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以来，798艺术区七星中街多次开挖，引起郝光等艺术家不满。2008年10月，在公开信《吁请北京市领导关注798的种种问题》中，艺术家郝光列举了物业“哄抬房价”、“巧立名目，非法收费”以及“野蛮施工”、“不让车进门”等问题，也带动众多艺术界人士发文响应。然而，郝光还是失败了。他最终只能离开798，“不跟他们去维权了，我已想好要去藏区做慈善事业，画巨幅的画作。”
798成为国际和本土资本最宠爱的文化前哨，也注定因此受其累。大量的画廊看到798所滋生出的巨额利润，纷纷涌入其中。2005年是画廊进驻798的高峰期。房价从最初的0.6、0.8元/平米/天涨到1.8元/平米/天再到3.5/平米/天，这种几倍几倍大跨度的增长，让艺术家从心理上无法接受，有艺术家选择了直接的对抗。
而2009年的那场金融风暴，更是直接将许多画廊“逼”走。即便危机过去了，地价、房租上涨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困扰798的痼疾，也许将永远困扰着798园区内的艺术家和画廊。出走，成了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一批批的艺术家都走了，与早前相比，艺术家只剩下了1/5，”李象群，这位798的早期租户无奈地说。
虽然2007年12月19日那天，798工厂被列入北京市规划委、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公布的《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中，至此798艺术区摆脱了多年来盛传被拆迁的传闻。但是在商业、名利各种纷争的卷席之下，艺术还是与798渐行渐远。
这就是北京的现状：基层人才缺口大，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紧缺，一批批文化创意人才在流失，而北京还在不遗余力地打出“封村”、提高外来人员进京的门槛等昏招。不从根源着手，只一味在城郊盖房子赚钱，却不能真正利用卫星城来分担中心城区的一部分职能，更别说实现北京周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从而让市场来调控人口的流动。北京的“中央”心态实在太严重，无论出点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就是用行政手段去解决，下道命令，出套政策，颁道旨意，其他城市其他人就得乖乖听命。“世界城市”难道是靠一个公章、一纸空文建起来的吗？
身穿一套中式服装，手撑一把阴阳伞，站在一个写着“CHINA·拆那”的八卦内，自2009年12月29日启动的“暖冬”计划，黄锐都会以798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每一次抗议活动之中，声援北京朝阳区的艺术家们。
更可怕的，不是这些政策不起作用，而是真的起了很大作用。试想一下，一座城市里只剩下一群制造火箭导弹的高端人才，因为他们在城里有房有车有票子，而清洁工、服务员和保安之类的活都没人干，因为城市想尽办法撵走了这拨人。那么，这将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北京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这也是一座非常有理想的城市，她不断地为自己制定新的目标，以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实际上，北京在朝着自己的宏伟目标迈进的途中，也一直有意无意地做着一些违背初衷的事情。在2050年建成世界城市，为此北京要拉拢的高端人才中也包括了“文化创意人才”。然而，为了眼前利益，或是根本无暇顾及的情况下，有一部分文化人才流失了。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件最深刻地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美国巴克尼尔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KarlKresl认为，北京想打造一个世界城市，打造创新城市，就必须借鉴其他国际城市的成功做法，“城市不应该成为你唯一的制高点，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大一些，看城市区、城市群。比如说美国的纽约，我们不仅仅把城市周边60公里通行范围，我们可以放到几百公里。这样不仅仅是北京城区，应该把北京周边的区域都容纳进来，作为城市带来考虑，这样会更加方便一点”。
城市化对中国国内最直接的影响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纷纷向中心、向高处靠拢。尽管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也一直在试图向外界显示她的“有容乃大”。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新京报》时评）
无论是798艺术区的凋零，还是简单劳动力的稀缺，或者是包括轨道交通专业人才在内的基层工作人员的严重短缺，都让北京这座城市包容性的遮羞布所剩无几。即便你是符合这座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也不一定能够安稳地留下来。因为在北京敞开的大门前，摆着一排又一排的障碍物，比如房价，比如户籍，你必须奋力跨过去，而且一不小心就跌得鼻青脸肿。
哪些人住在北京城郊这类需要被“封村”管理的村子里呢？他们大都是来自安徽、河南、浙江等省的进京农民工。海归或中科院看中的科研人才，北京是不舍得让他们窝在城郊村民的出租屋里的，更不可能对他们实施“画地为牢”的管理。两者一比较，很容易看到北京对待这两类人的差别，是巨大的。
3.京华烟云梦
“其一，用行政手段人为设障，画地为牢，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续”。“其二，规范化管理不等于围墙化封堵，一封了之仍是控制型管理套路，会阻碍区域的对外交流，阉割百姓的日常消费和生活便利”。“其三，封村是重管轻治思路在城市管理中的体现”，也抹杀了外来人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其四，封村是对本地、外地人权利的双重捆绑。当尊严和权利被剥夺，政策合理性也该打上大大的问号”。“其五，封村难逃权力偷懒和傲慢之嫌。它造成的人际隔阂、外来人被边缘化、待遇不均衡等问题，都有待正视”。
按专家的说法，目前有380万“北漂”在北京工作、生活。有人说，“北漂”除了事实上的人身漂流，还包括一种心理漂流状态——“每天下班后，我总在路上徘徊很久，看着匆匆的行人和一辆辆驶过的车，总感觉自己原来是个孤单的人”，一名“北漂”这样写道。而北京的“不平等”又加深了这种安全感的缺乏：外地人买房需办理暂住证，不能购买各公园的老人优惠年票，“北漂”子女教育也需付出额外的“择校费”……
针对此事，《江南时报》于2010年7月30日发表评论：“虽说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纠结，和‘一视同仁，不存在歧视’的补充解释，可以平息‘对外来人口做坏的预设，有罪推定’的诟病。可是，在文明开放已成大势的今天，‘封村’有违常识，也难抹几点原罪。”如下：
界定“北漂”，是否拥有北京户口是重要的标准。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有形利益，无不以无形的户口为前提。但很少有人将北京的农民工视为“北漂”，尽管他们同样没户口。“北漂”通常特指拥有大学学历，从事脑力工作的外地年轻人。相比农民工只求养家糊口，“北漂”是带着梦想和目标来到北京的。
北京人可以语调轻松地开玩笑，外地人却做不到。在村子北边的一排出租屋旁边，正在教儿子学走路的小刘说：“四面都建起围墙了，还有人巡逻，感觉像监狱。”
然而，正如凤凰网编辑彭远文所述：“权力集中导致资源集中，做不了公务员，来大城市捡点人家嘴角掉下来的碎屑也是好的。套用这个句式：谁都想要挤进大城市，劝是劝不回去的，这不是理想，而是现实。”
北京在多个外来人口集中的城中村实施“封村”管理模式，近段时间引起舆论的一片沸沸扬扬。但本地的村民对封闭管理并不陌生。2003年非典期间时，村内第一次实行封闭管理，禁止外村人进入；2008年北京迎接奥运会期间，村内也曾实行暂时的封闭管理。“最初是拉根绳子，奥运时是根棍子，现在是治安亭子”，村干部刘学柱半开玩笑地说。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单枪匹马闯进北京城。据香港《明报》的报道：“演艺圈‘北漂’族在1992年约2万人，目前已达30万。近年，‘北漂’大军呈现多样化。IT业、文学界、考试群体都聚集了大群‘北漂’。一张张年轻面孔，挣扎求存，追寻梦想。截至2001年，在海淀这个高新科技区域，有10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毕业生打工。”
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继2010年4月北京市大兴区率先试点村庄社区化封闭管理后，昌平区也将分三批在100个村推进“封村管理”工作。8月1日，首批44个村启动了工作。（7月29日《新京报》）
尽管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尽管每天经历恼人的塞车和空气污染，“北漂”仍对北京不离不弃。至于原因，有人说京城机会多，有人说自己有“北京情结”，也有人说仅仅因为所爱的人在这里。如果非要按照职业理想归纳，那么，“北漂”一族大多做着两种梦：明星梦和当官梦。
瞧瞧北京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这些年干的这些事儿，不都说明了这个事实吗？
明星梦
要根治北京的“城市病”，首先就得治治她的“中央”心态——自私自利的毛病。如果说北京是个美女，那她肯定是个傲慢的千金小姐，以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高端人才就该黏着她、围着她转，而想要讨好她的“低素质”人群，最好都远远地躲着她，哪个不识相的，硬是凑上前，也迟早被她一脚踢出去。
1990年，有个叫吴文光的云南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叫《流浪北京》。讲述的正是五位“盲流”艺术者（分别是张慈、高波、张大力、张夏平和牟森）在北京的奋斗并流浪着的故事。
唐钧和王军都认为，北京人口过于集中的根源是由于北京和周边地区发展不平衡所致，所以解决北京人口集中的关键不是驱逐流动人口，而是应该通过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来解决。
