用这一次不寻常的时机，对我市公民，尤其是尾巴公民们，进行一次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之现场教育的。我预先并不晓得事件的起因乃由于三分之一个日本，报告者当时没提到这一点。我忽然非常之理解起他们来。妈的，为了能做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发动一场内战也是值得呀！既非常之理解，也就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教育了……
他经我提醒，抽出匕首，将蛇尾切割得段段纷落……
她意味着三分之一个日本！
我接过那只高跟鞋，以欣赏的目光反复观看。它的秀瘦，使我联想到了一位年轻女郎的俏足。我对这只高跟鞋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我的熟悉之物。蓦地忆起，那位曾在她的长久的宾馆包房里主动委身于我的表演“尾巴独舞”的女舞蹈演员，也喜欢穿红颜色的高跟鞋。不但是这一种时髦样式的，而且似乎大小也相同。不知我手中这一只，是否便是从她脚上掉下的？果真是的话，不知她一个二十多岁的丽人，究竟被什么心理所蛊惑，也参与到了这一场主要是男人们因他们的野心才造成的骚乱中。难道某个男人一旦成了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她也会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姐吗？我想，我得以这只高跟鞋为据当面迫她交待清楚。我厌恶既一心企图“傍”我又对我用情不专的女人。倘她竟是这么一个女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她从“东方之尾舞蹈团”开除的……
跨街桥上立刻有人喊，不是普通的日本小姐！是日本大银行家的女儿！
我将鞋交给紧跟在我身旁的小武警战士，嘱咐他不得丢失。
他们为了争夺尾巴，又相互拳来脚去了。显然，他们中不乏火中取栗者。有人并非是找自己的尾巴，而是趁机掠得别人的上等尾巴甚至极品级尾巴。还有人不管什么尾巴，只顾贪婪地一条条往起捡，仿佛大荒之年的饥民，在一片有望收获的土地上行抢……这简直等于无视我的出现！我又高举一只手臂，往下猛地一劈……哒哒哒……又是一阵清脆震耳的枪声。这一次武警战士们可不再是朝天放的了，而是朝马路上低射了。密集的子弹，扫得遍地尾巴乱蹦乱跳，某些尾巴竟被击起一二米高！大胆之徒们，又如仓皇的动物四下逃蹿。我举起了话筒。公民们，我嗓音响亮地说，可耻！可耻呀公民们！一位日本小姐，就至于使我们中国人之间分裂到这种地步发狠到这种地步吗？
我又继续向前走。看着狼藉遍地的上等甚至极品级尾巴，我内心里倏地涌起一阵难过，鼻子不禁一酸，险些落下泪来。我市的尾巴公民，尤其那些一向有头有面有身份有地位在公众中具有影响的杰出尾巴公民，在这一个悲惨的日子里，十之六七一定都失掉了使他们备受尊敬的尾巴吧？这一场骚乱，显然的是一件大丑闻呀！如果让外电也报导了，不是会使我市的尾巴旅游业大蒙其羞吗？
我掉的也是兔子尾巴！
许多尾巴仍保持着生命的活力，在马路上抽搐着，扭曲着，蠕动着，甚至爬行着。仿佛许多受了重创不肯毙命的大小活物。更有的互相纠结在一起，形成一些丑陋的尾巴团。
我的！我掉的就是兔子尾巴！
一个巨大的尾巴团居然滚到了我脚前，我飞起一脚踢散了它。但同时我脚腕上也感到了一阵火辣辣的剧疼，显然是被某种带有毒针的尾巴蜇了一下。
这是我的尾巴！
我龇牙咧嘴蹲下了身，一只手想要去捂疼着的脚腕，却又不敢捂，惟恐一捂，毒性更加深入。
那些已经跃到了马路上的大胆之徒们皆呆愣了片刻，随即恢复了大模大样，继续翻寻他们的尾巴。他们的无畏成了很坏的榜样，更多的人从立交桥上、跨街桥上、人行道上拥到了马路上……
武警战士问我，首长，您没事儿吧？
武警战士们朝天开了一排枪。
我忍疼站直身，平易近人地说，别叫我首长。我怎么配是你们的首长呢？我不过奉市里的命令，配合你们平息这一场骚乱罢了。
哒哒哒……
他却啪地立正了，语调铿锵地说，是我们配合首长。于是周围的战士都啪地立正了，一个个精神抖擞地望着我。我被逗笑了，我说，同志们请稍息。既然大家非要视我为首长，那么现在请听我的命令：一部分人，立刻分头寻找花旗参枝子小姐。另一部分人，将所有这些尾巴，一条不丢地收集起来，送到义尾厂去。同志们，这些尾巴，经过加工修整以后，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呀！应当再为国家创收才对。尤其那些高级的尾巴，收集时千万当心，要单独放着……
我顿时感到了对我的威慑力的挑战，低声而坚决地下达了命令，鸣枪示警！
于是他们分头去执行我的命令了。
参与骚乱的人们一部分头也不回地逃之夭夭，另一部分胆大些的，逃上立交桥、跨街桥就不逃了，觉得足够安全了似的，还有些捂着流血的屁股，挤在人行道两侧看热闹的人中观察动态。也许他们或她们是企图将各自的尾巴找回去。果然，有几名男女仿佛在证明他们的无畏给别人们看，从人行道上跃到马路上，大模大样地从遍地尾巴中翻寻起自己的尾巴来。于是立交桥上、跨街桥上肃立不动的人们，也都开始跃跃欲试地往下走了……
但最终却没找到花旗参枝子小姐，她失踪了。而她的翻译，是被从一个垃圾桶里发现的……
我手持话筒，从警车上踏下，威风凛凛叉步而立。身后是数百荷枪实弹，单等我一声令下就进行严厉镇压的武警战士。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么强大过。放眼向前望去，马路上铺满了尾巴。都是人们互相从屁股上拽下来，或者用牙齿咬断下来的。估计大约有近千条之多。
我敏锐地预感到，花旗参枝子小姐，肯定是被一伙胆大包天的黑社会分子绑架了……
我率数百武警火速赶到骚乱现场。武警们的身影刚出现在街头，互相殴斗的人群便顷刻作鸟兽散。近几年人们吸取教训了，不吃眼前亏了。
事关重大，我当即返回市里去向市长和市委书记汇报。
市长的一只手立刻重重地拍在我左肩上，市委书记的一只手立刻重重地拍在我的右肩上，两人几乎同时说，好！就你去！
那时天已黑下来了。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没回家，正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我那只被蜇过的脚肿得非常厉害，他们一左一右将我扶坐在沙发上。
我倏地往起一站，大声说，我去！请党考验我！
市长问，你受伤了！
此时我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时？
我淡淡一笑，说没什么。不过一点儿皮肉之苦。
市长和市委书记一时脸色大变，二面相觑。分明的，来人添油加醋的报告，将他们都完全地惊呆了。他们两个是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自己脑袋的官员，我太了解他们这一点了。我看出他们都希望对方能在这种严峻时刻主动表示由自己去处理，但是他们都将对方的觉悟估计得太高了。
市委书记提起我的裤腿看了看，也问要不要立刻送我去医院？
就在此时，有人风风火火地闯入，气喘吁吁地报告了演出那边儿发生的事件……
我摇头说不用。市委书记亲自开了一瓶矿泉水递给我，我咕咚咕咚一口气儿喝下大半瓶，接着告诉他们，骚乱已经彻底平息了。没有流血，更无死伤。
市长紧接着说，我也当我也当！按章程得两个介绍人。介绍你这样的好同志入党，我替党万分高兴！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都欣慰地微笑了。
市委书记就又拍了一下大腿，表情激越口吻也相当激越地说，我当你的介绍人！我当你的介绍人！
市长说，好同志，好同志！真没白为你立塑像！
