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的错位发展理念，不仅体现产业选择上，还体现在产业区域布局等诸多方面。除了“上天入海”，珠海还有一句口号就是“东软西硬”，其具体内容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服务业和高品质生活服务产业；经济基础较弱但发展空间大的西部地区，则侧重发展加工和制造业，“上天入海”等大项目，大都集中在这一地区。这样布局，既有利于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又可以使不同区域集中培育几个特色产业，增强竞争优势。（《经济日报》）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主任卢晓凤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珠海要加快建设“三区一基地”，这一区一基地就是高栏港工业区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这就意味着高栏港在2020年前的10年，将面临高发展要求。围绕高栏港区的建设，珠海临港产业带也会相应延伸到斗门等地，这将有助珠海形成重要的现金制造业基地。
在深圳的发展进入稳定期，并且面临着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困境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时，珠海正在迎头赶上。
“入海”即打造珠江口西岸未来的新引擎：高栏港区。高栏港经济区包括中海油、中船在内的港区在建、筹建的重大产业项目现已有15个。其中，在建的中海油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LNG接收站、宝塔石化、成城沥青、宏昌电子项目等，总投资为245亿元，预计建成后年产值可达683亿元。另外，10个正在筹建的项目，包括中船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中海油南海天然气陆上终端、中海油天然气发电、珠海电厂5号6号机组等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1050亿元，预计建成后年产值可达1324亿元。这意味着，一个在广东乃至在全国都排得上号的新兴装备制造基地正在加速崛起。
作为珠海第一大岛、与澳门三岛隔河相望的横琴岛在2009年6月正式被纳入珠海经济特区，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横琴岛将逐步建设成“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深化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的先行区，促进珠江口西岸产业升级的新平台。
产业园计划通过5到10年的努力，使航空产业成为珠海经济的重要支柱，形成一个体系完整的产业集群。（《中国证券网》）
据《南方日报》2010年5月报道，珠海横琴新区管委会主任牛敬介绍，横琴开发建设总投资达700多亿元，现5大重点项目已陆续启动：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总投资超过60亿元，于200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10周年之际正式奠基；作为珠海经济特区的新亮点和新地标，十字门商务区在未来5到10年里总投资将达380多亿元；投资达100亿元的长隆海洋公园已经启动；横琴岛基础设施配套的BT项目由中冶集团承建，项目涉及金额超过100亿元；中电投的多联共燃气发电项目，投资120亿元。
“上天”即建立珠海航空产业园区。自2006年，珠海举办第一节国际航空航天展览后，已逐渐建成亚洲最大规模的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和国内最大的飞行员培训基地，与航空产业相关的航空电池、电子等产业发展迅速，在珠海与香港机场合作管理珠海机场之后，珠海发展“临空经济”具有了良好的基础，使珠海具有发展航空产业必备了得天独厚的资源。
在5大重点项目中，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项目颇为引人注目。该项目一旦建成将成为亚洲最大的集会展、游乐、酒店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海洋乐园，年接待游客能力将达1000万至1500万人次。
同时，珠海选择在而立之年转变发展方式，通过错位发展填补经济结构的缺陷，推动“上天入海”的项目，从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
随着横琴新区的开发，港珠澳大桥的动工建设，珠海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珠海试图在未来的30年里实现“弯道超车”。
2010年8月26日，和深圳共同度过30岁生日的，还有珠海经济特区。面对珠海30年来的发展，珠海市委书记甘霖说，“可以用两个‘翻天覆地’和三个‘历史性贡献’来概括。两个‘翻天覆地’，指的是珠海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花园式海滨城市，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增长了210倍，年均增长20.3%；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居民生活质量居珠三角城市前列，被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
自经济特区成立以来，珠海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直坚守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条底线。珠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钟世坚在接受《中国城市面面观·书记市长系列访谈》之邀做客人民网介绍说：“从建特区的初期，我们市委市政府就清醒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珠海这个城市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那个时候，对粗放型的项目，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高耗能的、效益低的一些项目，我们不让它进入珠海，因为到了珠海，确实带来社会的管理问题，带来我们的环境破坏问题等等一些问题，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还是严格把关。”因此，珠海才能在这些年里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等称号。这让珠海在如今的新一轮发展中拥有了重要“底牌”，吸引着众多高端产业项目来此落户。
珠海新机遇
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将促进就业。珠海对于人才引进也有它的见解。2010年7月7日，珠海市市长钟世坚在接受中国经济网“百城调研”栏目的访谈时表示，“人才是珠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关键因素，如何吸引人才来珠海、留在珠海，珠海有自己的做法，在过去的发展当中，珠海市采取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措施。珠海通过采取灵活的措施，引进一些尖端性的人才，并为其创业创造良好条件。同时根据珠海的发展需要，引进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对来珠海就业的大学生提供百分之百就业机会。这些都为珠海未来的发展来提供人才的支撑。光引进人才是不够的，珠海市通过创造良好的就业、居住环境来留住人才。把珠海打造成为生态水平更高、更富有特色、幸福感最高的城市就成了‘留人良方’，要让人才觉得在这个城市确实是能给他实实在在得到，比别的地方更多的优惠。”
在珠三角，除了广州、深圳不乏具备实力、发展后劲的二线城市。可以说，这些城市的居住条件更好、生活成本也低、工作竞争压力相比较轻，而且城市未来的发展空间也比较大，更加宜居宜业。
而一位名为“绿色思想者”的网民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拼10多年，最终还是选择了珠海作为“落脚点”。他说，自己沿着中国东部的海岸线一路南下“考察”，从大连、青岛，到三亚、海口、湛江，并最终选择珠海，因为“珠海是中国最适合我的城市”。他认为珠海好在“出世入世，进退从容”。
