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小鸡鸡肿起来，祖父说“不能对着蚯蚓小便”，从田里挖出蚯蚓，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后，再放回田里。他告诉我：“在野地小便的时候，一定要先说‘请走开’。”我小学毕业之前，只要小便，这句话就会脱口而出，而且养成了对着水沟小便的习惯。
祖父给我讲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但都是在十岁以前，那些长篇故事几乎都忘了。长篇故事讲两三个晚上，内容好像并非都具有祖父传承给孙子的性质，短故事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不仅晚上睡觉的时候，利用各种机会都讲。
祖父经常对我说：“其实蚯蚓挺可怜的，眼睛看不见。因为不孝顺，就赤裸裸地被赶进土里。可是它爱干净，最难受的就是被小便浇着身子。到晚上就吱吱地鸣叫，告诉大家我在这里。”从春天到夏天，我在幽暗的黄昏中仿佛听见吱吱的鸣叫声，到后来才知道这是蝼蛄的叫声，但之前一直对蚯蚓这不幸的动物深怀哀怜之情。
我十岁以后，就不再和祖父一起睡觉，不清楚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只是有一种小大人的心情，感觉害羞。从此以后，到了夜晚，祖父就唱歌，一直到死。
春夏之际，螃蟹经常从水沟的洞穴里爬出来。摘一两片艾蒿叶，揉成一团，用线捆着，垂在洞口轻轻颤动，逗引螃蟹出来。它出来后，用螯夹住艾叶团。这样就捉住螃蟹了。捉螃蟹是小孩子玩耍的一大乐趣。祖父同意我捉螃蟹，但经常说：“不要欺负螃蟹，不然晚上会来夹你的耳朵。”我就把螃蟹的螯掰下来，他又告诫道：“蟹夹子是它的手，没有手就吃不了东西。不要掰断蟹夹子。”他还说：“和螃蟹玩过以后，把它送回原来的地方去。不然它以后就不跟你玩。”他教导我要把螃蟹当作我们的朋友。
伤愈以后，祖父脚有点跛了，但还是坚持上山干活。
祖父六十岁隐居。一方面辛苦劳作，另一方面债台日增，这些债务转给儿子，老两口住进一间四叠半的小屋，虽然吃饭还是和大家一起，但家庭的所有计划、安排完全交给儿子。
大概我六岁的时候，祖父到岩石重叠的山崖上砍树枝，手拿着树枝下来的时候，脚绊着葛藤从山崖上摔下来，身受重伤。幸亏遇到好医生，伤口治疗及时，保住一命，不过住院很长时间。他刚好摔在田里，爬出来，向山梁上的过路人求救。他让来人背他到有路的地方，然后用门板抬去医院。当时救祖父的那个人后来一直对我说：“这个性情温和懦弱的老爷子竟然有这么刚强的毅力。”其实，农民的心底都有这样坚强的毅力。
儿子（我的父亲）考虑，仅仅依靠种植大米和小麦根本无法还债，于是开始养蚕。祖父不反对养蚕，但反对将祖辈传承下来的田地改为桑田，因此父亲向村里租借山地，还购买山林，开垦成桑田。这是非常艰巨困难的事业，但父亲咬牙坚持下来，开垦出六反多桑田，开始养蚕。我不记得祖父对父亲的开垦事业给予过支持和帮助，父亲似乎也没有让祖父参与的意思。养蚕完全是我父母的工作。
“不论在哪里，不论做什么，只要不做坏事，大家都会来帮你。天黑一个人走山路回来，山神会一路跟随保护你，会发出嗨嗨的声音。”小时候对祖父说的话坚信不疑，后来三更半夜走山道也不害怕。
然而，祖父管理着原先的田地，种麦子，种地瓜，播谷子……每年重复着同样的劳动，而且一手承担稻草编织的工作。就是说，他坚持传统的生活方式。
豆狸点着闪闪发光的灯笼的故事，在夕阳西下的时刻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后来我听见深山里斧头伐木的声音、远处山林里錾刀开石的声音，都以为是豆狸干的。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飞到远处的深山里。
祖父的信条是“不理解的事情不做”，养蚕挣钱固然重要，但不赞成为此减少种植米麦的土地面积，所以自己维持传统生活，但不强迫别人也这样。他想一辈子按自己理解的方式生活。