我赶紧替老苗辩护，说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自己以前的申请愿望不够迫切，不够积极主动地靠拢党。
我说，如果你们听了我下边的话，就不会表扬我了！
市长也连说，惭愧惭愧！这么好，思想表现这么突出，这么优秀的一位同志，却始终被关在党的大门外，太令人遗憾了。
他们见我表情严峻的样子，都催我快说。
他大惊，说你还没入党？说像你这么坚定不移地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怎么可能还没入党呢？老苗这个当过作协主席的，那时候究竟是干什么吃的呀！失职嘛！在组织路线上和思想路线上都严重地失职了嘛！
我说，我的话其实很短——花旗参枝子小姐失踪了！
我说，我还没入党呢。
失踪了？
市委书记忽然认真地问我，党龄多久了？
失踪了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思想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在别的方面，尤其在经济方面，恐怕再过十年二十年，也是没有资格在世界面前夸口的。惟独在思想的强大方面，却绝对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资格与我们中国相提并论。我们十二亿多人中，至少半数以上是深谙辩证法的诀窍的。而且几乎都是天生的辩论家。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武器，那永远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那永远是我们锐不可挡的法宝！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一和我们中国人进行思想交锋，除了一败涂地，再不会有另外的下场。眼前一位生动漂亮，自以为思维机敏的美国大号美人儿，不是被我的如簧之舌三下五除二就放倒摆平了吗？
据我推测，很有可能被本市的黑社会组织绑架了！
他们三个就都点头，表示接受我的建议。
市长顿时表示怀疑，你说我们市有黑社会组织？
我说，咱们都这么讲，大概她不信也得信了。晕过去的人一般不记得晕过去之前的事儿。总比告诉她是被我的思想冲击力冲击昏了好。那也太使她感到丢面子了！
我说，这有什么可惊奇的，至少有十几个黑社会组织吧。难道市长您此前闻所未闻？
市委书记问，这她能信吗？
市长怔了怔，嘟哝道，我一直分管经济嘛。治安方面，始终是市委书记同志在亲自挂帅抓着嘛！他将脸缓缓转向了市委书记，那意思是如果花旗参枝子小姐真被黑社会绑架了，责任也主要应由市委书记承担。
我又说，她一苏醒，必问自己刚才怎么了？咱们就都说服务员送来了一瓶XO，祝她采访结束。她不胜酒量，饮醉了。
自从这两位官员被我镶到高贵相框里，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以后，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他们了。也就有更多的“资料”对他们进行研究了。是的，我经常潜心研究他们，如同研究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并不艰深，研究起来还挺有意思的。他们真是既争又和的一对儿。他们争的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哲学上的“一分为二”了。他们和的时候，你又明白什么叫“对立统一”了。他们使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有了最典型也最标准的诠释。那句话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他们堪称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模范。比如本市有了什么似乎重大的成绩，而这一成绩又将被上边树为样板，或将由市里总结为宝贵经验自荐到上边去时，他们就必定的要争了。谁也没法儿劝止他们不要争。只不过有时明争，有时暗争罢了。哪怕那成绩是虚假的成绩。或虽算得上是成绩，但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成绩，仅仅是上边为了声势的热闹需要夸大宣传的一种成绩罢了。总之他们都是要争一通的。尤其在这成绩完全是由基层干部和群众实干取得的，他们谁都既不曾关注过，支持过和指导过的情况下，他们争得更其厉害。所争的实质有时很鄙琐，无非是在向上边汇报的文牍中写明“在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英明领导下”还是“在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英明领导下”——这一细微的差别，往往是他们争起来最计较最认真的。经过这一番争以后，他们一般总是要进行一次促膝谈心的。通常的情况下，达到了目的的那一个，向没有达到目的的那一个，主动说些表示希望进一步达到团结愿望的话，于是就又“团结”在一起了。反之，由于什么严重的事件，必须由他们中谁来承担主要责任时，他们互相推得也很激烈。当然，这一种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争，争的是“与己无关”，彻底的“与己无关”。写在检讨上的是“由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什么什么责任，还是“由于市长和市委书记”的什么什么责任，这一差别，也是他们最在乎最耿耿于怀的。通常经过这么一次，他们之间的团结会出现相当大的裂痕。但是列位，一点儿也不必为他们的团结忧患。只要他们共同度过了危机，又确保住了官位，他们总是会重新团结在一起的。何况，也不是一再地有成绩导致他们争，也不是一再地有责任动摇他们的官位，不是还经常有批判甚至反击性质的“运动”吗？这样的“运动”一经布置下来，便是他们同仇敌忾，空前团结，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像一只铁拳似的，极具战斗力的时候了……
我帮蔡翻译将史密斯小姐抬到长沙发上放平。之后我和他归座，四人都望着她，静待她自己苏醒。
但眼下，却又是他们各施高招要开始互推的时候了。
于是市长和市委书记才都长长地出了口气，定下心来。
我可不愿搅到他们之间去。我往沙发后背上一靠吸起烟来。我只想看戏，只想暗学。
我说，那是当然的。她没什么，一点儿事都不会有。只不过被我的话所具有的强大的思想冲击力和无可辩驳的逻辑力一时搞昏了头脑罢了。
市委书记听了市长的话，愣了愣，望向我说，不错。我是一直在亲自挂帅抓安定的问题。如果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我想任何人也不能否认，我抓的还是卓有成效的嘛！该开的会没少开，不是吗同志们？该发的文件没少发，不是吗同志们？该耳提面命强调的，也没少强调过。难道不是吗同志们？比如这一次，我要求宣传部长一定要出席陪同观看，入场券一定要发给那些讲文明有教养的公民，不得乱送关系票，不得有一张流失到不文明没有教养的人手里……
蔡秘书就红着脸爬起来了，报告说史密斯小姐的心脏还在跳动着。
他望着我，仿佛望着一位上边派来的“调查大员”，仿佛对我摆脱了责任，也就等于对上边摆脱了责任似的。
我踢了蔡秘书一脚，微笑道，你起来起来。叫别人撞见了成什么样子！会以为你行为不轨的。
于是市长的目光也望向了我，这时我脸上一时不知该做出怎样的表情才好。任何一种表情，不是会使市长不高兴，便是会使市委书记不高兴。
