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杨刚愤愤不平的是97万的银行利息，发誓节衣缩食提前还款，绝不替银行打工。而更让他深感沉重的，就是全家凑的首付。其中20万是奶奶一分一角攒了一辈子的。“给银行还贷是体力活，虽然累但坦然。而对于家人，我欠下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感情债。”
专家说月供占收入的三分之一是安全的，可现在月供占去大半江山，两人守着3000元战兢兢地过日子：“生活就像走钢丝，不能跟领导发飙、不能辞职、不能生病，过马路要小心不能出意外……一套房子就把我生活轨迹划定了，只能向前、向钱。”
杨刚也有高兴的时候，做不经意状跟人家谈房子，顺带宣布自己住世纪城，顿时引来一阵赞叹：“哥们行呀！学区房，大HOUSE呀！”那一刻，杨刚觉得290万听见响儿了。
眼下，小俩口最大的愿望就是攒钱买家具，平时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对着各种家居论坛，畅想着把家填满，然后无比激动地入睡，醒来又是家徒四壁——杨刚说，家徒四壁还是有些夸张，窗帘是有的，厨卫设施是几个死党凑的份子钱，但也只敢买不入流的，电视机是从丁莉闺房搬过来的，咬牙新买的床，规格也从计划中的1.8米缩到了1.2米。杨刚颇为无奈地说：“搬家一年多了，一直没请人到家玩，客人来了连个坐的沙发都没有。”
可惜这种高兴实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只有妻子丁莉最了解丈夫的变化，她说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小伙儿永远回不来了——“买房子那会儿，全家人替他问来问去，就他自己玩着PSP，还跟小孩儿似的。现在倒好，刚住一年多就老成多了，走路姿势有时感觉像个中年人。”
杨刚是河北邢台人，丁莉则是原汁原味的北京大妞，俩人属于“办公室恋情”。如今，小两口住在海淀区世纪城一套100多平米的公寓内，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理所当然的最贵的价格。290万总价，首付116万，爹妈抖空家底拿90万、奶奶出20万，姑姑出零头，等待杨刚和丁莉的是30年，每月1万元月供；他俩加一块儿每月13000元的工资，刨去房子的月供1万，仅余3000元生活费。
关于“住房痛苦指数”（即单位平方米房价与月收入比）《世界财经报道》曾于2006年6月发表了一篇报道，将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与我们的北京做了个比较：“东京目前人口是北京人口的近两倍，而北京的面积是东京面积的3倍。如此一算，北京人口密度，仅为东京人口密度的1/6。无论如何，北京的房价都不应该比东京的房价贵。”
正是在这样的“中心”和“首位”效应的诱惑下，28岁的杨刚（化名）和27岁的丁莉（化名）成了传说中的“房奴”。
“目前在东京市区，一套使用面积80平方米的公寓楼（精装修的3室1厅1厨1卫单元，附送20平方米的阳台和几平方米的走廊，以及基本电器，包括液晶电视等等，装修一流，大致相当于北京的120平方米的毛坯房）加停车位，售价约为3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25万元，公寓单位平方米的价格约为2.3万元。”
北京的“首位”效应，也让外来者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依然趋之若鹜。据卫生部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全国共有三级甲等医院594家，在北京有37家，就数量方面来说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北京的医疗水平在全国来说是非常高的。”而北京教育实力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一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信息，列入国家“211”工程计划的学校，包括2005年9月8日起新增的211高校，北京共有23所，数量居全国第一。
“2005年日本人的人均收入为34510美元（合27.6万元人民币），月收入为2.3万元人民币。东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2.3万（每平方米平均房价）÷2.3万元（月平均收入）＝1。而同年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为：6485元(每平方米平均房价)÷1471元(月平均收入)＝4.41。”我们得出了一个似乎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2005年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就远远大于东京。
而北京的城市格局却伴随着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由一个中心向四周越摊越大，行政机构、科研机构、教育设施、商业设施，无不集中在中心的四周，而不是分散向其他更远的区域。这使得人们义无反顾地涌向中心。
时至今日，面对坐火箭般蹿升的房价和蜗速前进的工资，北京的“住房痛苦指数”恐怕又更胜一筹了。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于2010年3月15日对外发布：2010年1月至2月，北京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1220元，四至五环路均价为每平方米17254元，五至六环路均价为每平方米11776元，六环路以外均价为每平方米10409元。
在王云飞撰写的《同核城市》一书中，让我们羡慕地见识了欧美城市的平行格局：“旧金山本身只有120平方公里，75万人。但是通过轨道交通，只需30分钟即可抵达另外一个大城市奥克兰。同样，也只需10分钟即可到达著名的伯克利大学所在地——伯克利城。这样，在宣传册上所出现的人口660万的大城市旧金山即是由上述旧金山市、奥克兰市、伯克利市等城市组合而成。”
我们不妨再来做个比较。根据北京工业大学和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10年7月17日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的数据指出，北京目前的房价与收入比为25：1。也就是说，一般家庭25年的收入才能购买一套住房。
事实却并不能如专家所言，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高房价”在北京城早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打了这么多年，它反而越来越“健壮”。
2008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25元，户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其中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110元，户均可支配收入为12.2万余元。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0681元，户均可支配收入2.7万余元。
“京城居，大不易”
