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配合歌手的演出，广东乐坛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专业唱片公司，专业唱片公司的进入就等于初步建立了唱片工业体系。
音乐茶座在酒店和宾馆的流行，也使得轻音乐随之兴起。这些轻音乐队的名字往往以“红”字开头，比如“红玫瑰”、“红棉”、“红牡丹”等等，乐队与挂靠单位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复杂，“走穴”、“炒更”（粤语，指从事第二职业）的提法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些乐队演唱的曲目不但包括港台流行音乐，也有国内如苏小明、王洁实、谢丽斯等人的曲目。演一场的报酬在3元到5元不等，一个歌手一天可以走几个场，这样的收入在当时算高的了。
这个体系中的第一环就是“扒带子”：给引进的港台地区和日本电视剧重新配乐，通过这一过程，让一批音乐人从中学习到了例行音乐的编曲方式。“当时北方音乐人也开始涉及流行音乐创作，但是北京受传统的北方民歌影响比较多，相对来说豪放大气一点。比如雷蕾1984年写《四世同堂》，郭峰1985年写《我多想》。但南方那边更洋气一些，抒情类的比较多。”金兆均说。
“音乐茶座，最开始是想针对香港的客商。”广州著名的词曲作家陈小奇说，“因为当时广东一直在搞广交会，音乐茶座就是为广交会服务的。最早的时候一般市民进不了，因为它的门票不是人民币，当时是兑换券。后来茶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茶座越来越多。老百姓就谁都可以进去了。接下来从音乐茶座发展到歌舞厅，从歌舞厅发展到夜总会。”当时，最早创立音乐茶座的是广州东方宾馆的花园餐厅，他们在1978年冬季办起了一个由本地歌手以演唱港台歌曲为主的音乐茶座，广州其他的宾馆酒店纷纷效仿。一年后，广州的音乐茶座达到75间，座位数超过当时广州所有戏院的座位总和。
一台戏有了主创人员，怎少得了主角。1990年《舞台与银幕》著名记者钟路明在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广州流行歌坛点将录》的文章，提到当时歌坛最受欢迎的11位歌手，分别是廖百威、王建业、陈汝佳、李达成、汤莉、陈丹虹、唐彪、安李、陈少雄、吴丹力、李华勇。文章指出彼时的广东流行乐坛已经进入“造星”时代；为配合这个“造星”工作，广东还率先在全国引进了歌手签约制度，最早兴起“包装”，出现了以上第一批“包装”歌手。而此时“中唱”、“太平洋”、“新时代”和“白天鹅”日渐成为广东乐坛的四大唱片公司，各自旗下都拥有一批重量级歌手。而且那时制作唱片的成本低、利润高，一首歌写出来，可卖出100多万盒磁带，可赚三四百万元，CD可赚七八百万元，所有与之相关的行业都盛极一时，磁带、CD、VCD、歌舞厅、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出版社……形成一个巨大的音乐产业链。正是由于有这个音乐产业链支持，才使得“造星”工程不断深入。
广州人对于“商业”的诠释到了如火纯情的地步。乐评家金兆均回忆：“流行化的商业演出，广东相对在这方面就是比较早。1979年，广州就出现了所谓的‘音乐茶座’。1977年，毕晓世就组织流行乐队。1984年和1985年，北方还在对流行音乐争议的时候，那边流行已经比较社会化了。1984年，歌舞厅已经很多了。我1986年第一次去广州，它的电影院已经变成商业化的了，那时候的电影院里面已经有了台球厅，就是连唱带玩儿的都有了。”
1992年新时代影音公司通过像“轻轻地告诉你”、“蓝蓝的天”之类的歌将杨钰莹包装为“甜妹子”与仅一首“涛声依旧”便横扫歌坛的毛宁组成了“金童玉女”，这无疑吸引了无数眼球、也拉开了新生代歌手潮流的序幕。1993年，南方又一“另类”流行歌曲——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传唱开来。推出这首歌的中唱广州公司成立了企划部，词曲作者陈小奇开始带着旗下的歌手甘平、李春波、张萌萌、臣民北上上海、北京精心大规模的宣传。
市场化歌手
在这过程中，媒体成了活跃的角色。1987年10月，祖国内地第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流行音乐的大型刊物《音像世界》创刊之后，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了“只此一家”的地位。但是在1994年前后，其他同行业杂志《歌迷大世界》、《当代歌坛》、《中国百老汇》、《演艺圈》、《歌迷》等都相继问世了；各省、市的各家电台都纷纷创办了原创歌曲榜，一时间打榜、领奖成为歌坛最热闹的风景之一。这一年中，“包装”、“签约”、“度身订做”这三个词成为娱乐媒体中用得最为频繁的词语。而这些年中每一个歌手都在忙于四处为自己寻找一个唱片公司作为自己的后盾，新生代每一个歌手的背后都有一个公司在支撑，因此1994年前后也被称之为“签约时代”。
易中天曾言，广州“市态”种种，此“市态”就表现为商业性。在广州话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字——“抵”。抵就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费劲）、抵肚饿（挨饿）等，但更多地还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划得来”、“花得值”；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乃至“抵死”。广州人的商业意识和价值观念可见一斑。
当时任职“新时代”老总的吴建邦日后接受《海口晚报》的采访时就回忆了他们是如何包装“甜姐儿”杨钰莹。
3.“市态”之城
造星第1式·更名转运
广州使用“粤语”将外来打工者与本地人自然分隔与边缘化，外来人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生存，难以产生亲切感与共鸣，反而，倍增“异乡人”的孤零与漂泊感。
当年，杨钰莹从江西南昌来到广州，签约“新时代”时刚满18岁，那是1990年，那时她的名字叫“杨岗丽”。
当然，对于一个外地人而言，如果不能融进当地的语言，也很难融进当地的社交圈子，也就永远只能游离在外省人的边缘状态。即便聪明机灵的外省人试图通过模仿粤语“入乡随俗”，但还是会在广州本地人面前被识破——“此兄不是说粤语的”，因为本地人的粤语尾音很难学会。
“当时全国正刮起甜歌风潮，像邓丽君、韩宝仪的歌在大陆很风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打造一个属于大陆的甜歌歌手。虽然这女孩有点土，但胜在够清纯，声音也非常甜美。”
粤语在内地的吃香从现在已成永久性的词语身上就可以看出来，像“T恤、打的、埋单”等，而广东曾几何时的经济地位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句流行语中也可见一斑。经济发达加上流行文化使得广州的粤语情结更加傲慢。许多在广州流浪多年的人都觉得对广州人对普通话确有一种毫不掩饰的隔膜感。