有一天，夕阳西下，我看着山谷对面的田地，发现有东西闪闪发光。问祖父那是什么，他回答“是まめだ（MAMEDA）点着灯笼呢”。MAMEDA指的是豆狸子。祖父告诉我豆狸很可爱，不会恶作剧，人在山上觉得寂寞的时候，它就出来和人做朋友。但后来他告诉我，其实这是谷子地里驱鸟的稻草人身上挂的镜子碎片在夕阳映照下的反光。
这似乎并非祖父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而是当地人的普遍想法。婆媳性格不同，媳妇的思想没有婆婆那样传统僵化，每当有什么事情，婆婆都要向祖先请求原谅，说道：“我们这一代对家庭尽心尽责，对于媳妇这一代，请允许她懒惰懈怠吧。”我经常听老年女性这样说。
祖父不仅晚上和我一起睡觉，还带我上山。将竹笼装在背架上，我坐在竹笼里，祖父背我上山，晃晃悠悠，我觉得很舒服。上山以后，自己一个人玩，有时捡石头垒起来，有时摘树叶，无聊的时候就大喊“爷爷”，他就回答“喂”，这样我就放下心来。五六岁时，祖父就开始让我在地里拔草，他说：“你拔一根草，我就轻松一点。”起初拔一垄沟就烦了，但他一表扬，我就高兴起来，逐渐对干活产生耐性。茅草花、酸模、虎杖、草莓、野葡萄、胡颓子这些田边地头野生的东西是他给我拔草的奖品，我心满意足。当我觉得无聊想回家的时候，就高声唱歌。
祖父充分履行他必须尽到的礼数，盂兰盆节参神拜佛、正月走访亲戚，这些都是祖父的工作，一大早就带着我走访亲戚。参神拜佛也叫“先祖礼”，不用打招呼直接进入别人家里，到佛龛前跪拜，然后对那家人说“过一个好的盂兰盆节”。要是正月，打声招呼“新春快乐”，就进去跪拜佛龛，这就是正月的拜年。祖父年轻的时候去别人家里拜年，先说“噢，双层年糕”[3]，然后进去，对方则说“以后再来”，然后祖父在屋里说“新春快乐”。我小时候，正月就不说“噢，双层年糕”了。
八九岁之前，祖父一直抱着我，给我讲很多故事，起先像是唱童谣给我听，现在想起来可以说是“早物语”[2]，朗朗上口，容易记住。
祖父死后，有几家老亲戚说：“老爷子去世了，亲戚之间的来往就算了吧。”于是这几家成了陌生人。亲戚的存续虽然跟家庭以及户主夫妇有关系，但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老人的意志。亲戚的来往一般到堂表亲这一代，如果重视亲缘关系的，会延伸到堂表亲这个范畴。不过这需要经过双方家庭协商决定。
他们像与人相处般对待普普通通的生物，这种做法又传承给了我们。
现在我家到正月还是母亲去各家拜年，履行先祖礼。但我的妻子几乎没去过。不同代的人，家庭礼仪的形态也随之改变。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山里田边的小水井里有一只小乌龟，我每次上山都要看一眼这乌龟，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想乌龟总困在这小小的地方很可怜，就让祖父把乌龟从井里捞上来，用绳子捆着拿回家去，打算在家里饲养。我高高兴兴地往家走，但路上忽然觉得乌龟很可怜，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定会感到很寂寞。我手提着乌龟大哭起来，一个路过的女人问我怎么回事，我也只是说“乌龟很可怜”，继续往山上的田地那边走去。那女人跟着我走。在田头，祖父安慰我，要我把乌龟放回水井里。他说：“乌龟有乌龟的世界，还是放在这儿好。”我现在还记得这句话。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这只乌龟还在那口井里，而且长得很大了。有一天，旁边田地的老大爷说：“乌龟长得这么大了，那里面的世界太小了。”然后把它捉上来，放到旁边的溪涧里。傍晚我沿着山路回来，有时看见乌龟慢吞吞地在路上爬。祖父只要在山路上看见这只乌龟，回来后肯定都会告诉我。
社会交往或者说处世态度固然存在，但在旁人看来，不给别人造成麻烦，这才最为重要。过分拘泥于处世态度和门第高低，在比我们家高一大截的村落统治层中的确存在，这绝非我的家乡才有的现象。我阅读在会津盆地偏僻乡下贫农家里长大的莲沼门三的自传，发现他的家族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家的几乎一样。这种记述贫农家庭日常生活的书极少见，最近好不容易才开始出现诸如《沉默的农民》《产生民间故事的人们》之类的书，以前有关农村题材的书籍大多描述上层的生活现象和下层中的特殊事例，而且读者从一开始就不认可不产生矛盾和悲痛感的作品。