2009年，北京商品房价全年涨幅高达73.5%。2008年北京住房市场出售商品住宅平均每套面积110.7平方米，按照2009年11月17810元/平方米的均价计算，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160万元，相当于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吴唯佳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一个城市中，有大户、高收入的人群，也应有一部分收入比较低的，如管家、保姆、司机，为高收入者服务。这样的社区才是完整的，可以良性循环的，不可能只住着有钱人。
实际上，居高不下的房价对住在北京城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多问题。在腾讯的财经论坛里，一位北京的中产阶级写给坚持买房的妻子的一封信，引起激烈反响。在此，也邀请您围观：
不管李秀春们愿不愿迁、能迁到这座城市的哪个位置，他们终究无法抵挡城市滚滚向前的车轮。不过，又有一个问题随之产生：究竟谁有权住在城市里、住在中心城区？
爱妻：
北京利用拆迁的手段，将中心城区的原住民搬走，然后对土地进行重新开发。这些人可以再搬回去，但那块地儿已今非昔比。北京西城区人大代表、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关国香2005年的调查报告里，提到这样一个数字：在西城区，回迁房价一般在7000元/平方米左右，买两居室（70平方米）需要人民币50万元左右，而居民拆迁补偿一般在30万元/户左右，所以，多数拆迁户是承担不了的。
你好！
北京要发展，必然得进行改造，改造往往就意味着推翻和重建。对于“发展”，学者吴祚来有这样的评价：“发展二个字，成为城市的神灵，但有多少人分享了发展带来的福祉与利益？发展是一位财神，只垂爱权贵，而不是太阳神，不能普照所有的人。”
请恕我用信件的方式与你交流，因为我不善于吵架，而你又不善于面对面的沟通。
面对这样的矛盾，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大栅栏地区改造规划的主要执行者，其总经理张东承认，他也没办法。“解决不了。这也是困惑我们的问题，而且这还不是少数户。这是个社会问题，不应该说要我改造这个区域，就我来承担呀。”
那天你坚持要买房，我解释了几句，你就不高兴了，并且这些天也没有机会交流。那我就用文字来阐述我的观点吧。
“但是，李秀春说，宣祥家园的房子一居室有40平米，他们三口人没法住，只能买两居室，要80平米，全算下来要40万元，她差了10万元，买不起。即使是可以搬到那里去，李秀春说，本来她看病只要走上200米就可以，现在要乘车倒车，就成了巨大的难事；原来用煤气罐，一个月花40元，以后烧天然气，一个月至少要花到60元；还有物业费，每月又得100多元。这一笔一笔看来都是小钱，但对李秀春就不小：她和老伴的经济来源只有每月数百元的退休金。”
记得结婚前，我们就房子问题达成了一致，认为现阶段房价过高，先租房以观其变，再说咱们父母双方的家里也都有咱们的单间。然而，最近股市、房价陡涨，你有些动摇了，所以那天突然为了房子而发起了小脾气，我觉得大可不必，咱有话好好说好了。不是买不起房，咱们的存款、收入，买房是问题吗？问题只是在时间点、质量、选什么开发商等问题上了罢了。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所有搬迁的居民户都会得到一笔补偿。这里的标准按北京市的87号文件执行，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以李秀春家为例：李秀春和她的老伴及一个女儿，一共住有一大一小两间平房共28.8平方米，按每方米8020元补偿，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她家一共可以拿到30万元出头。同时，政府提供了供拆迁户们购买的低价房，位置都在北京三环以内，比如，李秀春就可以选择永定门外沙子口的宣祥家园，房价是每平米4000多元。
亲爱的，下面咱们就谈到的几个问题来商量一下吧：
2007年公布的《北京市十一五期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北京将逐步疏解旧城部分职能，降低旧城人口密度。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到2020年北京旧城人口从180万降低到110万，平均每年疏解4万人，以此推算，‘十一五’时期将疏解人口20万左右。”
首先来看看，时机合适吗？
人太多，在重点保护的旧城区里，充斥着各式旧楼危房，一大家子人就在里面吃喝拉撒，肯定不利于旧城的维护，所以拆迁是必然，也是北京市政府能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现在整个世界处于经济危机中，咱们国家不例外，甚至更严重。你看看世界各地和国内各地风起云涌的暴力事件就明白，失业率上升的危害在哪里了、经济危机到了什么程度。
鼓励旧城人口疏散，逐步减少旧城人口数量，是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1983年版的总体规划中，曾确定了一个将北京185万人口减少到120万的目标。可是到了2003年，北京旧城的实际人口仍有不低于165万人。
经济本来是有自我调整的，去年以来，经济就一直在调整，世界各国忙着减税，咱国家也有一些自以为懂经济的家伙增税、并且推出了巨额信贷救经济的政策，导致信贷放出来了，但不敢进入实体经济，反而进入股市、房市牟利。看看那些轻松拿到巨额贷款的国企在股市、房市上的作为就知道了：买北京地王的中化方兴买是国企，一上海国企又买了北京大兴地王……由此可见中国实体经济之恐怖：给了钱也不敢投入，只好拿来搞投机。
北京大栅栏甘井胡同29号，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大约住了六七户人家。现在它被劈成两半，有三户人家的房子被划入煤市街道路拓宽工程的范围，他们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自从2004年12月31日煤市街改造工程宣布动工，到2月17日，这三家搬迁户已经走了两家，房子也已变成碎瓦砾，只剩下李秀春家的房子未动。拆迁办和街道的人每天都来询问她什么时候搬家，她不是不想搬，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去。
将来的房价？
2005年初春一个普通的日子，71岁的李秀春坐在自家的板凳上发愁。屋外，是已拆毁房屋的残垣碎瓦，屋里，是满地的家当什物。电视机洗衣机，带走；沙发和大衣柜，扔下；旧衣服，挑出不用的捆成捆，卖掉。她已经这样收拾了好几个月。
看看需求：参加高考的人开始下降了，中小学十几年里不断减少，表明人口结构巨变在即。
旧城保护为大，个人安居事小。
看看家庭负债率：中国的负债远超美国了吧？这些买房的年轻人有多少准备好了自己的养老费用、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了呢？这些显性、隐性的负债，能够支撑房价到几时呢？中国的低工资战略，能够支撑房价到几时呢？
很显然，这剩下的老北京旧城，确实需要得到基本的保存。但是，在保护旧城，清空保护区内的“多余人口”时，北京仍未改变其一贯的“先拆后补、先大后小”的行事原则。
房价的周期、涨落，你确实该看看日本、香港十几年来的房地产情况了。网上论述很多，我就不多说了。你见过一直向上飞的飞机吗？房价就是飞机，不可能一直向上飞的。耗尽了油，总会回到地面上的。
