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嚷嚷，我把吊顶上的线给你拆了！”
“两个阅览区位置对调，图纸改了早都告诉你了！”
我低头看看兜里攒的维稳词汇，一个个排队发出去，不知道够不够：
“你不给我预留电源，我怎么安装电脑？”
“消消气啊”“大局意识”“互相包容”“工作还要继续推进……”
六个标段招标结束，花落各家，聚成一个微信群，平日静悄悄，某天突然炸裂。此前，消防部门曾向家具方提出意见，必须修改书架布局，空出大面积消防通道。家具方将修改后的图纸上传群里，却被装修方忽视了。一个月后，家具和电器即将进场，吊顶上的电线布局依旧错误：
我的私信响起来：
这一夜我被歉意压得睡不着。半年之后，我第二次为碑林区图书馆编书目，换了方法，只向书商索取书目，不麻烦他们修改，所有删改增补的事都由我自己来。同一书名如果有不同版本，我对比出版社和译者、注释者，寻找ISBN号，一个一个地敲击进表格里。这大概很难成为一种科学高效的编目方法，也不宜推广。我的敲击又慢又笨，但于心安宁。
张三：“杨局，你怎么能这样偏向李四？”
第二天开标。有一页纸是书商的承诺和签名，大部分字迹都歪扭松垮，只有右下方冒出一行秀丽的字，特别出挑。我猜是中图网的，果然是。然而他们以微小的分差输了，那一页我拿在手里看了很久。认真读书写字的人没有取得胜利，我心里替他们惋惜。我让中图网修改过多次书目，此刻都成了我的亏欠。我自创的这种编目方法是公允合理的吗？我是否有权利让书商在前期付出那么多的劳动？
李四：“杨局，你怎么能这样偏向张三？”
我很少见到相处这样舒适的中年夫妇，听得出来他俩确实是读书人。这一次的书目，是我收到各个书商的修改稿之后又与我自编书目合并的。中图网的书目质量最高，修改过程最细致，我希望他们能中标。
王五：“杨局，我才是最委屈最无辜的……”
中图网来了一对夫妻，女的穿着暗花棉麻小薄袄，声音熟悉，正是电话里那个柔和的人；男的穿得也素，不像商人，像书生。他和她说话都缓，互相补充着说，不打断，不抢话，像是两根织毛衣的针，一来一回，把话头轻轻给对方递过去。十几年前，他建起这个网站，现在已有许多员工，他还是喜欢亲自去出版社挑书，辨认书的好坏。他也去仓库搬书，不觉得累。他说他从来不给员工发火。她说：“他偶尔发火，是给我一个人发。”两人的眼睛笑弯了。离开我这里时，他问她：“下雨了，你穿那个会冷吧？”他护着她的脊背，走进微雨中。
装修方希望我能让步，他提出一个瞒天过海的方案：“消防验收当天，我把家具摆到合法位置去，验收完了再挪到另个位置。这样我就不用拆开吊顶重新布线。”但是，消防是大事，在安全上造假，我坚决不通融。
我依照条例适度修改书目，紧接着就开标了。开标前一天，几个书商陆续来我的办公室询问我的意向。我没有意向，公平竞争。
后来我发现，这个微信群的发言很有规律，只在沉默模式和暴躁模式之间无缝切换，没有中间态。他们互相耽误的人力工时，折合的全都是钱，因此吵闹不休。同样，因为经费紧张，我收到的设计图纸上所有墙面都是空白，没有任何装饰。那简陋的样子像是临时搭建的移动板房。
我的这些想法不太吻合条例，也不够系统不够深刻，但我希望能有一个向上反映的渠道，能改变一丁点现实。在保证图书馆能顺利评估的基础上，我坚持留一些书目。我对弟弟说：“想要我全买三年内的书，很容易，五分钟就能让书商配好。我何苦加班熬夜？但是这个书目，我不是为书商做的，也不是为评估达级做的。这个书目，我是给人民做的。”弟弟爆笑，猛摇我的手：“姐！姐！你刚才那句话，可以进党课了！”我也爆笑。这是我说的话吗？这么正经儿！
我拿着图纸叹气，少儿区凹进去的墙面超过十米，那样白兮兮地立着，太单调了。我说，给孩子们做一点彩绘图案吧。