2009年10月，万宝盛华对全球将近71000家企业，包括中国大陆地区4317家企业开展了雇佣前景调查，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地区在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业前景继续向好，其中重庆、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过北京、广州和上海，预示着二线城市将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珠海自经济特区建设城里以来，始终把生态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直坚守“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条底线。《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社会环境竞争力因此，如“绿色思想者”所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摸爬滚打过的中产阶层人士，在渐渐对大城市的喧嚣产生厌恶后，会开始钟情于像珠海这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乐活’之地。”
HR冷望东说，“为了谋取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赤裸裸的职场生存法则就是优胜劣汰，公司肯定是用强调物质激励配合严苛管理的。相比之下，二线城市的企业氛围更温柔，更有人情味，归属感也更强。而一些人刚来深打拼，不仅得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而且经常要面临职业瓶颈和被随时淘汰的危险，这种状况，对自己的前途都充满未知，怎么会推荐朋友过来一起打拼。那么，人才的吸引力又会进一步降低了。”
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实力并不是十分均衡。但是，目前珠三角除了广州与深圳还有很多正在“崛起”的二线城市，这些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进一步增大对人才的需求，并且，对于人才而言，这些城市的竞争自然也小于广州与深圳。
房价过高、交通拥堵、生活压力巨大渐渐掩盖了深圳原本的光芒。调查报告中，月支出3000-5000元的受访者高达40%，所以60%受访者对未来3-5年继续留在深圳发展持不确定态度，甚至有13%的人选择不会继续留在深圳。只有25%的受访者愿意推荐自己的亲戚朋友来深发展。
就像一位业内人士所分析的，随着一线城市的职场竞争愈发激烈，以及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二线城市的引才魅力正在日趋增强，“不可否认，对于一些中高层管理人员，一线城市薪资水平仍具有绝对优势。但这种优势会随着职位层级降低而逐渐减弱”，像技工和文员类岗位，二线城市的薪资水平已与一线城市差距在逐步缩小。随着部分二级城市的产业结构由制造导向转型为科研与研发导向，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必然增加，这有可能会引发人才在一、二级城市间的流动。
当初前赴后继来到深圳的大学生们正是看到了深圳的年轻、开放和较高的福利待遇，而随着深圳的房价居高不下，各类生活成本的不断攀升，大城市浮躁气氛让人形成的攀比心理，“白忙族”收入支出比低，不得不一有机会就另谋高就。
数据也证明了这个趋势，据广州锐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希宏所言，2010年初，原本南下广州求职的内地大学生群体，正在日益向东莞、佛山、中山等周边中小城市分流。东莞智通人才大市场副总经理李纲领认为，“东莞之所以势头直逼广州、深圳，迅速成为最受全国各地大学生青睐的珠三角城市，主要是由于广州、深圳的就业竞争已经十分激烈，用人单位招聘大学生的门槛月越来越高、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并且东莞中心人才市场副总经理钟核心表示，东莞在2010年“至少将接纳3万-5万名大学生就业”。这个数字，已经远远地超过广州、深圳这两座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对应届毕业生的吸纳能力。东莞当地有1．6万家外资企业、16万家民营企业。因此，在大学毕业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二线城市，已逐渐成为一座就业容量巨大的“大学生就业基地”。
《南方都市报》关于《二线城市抢走深圳人才》的文章中提到：化工公司HR经理冷望东表示，“以往的倾斜只是人才来了会流走，现在的状态是人们直接选择二线城市作为就业生活的地方。”而白领芳子的谐趣说法也正是现在大城市白领的心理写照，“大城市里职场人定义白领二字不同以往，以前随便混混都是个白领，现在如果不是牛气轰轰的，学历高，收入高，有房有车，谁敢说自己是白领，只敢说工资‘白领’！”曾有网站调查显示，目前仅有不到20%的职场人认为办公室员工是白领，他们都认为白领应该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而不是供不起房、买不起车的“穷光蛋”。职场人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在职业发展上有更长远的考虑成为他们“出走”深圳的主要原因。
城门开，居有所
2010年5月Job88招聘网站上发布的2010年深圳人才吸引力调查报告中，接近83%的受访者不满意自己在深圳的发展现状，60%的受访者未知是否会呆在深圳继续发展。
除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未来发展前景外，住房也是影响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其中，住房也涉及到房价与户口。
尽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尚未达到真正的“逆城市化”，但是，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已经让生活其中的人纷纷有“出走”的意愿，也有一些人实行了“撤离”。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线城市“蚁族”开始逃离》的文章中所说，网上调查显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59%有离开打算，另有11%已展开离开行动。对一些人而言，逃离北上广是解脱或创造机会。
珠三角城市中，曾有一些城市实行过购房入户政策，比如：广州曾实行购房入户，但于2004年1月1日将一这政策取消；深圳市曾在宝安、龙岗两个特区外的行政区执行过购房入户政策，于2004年4月30日取消；中山、东莞市分别于2004年7月1日、2008年1月1日取消购房入户政；佛山市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取消。以上城市均根据本地实际，对取消购房入户新政策的执行预留了一定时间的缓冲期。珠三角的江门、惠州市仍在执行购房入户政策。同时，也包括泛珠三角的南宁。
筑梦二线城市
已满而立之年的陈同称2010年是他的焦虑之年，去年他刚从美国读完硕士回到深圳，虽然顺利地应聘进一家美资企业担任项目经理，月薪也已轻松过万，然而他迟迟不敢向女友求婚。“房子还没有落定，没给人家一个安心之处，怎么提？”陈同2003年出国时，深圳住宅的价格均价是5785元/平方米，而现在简直就是“翻天覆地”了，陈同戏谑“早知道出国前先把房子买了”。2009年陈同踌躇了一年，房价并没有跟着他踟蹰不前，而是继续飞涨。“而现在深圳也已经没有购房入户的政策了，我觉得很不划算。”
外面已然风生水起，而你还在广深“城中村”的小黑屋里，裹足不前吗？
巨大的压力让陈同萌生了跟着女友到南宁发展的念头，并且日渐强烈。“南宁只要买房就可以入户了，而且城市环境非常好，房价也很合理”，目前，陈同已经在南宁首付20万并贷款买了一套120平米的三居室，他打算今年找到工作后，就和女友撤离深圳。
新华网记者凌广志说，2009年1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就是珠三角的“尚方宝剑”。而嗅觉灵敏的内资和港资银行，也已在珠三角的二线城市拉开战线，贴身火拼。
在南宁市购买商品住房，购房人可另外指定“2人”申请办理南宁市城镇常住户口。对这“2人”不要求其与购房人之间为“直系亲属”或“亲属”等关系，由购房人指定。比如说其他的亲戚，或者是朋友等人员都可以（符合条件迁入的“2人”，如再按夫妻投靠、子女与父母相互投靠等符合相关规定的条件申请迁入其直系亲属的，申请人自己必须在南宁市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
“我不知道将来的工资能否足够支撑起日常开支，更不知道将来的日子能否有足够好的心态去面对成为房奴蚁族或者蜂族乱七八糟的境况。假若生存的意念将升职、加薪、遇上伯乐等等愿望和诱惑通通扼杀掉，我想我会逃到二线城市去。”广东商学院广告专业大四学生叶素筠说。
