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至5月份，短短几月间，富士康就发生了“十二连跳”。坊间纷纷议论这个“血汗工厂”对工人的盘剥、压榨，然而，让人奇怪的是，既然这个“魔鬼工厂”如此“恐怖”为什么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挤破了脑袋要进来？
挤上流水线
2010年春节过后，“用工荒”席卷了珠三角，据媒体报道，广东及珠三角地区出现了200万的用工缺口，单深圳就缺80万。但是，深圳加工厂却呈现“冰火两重天”，一边中小加工企业门庭冷落，另一边富士康集团龙华基地普工招募处却异常火热。富士康将其招聘现场分成了三个区域，数千求职者以每列近百人的数量在空地上等候，大约相隔十分钟的时间，工作人员便随机抽取其中的200人到另一空地进行筛选。据说，有些求职者为了能尽快面试，甚至半夜就来招聘点蹲守排队。
在深圳，有这么两家企业很典型，一家是富士康、一家是华为。内迁之前的富士康在深圳拥有40万员工，85%都是“80后”、“90后”的技工，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富士康一墙之隔的华为，企业员工几乎都来自中国一流大学，是“后世界工厂时代”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这两家企业的员工生存现状几乎可以代表深圳同类型企业里的员工生存现状，从这两家争议性、话题性的企业身上，也折射出深圳企业与劳动者发展的轨迹以及未来深圳的发展方向。
对于代加工业的求职者而言，企业的知名度和完善的福利制度是重点考虑因素，就像一位富士康的应聘者所言：“福利制度方面富士康是做得比较到位，可以说进了厂，衣食住行基本不花钱，比如免费提供工衣，工衣免费清洗，富士康内设大学，为员工免费提供从中专读到博士的课程。”
3.代工帝国背影
新生代民工与老一批的外来务工者相比，他们对“工作”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改变：选择工作，我们更看中能力的提高，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普工工作感觉人生很难看到希望。因此，中小企业已经不再是首选。
三代人、三十年的“深圳梦”，有人说“这个梦不是在消退而是在外溢”。现在的深圳已经不在是当年快速成长需要大量补给的深圳了，现在的深圳追求“效益”、“品质”，包括对人才也是一样。比起几十年前，深圳的竞争压力更加大，人才淘汰率更加高，就像一个人说的“选择了深圳就等于选择了压力”。说白了，就是深圳经过历史积累，现在已经很牛了，它有足够的资格挑选他们需要的人，人才要削尖了脑袋挤进来。
所以，即便是富士康发生自杀事件后，都不影响应聘者的选择。2010年5月17日，富士康又开始招聘，在它南门的招聘点大约就有2000余人排队等候。
同时，深圳的产业转型也在持续，对人才的要求与筛选也加剧了人才间的竞争。就像宋丁所说：“深圳要大力扶持三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要再造一个深圳,人口肯定要收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现在很多蓝领工人在内地就业,这对国家来说也是好事。深圳要不断往高处走,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创造力的年轻城市,就应该选择那些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强大、蓬勃的年轻产业。目前深圳面临的是人才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一些变动,我们不能拿90年代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但是，目前深圳依然是以中小加工企业为主，大型代工厂还是相对较少的，相应的，对于应聘者就形成了“粥少僧多”的局面，更少的选择、更强的竞争。所以，一部分无法进入深圳大型加工企业的工人宁愿节后呆在家中，也不愿千里迢迢来到南方，却赚着和家里差不多的钱。
“80后”已经无法像当年到深圳闯荡的人，白天干活，晚上睡在桥墩下，因为这个城市已经过了那段岁月，而“80后”与“60后”、“70后”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也不一样了。现在，挤进深圳的生活成本已经远远超出上世纪80、90年代。
金钱的致命诱惑
同样，对于“80后”而言，进入深圳的目的与“60后”、“70后”已经截然不同了，“80后”更加追逐城市化下光鲜亮丽的“大城市生活梦”而不是掘金、创业。雷泓霈在《别让大城市妄想症压垮自己》里说道“我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渴望挤进大都市的念头和行动，大城市里丰富快速的资讯、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还有它推动你不得不前进的气场，这些资源是二三线城市无法企及的。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大城市无论怎么发展，它都不可能无限制地容纳所有憧憬它的年轻人，它终归是有一个‘饱和度’的。当它处于‘相对饱和’的临界点时，它无疑会有意无意地设置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门槛，这些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提醒着渴望融入它怀抱的年轻人，挤进大城市是需要高成本的。”
其实，应聘者说富士康的薪酬待遇与福利待遇好，这个好也只是相对的，因为富士康的基本工资依旧很低，据《第一财经日报》所报道的：“2004年到2010年六年间，富士康员工的底薪经历了380元、400元、600元、700元、900元、1200元六次变化。”但是，“在深圳，900元的工资相当于一个月买200块的日用品以及每天3碗方便面的水平。”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表示。因此，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富士康的员工不得不加班，就像富士康的一个员工所言：“多加班的工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
陈宏认为，深圳经历了两个创业时代，前三十年，创业者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城市更新、政策优势，以及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商机迸发，“60后”、“70后”创业者凭借诚诚恳恳、吃苦耐劳就可能获得成功。如今，随着国内各地经济增长，深圳已经进入了一个“拼时代”，创业者不仅要考虑资本、行业、技术、产品等问题，还要考虑选择什么样的突破口与整个深圳发展的大势结合。
2009年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曾对富士康工资与加班时间进行过调查，刘开明通过调查展示了富士康员工高强度的加班生活：“结果显示，2009年富士康每月加班达117小时，有的甚至高达140小时，而薪资在1500-2000元之间。”员工为了获得更高的薪酬，不得不加班。
十几年后，年少的他们工资还是2000多，但是房价也许要20000多（再降也不会降到2000多了，除非经济崩溃，它总是要慢慢升上去的）。
但是，每个员工加班的时间不一样，可能同一流水线上的同事，拿的钱也有很大区别。《南方日报》当时报道富士康事件时就讲到这样一个例子：
十几年前，年少的我们工资只有2000多，那时的房价也只有2000多。
每个月的10号，与其说是发工资的日子，不如说是“比赛”。拿高加班工资的人，很容易将笑意挂在脸上。并不太高的人，私下打听同事的高工资，啧啧呼叹之余，将“目标”再次提高。很多人因此陷入一种怪圈，即使是累得不能动了，一旦听说加班，仍然两眼冒光。至于原因，已不是简单地需要钱，而是心理满足大于物质需求。一名台籍生产主管朱复铨说过：“在这里，工人要加班，想加班，写信给他们请求加班。”而对于厂方而言，员工加班他们求之不得。因为，机器一关一开，损耗极大，所以，宁愿支付加班费，也不能让整条线停下来。因此，白班和晚班之间时间空窗，厂方大多数时候会通过让工人“自愿”加班来填充。
深圳依旧在前进着。当初年少无知的我们已经成家立业，安居乐业。在我身边，也从来不缺乏新的少年人来到深圳打拼，他们有的失望而归，但更多的是坚持了下来。不论是在小区里卖早点的乡亲，还是在科技园里设计产品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生活。
曾经潜伏在富士康28天的《南方周末》记者刘志毅也提到这个症结，他说：“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每年来到深圳的淘金者与每年去到曼哈顿的淘金者一样。都没有必然成功的道理。社会不欠谁的，它有它发展的轨道，不可能一直出于高峰，却是螺旋式上升。今天的深圳在我看来，远没有那些没有来过的人们脑海中想象的那么美好，也绝不是已经失望的人心里所厌恶的那么差。
在加班获得更高工资的利诱下、在与收入更高的工友的攀比下、与别人都加班我也不能落后的从众心理下，代工者不得不将自己投入流水线上高速、单调、枯燥的运转。就像刘志毅所说：“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在从无到有的这20多年，不论是循规蹈矩的，还是铤而走险的，都更有机会得到回报。当年在赛格买下铺位的人，恐怕想不到今天能那么值钱。但是今天想再找这样的铺位就很难了。社会在发展，淘金的模式也是在改变。你不改变，则必然被淘汰。而此时的深圳，初具规模，竞争更加激烈，淘金却不那么容易，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记得90年代初期，是所谓的创业高潮。大学毕业生，天之骄子。国营企业都不愿去，要自己创业，学比尔盖茨，考公务员根本不是受欢迎的。而现在，恐怕竞争之激烈超过高考。
不流动的科层
“这个城市已不再被梦想所激励,而且这种倦怠已深深地伤害了人们的心。”这个是很难两全的。即所谓城市要发展，又要人人有饭吃。这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它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但是却一定会继续满足一个百分比的人数。从来都是如此，没有例外过。照我几十年的深圳经历来看：80、90两个年代所谓的黄金发展期，是因为当时法律制度比现在更不健全，深圳也更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那时的深南大道还是泥土路，只要你肯干，干什么都能发财。
