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贡嘎山西坡，全无人烟。她和学生们搬着测量设备和材料，爬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攀登到海拔4500米处，测定植物叶片性状和茎秆中导水组织面积，研究植物光合作用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性。记录仪器中的一系列数据：气孔导度、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师生都在安静工作，不说话。几匹小马在草间玩耍，用鼻子去蹭对方的肚皮，像是挠痒痒。雪山融水，溪流并不宽阔，两岸即便低矮的植被也在努力地吸收水分，卑微平凡的生命就这样在生长、繁殖、修复。她感到极度地宁静与愉悦。手持标本时，她突然有了冥想的感觉。周围的云雾似乎隐去，她只关注手上正在测的东西，不去想这件事情要多久才能结束。只是去测，去测。
科学是做事情，而不是聊事情。只有在林子里用双手工作，才能收获确凿的成果，这是实实在在的开垦。这一年，她设计的实验更缜密，顺利产出想要的数据，生成重量级论文。她第一次带学生去参加国际会议，从此之后不再是一个人独闯天涯。
结束一天的工作，风已经有些凉了。云彩细碎，月光透过缝隙洒在贡嘎山上。出门时她忘了关灯和窗子。晚上回去有很多飞蛾，扑棱棱响，扰得人睡不好。十多年前第一次出野外，她的房间里也有过飞蛾，当时她大呼小叫，害怕。三年前，也是在野外，她临睡前见到飞蛾，不再尖叫，只是扔一只拖鞋过去把它们拍死。可是现在她突然觉得飞蛾也是个生命啊，她想了想，打开卫生间的灯和门，蛾子飞了进去。然后她关上门。这样它就不会死，明天早上把它放出去就可以了。
2018年她再次去野外，是她第一次作为教师角色来到山林里。她要联系野外台站，安排租车，给学生分工，和各国学者讨论怎么选择样地，四周计划如何分步推进，每天具体要测什么样品。她的角色更为主动，心态也似乎变了。从前她作为学生出野外，有时候会聊天。老师批评说：“不能聊天，要专注。”她心里不服，测标本的工作这么枯燥，聊聊天又怎么了？但现在她是教师，除了要做榜样之外，她发现自己其实不想聊天，就很想做手上的这个事情。在每一个枝条上做编号，1234依次写下去，太阳落山的时候把所有枝条整整齐齐地摆在一起，拍张照片留个纪念，树枝肚皮上的数字好可爱。
这一次的野外，她明确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变化，一是测数据时的“心流”，二是对自然的态度。回到北京，和父亲走在清华的校园里，她对父亲说：“我对科学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它能通过日常注入我体内，我感受到人类在自然中探索这件事本身的魅力，不知不觉越走越远。这真的很幸福。”
霍普为科研生活打了一个比喻，说自己像是一只蚂蚁，在天性驱使下寻找掉落的松针，扛起来穿过整片森林，一趟趟地搬运，一根根地送到巨大的松针堆上。这堆松针如此庞大，以至于只能想象出它的一角。这样贴切的文字值得推荐给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在霍普心里，克服焦虑之后，科研就变得那么的美好。这种美好，最近几年，在王焓生活里也越来越浓烈。
在自己的公寓里吃早餐，她愿意比从前付出多一点的时间。离开澳洲时，她已经能够认得导师厨房玻璃瓶上的所有英文：肉桂、罗勒、丁香、牛至、欧芹、龙蒿、莳萝、迷迭香、鼠尾草……她虽然厨艺不如导师那样精湛，但也开始学着去磨咖啡豆，或者切芒果西柚放进搅拌机里，做一杯杨枝甘露。她的客厅里有鹤望兰和绿羽的阔叶，厨房窗台上薄荷长得茂盛，浴室里有一只袖珍的石榴果实状花瓶，插着一小枝罗汉松。作为一个植物生态学者，应该把植物引到家里。
霍普参加的“地球学年会”，王焓也参加过。但王焓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在场的同行中有一位竟然是开着卡车穿越美国，历经漫长的艰辛才赶到，那就是霍普。也许她和霍普曾经在会场擦肩而过？