这些人是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群的缩影，代表了一种追求和生活方式。吴文光也是京漂一族，与五个“盲流”有着类似的心路历程。他说：“我和片子里的人物有过类似的生活，希望过也失望过，痛苦过也快乐过，幼稚过也疯狂过。我当时想，我们这群自80年代初满怀艺术梦想，抛弃职业和户口约束盲流在北京的人或许不久都会以各自的方式结束自己‘流浪北京’的历史，我应该动手拍点东西来记录下来。这就是当时拍这部片子的原始动机。这部片子完成之后，整个80年代这一页已被翻过。对于一类中国青年来说，也许是一种浪漫的梦想主义时代的结束，以及进入的90年代会完全是另一种面目，即便是《流浪北京》里的人物，他们操行的‘艺术人生’也可能会变成‘人生艺术’。”
“不能拿弱势群体开刀”，《城记》作者王军认为，北京采取这种方式缓解人口增长很难有大的效果。同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也认为，小商小贩的存在证明社会需要这类人群，政府采取提高门槛的方式必然会相应的提高这些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其结果是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跟着提高。
因此，《流浪北京》还有一个副标题——《最后的梦想者》。北京对青年来说是一个理想中的舞台，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来到北京，就能从事他们想做的工作，发挥他们的才能。张慈因为忍受不了云南个旧编辑部的阴冷与平淡，而最终选择来到北京。张夏平来到北京的原因是北京是首都，“北京”两个字吸引人，其实吸引人的是她自己对北京的理想。张大力来到北京是因为他离开了画画，他就无法生存。高波留在北京，是他想拍一些自己要拍的照片，他说盲流就是freelance，每个人身上都应该有一些盲流性。牟森则梦想在北京拥有一个自己的剧团，演一些自己的戏。
为了控制北京的人口，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给下的这剂药，是良药，还是毒药？
但是，他们的梦想却与现实有着激烈的冲突。张大力认为他开始讨厌北京的艺术气氛了，在一大群为生活而奔忙钻营的人中间，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高波对盲流的理解有着矛盾的两重性，认为自己在北京缺乏安全感，但是因为有北京身份证而不必像别的人那样担心户口问题。牟森和高波、张大力一样，有时缺乏经济来源，就得到处蹭饭吃，还总结出了一套蹭饭的诀窍。张慈讲起自己借住在北大附近，北大既是她的食堂，又是她的澡堂的时候，她哭了，因为她没有一个真正稳定的属于自己的家。张夏平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俗话说得好，艺术家就是疯子，她因为生活所迫而多次想到自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就意味着面临生活没有着落和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他们还得应付生活的重压，于是在他们的心里，物质与精神正在进行激烈的争斗。
于是，调研组立刻拍案叫绝。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办公室主任李小娟说：“顺义能做的，北京也能做。我们形成了共识：经济发展并不是控制不了人口，北京作为首都必须要控制人口。”
“北漂”齐聚北京而不是深圳、武汉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差不多集中了全国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权威，而且全国人民的目光都聚集在这里。如此优良的环境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营造的氛围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为追逐梦想的“北漂”们提供了最好的“成长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走高端线路是成功成名的最好办法，跟权威们套近乎，期望得到“名师”的指点、提携、包装、推广，以图一夜成名，无疑是很多“北漂”艺人的心底的“小九九”。
简单翻译上述这段话，大致就是说，顺义区将小门店、小企业扫地出门，使大批“低素质”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失业，同时房价居高不下、房租乱涨，于是一批批外来者陆陆续续收拾包袱走人，而原本打算进城一展所长的外来者走到门口一看城里的人这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也只能掉头离开。
在北京城里追逐“艺术梦想”，渴望成名立腕，是“北京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特质。
因为调研组发现2008年起顺义投入1.5亿元，升级改造了全区65个农贸市场，杜绝了马路市场，清理了一批小门店、小企业。这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控制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发挥房地产业对人口规模调控的作用等措施，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的经验，值得在全市大力推广。
“北漂”并非自今日始，北京历来就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漂现象”在清末民初就方兴未艾了。北京前门大栅栏和天桥一带商业繁华，也是茶楼酒肆三教九流荟萃之处，自然成为打擂、卖艺、说书、唱曲的理想场所，所谓“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大批民间艺人从天南海北漂到此“撂地儿”表演，建国后家喻户晓的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全宝、白全福、常贵田、张少杰和“评剧皇后”白玉霜、新凤霞等人，都属“北漂”成功的典范。
《新京报》2010年8月2日消息称：“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
说起因“北漂”成功的艺术家，就不能不提国画大师齐白石了。
这是北京最擅长的“绝招”。她一直抱怨说自己城里的外来人口素质太低，不如上海的好，但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势利眼”。上海2008年的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已达到了642.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3。虽然上海人的“排外”一直被全国人民诟病，但从未见上海市政府出台类似限制低素质人口进沪的政策。北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用行政手段解决城里的人口和人才问题。
齐白石原籍湖南湘潭，出身贫寒农家，少时当过放牛娃，26岁之前是个小木匠，业余时跟人学习诗词书画，逐渐在绘画上有所长进。1920年，57岁的齐白石背井离乡独闯北京，成为史上最年长的“北漂族”。他以为凭借自己的绘画技术不难在北京谋生，但其画作却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陷入困境的齐白石痛苦反思，始懂得绘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画法。他身居破庙日夜苦练，师法徐渭、朱耷、石涛、吴昌硕等大家，终使“衰年变法”成功，画技日臻完美，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开“红花墨叶”之先河。尤以瓜果菜蔬、花鸟虫鱼为一绝，名气大振，价格也与日俱增不断攀升。1926年，齐白石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名誉教授；1931年，67岁的齐白石在北京买了房子，正式在京落户。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惟英教授认为，目前北京甚至全国的市场调节机制还不完善，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人口过多和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规模，非常必要。”并开出的两个通行药方，一是政府利用价格手段，让水、电等基础产品涨价，逼走实则为北京市最紧缺的“简单体力劳动人员”；二是抬高外来人员落户、居住、就业的门槛，毫无疑问，干保安、服务员、清洁工等工作的人，自然就在这个门槛之外。
“北漂”们正是跟随着成功者的脚印，前仆后继。远的不说了，这两年成为“北漂”佼佼者的幸运儿比比皆是。于2008年推出了首部个人自传《向前进，一个青春时代的奋斗史》的“傻根”王宝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事实上，所谓“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最大的10个职业”，往往也是相对短缺，因为劳动环境、薪酬待遇、职业前途等因素，大城市本地的失业者、外地户籍大学生不愿意“屈就”。而这些工种也是城市运转、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才更显出北京这座大城市对这类被视为城市“不稳定因素”的“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的排斥和歧视。
这个出生在河北的农村娃，由一间睡六个人的地下室开始了他的“北漂”人生：“我在北京西站下了车，下了火车之后一看，啊，这就是北京的火车站——北京西站。高楼大厦真高，我第一次见这么高的楼，北京那么大，自己真是一片茫然”；“‘最便宜的宾馆’，也要一百二十块，我身上，一共只有不到600块钱，500块，是自己吃苦受累积攒下来的，80块，是爸爸、妈妈给的。我忽然有些惶惑，在北京，真的最便宜的住宿也要那么贵吗？那我这点钱，够花几天呢？”然而，对拍电影的执著梦想，让傻根在北京坚守了下来。他当然吃了很多苦，这是“北京梦”需要他付出的代价。
请注意以上紧缺的人才，都有一个基本的共性，比如：养护员、销售员、售后服务员、基层服务、简单体力劳动人员，他们属于不同的工种，但都不属于所谓的“高端”、“精英”人才。北京大量缺少基层人才，而这样的“苦果”是她自己种下的。同时，北京正在告诉你一个事实：我欢迎你，但是不欢迎他。这中间其实存在一个标准，就是由这座城市对人才给出的“高低”判断。
王宝强的成功案例，似乎是典型的青春励志故事。但人们习惯在看到成功之后，忽略背后的付出和积累——8岁进少林寺学武，一待就是6年；16岁只身到北京追逐电影梦，兜里只有580块钱，天天蹲在电影厂门口等着被选中，充当一个可能连影儿都找不着的群众演员；直到冯小刚给了他机会，而他牢牢抓住了。