与其他企业不一样的是，富士康这样低技术含量的代工企业，人员的升迁渠道也很漫长，几乎是论资排辈，《IT时代周刊》的一篇《富士康：是谁造成了两岸员工的对立？》的文章里就提及富士康的职位设立，“正式员工分两类，员工级与技术师级：从员1、员2、员3、师1、师2直到师14级，大专学历的员工进入富士康一般是师1级，本科进去是师2。如果干得好，3年能够升到课级干部。这是指技术线上师级员工，如果是生产线上的员工（即员级），要干到课长之类的管理级别，幸运的话也要6年。不过对99.9％的生产线员工来说，那就是一个梦想。”
一位叫“低烧”的网友在纪念深圳三十而立的“深圳万象”系列中，这样表述他对深圳与深圳梦变迁的感想：
而层级制在这家企业里也随处可见，走在富士康厂区内，一看就能看穿对方的身份与工作：员工的衣服，以及一个细小的动作，就能“出卖”自己的阶层。譬如，穿黑色T恤式工作服的男孩，是基层流水线的普通工人，他们被称为“员”；而穿白色同样款式工作服的男生，则一定是毕业于大专或本科院校，他们是这个公司的“工程师”。只需要看他通过哪个通道上楼，就能分辨出他是一名台籍管理者，还是大陆的管理者：前者被称为“台干”，享有专门的通道，这个通道无需验明身份、无需刷卡，也无人检查；而被称为“陆干”的大陆干部只能沿着其余3条通道上下班，哪怕他的职位已经进入了高阶管理层，他仍只能从普通通道进出。这是一个从未被写入过正式文件，却被每个人小心翼翼遵从并维护的规则。
深圳已经不在是当年那个3万人的小渔村，也不是“遍地黄金”的梦工厂，深圳与创业是同义词这个命题也需打问号了，深圳资源似乎基本完成了初始分配，深圳城市的进入门槛也抬高了，总而言之，深圳特区已经不特了，深圳现在与北京、上海、广州一样，都有一个新称谓中国的一线城市或准一线城市。
因此，对于许多富士康的员工而言，他们也很难去关注升迁的事，就他们认为，“这里的各种等级划分制度实际上太复杂了，我们很多时候也分不清。”太多的等级让员工感觉自己“爬不上去”，并且，升迁的偶然性很大：首先，一个职位只有出现空缺时，才会从下一等职位中晋升，而一般管理者好不容易才“爬”到某一职位，除非发生重大变故，一般会极力维护自己的位置；若要升职，则需由自己的直接主管提议并申请，并经过该主管往上的多个主管逐级审批，而事实上很少有主管去揽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最重要的，作为大陆的员工，“即使你工作再努力、成绩再出色，一般也只能跻身于低阶或中阶的管理者中，而无法晋升为高阶主管。”多名受访者表示，“陆干”（大陆干部）不被重用，尤其是不会被安排到一些核心岗位是众人皆知的秘密。
同济大学教授、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每个城市的居民都有自己的个人梦想，但都比较零碎和单一，不像深圳梦那样影响了整整一代移民，并且有鲜明的自由人本主义特征。深圳梦犹如初生的太阳，照亮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但令人遗憾的是，30年以来，深圳不断背弃着对先锋、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创性的原始梦想。它的嘴脸，跟中国其他城市越长越像。”
一位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做了八年的老员工陈伟良（化名）这样回忆了他逝去的时光：
10年代，沉重的“大城市梦”
2002年的一天，陈伟良从中部地区的一个中专来富士康实习，被分到了深圳龙华园区。第一个月试用期他拿到了600元，第二个月就变成了1100元。这让陈伟良有点兴奋，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成了一名为富士康创造巨额财富的流水线工人，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品管”，就是一个质检工作岗位，经过两天的培训之后，就正式上岗。在富士康，几乎到处是不断转动的传输带和工作平台。20秒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一分钟装7个静电袋，在他身边，很多人每天用10个小时不停地重复几个单调的动作。每个工人都是流程的一个环节。在他们手中，诞生了电脑、手机、MP3等高科技产品，但很多人却甚至连成品都没有看过。陈伟良说：“比如一些普工，工作三年，所有的工作内容就是扫描、装袋和贴标签。”每天都是那几个动作，汗水滴落在运转的机器上，随即蒸发得无影无踪。
淘金梦远去，城市门槛提升，拒斥低端人群。而到了2002年后，创业梦淡去，这个城市的白领群体也开始躁动起来。机会越来越少，物价、房价却日日攀升。曾经在深圳身后亦步亦趋的内地城市持续发力，政策优势不再“一枝独秀”的先锋地位沦丧，人口结构固化，城市高端群体失去改革精神。深圳似乎变得与一部分发展较快的内地城市并无明显分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略逊一筹。“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一同陷入迷茫与困顿之中，看不清自己的梦究竟指向何方，看不懂这座城市究竟走向哪里。”陈宏也感觉到，突然之间，“逃离深圳”的冲动气氛在城市里暗潮涌动。这个曾经谱写徐明天所言的“人才引力定律”的城市，渐渐失去了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前，当一列列从北往南的列车装载着饱满的青春之躯，抵达深圳时，梦想也同时抵达。现在，梦想在何处，已经慢慢模糊。
因为每年3月份左右，富士康都会调一次薪。因此在来到富士康的前三年，每次调薪前的几个月，陈伟良总是被调到一个新的部门。“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觉得自己调岗了，可以多学些东西。”陈伟良说。但最终他发现，换岗的结果是薪水三年未涨。这时他才回过味来，自己被当作“刺头”了。这样的状况维持了三年。直到2005年，他才从“不铨叙”变成了“铨叙”（富士康员工队伍分不铨叙和铨叙两种，所谓不铨叙就是指临时工或普工，铨叙就是正式入籍。铨叙就是上文所说的两级：员级、师级）。这个漫长的升迁过程让他比较失落，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勤奋、更努力，可是升职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慢。”相较有些升迁快的人，通常一年内就可以从不铨叙专为铨叙了。此后，陈伟良决定暂且将个人得失放在一边，他几乎是按照富士康厂房里随处可见的标语、格言来作为行事准则。“台化”之后的陈伟良慢慢有了发展。他开始带新人了，2008年、2009年，陈伟良一连升了两级。他从“员1”、“员2”、“员3”发展到了“师1”，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师级出差的房补500元，员级是150元。这就是等级的区别。”
这篇网文一石激起千层浪，阐释了深圳跨入“特区后时代”的危机与迷惘。这种城市的改变也使得追梦者发生了改变，张闳说，“深圳梦从一开始就是强者为王，赢者通吃。得以实现梦想者寥寥，但由于它较早开放，多得先机，相对于封闭的内地，其梦想实现的机会还是要多得多。早期深圳是有美国梦相类似的幻象，但这种东西难以为继。一小块样板，不可能真正成为梦想的乐园，单是《边防通行证》，就阻断了大多数内地公民的梦想之路”。
虽然晋升了，但是陈伟良还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沮丧。他花了八年时间做到师1，上面还有14级，而且越往上越难。他说，“师15级”只有郭台铭一个人，“师14级”基本上都任职事业群总经理，基本是清一色的“台干”。这于他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著名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也成为呙中校当时对深圳形式的反思。全文洋洋洒洒1.8万字的长文，针针见血、毫不客气地指出深圳当时发展所面临的困局。他从深圳的五大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兴通讯、华为科技以及沃尔玛的“迁都”上海传闻说起，进而广泛而深入的人才引进、投资环境、行政效率、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去剖析，他认为“深圳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而是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寻租’社会。特区所特有的权力和资源，为寻租提供了条件；而特区发展中出现的巨大经济利益，则提供了强大的寻租动机，而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寻租成本特别低，结果导致寻租无所不在。——抛弃深圳的不是别人，正是深圳自己！”
2010年，富士康发生了“12连跳”，而陈伟良的工友也在劝他“跳槽”，但是，从这儿跳出去就像面对一座山，谁人知道山后又是什么呢？况且，富士康的“加薪”承诺、一个月繁琐的辞职手续、厂区搬迁的“传闻”都使得他难以量度。
作为试验田的深圳，它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未知。上世纪90年代末的深圳又一次转变，这时的深圳街头有些迷茫。2000年，深圳走到了十字路口。2003年，在深圳生活了6年的资深媒体人金心异已为人父、做了“奶爸”,当他行走在深圳街道上发现有越来越多扭秧歌的老人,越来越多的孕妇和婴儿的手推车,人们走路都慢下来,他写下“一个城市终于从他的发情期和交配期进入了繁殖季节”。
看着每天不管烈日当空还是狂风暴雨都在排队、满怀梦想想要进富士康的员工，他想起工友对他说的一句话“很多人离开这个地方，但机器还在正常运转，没有会记住你的价值”。最终，他下定决心，哪怕山的后面依旧是一座山，他还是要离开。
00沉没年代，梦归何处
富士康，只是深圳代工企业的一个缩影。千千万万的工人使得这台机器得以高速运转，但是工人们的梦想、工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却在“富士康们”里、在“深圳”中被撕的支离破碎。如果说，这个工厂、这座城市充满了员工与员工之间的金钱攀比、员工与员工间职位晋升的竞争，那本质的还是来源于工人与自己命运的竞争。