市五郎的妻子去参拜神社的时候，发现神社前殿的地板下有一只黑色小狗叫唤，觉得可怜，抱回家来喂养。小狗长得很快，可是附近的小孩子们总欺负它。欺负得太厉害，又觉得它可怜。一天傍晚，市五郎牵着狗来到村尽头的山中，要把它扔掉。他像对人劝导似的说道：“阿黑啊，我也想继续喂养你，可大家都欺负你，觉得这样太可怜。前面大概有人家会好好照料你的，你就往前走吧。”但是，阿黑留在原地不动。市五郎心里惦念着走下山去，阿黑也没有跟上来。几年以后，市五郎去岛西面的村子，回来途中已经天黑。在山间小路上，他好像迷了路，无奈蹲在路上休息，这时突然跑来一只黑狗，看上去很像自己以前养的阿黑。他跟着这只狗走，很快就看见农家的灯火，不由得松一口气，再一看，阿黑已经跑走了。市五郎时常讲述这件事。无论什么东西都有灵魂，一定要珍惜，这就是他的信条。
祖父和祖母相伴五十年，孩子们特别为他们的七十七岁喜寿和金婚庆祝了一番，虽然贫穷，他们也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感到满足。然而这一年三月，祖母去以前的家里洗澡，然后聊了一会儿天，回到家里，手按着廊缘正打算进房间，突发脑溢血，再也没有起来。祖父正要睡觉，出廊缘上厕所，看见祖母趴在那里。叫也没有回答，摇晃身体也没有反应，于是叫来我的母亲。母亲一看，已经咽气。这样没有给儿媳妇添麻烦，自己也没有痛苦地死去，是何等幸福。村民都称其为“德人”，羡慕不已。
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因为自己曾有过当木匠徒弟的艰难经历，就不让孩子当木匠，让长子干农活。长子说当农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开始弹棉花，但外国棉花一进来，就干不下去，接着到一家染坊当徒弟，也没有成功。二十一岁去澳洲的斐济岛干活，还是一事无成，一年多以后回来。这期间，市五郎的妻子每天早晨都去参拜氏族神。家里有人在外地工作，家人每天早晨都去拜神，而且每隔几天都要把米饭盛在碗里放在食盒里，再放到屋顶上。这是奉送给乌鸦的食物。他们相信乌鸦会报信，叫声清脆的乌鸦飞来吃米饭，就说明在外的家人平安无事。但不知何故，有时候乌鸦叫声十分难听，也不好好吃饭。那时儿子在斐济正生病。去的时候三百五十人一起乘船，一年后回到神户的只有一百五十人。但儿子总算活着回来了。
祖母不论多么忙都要下地干活，身上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头上没有白发，她一直用发油和鬓发油抹得整整齐齐。她的一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死后发现她没有一分私房钱，令大家非常感动。这个地方，家财用于保护家人的生命、维持生活，但为了自己的需要，妻子都攒私房钱。这些钱有的是丈夫给的，但大体还是自己挣的。然而，户主夫妇俩忙于家里的事情，女的无法挣钱，于是大多向自己的母亲要。母亲一般都已经隐居，既然隐居，自己挣的钱就是自己的，怎么花都可以，这些钱基本都给了出嫁的女儿。祖母没挣什么钱，所以私房钱很少，但父亲和叔叔会给她，还有卖家里的东西也得到一些钱。这些钱似乎都给了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我多半是通过母亲从外祖母那里获得恩惠。我小时候的家庭秩序里还能看到母系的残余。但是，临死前留下一部分钱是这个地方的老规矩，叫作“葬钱”或“死钱”，就是自己的丧葬费自己出。祖母甚至连这个钱都没有，不是因为穷到这个份上，而是她知道后人会妥善安排好她的葬礼。
日子总不见好转。
祖母去世后，祖父经常去村中心一个地方拜地藏菩萨，别人问他祈祷什么，他说：“我也想像老伴那样痛快地死去，就来祈愿这个。”