《北京日报》讯：“2015年，北京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561公里，按通行每公里需要60名管理养护运营人员计算，届时本市需要3.4万名专业人才，目前人才缺口达两万余人”；《北京考试报》讯：“在北京产业结构调整中，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中有一些新兴产业涌现。像汽车现在已进入千家万户，但汽车销售、售后服务的从业人员缺口很大”；人民网讯：“北京市在城乡建设一体化进程中，医疗卫生面临最主要的是人才问题。应吸引高层次的医学院校毕业生能够主动到基层去服务”；2010年2月17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提前启动外来农民工就业监测及服务，派出工作人员到北京各大火车站等地点，主动问询进京务工人员的就业去向、意向等。据统计，去年第四季度北京劳动力市场简单体力劳动人员、治安保卫人员最为“稀缺”……
“北漂”一族，确有人成功了，但这些人的成功并非因为他们选择了北京，而是北京选择了他们。“北京梦”人人都可以做，但北京绝不会因为你做着关于她的梦，而对你放低进入她的门槛，因为城里梦想泛滥；你必须为了留在这座城市，为了更靠近梦想而付出代价，每时每刻，但付出多少才算够，你说了不算。
不过，在请走“三高”企业的同时，北京也大叹苦水，从2010年初开始，各大媒体频频爆出北京“人才紧缺”的新闻——
正如雷泓霈在他的文章中表述的：“我赞同有能力、有智慧的年轻人，将青春安放到大城市，可这个‘安放’有前提。‘有能力’意味着，有突出的职业能力和专业素质，不一定拥有光鲜的文凭，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高人一筹，能在人满为患的大城市拥有一席之地。‘有智慧’就更有特殊内涵，仅仅具有专业水平是不够的，更要有较好的社会生存能力、心理能力和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在心理发展上，达到真正的成人状态，面对未来各种挫折和心理的沉痛打击，能够顺利化解，坦然自若。”
这些企业走了，相应的，在这些“劣势行业”工作的职工，也随即面临下岗、重新找工作的重大问题。而他们的去留，有关部门显然没有精力关注。
缺少上述任何一种特质，仅仅怀揣一个“北京梦”就闯进北京城，那都是不明智，甚至是危险的。
其实，早在2007年《北京市关于加快退出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工业企业的意见》就已经出台了。小水泥、小造纸、小化工、小铸造、小印染、电镀及平板玻璃七个行业被列为重点退出的劣势行业。北京还分别为这七个行业制定了退出标准，不达标的企业将逐步被引导退出。
2006年，北京“怀柔小院”的黑幕在记者的追查下被揭开。大白于天下的真相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噩梦。一群20岁上下、以高中学历为主的外地孩子，因从小热爱影视、做着明星梦的。故而来到北京，但几经波折后，八成以上被非法影视公司“输送”到怀柔，聚居到一些不法分子租用的农家小院内，开始遭到院头们各种方式的榨取。
“填不满”的北京
所谓的怀柔小院，是一种“业内”称呼，即聚居着大量北漂演员的农家院舍。这些院舍都是当地居民的，以每个月几百元钱的租金租给一些不法分子（被称为院头）；然后就被用来“圈养”北漂演员。“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放了8张床；床是上下铺，共住16人，过道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床上的被子，则脏得看不清颜色，乱七八糟地堆着”。
这座城市似乎变得越来越贪婪，为了成为“世界城市”，经年累月地扩张，缺水了就从周边城市吸取，没有高端人才了，就抛出户籍诱饵，直到她越变越胖、越来越喘。
孩子们一旦进入这样的小院，基本上就被“软禁”了起来：进来时，院头就想方设法搜光他们身上所有的钱，然后告诉他们“等戏”，但基本上等不到什么大戏。
然而，专家提醒我们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颗严重缺水的“心脏”，还在一天天越变越大——1949年建成区面积只有109km2的北京，在202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将扩大到1650km2，城市规模日益庞大，承载它的水资源势必将越来越难堪重负。
来自石家庄的小李，由于营养不良，嘴上起了不少恶疮。两个月前她来到小院，每个月得向院头交100元住宿费、100元管理费、80元导演说戏费；交完钱，她就身无分文了。但是两个月以来，她只上过一场戏，没有台词，也没拿到一分工资。“我们平时就是睡觉、想法弄点吃的，没什么事可做。”
但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首都北京的城市生活用水又是万万断不得的。所以，河北等省市尽管自己也没多少“余粮”了，还是忍痛为首都输血。
孩子们住在院子里，逐渐被院头“分化”。首先，院头花言巧语，以“兄弟”相称，将一部分男孩养成打手，对内“维护秩序”，对外巩固小院实力。女孩子的遭遇更惨，她们经常被强迫出去“陪酒”。很多陪酒的女孩子，都得经过“最后一关”。其中一个17岁的女孩因此已经怀孕两次了。
王建用一组数字佐证了他的观点：以地表水来水量为例，北京地区的主要水库之一官厅水库，1955年至1960年的年均来水量是20．3亿立方米，而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锐减到0．09亿立方米。目前，北京年人均水资源仅210立方米，是中国年人均水资源的1／10，是世界年人均水资源的1／40。在解放初期，北京有约400万人口，而现在人口增加了4倍，“可是大自然的水没有增加4倍”，王建说，北京业已成为世界上最缺水的特大城市之一。
2006年6月，经过全国媒体的共同关注，北漂演员的问题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半数以上的怀柔小院关闭了。但大部分“北漂演员”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骗人的影视公司仍然存在，他们仍然无家可归。
尽管为解北京之渴，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于2010年6月4日第二次向北京市供水。但长期关注水资源问题的研究者王建担心的是，调水虽然又一次解了北京的水之忧，但同处华北平原，北京缺水，河北、天津也不例外，调水总非长久之计。曾任职于北京环保局的王建长期研究北京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是北京颇有点名气的水专家。在他看来，北京的水资源问题是“正在累积的生态灾难”的表现，出现这种困局的原因，则是自然降水条件减少和人为的不合理开发。
当官梦
正是在这样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让“三高”企业从北京撤离成了势在必行的事儿。水乃生命之源，谁都不想跟首都“玩命”吧？显然，北京水资源的“焦虑症”由来已久。
你知道吗？毛泽东当年也曾是“北漂”一族。1920年，青年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也是他后来的岳父）介绍，从长沙来到北京，他借宿于杨宅院里的一个房间，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月薪八块银洋的助理员。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期间，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
地下水历经千百万年形成，其补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它被视为“子孙水”、“救命水”，一般作为战备水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但事实上，为了“在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感觉到缺水，拧开水龙头，自来水还是哗哗地流”，以维持这座有着1755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的日常运作，北京已提前支取宝贵的“子孙水”。
后来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今为吉安左巷八号），与另外六位新民学会会员合租三间平房，共挤一张大炕，继续他的“北漂”生活。毛泽东曾在日记中写道：“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这恐怕是这位日后的开国元勋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
北京水问题专家王建说，北京超采地下水已维持多年，由此造成大面积地面沉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北京多抽地下水，到现在平均一年要多抽五到六亿立方米的水，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而现在北京建成区的面积才1040平方公里”。
谭伊孝对此曾有点评：“当年寓此的年轻人，大概谁也没想到他们之中能有一位在三十年后会掌握全中国的命运，主宰中华大地的沉浮。”
据专家介绍，近年北京平均每年缺水在4亿立方米左右。由于地表水可用量越来越“金贵”，除异地调水之外，北京市供水大部分来自地下水，接近供水总量的2/3。
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人怀揣着大大小小的政治抱负，进入北京城，企图一展拳脚、平步青云。毕竟毛泽东只有一个。但当官、当领导的梦，却人人可做得。北京就成了这些梦想的孵化器。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在靠近中央的地方，仕途升迁更容易。
《潇湘晨报》2010年6月24日这样报道：“进入6月，北京颐和园团城湖敞开肚皮，在预计半年的时间内，它将‘吞’下来自河北黄壁庄、岗南、王快三座水库的2亿立方米的应急供水。来自数百公里外的调水，将经过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石家庄至北京）应急供水工程总干渠。这也是自2008年建成以来，中线京石段第二次向北京供水。”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南方周末》于2010年5月刊登特稿，就此问题采访了北京市委党校的两位长期与京官接触的教授鄯爱红和张勤。
水，一直是北京颇为纠结的大问题。