截至2005年，北京城中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1949年旧城原有的2000万平方米历史建筑（包括1300万平方米平房四合院）中，保留下来的不足四分之一。原来北京的3050条胡同，至2003年，道路宽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包括街巷）仅有1600条，旧城内被直接称为胡同的，只剩下400多条。
再者：房产税也该收了吧？物业费、停车费，该涨了吧？看看买车族的待遇就知道了，费用会不断上升的。我们买了房，就像老牛套上了车，老驴套上了磨，被迫一辈子给开发商当牛做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负担。
有着千年历史的北京城，在过去50年中，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改造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危旧房改造”；第三次，是2000年至2003年的大拆改。这些改造带来的结果，是北京旧城历史性建筑损毁过半。
数据说话，算算账：你要买的房子260万，按5.94的现房贷利率计算，贷款30年，也要每个月还2万，咱们租个房每个月用不了2万吧。
你可以跳出来，居高临下地想象一下北京城里的人居状况——这座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向外扩散，楼房越盖越高，房子越建越多，但喘气的人却越来越少；正如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文中所言，北京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而整个中心城区，围绕着这个“核心”，人满为患。
保值：房子保值吗？在某些国家，房子也许是保值的，但在这个国家，似乎更像传销。一个没有地权、没有质量保证、没有制度保证财产权的房子，谈何保值？击鼓传花，老百姓大多是接最后一棒的那个，现在的你我，真要重复传销的故事？
据《北京日报》同期的报道：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地区分布呈梯度变化，即城区人口密度最高，为23008人/平方公里；近郊区次之，为5669人/平方公里；远郊区县最低，每平方公里只有366人。城区的人口密度是近郊区的4倍，远郊区县的63倍。常住人口地区分布差异大已经成为北京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人口密度也呈现鲜明的阶梯性变化。
质量有保证吗？你说那个楼盘仅仅17000元一平米。是的，不贵，但我不愿买房最核心的理由是质量问题。上海那座“自杀”倒下的义楼只是中国房地产的一个缩影。其实看看汶川北川、看看西客站、亚运场馆出的那些问题你就明白，中国建设部官员说的是对的：“中国房产的平均寿命是30年。”你上新浪网看看时寒冰、牛刀的博客就明白了。我们花200万买一套只能用二三十年的没有地权的房子意义有多大？
2005年6月1日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时北京将近1500万的常住人口，以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分布，且近一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朝阳、海淀、大兴、石景山4个近郊区。近郊区的人口密度已是10个远郊区县的15倍。
老婆，咱们还是不要为买房再争执了吧，为了一个房子，产生争执伤害夫妻感情值得吗？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北京城存在两个相映成趣的“阶梯”，除了上述的楼高阶梯之外，就是人口密度的分布。
说了这么多，俺也觉得自己有些罗嗦、段落散乱了，难怪你叫我“唐僧”。今晚，为夫彻夜难眠，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唯望你回心转意，不要上开发商的当，逼迫俺买房。去年经济滑坡时，我听到有收破烂的自杀了，有卖钢铁的自杀了，有种棉花的农民自杀了……但我没有听到哪个开发商自杀了。至于俺说的“开发商不灭，何以家为”，只是一句玩笑话，不必当真。
其实，早在1999年11月，北京市规划院就在市政府的批准下，做出了“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详规考虑到北京旧城区平缓开阔的特点，以及古都名城的特色风貌，从城市空间的形态、尺度上规定，整个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建筑高度向外分为7个层次逐步升高，构成一个内低外高，平缓的城市天际线。按照该规定，故宫、后海一带为原貌保护区，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一带为30米控制区，东二环、西二环一带为45米控制区。由于规划在前，这些年来北京城市建筑的基本形象呈现为，城里的房子略低，城外的房子比较高”。
不是俺残酷，是开发商的代言人说：“如果房价下跌，就把10根钢筋换成5根！”是开发商说：“社会发展，总要有人做出牺牲！”那么，等有开发商不断“牺牲”的时候再买房不好吗？
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先生的介绍，北京对高大建筑的控制，前后经历过两个阶段：2004年之前，旧城里不限制楼房，但是限制高度；2004年之后，限制现代化的楼房在旧城里再有新的建设；限制楼房高度具体方法是以故宫为核心，故宫四周越往外它的建筑高度可以比较高，离故宫越近限制得越低；就是故宫外面是平房四合院，再往外可以建6米，再往外可以建12米、18米，一直到旧城边上建45米，是采取这样的限高方法。2004年之后，北京旧城里建筑采取了严格限制，是整体保护的措施，旧城的62.5平方公里之内要体现保护，旧城之外1000多平方公里的位置上要体现发展。
亲爱的，把钱换成美元等等看吧，房子很快就会有的。大涨之后必有大跌，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终有一天，国家会脱离开发商的绑架。当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房价像上海那座大楼一样倒下时，房子就会有的。
实际上，北京市的楼高，因为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文化地位，而整体呈现出有趣的阶梯状。
现在，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钱、房，而是，互敬互爱、团结、理解，另加，一点点耐心……
人爷们没瞎掰。根据2003年4月7日正式实施的《北京皇城保护规划》的规定：“在皇城内，对现状为1-2层的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在改造新建时，建筑高度应按照原貌保护的要求进行，禁止超过原有建筑的高度；对现状为3层以上的建筑，在改造新建时，新的建筑高度必须低于9米。”同时规定，“皇城的规划范围为东至东黄（皇）城根，南至东、西长安街，西至西黄（皇）城根、灵境胡同、府右街，北至平安大街。规划占地面积约68平方公里，皇城行政区划分属东城、西城两区。”
此致
去北京旅游，踩着人力车的北京爷们，领着你在大小胡同里转悠时口若悬河，同时会颇有意味地告诉你：北京可真不是一般的地儿，皇城根下有哪栋楼房不长眼敢超过天安门？没有。至少在皇城保护区内是真没有。
敬礼
究竟谁有权住在城里？
夫
连温总理都不得不感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可见这场战役的严峻性。
北京2009-7-11