1999年，QQ变得大受欢迎，注册人数疯长，很短时间内就增加到几万人。而此时腾讯却遇到了资金方面难题，在寻找融资无门的情况下，马化腾萌生了把QQ卖掉的念头。幸运的是，同年，深圳举行了首届高交会，马化腾在那里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QQ获得了生存发展下去的基础。此后5年，腾讯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最值钱的互联网公司。
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城大军已经不再出于“生存理由”，他们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这与他们的父辈显然不同了。
马化腾就是在那个时代技术型创业的典型。1993年，毕业于深圳大学的马化腾进入深圳润迅公司，成为软件工程师，从事寻呼软件的开发工作。1998年11月，马化腾和同学张志东注册了腾讯公司，为深圳电信、深圳联通和一些寻呼台做项目，而QQ只是公司一个无暇顾及的副产品。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整座城市在向高科技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创业机会，太多人在前两个阶段的搏杀中积攒了第一桶金，生发出强烈的转型需求，深圳的优秀企业家大多成长于这个时期。另一方面，深圳的现代化城市特征越来越明显，城市门槛逐步提升，低端机会骤降，蓝领开始泛白，高端白领、海归扎堆。”陈宏把1992年视作城市人口结构的分水岭，1992年之前，大规模城市基建、工业化提供了巨量的低端工作机会，1992年后，深圳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低端工作岗位饱和，农民式、草莽式的创业模式已不适应当时的城市环境，城市淘金价值弱化，阶层分界逐渐清晰。“城市门槛的提高也带来心态失衡和治安恶化，1992年后，有的人成了大企业家，有的人还一无所有，涌入深圳的低端群体找不到合法的生存机会，拍头党、砍腿党也有了，送去樟木头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虽然淘金还在继续，但是，深圳的转变也开始初露端倪。关内相继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并持续出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等，这似乎宣告了“此时深圳已经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纯粹依靠两只手打拼、淘金或者投机的创业模式已开始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随着创业的难度加大，创业也走向了精英化的路线上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深圳乃至分得一杯羹的80年代开始远去，淘金梦的主体也慢慢地变成了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大学教师等数以万计的南下精英，这些人最终促成了一个以电子信息、互联网为主的创业黄金时代。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我们不停地加班、再加班。”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下子投入半军事化的企业中，随着原有人际关系被割裂，孤独、无助和焦虑成为他们的生存常态。
“淘金梦”成了青春飞扬的年轻人奔赴深圳的最鲜明的诉求，深圳网络三剑客之一的老亨认为，90年代，人们投奔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赚更多钱，有更多自由，寻找实现个人梦想的更多机会。而事实也证明，当时的深圳确实能够为这些具备淘金意识、寻求个性发展的人提供极大的想象空间和丰厚的回报。霍强觉得，现在深圳的中产阶级大多也是从90年代开始进行资本积累的，因为单从当时在老赛格市场小柜台采购各种电子零配件卖到全国各地的生意就可管中窥豹。那会，这些小柜台一个月几万元的生意是不在话下的。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涨潮般来到工厂，又退潮般地离开。除了很快卖出去的产品，这个企业，连同这座城市，没有留下他们的多少痕迹。”社会学家沈原对新生代农民工这样描述。
现任深圳互通科技的总经理霍强回忆那时说，“1992年来深圳，自己都被吓一跳，香皂、电子表都是成堆卖，运回内地，买一堆电子表的钱，卖掉一块表就能挣回来，而且这些都是内地人闻所未闻的新潮货，赚钱太容易了。”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农民工如是说。
那个年代的深圳仿佛“钞票满天飞”，随手抓来都是机会。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深圳就像一位专家所分析的“当时，国内工业化程度都不高，产品供给程度也不丰富，属于物质稀缺的时代。只有深圳率先启动了加工贸易还是工业化，这就奠定了深圳作为全国产品的供应中心的地位，也就是说任何人来到深圳，都可以借深圳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为全国的‘供应商’，其中蕴含的创业机会也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具备的。”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这段经历像极了1848年的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兼历史学家布朗兹在《黄金时代：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和新美国梦》中这样记录那段历史：淘金热对于美国历史而言是比南北战争更为关键的时刻，淘金热改变了国家的精神，使美国脱离了富兰克林式的“稳当和勤劳”的清教伦理，转而朝向一个新的美国梦——“迅速致富”。然而，深圳网络小说家慕容雪村也在其热销的作品《深圳向左，天堂向右》也见证了深圳的“淘金梦”：深圳就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大面包，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司成立，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怀揣梦想、拿着边防证涌进这个南海边的小渔村。一夜暴富的传奇随风飘扬，公车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一个破衣烂衫的家伙说：“我明天有一船货到蛇口码头，你要多少？”另一个同样破衣烂衫的家伙一脸不屑：“作贸易？那不是糟蹋钱吗，我刚在宝安圈了十几亩地，作房地产才能赚大钱，兄弟！”
这是来自深圳底层普通员工的呐喊，那所谓的“白领”是否就活的有尊严、活的自在呢？
让美国《时代周刊》惊呼“有史以来最大人口流动”的百万民工南下潮也发轫于1989年，百万民工南下。数据显示，1992年第一季度，仅从深圳汇往全国各地的汇款单近140万张，共计7.03亿人民币。汇款人群中，最常见的是三五成群的打工仔、打工妹。
这边富士康在员工在自杀，那一边富士康的“邻居”华为也有员工在猝死，尽管，华为的产业结构上已经是富士康的上一层，但是，依旧有摆脱不了的“死亡诅咒”。
城市工业大发展背景催生了无数用工机会和淘金梦想，也就在这一时期，“淘金地”成为深圳的代名词。“全国人民都知道，深圳有金可淘，高中低端人群来者不拒。”深圳“网络四剑客”之一、《深圳青年》杂志主编陈宏举例，深圳某游艇会老板，便于此时来到鹏城（深圳别名），而他最初不过是在基建工程兵的食堂里帮厨打菜。
4.华为的狼性角逐
上世纪80年代，深圳演绎的“解放”、“挣脱束缚”让整个中国都看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随着经济优势在“深圳速度”下的快速显现，随着现代城市管理制度和用工环境的初步建立，随着基建、招商引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上世纪90年代的“淘金热”兴起。
在深圳，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去华为办事千万不要轻易提起你的学历，因为门口让你登记的门卫很可能就是硕士，公司里打扫卫生的可能就是一名本科生。这句话道出了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代表的华为，其员工的整体高学历。
90年代，年轻人的淘金梦
知识大军
上个世纪80年代深圳与奔赴深圳的创业者都成了特定的历史注解，就像1985年来深圳的诗人王小妮在《一个诗人的深圳史》里写道：“你来深圳想做什么？这是1980年代中后期新移民之间最自然的对话。有人为理想，有人为自由，有人为爱情，有人为逃避。”唯独没有为赚钱。随着1990年的到来，奔赴深圳的梦想也开始了转变。
随着这些年华为的急速膨胀，作为电子产业巨擘的它也顺理成章成为无数大学生的梦想竞技场。但是，进入华为的路途却不容易，有史以来，华为都偏爱名牌大学的高学历学生。
自此，马明哲带领一个13人的队伍在4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从产险开始起步打造着他的金融航母。22年过去了，平安保险在马明哲的战略中从一家总资产5312万元的小企业，发展成了一家集保险、银行、投资为一体的综合金融集团，并在《财富》杂志2010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再次入选并荣登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的宝座。马明哲用他的“过桥哲学”与开创精神缔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他说，“中国的保险事业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也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事事都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河上已经有桥，我们就不必去冒险涉水，付一些过桥费就可以过去了。风险小，也赢得了时间。”而圈内人对他的评价是，“我最佩服的人是平安的董事长马明哲，我想的事他肯定想到了前面，我没有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了。他做事总是具有前瞻性。”