“一个地方的官员稳定，往往地方经济发展就快，本地官员也鱼贯而起。”张勤说，“而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官员更容易攀比、计较，也就越发难以产生出心量大、眼光远的官员，既然本地缺乏，就只能从外地选派，这就减少了本地官员的升迁机会”。“相反，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前后任发展思路有效衔接，官员眼界开阔，优势明显，就可以为其他区域和部门输出干部，从而为本地官员升迁提供更多机会。”鄯爱红说。
北京市经信委也于2009年12月16日不无欣慰地对外宣布：已有79家“三高”企业退出北京市，合计节约能源19.91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北京30万常住人口2007年全年的生活能耗。此外，这79家企业的退出，也使北京节约新鲜水535万立方米，相当于2—3个昆明湖的储水量。
两位教授说得很婉转，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北京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在北京当官不容易，但一般步入正轨，升迁的几率自然大大优于“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的官员。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2008年，由于举办奥运会，北京已没有批准新的水泥生产线上马。而此番淘汰‘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耗水）水泥企业，北京市相关部门则明确提出，到2010年底，北京水泥企业将由2008年底的25家减少到10-12家。”
事实也证明，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
这一切表明，徐广合别无选择。2009年7月6日，北京市工业促进局联合多个部门下发了《北京市“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小水泥企业有序退出的实施意见》；按照计划，2009-2010两年内，北京将关停13家水泥企业，年减少水泥生产能力252万吨。
所以，凡是以为自己有几把刷子、又渴望“治国平天下”的年轻人，自然都心急火燎地奔向首都北京。只是，对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北京官场的门槛越来越高了。前有户籍制度卡着，后有基层工作经历挡着——鱼跃龙门，岂是易事？
2009年8月20日，距离6月25日的停炉已近两个月，三力水泥厂散落煤灰的仓库里还堆积着一些袋装水泥，也还有一些小车陆续进厂拉货。不过，“炉子早就停了，最近就是把剩下的熟料磨成水泥卖完就完了。”徐广合说。
2010年起，北京市和区县党政机关招录的公务员，将有八成岗位要求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2011年，除特殊职位外，市和区县党政机关公务员将不再从大学应届生中选录，全部招录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
“月底应该就彻底歇了，没办法，政府让关停就只好关停了。”说这话时，北京三力水泥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广合的神情有些黯淡。
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就引来诸多关注。有人猜想：国家机关公务员招录减少应届生比例，大学生还会不会挤公务员考试这根独木桥？
“喝不饱”的北京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为此于2010年3月通过题客调查网，对2385名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和高职高专生），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仍有34.2％的大学生看好党政机关（公务员）的就业机会，而“没感觉公务员有吸引力”的大学生仅7.0％。
当我们把目光从全国聚焦至北京，就会发现出现上述的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与大城市的“优胜劣汰”密不可分。而且，糟糕的是，北京对人才的高低判断，往往十分自私自利，甚至是带着严重的“歧视”。
可见，公务员仍然是大学生眼中的香饽饽。中国政法大学大四学生金静华，考过国家公务员和浙江省公务员，虽然知道考上的机会很渺茫，他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公务员的待遇和保障比大多数单位都好，只要还有一点机会，我就会碰碰运气。”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显示“我国人才资源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1）我国人才资源主要分布在教育、文化、卫生、经济、会计、传统工业等；农业、信息、金融、保险等行业的人才较少；新技术、新能源、生物技术、现代医药、环保等工程技术类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尤其是高新技术和复合型的创新人才更是缺乏。（2）国有部门人才多，非国有部门人才少。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2007年年末我国共有专业技术人员3313.9万人，其中国有单位2387.8万人，占72%。高级专家队伍52%以上分布于高等院校，41%以上分布于独立的科研院所，只有7%分布在企业。而发达国家的人才资源分布正好相反，多数在企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一半以上在企业部门，美国80%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企业部门。（3）人才地域分布不够合理，我国高级人才86%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广阔的西部地区人才极度匮乏。（4）产学研严重脱节，理论不能应用于实际。目前我国企业的研发状况是：大型企业拥有少量的研究与开发人才，小企业几乎没有研发人才。根据人事部2004年统计，我国企业每万人中拥有的研究与开发人才不足3人，而日本是49人、美国是48人、德国35人、加拿大和英国都是25人”。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高佩，首选的工作也是政府部门。而她更是道出了“公务员”这碗饭对年轻人的普遍吸引力：工资虽然不一定高，但是福利好，就相当于拿了一个铁饭碗，不用担心自己30岁过后被更年轻的人挤掉。“再说权力也大，虽然收入不如外企、国企，但是办事情会方便得多。”
2.“三高”企业请回去
《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同时显示，对于公务员职位的吸引力，66.5％的大学生首选“福利好”；66.3％的人认为是“稳定性好”；59.5％的人表示“保障好”。接下来大学生们给出的排序依次为：工资高（46.9％）、工作轻松（45.2％）、社会地位高（43.9％）、其他收入高（19.2％）、权力大（18.3％）等。
因为这就是北京在用人问题上一贯的姿态：愿者上钩，优胜劣汰。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认为，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情不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本位的问题，很多国家的公务员就是个岗位，而中国的公务员目前还存在权力甚至权力寻租的问题。
这些都是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去面对。如果你说连奥组委的高级人才都并非个个皆能因为奥运会在北京找到立锥之地，凭什么在北京盖了几天房子就可以留下来？那你的感觉不可谓不敏锐。
而绝大多数对公务员感兴趣的年轻人，都向往北京，向往中央。事实就是，2001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约为三万多人，到了2005年，五年之中，报考人数就增加了10倍。
但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题为“奥运ABC之B：农民工何去何从”的文章，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不可否认，没有450万的农民工，北京不可能这么快速、低廉地建造起巨大的体育新场馆。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每个农民工的月收入为996元，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保障：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只是暂时被容忍待在城市里，并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
有人认为，这种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权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年轻人涌向中央政府正是这种“热”的真实原因。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消息一出，就在社会各界引起反响。反对的、愤怒的、申辩的、澄清的，不胜枚举。虽然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卢映川在2008年8月2日的“北京市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否认北京市政府“奥运期间劝返民工回乡”的传闻，“我没有听说专门清理限制外来农民工的事情”，并向外界解释说“这些劳动者的流动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但是，北京从不缺“梦想”，所以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人就说大多数“北漂”一族都有一种通病，叫做“大城市妄想症”，这病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之间互相感染。