杨岗丽成了“新时代”第一位签约歌手后，吴建邦首先想到要做的就是给她改名，“杨岗丽这名字太男性化了。当时有个出版社编辑，他对名字这方面挺有研究，他拿着一本叫《姓名与命运》的书，对着书一个个字拆解，最终把杨岗丽改成杨钰莹。”
方言在现代意义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地方语言，由于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些方言的地位也逐渐提高，相应的，人们的优越感也逐渐在方言上体现出来。
造星第2式·央视平台
同样，《联合早报》特派广州的记者杨永欣，作为一个“外来者”也有他的感悟：“我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两年半里发现，一般广州人虽然可以包容外地人在广州讨生活，但外地人若要真正被接受，就得先掌握粤语。例如，一些本地的出租车司机会坚持讲粤语，尽管乘客很可能对粤语一知半解；两个广州人交谈时用的是粤语，即使是当着听不懂粤语的外地人的面；最近乘搭广（州）九（龙）直通车到香港，也发现车上的列车员只讲粤语，不讲普通话，给人一种只有讲粤语的人有条件去香港似的。对于粤语，广州人还是存在着一种优越感，也希望身边的人都能使用它。不过，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钟南山院士日前指出，普通话有4个音，粤语有9个音，因此外地人要学会粤语相当困难，他们听可能没问题，但要他们会讲就有点过分要求了。”
“在那个年代，还从来没有一个流行歌手能登上央视的舞台，所以我们就决定做一个当时被认为很大胆的创举，就是投入10万元，在央视黄金时段做了10天广告，每天10分钟，放杨钰莹的歌曲和影像。”
于是，对于所有身处广州的外来人口而言，粤语向他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发起的“挑战”，就成为他们融入这个城市的一道桎梏。一位网友说：“在广州生活2年，唯一对广州不满的就是到处讲广东话，包括电视台（除了广东卫视外，其他台基本上都讲广东话）、电台、交通工具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地方。这给外地人带来很多不便，比如看电视基本都看不懂，90%都是讲广东话，连大陆拍的电视剧也翻译成粤语！还有就是本地人与人交流基本上都讲广东话，而我每次都要多说一句‘对不起，你能跟我讲普通话吗。’其实对于一个有着大量外来人口的大城市，在全省推广广东话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不仅不方便外省人、也不方便本地人（广东其实还有很多方言的如：客家话，潮汕那的闽南话）。保护地方方言是好的，但广州做的太过火了，要是每个城市都像广州一样，那中国的方言就遍地开花了。而我感觉广东捍卫粤语的原因却是：（1）广东经济实力强，外出工作的人比较少；（2）受香港影响，感觉说粤语很有优越感。广州不是只属于广州人，广州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外地人，难道你就不能大度点、包容点吗？既然普通话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听的懂，你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呢？难道你们广州人眼里只有你们广州人吗？或许有人会说去一个地方要入乡随俗，我们何尝不想融入这个社会呢，但学一门语言容易吗？我不想因为语言不通而造成生活和工作的不顺。”
20年前的10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吴建邦说，当时一盘盒带的批发价是4.1元，你想想要卖多少盘盒带才能赚回10万？所以当时在唱片行业里，几乎没人敢这样投入。”而这次创举的最终结果，则是让杨钰莹一夜爆红，她首张个人专辑《为爱幸福》成功卖出上百万张。
于是，面对激战之后获胜的粤语，即便这并非他们或自己父辈的母语，也照样力挺之。这是他们对待胜利者的态度。而外来者要融入广东人的生活，就必须接受语言上的“挑战”。适者生存。
造星第3式·影音互利
我们无意在此讨论粤语的是是非非，只不过当事人对竞争后出现的“吞并”现象，持乐见其成的态度，值得玩味。在广东人看来，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天经地义的。无论你当时持有何种“武器”或“暗器”，能击败对手，最终从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那你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广东人认可并施行这样的处事原则。
杨钰莹红了，但吴建邦还不满足于此。“当时还做了另一个同样很大投入的决定，就是想办法为杨钰莹争取唱影视剧主题歌的机会”。当时，吴建邦跟一些影视公司谈成合作，利用“新时代”在音乐方面的资源，免费为该公司的影视剧制作配乐、创作主题歌，但条件是必须要让杨钰莹演唱主题歌，因此杨钰莹就有了那首唱得街知巷闻的《外来妹》。
而面对这样的竞争，面对粤语“吃掉”其他相对弱势方言的结果，其母语为客家话的香港作家陈云却在2010年7月20日的信报专栏文章里，这样表明立场：“霸权不要紧，粤语也霸道，在广东排挤了客家话、潮州话和苗、瑶、壮、侗、黎等少数民族语……此中既无政府权力威逼，也无文教机构倡导，一切自然生成，岂无合理之处？”但是，语言学家刘镇发撰写的论文《香港两百年来语言生活的改变》等，都揭发了此中的“人为”因素。
杨钰莹被炒红了，新时代也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这场“造星”工程就在可观的市场前景下不断深入。同时，随着歌手不断的南下，竞争也日趋白热化。
无疑，在这场所谓的“粤语保卫战”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由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造成的语言之间的竞争关系。“作为强势文化，粤语在广东省境内对其他方言的作用，与从全国视角看，普通话对粤语的作用十分接近，就是一个背景实力更强的语言对另一个语言的排挤”（《“粤语保卫战”背后的荒诞与可悲》）。
争歌大战
实际上，在广州人强烈捍卫粤语的同时，他们忽视了粤语施加在客家话、潮州话和闽南语之上的“暴力”。“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仍然是一个多方言共存的社会，人口超过1%的方言组别有九个”，而如今“几乎是粤语为单一语言”（《从方言杂处到广府话为主》）。面对粤语在广东、香港等地的强势，以及客家话等方言的式微，作家图腾子在《南方周末》撰文称，客家话等其他方言不是天生比广府话劣质的，“至少，不要充满优越感地夸夸其谈，不要自大到以贬损其他方言（包括普通话）为乐，不要对大鱼食细鱼、细鱼食虾毛无动于衷吧。如果你觉得大鱼吃小鱼天经地义，那么迟早有一天你会在更大的鱼面前束手无策。”