她想念野外，自然是那样的迷人，因为地形崎岖，横断山脉的许多美景罕有人至。但她和学生们有机会俯身在丛林中，阅读珍稀植物的秘密。苞芽下面树叶脱落的地方有着维管束痕，形状不一，有圆形、扇形，还有三角形。叶片与根茎之间的夹角，各怀心思，它们有过怎样的过往，植物学家懂得。树木顶端与底部的叶片颜色各异，就连同一片叶子，前端后端也色泽不同。
科学家发表出来的往往只是论文，没有机会叙说自己的日常生活。霍普将这些写了出来。霍普生来孤单而内倾，初建实验室时困难重重，有时焦虑，需要服药。读到这些，王焓心有戚戚。真实的科研就是这样的，不是永远都能正能量地去面对困难，有时负能量会喷涌而出将人淹没。王焓与霍普面临的琐事一模一样：要做PI项目负责人，就得建实验室、雇人、拉经费，要和供货商讨价还价，跑设备处报批，还要办免税，和海关打交道。遇到能用的二手器材，想办法旧货改装，这儿薅一点，那儿薅一点，节约开支，把这个实验室运转下去。
我从网上找到一些植物方面的书籍，请她定夺。读这些书，我略微明白了植物学者的欢乐。在《怎样观察一棵树》里，我看见悬铃木的种子（翅果）周围有许多细微的绒毛，棉花糖一般密织着网罩。荷花玉兰的花蕊像是卷起的鱿鱼须，大叶水青冈发芽的过程像是踮起脚尖跳舞。《杂草的故事》里，就连最不起眼的荒草，也在努力地生长、繁殖、修复、储能和自御。《园丁的一年》，与植物相处的乐趣和养猫猫狗狗一样多：
她提到最近在读的一本书，霍普的《实验室女孩》，这本书就像复刻了她的一部分生活。霍普也是生物学家，也抑郁，也需要心理医生，最终也战胜了这一切。王焓说：“我们课题组的学生很喜欢这本书，所以我要推荐给你的图书馆。”
亲爱的上帝，您能不能换一种方式下雨？比如每天从午夜下到凌晨三点。当然了，您知道的，必须是柔和而温暖的小雨，这样水分才能被土壤充分吸收；请不要下在十字花科植物、岩蔷薇、薰衣草以及所有旱生植物上，您全知全能，一定知道我指的是哪些——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为您抄一份清单；阳光最好能全天普照，但也不要无处不照（像龙胆属、杜鹃花属植物以及绣线菊就不要照了），光线不要太强；最好还有充足的露水、微弱的风和成堆的蚯蚓，但不要蜗牛和蚜虫；每周要下一次稀释过的肥料雨，最好再有些鸽子粪从天而降。
她后来跟我说：“虽然你和导师夫人的建议没有心理医生那么专业，但我发现我很需要你们。因为心理医生是有偿服务，她为我所做的是出自职业素养要求，不是牵挂我这个人本身。而你们是真心牵挂我的，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大的抚慰。”
她在这几本书之外又推荐了《城市自然故事》，适合小朋友看。介绍了都市里常见的动物，喜鹊在地上走路时双脚交替前行，而灰喜鹊则是蹦跳前进……这些趣味细节会让孩子们更加了解身边的自然。
有心理医生是不够的，她给我打电话，问世间到底有没有人能理解她想离开清华去教小孩子的愿望。导师夫人也陪她在Skype上定时聊天，每周一个小时。
这两年，她每招收一名新的课题组成员，就买一盆新的植物代表他（她）。新成员自己挑植物，如果挑不出来，她也会给他们推荐性情相近的。她建议徐慧莹选绣球，因为漂亮；建议金乐薇选佛手，因为比较文艺；建议张翰选月季，月季开起花来疯头疯脑的，张翰爱搞怪，这个就像他；建议谭深选吊兰，谭深头发少，希望他的头发可以像吊兰那样郁郁葱葱……
“可是我为什么必须在清华教书？我想去英语培训学校教小孩子，那样就没有压力了。从清华出来教小孩子就很丢人吗？我为什么要为面子活着？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的痛楚？”
她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包含每个植物的学名：
她一度想辞职，家人反对：“清华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地方。你辞职之后怎么可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工作？”
铁树（Cycasrevoluta），张文杰
栀子花（Gardeniajasminoides），任扬航
回国之后，她获得清华大学教职，但暂时还不是长聘。要想获得长聘，绝非轻松之事，必须持续产出高级别成果。有那么几年，她厨房里的灶火从来没有点燃过，筷子也没有动过。早晨冲麦片吃面包，午餐晚餐在校园食堂，其余时间全在实验室。设计好的模型在电脑上跑不顺，她夜里睡不着，想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第二天兴冲冲去实验室尝试，还是不行，一直卡住。