1997年以前，华为员工里面有40%都是华中理工的毕业生。1998年，华为与中兴又在清华园上演了一场“人才争夺战”。此后，一直到2002年，每年都有大批毕业生进入华为。1999年，华为一次性招聘2000名大学毕业生。到2000年，总共招聘了4000名毕业生。2001年，华为挨个到全国著名高校招聘最优秀学生。据说，在一次使得华为声名鹊起的“万人招聘”中，华为更口出狂言：“工科硕士研究生全要，本科的前十名也全要。”按照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说法，华为平均每年招聘大约3000人。现在，华为员工中85%以上都是本科学历，其中从事研发的人员有70%以上都是硕士、博士和博士后。
马明哲显然志不在“马车夫”，30岁时的他对袁庚说的一句“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就是他保险业梦想的萌芽。对于改革者袁庚，这句话也点燃了他的另一个兴奋点，他亲笔写信给中央领导，详述成立平安保险的必要性。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文批准成立平安保险公司，马明哲任命为总经理。
华为的高学历要求只是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缩影。2008年时，深圳举办了“第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人才与智力交流会”，参与会议的有200多家企业，主要分布在主要集中在电子、计算机、通讯、医药、能源、生物化学、机械制造、自动化等行业，这些高新技术行业对人才的学历、专业背景、工作经验等均有较高要求，虽然资源丰富但是门槛高、入口也小。
生于1955年末的马明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摩羯座性格。只有初中原始学历的他首先在广东省湛江市八甲水电厂做工人，然后担任了当时的广东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通讯员。1983年的一次人事调动，马明哲到了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并被选中担任当时蛇口工业区总经理袁庚的专职司机。
狼身下的床垫
在这梦想照进现实的年代，一批批神话就此诞生，其中之一就是平安保险，而深圳也成了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的命运中转站。
在任正非的眼里华为就是“高效率、高压力、高工资”的三高企业，他认为，“高工资”是最具诱惑性的，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这点也正是吸引无数高校高学历学生的地方，许多学生在经过四面与几十人竞争才争取到最终的岗位，这一岗位在获得之处就充满的“硝烟”，但是，华为的“战斗”在你踏入门槛的时候才刚刚开始。
因此，当年的深圳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论成功”。全国各地各种族群都可以到这平等的起跑线上重新开始人生。这些人既有从秘书到深交所创始人的禹国刚，也有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或者因为逃婚到深圳却开创了攸县的士司机的湖南妹谢吴艳。无论是香港富豪、内地打工妹、外国金融家，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相信自己能在这个城市找到一席地位，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当一位毕业生刚刚成为华为的一名新员工，就会在《致员工书》上读到这样的句子：“实践改造了人，也造就了一代华为人。你想做专家吗？一律从工人做起，这在公司里已经深入人心。进入公司一周以后，博士、硕士、学士，以及在内地取得的地位均消失，一切凭实际才敢定位，这已为公司绝大多数人接受。希望您接受命运的挑战，不屈不饶地前进，不惜碰的头破血流。不经磨难，何以成才？”
相比北京、上海，深圳没有历史，也没有包袱，所以具有对未来开放的无限可能性，北大教授张颐武形容深圳是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深圳以在特殊时期在全国开创先河的市场化模式，重塑了一代人的价值观，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想象力，从无到有地实现从受制于身份到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的现代性转变。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梦，但把梦变成现实，深圳是，至少一度曾是创造了最好条件的地方。
当新员工变成老员工，他会对《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抗多久》一文中所提到的这句话烂熟于心：“当我们走上这条路，没有退路可走时，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的高层领导为此牺牲了健康。后来的人也仍不断在消磨自己的生命，目的是为了达到业界最佳。沙特阿拉伯商务大臣来参观时，发现我们办公室柜子上都是床垫，然后把他的所有随员都带进去听我们解释这床垫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富裕起来就要有奋斗精神。奋斗需一代一代地坚持不懈。”
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在创业之初对他仅有的8位员工说：“我们这些辞职或停薪留职的科技人员，离开国营单位，自己出来找饭吃，大家都有背水一战的危机，人人奋力拼搏，没有内耗，没有扯皮现象。在一个国营企业里，厂长、经理往往要用60%的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想干成一件事是很难的。”而深圳的诞生则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家长，也没有所谓监视者的政策基础上，这意味着它也没有那么多束缚。深圳就像一个单细胞城市，这里欲望明确、规则明确，达成目标的方法简单，就是要靠“闯”。
“奋斗”在华为几乎无处不见，最具象征性的就是床垫文化。在华为创立初期，研发部仅有五六个开发人员，他们夜以继日地钻研技术方案，开发、验证、测试产品设备……没有假日和周末，更没有白天和夜晚：午休时，席地而卧；加班晚了不回家，与床垫相伴；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一张床垫相当于半个家。
那个年代的深圳完完全全的开放，就像一列列免票的列车，只要你愿意随他高速运行，都可以上车。于是，轰轰烈烈的南下大军，怀着英雄主义情结的人们去到那方宣泄血性的角斗场闯荡。就像北大客座研究员、深圳财经作家徐明天所言“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因为，最初到深圳就意味着要割断与过去的所有关系，没了工作、没了户口、没了粮食供应，成为“盲流”，选择到深圳是得有点勇气的。不过这些都不能阻挡新的城市模式和新的价值观带来的吸引力。深圳的“原始梦”是复杂的，但有一个主要价值指向，那就是关于现代性的想象，其中除了对西方时尚元素的期待，更多还是对先锋、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创性的期待。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
这个床垫文化与华为的行业性质是息息相关的，《不眠的硅谷》里曾讲述美国高科技企业集中地硅谷的艰苦奋斗情形：无数硅谷人与时间赛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成就了硅谷的繁荣，也引领了整个电子产业的节奏。华为一直以来也奉行“一天不进步，就可能出局；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业界巨头，这是严酷的事实”这样的信条，整个企业充满了紧迫感。
1982年，时任蛇口工业区“掌门人”的袁庚去清华大学招揽人才，那时的他激情澎湃地“描绘理想”，还不忘调侃：“现在来蛇口，正是时候，10年后的蛇口，你们要进来，就像今天户口进北京一样困难。”
因为有床垫文化以及快速的产品更新，华为人不得不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进行周期短、工作量大的艰苦开拓。
80年代，小人物“闯深圳”
就像一位华为的员工所说的：“华为加班确实比较多，尤其是项目进度很紧的时候（进度不紧的项目在华为几乎不存在），一般说来周末会要求统一加班一天，另外，华为规定每月必须最后一个周六照常上班，这样算来一月可能只有3或4天的休息时间。春节加班的概率很大，一般大年28放假初六、七就开始加班。平时工作是否累是否晚上必须加班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你的能力很强，两三周可以把一个月的活干完，那么没有人会强制你晚上加班的（除非最关键的一个月里产品可能会统一要求）。当然，这样的人是少数，大概几十个里面有一个，大部分的人还是需要晚上或周末加班才能完成任务。”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说，“‘深圳梦’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集体情结。它不仅是关于一座城市的愿景，更是对中国现代性场景的想象。”这个中国社会变革最轰轰烈烈的现场成了“全民梦工厂”，但是，30年光阴流转，这个梦却开始慢慢“褪色”。
2006年5月，华为25岁的员工胡新宇就因“病毒性脑炎”死亡，但病发前的他曾连续加班30多天。据《南方周末》对其女友张宝可的采访可知，那时，胡正着手准备某重点封闭研发项目，项目开始后，胡新宇“30多天只回了4次家，除此之外每天工作到凌晨3点，睡在实验室的床垫上，早上9点又开始工作。”虽说，华为的发言人傅军称胡新宇的加班是出于自愿，而且华为的“加班政策”规定晚上10点之后加班须经公司批准，不准在办公室过夜。但是，张宝可却认为“这是因为项目紧、逼得没办法，属于变相的用超负荷工作进度和工作量，来迫使员工加班。”
2.深圳梦进退维谷
胡新宇事件只是华为加班事件的一个升级，加班在华为司空见惯。一位曾经短暂驻扎在华为的人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加班文化，这位叫“君”的人在其博客中这样写道：