当时，与广州相比，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北方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开放程度都望其项背。
也许广州人会为自己辩解，他们与粤语的感情有多深。就像李公明所言：“我是一个地道的广州人，从小生长在广州的老城区，在街道中一起玩耍的伙伴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们对粤语的感情很浓。首先它是一个生活交往的基本载体，它不仅仅是相对于汉字的发音系统，而更多的包含了广州人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很多粤语是无法被准确地翻译为普通话的，当要勉强翻译的时候，就会失去粤语本身的很多神韵与味道。这在各种语言的翻译过程中也是共通的。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现代全球化大一统的时代下，粤语的确是广州人能够交流的独特载体。说起小时候的粤语表达方式，总会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著名音乐人金兆均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回忆，“那时候东北已经落后得不行了。东北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完全适应不了现代化的情况，1982年的时候，东北工人发工资是发轴承，穷啊。而且没什么机会，相对来说当时东北的娱乐业很不发达，高级点的娱乐业都不发达，永远是二人转。”他描述，“那会儿东北的歌手一般都是先到北京来。比如说张咪，她家基本就是在最北了，黑龙江的农村。一路走着走着，先走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奔沈阳，再从沈阳进北京。然后可能人家说广州更好，挣得钱更多，张咪就去广州了。”
虽然提议本身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不懂粤语的游客来说，增加更多普通话播出的节目以便于他们更多的了解广州、获得资讯。但是，却似乎触动了广州人捍卫“本土文化”的神经。这种反应不免让人困惑，因为现在每个卫视几乎都是用普通话播音，方言类的节目反而招致非议。但是广州却相反，电视播音几乎一律为粤语，增加普通话的内容反而引起抵触情绪。
“沈阳—北京—广州。”金兆均给上世纪90年代的一批东北歌手画出了这样一条路线图。
不过，广东人有时也觉得是普通话在挤兑粤语。2010年7月25日下午，广州地铁江南西出口附近的广场聚集了1万多名市民，这些市民通过“粤语散步”的行为抗议广州政协委员的提议——“把广州电视台的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改为以普通语为基本播音用语的节目频道，或在这两个频道的主要时段中用普通话播出，以适应11月前来广州参加亚运会和旅游的国内外宾客语言环境的需要”。
“东北歌手去南方没别的，就是打工挣钱嘛。”金兆均说，“而且当时北京对这种场所里面的限制很多，巡视啊、公安啊、消防啊，管得都很严，包括对歌手的资格啊，相对都管得严，南方就好得多。”
拗撬，粤语里的念法是坳（ao，阴去声）叫（giu，阴去声）。意思是闹矛盾、过不去。例：“个仔生性中意同人拗撬（这孩子生来喜欢与人过不去）。”很多外地人到了广东，别的先不论，单是语言关，就很不好过，常常让人感觉是粤语故意与你“拗撬”。
大批东北籍的歌手，在广州、深圳遍地开花的歌舞厅里驻唱，成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当年南下广州的歌手里，毛宁是东北的，那英是东北的，还有李春波、金学峰、火风……”著名音乐人朱德荣说，“那时候火风、那英、我、程前，我们4个人都住在太平洋影音公司的招待所。招待所是两套打通的。总共只有4间房。两个卫生间，一个大厅。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那英就住我隔壁，这边隔壁是火风，再隔壁是程前。”
2.粤语同你“拗撬”
那英是火风的“小妹”，是火风介绍过来的。后来，那英又带来了金学峰。他们当时都在广州东山宾馆的“卜通100”歌舞厅做驻唱歌手。
在深圳，人感受不到“家”的感觉，与这个城市总是有距离，而在广州，人与城市也有一层隔阂，这个隔阂就是“粤语”，语言这个本用来日常交流的工具，却成了一种身份标签，是“本地人”与“北佬”的识别标志。
“卜通100”的名字是台湾音乐人侯德健起的，老板叫做陈凯，现在成都经营夜总会。至于“卜通100”到底什么意思，广州的音乐人众说不一。李广平的解释是，“卜通”是心跳声，形容心跳得非常快。朱德荣的解释是，“卜通”是入水声，是把钱扔在水里，上百上百地扔。
易中天说：“在深圳呆久了的人常常会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一种不知‘此身何属’的茫然。难怪一到节假日和下班后，深圳的饮食娱乐场所会生意火爆人满为患，这里面并不完全是商业上的应酬，也有心理上的需要。的确，深圳人是很看重娱乐的，以至于有‘乐在深圳’一说（前三句则是‘玩在北京，穿在上海，吃在广州’）。这里面的原因也很多：第一，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年轻人总是比老头子爱玩；第二，深圳的生活节奏太快，工作太紧张，很需要放松；第三，‘拼命工作，尽情享受’是一种现代生活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而深圳人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但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少人还没有对深圳产生家园感。深圳之于他们，只不过是谋生存求发展的竞技场，因此一旦有了自己的时间，就应离它而去，而且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有车一族会在双休日开车到东莞去钓鱼，如果有三天以上假期则会离开深圳外出旅游。再不济，也得到歌舞厅茶艺馆坐坐。那里和竞技场（公司或单位）相比，毕竟‘别有洞天’。反正这个时候，是没有多少人会呆在‘家里’的，有的人甚至会通宵在外。因为在这个心理上感情上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我们原本就无家可归”。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100块钱算得上是大数额，金兆均回忆说，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200多块：“那时广州、深圳的赶场歌手，每人配辆摩托车，在一场匆匆忙忙唱俩歌，然后赶下一场，再下一场，反正要唱到半夜去。好一点儿的歌手一晚上能挣1000块钱。”而在当时曾任太平洋影音公司副总经理的陈小奇告诉《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在“卜通100”伴奏的乐队成员，每天晚上都能拿到80-100块钱，远远高于当时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