市长市委书记都搓着手，将没主意的目光望向我，仿佛两个惹了祸的孩子，担心大人不替他们承担责任似的。
我索性弯下腰，低下头，捂我那只被蜇过的脚腕。这样他俩就谁都看不到我的脸了。事实上我脚腕那儿也的确仍在疼，我夸张地发出哧哧的不停吸冷气的声音。
只有我一个人镇定自若，依然优哉游哉地吞云吐雾。
宣传部长呢？徐部长呢？难道他当时不在吗？他是干什么的呢！
蔡翻译显得更加慌张，双膝跪下去，煞有介事地摸史密斯小姐的腕脉。接着又干脆趴下身去，将一边脸伏在史密斯小姐乳峰高耸的胸脯上倾听她的心脏还跳不跳动……
市委书记突然发起脾气来，一副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怒相，大步腾腾地跨到电话机那儿……
市长和市委书记便都立即屁股离座。市长慌张地说，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
我问，您要给徐部长打电话吗？
蔡翻译还未来得及转问史密斯小姐，她已身子向前一倾，无声地扑倒在地毯上了。
他说，对！出了乱子到现在也不来汇报！我要他给我个交待！
市委书记忙问蔡翻译，她怎么了？她怎么了，我看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吧！
我起身走过去按住了电话，我对他说您不必打电话了。徐部长他此刻肯定不在家里，而在医院里。因为我已经初步审问了一下被逮起来的人中的几个，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当时的一些详情。据他们交待，徐部长当时也争着自荐要当“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来着。有人亲眼看见他的尾巴也被别人拽掉了。那么他这会儿不在医院里，又会在哪里呢？
我正大为得意之际，史密斯小姐却一手撑住额头，身子摇晃起来。
市长问，什么“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
蔡翻译刚译完最后一句，我忽听啪的一声，侧目一看，见是市委书记在他的膝盖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而市长在向我暗挑大拇哥，他们的脸上都呈现着非常激动甚至非常感动而又竭力克制的表情。我明白他们的激动他们的感动是由于我那么成功又那么滔滔雄辩地从思想上捍卫了“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史密斯小姐在场，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一定会同时站起，争相与我拥抱，并且都会连连拍着我的后背说，同志，亲爱的同志！谢谢你的表现！我们本人谢谢你！市委和市政府也谢谢你！尽管，我行贿，他们受贿；我腐蚀，他们被腐蚀；我希望他们堕落，他们就堕落；我做得高明，他们就甘愿被我利用——但在最根本的立场上和思想原则上，我们却又从来都是一致的，而且是必须一致的。因为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吃“社会主义”这碗饭的，而不是吃“资本主义”那碗饭的。“资本主义”不会允许我吃它，更不会允许我们瓜分它。对这一点我们都很明白，都保持着极为清醒的共识。我们必须发自内心地，出于本能地捍卫“社会主义”这只铁饭碗，金饭碗。“不吃大锅饭”，那乃是号召给别人听的，“砸烂铁饭碗”，那乃是要砸烂别人们的。我们却是要永远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的，我们却是要紧紧捧牢“社会主义”这只铁饭碗金饭碗的。吃不成“大锅饭”的别人们多了，我们才更能吃饱吃足。别人们的铁饭碗一只只被砸烂了，我们的铁饭碗金饭碗才有可能成为世袭的衣钵。列位，一句话操百种，这么跟你们说吧，自从我由三流作家而为一等儒商，自从我开始确信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原则，我反而变成了一名最最忠诚的“社会主义”的信徒了。这一种忠诚，早已经溶解在我的血液里了，早已经刻骨铭心了……
他这一问才提醒我——最主要的一点倒忘了向他们汇报了。于是我告诉他们，花旗参枝子的父亲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家。除了是银行家，还是实业家。在日本的铁路、海上运输、国际民航以及电子业方面，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股份。她父亲只她这么一个女儿。而且她父亲已患癌症，估计将不久于世了，她不久将成为家庭庞大资产的惟一继承人了。那庞大资产几乎会直接影响到全日本的三分之一的兴衰。她若嫁给谁，谁还不意味着成了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了？
蔡翻译一句紧接一句将我的话译给史密斯小姐听。史密斯小姐一阵比一阵傻兮兮地眨巴着她那双剪纸人儿般的大眼睛。我暗想，无论蔡翻译翻得准确不准确，史密斯小姐都一定被我的滔滔雄辩被我的胡搅蛮缠的逻辑搞得晕头转向了……
市长和市委书记不禁地互相看了一眼。
我缓缓从口中吐出一条烟蛇，微笑道，尊敬的可爱的史密斯小姐，您的问题，问得半对半错。我们目前是处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时期。但“坚持”一词，在我们中文中，也可解释为“紧拿着”的意思。您翻翻我们的《新华词典》，“持”的第一条解释，那就是“拿着、握住的意思”嘛！看问题要看本质嘛！我们是“拿着”、“握住”社会主义，滑向我们的理想国度嘛！我们是表面上“硬撑着”，而实际上很放松的嘛！因为我们有底。我们是手里“拿着”、“握住”一个主义，同时再“拿来”另一个主义。两个主义一起抓，两手都硬，都有我们的道理。而以你们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却只能死抱着一个主义不放，那就是资本主义！怎么着都只能是这一个资本主义。再演变也是换汤不换药！放弃了资本主义，你们还搞什么主义？没什么主义可搞了嘛！你们会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吗？你们是不敢搞的，也不愿搞的。即使敢搞愿搞，也没我们那么丰富的经验。你们是死抱着资本主义不放，你们是“坚持资本主义”，而且永远的只能“坚持资本主义”。我们的两个主义一起搞比你们一个主义搞到底要灵活得多！要有希望得多！要有前途得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嘛！我们一边“坚持”一边“滑向”，你们却是无处可“滑向”了！
市委书记问，当真？
我慢条斯理地按灭了已吸短的那一支烟，我从容不迫地又点燃了一支烟。在这不到半分钟的过程，我在头脑之中飞快地组织思想，确定了回答史密斯小姐的问题的逻辑……
我说，千真万确。这些情况，都是花旗参枝子小姐的私人秘书亲口对我讲的！
可史密斯小姐的话是向我发问的呀！她正在虎视眈眈地期待着我究竟如何回答呀！市长和市委书记也正在虎视眈眈地期待着我究竟如何回答呀！
市长却连连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仿佛出生以来，就只会说“原来如此”四个字似的。市委书记指着我又说，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重大的背景，你们尾巴旅游社怎么预先一点儿情况都不掌握？嗯？
幸而这样的言论不是我忘乎所以地发表的，而是史密斯小姐发表的。我再怎么忘乎所以，哪怕在酩酊大醉的情况之下，都不会说出与“坚持社会主义”相反的话。