绣球（Hydrangea macrophylla），徐慧莹
还有一本《科学的历程》也是吴国盛写的。用通识教育的视野把科学发现串在一起。读完，王焓觉得好像给自己找到了答案，科学精神影响的不仅是她对自然的认识，也包括她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月季（Rosa chinensis），张翰
很久以后，她读到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印证了自己当年在澳洲与导师一起工作的朦胧感受。她也把这本书推荐给我们的图书馆。书中讲到，我们经常在谈论科学，然而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精神。西方文化更强调理性和自由，东方文化更强调仁爱，这些差异如何在古代发端？又如何在17世纪之后演化？中国的科学跟西方的科学差异在哪里？科学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积淀千年的一种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单纯去做研究，那就只是在表象徘徊，做不好是很正常的事情。
吊兰（Chlorophytumcomosum），谭深
从那时开始，幼年墙上那些科学家画像不再是纸片儿，而是有血肉有对话，是真实的了。导师的生活方式吸引着她，在和导师的合影中，她最喜欢徒步中抓拍的一张照片：山峦当中，导师的背影在前方，她面向镜头笑着，她愿意追随着导师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鹤望兰（Strelitziareginae），乔圣超
导师和夫人陪她出去玩，看鲸鱼看袋鼠，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带她认知更多野物。他们在国家公园里面徒步，老两口走走停停，掐一片叶子聊起来：“你看这个地方的植物它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地方的环境变了，植物也就会跟着变。”走到山旁，“这块岩石上的水洼和凹洞是怎么形成的，说明这里原来的地貌和气候并非如此。”那时王焓的英文不太好，听不懂专业术语，导师不厌其烦地给她解释。她忽然觉得，科学研究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对自然的这种关注就在这对老夫妇的身体里，不是要特意地进入办公室，打开一篇文献再进入科研状态，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在。
茉莉花（Jasminumsambac），周建
导师家在一片树林里面，门大开着。她迟疑地放下行李，叫导师的名字。白头发白胡子的导师和夫人正在阳台上打字工作。栽种的草莓用篮子高高吊起，红果子在空中探头探脑。厨房特别大，几十个透明的小玻璃瓶趴在墙上，粒状、粉末状、碎叶状的香料分门别类，标签上的英文单词她认不全，只是觉得这样的摆设又好看又好玩。屋外是高高的桉树，树干透着浅蓝色，闻得到树叶的香气。她睡在客房里，清晨被各种鸟鸣声叫醒，推开窗，五彩鹦鹉在桉树林里飞来飞去，像是童话世界。那是异国生活对她的第一阵冲击。
鸭掌木（Scheffleraheptaphylla），朱子琪
读博的最后一年她去澳洲学习，对科学的认识突然有了转变。
水杉（Metasequaiaglyptostroboides），王润玺
十几年前，她第一次出野外时还在读研究生，穿着冲锋衣溯溪鞋，测量叶片面积和光合作用数值。起初看到野花野兔，特别兴奋，但日日记录实验数据则枯燥难挨。带队教师突然生病，她这个小姑娘得负责大家吃住和买物料的杂事，野花野兔于是更加成了退居边缘的欢乐。回到学校后，她再也不想出野外。
佛手（Citrus medica），金乐薇
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合乎规范，宿舍整洁、作业认真、声音羞怯、成绩稳定。但是直到保送读博，她还是常常在实验室里感到空虚，不知道自己手头所做的事的真正意义。