附录令人向往的珠三角
3.珠三角的机遇
(1)珠海
最终，王君彦与这家医院签订了协议，在心头纠结了小半年的情绪也平静了下来，就等着毕业后去报到。
如果选择乘船去珠海，过了伶仃洋，就会看到香炉湾上一尊8米多高手持明珠的“珠海渔女”雕像。这座雕像蕴藏着“珠海”的故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仙女，被美丽的香炉湾风光迷住了，并与当地一位朴实憨厚的打渔青年相爱了。于是她扮成渔女下凡到人间，以100多颗明珠作为定情物送给渔郎。这时，突然风雨大作，从海底钻出一群妖魔鬼怪，杀死了渔郎。仙女奋勇迎敌，力战群魔，终寡不敌众，以身殉情，手中的明珠散落在海中，便成为今天伶仃洋至珠江口外海上100多个岛屿。
与广州相比，侨乡江门城市小而干净整齐，交通也挺便利，开车去广州大约1个小时，最让他动心的还是这里的房价，市中心最贵的商品房均价也只有每平米五六千元，而广州房价则是动辄上万甚至几万。
美丽的故事伴随迷人的风光，塑造了浪漫的海滨之城——珠海。
真到了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正如导师之前的判断，此时广州的物价和房价比三年前涨了近一倍。而他的工作去向也不是在广州，想要他的是江门市的一家三甲医院，王彦君决定去看看。去了以后，他发现那家医院还真不错，算是粤中南部实力最强的医院之一了，关键是院方对他有非常大的兴趣，积极邀请他来院里工作。
作为珠江三角洲南端的一个重要城市，珠海自然成为中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虽然，在五个经济特区中，珠海总会被拿来与深圳做比较：在过去30年里，珠海的GDP增加了210倍，但在珠三角市中却处于垫底的位置。目前，珠海全市的GDP也不到深圳的1/8。但是，珠海的城市化发展却实现了“城市化、工业化和生态环境的兼容”。
王彦君2010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3年前，考上研究生的他一门心思想留在广州工作生活，但是，从上学第一天，王彦君的导师就给他泼冷水：“你们这批同学毕业后肯定很难留在学校的几家附属医院，留在广州其他好一点的医院都比较难。”在随后的三年里，每每谈起毕业后找工作的事情，导师总是善意地提醒他：“去二、三线城市挺好的。以学校的名声，研究生毕业之后至少能进当地最好的医院。即使留在广州，房子这么贵，工作竞争那么激烈，生活质量肯定好不起来。”
2010年8月25日，在“珠海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理论探讨会”上，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在痛斥城市化弊端时就肯定了珠海的城市化路径，他说，“城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都是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什么CBD什么总部经济区，不少城市都要搞什么现代国际一流的大都市，城市化同质现象严重，甚至一些有特色的历史名城，都被以现代化名义破坏掉了。珠海不是做了理论的论证、模拟的论证，而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样板，一个很好的案例。这个样板表明，不一定非得对生态环境进行逆治，是可以进行顺治的。”
与深圳一样，身处广州的人也开始将自己的人生托付给“竞争压力小、生活成本低、生活节奏慢”的宜居之城，就像王彦君的例子。
尽管，前30年经济发展遭遇尴尬、压力、波折，珠海还是将它的“特”予以继承和发展，即“决定以工业为主，兼营农业、旅游业、房地产等，综合发展。而且要求，工业发展要吸收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而且无污染的项目，严格把关。”
哪怕和一线城市相比，厦门的人力资源发展不是那么健全、商业环境不够那么浓、各类指导信息比较少……但正是这些差距，恰恰就是厦门的发展空间。游历过许多发达的一线城市，考察过国际顶尖的服装之城，刘勇期待厦门城市综合硬件的飞速发展，能成就第二个香港维多利亚，留下了愿意将就生活环境的高层人才，这样，也吸引了周边需要提升的企业来厦门。虽然如今的厦门并不时尚，特别是服装业的发展，若把“深圳女装”和“厦门女装”进行对比，恐怕大多数的业内人士还是会选择“深圳女装”。可是这在刘勇看来并不是大问题，“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近几年来，厦门逐渐形成了海峡交流的中心点，成为时尚之城的日子指日可待。”刘勇对此很有信心。
当年，因为这条路径“曲高和寡”还有其他复杂的因素，才使得珠海一直“默默无闻”。但是，这条路也为珠海保留了宜居的青山绿水，在这样的环境里，珠海正在酝酿30而立的新起步，重新“上天入海”。
对于他来说，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环境对于工作具有不同的影响，他说“身处在一线城市的设计师一般是感受都市的流行和时尚的未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个只是‘流行’的动向客观规律，对于我的设计和创作影响不大；相反地，在宁静、舒适的环境下工作，有时候会更利于我整理和思考。”
“上天”，即推进中航通飞项目，全面加快航空产业园的建设。“入海”就是在珠海西南部的高栏港，投资443亿元建设产能千万吨级的中船海洋工程即修造船基地、中海油南海天然气陆上终端项目以及总投资25亿元的玉柴发动机。这态势正是为了达到珠海的新目标，“珠海将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重要的新兴装备制造业基地。”
刘勇在深圳工作了两年，而2008年的工作上调动，让刘勇从深圳来到厦门，现在的他已经爱上这个城市，而且也在厦门置业，享受独有的时尚生活。
同时，有数据显示，珠海2009年和2010年正在或将投资3169亿元搞好基础性“十大重点工程”建设，这一数字超过了改革开放30年珠海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广珠铁路、沿海高速公路、港珠澳大桥、广珠轻轨等曾经困扰珠海的地理与交通问题都被重新提上议程寻求突破。而由于有重大项目“上天入海”等引领，5年后珠海的GDP可达2500亿元，比现在增长一倍。（《易阔财经》）以此“达到2020年基本建成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实现在珠三角地区人均首位、生态一流、文化繁荣、法治优良、社会公平的发展目标,成为广东发展新的增长极、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到2040年,把珠海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城市、旅游城市、创新城市和港口城市,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之城,成为活力实力魅力兼备的理想之城,以生态文明新特区的面貌引领特区发展潮流。”珠海市委书记甘霖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所言。
到了厦门，刘勇深深感觉到，“没有深圳的喧闹，大都市中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息被阳光下的惬意和闲适代替。一个海滨城市，不仅近在咫尺就能感受大海拥抱，而且拥有浪漫的海滨长廊，海上明珠“鼓浪屿”，闲暇时或漫步或静坐或思考……”
在战略目标之下，2010年10月1日起，珠海经济特区也第四次扩容正式扩大至全市。在这样的城市架构空间里，珠海将升级为“一条主轴（情侣路-珠海大道）、两大板块（东部、西部）、三区一城（香洲核心城区+横琴新区+西部中心城区=新的主城区）、若干组团（与产业园区向配套的城镇组团）”的城市新格局。
在郑文峰已经动了“回乡”过“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的念头时，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总监的刘勇已经“出逃”，去了海边花园厦门。
珠海，生机勃勃，在三十而立之年打算迈开腾飞之脚步。
郑文锋说，他厌倦了深圳这个城市的虚伪、浮躁。“这哪里是生活啊？有种莫名的压力感与厌恶感。任由现在这种状态发展下去，肯定会毁了自己。一定要改变。”郑文锋的理想，是带着女朋友，回农村买一大块地，修一幢小别墅，修个游泳池，周边种满鲜花，养很多可爱的小狗，再建一个农场，种蔬菜，果树，养鸡养猪，自给自足，活在桃花源。“再也不用看客户的脸色了，也不再有城市的噪音塞车的烦恼，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日出日落，两个人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我真想问一下大家，有女孩会愿意陪我去乡下当个现代农民吗？”