然而，他对这样的生活没有怨言没有怀疑，感谢每天平平安安的日子。市五郎的乐趣是一边劳动一边唱歌。这些歌是以他小时候祖父教给他的做底子，有插秧、割草、推磨等劳动歌，以及盂兰盆节歌、汉亚调、相卡耶调[1]等，会的曲目很多。市五郎的祖父是长子，到伯父家当养子，性格爽朗，一生未娶，喜欢唱歌，工作悠闲。插秧季节时，手持一面鼓到各处秧田唱插秧歌。盂兰盆节时到舞场领头唱歌，过路人都驻足倾听。他没有孩子，将弟弟的长子收为养子，这就是善兵卫。善兵卫很勤劳，而且一直给旅人提供住宿。所谓的住宿，其实一文钱都不收，过路旅人和家里人一起吃饭，第二天说一声“谢谢”，出门离去。
祖母去世以后，祖父又活了五年多，而且一直干活干到死。没有了说话的人，唱民谣成了他唯一的乐趣。
一天工作结束后，拜神拜佛。我佩服他能长期坚持这样工作。
昭和初期之前，我的家乡还过阴历的盂兰盆节。这个节在十七日，大家都在休息，祖父一早就下地干活。他把早上吃剩的粥装在海碗里，搁上点咸菜，放在背架上就出门了。上午干农活，下午修路，把路上坑坑洼洼的地方填平。出门的时候说中午不回来了。走山路的人看见他一个人在修路，说：“今天是盂兰盆节，在家里歇歇啊。”他回答说：“节一过，走路的人多起来，趁大家歇的时候赶紧修好……”
市五郎每天四时起床，上山干一阵子活，再回来吃早饭。早饭也就是稀粥，然后去地里干活，一直到中午。午饭后，要是夏天，便午睡到三时，吃一些点心，继续下地。要是下雨天，就在家里编织稻草，晚上也干一点活。遇到节庆祭典的日子，上午还是劳动。如果有时间，还出去做日工，明治初期，一天日工只挣八钱。
这一天傍晚，祖父从山上回来，吃过晚饭，就去舞场“口说”。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一颗牙都没有，却嗓音苍劲，无论领唱还是口说，都与舞者的舞蹈动作密切配合，充满力量。领唱的时候音色欢快明亮，口说的时候情趣低沉圆熟，除了他的声音和鼓声，舞者们都鸦雀无声地如在梦幻中宁静舞蹈。祖父尤为擅长口说。入夜时领唱，夜深时口说，这是当时的习惯。那天夜晚，祖父在舞场也待到很晚，十二点前回到家里，一进房间就倒下去。母亲听见呻吟声，赶紧跑过去，已经不能说话。立即跑去叫医生，医生来了以后，诊断似为嗜眠性脑炎。神志不清，但手脚能动，时常闹腾。症状非常严重，身体逐渐衰弱，发病三天后死去。如其所愿，没有痛苦，也没有给儿媳添麻烦。
家里用瓦为烧死的牛盖了一个小庙，叫“牛荒神”，把草束成一小把供奉。大家传说这草可以治皮肤病，于是很多人前来祭祀。不知不觉间，这小庙就由不得我家管理，村民们随意前去祭祀。不过，自从有了治疗皮肤病的好药，最近很少有人来祭祀荒神。
祖父死后第二天，邻近的一个老人拿来写有祖父名字的存折。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葬礼费。保管这个存折的老人，就是当年玩火烧毁我家的那个少年。他青年时候精神有点异常，祖父对他十分照顾。后来这个青年去四国巡礼，长年没有回来。回来的时候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开始做小买卖，为人正直热情，对穷人十分关心。尽管他给我们家造成不幸，又比祖父年龄小，但祖父一直信赖他，有什么事情都和他商量。
市五郎十分勤劳，但没有积累财产。结婚以后，虽然哥哥不再来敲诈，但分给弟弟部分财产后，剩下的耕地不到五反。这样如果不当佃农，就养不活家庭，而且发生火灾，房子也烧毁了。邻近的小孩子玩火引起火灾，烧了三间房，烧死一头牛。尽管是小孩子玩火，但起火点毕竟是他家，所以对全村人都小心谨慎，至死没有在村里做过出头露面的事。
祖父去世以后，盂兰盆节舞蹈开始出现混乱现象，可能与改造成新形式有关，但没有搞好。我也没有充分继承他丰富的民间故事。人们对他没有什么闲言碎语，可以说，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则民间故事。
有人说“娶了那样的女人一辈子都辛苦”，但市五郎心甘情愿。这个新媳妇不论丈夫多么忙，极少上地里帮忙。但不只是她一个人。这个地方流行机织线绸，所以女人很少下地干农活。丈夫出外当木匠的另当别论。
[1] 汉亚调、相卡耶调，都是流行歌谣，在歌谣结尾衬有“汉亚”“相卡耶”的语音。