早樱（Cerasussubhirtella），李蒙
我刚认识她时，她喜欢幼龄的裙子，绣花小包，毛茸茸的发夹。她上课用奶黄色的笔记本，字迹撇捺的转折处柔和。家长和老师都说她安静，适合做研究。可是她内心迷茫：为什么要做研究？为了做一个科学家？为了报效祖国？为人类文明的进程而做贡献？这些都是被灌输进来的观念，并没有真正地触动她。就像小学教室墙上的居里夫人和牛顿画像一样，他们是很伟大，但这伟大太抽象了，显得那么地隔膜。
茶花（Camellia japonica），冯泽宇
她还推荐了爱德华·威尔逊的《给年轻科学家的信》，适合刚刚开始做科研的年轻人读。刚到澳洲读博时，她曾问导师夫妇，做一个优秀的科学家需要有什么样的素质？她以为答案是严谨，或者耐得住寂寞。导师夫人说，是热情和好奇心。同样的话，爱德华·威尔逊在《给年轻科学家的信》中也说过：“技术很容易学会，唯有热情，是最不容易的。”
……
我请她推荐几本和科学有关的书目，她首先推荐《这里是中国》，小孩子可以看懂，她带的博士生在看，系里的同事也在看。这本书，不仅图片漂亮，还从地理的视角抓取有趣的点，告诉人们去每个城市可以看什么，比如去成都看“窗含西岭千秋雪”，去看西岭雪山春天的杜鹃和秋天的红叶。这样的书既满足了大众旅游观光的愿望，又渗透自然与科学的教育。
有一天，栀子开了两朵花，王焓对任扬航说：“现在不是栀子的花期，它却开了，可能是你投稿的两篇论文要发表了。”过了几天，任扬航果然收到了好消息。
在贡嘎山做科考是件辛苦的事。采回来的枝条按科分类，剪成小拇指长。紧贴树皮的那层木质即形成层，最中央的坚硬部分叫做心材，夹在这两层之间的是边材。她要研究边材的导水功能，先去除粗糙的树皮，再像剥香蕉般小心剥去微微柔软的形成层，边材露了出来。用游标卡尺测量边材外径，再测量心材内径，二者相减计算数值。一个物种要测多根枝条，每根枝条测两端，每个端测四个数，外直径内直径各测两次。王焓坐在树墩上，挪动游标卡尺上的标记，紧盯刻度，默念这些只有毫厘之差的数字，把它们填写在表格里。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任务，看起来简单，但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不能和学生说话，否则会记错。测完一筐树枝，半天已经过去。她的眼睛发涩，靠在树干上睡着了。
“佛手”女孩金乐薇性格容易紧张，总担心自己做不好，怕老师失望。王焓察觉到了，又怕直接去问会让她更焦虑，就假托说：“我看到我家的佛手最近长得不太好，是不是你最近有什么压力呀？”乐薇觉得好神奇，于是把心事跟老师说了出来。
我和王焓是同乡，上大学时我比她高几级，朋友让我帮着照顾这个小老乡。那时她是个声音稚气的小姑娘，遇到事情会担心地睡不着，站在我宿舍门口，请我给她想办法。现在她已经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带领科研团队在山中安营扎寨。
飘窗上的植物成了王焓和学生们沟通的小助手，也像是一个镜子，提醒她反思自己。有一株植物最近有些蔫，她想起来，最近好像没太给它浇水施肥，那是不是潜意识里对它代表的那个学生也没有那么上心？植物给她信号，在课题组里要关照到每一个个体。
她来贡嘎山做野外科研已是第四年。川西大横断山脉高寒神秘，除了云海雪山峡谷湖泊，还保存着异常丰富的动植物生态。星星这样密，明天一定不会下雨，带学生上山采集标本，是个好天气。
学生们喜欢这样的游戏，宁愿相信自己的“专属植物”善解人意、有灵性。他们常来她家里看这些植物，再一起下楼扔飞盘玩。将来他们毕业时，她将举行一场特别的“分蘖仪式”，把各人的专属植物扦插或者分蘖一枝出来送给他们：“无论你走到哪里，你的根系和我们在一起。”
贡嘎山的夜晚，雪山隐没为远方的黑影，星星从穹顶弥漫到地平线。在这里住了几天，王焓觉察到北斗星座移动的方向，也发现星星的颜色其实一粒一粒各有不同。亮黄色和浅金色星星网织如缕，素淡的白色星星似乎稍微后退了几步，嵌在天幕里。还有几颗星星是奇异的绿色，她记得它们的位置。倚在观景台的木栏杆上看星星，俯仰之间都在闪烁，几乎要把自己卷进去。这像是维也纳见到的克里姆特的金箔画。那天，她刚刚结束学术会议，跑去美术馆看那幅著名的《吻》，画中恋人裙袍上的金色微粒，远远反射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