据《京华时报》2006年9月15日报道：日前，北京市2008环境指挥部召开奥运立法工作动员部署大会，针对奥运期间放假、机动车限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入境等首批65个奥运立法需求项目，确定初步处理意见。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北京市将对四种不同情况的流动人口实施控制。对于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预计有100万人（仅计算建筑业），对这部分人可由建委协调施工企业整建制劝返回乡……
该词最初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题为《别让大城市妄想症压垮自己》：“试图用所谓的热情和吃苦换取‘大城市入门证’，可能是一种虚妄，一种不切实际的偏执。在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下，难免失落、自卑和焦虑。奋斗后，得到的却是一种心理折磨和现实窘困，甚至是铤而走险走向不归路，这又何必呢？”
想要留在北京，谈何容易？即便是攀上了“奥运会”这根高枝，也前途未卜，只因北京的门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高得遮天蔽日。
北京，高高在上
此外，尽管大部分调用人员都顺利返回原单位报到，支奥经历成为他们履历表上光辉的一笔，但部分人员面临原有岗位被取代的“冷板凳”现象，不得不重新加入市场择业大军。
《长江日报》评论员廖保平说：“北漂大多有浓厚的‘北京情结’，有那么一种‘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拧劲。很多人认为，这是他们的观念问题，这当然是观念问题，观念引发行动嘛。可是这观念从何而来，是什么让他们铁了心的宁在北京做牛尾也不愿意到外地去做鸡头呢？
“总之，也许是金融危机的缘故，也许是强扭的瓜不甜，很多与奥组委签署就业协议的企业纷纷上演‘变脸’，或是提供虚假招聘信息，或是提供条件较差的低级岗位或偏远岗位，个别企业甚至在大张旗鼓面试之后就没有了下文。简言之，就是缺乏最基本的诚意。”
如果说这是一些有思想、有追求、有才华的年轻人很自然而然的逐梦行为或生存方式的选择。那么，我们不禁又要反问：如果仅仅是为了追逐梦想，在哪里不可以追呢，为什么非要跑到北京？为什么偏偏是北京？
“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国字头企业是当初媒体宣传的最大卖点，却在某种程度上‘忽悠’了奥组委应聘者。据悉，某大型国有能源型垄断企业分公司向十一位奥运人抛出了橄榄枝，不料人员审批手续上报后，总公司领导却改变了主意，一句话就把要约变成了废纸。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某国内著名体育用品经营公司。一位应聘公关职位的奥运人透露，在一面和二面结束半个月后，他被告知要等到11月底领导出差归来才能进行最后一轮面试。又是一番苦苦等待之后，该公司的最终答复如下：大家的英文能力都挺强的，各方面的能力都挺棒的，但考虑到没有在相关公司工作的经历，进来之后需要有很长一段适应期，我们就不如招聘应届毕业生合算了，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先不招聘了。
用廖保平的话说，这是因为“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唱这样的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是一个令国人十分向往的城市，它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全国有特殊的地位，甚至特殊的权利，这是毋庸讳言的”。而且“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她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不仅因为她是多个朝代的国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中国历朝的制度特色下，在‘举国体制’下，在各个时期，全国人民都曾积极地支持、支援过北京，可谓‘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
“为了让这批人安心服务两个奥运，北京奥组委很早就启动了赛后安置工作，提前与几十家央企和国企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这消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也给不少奥运人吃了定心丸，以平均每天12-16个小时的强度，心无旁骛地投入赛事筹办工作中。但之后的赛后安置和双向选择工作，却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但是，北京一直都不能真正为全国人民共同享用，严格的户籍制度、越来越离谱的高房价等障碍，都将外地人远远地阻挡在“集全国人民之力建设起来的北京的文明成果”之外。因此，在他看来，“北漂也算是代表着外地人民去分享一下举国体制下的文明成果了”。
“他们中不乏海归、硕博等高学历，也不乏良好的工作履历，很多人当初辞去原单位待遇优厚的工作，只为圆自己心中的奥林匹克梦。
2004年麦子的那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或许能说明这种在大城市寻梦的情结。“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对于这批奥运人才的“失业”问题，FT中文网专栏作家龙溪微微撰写的《奥运会后“变脸”？》一文中这样写道：
但是，3年之后，有人在北京提出了另一个事实：麦子言之过早，“18年又如何？再丰盛的年华叠加，我仍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但是，于小天并没有得到参加这次考试的机会。因为根据《公务员法》及北京市相关规定，于小天没有北京户口，也不拥有硕士学位，不具备报考条件。
因为“那年我25，无数个夙兴夜寐，换来一个硕士学位，额上的抬头纹分外明显，脚下却半步也不敢停歇。如果不想让户口打回原籍，子子孙孙无穷匮，得赶紧地找份留京工作。你呢？你不着急，魔兽世界和红色警报？早玩腻了！你野心勃勃地筹划着‘创业创业’……可惜，我不能。创业于你，是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棋，启动资金有三姑六眷帮忙筹集，就算铩羽而归，父母那三室一厅、温暖的灶台也永不落空。失败于我，意味着覆水难收一败涂地，每年夏天，为了节省三五百块钱的机器钱，爹娘要扛着腰肌劳损在大日头下收割5亩农田……
2008年10月16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专门面向奥组委的工作人员。这次选拔工作，北京市为奥组委工作人员提供100个主任科员以下职务的公务员职位，600人参加了这次考试。
“白手起家的过程艰辛而漫长，整整3年，我没休过一次长假没吃过一回鸭脖子；听到‘华为25岁员工胡新宇过劳死’的新闻，也半点儿不觉得惊讶，以血汗、青春换银子的现象在这个行业太普遍了。下次，当你在上地看见一群人穿着西装革履拎着IBM笔记本奋力挤上4毛钱的公交车，千万别奇怪，我们就是一群IT民工……
毋庸置疑的是，为做好赛后人员再就业工作，官方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不仅通过行政手段为奥运人才和企业之间牵线搭桥，还以公务员招考形式吸纳了上百名奥运人才。
“突如其来地，你的喜讯从天而降：邀请大家周末去新居暖暖房。怎么可能？你竟比我快？可豁亮的100多平方米、红苹果家具、37寸液晶大彩电无可质疑地摆在眼前。你轻描淡写地说，老头子给了10万，她家里也给了10万，老催着我们结婚……回家的路上，女朋友郁郁不说话，她和我一样，来自无名的山城。我揽过她的肩膀，鼓励她也是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们拿时间换空间……
虽然招聘会共提供岗位1753个，前来应聘的奥组委工作人员只有1500多人，供需比达到了1：1.17，这在北京举办的招聘会中还是头一次出现。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人岗匹配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有的岗位竞争白热化——有1/3的应聘者向中石油投送了简历，有的岗位却招不到合适的人。而且几乎所有的招聘单位都要求应聘者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对于年龄有40、38、35岁以下的限制。再加上时下盛行的“潜规则”，此次招聘会结果必然是“不可说，不可说”。
“我们都想给深爱的女孩以天堂，天堂的含义却迥然不同。你的老婆当上了全职太太，每天用电驴下载《老友记》和《越狱》；我也想这么来着，老婆不同意，你养我，谁养我爸妈？不忍心让你一个人养7个人。当你的女孩敷着倩碧面膜舒服地翘起脚，我的女孩却在人海中顽强地搏杀……
事实是2008年10月17日为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举行的专场招聘会上，中石油为奥组委提供一百多个工作岗位，中海油提供十多个工作岗位，与1500人的80%相差甚远。
这是北京城里一代新移民的写照，也是典型的“城乡差距”。所以，人人都想挤进大城市，都想在这个国家的高处获取更丰盛的“阳光”，以期人生和子孙的生活完成飞跃。
一时间，各大媒体都竞相报道，大力宣传。这条消息出来后的一天，于小天接到家人电话，看到这条消息的家人以为于小天在赛后将“板上钉钉”地进入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奥组委的一位实习生也听到类似的传言：“听说他们P1中80%会进中石油和中海油。”
但是，为什么要北漂？你真的问过自己吗？在你选择来北京之前，你有为自己安排过退路吗？当你在北京漂了五六年以后，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最黄金的年龄就要过去？而你的未来却总琢磨不定？不要用心中还有梦这样的话来骗自己，这个社会讲的实力，而实力=家庭背景+个人能力，这其中，家庭背景又占80%的成分。或许有的北漂在若干年以后终于在北京的五环外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但那又有什么用呢？这只是小营生，如果你在老家，应该要比现在要活得滋润的多吧。
2008年3月28日，北京奥组委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9家大型企业和北京市国资委，就奥组委工作人员赛后安置问题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这九家公司包括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泰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