我后来在《送法下乡》中读到类似观点：基层实践往往是弱势话语，不被高层听见。法学家苏力走访中国农村法庭，发现司法研究中高层和底层有着断裂。书房里的法学家把法治的实践问题看成是观念问题，守住准则不放。他们有时忽视来自民间的、底层的、原生性的地方性知识。
装修方说：“这得加钱。”
专家常年在大型图书馆工作，也发表过许多论文。我并不怀疑他们的业务水平，遗憾的是我没能跟他们当面交流。省市级图书馆购书资金充足，无论如何都会买到好书，但是区级图书馆经费有限，容易充斥烂书。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在书目上更细化？
我说，再沿墙面做出宽宽的木台阶，放几个蒲团。小孩子肯定喜欢席地而坐，一下子能增加好多座位呢。
宁馆：“专家说，有没有这条都行。”
他继续重复：“这得加钱。”
评审条例没有对出版社的级别做出规定。那么以后修订条例时能否增补这方面内容？出版社的排名当然不能反映全部书籍质量，但论概率，一流出版社的优质书籍相对多一些。我们的条例可以卡得不那么死，留一些弹性，大量筛选排名靠前的出版社，同时也给小社的优质书籍留下一部分空间。比如，在这一次的招标文书里，我专门提出“一类二类出版社占比必须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的尝试性做法，专家有何评价？
最终他同意做彩绘和台阶，但是没钱请设计师，只能做最简单的样式。他发来几张图片让我挑，林中跳出奥特曼，狮子狗熊乱打架。我说这么躁动只适合游乐场，不适合阅读区。
我从上读到下，评审条例关于图书质量的要求只有一个词——“正版”。这个词可以笼罩多少书籍，难免鱼目混珠。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条例理应对书的质量做出更详尽的区分才对。如果我在场，我会说出我选这些书的理由。特别是这次的少儿书单，我们挑选了大量国际图书奖绘本，专家看见了吗？宁馆说：“几个专家是老年人，可能不太接触少儿图书，没发表看法。”
他说：“我不懂什么叫‘适合阅读区’。”
评审条例看重购书的“出版年限”，未能考虑新馆与老馆的需求差异。如果是运营多年的图书馆，已有馆藏基础，那么，每年购书的确应以新书为主。然而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区级图书馆，没有任何库存。倘若我们只是购买近三五年的书，恐怕过于狭窄。我编写的书目中，近三年出版的书超过百分之五十，近四年出版的书达到百分之六十。我认为这个比例并不低。至于专家指出的“七八年前出版的书籍”，我数了数，一共一百三十二种，其中人民文学二十三种，商务印书馆九十一种，三联和中华书局四种，是我特意筛出来的，不忍割舍。
在设计师朋友的指导下，我找到专业墙绘网站，安静的素材有不少，鸟栖于树，叶片轻拂。我想要一大片安静的绿色，再要一大块坐得舒服的地方，让孩子们一进到这里就开心，扑过来坐在绿色的“树”下看书。可这些图片是单幅常规尺寸，并不适合十余米的窄长墙体。若要改变比例，就得手动增加新的元素，比如花草和小动物。我请装修方按照实地比例出一张效果图。他说没有手绘板，画不了。
我猜专家只是依照条例来判断我们的书目，没有细看每本书的质量。
最后拿起画笔的是我。我画的不能叫设计图，只是草图。铺开一张纸，按照比例缩放墙体，再四处摘取小鹿小兔小花小草，用铅笔临摹绘制。我一边画一边笑，实在太丑了，我把兔子画得像是猫。
专家对书目的意见是：近三年书籍占比太低；七八年前出版的书籍不应该出现在书目里。
台阶的“设计”也得我来。我跟宁馆商量，按照直角来搭建，可能太生硬，不如做成波浪形。一级台阶不够坐，两级又太铺张。那就做个小变化，整体做一级大波浪，只在南面增加第二级，像漫出来的一个小波浪。宁馆说：这个好这个好。