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远高于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再次出台政策调控房价。但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北京的房价进入了一个怪圈。经济学家吴敬琏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此话的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小姐离京，房屋上市”？
北京皇城保护区的楼高被限定在9米以下，但这座城市对房价却没有开辟出相应的“保护区”，反而任其在城内肆无忌惮地疯涨。于是，在北京城里——拆，百姓苦；建，百姓苦。
2010年5月14日，《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则评论《小姐离京房屋上市》，称小姐住房是一种“刚性需求”，若把小姐赶出京城，“估计全市房屋租赁市场将增加20万套以上房源”，出租房源大幅激增，必将使房租呈直线下降。房租越便宜，一部分持币观望者转买为租，对新售房、二手房的需求也将下降。那时“房价出现真正的拐点”。
4.楼高有个限儿
很多媒体引用这篇报道时，都会在标题前加上两个字：笑谈。也有网友言辞犀利地指出：“把房价上涨的屎盆子扣到小姐头上去，真是厚颜无耻、肆无忌惮、青天白日地欺负弱势群体。为何不敢叫嚣把包养小姐，为小姐、二奶、众姨娘们买房的大爷们都赶出京城呐？柿子拣软的捏，十足的孙子兵法！”更有人开门见山地表示：“降房价赶小姐不如杀贪官。”
这是杨彤楠的故事。而你自己的故事要如何继续，请仔细斟酌。
这正验证了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的观点：住房价格高，可能减缓城市化进程，从而影响未来经济增长。楼价不断上涨，还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引爆点，尤其是在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房地产市场外的年轻人中。
凭借自己名校毕业的资历，杨彤楠很快便当上了大学生村官。和在北京忙碌的日子相比，村里慢节奏的生活让他感觉闲适了许多：“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也就够了，住在家里又不用为房租发愁。”村官的工资每月只有2000元钱，“但是小地方消费水平不高，我有一多半的钱都能存下来。”“逃离”北京之后，他的人生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是自己很快便结婚了。
北京的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究竟是谁推高了房价？各路专家学者众说纷纭，但民间的观点是比较统一的——“决定北京高房价的绝对不仅仅是个别消费者的高收入以及所谓的刚性需求，而是处于房地产行业上游产业链环节的地方政府土地拍卖，官商甚至银行间勾结下的共同炒作……”
有两件事情成了促使他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一是因为房租的问题，他与房东发生了口角，打得不可开交。“就是那段时间，我生平第一次拨打了110，后来又生平第一次进法院打官司”。另外一件事，是公司里两个上级发生矛盾，波及到了下面的员工。“我本来只是想凭本事吃饭，没想到稀里糊涂地卷进了‘办公室战争’”。他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委屈。2008年1月春节前，身心俱疲的他辞去工作，收拾起全部家当回了老家浙江慈溪。
然而，这中间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却不是我等小民可以揣度，更遑论撼动了。即使是国家总理温家宝，其遏制房价疯涨的决心和努力也一再被“藐视”。
杨彤楠找到了，不过那是在他离开了北京城之后的事了。他收拾包裹走人那会儿，有关“蚁族”的说法还没有流行；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很自觉地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一家保险公司成了销售员；在离开北京之前，这份工作他干了一年半左右，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
2010年2月27日，温总理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说：“群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同时表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抱有信心，“我有决心，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
蚁族中很多人，都常常会发出潘晓式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感叹。而你确定自己可以在北京城里找到解决答案吗？
这边厢，总理话音刚落，北京就于3月15日（也就是“两会”闭幕之后的第一天）一天之内，拍出三块地王，而且均为央企——“共和国的长子”：经过84轮现场竞价，远洋地产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以40.8亿元的总价拍得朝阳区大望京村地块，折合的楼面地价高达每平方米27500元，成为新的单价地王。随后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经过64轮竞价，以52.4亿元，将大兴亦庄地块拿下，成为总价地王。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7.6亿元的价格拿下这个地块，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每平方米3万元。
根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的数据显示：“将‘蚁族’各方面的生活状况，与同龄人进行比较后发现，‘蚁族’中71.29%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84%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蚁族’的相对剥夺感较强，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强迫、抑郁、敌对、焦虑、偏执等心理特征上，均明显高于常人，心理状况呈现出亚健康水平。”
中央电视台随即于3月16日的《新闻1+1》栏目制作了一期“政策向下，房价向上”。白岩松一开场就毫不客气地挑明：“房地产市场究竟是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在两会当中时候，大家都记着总理的工作报告当中说要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这样一种趋势。但是一天就给总理的报告上眼药，三个地王接连创出高价，而且还没盖楼，价格就已经高出了二手房，甚至旁边的商品房，有的时候是你在想，是不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