因而，内地人认为在深圳打拼的人骨子里都有一股“狼性”，一股“狠劲”。在深圳“英雄不问出处”，所以，人们的出身可能千差万别，但是目标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要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和机会。正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在这样的“丛林法则”下，高手博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深圳也只会以“成败论英雄”。人与人之间自然多了些提防与猜忌，而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顾怜。
后来，吴建邦回忆，当时毛宁也是1990年在一个歌厅里发掘到的，比杨钰莹稍迟一些签约。如果说杨钰莹的出道，是靠“新时代”大把大把的钱砸出来的，毛宁就没那么幸运，刚出道时一直发展得不理想。他的走红甚至和一次争歌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这次事件也改变了另一个“红星”张咪的前途。
每个闯荡深圳的人都要在出行前做好“北京人在纽约”的那种受苦准备，因为，差不多每个“深圳人”都能讲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来：在内地是血气方刚、满怀青春梦想和改革激情的天之骄子，兴致勃勃地来到深圳，却惊异地发现他们面前并没有鲜花和红地毯。于是，他们不得不收拾起简单的行囊（那里面装着薄薄的几件衣裳和厚厚的一叠证书），从一个单位跑到另一个单位，从一家公司跑到另一家公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渴了，喝口自来水；饿了，啃块方便面；累了，在街头歇歇脚，看着日新月异的深圳市，意气风发的深圳人，心里顿生无限感慨，也难免一丝惆怅。华灯初上之时，深圳的酒楼饭店灯红酒绿觥筹交错，自己却饥肠辘辘气若游丝，即便“男儿有泪不轻弹”，也保不住伤心的泪水涌上心头。亲戚家的客厅或朋友公司的地板是不好意思再睡了，就到公园的草坪上去数星星。那滋味，可不比“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因为并没有什么温暖的怀抱，也没有妈妈的安慰，你得自己去考虑“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张咪与毛宁在“争歌”之前，其实已经相识。俩人也是由张咪当时的男友郭大炜介绍认识的，郭大炜和毛宁是同乡，也算是很要好的哥们。张咪与毛宁认识的时候已经很出名了，而毛宁还未真正踏入歌坛。在其后由张咪搭桥，毛宁才从酒吧驻唱开始步入歌坛崭露头角，成为新时代公司的签约歌手。
深圳从一开始发展，便充满了竞争。深圳有很多机会，但都是靠人不屈不挠的攫取而得的。刚来深圳的人都会听到一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来深圳，因为这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将他送来深圳，因为这里是地狱。”
当时，俩人已经成为圈内好友，但是，却在争夺《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这首歌时发生争执并反目成仇。
深圳不相信眼泪
1991年张咪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音乐人张全复和毕小世为她量身定做了《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这首歌，但是，那一次节目却因为服装问题被砍了。之后，张咪去湖南演出与毛宁同台，毛宁听了张咪的《蓝蓝的夜，蓝蓝的梦》也非常喜欢。新时代音乐公司就让毛宁也唱了这首歌，并且收录在他的磁带中。陈小奇回忆说，“这首歌当时是放在A面的第五首，很不显眼的位置。虽然说那歌在广东这边的歌厅都已经有很多人在唱了，但在全国还没有很大的影响。”他说，“按照毕小世和张全复的说法是，他们先给张咪唱，但是，并没有跟她签任何的约定，就是给她唱了而已。我们那个时候没什么版权概念，我们写了歌，谁合适就给谁唱了，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当时给张咪唱的时候，还没有实行签约歌手制度，所以更随便，只要能把歌唱出来就行。只不过那时签了毛宁，这个歌给毛宁也不错，就把这个歌收到了毛宁的专辑里。这样，张咪那边就有点意见了，而且两个人就产生了一点矛盾。其实按道理，他们之间本应该没有什么矛盾。”
而且，深圳又是一个人员流动性极大的城市。写字楼里，几乎每天都有新面孔，也几乎每天都有人不辞而别。今天还在共事的，明天可能就告别了。不是被老板炒了鱿鱼，就是炒了老板的鱿鱼？人情淡淡，经营感情对深圳人来说有太大的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大家究竟能相处几时，也就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只要相互之间工作上能配合，就是好同事，何必有太多交集呢？
但是，因为这首歌而产生的矛盾却在之后被升级了。
这点与北京、上海不同。北京有“事儿妈”、有“小脚侦察队”，上海有嘴上说着“关侬啥事体”却又爱窥私的市井小民。这是农业社会聚族而居者常有的一种“好奇心”，邻里街坊间会像氏族或乡亲一样互相守望。但是，在深圳，公司里、单位上、同事之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素不相识、非亲非故，因此，对于别人的生活并不会产生兴趣，也造就了一种距离感。
1992年，张咪和毛宁都被邀请参加广州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俩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这首歌。当张咪在舞台上与舞蹈演员排练结束后看见毛宁从外面进来，就像重逢久别的老朋友上前跟他打招呼。但见毛宁非常冲动、非常生气地说：“别跟我说话！你就是个大傻冒！”当时张咪还来不及反应，更有些摸不着头脑，就用麦克风打了毛宁一下。此事过后，毛宁私下向张咪道歉，两人并未因此发生矛盾。两人一起演出、一起谢幕，第二天上午又一起去中山公园演出，一切都很好，一切均如故。