几天后我出差外地，深夜接到宁馆电话。局里邀请专家召开预评审意见会，情况很不乐观。专家批评我编的书目，宁馆不懂，没法反驳。随后，领导随着专家一起质问宁馆，宁馆答不上来，领导很生气。宁馆说：“前两天是说消防不好，采光不好。今天书也被说得一无是处，这个图书馆我干不了，累得要死还被这个骂那个骂。”她在抽泣，她的小儿子在她旁边叫：“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可是怎么画啊？不过就是两级带弧度的台阶，这样简单的透视法我也画错了，揉了好几张纸扔进垃圾桶，最后交出定稿，右下角台阶依然歪着。惭愧惭愧，我已经尽力了。细节不重要，请意会，请意会。
局长说：“不用改，她发这份文件只是想给自己下个台阶。这文件不是给你看的，是给大家亮耳朵，让旁人都看看，她昨天大庭广众批评咱们局没批评错。”
墙绘师到工地，我得去盯着点，颜色不敢出差错。她是美院在读生，不知道能不能画好。装修方说：“杨局，理解一下，我们实在没钱。”
随后，在碑林扩建工地考察中，另一处长批评我局文物工作，并指出一条新方向。我和科长同时“嗯？”，因为那个被批评的事其实是对的，新方向才是错的，但我们不好直接打断她。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记岔政策，喉咙里轻咳一下，没有改口。第二天她下发一份正式的批评文件，让我局“对照条目整改”。我对照了，那都是旧条目，她肯定知道我们早已完成，但她让我们整改。我不会了，这怎么改？好比一场考试，让我把正确答案擦了再做一遍？我跟科长一起去问局长怎么应对。
这个年轻的女孩穿着黄色透明防护雨衣，扎着紧紧的丸子头，她脚边放着颜料桶，一桶荧光绿，一桶白，一桶灰。荧光绿太刺眼，她说：“加一勺白色会浅一点，再加一勺灰色会柔一分，可是灰色加多了又沉闷，得慢慢调整比例。”她用棍子在桶里搅，拿起毛茸茸的滚轮在墙上试。唰——第一抹绿色上去了。她问我：“深吗？浅吗？”我觉得好玩，也拿了一只滚轮，在大白墙上这儿一笔，那儿一笔，像在雪地上踩脚印。
走出院子，我问局长，处长平常就这么厉害吗？局长说：“没有啊，不知道她今天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火。”局长和处长是平级，回单位的路上，我们三个没再谈论这件事。
我站远几步看着那个年轻姑娘的背影。我们要的绿，已经稳住了，从最初的艳丽变得柔和，随着她的手慢慢铺开来，这灰蒙蒙的山寨，总算有了彩色。
我们三个并排坐着，馆长用肘子捣捣我，我转头看看局长，不知道怎么接话。局长搭着笑：“消防部门，我们已经再三确认过，允许建馆。采光问题，也已经召开过专家评审会……”处长打断道：“我不听你解释。将来如果出事，就让上级来查我的笔记，这都是对话实录，我免责。”她合上本子，看着我们：“我说完了，你们还有什么说的？”
元旦假期，陈越老师将他主编的一本书寄给我——雅克·朗西埃《无知的教师》，他说：“素秋，我猜你一定会喜欢这本书。”
她个子不高，刚见面时，她长及脚踝的毛线裙上柔和的图案以及她桌上郁郁葱葱的绿植让我误以为她脾气也是柔和的。她扶了扶眼镜，说：“你们去看看，世界上哪个图书馆会建在地下？如果找到这样的例子，你们可以来说服我。如果找不到，你们还非建不可，将来出了事与我无关。”
读完之后，我像是背后被人推了一下。朗西埃说：“任何被教的人，只是人的一半。”他鼓励个体在陌生领域自学，坚信自己能读“不能读”的书，能写“不能写”的东西。合上书，我也想往前走。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编“不能编”的书目，能做“不能做”的工作。