而且，最可贵的是这个城市的发展与城里的人们是密切相关的。正如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韩庆祥所言：“最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的，就是珠海所走过的路，是适度超前发展之路，是低代价的科学发展之路，是珠海人幸福指数不断提高之路。这种发展之路，体现了珠海经济特区的‘特’与‘新’。”还有，著名城市经营策划人王志纲所说，“当一个地方乌烟瘴气之后，有钱的人就会把自己的卧室和客厅搬到珠海这样山清水秀的地方。
让郑文锋情绪低落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感情生活没有着落。每当相貌英俊，有房有车的郑文锋说自己没有女朋友，找不到结婚的对象，周边的人都不会相信。“可能是圈子小吧，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父母亲经常逼着我结婚，我也想结婚，可是没有合适的。”为了找女朋友，郑文锋在加入了一个交友网站，先后与6-7个女孩有过接触，但都无功而返。“深圳的女孩，太现实了。”
所以，当珠海经济再次腾飞，前三十年所保留的优美自然环境将成为它重要的王牌，也会是追求“工作与生活并重”的人的首选。
今年以来，郑文锋让自己闲了下来，基本上是一周双工作日，常常掰着指头考虑怎么打发时间，很多时候将自己关在住房里，看碟、打游戏，或者出去K歌、喝酒、洗脚按摩……灯红酒绿之后，郑文锋会觉得很空虚，觉得没有意思，觉得自己在堕落。“总之情绪很不好，越来越抑郁。”
（2）东莞
帖子里讲到从春节到现在，他已回了五次江西的老家赣江。他写道，“我在老家承包了380亩山地，准备养鸡养鱼，做一个农民。”当戴着眼镜，满脸书生气的郑文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郑文锋不可理喻。今年30岁的郑文锋2002年来到深圳，很快就开了一家小型的机电设备维修公司，然后又成立了海尔星级服务中心，并投资一朋友开的小广告公司。这三项业务，每个月能给郑文锋带来4-5万的收入。依靠这些收入，郑文锋买了两套房，几辆车，在同龄人当中，不失为一个成功者。“可是我不快乐！”学医的郑文锋觉得自己干的事自己并不喜欢。“刚来深圳的时候，还很有干劲，可后来，这种干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说了你可能不相信，我的那个机电维修公司，现在是我的堂弟在打理，我自己已经三年时间没有去开拓客户了。海尔星级服务中心也转包给别人了。”
东莞，是广东的历史文化名城。距今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建郡，是岭南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当年，著名的“虎门销烟”就发生在东莞。
2010年7月初，郑文锋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他想“逃离都市，回去当农民”。
东莞地理位置优越，北距广州59公里，东南距深圳99公里，距香港140公里。
生存与生活
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过去三十年，东莞也制造出了一条令人瞩目的“东莞模式”：港台资本、设备（附着一些工业技术）+东莞土地、厂房+中国内地农民工+香港（后来还包括深圳）进出口通道+欧美日市场（现在是全球市场）。核心就是承接香港、台湾的产业转移，为欧美企业做贴牌。这种模式在顺境下获得了快速发展，并且，逐步形成了电子、机械、服装、玩具、家具、制鞋等八大支柱产业。
除了户籍，最核心的就是“生存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所言，“事实上，这和发达国家的白领转移有着很大不同，这是一种被迫的转移，我们处在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白领离开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畸形上升，以及物价的昂贵，给这个阶层很大的挤压，中产阶层的品质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高校的扩张，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挤压了原本属于有工作经验白领的部分空间而让他们感到竞争激烈压力过大，他们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竞争较少、幸福感较明显的城市。”
在人们的印象中，东莞得益于这条经济模式而成为了广东“四小虎”。然而，这条模式在过去30年里也遭受了巨大的挑战。作为制造业名城，东莞不得不在30年的时间里逐步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双转型。
《“逆城市化”现象的多重启示》一文中也认为，中国的“逆城市化”是户籍制度制造的怪胎。文中提到：诚如《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一书所言，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户籍福利”不能剥离，人们只会涌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户籍改革便会遭遇更大阻力。《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叶檀举了一例，她说，“我有朋友在深圳教书，为得到深圳户籍自愿从大学转到中学，即使在中学，他见识了体制内外完全不同的待遇。体制内外的教师工作没有丝毫差别，收入差距相差一倍，为此他不得不以极大的代价获取体制内的身份。这样的事发生在改革桥头堡深圳，说明这座城市有未老先衰的可能。”
从东莞的产业布局看来，“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其突破口。赛迪顾问总裁李峻博士说，“电子信息产业对工业有着巨大的带动作用，其转型成败对于东莞产业走向至关重要。”李峻也分析出，“东莞信息产业的升级将主要遵循两个方向：一是由产业中下游向产业上游延伸。例如，由重点发展电子加工类产业，转向力推IC设计等上游产业；二是，积极发展新型产业。”
易艳刚在《长江商报》上这样总结：“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篱；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城乡二元分割之势不减反增。”
在这样的“纲领”下，松山湖工业区也就成了东莞产业升级的“试验田”。
然而，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的“伪逆化”却是由于城市化过程中的现实矛盾所致：
松山湖工业区自开发建设以来已取得卓著成效。2002年被国家科技部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4年被国家信息产业部授予“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称号，2007年被国家科技部列入“部省市共建国家火炬创新创业园试点计划”，2007被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跨国公司最佳投资的开发区”。而松山湖创业园2005年被团中央授予“中国青年留学人员创业基地”称号，2007年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逆城市化”的概念是1976年由美国科学家波恩首次提出的，是用以描述在城市化的后期，由于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信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原因，出现了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趋势，也就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