同样，2009年3月，诞生在广州的著名互联网企业网易，也有传言要北迁至北京。北迁计划以网易科技频道为例，就是在广州、上海各驻守一名记者，其他广州总部的编辑全部迁至北京。半年之后，业界再度传闻称网易旗下游戏事业部将搬往浙江杭州，因为负责暴雪旗下魔兽运营的网之易公司是在上海，所以传言并非没有理由。对此，网易CEO丁磊做出澄清，表示游戏部不会搬离广州。但是，丁磊却对外表示，网易2009年给广州交的税比2008年还高。至于究竟交了多少税，不得而知。
公司接了个华为的项目，虽然说不大，但是保密级别甚高，代码和资料都是绝密，那边的接口人跟我们说，如果要外发代码，需要他的老大签字，还要老大的老大签字，还要老大的老大的老大签字。
这样的分析无疑表露，北京已经是宝洁的最优选择。
于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项目组一行人移师华为，直接在华为的办公室做项目，为期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在那边呆了快一个星期了，还是有所见所闻的：
虽然总部还在广州，但宝洁的核心已经到了北京。“选择北迁，我们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朱建文坦言，“第一，北京是中国文化、教育、技术中心，这里的高校多、科研力量强大，我们可以在这里招到人才以及跨国的合作伙伴；第二，这里是首都，我们可以更快地了解研发创新的法规，也可以和中国政府保持更紧密的关系；第三，从我们的人才考虑，研发中心里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工作人员，而北京是最多外来人才定居的城市，深厚的文化和历史都吸引着他们留在这里。”
华为确实像传说中的那样，加班氛围甚浓厚，每天下了班以后几乎感觉不出办公室内的人员数量有什么变化，倒是到了晚上九点以后才看到加班大军浩浩荡荡地出门等班车，剩下的一小部分项目紧的也许就准备通宵了……华为的班车很多，从1号线排到8号线，不过9点班车几乎每辆都坐得满满的，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小袋加班发的食物……
最早进入中国全球500强之一宝洁也选择了“离开广州”。作为在中国投资时间最早、投资金额庞大的跨国企业之一，宝洁2010年在北京新成立的研发中心注册资本达7000万美元，总投资额达8000万美元，拥有来自16个国家的500多名员工。“当年进入宝洁的时候，我就是在广州的研发中心工作的。”回顾往事，北京研发中心总裁朱建文说，“其实，研发中心早已在1998年搬到了北京。”（《羊城晚报》）
经常在工作闲余的时候听到华为人聊天，而开头几乎都是这种方式：
李宁与“李宁牌”从广州出发，最终在北京开始了它国际化之路，这一过程不由的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广州这块地方能够诞生企业与名人，却留不住它们。就像广州所提倡的“总部经济”，而今，这些巨头的总部也纷纷北上，与首都北京相比，广州总有“起了个早赶了个晚”的遗憾。
A：你今天加班么？
现在，李宁又在北京近郊建立了一块占地100亩，花费高达1.5亿全新的总部。这座由澳大利亚著名体育建筑设计公司COX设计的办公园区看起来就像一座体育主题公园，4座三层高的办公楼用红色跑道贯穿着；透过一片巨大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碧波荡漾的游泳池；篮球场、羽毛球场、足球场、攀岩墙像景观一样随处可见。正如李宁CEO张志勇所说，“新的李宁总部意味着李宁公司新的起点”。李宁说：“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喜欢被束缚的人，所以我希望我的员工随时都能处在自由放松的状态中。”因此，这里被一本商业杂志评为“中国本土最国际化的办公区”。在张志勇看来，它担负着“李宁公司作为中国第一运动品牌和未来世界五大品牌的企业形象”。而在我看来，这里将完成李宁公司走向国际的进化，因为在这个新的总部，最大的两个部门是市场和研发。
B：当然要加啊！
他说，一次，王石在西安旅游，有小贩高叫：“我认识你。”王石很开心。小贩又叫：“你就是王石，那个中国移动的老总。”王石更开心：“我就是喜欢万科离开我而独立存在。”“我呢？我最高兴能有那么一天——很多孩子买了李宁牌，但完全不认识我，这就是我最需要的。”
A：哎，我也是，已经加了n天了，快不行了……
尽管曾经李宁对于他个体的身份很强调，从下面的事件可以看出来，但事实上，“李宁”的个体与品牌身份，从一开始已经交织在了一起。
其实，除了华为，深圳IT业的加班现象都很普遍。“干我们这行，根本不存在公司鼓不鼓励你加班，活就那么多，你无论如何也要完成。这个行业竞争激烈，心里的弦也不得不每天都绷得紧紧的。所以人们都说我们是‘40岁前拿命换钱，40岁后拿钱换命’，很荒唐，但很真实，你别无选择。”这是一位姓黄的深圳IT人的心声。
2008年，当李宁在半空中手举火炬奋力奔跑、点燃奥运主火炬的那一刻，开幕式达到了令人窒息的高潮。3分钟点火后的48个小时，汤姆斯路透数据就显示，李宁所持有的公司账面财富已经增加1.6542万港元（1.44亿人民币）。
2009年，深圳知名数字视觉科技运用公司——丝路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的中层干部朱波也因连续加班过劳猝死。与朱波共事3年的同事刘强认为“丝路数码刚起步的时候，都是加班加出来的，（我们）经常不回家都在公司睡，不加班走得早反而显得比较突兀。公司基本上每个人都加班，我最长时间连续5天没回家，公司还专门买了折叠床放在办公室。而且，这份工作脑力劳动强度特别大，看图纸注意力要相当集中，保证不会出错。”像朱波这样的IT精英都成了“炮灰团”。
“在国际市场的推广策略上，李宁愈发显的稳健而又成熟。”在《财富》杂志“最具竞争力的中国本土公司”的文章中，商业评论家这样形容。
向前的鞭子
2004年签约世锦赛冠军西班牙国家篮球队、2005年初签约NBA并成为NBA官方合作伙伴、2006年初成功签约NBA克里弗兰骑士队后卫达蒙·琼斯，随后又与大鲨鱼奥尼尔签约，李宁的品牌logo开始在NBA的赛场上频繁亮相。而李宁合作的版图依然在扩张，2007年与阿根廷篮协约定，今后的6年，雅典奥运会冠军阿根廷国家男篮与女篮都将身穿李宁战袍征战国际赛场；2008年，“李宁”又成为瑞典奥委会官方合作伙伴，为其设计、制作该代表团参与北京奥运会的各项装备……
除了电子行业本身的竞争外，华为本身还采用了“绩效考核”与“末位淘汰”等严格的员工激励体制。所谓“末位淘汰”就是对员工的综合成绩进行考核并按照5%的比例裁员。2007年前，当员工的考评累计达到两个D，部门主管等就会与员工谈心，劝说员工辞职，若拒不辞职，华为也不会立即赶人，而是等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但从2008年起，IT风向标华为正式启用“5%淘汰制”，被淘汰的员工即被辞退。末位淘汰就像一个隐形的鞭子，让华为的员工时刻不敢懈怠。2008年传出裁员消息后，华为员工还自觉加班以防被裁。
在通往国际的道路上，李宁又跨出了一大步，上市后，他更加快了步伐。
并且，这样的绩效考核还和绩效奖金挂钩。华为员工李强（化名）在网上透露了华为的待遇情况，他说“一般员工进入华为，大学本科基本工资是5000元左右，研究生是6000元左右，如果到了年底，会有一笔数额不菲的绩效奖金，一般都至少上万。不过，并非每名员工都能拿到这笔绩效奖金，因为员工每个月要进行绩效考核。绩效考核分为ABC三个档次，按照李强估算，每年每个档次的总绩效奖金差别在五千元以上。绩效考核按照员工比例来固定分配，A档次一般占员工总数的5%左右，B档次占45%，C档次占45%，还有5%的员工将被视作最后一档：待查。如果连续几个月获得C或者待查的员工，不仅拿不到奖金，也意味着被内部调岗或者降薪，对于员工来说，被调动到工资低的岗位或者降低工资，收入损失都不小。考核员工的绩效，往往是领导根据员工是否按质按量的完成工作。而能够按质按量的完成工作，就意味着员工必须加班，才能跟上华为的快节奏，不至于自己成为整个工程环节的拖后腿者。”
2004年6月28日，已经是中国最知名、规模最大的国产体育用品公司的李宁集团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开盘当日，开盘价即上涨了8%，在香港公开发售的认购数量为暂定发售股份总数的132.2倍，国际配售也出现了约11倍的超额认购。李宁家族控制着46%的公司股份，其身价高达16亿元。那天，他面对媒体淡淡地说道：“我不是一个明星偶像，我只是一个拥有十几年企业经营史的企业家，一个商人。”
在华为工作的员工虽然有着让人羡慕的学历、工资、福利待遇，但是也有着说不尽的压力与辛酸。就像一份调查中的统计结果所表明的，IT从业人士以约3900元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但是，这样一个高薪族群，跳槽率也达到30%！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希望有更大发展而跳槽的53%之外，竟有高达43%的人士因为加班的缘故而经常跳槽，这其中包括劳动量大，身体吃不消等原因。
于是，一场大刀阔斧的调整也展开了。2001年6月，北京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整个李宁集团的经营核心部分，进行了更符合国际潮流的拆分。12家地方分公司、304家专卖店的分销零售部门被切下来，组建了“上海一动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不只代理“LI-NING”一家品牌。北京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李宁牌”品牌部分（《环球企业家》）。
2010年深圳人才大市场发布了招聘信息：从招聘单位数来看，排名前十的行业依次为：电子业、制造业、计算机行业、金融业、通讯业、商贸业、建筑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察业、物流业、中介服务业，该十个行业的招聘单位数占整体招聘单位数50%。电子IT行业几乎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一家独大”，因此，虽说在深圳的电子、IT企业中可以获得丰厚的薪水，但是，所面临的竞争与压力也是十分之重。
2000年初，李宁遇见了王亚非（海问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光华管理学院EMBA培训班教师），第一次见面，王亚非就对李宁说“你应该上市！”这一下正中了李的下怀。
5.抑郁之都
1998年12月，为了把李宁最好的资产打包上市，上海李宁体育用品控股有限公司在浦东新区注册成立——李宁集团内部亲切地称之为“母体公司”，主要职能是资本运作和资本经营。