某办公室，某处长从抽屉拿出一个黑色封皮笔记本，一边写字，一边说：“今天是2020年某月某日，西安市碑林区文旅体局局长、副局长和图书馆馆长前来汇报图书馆建馆工作。我不同意图书馆建在地下，一是消防安全问题，二是采光不适合。”她抬头扫视了我们一眼，继续低头写，“我现在就在本子上写我的态度，四个字：我不同意。”然后她亮出本子，那四个字清清楚楚。
几天以后墙绘交工，笔触不算灵动，但比最初的大白墙要好。师傅运了木条进来打制台阶，我们反复确认高度，让最小的小孩也能坐上去。台阶边缘拼接处包金属边，把细钉子砸进去固定，不让边角翘起来。我摸了摸是平整的，但还是有点糙，夏天可能会磨到小孩的嫩腿。我建议，要不，到夏天再看看情况？宁馆急了：“那不行，万一划伤孩子怎么办？安全是大事。”她赶紧买了透明的防撞软胶条，从头到尾一点不漏地贴上。
秋雨如同一场病。树一夜之间秃了，老得不像个样子，满地的证据。
我和宁馆一起挑蒲团，蒲团在儿童区，主要是小孩坐，偶尔也有大人陪着小孩坐，尺寸太大太小恐怕都不合适。我们跟客服问了又问，甄别出直径、高度、软度、承重度适中的。我加入购物车，没有付款，停下鼠标。宁馆看着我笑，我看着她笑。她说：“问别人要钱的事儿我搞不了。你打这个电话，我不打。”
你看，这事儿你搞得了啊！我封你为砍价女神。
我俩没钱买蒲团，经费必须用于招标项目，没有结余。装修方不愿出蒲团钱，因为这是后来增补的，中标合同上没有。他在合同之外已经加做了墙绘和台阶，嚷嚷着自己吃了大亏，蒲团无论如何必须推给别人付账。
三天后，她敲开我的门，只把头探进来笑：“他又来找我了，降了价，送了六个水墨本让试用一年，还有一台机器！”
我试着给家具方小伙子打电话，他很爽快地说合同上没有也没关系，买多少蒲团都行，就当他送给图书馆的礼物。我问：“可以买五十个吗？”他满口答应。
一会儿，她跑进来：“他走了，真走了，他说我们给的价太低了。怎么办？”
合同里，儿童区桌椅只是定了实木材质，对小孩来说更健康，还没敲定款式。家具商拿来画册，恰好有一款小椅子上端弯了一下，雕刻成长颈鹿的头颅，翘起小耳朵，底板还恰好镶嵌了果绿色。这太合适了，我们的墙绘也是绿色背景和小鹿图案，和椅子天生一对儿。
她的眼角皱成一疙瘩：“唉呀，这事儿我搞不了呀。”
小椅子搬来了，我第一个坐。粗粗的腿儿，拎一拎还挺重呢，真是结实又可爱。我坐了这个又坐那个，自顾自地开心，就好像它们有什么不一样似的。喜欢这个小椅子的不只是我，开馆之后，很多家长都向馆员打听这把椅子在哪儿能买，要给自己家买。
我跟宁馆说：“你砍价，他如果不愿意，你就说算了。他走了也没事儿，过两天还会来找你。”
春节之前需要打的最后一串电话是有关绿植的。当初撰写招标文书时，我俩没考虑周全，忘了写绿植，这项的明细费用自然也没有出现在合同里。图书馆要装饰一些绿植才有生气，而地下室没有自然光，绿植容易死，最好的方法是从花卉市场租赁，每月更换，保证馆内随时绿茵茵。我问了三个绿植店，砍到最低价，一年一万。
我最终相中的公司，书目丰富，年费是其他公司的五倍十倍，我派宁馆去砍价。事实上我们只想选这家，但是一定要给这家造成错觉——我们不在乎他，找我们的公司多的是，比他便宜多啦。
找谁出这个钱？几位中标者中，只有售卖图书馆借阅系统的那个商人最合适。他在西安做这一行几乎是垄断，利润空间应该够大，而且他说过要给图书馆送一份开馆礼物。
下一步，我们要购买电子书，某公司宣称自己有几百万册，年费只需两万。他递过来手机，向我展示书库。我输入畅销作者“东野圭吾”，无；“村上春树”，仅一本，而且并非名作；再试试经典作家，“莎士比亚”仅一种，汕头某某出版社。我把手机还给他，我和他的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他的书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暂时不可能调和。