深圳没有这样的传统，原因就像易中天在《读城记》一书里所分析的“深圳这个城市，原本就是自行其是。在建市之初，这个城市做的，都是别的城市不做或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这时，确实这时，确实要有一点‘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意识，才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所谓‘不争论’，不但有‘干了再说’的意思，也多少‘各干各的’的意思。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深圳和内地也确实是‘各干各的’。深圳尝试着市场经济，内地则还在搞计划经济，当然毫不相干。同样，闯进深圳的，差不多也都是些自行其是的人，否则就不会来。因此，他们大多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大容易为别人所左右。况且，他们不畏艰险地闯进深圳，是要寻求个人的发展，而不是来管别人的闲事。既不想管别人，同时别人也管不了，最后的结论，便是‘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张咪回到北京后，在和郭大炜聊天的时候，也提及与毛宁之间发生的那次误会。在陈小奇眼中郭大炜是“火气挺爆的一个人，有点匪气”。郭大炜也是东北人，他演唱过最知名的一首歌，是“太阳神”广告里的“当太阳升起的时候”。陈小奇戏称：“他是整首歌都不行就这一句唱得特别好，有力度在里边。因为他整个歌完整性把握不好，就没再混下去了。”
在深圳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就像一本关于深圳的小说所提的，深圳人认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也就是说在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淡漠、没有交集。
后来有一天郭大炜在梅地亚宾馆的咖啡厅巧遇毛宁，俩人寒暄了几句之后郭大炜开始问毛宁在广州体育馆那会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并问毛宁:“你是不是骂张咪了？”毛宁说:“是。”郭大炜听后有些生气，毛宁也不示弱，俩人就撕扯起来。郭大炜还狠狠打了毛宁一顿，在这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的人来了，毛宁所属公司的人也来了。当时毛宁正准备上春节晚会，推荐的曲目就是《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我的生活不关你事
此后几天，各大报纸上纷纷以“梅地亚事件”为头版头条，大幅标题《张咪在中央台与毛宁大打出手》、《张咪指使男友为争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一曲大打出手》、《张咪与毛宁争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张咪原型毕露”、“张咪与黑社会有染”等等，那段时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争相转载刊登着张咪与毛宁的所谓“争歌事件”。但是，在那些大量批判张咪的文章里，有大半的篇章是介绍新时代公司即将推出的两位金童玉女——毛宁与杨钰莹。
西祠胡同里一位叫做“双火”的人举了他身边人的例子：我熟悉的一些同事，到深圳打工就是想捞上第一桶金。这不有一位在深圳打拼了4-5年的同事，和我说了声“该回老家结婚了”，就毫无眷恋的踏上北去的列车；一位在深圳做了6年广告业务的40来岁的南京人，对他的朋友语重心长地说，“我该回南京的家了，那是我熟悉的地方。”以上种种例案印证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深圳人口结构现象。而昂贵的住房(租房)，较高的生活消费也同样制约着打工者的“安家落户”的信念，一批批像候鸟似的飞来又飞回。
后来，湖南的一位记者透露，新时代唱片公司是以买广告版面的形式来刊登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想借炒作捧红毛宁和杨钰莹。最有意思的是，当年拍摄《孤星》电视连续剧的导演李路在广州当律师的老同学说，张咪和毛宁的事件，他是法律策划与文字策划者。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家”这个概念在深圳才特别明显。很多在深圳生活几年的人，都认为深圳只是一个“中转站”，匆匆的来了，最终也会默默地离开。
在那个娱乐炒作还不盛行的年代，这样的新闻无疑引起了轩然大波。
都回去了，我就留下来给深圳守岁吧。
经过一轮媒体轰炸与之后“金童玉女”的组合推出，毛宁的知名度迅速提升，事业蒸蒸日上。但是，张咪却因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我父母兄弟，早一周前就回了梅州老家，我妻子的兄弟姐妹，也全回去了，两大家子把家里钥匙交给我们，委托浇花喂鱼。而我同一楼层的其他三户邻居，也破天荒地“集体离深”，回家过年去了，交代我们“看看门”。
她从一个曾经备受欢迎的歌星沦落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走在街上、商场里经常被人指指点点地谩骂。伴随着事业跌落谷底，他的男友郭大炜也背弃了她。在日后接受《生活报》采访的时候，张咪回忆“我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被封杀的女歌手，当时一切演出活动都被迫停止，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出国，要么自杀。好在我意志比较坚强，所以选择了出国。不过，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特别低落。”
我身边不少五年八年没回家过年的人，今年都早早准备，倾巢归乡。
出国后的张咪一切从零开始，六年里她去了很多国家，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德国，她一路“流浪”，靠做些贸易养活自己。出去的时候，她真的厌倦了唱歌。她说，她在国外交的朋友全是老年人，年纪最轻的也有60多岁。她和那些与世无争的老人相处得很愉快，从他们身上领悟到了人生的很多真谛。“他们真实，他们有很多人生的经验值得学习，和他们在一起，真的很放松。”
对于出门人来说，今年春节也许都别有一番滋味，“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隐含了太多太多的滋味。