富士康员工的自杀与华为员工的猝死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在经济急速发展下人的竞争与焦虑。
于是，1997年，处于困境的李宁萌发了强烈的上市冲动。这次，李宁是瞄准了香港。为上市绸缪，李宁又把集团总部搬到了上海。这时集团的大股东变成了4个，其中有李宁任总经理的柳州市李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万)，还有李宁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北京广健东贸易有限公司、广东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白天，深圳的街头，到处都是急匆匆行走的人群，忙碌的深圳人经常把“好累”、“好烦”挂在嘴边。曾女士是一高新企业的部门副经理，她认为，“整天跟上战场拼命一样，稍慢一步我们的市场就会被竞争对手抢了过去，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不敢有一刻放松，否则自己的职位就保不住了。”小张是刚毕业的研究生，在某技术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工作，快节奏的工作让他感到有点疲于奔命。白天要跟外商谈判，晚上还要加班准备第二天的材料，周末也经常要加班。“整个人现在是连轴转。忙起来的有时候晚上都会失眠，而且一想到没完成的任务，半夜就会突然醒来。”
1996年，李宁集团的业绩达到了颠峰，实现了历史上最高销售收入6.7亿元。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却席卷而来，制造业极度萎缩，李宁集团身陷囹圄。“通货紧缩”使得老百姓的购买力大受影响。卖不动了怎么办？1997年，李宁公司两次大型市场促销活动——“97暴风雪系列”、“正在机会”，背后的含义都是以超低价位清理库存。此后数年，李宁公司的销售收入始终徘徊在7亿左右。体育用品市场容量已经放大，李宁公司的市场地位却在下降。为此，公司高层不得不开始思考从制造为先向品牌为先的整体布局。在一次会议上，李宁说道：“我们不是一家做鞋做服装的公司，我们要做一家推动运动文化发展的公司，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是因为一个品牌而喜欢一项运动的，都是因为喜欢某项运动而喜欢某个品牌的。”
夜晚，深圳的酒吧，人山人海。深圳国贸附近一个酒吧的老板就曾说过，他曾在国内5个城市开过酒吧，但是，经他观察，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大部分深圳人来酒吧不是为了休闲，更多是为了释放压力和不满，为了买醉。
如果说李宁是由李经纬带进商界，由刘纪鹏帮助整理公司构架，那么，1996年初，李宁将公司总部从广州迁到了北京，并更名为李宁运动服装公司，就是彻底告别健力宝，独立迈向辉煌的一步。李宁自己也曾感慨地说，“李宁公司如果当年不从三水搬到北京，就没有今天。”
2006年11月，深圳市卫生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18岁以上的深圳市民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并不是特指重症精神疾患，各种因精神问题引起的反应，如抑郁、焦虑、狂躁、失眠等，都叫精神疾患)总患病率超过20％，也就是说，深圳每5个人里就有1个有精神疾病，这是10年前患病率的4.4倍。康宁医院的副院长杨洪曾经透露，“康宁医院的心理救援热线每天接收到40多个心理咨询电话，其中年轻人、有学历、收入高的人群占了绝大多数。”
驶出广州
2007年，深圳市政协常委、市康宁医院院长胡纪泽也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在深圳，每年自杀的人数在2000人左右，已经超过了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许多自杀者选择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抑郁。
8年后刘纪鹏的论断竟然一语成谶，2002年1月15日，与李经纬交恶已久的三水市政府在达成“不能卖给李经纬及其团队”的原则下将健力宝作价3.38亿元卖给了资本炒家张海。当时的李经纬犹如一只被弃的老战驹，默默地坐在签约会场一角，“含泪仰天，不发一语”。9天后，他在家中突发脑溢血，直至今天仍孤单而屈辱地躺在病榻之上。
深圳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工作节奏非常之快，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压力也非常大，新移民刚深圳，又缺少必要的社会系统心理支持，许多市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却很难找到亲人和真心朋友来倾诉，从而日积月累了许多抑郁情绪。就像深圳大学的教授徐景安所言，现在“深圳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人。
著名商业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一书中对这次分家写下了这样的评论：“李经纬‘扶上马、送一程’把心爱的后辈朋友带上了一条比他自己要顺畅得多的商业大道。”
而一位在广西阳朔西街开酒吧的深圳人也在其博客中写道，“深圳是全国背包客最为集中的地方，在丽江、拉萨、黔东南、凤凰、甘南这些背包客最喜欢的旅游线路上，到处都是深圳来的年轻人。只有做驴子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人，不是一部机器。”
而在刘纪鹏看来，作为国有企业的健力宝并不属于李经纬而属于三水市政府，在日后的产权分割上必然存在无法想象的阻力，作为健力宝的子公司，李宁与其在一条前景不明的大船上航行，不如现在抽身自立门户。于是，刘纪鹏则反复对李宁阐明产权不清的利害关系，劝他说：“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并不是脱离李经纬，健力宝并不完全等于李经纬。”最后，性情爽直的刘纪鹏甚至拉开椅子站起来，对李宁说：“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经纬谈，跟三水县政府谈。”1994年底，李宁和他的服装公司离开健力宝，当初集团投入的1600万元，李宁分三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李经纬甚至没有提出补偿增值部分的要求。
6.转型后，要谁？
李宁当然知道这时的健力宝之于李宁(公司)，如同母亲的胎盘之于成熟了的婴儿，价值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李宁心中，李经纬对他有再造之恩，如同他的再生父母，他怎么可能去背叛李经纬？对于刘纪鹏的建议，李宁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如果脱离健力宝，别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
30年来，深圳产业的发展几乎从侧面折射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从以“三来一补”作为产业结构的起点，经历了“跨越式”的演进，高新技术迅速崛起，持续增强经济与技术的结合，使传统产业逐步升级或转移，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新的经济形态不断产生。2010年，深圳又提出新的三大支柱产业：生物、新能源、互联网。
1994年初，在证券报一个记者的引荐下，李宁同有着“中国股改第一人”之称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见面了。刘纪鹏从1988年开始即进行企业的股份制咨询，从他多年关注企业改制的经验来看，李宁公司的产权不清这对于李宁今后的发展将是致命的，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
与此相对应的是上世纪80年代低端廉价劳动力的南下深圳，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孔雀东南飞”飞进深圳的外资企业、国内外500强企业，2000年后，人才进入深圳热门行业、企业的艰难，2010年，深圳的产业转型又出现了“拐点”，这次，深圳“抛弃”了那些劳动力、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991年到1994年期间，李宁继续走赞助体育活动的路线，并开始了多元化产品尝试，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甚至李宁皮带、李宁领带等，产品不一而足。虽然李宁公司1993年就有了赢利，年营业额以近100%的速度增长，但是在李宁的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结，那就是“孩子的身份”——李宁公司是健力宝的全资子公司，而健力宝的控股股东是广东三水县政府，是国有资产。在李宁心中，他更希望公司朝着现代企业模式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易，起码有两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另外一个是将李宁商标从健力宝中分离出来。
内迁，迁走“低端劳动力”
但是，他也清楚地明白：“1990年我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此后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的影响力带动了品牌的竞争力。但是那只是一个阶段，毕竟我的影响力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当年的女排精神、我们那一批运动员的拼搏精神确实激励了一代人，但是那些都是超越竞技体育本身的荣耀。面对未来的竞争，我肯定无法再依靠那种影响力去帮助李宁品牌赢得更多。”
1998年，郭台铭选址深圳宝安区西乡镇黄田村并设立了鸿海精密有限公司，当时他说，“开放的移民城市有着无限的活力”，并且，他肯定龙华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制造技术的聚合地，全世界创新研发的最前沿”。他的预言实现了，这个在1993年仅有100多人的小厂变成了今天拥有40万人的工厂集群。