蚁族的最大问题就是“蜗居”，眼下公租房是在规划中，在这个户籍制度森严的城市里，“非京籍”人员能否顺利住上还是个大问号，而即便住进去了，租金也一定不可能比“唐家岭”廉价。然而，“蚁族”的生活要求难道只能限于一间遥不可及的“公租房”吗？
对“共和国长子”们在两会闭幕后第一天就“挑衅”温家宝执行力表示不满者还大有人在，比《如环球时报》、《青年时报》，环球网推荐的标题用词凶猛：“共和国长子”的叛逆恶行。
专家让广大“蚁族”要看到希望。但是，一不小心成了北京城里的“蚁族”之后，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据《上海证券报》记者引用地产中介的情报，“15日下午新‘地王’刚诞生不久，北京望京区域就明显出现了房主提价现象”。《工人日报》作者于是感叹央企“谁的面子都不给”，《新京报》用社论指责央企抢“地王”伤害公平正义；《南方都市报》则以北京副市长破灭的地价预测为引，认定不遏制央企“地王”，房价难回归。《北京晚报》苏文洋干脆嬉笑怒骂，建议明年央视春晚小品“请潘石屹、任志强演吧”——在中国，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们比高房价、比“地王”更加哭笑不得的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陆学艺的观点，他说：“现在大家经常谈到‘蚁族’。我要说那些人也是中产，肯定会有人骂我，但那些人确实是中产的后备军。他们现在的处境只是临时的。还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硕士毕业也买不起房子、车子，就说自己不是中产。其实国外的硕士、博士毕业后，要挣一套房子也得二三十年，哪有毕业后马上买得起房子的？但我带的2004年前毕业的大多数博士生，都已经有房有车了。所以，大学是培养中产阶层的摇篮。大部分本科毕业生后来都做了‘白领’。”
也有一些媒体的观点更加冷静和理性。《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头条认为，在缺乏刚性制度约束的背景下，批评央企毫无力量。《燕赵都市报》作者面对两会中的希望和两会后的失望，呼吁“政治不仅仅是表达自由的众人之事，还要有政策执行力的贯彻配合”。《南都》由秋风署名的评论解读地王背后的房地产狂欢，矛头直指“中央银行持续地实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过去几年来一直存在、去年以来尤为显著的“再国有化”过程，皆拜通货膨胀政策之赐……房地产业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全社会的财富在这里进行着一场逆向大转移。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真理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变迁实际上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些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屡设屡破的事实说明，对流动人口实施“排斥”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一旦流动人口成为了城市边缘人，将导致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形成城市化的新矛盾。
中国资深媒体人周瑞金于2009年接受SOHO中国内刊《SOHO小报》采访时提到的“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或许能为北京地王和北京房价居高不下的现象，拨开一角迷雾。周瑞金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但是，泛议“幸福指数”，远没有解决生存的实际困难来得更加重要。托尔斯泰早就说过，幸福的家庭大体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况且，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压力无处不在，谁都无处可逃，只是困难不同、压力有异罢了。如果我们的公权机关，能从上述调查中读懂白领以及蓝领、灰领、金领生存的艰难境遇，采取更具人性化的政策措施，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困难，比如“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上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病不起，药费暴利吓死你……”在这些“X不起”上提供帮助，那才真正体现出“幸福白皮书”的价值所在。
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道理。周瑞金认为“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
从一定程度上讲，城市化的进程暗含着“藏富于民”的意味，但是在大城市中，“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层”的尴尬困境却愈发明显。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的不足，降低了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能力，在这样的保障压力下，幸福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据全国工商联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2008年全国九座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
中宏保险于2010年3月正式发布了中国首个以中产阶层家庭为研究样本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而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周瑞金说：“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实际上，广大中间阶层“中产”身份的丢失，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城市生活中“幸福感”的缺失。
北京作为首都、中央，可算作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老根”，改革在这里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所以，难怪温总理会在2010年人大会议召开期间，于周日的记者会上引用诗人屈原的句子：“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借此抒怀。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魏城在《所谓中产》一书中说：“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因为他的施政受到限制，受到他身为其中一员的体制的限制，所以他要公开表达他的愿望，”北京的独立研究人士陈永苗对总理的引经据典如是分析。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层”，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5.交通没个谱儿