1999年张咪回国后重新登上了歌坛和舞台。她说，“人好像是种轮回，当一切开始如意的时候，又会回过头来做自己骨子里最喜欢的事，所以现在我又回来了。现在我唱歌不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音乐的兴趣。”只是，现在的她做音乐已经不像当年在广州时那样急功近利，她说，她现在更加注重投入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回国后，她还跨界去了模特行业发展，T台甚至为她带来了不曾预料的好成绩。2000年后还连续获得了世界车王公主、《时尚》杂志最具魅力女人金奖、央视春节晚会最佳造型奖、美国环球亚裔模特大赛特别奖。从前留在歌迷印象中那个甜美清纯的女孩宛如麻雀变凤凰，变得性感、前卫、光彩照人。
一个热闹惯了的城市，突然走了半城人，那情形多少有些令人伤怀。
当时，因为炒作成名的毛宁现在反而渐渐淡出了娱乐圈，而这一淡出原因与当年张咪的出走竟如此相似。
今年不同了，似乎“留你过年”跟“还来不”，都很难表达城市的心情——这不仅是深圳，全国各大城市大抵如此。
因为《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涛声依旧》等歌出名后，毛宁就北伐进京发展。进京后毛宁的事业也是一路扶摇直上，直到2000年的“遇刺事件”。
就近两年，口号不再是“深圳留你过大年”了，大概变成“深圳送你回家过年”，深情欢送，目的在于，让大家感受深圳的人情味，明年希望你们还来，早点来——在去年的“民工荒”期间，“明年你还来吗”，成为深圳的一个痛。春运期间，市政府组织免费回乡大巴，市委书记市长亲自到车站送回乡劳务工上车，深情寄语：欢迎你们再回深圳。
日后毛宁回忆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说，“记得当时是2001年11月22日，当时我是从金鸡百花奖颁奖礼做完演唱嘉宾回来的第二天，那天因为要赶去一个朋友的聚会，所以打算在路上买点小吃给朋友的孩子，于是开车经过北京三环一家便利店的时候，我就下了车，正准备往店的方向走过去，结果被一个陌生人喊停了，当时他问我有没有火，我想这借火的事也很平常，所以就没太在意，但当我说没有之后他还不让我走，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意识到，我遇到劫匪了。”接下来的经过，也就像电影里面的片段一样，毛宁并没有打算与匪徒纠缠，所以也就任其摆布，结果身上的手机与钱物都被掠去了，但对方还是没有罢休之意，于是毛宁就开始担心起自己的那辆车，“大家都知道我是爱车之人，如果那匪徒要把我车抢走的话，我心有不甘，当时我的车钥匙就放在外衣胸口位的内袋里面，所以我就下意识地把手伸入口袋里，打算先把钥匙抓在手里，结果对方见我这动作，也做贼心虚地紧张起来，以为我会掏出什么东西来反抗，最后他就情急之下往我胸口猛插了一刀。”就这样，毛宁倒在了血泊中，匪徒见状也慌忙而逃了，被严重刺伤的毛宁开始感觉到胸口一阵阵发热，他想跑，但已经跑不动了，最后，幸好有路人经过发现了他，并给他打电话求救，最后及时送往医院，毛宁才幸免一死。
后来，为了增加年味，有好几年，政府竭力提倡“深圳留你过大年”，通过各级政府，社区组织，工会妇联，层层落实，组织联欢游园，免费吃年夜饭，给企业补贴留深人员过年开销，市区街道各级领导与打工人员拜年等等，各种方法应有尽有，目的无他，就是让“外乡人”留下来，给深圳的春节增添点人气。
事情本身并没有玄机，但是2001年时候的娱乐媒体已经今非昔比，较9年前的炒作更加肆无忌惮。
如果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深圳呆过的人，一定对过年的景象记忆深刻。那时候，一到过年，要在深圳的街头找家饭馆吃饭，几乎比登天还难——饭馆老板也回老家了。
结果由媒体传出了毛宁保镖打人事件，毛宁事后辩解“其实我根本没保镖，与媒体发生争执的是我公司里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她平时也根本不会跟人吵架，当时因为我的情况非常紧急，所以她才会情绪激动，但完全没有大打出手的过程。”
作为一座移民新城，逢年过节，它的热闹总是来之不易。
再之后，是“小玉事件”、同性恋关系，黑道复仇等等的话题，一连串与毛宁相关的负面报道接踵而来，让他毫无喘息的机会。在众口难辩之下，毛宁只好退出公众视野，尽管低调，但他还是一直工作。他说，“很多人都认为，我这几年是沉浸在痛苦之中，为自己疗伤，无所事事。但实际上，痛苦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我一直都在工作。例如每年我都会到美国做一场演唱会。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一直鼓励我要走出国门。刚开始时，我去给甄妮、蔡琴的专场做嘉宾，后来我就做专场，别的歌手来做嘉宾。除了美国之外，我还经常在东京、大阪做宣传，上NHK的节目，参加谷村新司的演唱会。”
按官方数字，深圳现有1300万人口，其中70%属于“暂住”，也就是流动人口。而户籍人口中，属于深圳本土居民，恐不过百万，也就是说，深圳不是绝大部分人的“老家”，他们的根不在这里。
广东有句老话“人有三衰六旺”，张咪和毛宁的际遇似乎都应正了这一点。但是，争歌事件无疑是改变俩人命运的分水岭，而争歌事件背后则是广州乐坛的竞争与不规范的市场化操作带来的争端。
早在若干时日前，深圳的返乡潮就开始涌动了，那些工厂歇业，提前放假的外来工们，早早就打道回府，避开了春运高峰。
“当时还引乱子的就是《中华民谣》，首唱是谢东，后来又卖给孙浩，作者一歌两卖。后来也打架，但是孙浩唱了，谢东无形中挣钱的机会就少了。所以这就是关键时刻，谁在春节晚会上唱就认谁。谁先谁后，老百姓可不管这个，印象更深的是谁就是谁。”金兆均说，“竞争非常残酷。”
过年过年，年年皆相似，今年不寻常。
解约北伐
半城深圳人都回老家去了。往日拥挤堵塞的街道，如今畅通无阻，站台空落，行人渐稀。
群星璀璨的广东乐坛并没能延续它的辉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刮起了一股“解约风”。最早一批的广州原创歌手陆续离开了四大唱片公司，进军北京，当时就有人借用一句俏皮的民间俗语来形容那形势——“10个歌手9个跳（跳槽），还有一个在动摇。”
这是节前“最后一班岗”，不敢怠慢，按往常一样早起出门赶车上班。昨天尚为拥挤的公交地铁，忽然变得冷清异常，像被放干了水的池塘，车厢空荡荡的。
当时，先是毛宁与“新时代”解约，接着是甘苹与陈小奇分手，随后就是高林生与李汉颖、杨湘粤不辞而别。一时间，由广东乐坛捧红的一众一线当红歌手杨钰莹、毛宁、李春波、林依轮、陈明、甘苹、光头李进、金学峰、火风等人先后告别广东乐坛，北上另谋高就，从长发展。当时的歌手们就像染上了传染病一样，一个说走，一下就走了一片，颇有一种逃离的意味。（《试听前线》）
今天，寒潮袭击无冬的深圳，北风呼啸，室外温度少有地降到6度。