市长也随之将目光瞪向我连连重复市委书记的话，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也有不可推……
但他们又是绝不能容忍别人当着他们的面发表任何一句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的言论的。
我只得低下头承认，是的是的。我也该负一份责任！我也该负一份责任！对我自己该负的责任，我绝不往两位领导身上赖……
依我想来，市长也罢，市委书记也罢，在紫薇庄园“放松放松”的时刻，“滑向资本主义”乃至“滑”向腐败堕落颓废的情状，那又是何等的乐哉快哉！
这时电话猝然而响。市委书记离得近，一把抓了起来……
老苗曾对我酒后吐真言，抱怨自己实际获得的，还比不上那些被他从酒吧、从歌舞厅拯救出来的姑娘们多。说她们都是些忘恩负义的东西，一旦命运转变了，就开始在他面前摆高贵的架子，装淑女的模样儿，打内心里瞧不起他了……
对。我是市委书记，市长同志也在。您在哪里？
老苗也是那里的一位颇受抬举颇受欢迎的常客。因为他从不一个人单独去，总是率领着一大轿车年轻貌美善解人意的姑娘们。她们来自各经济瘫痪了的文艺团体，或是老苗从某些酒吧、歌舞厅物色到的。姑娘们中有人脚踩两只船，同时傍着大款又傍着官员。正所谓红烟护其左，紫气舒其右。她们是些极善周旋于大款与官员之间的“人精儿”。从两边儿都揩着“香油儿”，而又能使两边儿相安无事，都喜欢她们并且不因她们争风吃醋闹出什么新闻丑闻。她们甚至还在大款和官员之间“拉皮条”的干活，促成一桩桩大款和官员之间的权钱交易。她们每次从中获得的提成数额相当可观。姑娘中还有些人“红颜薄命”，沦落于酒吧、歌舞厅，缺少跻身“上流社会”的机遇。对于她们，老苗简直是恩公。她们去过庄园几次以后，一般都能得到一位官员的宠幸。于是她们的命运便随之上升，不消多久，便摇身一变成了“白领丽人”。也有的经由宠幸她们的官员之引荐，被心照不宣地介绍给了大款们。大款们那都是何等聪明的些个人，自然对官员们引荐的她们另眼相看。于是她们也便脚踩两只船，从此更加时来运转了……
市委书记大人，市长大人，我是“凶尾帮”的！我现在通知你们，花旗参枝子小姐，目前在我们手里！我们将她绑架了！她的身价，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凶尾帮”要求你们通知她的父亲，派人送五亿美元赎回他的女儿！一个星期后我们若不见赎金，便撕票！
市委书记亲率常委们，驱车前往紫薇庄园，青春焕发地疯狂了个通宵，放浪形骸了个通宵。洗桑拿、按摩、唱卡拉OK、跳舞、打麻将，乐此不疲。那紫薇庄园，乃是比我出道早得多的一位房地产商赠给市委领导们的。那小子现在已经裹挟了数百万美金跑到国外去了。市委常委们不仅每星期必到紫薇庄园去“放松”一下，而且往往在那里举行重要的常委会议。一些关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举措和重要文件，往往便是在那里形成决议在那里定稿的。
对方说话的嗓门儿十分大，每句话我和市长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市委书记另一只手捂着话筒，眼望着我和市长，一时呆若木鸡。市长伸了下手，似乎想接过话筒，而市委书记，当然立刻就将话筒朝他一递。市长却又将伸出的手缩回去了，不仅缩回去了，而且背在身后了。于是市委书记就以一手捂着话筒一手递着话筒的姿态僵在那儿了。
于是市委常委作出一致性的决定，罢免了那一名胆敢当众信口雌黄的处长。一撸到底，永不再用，连作检讨以观后效的机会都不给。那位主持会议的副局长，因听任“反社会主义言论”大放厥词，不制止，不反驳，不批判，也受到株连，连降两级，成了副处长，同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我犹豫了一下，为了解决两位官员之间这一种尴尬的局面，见义勇为地从市委书记手中接过了电话。
于是我及时地想起了这么一件事——有次在某局副局长主持的处以上干部思想座谈会上，有一名处长说了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难以理解的大实话，无非就是普遍的中国人心存的一些普遍的疑问，结果便被汇报给了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大发其火，当日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将此事性质提高到干部队伍中“反社会主义思潮极端嚣张”的程度，率先予以严厉的声讨。市长也不甘中庸暧昧，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扮演市委书记的“思想战友”的角色，措词比市委书记更其严厉地指出，对这一股“极端嚣张的反社会主义思潮”，如果不予以迎头痛击和组织上的清洗，那么党还需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对方问我是谁？
我很理解此时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我太清楚他们为官的原则了。虽然他们往往敢以权谋私，甚至敢贪赃枉法，但是却从来不敢，丝毫也不敢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动摇。这些个阳奉阴违的共产党的官员啊，背地里越是鬼，在别人面前越要装出坚定不疑地信奉和维护社会主义的模样儿。正如史密斯小姐来者不善，居心不良，却偏要在我面前装出单纯天真幼稚的模样儿。
我机智地说，我是市长。我怕如实自报家门，对方拒绝和我说什么，把电话挂了。那么一来，线索不就断了吗？
但史密斯小姐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的反应，她只盯着我一个人。这时我已看透了，她的单纯天真幼稚的模样儿，完全是伪装的。
对方又问，你再大声说一遍，你究竟是谁？
我向他们瞟了一眼，见他们脸上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愠色。市委书记正在望着我，而市长正在望着史密斯小姐。
我只得对着话筒大声说，我、是、市长！
这一声“嗯”，不知是发自市长之口，还是发自市委书记之口，明显地连带出了浓浓的一股意味儿，如同被当面放肆而又严重地冒犯了。
我刚一说完，电话那一端静默了。我拿着听筒等了片刻，正要将电话挂上，却又传出声音了，喂，你他妈的听着！你根本不是市长！你是“V·文经集团”的王八蛋老板！你他妈的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对话？快他妈把话筒给市长或市委书记！叫他们中的一个接着听！
嗯……
显然，对方身旁有人。那人既熟悉市长的声音，也熟悉我的声音，而且非是一般的熟悉。
妈的，这个美国小娘们儿，真想不到会问出如此刁钻的问题来。我定眼瞪着她，见她的模样儿却很单纯似的，很天真很幼稚似的，仿佛学生在向老师诚心诚意地求教，希望澄清困惑，指点迷津似的。
我不得不将话筒朝市委书记递过去，但他往后退，不接。脸上已淌下冷汗来。
她的话问得我一愣。
我又将话筒朝市长递过去，但市长两只手都背到身后了，一个劲儿地朝我摇头，而后又一个劲儿朝我努下巴颏儿，那意思是还是由我来对付的好。
她说，那她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非要咬紧牙关，憋足力气，硬撑着，受苦受难似的搞社会主义呢？为什么不放松地，顺其自然地滑向资本主义呢？我从资本主义来，我的感觉是，我来自的那个资本主义，并不比你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糟糕多少啊！