为什么要北漂，你问过自己吗？
也许是正面宣传的力量过于强大，外界普遍以为奥运人才早已被政府机构和大型国企尽数收入囊中，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宝贵遗产妥善使用了。事实却不竟然。
奶茶（化名）给出的答案是“贪恋北京的所谓繁华和所谓的机遇”。2009年夏天她拿到了硕士毕业文凭。“虽然拿到了文凭，可是我不争气，在去年本来就不景气的就业市场上，没能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现在想想，当时的我好像中了蛊惑一样，一心就要留在北京。”
但是，奥组委正式宣布解散，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离开。于小天感到事突然没了，身边的那些人也没了。“再也不会有人叫你去做什么事了。你只管呆在家里就行了，真的是挺难受的。”于小天说。如何找一份新的工作，是他要重新面对的问题。用于小天自己的话说：“感觉一下大龄待业青年。”
于是，为了一个北京户口，奶茶忍气吞声到了郊区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工作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进错了房间”。一切的一切都与自己格格不入，流氓痞气的学生，得过且过的同事，让她感到窒息和绝望。“免费的早读课，5块钱一节的晚自习，周六照常上课，2800块的薪水，除了户口，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留下的理由。”
而让于小天选择奥组委的，不只是奥运情结。2006年，刚刚走出学校的他，在广东一家知名电器企业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这年12月底，他辞去这份工作回到北京发展。对于户口不在北京的于小天来说，留在北京工作是自己的夙愿。
一个人生活的奶茶希望能尽快在北京买房安家，“我是一直在看着房子的，我想，就算没有男人，自己先买套房，自住或是投资都好。”但是北京的房价，让人越来越揪心，越来越绝望。“现在我充分认识到，就我现在的情况，在北京买房根本就是摘月亮。”
经过笔试与面试，2003年初，周华成为这40名工作人员中的一员。“奥组委一发布招聘信息，我就想亲身参与进来。”周华说，为此她放弃了外经贸部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
奶茶的老家在一个中小城市，父母都在机关工作，衣食无忧。“以前妈妈说，实在不行就回来，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容易，家里永远有你的位置。当时我只是不在乎地笑笑，心想，我在北京七年了，读书也读到了这个地步，一定能在北京有个好归宿的。现在看来，原来自己真的太要面子，总觉得在北京读了那么多年书最后再回家乡，是没本事的表现；原来自己真的太虚荣，北京是好，但那些好是需要钱需要权的，一无所有的你，看着别人靠关系进了中石油、中石化，看着别人买了房子、车子，看着满大街的LV，Gucci，Benz，Minicooper干过眼瘾，真的有意义吗？……”“看到周围同学好友幸福地晒旅行照、活动照、吃喝照、婚纱照，我都情不自禁问自己，你自己拥有了什么呢？”文科小硕，普通女生，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男朋友，在北京，就算怀揣着梦想，又有多大的可能实现呢？
周华是奥组委最早一批通过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员。2002年底，奥组委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这样的公开招聘在国内以前的大型赛事中实属少见，竞争十分激烈。“三千多人应征四十多个工作岗位”。
4.北京欢迎你，路过
这4000多人，通过社会招聘而来的工作人员被称为“P1”，共1000余人；与之相应的还有从各单位借调来的“P2”，共3000余人；以及奥组委的实习生“P3”，这800多名在校大学生均是北京奥组委从10余所高校选拔录取进入组委会实习的，期间享受奥组委正式员工的待遇。
中华英才网于2008年11月推出的“北上广深四地就业环境”专项调查显示，四地都有接近或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选择了“压力太大”，这基本上成了四大城市就业环境的共性。在关于“哪些词最能反映所在城市特点”的调查中，广州和深圳的受访者选择“压抑”的比重分别高达47.56%和46.7%；与这两地相比，北京受访者选择“排外”的比例最大。此处的排外，可以直接理解为北京对外来者设置的高门槛。
2009年8月22日16时30分，位于北京北四环学院桥西北角的奥运大厦大院里，北京奥组委机关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宣布北京奥组委依法解散。而4000多名曾经为奥运会挥洒了青春和汗水的工作人员，“在经历了混乱繁琐的赛后收尾工作和难尽人意的赛后安置双选招聘会之后，正面临着失业的困境”。
北京是最适合你职业发展的“天堂”吗？在你铁了心要挤进这座城市，或在城里感到前途迷茫时，请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同时，擦亮眼睛，看看你选择栖居的北京，有哪些缺点将直接考验你的“容忍力”。
奥运人才的尴尬
隐性就业
“2010年2月，无意中得知浩子他离开了北京，去深圳闯荡了，我想自己也是时候递交辞职报告了，下定决心带着宝宝离开北京。”惠惠说，“从刚到北京那会儿的白T恤红裙子、长发飘飘，到现在所谓干练的短发、职业化的笑容和着装，北京真的改变了我很多很多，也让我认清了很多很多。北京永远是有能力人的天堂！只是它不适合我而已，而我认清这一点用了10年，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除了前面提到的户籍障碍和人脉的重要影响力之外，隐性就业也是困扰青年人，尤其是应届毕业生的重大问题之一。
2008年1月，小宝宝降生了，租的房子不够住了，面临再次搬家的窘境。房子、孩子、工作让两个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所有的矛盾逐渐凸显，在2009年大规模爆发了。“他开始酗酒，夜不归宿，我也整日烦躁，不停地埋怨这埋怨那，大家所有情绪化的东西，其实就集中在户口，收入，被歧视，房子。”无数次的争吵后，两人在2009年末选择了离婚。
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2003年3月的调查，在北京高校毕业生中，74.8%的人首选在北京工作，排除掉北京生源后，非北京生源的毕业生首选北京的仍占69%。正是这种选择预期的高度集中，使北京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人才“黑洞”。
2001年，惠惠在学校的联谊会上认识了浩子，相处几年后两人结婚了。“结了婚，面临的生活问题越来越多，最关键的就是房子。”惠惠说，2006年结婚那会儿本该买房，但当时认为北京的房价就是泡沫，而且刚毕业出来工作没多久，两人的月薪加一块儿就8000多元，底气不足，所以没有考虑，反倒认为租房是另一种美好的人生经历。
面对毕业生的大量积聚，对所需人才的筛选除了强调学历、专业外，北京市还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户口，不断加高外地生源毕业生的“准入门槛”。一个在京就读的外地生源毕业生要想在北京找到工作并顺利完成就业派遣的全过程，必须具有学校根据一定标准落实的“留京指标”和用人单位经由上级人事主管部门核准的“进京指标”。否则，因不能解决落户和档案问题，就不能与用人单位、学校签订就业协议书，继而无法取得就业报到证，不能进行就业派遣。这一制度的设置，确实使得一些外地生源的毕业生对“进京”望而却步，但也有毕业生对在大城市“淘金”情有独衷，即使不能解决户口、档案问题，还是“留”了下来，只不过他们没有按照规定程序“落实就业”，仅是以“打工”的形式“漂”在大城市，成为了所谓的“隐性就业者”。
1999年，惠惠从浙江的一个小城市考到了梦寐以求的北京，“虽然念的是三流本科，但我还是开心得不得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年轻时相片中的灿烂笑容，“说不出啥感觉，就酸酸的。”
隐性就业特指毕业后找到了工作，能够自食其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与用人单位、学校签订就业协议书，参加工作但不能派遣，户口和档案存放在学校或打回生源地的就业情形。近年来，大学生隐性就业者的出现并增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北京，十年的光阴，我一直奋斗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惠惠说，“眼下正在办辞职，还没想好下一步怎么走，可能先回老家看看吧。”30岁的惠惠透着无奈与失落。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59%的人表示自己身边存在“隐性就业族”。
而为了认清这个事实，30岁的惠惠花了十年。
《北京晚报》2009年的报道称：“大量‘85后’大学毕业生已从去年开始进入社会。他们大都思维活跃、向往自由，很多人在就业时选择开网店、做翻译、撰稿，甚至同时兼职打几份零工。不过，大多数人就业的初衷仍是找一家常规、稳定的单位，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未果，才最终走上隐性就业之路。一位在网上开店的网友发帖表示：‘毕业时由于没有什么具体的职业规划，于是就去凭兴趣赚钱。现在经营的还算不错，所以就业到底是显性还是隐性并不重要。’”
这个由政府所描画的“北京梦”，说白了，其实就是一场“皇帝选秀”，前面有荣华富贵等着你，但你必须经过层层选拨，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攀龙附凤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隐性就业者都是一帆风顺的，许多隐性就业者都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体育学院毕业的小王现在做兼职健身教练维持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又恰逢淡季，目前兼职的工作骤减，这样下去连房租和水电费都快交不起了。’”
“北京梦”的内部核心，就是政府抛给高端人才的种种“诱饵”——北京户口（有些人为了成为“北京人”，甚至愿意在黑市出15万高价买一个假户籍，这张纸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且配偶和子女均能入户，何其兴哉？高薪，一旦被选中，如果答应“过门”，立刻就能一次性得到100万元的奖励，这是“蚁族”可以梦到的吗？住房，北京市发改委2008年就提出了外来高端人才“在京可享受青年公寓”的政策……