在他们走后的几年间，广州乐坛每况愈下。北上以后，尽管很多人的事业发展并不如意，人气和地位甚至不如在广东时，但是，至今他们也没有再离开北京、回归广东乐坛。随着北京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他们当中的人也没有再局限于歌手行业，反而不断转型，涉足演艺舞台，尝试话剧、音乐剧；或者改变歌路，尝试新的音乐风格。
郭海鸿在他“剥皮集”的博客中写过2009年深圳春节的景象：
但是，当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离开这片中国流行音乐人的热土“北拓”呢？
每年一到春节，就可以看到罗湖火车站、深圳宝安机场浩浩荡荡的回乡大军。当“异乡人”回乡后，深圳就成了冷冷清清的一座“空城”。
作为最迟一个离开广东的林依轮回忆起当时说：“我和大批歌手当年离开广州，不是对广州没有感情，而是说当时的局势客观上如此，你要想在歌坛走得更远，北京是个不得不到的地方。加之那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中央电视台拍摄完成的，所以为了工作只能北上，图个方便。”（《武汉晚报》）
在深圳，外来者也分为两批：“新移民”和“过民”。新移民从归属意义上讲，很难算作是“深圳人”；但从现实意义上讲，又不可不算“深圳人”。因为他们人数是如此之多，队伍是如此之庞大，任何人都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当中不乏科技精英、文化名流、艺术天才，以及高新技术人才，他们往往是深圳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经过与深圳的融合，他们往往会“直把他乡做故乡”。然而，被称为“过民”（王增进《深圳的“过民”文化》）的人则不一样。对于他们而言，深圳只是一个大舞台，他们只是在这个舞台上匆忙亮相、混个脸熟、走个过场。他们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根扎在这里，只想闯荡几年，过把瘾就走。
乐评人金兆均也说：“近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北京本来就是个最热点的地带，现在已经是充满了无数的机会。成点儿小名的在北京就饿不死。你比如说作曲的，北京活儿多啊，各电视台都在北京有办事处，包括纪录片各种什么片，反正用得着音乐的都集中在北京。电视剧是最典型的，全在北京有个点儿，它往中央电视台送片子方便呀，最早是李海鹰，来了北京就趴着不走了，也是最早在北京买房子了，然后剩下的就一个一个来了。”他认为，当时北京乐坛在很多方面都优于广东，首先是文化投资环境，另外北京流行乐坛虽有起伏，却总有亮点，既有民歌，也有摇滚，既有柔情的，也有豪放的，歌手、听众总能找到共鸣点，而广东乐坛在创作上拓展不够，即使在乐坛最为活跃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只固定在都市抒情歌曲的圈子里。也有人分析，造就歌手“北飞”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之后设置了流行音乐板块，并且经常播出各种晚会，这种机会对各地歌手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与此同时，原本在广东甚具影响力的《万紫千红》、《共度好时光》节目在1995年前后停播，以滚动播放原创MTV作品为特色的《MTV星座》也因种种原因停播了。一边是中央电视台的亿万收视；另一边是逐渐萎缩的宣传渠道，作为歌手自然都会选择前者。
在深圳，初次见面的人往往都是用这样一句寒暄对白开场：“你是哪里人啊？”紧接着就是“你是哪一年到深圳的”。在这座城市，别人这么问你，并不需要感觉“地域歧视”，因为，现在工作和生活在深圳的1400万人口中，95%以上是特区设立后进入的新移民。如今的“深圳人”包括了全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新移民，成为北京之后第二个聚齐了全国56个民族的城市。用《新周刊》里的话说就是深圳的陌生人指数，它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对于这一点，林依轮的感触当然会很多。当年，广州乐坛流行“都市抒情歌”，而他的成名曲《爱情鸟》显然不合时宜。他说，“刚推出这张专辑时，销量并不好，仅仅只有三万多张，我有点失望，当时有点名气的歌手随便出张专辑，销量都会在几十万往100多万张走，唱片公司都决定放弃我了。而且《爱情鸟》这首歌还受到很多批评，有专业人士就直接写文章，说怎么会有爱情这种鸟，这到底是种什么鸟值得在歌里唱。”
总归还会走
但是，1994年1月的一天，他突然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中播放《爱情鸟》，这个从来只播正统歌曲的节目，第一次播放流行歌曲，并教听众学习该曲目，他说，“当时我真是又惊又喜。《爱情鸟》一下就红了，从大时代背景来说，也象征着中国音乐的真正开放。对我个人来讲，我开始忙起来，频繁参加中央台的各种音乐歌手比赛，还有频繁的演出。”（《武汉晚报》）“因为当时北京方面的工作远多过广东，我不可能长期飞来飞去。当时我还跟恩师张全复商量了好久，才决定去北京。”（《南方都市报》）
相比意大利花了5个世纪才建成米兰大教堂，深圳整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只用了30年，所以，所谓雕梁画栋、所谓耐人寻味、所谓历史积淀、所谓人与城市的完整关系都被忽略了。这种忽略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没有容器用来发酵城市精神。所以，现在，来到深圳、离开深圳的人都会感叹：“这里没有归属感、人际关系太疏离。我们就像候鸟般，短暂停留，还是飞走了。”
同时，广东本地资深传媒人士钟路明则认为，广东乐坛的衰落是因为一直未能有专业经理人的产生：“放眼香港乐坛，大家说起张学友就自然会想起陈淑芬，说起王菲就会想起陈家瑛，但是广东乐坛这么多年来，除了培训出陈梓秋之外，都找不到合格的经理人，许多所谓的经理人都不过是高级保姆而已。乐坛光靠音乐人创作是不够的，也要靠经理人专业运作的支持。”
但是，在深圳，这些“旁白”却很难加注。深圳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所赐予人们的梦想——“淘金梦”。一旦这些具有灵性的生物与金钱、功利联系在一起，总会感觉变了味儿。就像一位在深圳生活了7年的媒体人所说的：“这个城市没有细节，在这儿，你就不太想说‘出去散散步吧’。时间久了，你觉得还是与它很有距离，也没有什么可以回忆。”
音乐人李广平也同意这样的说法，“经纪人是另外一个行当，他是艺术市场这个行当，而我们是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的行当。现在回过头来，这一部分的缺陷蛮大，如果有很好的职业经纪人，完全可以把广东的这部分歌手笼络住，完全可以很兴盛地做下去，不至于现在半壁江山全部没有了。现在我们广东的职业音乐人在北京的大概有四五十人，或者说在广东混过的歌手也有五六十人。”