天可怜见这两位平素高高在上的官员，何曾想到过，有朝一日他们得跟黑帮打交道呢！分明的，他们早已都心乱如麻，半点儿也没了主张。
她耸肩了。从开始采访我，她第一次耸肩。
但我却和他们不同了。起码，我比他们早两三年就知道，本市确有几伙黑社会帮派势力。他们的势力也非同小可，帮羽遍插各行各业，甚至包括公检法部门都有他们的骨干分子。只不过他们一向从事的乃是经济犯罪，而且对共产党的法规政策倒背如流，最善于变非法为合法，所以有别于流氓团伙。我是作家时，便和他们之中某些人有过若深若浅的交情。我是儒商后，黑红两道，过从都很密切，颇积累了一些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因而电话听筒虽然握在我手里，却不至于像市委书记似的脸上淌下冷汗来。
在我停顿下来梳理自己的思路，以便再夸夸其谈一番时，史密斯小姐摆出一副虚心求教的模样问，梁先生，你们总强调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防止中国滑向资本主义，这“坚持”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坚持”嘛，就是咬紧牙关，憋足气力，硬抗着呗！她又问，那“滑向”呢？我说，“滑向”嘛，就是顺其自然呗！好比小孩子玩滑梯，很放松，很自在，哧溜的一下，就完成了一个美妙的过程……
市长和市委书记都不接电话，我又不好当着他们的面儿将电话挂了，尴尬便转移到我自己身上了。将电话挂了太简单了，谅他们也不至于责怪于我。他们自己都不敢接，还有什么理由责怪我呢？但那么一来，我不是将自己降低到和他们一样的程度了吗？不要说他们以后内心里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将我当成个非凡的人物，我自己首先就太瞧不起我自己了！何况我胸膛里逐渐产生了一股冲动。一股英雄豪杰面临大事件顶天立地叱咤风云般的大气概！我要向市长和市委书记证明——为我在市人民广场立镀金的全身铜像，那的的确确是立对了的！
自从我由作家而儒商以后，已经接触过几次西方记者的采访了。我渐渐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你一谈“中国特色”，他们就大摇其头，一个劲儿地耸着肩膀表示一百个不理解。但是，你若谈出比西方更西方的社会思想，你若谈出比美国更美国的资本“主义”，他们往往就会觉得你不但是自己人，简直还是他们的导师了。
我突然对着话筒破口大骂！
史密斯小姐也听得极其认真，也不停地在小本儿上记，始终没打断过蔡翻译。如同一名虔诚的女信徒，在通过翻译聆听主教大人的宗教之诲。
由着性子骂了一通之后，电话那一端又是一阵静默。对方既不挂线，也不开口说话了，仿佛被我骂哑巴了。
我说一句，蔡翻译翻一句。他的确听得非常之认真了，不停地在小本儿上记，翻译得也相当认真，相当谨慎，看得出是在字斟句酌，似乎惟恐翻译不当，使我的原话走板，使史密斯小姐误解了我的意思。
良久，一个冰冷冰冷的声音低问，那么，你们是根本不在乎花旗参枝子小姐的身家性命了？——已不复是原先那个声音了。冰冷冰冷的语调中，遥远地传达过来恶毒阴险的杀机。
我也重新落座，吸着一支烟，慢条斯理地开口道，刚才，史密斯小姐谈到了所谓泡沫经济的问题。不错，我不否认，我市目前如火如荼的尾巴文化运动，带有很大的商业操作性。也可以坦率地说，带有很大的商业炒作性。我市的尾巴经济现象，同样带有泡沫经济的性质。但是，我们中国人以前是不懂什么泡沫经济的。这是跟西方学的，尤其是跟美国学的。泡沫经济有一个大好处，那就是产生资本家。西方的美国的老牌资本家们，十之五六是在一次次泡沫经济中发家的。中国刚刚迈进商业时代的第一道门坎儿。而一个成熟的商业时代，必须为它自己诞生出许多资本家。所以说，泡沫经济对我们中国有很大的好处。你们不曾怕过的，我们中国人也绝不会怕。我们的边贸泡沫过一阵子，产生了一些大小资本家。我们的特区现象热也泡沫过一阵子，也产生了一批大小资本家。我们的房地产、股票、期货，都泡沫过一阵子，都产生过一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而我们的尾巴经济，还泡沫得远远不够！还需要我们加入更大的皂性因素，还需要我们搅起更多更多的沫儿，吹出更五光十色的绚丽多彩的泡儿，需要以更超常规的方式方法，吸引我们更广大的民众参与这一场空前的泡沫经济的大游戏！结果无非是又诞生了一些大小资本家嘛！至于有人跳楼，有人失业，有人孩子上不起学，贫富不均和腐败，那都是次要的！全世界各个国家不是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吗？你们美国不是也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吗？我们中国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了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以后，就要看各人的修行，各人的造化，各人的机遇，各人的本事了嘛！
他的问话正中我下怀。
见我们都笑了，史密斯小姐也轻松地笑了。刚才我们之间像发生了什么严重分歧似的对话，分明地使她感到了深深的不安。我觉得她终于是搞清楚了这么一点——包括她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小姐在内的五个人中，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如果我显得有些不高兴起来，那么别说她这位采访者了，就连本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也会不安的。她能通过察颜观色搞清楚了这一点，使我的心理那时刻感到很大的满足。
我也以冰冷冰冷的语调说，很好。你们已经认识到我有资格代表市长市委书记和你们谈判了，这是一个进步。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这很好。现在听清楚——你们要求市里替你们通过花旗参枝子小姐的父亲派人送五亿美元来赎她的命，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市长市委书记也都高兴地笑了，气氛立刻又变得亲和了。至少在我和市长和市委书记和蔡翻译之间是这样。
难道五亿美元她父亲还拿不出来吗？
蔡翻译这才转忧为喜。
混蛋！首先不是钱的问题！对一位拥有三分之一个日本的资产的父亲，为赎女儿的性命，五亿美元算什么？但他的女儿在中国，在我们这座城市被绑架，再由我们通知他从日本派人送五亿美元来，你们置我们中国人的脸面于何地？结果必然是惊动国际刑警组织与我们采取联合行动对付你们，那你们将猴子捞月亮，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立刻换了一副亲近的笑脸，拍拍蔡翻译的肩，望着市委书记说，嗨，韩书记，你怎么也不预先和我通个气啊！小蔡，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咱们不是建起了义尾厂嘛！明天你到厂里去，我亲自陪你直接到电脑设计室，极品级的义尾任你挑！免费移植！并且享受永久免费保养资格！
话筒那一端再次沉默。几分钟后，又换了一个声音说，老兄有何高见？语调比前几个人温和多了，温和之中带有套近乎的意味儿，仿佛我是他们的同伙，或是一名绑架老手，有着丰富无比的经验，他们是在虚心向我讨教，希望我能指点他们绕出迷津似的。
我不禁噢了一声。
我朝市长和市委书记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我已将对方稳住了。于是他们都趋向前来，一左一右站在我身旁，各自将一边耳朵凑近话筒，屏息敛气地倾听。