截至2010年9月，松山湖已经引进了以华为、宇龙通讯、生益科技、易事特、新能源、漫步者等为代表的高科技先进制造业项目，以及以东莞中子科学中心、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法国全国皮革与鞋类质量检测中心、中鼎检测、志鸿科技等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项目。不仅如此，松山湖产业园还积极培育战略型的新兴产业，例如，引导世界第二大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商——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电动汽车，扶持全球第四大UPS电源制造商——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在传统电源的基础上进军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超过50%，就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就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即“同步城市化期”。尽管如此，这个阶段至“逆城市化”还有一段距离，以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来看（包括一线城市）尚不充分。
通过松山湖高新产业园区的拉动，东莞试图将“东莞制造”的品牌叫的更响。同时，为了信息化产业升级提供人才资源储备，松山湖也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例如，“凡是享受东莞市政府优惠补贴的高科技人才，松山湖开发区还将给予一倍的奖励和优惠。”
当年，广深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与开放大潮下一批批民营企业的创办而成为内地人的梦工厂。“工业化”促进了广深的高速“城市化”，据《浙江日报》的数据显示，1980年时，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然而，201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宏观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截至2008年的城市化率达到45.68%，但依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广东省的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63.37%。
在经济上找到“起飞点”时，东莞也在谋求“莞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被“逆城市化”
东莞一直深谙“路通才能财通”之道，所以，城市交通建设也一直是东莞的重头戏。2008年，东莞的公路密度就已经达到162.3公里/百平方公里，是全省的1.6倍，而目前已经基本实现10分钟上高(快)速路、市内半小时生活圈。
尽管，我们都知道现阶段的逆城市化太具中国特色，但是，这个趋势的兴起，也将带来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是一种对“被经济挟持的人生”的一次“反攻倒算”，这种生活方式与在城市里做个“罐头人”相比，显得更田园、更释然。
在打工仔、“新莞人”居多的东莞，子女教育问题也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2009年《东莞市新莞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暂行办法》，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公办学校学位，按照新莞人父母的积分情况，从高到低安排其人子女入读，并提供与户籍生同等待遇的完全免费义务教育。2009年共有46.9万新莞人子女在莞接受义务教育，占全市中小学学生的总数67.6%，其中有12.3万在公办中小学就读。全年市镇两级财政共为新莞人子女就读投入10亿元，并取消义务教育公办学校非本市户籍借读生书杂费，免收2.3亿元。
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尤其是高房价带来的居住压力成了横亘在人与城市间一条难以跨越的汹涌之流。待在城市可能意味着继续的“蚁居”和“蜗居”，继续哀叹“城市居，大不易”，继续演绎“城市贫民”的悲歌。与其说是“逆势”而动，不如说是“被挤出去”。
在社会保障机制下，推动农居民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发展，从2010年起市镇村三级逐步投入43.4亿元，使59万名原农居民参保人员稳步提高保障水平，享受职保养老待遇。
2.流动，发现新风景
东莞在危机下的转型得到了相应的“回报”，《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排名，东莞升至第15位，在人才本体、主要产业本体、创新环境、社会环境方面的竞争力，东莞均居前十，特别是主要产业本体高居第二。在生活环境的一些子项目上，东莞表现也非常抢眼，其中居住条件居全国第一，出行设施居第五、保健娱乐居第三。
《财经》杂志上采访过的一位广东省政府官员曾这样说：广东省要完成经济转型，进一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迎接挑战，“必须把这部分高耗能、低产出的企业请走，先把笼子腾出来，才有空间引来凤凰”。
一位专家更是评价东莞“相比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东莞的房价相对还是比较便宜的。东莞的出租屋很多，容易租到价廉物美的房子，另外，政府今年来也建设了大量保障性住房，居住条件是不是第一不敢说，但处在全国前列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
九大文件为五年后的广东描绘了一幅美妙图景：即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方针，着力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力争到2012年，珠三角地区功能水平显著提高、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则形成一批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集聚效应明显的产业转移集群；“推动我省产业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
东莞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下乘势而上，在转型中发展会无可限量。
尽管《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的主文件对上述产业用了“鼓励转出”的字样，但在八份配套文件中，广东省却将各地政府执行产业转移及承接转移的情况列入硬性政绩考核范围内。
（3）佛山
政策的另一端，拟定了一份禁止粤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承接的产业清单，主要涉及高污染、高能耗及带动功能极弱的产业。
提到佛山，自然让人联想到武术之乡，这里确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曾经出过黄飞鸿、叶问这样历史名人。
塑料制品、涂料、油漆等石化产业下游产品行业,以及在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等产业转移园已有较成熟产业集群或者生产基地的行业，如工艺玩具、音像制品生产、食品生产等产业。
然而，如今的佛山却不再是那个简称“禅”的小地方，2002年时，在囊括了面积为1150平方公里的南海以及顺德、三水、高明三市后，挟一市五区的大佛山实现了“城市合并”，一跃成为广东第三大城市。
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带动功能较弱或带动后劲不足的产业；
选择佛山作为区划调整的对象可谓是一次历史的机遇。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副处长陈杰认为，“珠江口东西两边各有4座城市，但东岸的发展远远快过西岸。在珠江口东岸，经过10多年的发展，人口密度已经非常高，产业结构已从当初的初级加工为主变为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开始进入追求经济发展质量的阶段。而西岸人口密度还不高，无论是产业布局还是资源整合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快速进入做大经济发展总量的阶段，这就需要有一个辐射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来带动西部的发展。而在西部的4座城市里，佛山的经济实力最强大，基础最好。”
IT产品制造、家电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加工制造环节；
在这段论述里，佛山的优势呼之欲出，首先，区位优势——佛山与广州地缘相连、历史相承，同处最具经济实力与发展活力的珠三角经济区中部，所以，两者正共同构建“广佛经济圈”；另外，佛山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应市场发展的机制，它是最先进行国企改革的城市，民营经济占了80%以上。