市五郎十七八岁的时候喜欢一个姑娘，她长得很漂亮，有点好打扮，但冷漠得令年轻人难以随意接近。善兵卫认为这样的女人不能持家，反对这门婚事。善兵卫死后，女方的双亲说不能把女儿嫁给穷人家，也表示反对。但是，这姑娘哪儿也不嫁。两人同岁，就这样过了二十岁。不久，天花流行，姑娘得了天花，脸上留下一些麻点。姑娘的父母亲问市五郎：“麻子也喜欢吗？”得到的回答是“喜欢”，于是两人结婚。这时候是明治六年，两人都已经二十八岁。此后，这一对夫妻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年。
[2] 以快速的语调讲故事。—译注
因为打仗，市五郎被征去当民夫。战争结束后回到村里，他作为一家之主，要带着全家人过日子。那时他虚岁才二十一，心地善良，在打仗之前被拉去参加农兵训练，每天练习剑道，似乎对剑道技术颇有自信。恰好战争告一段落，有一次在岛西面的一个叫屋代村的地方和三四个回村的朋友一起在路上走着，对面过来两个武士。因为路窄，不小心碰了一下对方的刀鞘尾。武士突然厉声斥责市五郎“无礼”。市五郎表示道歉，但对方说道歉态度不好，十分不满。市五郎说“那就比试吧”，把腰刀拔出来。这两个武士似乎也吃了一惊，但这时候不能不拔刀交锋。农民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个对付两个。双方互相逼视，一动不动。恰好这时过来一个看似强壮的武士，了解情况以后，让双方收刀。祖父没有对我说起这件往事。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村里盛行剑道比赛，有人动员他“老爷子，听说您会剑道，不参加吗”，尽管手脚不太方便，但他还是忍着去参加。虽然乡下人学剑道没有什么高手，但所有的人都败在他手下。看到这些，心情痛快。比赛结束后，他说“还是有点气喘”，后来再也没有参加过比赛。当时在场的人都大为惊叹。这时，一个观看比赛的老人把祖父过去和武士交手的往事告诉了我。这个老人和市五郎一样是随军勤杂人员。
[3] 双层年糕是正月的供品，也是正月的装饰品。—译注
在这么多人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祖父宫本市五郎。他在旁人眼里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所以基本被人遗忘了。他弘化三年（一八四六年）生于山口县大岛，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死于家乡，是中农家庭的次男，但哥哥很早就出外当木匠，他在家里干农活。市五郎起先也想当木匠，拜师后不久，因为师傅用铁锤敲打他的脑袋，觉得没必要经受这样的艰苦，就回到家里。这个地方不论家庭贫富，有一种当木匠的风气。而且成为木匠以后，就几乎没有继承家业的，一般是最老实的人留在家里当农民，所以不少是幼子继承家业。我家祖辈也是长子分家，在这个分家的长子家里，到祖父这一代，祖父当农民，所以继承家业。祖父还有一个弟弟，也是当木匠。家里的耕地合起来约有一町步田地，自己耕作，生活能过得下去。长子经常回来，未经父母亲和弟弟同意就擅自卖地，这样耕地逐渐减少。土地买卖在文件上的规定很严格，实际上似乎极为松懈。我听到很多这样的事情，这里略去不记。因为有这么一个哥哥，日子越过越难，加上庆应二年弟弟在旅途上感染痢疾回来，传染给父亲，结果父亲死去。父亲善兵卫勤奋耐劳，无师自通砌得一手石墙，现在不少地方还留有他砌的石墙。山上石子多，要开垦山地，就要用筛子一遍遍地筛土，白天在地里干活，只能晚上点着火把开垦荒地。市五郎忍受着失去能干父亲的痛苦奋力开垦。更可怕的是，弟弟带回来的痢疾扩散到全村，死了很多人，给大家带来很大麻烦。庆应二年是征伐长州的年头，一打仗，人们都到山里避难。我家也在田头小屋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病人的脏东西都在河里洗，结果造成河下游的人饮水后都被感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