生活的动荡不安，是隐性就业族群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所谓“安居才能乐业”，在福利分房与己无缘、大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大多数隐性就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租房。然而，租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每月支付几百元、上千元的房租姑且不论，经常搬家、居无定所又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定感。与人合租固然可以减轻经济上的压力，但又必然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所以，能够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应该是绝大多数隐性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最现实的梦想。但是，贷款买房所需要的稳定的还贷能力与隐性就业者职业上的不稳定性恰恰是一对矛盾。
这就是北京，占尽天时和地利。你如何能不被她吸引？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专项调查文章指出，除4.6%的人“自己购房”和10%的人“借住在同学宿舍或亲友家中”外，85.4%的人都是租房居住。其中，“与别人合租”、“自己独租”和“单位集体租”三种情况分别占到被调查者的49.6%、28.3%和7.5%。“有被访者无奈地表示：租房就是浪费，把租房的钱攒下来买房才算正道。可是以现在的工资水平，买一套几十万元的商品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什么时候才能像北京人一样享受住房公积金，购买经济适用房？”
北京是“中国最具活力的艺术园地”——虽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艺术家们已无法再开出天价；不可否认的是，北京文化上的吸引力也“部分源自于其首都地位”。“中国最有意思的音乐创作地也在北京，当下最火爆的当属垃圾摇滚，有着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狂放风格”。
当然，隐性就业要面对的还远远不止于此，医疗等社会保障的缺乏、“漂”在北京城的孤独感，等等，都是你一旦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这种就业状态后，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北京拥有国内最有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利用这种资源吸引了大量研发投资。中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上的贡献全部来自北京，微软(Microsoft)和IBM等跨国公司选择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杨立雄说：“‘隐性就业’确实能解决金融危机下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但是目前来看，“隐性就业”只是把问题和矛盾后延了，没有治本。杨教授说：“我国老龄化时代步步逼近，人的寿命在增长，一些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参与社会保险的重要性。但他们终将老去，也终将需要医疗和养老保障。”
北京是中国真正的金融之都，这座城市“不仅是各金融监管机构的总部所在地，也是中国多数大型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在中国经济中，政府仍以多种形式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使得北京处于商业活动的中心位置”。
北京宜居？
在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者杰夫·代尔看来，这个梦的外部结构是这样的：
中国人喜欢说“成家立业”，如果你打算在北京寻求职业发展机会，就相应要考虑到定居在这座城市的问题。这里的生活是否适合你，也应该是你要不要选择在这座城里工作的参考条件之一。
北京，为高端人才打造了一个“北京梦”。
在评价一个城市是否适合居住时，“交通方便快捷”、“城市干净整洁无污染”和“空气质量好”是成为“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
这就是高端人才。如果你不在此列，那么只能看着他们在北京如鱼得水，而你继续苦苦挣扎。这就是首都的“优胜劣汰”制，也是你在选择踏入这座城市之前，就应该清楚的事实。
北京的沙尘污染严重，向来是这座城市的一块心病。借着奥运之机，北京实现了“蓝天目标”。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北京尚未将2.5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即PM2.5）纳入日常监测体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石广玉博士及其同事2006-2008年夏季的观测表明，2008年北京大气中细粒子气溶胶数浓度与往年相比并没有减少，且0.3-0.5微米粒径范围反而有所增加，它主要来自汽车尾气的污染。
百度百科对“高端”一词的释义是“事物的最高层次。高水平的，与低端相对”。如果你更习惯于依靠数据得出结论，那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张文，对这个“高端人才聚集区域”的描述，或许能让该词条更具体化：“为开发区服务的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有24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40余人，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23人，省（直辖市、自治区）部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以上获得者43人，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火炬计划等项目或课题组负责人28人，具有正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272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8年11月13日公布的一份关于“棕色云团”（AsianBrownClouds，ABC）的报告，进一步放大了人们的担心。棕色云团的成分包括含碳颗粒物、有机颗粒物、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等，其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燃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确定的全球13座棕色云团热点城市，就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座城市。这种棕色云团对于人类健康也有巨大影响。空气中PM2.5浓度每立方米上升20毫克的话，中国和印度每年会有约34万人死亡。而粗略估计，棕色云团相关的PM2.5所致经济损失，分别占中国和印度GDP的3.6%和2.2%。
何谓高端？
虽说，2008年北京花了265.7亿元在环保投资上，以此唤回久违的蓝天白云。但是城内“热岛效应”猖獗，以致有人丧命，却并非耸人听闻。
你真的没必要诧异，因为从1999年就开始实施的“引人人才落户北京”的政策，针对的从来都是真正的“高端人才”。
2010年7月，北京经历了12个桑拿天，成为十年来最热的七月。英文《中国日报》发表专栏文章称：北京城市中心区域的平均温度要比郊区高出5-7摄氏度。地图上显示极端高温的深橘黄色区域全集中在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地带。很明显，随着我们日益迈向城市化、现代化，恐怕就没有考虑到商务中心区，也就是所谓CBD会造成了城市热岛的效应。按照一家北京的报纸的说法，北京的六城区已经变成了“超级热岛区”。
所以，当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流动调配处处长王岚说，“我们一直在解决人才进京的同时，也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包括他们的子女、配偶都可以落户北京。从1999年到现在，我们已经从海内外引进高层次人才三万多人，这些人都解决了配偶子女进京问题”。这时，你完全没必要诧异——北京那么多城中村里大规模的“蚁族”又是如何“滋生”的呢？登记在册的763.8万流动人口，又是如何为了一纸北京户籍挠破头皮的呢？
增加城市的绿地，是减轻热岛效应的方法之一。尽管北京雄心壮志地计划要增加自然植被的区域，但其他蓝图却优先考虑建设成群的高层建筑。
“海聚工程”的529个岗位需要的则是一流的海外人才；中科院的“千人计划”指向更明确，所有“好吃好喝”的都只留给面向全球招聘的“国际一流科研人才”。
举例来说，尽管朝阳区已经成为最大的城市热岛，但现在还在计划在三、四环之间再建设一个新的商务区。北京南部的丰台区也计划要建设一个新的金融区，要建一座北京最高的、标志性的建筑物。在朝阳的CBD和丰台的新金融区里只有大片的高层建筑，却没有相应增加大绿地。
《2010北京市引进国内人才专项工作计划》的835高端岗位是力图“引进一大批熟悉国际化市场运作，能够带动首都新兴学科、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人才和产业领军人才，同时吸引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创新人才”：其中要求引进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比例高达76%，本科生及以上仅占23.2%；而在职称方面，高级职称占57.0%；中级及以上职称占14.1%。从年龄结构看，分布呈现“中间力量”的特点，即35至45岁年龄段需求最大，计划引进635人，占总需求人数的76.1%；其次是45岁以上，占13.4%；而35岁以下只占10.5%。