陶瓷、水泥等建材工业，家具产业，再生金属冶炼产品等高耗能的资源型产业；
2007年时，佛山的经济增速达到19.3%，超过海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在全国城市经济排名中位列第11名，稳居广东第三。2008年底，佛山甚至跃居广东GDP3000亿城市俱乐部的四名成员之一（其他三名包括：广州、深圳、东莞）。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3月25日发布的《2007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佛山在全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九，一举超过高雄、澳门、新竹、基隆。截至2010年，佛山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1万美元,意味着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佛山产业结构进入从低端向高端转变的阶段。
服装、五金、玩具、制鞋、包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广东现代产业500强”项目中，佛山入围的企业就占据了60个，其中近9成都是民企，像美的、格兰仕、科达机电、昭信、国星光电、陈村花卉世界……这些佛山曾经的制造业大户，正踩着新兴产业经济的节拍，在国内外产业格局变革中,从完成原始积累，到感知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并且从高端环节切入产业高点,从而为企业未来的发展赢得主动权。
被要求转移的制造业包括：
转型，成了佛山本土企业的共识。企业的转型折射的是佛山本土企业商业思维的变迁,从制造为主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蔓延,或进入新兴的领域,完成企业华丽转身而继续引领行业发展方向,完成自身财富的积聚,也促使“佛山制造”向“佛山创造”乃至“佛山服务”的提升。（《南方日报》）
文件对九大传统劳动密集型及资源依赖型行业的73类产品制造商下达“逐客令”，“鼓励”其生产环节从珠三角转移至粤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产业转移工业园中。同时，要求将600万农村劳动力经过免费培训后，输入至珠三角先进制造业及服务业。
“区划调整前，佛山辖区内有各类园区近90个，经过整合，现在佛山的7大重点工业园区、26个专业镇及若干个专业市场形成了新的发展合力，家电、陶瓷、纺织、光机电一体化、汽配、金属材料加工等产业有力地支撑着佛山经济的快速发展。”佛山市外经贸局局长罗悦棠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2008年5月26日，广东省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及八个配套文件——即“腾笼换鸟”政策，对当前最紧急的珠三角产业转移问题作出回应。
一方面，佛山经济在冲刺，另一面，广佛经济圈的融合也在不断加速。
广东“请走”制造业
2010年11月3日，广州西朗至佛山魁奇路的首条佛山地铁即将试运营，这也将成为我国首条全地下的城际地铁。广佛地铁西起佛山魁奇路，东至广州，全长32.2公里，共设21座车站。11月起开通的是首通段西朗至魁奇路，共14个站点。从西朗至佛山魁奇路全程只需40分钟，其中，西朗至佛山祖庙只要半小时。这意味着广佛已经基本形成了半小时时空圈。票价方面，继续沿用广州地铁的按里程收费模式，从西朗至魁奇路全程6元，从西朗至祖庙票价4元。（《新快报》）
自己能多晒到一点阳光，李睿觉得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他“逃离”广州、奔赴东莞了。
对于佛山而言，如果在利用其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产业之上，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将会是一个“朝阳之地”。同样，转型也意味着有更多的选择，对于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求职者而言，佛山无疑是最好的“后方根据地”。
“朋友最近给我介绍了东莞厚街一家网络公司，工资也是六七千一个月，找个时间去看看。”一直被生活所累的李睿，目前是某网络公司的合伙人，在广州打拼了五年，却感觉一无所有。他说，广州不是年轻人的天堂。“我觉得广州生活环境够差，城中村的住宿条件尤其恶劣，我换了几个地方都一样，有的地方黑乎乎的，晒衣服和被子都要和邻居争阳光，出门就要和别人争车道、挤地铁，甚至连一个小小的电梯都要和别人竞争一番才能赶上不至于迟到。”在广州待了五年，就和别人争了五年。这样没有尽头的人生，让他感到无望。然后，他发现，“东莞房价低，可以在东莞买房，实现人生的第一次飞跃，多奢侈的一个梦想。”
（4）江门
夹心广深，离广深仅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房价仅为广州一半、深圳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东莞企业前往广深招揽人才时，纷纷打出了“低房价”诱惑。
江门是广东省中南部的一个地级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西部。约形成于元末明初，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如果把广州和深圳比作纽约，林江说，那么东莞就是广深的“新泽西州”，控制城市的发展规模，保持自己的产业特色，她就既能成为创业的乐园，也能成为生活的乐园。
江门市现辖蓬江、江海、新会三区及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四个县级市，辖区范围俗称“五邑”。江门五邑是全国著名侨乡，侨乡文化独具魅力，有“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2002年江门荣膺“国家园林城市”。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系主任、东莞政府特约研究员林江就对这个“白领洼地”的提法，感到很兴奋，“事实上两年前我就有这样的类似想法。”他称，东莞夹在广深之间，随着珠三角一体化纲要实施，珠三角城轨开通，事实上东莞必将会形成这样一个趋势。
在江门新会区生长着一片榕树林，上万株树须根盘结，枝繁叶茂，是当地的著名景观。这片面积有15亩的榕树林，是由一棵榕树在几百年间通过主干生发的气根落地扎根繁衍形成。
不过，正是由于这样的迁移和变革，才造就了今天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东莞。而产业的调整势必也意味着人才的转移，有专家预言东莞将成为中国新的“白领洼地”。
目前，江门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和老榕树的生长就颇为相似，即一方面依托老树不断生发新的枝条，培育新兴产业，另一方面稳固主干的根基，做大主导产业，形成了“榕树效应”。（《经济日报》）
随着深圳城市规模的增容，市内可利用的工业土地将越来越少。对于规模扩大的企业而言，厂房供求矛盾也日趋严重。“笼子太小”这个问题不仅在深圳显得较为棘手，甚至是整个广东之痛。
截止2009年，江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3000亿元，金属制品、化纤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超400亿元，拥有15个国家级产业基地，14个中国名牌和13个中国驰名商标，10多个产品的产销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1997年由十几个人发展起来的帝马公司在2007年时以达到近200人的规模。而随着业务量的攀升，设备升级，公司厂房不得不扩容。其时，帝马公司所在的马岩白芒工业区，找不到一处合适做厂房的建筑。无奈之下，公司不得不在离白芒厂房1公里左右的地方另租了一栋单独的楼宇勉强用于生产厂房。原来的厂房留作仓库。这样一条完整的生产链被认为割成两部分，给帝马公司带来了许多麻烦。帝马公司总经理刘萍称按公司设备的要求，厂房层高需6米，但久经选择后租下的厂房层高只有5.5米，这样日常一些需要用到吊车的设备，却因层高制约，只能采取半人工半机械化操作”和“公司想开个大会都开不成，行政、销售部门与车间、仓库分隔两地。天气不好时，车间急着要东西也送不过去”等等。