说到中产，就不得不提美国，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年，《财富》杂志就在美国做过一项调查，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同时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北京交通拥堵，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建国初期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因为信任无产阶级兄弟苏联专家的话，北京遵循了单中心向外扩展的城市总体规划，且拼命建大马路和环线立交桥。伦敦等国际城市早就知道紧密的路网和单行道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但北京仍旧一意孤行。所以，不堵才怪。
这个观点得到了署名“一条菜”的网友的认同，他说：“‘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就喜欢追问“姓资姓社”的问题一样，北京作为首都，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无论天上地下。所以北京地铁就是一项政治产物。它诸多方面的非人性化，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王孟龙，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中产阶层。他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说北京的交通没谱，指的就是它若没找到“民生”这张谱，路拓得再宽，桥建得再多，也只是乱弹。
这一结果自然引发了社会上不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数据和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不太一致，甚至有网友戏谑自己“被中产”了。
京城交通陷怪圈
但是，民众对“蚁族”的认知，与专家学者存在巨大分歧。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10年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我国中产阶层已达就业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都是中产，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主编陆学艺更是认为，“蚁族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
美国IBM公司对全球20个城市的8192名驾驶员进行访问，研究发现北京和墨西哥城的塞车苦况居全球之首，全球平均塞车时数为1小时；IBM设定的交通痛苦指数总分为100分，北京和墨西哥城都得了99分。
其中，在对底层人群的突出特征的认知上，“低收入，居无定所，为温饱和生存发愁”（22.9%）、“缺乏各项社会保障，难以获得各类组织帮助”（18.58%）、“有冤难诉，有事难办，有苦难言”（18.29%），在众多选项中位居前三。另外，“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如蚁族”以26.48%的得票率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为新底层的人群。92.37%的投票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的趋势，且63.81%的人认为底层公众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乎没有”。
IBM开展此项研究是基于对10个问题的调查，包括上下班时间、交通行进时间、车辆的流量给人造成的压力、乘客的愤怒程度和对工作的影响等。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交通过去3年来不断恶化。65%的受访者指出，他们每天驾车上班都遇到塞车，令他们感到紧张和愤怒，睡眠时间减少，陪伴家人的时间亦相应减少。有29%的人认为，堵车影响工作或课堂表现。
《人民论坛》曾联合腾讯网做过一项网络问卷调查，关于“谁在沦落底层”，有2万多人参与问卷。
根据《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0》的调查显示：北京市上班平均花费的时间最长，为52分钟，居全国第一。其次为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大都是发达城市，上班花费时间都超过40分钟。相对于一线城市，欠发达城市上班时间花费较少，平均时间在24分钟左右，低于50个城市的平均水平，更低于一线城市将近20分钟的时间。然而，首都的这个“冠军”夺得并不光彩。
谁在沦落底层？
中国的心脏天天这么“堵”，肯定谁都吃不消。那就找原因，想办法。
然而，你怎能期望伟大的北京了解这些鸡毛蒜皮的苦衷。在不远的将来，你有可能以比较合理的价格住上干净的公租房。至于眼下的困难，请自行克服——这就是北京，北京不干涉梦想，但是光有梦想在北京活不下去，你必须学会咬紧牙关，咬紧再咬紧！
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刘小明就于2009年5月27日的科博会上表示：在过去几年里，北京私人小汽车出行比例增幅是公共交通的两倍，去年年底，公交出行比例达到30.2％，私人小汽车的出行比例达到29.8％，逼近公交出行比例。这表明，北京交通出行结构已由“公大私小”变为“公”“私”基本持平。
《检察日报》评论说：“不管是‘搬’还是‘离’，对于‘蚁族’来说都是残酷的。选择蜗居，本已不易，再拆掉‘蚁穴’，就目前来讲，即便出发点再正确，未来再美好，推进城中村整治，对‘蚁族’而言，难说不是一场灾难。”
刘小明说：“机动车拥有量在近几年每年都保持着10％以上的增速，本月26日京城机动车保有量就达到了300万辆，而且还在以每天增加1060辆的速度发展。北京市民的交通出行方式呈现三大特点。首先，小汽车的出行数量仍高于公交。其次，中心城区高度的聚集效应非常明显，二环以内出行的强度，是四、五环之间出行强度的5倍。第三，私家车的使用效果在下降，5年里，一个车次运送的人数从1.52下降到了1.26。”
但是，你仔细看看这些字眼儿：“准备”、“有望”。也就是说，蚁族们美好的窝，仍处于蓝图阶段，而他们被赶出唐家岭等“城中村”之后，明天晚上睡在哪儿？却是个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一个车次运送的人数从1.52下降到了1.26”，这个数据需要稍微消化一下，之后你就能想明白，原来是有钱人家里又添置新车了，私家车数量直线上升，之前可能先生要载太太出门，现在太太自己也买车了，这个家里就有两辆，甚至三、四、五辆名车，一辆车里能坐的人当然也就从2减到1。平均一下就得出了上述数据。
虽然，北京市准备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房，尤其是准备鼓励村集体、企业在非国有建设用地上建设公共租赁房，村民和企业可以入股、投资等方式参与到公租房建设当中。这些“村办公租房”有望对非京籍人群开放。
北京市政府似乎也接受了这种数据上的暗示，认为交通拥堵不堪的“罪魁祸首”就是路上跑的私车太多。