市长也又悄声说，梁总，有一点你可能还不知道，小蔡他是咱们韩书记夫人的侄子……
我大声说，不许你们称我老兄！这是对我的侮辱！你们再给我竖起耳朵听着——我们会派人按照指定的地点和时间送去赎金的！但你们如果胆敢伤害花旗参枝子小姐一根毫毛，你们的狗命就得全他妈玩儿完！
市委书记又悄声说，小蔡他真的有尾巴，真的……
市长和市委书记，又一次同时从两边儿向我竖大拇哥。
蔡翻译嘟嘟哝哝地进行了一大番解释。他那样子窘得要命，自卑得要命，简直有几分无地自容了。
您的意思是，由市里出赎金？
和别人一样，长在屁股上。只不过……太细小了……我长的是蝌蚪尾巴……又细小又娇气的那一类，而且怎么也长不长。早就听说您的尾巴是属于极品级的，是引导尾巴文化和尾巴艺术潮流的……所以……所以穿在裤子里边了，自惭形秽，不好意思往外露……何况那么细小，露在外边别人也不太容易注意到。即使注意到了，也肯定会取笑于我的……
对！
有？……在哪儿长着呢？
这可不行！这怎么可以呢？我们“凶尾帮”的弟兄们，是打算狠敲小日本儿一笔！这年头儿，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嘛！但我们可没打算敲共产党！没打算敲国家！国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用汗水钱积累起来的吗？我们“凶尾帮”是有宗旨的。我们既不祸国，也不殃民！再者说了，我们知道我们这座城市的财政的底子，五亿美元的亏空不等于雪上加霜吗？兔子还他妈不吃窝边草呢！那么多下岗的失业的工人兄弟，那么多上不起学的穷孩子，那么多需要救助的贫困家庭……
蔡翻译一时手足无措起来。
对方越说越来气，越说话越急，越说火越大。说着说着，竟也破口大骂起来，先骂我连起码的爱国主义都没有，连起码的体恤百姓的心肠都没有。接着骂贪官，骂污吏，骂倚仗父辈权势窃国的衙内，骂与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巧取豪夺的暴发户……
有……有……
总之是在电话那一端骂了个天翻地覆慨而慷！骂得我一次次将听筒举远，骂得市长市委书记脸上都白一阵红一阵的。最后竟骂得那听筒唾沫四溅，仿佛喷水的莲花头似的。显然，对方的唾沫是顺着电话线传过来的。
一个人英语水平再高，如果没尾巴，那就不配在这种场合之下充当翻译了！英语水平又高又长着体面的二级以上尾巴的人多了，干嘛非要用没尾巴的？这么一来，不是就将我们政府的人事部门组织部门社会人才交流中心等部门的用人标准降低了吗？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我和市长市委书记往后躲避唾沫之际，对方将电话挂断了。
我忽然从蔡翻译身上发现了问题，口吻冷冷地问，怎么，你没尾巴？
我们三个人一时你看我，我看他。因为对方的一通破口大骂，并非泛骂而已，也并非指桑骂槐，重点还是指名道姓地骂的我们三个。我生平第一次被那么狗血喷头地大骂，我想他们更是。对方历数我和他们权钱交易的种种勾当，痛揭我和他们的种种腐败丑行以及糜烂堕落的享乐方式。仿佛早就一笔一笔地为我们暗记了一本账，终于有了个机会对我们进行一次模拟宣判似的。显然的，对我和本市最高官员之间的犯罪关系了如指掌……
一个人掌握着亿万金钱的感觉真好！亿万金钱使你有资格与某些官员平起平坐，特殊的情况之下，还有资格不将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尊严放在眼里。在他们也沾了你所掌握的亿万金钱的光以后，你有时候甚至可以完全不将他们当成一回事儿。我对蔡翻译对市长市委书记说话时，史密斯小姐默默从旁察颜观色。我想她心里一定非常困惑，为什么市长市委书记对我比我对他们似乎敬意有加？
市长和市委书记看着我的目光，好像很无辜，好像他们原本是廉洁无私两袖清风的官员，不幸名声受了我的玷污。我心说，老子还觉得自己的名声受了你们的牵连呢！我又没有当官儿的野心！这年头，不是仅仅因了一个钱字，有哪一个哪怕稍微有点儿自尊的人，愿与你们这等表面上道貌岸然，动辄满口冠冕堂皇的词句的伪公仆穿一条裤子啊！
于是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脸也红了一阵，他们容忍地相视一笑。
市委书记终于首先省过神来，问我对“凶尾帮”了解多少？
这使我很不高兴，我板起脸说，我评价他的翻译水平了吗？我只不过提出起码的要求嘛！
我说，“凶尾帮”是由本市一些长了最凶恶最丑陋并且最具毒性进攻性杀伤性的尾巴的男女纠集在一起组成。他们的平均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他们的人数大约有二百之多。他们由于长了最受歧视的尾巴，理所当然地遭到我们这个以尾巴的等级划分尊卑贵贱的社会的拒绝和排斥。甚至也受到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亲人的拒绝和排斥。他们是一些被斩断了亲情脐带无家可归的尾巴人。
他们这么说，大概是觉得我对蔡翻译的态度未免太那个了。
我问市长市委书记是否知道这样一件事——曾有一名长蟒蛇尾巴的男性尾巴人，用尾巴缠死了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以及邻家的一位女歌星，最终被武警用火焰喷射器彻底消灭掉了……
市长也悄声附和道，对对，是最棒的，是最棒的。
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连这一件使全市人一个时期内惊恐不定的事都不知道，足见他们一向高高在上，耳塞目盲，官僚主义到了何种程度！
市委书记悄声对我说，小蔡的英语翻译水平，是我们市委机关最棒的了。他今天来作翻译，是我亲自点的将。
我又说正是从那一件事发生以后，他们才纠集在一起的。他们对抗社会，报复社会，专门袭击长了高级的和极品尾巴的社会名流。致使一个时期内本市人寿保险业忙得不可开交。
平心而论，尽管我、市长和市委书记一句英语也听不懂，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翻译的水平是很流利的。史密斯小姐对他的翻译显然也很满意。因为他翻译时，她脸上一次也没出现过异样的表情。我只不过不太喜欢他这个人，究竟为什么不太喜欢，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也许仅仅因为他体态略显胖了点儿，而且脸是圆的。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脸是圆的，像圆茄子似的光溜溜的毫无棱角不长胡子，在我看来是有几分可笑的。我认为当翻译形象如何也是不容忽视的。女的应该漂亮，男的应该英俊。我们“V·文经集团”之外联部，就很有几位才貌双全的翻译。真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这么一位爷！
我只顾向市长和市委书记解释，待想到电话时，“凶尾帮”们已挂断了。
他毕恭毕敬，喏喏连声。
我和二位公仆便都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沉默。那一种沉默持续了很久。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都以接近白痴似的愚钝的目光望我。他们的目光证明了他们的束手无策。我有点儿同情他们，又有点儿幸灾乐祸。同情他们乃因他们与我的特殊关系意味着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进一步侵吞和掠夺本市的财富，我还不能不仰仗他们手中的权力之“协助”，还不能不邀他们一并参与瓜分。道理是那么的简单，没有他们这号伪公仆的存在，我的财富欲就不能满足；没有我的存在，他们手中的权力难以直接或间接地“变通”为他们由尊者而富人的财富。当上了“V·文经集团”总裁以后，我对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严肃地对翻译说，现在，你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我说的每句话，认真记，以便认真翻译。