2010年，由《南方企业家》等多家媒体根据入选城市的综合实力、民生满意度、婚姻美誉度、生活水准等指标综合后评选出中国十大最幸福城市。按照名次前后排列，这十座幸福之城分别是：杭州、珠海、长春、青岛、成都、桂林、大连、昆明、长沙和天津。
但是，你可能早就看出了其中端倪——北京把这些“橄榄枝”殷勤地抛给了谁？
北京榜上无名。
另外，2010年2月初公布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示范区引进的高端领军人才可以直接办理本市户口。范围包括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亦庄园、德胜园、石景山园、雍和园、通州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以及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批准划定的其他区域。
2006年6月22日由中国科学院首发的《宜居城市蓝皮书（北京）》指出，无论是自然环境舒适度，还是人文环境舒适度，北京与宜居城市的距离均相差甚远。其中，房价是影响北京宜居水平的一大因素，逾九成居民认为目前北京市房价水平太高。
中科院也于2010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人才会议”上透露，“已在全院设置了近500个‘千人计划’岗位，拟在全球选聘国际一流人才”。“千人计划”是政府批准的一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计划用5至10年时间吸引千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并建立40至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目前中科院共有70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对这样的人才，中科院在经费、住房、工作条件、实验室、研究生助手配备等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
这本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选取了生活方便性、安全性、自然环境舒适度、人文环境舒适度、出行便捷度以及健康性六大类32个分项指标，通过上万份问卷调查，综合统计分析得出居民对宜居北京的总体满意度为63.8分（满分100分）。
据《侨报》的报道：“这些岗位主要分布于市属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大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等，如北医大，同仁、天坛等三甲医院，北京现代、百度公司等企业。”且“对入选‘海聚工程’高层次人才的人员，北京市将给予每人1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同时，为其解决好在京出入境手续办理、子女入学、医疗服务等方面的问题，还将采取扶持措施支持人才干事业。”也就是说，只要这批人才愿意到北京，政府将在诸多方面给予本人和其家庭以“特别服务”。
住房、交通、人口，还有空气，是北京实现宜居城市的四大瓶颈。
其实，数月之前，早在2010年5月16日，北京的“海聚工程”就已启动。该工程共推出529个海外人才需求岗位，其中工作类占到479个，创业类50个。国有企事业单位提供岗位215个，占了整个需求总量的40.6%，非公经济组织的岗位占到59.4%。
你可以一个刚毕业的外地大学生的身份，简单设想一下“漂”在北京的生活。你可能蜗居，住在蚁族聚居的城中村，或者3.0版的胶囊公寓，睡梦中经常磕到墙壁。找工作时，那些好职位都被“潜规则”了，你只能找到一份月薪在2500元左右的工作（蚁族的月均收入为1956元），总比那些“零工资”的伙伴强吧。但上班地点离住处实在太远，你每天天刚亮就骑自行车到地铁站，然后换乘公交，基本上要耗费近5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但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你又始终不敢懈怠，拼命加班，没钱也没时间娱乐、交朋友，更不敢乱花钱。而这样，在北京城里买一套房子，还得是拼死拼活工作攒钱25-30年之后的事情了……
成为“世界城市”，可以说这是北京作为首都和中国大城市的未来发展大计，自然要使出浑身解数。于是，北京迫不及待地开出了一系列优厚条件，甚至故意忽略“常住人口总量1972万，提前10年突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常住人口规模”这一严峻的事实，大大咧咧地表示“为把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这次北京提出，对于最终录取的人选，户籍地不属于本市的，除本人之外，其配偶、子女的户口也都可以迁入北京”，俨然是一副刘备顾茅庐的姿态。
在北京生活了5年时间的小任非常明白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现在供职于一家软件公司。在北京，生活环境是让他不满意的。若非因为工作，他根本不可能呆在北京，并且一呆就是5年。
这么心急火燎的原因有二：一是北京立志于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的目标，促使其急于拉拢各类金融人才、管理人才、会展人才、文化创意人才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人才；二是作为首都的长期优越感，让北京并未真正意识到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紧缺，北京市人口计生委甚至还于2007年1月25日搬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这尊大金佛，声称正在“请示相关部门，建议适当减缓引进人才落户北京的速度”。
在面对“你觉得北京是否宜居”这个问题的时候，小任非常肯定地以一个字加以明确——不！他否定这座城市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空气不好、交通不好、消费过高。对这些问题，他像大多数在北京生活的人一样，显得一筹莫展。
2010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布了“引进国内人才专项工作计划”，835个高端岗位面向国内集中招聘。被录用的外埠人才本人及配偶、子女户口都可迁入北京。这意味着北京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面向全国的招贤纳士，而且以“肥美”的北京户籍做钓饵。
26岁的小任在北京曾经参与过一起团购，试图通过团购买到一套小面积商品房，但是这起团购由于组成人员的繁杂及开发商的讨价还价不得不宣告解散，眼下他仍没有买到房子。小任认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不过他并不认可城市发展一定需要牺牲人们的空间。而留给他这样一个外来者的选择，只剩下一种，就是“用时间换空间”，为此，他深感无奈。
“皇帝选秀”
结语
只不过，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在“人才”前面加上“高端”二字。这个货真价实的“北京梦”只属于极少数精英分子。而这个精英的标准，在北京看来，是可以进行微妙地调整的，留与不留，仅凭北京的需要，这一点在“奥运人才”的后续安排上可见一斑。
“如果我的生活像一卷录影带一样，我一定要找到我22岁时候的那段带子，我一定要重新播一遍。那时候，我就会选择和我的爱人回到老家，买一套不大的小房子，和我的孩子、爹妈在一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电视剧《蜗居》里的台词或许已经令不少北漂族开始重新盘算去留问题。
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北京确实“求贤若渴”，并抛出了重量级的诱饵——人才进京即落户，连带着“鸡犬升天”，人才公寓自然不在话下，甚至还有100万的奖金鼓励。看上去无比美妙，是政府为人才编织的“北京梦”，而且货真价实。
对大部分“北漂”们来说，这座城市为高端人才编织的“北京梦”并不属于他们。北京能给予他们的幸福大致相同，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因为当初的梦想，因为现实造成的严重差距导致你不得不前往大城市追逐更好的生活。为此，你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但是，北京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你坚持下去了，就一定能成功吗？
1.高端人才看过来
2010年8月2日，北京市发布了《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首次提出京津冀高层次人才可自由落户等政策。杨开忠，《纲要》编制组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表示北京将逐步推行京津冀地区互认的高层次人才户籍自由流动制度。届时，无论是涉及高端人才的子女入学还是医疗社保，都将享受当地市民同等待遇。
实际上，为了世界城市的目标，北京早已积极行动，大力拉拢各方才俊。高端人才的进京计划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北京向高端人才给予了诱人的承诺，而这座城市对人才的筛选标准，同样严格，甚至是严酷。
这项政策再次表明，向来都是“独大”的北京，再次放低了身段，将户籍这道门槛又降了一格。但是，仍然要提醒你注其中的关键词汇：高层次人才。
鉴于北京欲打造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通讯认为，“不能把高端人才只理解为高科技人才”，“社会工作、文化工作、党政领导等，这些方面都需要高端化”；他同时表示“要改革限制高端人才发展的各项制度”，例如“中东的迪拜，薪水很高，但很难留住人才。为什么？因为社会制度落后，限制、禁忌太多，影响精神生活、心理状态。北京也发生过海归人才因子女就读双语学校费用太高而不得不选择离开的。要防止某些人为规定成为排斥人才引进的挡板”。
显然，北京在筑高流动人口进京门槛、清理城内“低素质”人群的“康庄大道”上，一往无前。
认为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认知。在对待外来人才和流动人口的态度上，北京一早就表明了她的坚定立场：择优录取。“优劣”的标准由她来定。而隐藏在这种“筛选制度”背后的，正是北京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非势利，不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