大约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搬”，离开聚居地，再次去寻找物美价廉的聚居地，或是忍受高昂的房租，住进城市公寓。选择前者，只会让“蚁族”越搬越远，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动荡。而后一种选择，也因持续走高的房屋租赁价格而成为泡影（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2010年6月份北京市租赁市场的平均价格为2947元/月，比5月份2885元/月环比上涨2.1%，比去年同期2545元/月上涨15.8%。其中大兴、昌平、顺义的租赁市场价格增长幅度最大，环比平均增幅在10%左右）；另一种是“离”，在现实面前低头，收拾包裹离开这座城市，但这对怀揣梦想的“蚁族”来说，将是多大的打击？
于是，借着奥运会的东风，北京市对车辆实施单双号限行。同年国庆长假后，又换而实施“尾号限行”。2010年4月4日，北京市交通委、环保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又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工作日尾号限行”将再持续两年，直到2012年4月10日。
政府似乎把什么问题都想好了，惟独漏了曾将这些地方作为“避风港”的数万“蚁族”大军，在“巢穴”被一锅端之后，下一站该去哪里？
其实，2008年北京市最初动了单双号限行的念头之时，乖觉的韩寒就在他的博客发文，题为《北京长期单双号限行之后》，全文都是一个巨大的幻想，将限行之后可能发生的种种一直“意淫”到2018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此处不再赘述。不过，文中提到一个观点：“大家发现北京实施单双号以后，车辆总数已经超过实施前的一倍，交通完全陷入拥堵。大家渐渐想明白，原来限行对于公家公司和有钱人是没有影响的，最后惨的还是工薪阶层。”这个非属无稽之谈。
2010年5月份出台的《北京房屋租赁管理规定修改草案》对群租问题规定：租住成套楼房住宅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7.5平方米；租住平房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4平方米。但胶囊公寓的人均使用面积只有2.2平方米，没达到群租人均使用面积的要求。
网友“顽强的猫”和韩寒有类似的观点，他抛出一个大大的疑问：“北京机动车每周限行一天，谁在偷笑？”
黄老先生的胶囊公寓3月开始对外出租那会儿，北京市统计局称北京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环内期房均价超过3万元/平米。楼市的热度加速了社会焦虑情绪的发酵，三间“胶囊公寓”立刻挠到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首先他肯定了北京市政府实施这项措施的美好初衷。不过他也同时指出，这项政策实施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将各自受到不同的影响：“首先，城市基本的运输系统，如公交系统、出租车系统、地铁、城铁系统，这些道路运行车辆不受限行措施的任何限制”；“其次是那些带红字头或带着警灯的特权车辆，如军车、武警车辆、消防用车、急救用车、道路施工用车、使馆车等”，其中“大部分车辆早已如同马路坦克，什么地方别人不敢违章，什么地方有交警，什么地方有逆行道，什么地方电子眼和摄像头多，这些地方就是这些车辆非常爱去的地方，马路上时常看到他们违章闯灯、超速、轧线、逆行的英姿，甚至公然在警察的眼皮下违章。所以这些车辆，他们特权惯了，他们也不可能受到限行的约束”；然后，“政府和机关老爷的车辆，他们能受到影响？如果有人认为是，那就太天真了，现在在北京市，哪个单位没有几辆像样的好车，每周就一天的限行，换一辆车不就完全解决了”；“最后才是普通百姓，苦于上班地方远，又有接送孩子放学上学的任务，咬咬牙买了一辆小汽车，本指望可以作为交通工具，也好给自己脸上贴点金，近来苦于汽油钱蹭蹭地上涨，停车费哗哗地翻番，养路费和保险等一个劲的上涨，口袋里的工资却迟迟没有多大的改善，早已经心急火燎了，为了奥运会我们只能隔日开车一次，这是为国增光，我们认为值得，现在又来了限行措施，并且还准备长久运行下去，这不是要命吗？每周一天的限行，如果运气好的有直达公交车还好，要是倒好几趟车，跑很远的路，还有接送孩子的任务，那可就麻烦大了！时间上不好控制是一方面，经济上也不划算，安全也成了问题。再买一辆车？没钱啊！”
3个七八平方米的房间被隔成8个窄高铁盒子，“1.0的普通版每间3个，月租250；2.0升级版每间2个，月租350元”，这就是“胶囊”。胶囊公寓于2010年2月初开工。它的设计者是78岁的老人黄日新，这个搞了一辈子火力发电站的动力装置设计的高级工程师，是2009年在报纸上偶然看到日本的“胶囊旅馆”后，萌发了自己建造“胶囊公寓”的想法。他表示建造这样的公寓不为赚钱，只想找到一种解决刚毕业大学生过渡房问题的办法。
其实，这是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不需要有关部门的“权威数据”，你就能想明白的道理。限行，到底限了谁？
就在唐家岭风风火火地被拆除之时，曾名噪一时的位于海淀区六郎庄五间楼47号楼的“胶囊公寓”——蚁族的另一个栖身之所，也因低于国家规定的群租人均使用面积，于6月26日上午，被拆掉了。
有网民直呼：“我无意做刁民，但我有权不满。”
2010年6月25日，北京唐家岭，硕大的拆迁机伸着几十米长的钢钳，摧毁着旁边一栋已残破不堪的房屋，旁边几个六七层楼的违章住宅，已经被铲平。整体改造完成后，本地村民在宅基地上私搭乱建的“公寓”楼将被拆除。他们将按宅基地面积置换回迁房，集中上楼。腾挪出来的土地，一部分还耕还绿，一部分留作村集体的产业用地。而为数更多、实质上已成为当地居民主体的“低端人口”，只能收拾起行李，搬向更远的村落。与此同时，北京还表示，将进一步关注新城周边的村落，“防止城乡接合部问题向新城转移”。
范女士就是不幸被这项限行政策“欺负”了的京城工薪阶层。她说：“周一到周四，哪天不开车，问题都不大。唯独周五，闺女学琴，我得开车把琴拉到老师家里去。偏偏我车尾号是0，周五不能动，我们家住得又偏，不好打车。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呀？”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2010年，北京将启动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等50个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的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目前已经有33个市级重点挂账村的整治改造规划方案通过审查。这33个挂账村包括朝阳区姚家园村、官庄村，大兴区庑殿二村、庑殿三村，海淀区唐家岭村、振兴村、门头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西局村等。”
《检察日报》也以“尚未问民意限行何太急？”为题，发表评论：“一项涉及数百万人利益的公共政策，在没有经过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在结束单双号限行仅一周后就以通告的形式匆匆出台，令人颇感意外——