被称为“上海古树名木第一街”的衡山路，两旁种植着460余株浓密的法式梧桐，幽幽静静地散发着一股历史沉香。走在树下，很不自觉就会想起上世纪30年代周旋的一曲“夜上海”，而那些历史名人如过场般轻盈的踩着舞步般划过这月下梧桐街，留下长篇人文轶事。
除了乐坛本身的机制不健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东本地特殊的语境。
究其原因，确实是没有历史故事可供追溯。尤其在走过上海的衡山路、杭州的南山路后，差异是很明显的。
林依轮说：“广州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有自己的语言，歌曲也用地方方言。后起之秀如张敬轩出来后，我更发现，南方乐坛可能更适合会粤语的本土人士。而且，现在演艺界的南北概念已经模糊了，之所以还有‘南北对立’一说，是因为人历来好斗，当北方涌现出那英、田震这些优秀歌手时，所谓的‘阵营’也就出来了，有了‘阵营’，‘抗衡’的说法也就出来了。”
就算深圳的街道十分现代化，但身在其中仍难免有种不安全感，吊诡的是，造成这种不安全感的居然是街道两旁的树。特别是晚上，娑娑的树影让人提心吊胆，生怕那茂盛的树背面突然蹿出一个蒙面大盗。常理说来，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城市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宽容”植物的生长，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就是很难打起精神将这些无辜的树“浪漫化”。
广东乐坛从一开始受港台音乐的影响也很严重，不管是曲风、创作、商业机制上都有明显的“复制香港”的嫌疑。
广州对于外地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一座城市。用易中天的话说，就是感觉会非常“强烈”。你可能会觉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和格格不入。这座城市，“它的建筑是奇特的，树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语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连风，也和内地不一样：潮乎乎、湿漉漉、热烘烘，吹在身上，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如果你没有熟人带路，亲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图和站牌，又显然听不明白售票员呼报的站名。也许，你可以拦住一个匆匆行走的广州人问问路，但他多半会回答说“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广州人为什么要用“母鸡”来作回答。即便他为你作答，你也未必听得清楚，弄得明白。”
最先，出现了一批“广州XXX”的模仿歌手。有“广州罗文”之称的李华勇就是第一批模仿歌手的代表，原本是粤剧团演员的他以罗文唱腔演唱的《青春永常在》在广东家喻户晓；广东省民间乐团的歌唱演员陈浩光则被称为“广州郑少秋”，他的代表作就是广州第一手粤语原创歌曲《星湖荡舟》。此后几年间，这种模仿歌手越来越多，知名的有“广州刘文正”吕念祖，以及“广州邓丽君”刘欣如。
1.陌生他乡皆“过民”
音乐人李海鹰也认为，广东音乐的大起大落与商业因素密不可分。“广东学香港，什么赚钱做什么；而北京的很多音乐人都一直在埋头创作，首都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更自由的创作空间吸引了更多的音乐人。”
广州和深圳对于很多人而言，就像一个驿站，只有回忆缺乏深情的地方……
陈小奇说，“广东的流行乐坛是在市场大潮之下催生出来的，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健康的成长机制。这就造成了音乐人行为的短期性，只顾应对眼前的变化，而忽略了长期效益，这为广东流行乐坛日后的跌落埋下了伏笔。广东流行音乐之所以在八九十年代出现鼎盛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卡拉OK兴起，而广东的作品很适合卡拉OK演唱，所以那时的卡拉OK就成了广东流行乐坛赖以生存的基础，后来卡拉OK渐渐淡出市场，广东乐坛一时间找不到新的拓展机制，于是各逃生路：有一部分创作者心浮气躁，坚持不下去改行做别的了；歌手们也走得仓促，没有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港台乐曲的冲击；唱片公司更是急功近利，不再积极推出原创歌曲，因为搞制作、做歌手、作宣传要花钱，可钱投进去了，由于盗版等原因也未必能收回来，所以他们干脆来实惠的：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这些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的做法，是导致广东流行乐坛迅速衰落的直接原因。”
广州，因为有着悠久深远的“粤文化”，从粤语到粤菜到人际相处都是本土的，因此，对于外来者是天然的屏障。人们很难融入广州的社会，而当地人与外来者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防备”与“敌对”……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严明说，“港台涌过来的东西确实不少流于表面，我们歌手留下来的话，实力跟他们完全有一拼，只因为歌手们走得仓促，南方也未能创造更好的条件留住他们，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深圳，因为是一个移民城市，因此来自全国天涯海角的人们也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差异；因为没有乡土社会的“宗族”关系，人与人之间没有交集；因为工作认识的人们，带着利益纠葛，平添竞争；因为没有城市核心价值，因此人们总容易迷失……
在1997年到2002年，整个广东乐坛没有任何方向，在全国的影响也日渐式微。虽然在2002年间，本地歌手张敬轩一度崛起，但仍不能扭转乐坛的这种局面，最终张敬轩也赴香港发展。2009年广东音像出版界“四大巨子”之一的“新时代”也宣告破产，《每日经济新闻》认为，“新时代”的落幕并非偶然，而是整个音像行业走向衰落的一个缩影。
因为追逐梦想，我们离开故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人生。这个地方有着与故乡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但是，总会让人“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