此后，李宁牌发展得愈加顺利，每年的营业额都以100%的速度增长。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李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当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穿着印有鲜明logo的李宁牌运动服出现在开幕式上时，李宁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回忆道：“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此生最大的荣誉，那种成就感超过了我以前所获得的所有奖牌的总和。”
但是，2010年的夏天，这个庞大的“代工帝国”却要从这片风水宝地迁离。搬迁并不是“一时冲动”，“12连跳事件”、“加薪事件”只是事态发展的催化剂。早在2008年，深圳市政府与富士康就有过相关的讨论。据《第一财经周刊》所述，富士康内地地区商务长李金明曾在2008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在深圳土地等资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富士康也在寻求如何发展。“怎么样跟市里面大的形势统一起来？这就得进行职能转换，厂房可能会有部分拆掉，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李金明曾在那个时候表态：未来的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最多是在10万至15万人之间。同时间，富士康提出了“发展内地，制造转移”的口号，生产线转移的地点有山东烟台、重庆、河北廊坊、北京亦庄等地，而大部分转移地周围都有富士康大客户的工厂。
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身穿白色李宁牌运动服的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庄严地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第11届北京亚运会圣火火种。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北京亚运会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大型综合性比赛赛事，而李宁则是中国第一家赞助国际体育比赛的本土体育品牌。为了拿下亚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的承办权，李宁拿出250万元，但他获得的回报是，有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新闻媒体知道了李宁牌。
2010年8月，当河南省郑州市，几乎每个小区的门口都被贴上了带有富士康名字的招工通知，街上到处是“富士康招工报名咨询点”的横幅时，深圳富士康的神话渐渐落幕。
后来，李宁便向李经纬提出想办一家体育服装厂，并希望由健力宝投资。但也许当时的李经纬已经隐隐意识到健力宝自身产权不清会留下后遗症（因为体制原因，健力宝虽然由李经纬一手创办，但在资产上依然属于三水市政府的国有企业），便委婉地建议道：“如果能够引入外来资金，就不要全部用健力宝的钱。”随后，他陪着李宁一同寻找投资。1990年，一家新加坡公司同意出资，就这样，由三方共同投入的中新（加坡）合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挂牌成立，李宁出任总经理。经过紧张的施工，不到八个月，一幢5000平方米的厂房在三水市竣工了。屋顶上，一块由三个字组成的巨大招牌异常醒目：李宁牌。自此，一个有6个英文字母组成的中国商业神话便开始了……
富士康的迁走，往小里说，就像2008年一期《21世纪商业评论》中所言“对于像富士康这样依靠大规模运营的公司,需要面临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客户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从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就给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员工成本总额从2007年的4.6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亿美元，上升幅度达到44.5%。而从大环境谈，就是深圳在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的背景下，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拨港台资企业的承接地，深圳如今转型面临的将是全国走得最快、压力推动下的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工程。
1989年4月，春意渐浓的广州，在无数镁光灯和快门声中，李宁从李经纬手中接过了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的聘书。初到健力宝的李宁主要分管公关宣传、市场策划等工作。凭着一种天生的直觉，以及多次出国比赛所培养出来的眼界，李宁提议健力宝应该拍一条有冲击力、富于体育动感的广告，并且由他亲自出演。这个建议，连同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60万元广告费，得到了李经纬的全力支持。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掀起了巨大效应。这一年，健力宝的销售额增加了3000万。
这个改造就是将低端产业迁移，把土地和资源配置给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21世纪经济报道》中的一位深圳本地城市规划专家指出，富士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依靠低劳动力成本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存在，反而会制约深圳产业转型及城市发展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深圳市政府在面对富士康工厂的搬迁问题上，没有表现出强力挽留的态度。”但是，深圳政府“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财务总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发展按总部经济的形态来做大做强。”
“李宁牌”起航
随着富士康的内迁，深圳的产业升级之路又往前跨了一步，这一切相应地也将带来劳动力结构的转变。
当然，李经纬觉得“李宁年轻、聪明、人品好”，他对李宁的态度，就是“把他扔在游泳池里，让他自己去学。我只是在岸上看，做救生员，不行的时候，再伸手拉一把。然后我再放开，再看。几次下来，李宁就会游得比我好，超过我。”
早在富士康之前深圳福田区就开始了“工改工”之路。以前福田分布着大大小小30多个工业区，多是以制衣、五金机械、建材、电器、汽车修配等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制造业，以农民劳务工为主。但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产业升级转型展开，数以千计的企业大量外迁，经过产业置换，通信、网络、软件、芯片设计等高科技研发企业成为这里的主角。入驻的65家企业几乎清一色为科技企业，企业员工高达2000多人，其中博士38人、硕士165人、本科1553人。
后来，李宁说，“那时候，我特别崇拜他。”而且，在李宁的心里也隐藏一个梦想，那就是：“当运动员时，每次在国外比赛，自己常常因为穿着外国的运动服而被误认为是日本人、韩国人，甚至台湾人、香港人，那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能穿着中国人自己的运动服出现在国际的赛场上。想法很简单，也不知道最终会如何。”于是，李宁便以此作为自己的梦想与自己的兴趣，通过在李经纬身边去实现“做一个中国自己的品牌”。
除了“工改工”外，类似的还有“工改商”和“工改文”的转变。“工改商”样本就是将著名的“华强北”电子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工商混合区，改造为“中国电子第一街”；而“工改文”就是将以前充斥路边排档、杂货铺、汽修五金的一片简陋的旧工业厂房打造成田面创意产业园区，其中包括10位排名世界前50位的设计大师的工作室。
他回忆，“当时，我原本最有可能去做总教练或者选择当官，但我一生气，一拍屁股就走了。”李宁最终选择的是经商，引路人正是他的忘年交，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李经纬。1984年，当李宁叱咤体坛风云的时候，也正值李经纬这个酒厂厂长凭着一纸饮料配方，开发出一款橙黄色的饮料——后来响彻中国的健力宝的时候。李经纬建议他：“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想得深一点，跳出运动员退役后不是出国就是当官的模式，重新设计一条道路，并让它也成为一种模式？”
这一系列改变，被誉为“成就了福田的产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转移，人口从数量型向素质型转移的变化”。深圳目前的人口已经开始超负荷，通过深圳的产业改革可以看出，未来的深圳将通过收缩底端劳动力来调整人口结构。就像宋丁所分析的：“深圳产业调整升级之后所带来的变化,对深圳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低端的人才在深圳待不下去,而高端的人才留了下来。比如IT行业,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大公司的总部都选择设在深圳,人才的竞争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应该说,深圳的人才结构更加专业化和定向化了。”