宁馆捏着我的手左右摇：“好局长，你去商量，我不行。一万块钱太多了，他肯定不答应。”
自那以后，我有很多次，站在吵架的A方B方C方D方中。那些言语的烟雾刺鼻呛人，我只求时间快些过去。我确实不擅长工地扯皮，只想和书打交道。面对书商，我有信心与他们周旋。
我也觉得他不会利索地答应，我见过他在价格上反复拉锯的本领，西安方言把这叫做“然”。“然”人不好对付。
半夜我梦见自己和他俩砍价，音调尖利，冲出口外，将自己惊醒。梦里的我是我不可能的样子，也是我潜意识里希望变成的样子。如果我身上少一点文人气，多一些江湖气，他们大概会为我多让步一些吧。
朗西埃老师，快给我力量，让我然出“不能然”的价格。
工地里，从前残留的破烂石膏板也还没拆除，建筑垃圾是个难题。由于是地下室，大车进不来，只能靠人力，价格很贵。得多少钱？谁出这个钱？三方各派一人进行协商。装修方选送壮实小伙，物业方来的是魁梧妇女，我方派我出征，体重四十五公斤。装修方比物业方核算的石膏板面积多一倍，物业方提交的清单不含税点，需要重开。他俩各执一词，哇啦哇啦吵架，我站在他们中间，很希望自己的音量、身高和体重都能再增加一些。
既然商人喜欢“然”，我干脆告诉他绿植需要一万五，让他“然”个够。第一天，他说：“一万五不行啊，我得请示领导。”第二天，他说：“领导说我们最多最多只能出一万，另外五千你能不能让别人出？”电话开着免提，宁馆和我捂着嘴笑。绿植就这样有了着落。
我俩忙糊涂了，前几天给报告厅家具清单里列了带小桌板的椅子。有了小桌板，就忘了买大条桌。至少前两排得有大条桌，开会的时候方便放东西。桌子的长、宽、高、颜色、木质、款式，她都需要我来确定。我们再次浏览招标文件，发现大问题：参数被谁改动了；我们需求的实木书架被替换为钢材书架，而且层数与高度都有偏差，需要立即电话反馈。
下午，纪委例行巡视。纪委是什么样儿，我没见过。是不是像电视剧里那样？我有点兴奋，像是前往反腐倡廉剧的片场，迫不及待想看看主角的样子。
清早，我去小雁塔景区检查消防演练，行走在乌拉乌拉的报警声和人造的烟雾中，收到宁馆长短信：“亲爱的局局，快回来，咱俩忘了报告厅的桌子！”
纪委来了两个人，进入我房间，转身关上门。我倒水，他们摇摇手不喝。左侧西装男掏出一支钢笔记录，右侧便衣男发问：
政协委员不满意，这事儿就麻烦了。即便他住在遥远的沣东区，我也得带着科长前去他办公室，路上预想着如何应对他的反驳。我携带了一些图片，坐下来给委员讲述文旅融合的新案例和未来规划，也承认我们过去工作的不足，请他对我们的来年工作报以期望。他认真地听，最后点点头：“你们这么说，我能理解了。”拿出笔签下四个字：“基本满意”。我和科长松了口气。
“在招标中，你们有意向方吗？”
在这个岗位上，琐事层出不穷。碑林古代石棺上有人刻下“到此一游”，群众一纸投诉放到我桌上。景区门票网上退款未实时到账，又一纸投诉来了。这些投诉来自市民12345热线，我必须一一核实，给出答复。最难答复的一沓文件是一位政协委员的专项意见，科长多次与他书面和电话沟通，他态度始终如一：“你们的工作做得不好，你们的解释都是虚的，我不满意。”
“没有。”
如果反过来，要是政府做得不妥，需要向群众赔不是，这种事我倒是愿意揽。前一阵，代表我区参加全市广场舞比赛的队伍，迟迟没有收到服装费和演出报酬。确实是我们的财务流程出了问题，群众的抱怨声按不住，成天和领队嚷嚷。领队来我办公室，我给他泡茶，请他先讲。他讲完了，我搬椅子跟他坐近一点：“您的难处我都理解，是我们做得不对。我向您允诺一个期限。”我做好了继续听他发火的准备，他却立即接受了我的道歉。
“有没有设置苛刻条件让别的公司无法入围？”