在这些产业集群中，不少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相当影响力，以摩托车产业为例，江门市拥有16家整车生产企业和300多家零部件生产企业，2009年摩托车整车产量达到414.16万辆，约占全省产量的一半，全国产量的1/6，摩托车整车出口量占全国的比重达11%，已成为全国瞩目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基地和成长最快、最具影响力的摩托车板块。同时，江门生产的中高档五金卫浴产品，六成以上出口，内销部分的市场占有率则高达50％。不断壮大的产业集群，构成了江门市“经济榕树”的主干，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这些客观因素造成深圳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迁出实则“迫于无奈”。就像帝马数字机器（深圳）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萍所坦言“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这位在深圳打拼12年的总经理用了两年时间挥别了深圳，和企业一起迁往惠东新厂。致使她最终决定“出走”的是“厂房问题”：“西丽有家厂房面积为3万平米的公司，由于业务量的迅速扩大，公司有心将企业规模扩大到10万平方米。现在连从国外订购的进口机器都已买回来了，公司却一直未能在深圳找到合适的厂房。弄得现在进口进来的机器连搁的地方都没有，公司不得不租地方来放这些新机器。”像帝马这样遭遇厂房扩容危机的企业不是个别，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机床工具专业委员会主任范红说，“行业内95%的企业都遭遇这样的困难。”
但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就会不断的要求企业创新，要求产业结构的创新与调整。
2006年10月出台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工业总产值上亿元的32家外迁企业中，外迁原因排在首位的是“在深圳用地需求无法满足”；排在第二位的是“深圳的房地产价格/厂房租金太贵”。
2010年10月9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其中，江门被明确要求打造成为先进制造业重点发展区，发展轨道交通设备、汽配、船舶配套等先进制造业和以旅游、物流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培育发展绿色光源产业。
深圳企业迁出不仅因为深圳未来产业规划与政策引导，同样，与企业、产业的生存环境也有直接关联。
绿色（半导体）光源（LED）产业将是江门近年着重培育的一棵“新树”，而此LED产业基地也会使得江门成为“中国光谷”。
深圳的大企业已经纷纷在东莞版图强势扩张，小企业更加趋之若鹜。像深圳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从2010年7月开始深圳工厂的整体搬迁，目前主要迁出生产环节，而今后漫步者的考虑是将研发力量也搬至东莞，在深圳保留销售。
目前江门市现有LED生产应用企业100多家，相关联企业1000多家，近三年产值年均增速超过30%，2009年全市绿色(半导体)光源产值100多亿元，约占广东全省的1/6。并且，江门市计划用5-6年的时间，投入人民币20亿元，把LED产业建设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力争到2015年实现500亿产业规模，成为国内重要的LED产业研发、检测、生产基地。（《中国新闻网》）
同样，在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华为也一口气“啃”下了50万平方米的用地，分一、二期建设，每期投资20亿元，建城之后将把散落在深圳南山、坂田等地的一些生产线搬迁过去，主要用来生产交换机等。华为在松山湖项目的总投资达到了40亿元，包括4栋厂房、1栋办公楼、1栋食堂、1栋机房，明年七八月份一期建成将投入使用，一期人员包括生产和管理人员在内，可达到4000多人。
除了核电、风电、太阳能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外，江门还试图以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银洲湖纸业基地为基础，升级培育新的产业集群；通过广东省清洁能源（核电）装备产业园、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项目等一批大型装备制造项目打造以交通运输设备和清洁能源装备为重点的装备制造业；加上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金融服务业、物流业、旅游业“三箭齐发”的新局面。
2010年年初，深圳的3G手机生产商宇龙酷派松山湖生产基地首期工程正式投入生产。该基地占地500亩，投资超过5亿元，主要承载3G手机的生产和制造，首期工程的产能为1500万台。未来3年，该基地产能将达到4000万部，成为中国最大的3G手机生产基地。
江门，虽然在珠三角中显得很不起眼，却也找到了未来经济的新的增长点，算是中小型城市中较为有潜力的一个。对于珠三角的就业者而言，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这个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第二轮深圳产业转移东莞风潮开始。
（5）惠州
2010年，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惠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在深圳又签署了《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经贸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中的相关内容，三市将进一步加快东莞（惠州）产业转移园建设，探索建立深惠产业转移合作基地，扶持协会、商会和企业建设各类产业转移园。以产业转移园（基地）为依托，引导三市有转移需要的企业合理有序的转移和整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惠州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陆地面积1.12万平方千米，占珠三角经济区面积的1/4。海域面积4520平方千米，海岸线长223.6千米，是广东省的海洋大市之一。惠州市南临南海大亚湾，与深圳、香港毗邻，是中国大陆除深圳外距离香港最近的城市，也是著名侨乡。
早在2006年6月，由深圳贸工局牵头展开的一项企业外迁调查就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其中，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情况，而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四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合计占外迁企业总数的58%。迁往地点省内集中在东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则多往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迁徙。2007年6月的调查显示，仅罗湖、南山、宝安和龙岗四区，已经和计划外迁的企业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的499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惠州由一个农业边陲小城发展成为现代工业化的新兴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08年惠州市宏观经济数据GDP达到1280亿元,比上年增长11.5%，跨入全国一类重点城市行列。目前，惠州日益成为华南地区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
每一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直接的变化是企业的外迁，甚至是全行业的洗牌。
在广州和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掀起“逃离”情绪之时，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就在与网友交流时高调表态：惠州敞开心怀，欢迎一线白领来惠州发展。
众所周知，深圳从南海边的小渔村发展成今日的国际都市与它不断的改革和产业转型有关：从最初的建筑之城到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到上世纪90年代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再到四大支柱性产业，以及在深圳“两会”上一再被提起的“加快发展三大战略新兴产业”。