于日理万机的百忙中我挤出精力潜心研究了中国自有阶级以来的历史，结论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的尊者们之所以被我们现在还当尊者纪念着，乃因其言也廉，其人也廉。比如尧舜禹，比如黄帝；近代的比如孙中山和他的民主革命的同仁；比如毛泽东和他那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今人可以从许多方面指责毛泽东，但毛泽东毕竟清廉。现在的某些伪公仆们则不大相同了。他们是人之将腐，其言也廉。心之贪极，其言廉极。例如立在我面前的二位公仆，他们对金钱和财富的贪欲，比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只不过他们尚披着“公仆”的外衣，不敢像我那么放手放脚地大肆侵吞和掠夺。只不过我非“公仆”，见钱眼开之际没他们那么多顾忌，不像他们那么虚头巴脑。但我的哪一次获得中没有他们的份儿呢？我敢忘了暗中提成儿给他们吗？我幸灾乐祸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因我常觉得对我而言他们是两个不折不扣的剥削者。他们天经地义地从我手中剥削去的那一部分金钱，每使我心刀剜一般疼！对这座城市的财富进行的一次次侵吞和掠夺，那都是处心积虑地充满了极高智慧的举措。不但要变非法为合法，还要堂而皇之地变，还要巧妙地严严密密地隐蔽了权钱交易的幕后勾结，也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掩护他们作为“公仆”的清廉形象，我他妈容易吗我？而他们一次次从我手中接过巨款存折，或接过豪华别墅的产权证书以及进口名车的车证时，竟都他妈的那么理所当然似的。存折、产权证书和车证儿上，一向注明的都是他们的儿子、侄子、女儿、外甥女、小姨子、大舅子的名字。他们自己一如既往地住在市委大院国家按照干部级别限定了的公宅里，若用尺子量一量谁都不“超标”。而他们实际上又是本市许多幢豪华别墅的产权的真正拥有者。他们自己坐的是“奥迪”，而他们实际上又是本市许多辆“奔驰”、“宝马”、“公爵王”的真正车主。我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和对他们的嫌恶程度是相等的，我对他们的亲爱和对他们的鄙视也是相等的……
市长和市委书记都说，对对，应该应该。
太过分啦！太过分啦！五亿美元的要求太过分了！这是公然向共产党进行讹诈！
那时刻她的脸已红到了不能再红的程度，如同戏剧舞台上酒醉的贵妃。我扶着她一边儿的胳膊肘，送她归座后，转身笑对市长和市委书记说，二位领导，我这人不喜欢张扬。所以出了经济学专著，编了经济学辞典，也就没送给你们，请你们千万不要见怪。他们都说，不见怪，没什么。我又说，二位领导，你们千万不要听她刚才胡扯。她一个美国女人，懂什么中国经济！现在，我要耐心地给她上一课。免得她归国后，影响了别的美国人对中国目前经济现状的看法。
市委书记突然挥舞手臂大声嚷嚷起来。
她对那厚厚的烫金封面的三大本书的分量估计不足。虽然是用双手接的，那分量还是使她的双臂往下坠。结果一本书掉在地上了，她蹲身捡时，另外两本也掉在地上了。三本厚厚的书刚捧住，眼镜又掉在地上了。翻译正要替她捡起眼镜，我扯了他一下，将他扯到了一边去。我亲自弯腰替她捡起了她那框子雅致的眼镜，从兜里掏出手绢，擦了几下接着替她戴上。这也是个细节问题，该充分表现男士对女性的殷勤礼貌的时刻，我怎么能允许那半胖不胖半傻不傻的翻译抢了我的表现机会呢！我替她往脸上戴眼镜时，她还没来得及归座。她只得弯着腰，双手捧着三大本厚厚的沉甸甸的秦砖汉瓦般的书，将她那张漂亮的脸微微扬起着凑向我。于是我有机会在最近的距离细看一个美国女人的漂亮的脸。于是我发现欧洲人的脸其实是经不起细看的，一细看就会发现他们的皮肤其实较粗糙，毛孔儿也较明显。哪怕是一张年轻的漂亮的女人的脸竟也是这样。我顿觉索然。
市长“嘘”了一声，不安地向会客室的门瞟。我悄悄走过去将门关严了。
我并没有直接送给她，而是送给翻译，由翻译转手送给她。列位，我是个很注意细节的人，作家出身嘛！由翻译转手送给她的妙处是——使她从心理上感觉到我仿佛是在赐给她似的。是双手递双手，还是由第三双手转送一下，我认为这恰恰就是赠与赐的最细小也最微妙的区别。
市长愁眉苦脸地嘟哝，五亿美元，四十多亿人民币啊！咱们这个小市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大半啊！
趁那金发碧眼的小美国娘们儿脸白脸红发呆发愣的当儿，我已经飞快地在我的两本英文版经济学专著和我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上签了名。
听他的语调，像是要哭。
我不是仅用几番吹牛皮的大话就彻底打倒了一个吗？
我说，他们在电话里声明，本意并不想讹诈共产党……
可不都是纸老虎嘛！
市委书记将脸转向我，手臂又是一通乱挥乱舞，那他们是想讹诈谁？你说他们是想讹诈谁？你别光眨巴眼睛！你说呀说呀说呀！
这时我便想到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的英明教导——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我觉得市委书记似乎有点儿歇斯底里了。他们这等伪公仆一向如此，平日高高在上，谈起“客里空”的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仿佛没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克服不了的困难，摆不平的事情。仿佛先天具有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似的。而有限之极的能力一旦面临挑战性质的大考验，就原形毕露了，方寸大乱了，毫无主张了。
翻译将我的话译给她听后，她由起初的肃然起敬而受宠若惊而终于的诚惶诚恐起来了。
我避开市委书记的目光，望着市长，卑恭地微笑了一下，慢条斯理地说，市长，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们是不是在电话里声明，本意想讹诈的是日本人，具体讲是花旗参枝子的父亲。否则他们要求是人民币不就得了吗？干嘛要求非得是美金不可呢？
反正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吹牛撒谎是无须投资的，我还谦虚个什么劲儿呢？
市长连连点头道，你没听错。他们的本意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我对翻译说，我能送给她英文的吗？你告诉她，我的书已经译成了十七国文字，在十七个国家引起了经济界和商企界的普遍关注。影响了十七个国家的对华商业政策。某些国家的大商人大企业家，就是由于读了我的书，才大胆地毫无顾虑地到中国来投资来兴办企业的！连他们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本人，都通过驻华大使来向我求书！克林顿总统读过我的书后，曾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的书使他受益匪浅。还说就他个人而言，愿意反省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并且邀请我以他的私人友好的身份到美国去旅行。只不过我太忙，没时间没精力成全克林顿总统的美意……