企业违规，政府究竟要怎么做？温和一点，他们就愈演愈烈。凶猛一点，我又怕自己“仗势欺人”。遇到这种杂事我总想躲开，期望能换个人替我出面去做。
“没设置。”
我感觉到，企业一直不太“怕”我们文旅部门，特别是我这样不够严厉的干部。我曾和工商局联合检查网吧、酒店、游乐场，我发现他们怕工商局。工商局指出问题，不笑，四棱四方，说的条款我听不懂，隐约听见“执照”什么的。店家连声说：“我们改我们改。”他那态度，比对文旅局要恭顺。
“乙方有没有围标？”
秦队长递给我一份文件，“个人防疫三大义务……违者获刑三年”，这几句词儿够坚硬，给我撑了腰。可是念完这几句，我就又不知道该如何厉害了。我肯定了酒店多年以来对文旅工作的配合，体谅他们疫情期间的不易，表达了政府的关怀，提出了未来的期望。完了吧？我感觉够全面了。我说：“就这样吧，你回吧。”秦队长抬手在空中顿住，对经理说：“别急，杨局说完了，你们表个态。”哦对，还是秦队长老练，我把最重要的一茬忘了。对方没表态，我就散会了，我实在是不会“约谈”。
“没听说过。”
秦队长挪了把椅子与我并排，酒店经理坐在我们对面，双脚略分，膝盖并拢，手指撑在腿面上不动。酒店试图举办二百人以上的聚会，已然违规。经理来我们局里是来认错的，但手指里的情绪分明不服。疫情反复，酒店的生意也是断断续续，赚不到什么钱。他嘴唇紧闭着，在按捺心中的不满。
“你如何监督图书馆馆长不和商人交换利益？如果她交换了，你如何知道？”
“约谈”是一项陌生工作。局长这几天不在，就得我来。我没谈过，不知道怎么谈。如果恩威并施，恩百分之几，威百分之几？我把握不好。
没有一个问题是囫囵吞枣的，可见他们操练多次，熟悉箭靶。
执法大队的秦队长跟我说：“这问题大，得叫来办公室约谈。”
下一个问题更细致：“你们领导有没有坚持每季度给你们上一次党课？”
几天后，群众举报某酒店即将举办大型聚会，疫情期间这属于严重违规行为。我们的执法大队立刻去查，服务员正在撕海报撤桌椅，必是有人通风报信了。然而，聚会的Logo和姓名桌贴依然可见。店方辩解说：“这是前段时间的聚会，我们还没来得及撤。”他是在撒谎，前段时间管控比现在更严格，不可能聚会。
我迟疑了一下，没有，但我不想背后坑人，我说：“有。”
几个酒店的鼠药都按规定投放了，我拐到后厨，询问有无进口海鲜。海外生鲜有携带新冠病毒的风险，如有库存，需层层报备。白帽子大厨说：“没有没有，我们早都不买进口海鲜了，绝对遵守政府的规定。”他把进货单交到我手里，公司名称那一栏全是国产。我的目光往左，扫到商品名称栏，看见四个字“××红虾”，被划掉的两个字依稀看得出是“美国”。他说那两个字写错了所以划掉。我请他把红虾包装袋拿来给我看看，他瞒不住了。
“那么，最近一次的党课内容是什么？”
恰逢“灭鼠”工作推进期，周末我接到电话，要我“半小时内陪同碑林区副区长突击检查酒店卫生，特别是鼠药的摆放位置”。当时我正陪孩子在郊区比赛，他在雨地里摔湿全身，我与他互换衣服，童装运动裤穿在我身上短一截，露出我的小腿肚，童鞋上有泥。半小时后，我就这副模样站立在五星级酒店辉煌的大厅中，等待副区长，鼻腔中涌入玫瑰的甜香。副区长来了，疑惑地看着我这身打扮。
哎？这个问题细致得有点过分了啊。在这样的空气里讲述一个虚构故事，比我平日里备课上课艰难。如果其他人也被问到这个问题，穿帮了怎么办？面对着炯炯的两双眼睛，我开始缓慢地编织一节党课，从我熟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到当代的论述。我有点想笑，倘若我的此刻面前有测谎仪，指针一定在大幅度震颤。
挂职之前，我以为文旅工作比较风雅，书香墨韵美景如画。其实不然，上要编书目，下要打老鼠。
终于，他们合上笔记本，和我握手，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