一般而言，地方体委都希望本地的著名运动员退役后回家乡担任体委副主任，广西体委已经对李宁发出了担纲副主任的邀请。这是一个稳妥且顺理成章的选择。还有另一条老路就是当教练，也有很多退役的冠军运动员会选择这条道路。国外也希望李宁去担任他们国家队的教练。但是，这两种选择对李宁而言都显得保守了。对于李宁而言，比其他著名运动员退役时多出来的一个选择是，加盟演艺界。他对演出挺有兴趣，也隐隐地希望自己能够往演艺事业上发展。不过，这个选择虽然快乐却缺乏足够的智力挑战，所以最后也未能进入李宁的视野。
人才逐鹿新三大支柱产业
离开赛场，落寞的李宁坐在奥运村外面的草坪上说：“以后就退役了，我的运动生命就终止了，我就永远无法弥补这个损失了。”那么，未来的路在何方？
过去30年，深圳本土诞生了一批明星企业，包括招商、平安、中信、中兴、华为、国信证券、比亚迪、腾讯、华润、博时、万科、中海、金地、凤凰传媒集团、华侨城、中集集团、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中航集团）、金蝶、富士康、鸿富锦、茂业、天虹、三九、创维、康佳、TCL、迅雷、朗科、飞亚达、迈瑞、方正、万基、海王星辰、爱普生和长城等等，这些企业有不少已经跨入全球500强企业，也有正准备跨入500强的企业，有更多企业也是中国500强。
但是，4年之后的汉城奥运会，他却从吊环、鞍马上摔了下来，那“让人有点缓不过来”的一摔与之后无味杂陈的一笑使得他从“英雄”成为了“罪人”。回国后，有人甚至给他邮寄去了“上吊的绳子”和“子弹”。李宁后来说，“我喜欢笑，这是一种性格和态度。”但那个年代的中国刚刚从封闭状态解脱，到处充满了急需扬眉吐气的渴望，“人们需要冠军，不需要体育”。
这些企业甚至成为过去20多年，无数中国大学生投奔深圳这片热土的动力。当然，这些企业为年轻的、追求梦想的大学生也提供了一方大展拳脚的舞台。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他们的用人特点也很明显：
李宁的成名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全世界的媒体和观众看到了东方‘体操王子’的出世。在全部7个项目的比赛中，他横扫千军，接连将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单杠和个人全能6块金牌收入囊中。这一次，李宁果然一举打破了苏联选手连续五届取得世界杯冠军的神话。李宁‘一人独得一次比赛中7个项目的6项冠军，创造了体操历史上空前的奇迹，至今仍无人能够打破这个纪录’。当年的世界体坛轰动了，谁也没有料到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了一个19岁的体操奇才”。那年，他让整个中国都为之沸腾。从此，李宁被人们誉为“体操王子”。世界体坛轰动，各国媒体都开始报道这位“中国王牌”、“体操大王”、“小飞人”。2010年，李宁在接受《经理人》杂志采访时说，“（得奖后）回到广西，那里几乎是倾城出动，我坐在一个敞篷车里，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我很享受，觉得人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一是，偏爱“名牌”。据统计，1999年深圳接收市外毕业生1万多人，其中博士生有218人，硕士生2200人，本科生7783人，其中，市外毕业生绝大部分来自于清华、北大、复旦、南开等名牌学校和一批全国重点大学。名不经转的院校毕业生很难得到深圳用人单位的认同。此后，深圳引进人才的层次逐年提高。就像《2002记录深圳：当学习成为一种“深圳病”》所调侃的“10年前的深圳，站在国贸大厦，一板砖砸到的10个人，有9个是经理，一个是副经理。2002年的深圳，你可以想象到的是，站在地王大厦，一板砖砸到的10个人中，有2个博士、3个硕士、4个学士，还有一个正在参加自考”。
李宁在黯然退役后也是从广州重新转型踏上了经商之路，广州接纳了他，却不是成就他的地方。因此，广州更像是一个跳板，而非一个领奖台。
二是，人才专业主要分布在理工类毕业生，尤其是计算机、电子、通信和竞技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占极大比例。相较而言，文史类毕业生中，除外语、法律等少数专业的高学历毕业生外，其他人很难进入深圳。1999年深圳接受的毕业生中，文史类仅占5.9%。
Makethechange，行者有路
很明显，这些企业正是深圳曾经的四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产业、物流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的代表。现在，这些为全国大学生提供职业机会的企业也将面临深圳产业转型提出的更高要求。
上个世纪80、90年代，广州身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尽得先机，因此，人们在这里也很容易“揾食”。但是，近年来的广州，光景却不如从前，南下的人们又重新北上寻找广阔的天地。纵观广州的经济、文化历史，广州似乎都只是一个“港口”，是“下海”的人重新起航的“港口”，是小企业为拓展疆土暂时停靠的“港口”，是外国先进思想登陆的“港口”。最终，还是从这个港口出发寻找更广阔的天空去了。“体操王子”李宁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2010年5月31日，深圳提交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高新技术和金融产业提出核心创新中心的新概念，并特别指出，更进一步提高金融对经济服务的能力和贡献率，而会展和文化，也要“做大做强”。对于深圳产业布局的调整，报告里用了5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核心竞争力、高端化、总部型、低碳化、集群化。
1.广州港驶出一个“李宁”
而未来实现这个目标的“新的经济发展极”就放在了互联网、新能源和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专家查振祥解读了四大产业和三大产业的关系就是“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支柱产业是现在，是基础，而三大产业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经过发展，完全有可能成为深圳新的支柱产业。据《南都周刊》的报道，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中，三大新兴产业的产值规模最初设定为8500亿元，按照2015年深圳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5亿元的目标来计算，仅这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就超过了GDP总量的一半，而即便是报告最终采用的6500亿的设定目标，五年后，这三大产业在深圳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将超过40%，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也许，在进入这两个激流勇进的城市前，你应该自问，“这两个城市现在的产业形态是否需要我这样的人才，而我的筹码又有哪些？”
为了推动这三大产业的发展，深圳政府也将提供“钱、地、人”的全方位服务。其中，在人才引进上，措施规定将优先支持新能源企业、科研机构设立博士后工作站、流动站或创新基地，对正常开展博士后工作的工作站或流动站予以一次性50万元资助、创新基地予以一次性20万元资助，博士后级别的个人还将给予10万元资助。而分别落实到三个产业的吸纳人才政策上分别是：“鼓励互联网产业创新人才、创新团队来深圳创业，参加深圳市举办的全国性创业大赛。在本市经认定的互联网企业连续从事研发工作1年以上的创新人才，根据其贡献程度，给予一定的资助。”“鼓励新能源产业人才申报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认定，并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学术研修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深圳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深圳大学城等在深院校开设与新能源产业发展相关的专业。”
广东人用“望天打卦”一词来形容下一步没有着落。为事业，为婚姻，为住房，总有人会遇上这样或那样“冇着落”的问题，难免要“望天打卦”。比如某先生的住房问题吧，早两年因为未婚妻读研未毕业，事业落脚点该选广州还是深圳一时半刻定不下来，买房子的事打算放一放再说。殊不料房价近一两年间疯了一样地往上长，放银行的存款眼看连交首期都成问题了！显然，这并非某先生一个人的故事。“打卦”与否，均不好预测未来，不“望天”又能干什么去？不是没有做过努力，无奈人生某一步的阴差阳错，便缠成这解不开的结。
一直以来，深圳对四大产业的人才需求一直保持旺盛势头，而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差不多占深圳毕业生需求总量的一半。现在，大力发展三大产业的政策出台，未来的人才需求也有可能会重新“洗牌”。
低端产业被转移出去，低端人才在城市的生活也举步维艰。高端产业顺势而起，高端人才也相应得到重视。无论是2010年召开亚运会的广州，还是庆祝30岁生日的深圳特区，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其内部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那么，你要如何应对？望天打卦吗？
结语
现在的广州与深圳正在经历广东“腾笼换鸟”的产业转型与升级，这一改变使得两者曾经的“寻租”权利与资源逐渐趋向饱和，同时，就业结构也逐渐发生改变。
广东（广州、深圳）在企业形态上与北京、上海有很大的不同。广东企业多以民企为主，北京是以国企居多，上海则是外企搭台。民企不如国企的“后台”硬，同样，也不敌外企的资金雄厚。企业的性质直接关系着人的工作状态，在民企居多的广州与深圳，人所面临的竞争相应就会高于待在国企与外企。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如果你还在被广州与深圳当年层出不穷的“创业神话”、“致富传奇”所蛊惑，那就请重新睁开眼吧。
如今，广州与深圳的机会已经远不如从前，再加上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要求更高，竞争就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