惠州到底有怎样的优势，才敢大声发出这样的邀请？
2010年，富士康的“多事之夏”几乎成了深圳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加速剂。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深圳对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不欢迎。深圳已经不是当年对招商引资激动万分的初级模式，深圳现在税收最为依靠服务业、金融业和物流业，而40万就业人口的富士康对深圳地方财政的贡献很小。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富士康牵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钱，还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员工收入少，对城市消费的拉动能力有限，但员工管理造成的问题却不少。深圳的人口密度为全国最高，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因此深圳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显然富士康模式不再适合深圳，只适合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
首先，基于珠三角城市本身的转型——“化九为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顺德、珠海、惠州、肇庆九个珠三角城市整合成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以点带面推动珠三角一体化。惠州加快了深莞惠交通一体化、年票制、惠州机场复航等交通建设，力图实现珠江东岸一小时生活圈的目标。从2010年底开始初步建成“五横四纵三支”的高速公路网，到2020年，惠州将初步建立适度超前和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东江时报》）2009年，东莞与惠州已经开通了2条跨市公交线路，而惠州计划是开通3条莞惠，5条深惠共8条跨市线路。也就是说，惠州与深圳、东莞三城之间的空间距离将会不断缩小，并且日趋同城化。
2010年5月18日，富士康重庆工厂制造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2010年8月富士康郑州工厂招聘现场异常火爆；2010年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总数开始缩减，5年内将从目前的45万人降低到30-35万人，并且，深圳富士康也将由代工基地逐步转型为研发、试产、内销、物流中心。
其次，由于深莞惠三市的产业结构差异大，所以，产业合作的互补性强。“深莞两市经济比较发达，面临着产业升级压力大、产业转移任务重等问题。惠州有交通、产业、资源、环境、成本等优势，是承接深莞产业转移，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的首选地”，惠州市常务副市长黄仕芳说，惠州将重点承接包括电子信息业、珠宝业、新型材料行业、服装业等产业的转移。（《经济观察报》）
东莞，广深的“新泽西州”
深圳著名的汽车品牌比亚迪自2006年开始，就已经逐渐投资惠州。当年，比亚迪向惠州大亚湾产业园投入60亿经营手机零部件、充电电池、汽车零部件三大领域，而惠州的这个研发基地是比亚迪深圳、西安、上海、北京等9大生产研发基地之一。比亚迪总裁王传福认为，“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邻近深圳总部的生产基地，产品也需要大量出口。大亚湾拥有深水良港，交通便捷。综合多种因素，我们认为惠州大亚湾是比亚迪新生产基地的最佳选择。”（《深圳商报》）事实上，除了吸引比亚迪之外，其他汽车零部件业也在不断扎堆大亚湾，包括东风本田、东风易进等多家企业进驻。惠州再不断承接深莞的产业转移时，将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惠州的经济压力也不如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大，毕业于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的邹顺平在毕业后首选惠州作为他的就业城市，他给出的理由就是：“目前深圳、广州等这些地方的工资并不比惠州高多少，很多时候一些企业开出的工资水平跟惠州差不多，但深圳、广州的消费水平相对高，而且还需要解决住房等问题，对于刚出来工作的我来说，有一定的压力。”
而在这股“逃离北上广深”的大潮中，企业显然比个人更清醒，也更积极。
但是，惠州却满足了职场新人“宜居宜业”的要求。2009年4月，当广州房价低迷时还保持均价2万元/平方米左右时，那时的惠州市场不乏4000元/平方米的一手房；2010年，当广州房价居高不下时，惠州市区的房价也不过是5500元/平方米。想要在广州、深圳买到万元以下的房子，基本上都要到很远的郊区，比如广州的萝岗、从化，或深圳的关外龙岗一带。居住在这些区域，前往市区上班，最少车程也在1个小时左右。反观惠州，虽然城市范围也在不断扩张，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区仍然处在一小时车程之内。无论是从江北去到南部新城抑或从陈江去到水口。在这个范围内，居住的选择多样，高中低档产品都有。就算是选择郊区的低价楼盘，比如水口或者陈江，房价只有3000多元，居住于此，前往市区上班公交车半小时左右都可以到达。随着大开发商的进驻，惠州的房产开发越来越密集，购房者的置业选择也越来越多。相比广深房价远远超过收入水平，在惠州还可以选到一些符合自己经济水平的中低端产品。就像毕业于名牌理工大学的阿诚，在广州时怀才不遇，到惠州后将其掌握的一门节能技术“推销”给一民企，却获得了高广州两倍的薪酬，而他还在广州市郊买了一套房子，因为东郊与惠州的交通十分方便，一条高速公路即到，所以，阿诚还用多余的钱购置了一台十万左右的车，他算过账，就算把发改委的油价上涨令都算上，他的交通费还是远远追不上大城市的房价暴涨率。（《羊城晚报》）
关于“逃离北上广深”的话题，2010年4月《南方都市报》的500份调查问卷中，有超过52%的白领明确表示会逃离，但暂时找不到机会，仅有6%的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半年内就会行动。尽管只有6%，但同样说明，舆论给予高度关注的“逃离”不完全是停留在口头，而是已经有人这么做或准备这么做了。这一趋势也受到社会学者的认可，“在二线城市可以过更舒适的生活，逃离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一种找回生活尊严的选择。”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如是说。
惠州，对于深圳、广州工作疲惫的人们而言，无疑是一处有潜力的生活城市。
1.广深产业大挪移
结语
或许，这时的你应该停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好好想一想自己的未来！广东有句俗语，叫“冇鞋挽屐走”，意思就是“此地不可久留，速离为妙”。你当然不必如此惊慌，因为离不离开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你是否清醒认识到这座城市的走向——在广州和深圳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确实产生了“挤出”效应，但这种竞争同时也在暗示你，可以更积极一些、更灵活一些：如果前方拥堵，何不绕道而行？
关于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去留，《新周刊》已于2010年4月《给我生活，地方随便》的主题报道中阐述了放弃北上广的N个理由，文章发问：“你属于哪座城？你的青春要在哪里度过？大都市闪闪发光，机会多，压力大，不一定为你而备。你在大都市奋斗，突围。你怀抱梦想而来，陷于庸常之中。你成为蚁族，成为房奴而不得。你在职场劳心劳力，有工作，却没有生活。你与疾病、坏感情、高房价狭路相逢。你时常迷失自我。你与自己期许的生活，很远。要生活，还是要大都市？”，文里也阐述了个中缘由：“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世界这么大，心安即是家。”
是在广州、深圳继续接受永无休止的挑战，还是，找一个二线城市享受生活？作家阿兰·德波顿曾表示：现代中国人对城市的向往除了基本对财富、地位和享乐的营求之外，更受价值理性的驱动——荣耀、成就、梦想的实现，工作往往不具备快乐的含义。
30年来，广州、深圳的经济发展已经面临瓶颈，城中“不合时宜”的产业与企业也纷纷撤离。对于个体而言，不妨重新审视到底这座城适不适合自己。尽管在“被逆城市化”的路上有怨言与不甘，但是，换一个城市，或许，人生会有另一种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