于是我将目光望向市委书记，又卑恭地微笑了一下。此时，对“凶尾帮”那方那一个既熟悉市长的声音，也熟悉我的声音的人，我已经判断出了可能是谁。而且我确信我的判断准确无误。于是一个火中取栗的计划迅速在我头脑中孕育成形。这计划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而也具有极大的刺激性，是我此前一切谋财计划中最大也最高级的。成功了，我将摇身一变是真正的亿万富翁。我同时树立起了稳操胜券的信心。
没容翻译对我转告完她的意思我就笑了，我相信她说的话是真诚的，没有半点儿使我难堪使我下不来台的居心。因为她对翻译说时，她的表情有几分受宠若惊。
你还笑！你还有心情笑！你居然还笑得出来！我倒要问问你，你笑什么；究竟笑什么？
但是她却对翻译说，她不能接受我的书，因为她一个中国字也不认得。印制如此精美而又如此有价值的书赠给她，等于成了书架上的摆设。
市委书记不但焦躁，而且恼怒起来了。
翻译告诉了她以后，她望着我捧着的沉甸甸的书，两眼不禁一亮，表情顿时变得极为肃然了。
市长低声说，同志，你先别光火嘛！他笑，必有他笑的理由。就是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反正已经笑过了，也不值得你发这么大脾气啊！别忘了你我是领导，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应该显得沉着冷静嘛！不要失了领导者的风度嘛！
我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两本厚厚的经济学专著，又取下一本更厚的经济学大辞典，捧着对翻译说，你告诉她，我要选送她这两本我的经济学专著和我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然后再回答她关于泡沫经济的肤浅问题！
我及时向市长投去感激的一瞥。暗想我此前贿赂市长的钱，一向比贿赂市委书记的钱多一些，看来还是英明正确的。
唉唉，其实我内心里当时很羞惭。比起来，也许人家美国人就是比咱们中国人诚实。起码这位漂亮的、金发碧眼的美国小姐，比我这个恬不知耻的中国男人是诚实的。她本可以当着我和市长市委书记的面说假话，自吹自擂一通。哪怕她说她是全美最有发言权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我们也无据可查呀！可人家并不，人家诚实地对我的发问一概摇头。人家还红着脸，不无愧色地通过翻译如实相告——她只不过是一名小报记者，而且只不过是专门报导文化信息的小报记者。我的博士学位，却是花大钱买的。我的经济学专著，也是花大钱买的。这很简单，暗中塞给某位经济学教授一大笔钱，他的专著不就是你的了吗？所谓经济学家，是向别人指出资本增长的规律，教给别人挣钱的门道的人，自己并不见得是富人，甚至可能是清贫之人。我花高价买他们的专著，用羊皮纸封面包装，印上我的烫金的尊姓大名，实在也是各得其所，两相情愿，变通搞活之事。
我够冷静的啦！够有风度的啦！市长同志，你给我听明白了——如果不能从“凶尾帮”们手中营救出华旗参枝子小姐，日本政府将会向我们中国政府追究责任的！从省里到中央将会对我们逐级问罪的！美国之音正愁没有关于中国的世界性新闻评三评四呢！咱们二位，在政治上以后也就没戏唱了！
我说一句，在她膝上不轻不重地拍一下。于是她就将她那双秀腿偏向了另一边，并且扯扯裙子，罩住了她的膝部。翻译将我的话译给她听后，她的脸更红了，表情更不自在了。
市委书记一步跨到市长跟前，铁青着脸对市长嚷嚷。那番话与其说是阐明利害，毋宁说是训斥更恰当。
我说，亲爱的小姐，如果您和经济学根本隔着行，那就请免开尊口！在我面前谈中国的经济现象，那您是班门弄斧！因为我是经济学博士，我有专著！我不但有杰出的理论，还有杰出的实践经验！
我想我可长了见识了，亲眼看见一位市委书记如何训斥市长了。以前老曹告诉我，市委书记常常要在地位上压制市长一头，我还始终有点儿不信，果不其然啊！
我这一连串儿的发问，使漂亮的风姿绰约的小美国娘们儿的脸一阵比一阵红，表情大为不自在起来。她在座位上扭着身子连连摇头。我当然是明知故问，后发制人。
我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说，两位父母官，少安毋躁。都请听我解释我为什么笑……
我通过翻译问她毕业于美国哪一所名牌大学的经济系？取得过经济学方面的什么学位？论文的研究题目是什么？她的老师或者导师是出版过专著的经济学家吗？
市长也迁怒地冲我吼，别对我解释！他是第一把手。他决定，我配合，你对他一个人解释好啦！
由于他们没到过美国，他们对于美国佬分析和预测中国的观点，比那些到过美国的官员更加迷信，更加奉若神明。所以我必须对那金发碧眼的美国娘们儿当面予以毫不留情的驳斥。
市长说罢，走向沙发，一屁股重重地坐将下去，低头吸烟。
很遗憾，我们的市长和市委书记，还没到美国去访问或考察过。他们只去过越南、北朝鲜和分裂了以后的苏联，具体说是去了莫斯科。在那些国家他们很是风光了一把，觉得自己们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大国的使者似的。回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常以嘲笑加怜悯的口吻，介绍越南的乱，北朝鲜的穷，莫斯科的危机四伏。他们说过的最精彩的话，是对北朝鲜的考察所作的概括性结论——“在意识形态上像中国的五十年代，在物质水平上像中国的六十年代，在政治上像中国的七十年代”。就差没直说北朝鲜是沉舟病树，没救了，完蛋了！
我也走向沙发，也一屁股重重地坐下去吸烟。
翻译将她这一番话翻译了以后，看见市长和市委书记彼此交换着的目光，我急了，心想这王八蛋娘们，不是跑中国来坏我的大事儿嘛！列位，你们都知道的，我们中国的一些官员，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的为数不少的官员，其实是些腹中空空，既不懂政治，更不懂经济的大草包。他们能当上官儿，除了靠机遇，靠沾体制的光，再就是靠说假话，靠惟上峰之命是从，惟上峰之马首是瞻了。由于他们不懂，所以他们又一向迷信。从前是迷信上一级官员的。村里迷信乡里的，乡里迷信县里的，县里迷信地区的，地区迷信省里的，省里迷信中央的。中央如果犯了路线错误、方针错误、政策错误，那就一错到底了。现而今，他们中有些人不太迷信上一级官员的了，内心里开始迷信起外国人的了。在外国人中，又最为迷信美国佬。他们中有些人，到下边视察，召开会议，或作报告，动辄一开口便是这样的话——最近我到美国进行了一次考察，人家美国……美国人认为我们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形式……美国经济学家对我们中国所作的分析和预测是……他们如果说他们自己认为，他们自己所作的分析和预测，听的人准不认真听。即使表面上装出认真听的样子，内心里也是大不以为然的。实际上他们中有些人也有自己的认为，也有自己的分析和预测。区别在于有的有见地，有的毫无见地，有的相当深刻，有的肤浅得简直就没法儿对话。而最主要的区别则在于，有的有资格当众夸夸其谈，颐指气使，自以为高明，有的完全没有这种资格，只能永远地充当听众，充当忠实的不折不扣的传声筒和执行者。只有当一位官员引用外国人尤其美国佬的话时，他的认为，他的分析和预测，才似乎具有权威性，不精彩也似乎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