对于这样一个“乡巴佬”，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人们感到最可怕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既然在北京，一纸通告可以每天让数十万辆车停驶，其他地方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既然一纸命令可以让你一周停驶一天，想让你一周停驶三天五天，想来也不会是多难的事儿。
天津社会科学院教授陈柳钦对“城中村”，这一城市化进程中特殊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做了如下归纳：“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低价征用城郊农村的土地，逐渐将一部分村落包围在建成区内。这些村落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最终蜕变为‘城中村’……在城区以外的农村看来，它无疑是城市的一部分，就如同是城市中的一个社区；从城市居民看来，它俨然仍是农村，仍是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特殊的‘乡巴佬’居住点。在‘城中村’有很多既像农村又像城市的现象，诸如：人们生活方式像城市，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却像农村；追求土地产出更高的经济效率像城市，但无规划的土地管理仍然像农村等。”
“是不是还会有人这样问:‘哪部法律规定这种事必须听证？’我的确找不到。但政府制定任何一项政策、做任何决策，除了合法，还要合理。有没有一部法律明文规定，这种事一定要开听证会，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征求民意也不止听证会这一条。有关部门越过所有民主程序发布通告，让人产生这样的疑惑：在一项涉及数百万人利益的决策中，莫非政府并不认为有倾听民意的必要？”
唐家岭要拆了，因为这里拥挤的公交、横行的“黑车”、坑坑洼洼的路面、林林总总私自加盖的小房子，与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形象构成严重落差，而城乡结合部治安混乱、黄赌毒滋生等社会问题，也是“城中村”濒临灭绝的关键原因。有专家甚至将“城中村”定义为“困扰城市化进程的‘痼疾’”。
说了这么多，我们仍然不得不回到北京交通的拥堵问题上来，尽管“限行”之后交通状况得到稍许改善，但直到这一刻，仍然没人敢说，“限行”彻底解决了京城的交通拥堵问题。这只能说明，顽疾依然未被治愈。
我们坚信，您来京城打拼，就是在脚踏实地积攒能量，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现在的生活只是您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当新唐家岭建成的时候，我们真诚欢迎您重回唐家岭……
北京的交通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不是车太多，也不是路太少，正如《南方周末》的那篇评论的标题所暗示的：趴在宽阔马路上的北京。
也许您在唐家岭租住多年，对唐家岭有着故乡般的感情；也许您来唐家岭居住刚半年或两三个月，但您对唐家岭所做的贡献，村民永远感谢您。作为客居唐家岭的您，面对这样一个即将改造的大环境，请您积极配合腾退改造工作，尽快搬离唐家岭，尽快找到您的新居所，尽快开始您的新生活。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
有人将把北京的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看成为“北京的四道城墙”，把立交桥看成是“座座城门”。“如果说道路是城市的血管，那么主干道就是大动脉，胡同小路就是毛细血管。现在的四道城墙，不仅把城市的‘毛细血管’全部斩断了，就连那些次干道、次要道路都变成‘断头路’了”！
唐家岭是北京市50个挂账重点村之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该地区进行整体改造是市委市政府推进城乡接合部整体改造，加快城市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决策。唐家岭腾退搬迁工作按计划将于6月份正式启动。
北京的环路成了人们的必经之路，不管你到哪里去，恐怕不走一下环路是出不了城的。
您好！
马跃成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北京的交通确实有邪的，当你要想到东三环的某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不得不要绕道一下东四环，甚至还可能选择绕道北四环、南四环过来。如果你的目的地在正西方向，可能不得不先要向北或者正南方向运动。北京的交通就是在这种绕行中变的越来越堵了。”
客居唐家岭的朋友：
为了解决交通的拥堵问题，北京市政府也下了不少工夫，环路一条条地铺，公路成倍地拓宽。但是，有用吗？没用！
2010年6月1日，唐家岭村的东北角，张贴出了“给客居唐家岭朋友的一封信”，名为《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落款是“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村民委员会”。内容如下：
“事实可能正好事与愿违，以前马路窄的时候，路口的红绿灯基本上是30秒左右一变，现在马路宽了，就变成59秒了，要不然行人过不去呀。另外由于增加了左转弯红绿灯，又增加了半分钟等待时间。以前30秒的事，现在要一分半钟。知道一分半钟会积压多少车吗？”这真正是“路大欺人”！
“北京市大概900多万的外来人口中，有约100万人住在地下室，200-300万选择群租房，剩下的一大半都住在这样的城中村。”北京市房协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说，北京市闲置的住房已达上亿平方米，却有这么多人口居住条件恶劣。
这是政治问题！
唐家岭的这家月租160元的小屋，是李立国和白万龙能在北京找到的最便宜的栖身之所。也正是因为相对中心城区而言非常低廉的租金，而使流动人口聚居，成为唐家岭最明显的外在特征。在唐家岭，外地人的数目大大超过本地人。本地户籍人口不足3000人，外来人口却有5万以上。其中不少居民有过多次辗转的经历，有很多人就是刚从新近拆迁北坞、大望京等村庄搬迁过来的。
北京交通的种种怪现状，与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历史地位难以分割。
失守唐家岭
在路网规划方面，北京市长期以来实行道路“宽而稀”的双向交通模式，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道路红线规划一直执行至今，机动车道路一般相隔700至800米一条。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则走了一条道路“窄而密”的发展模式，如华盛顿，机动车道路一般相隔100至150米一条。由于路网密，这些西方城市大力发展单向交通，注重路网与道路系统的建设。
事实上，面对北京城里的高压生活，大多数“蚁族”心中都有回家的想法，只是不愿两手空空地回家，看到家里人失望的眼神。他们具有这样的共同点:农村出身、读的是很一般的学校、缺乏社会关系、家中能给予他们的支持很少，但期望又很高。“蚁族”中多数都是懂事、明事理的年轻人，他们认为家里人砸锅卖铁供自己读书，毕业后就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养活自己，同时尽可能地回馈因辛勤劳作而未老先衰的父母。于是，他们蜗居在大城市的简易出租房内，朝出暮归地奔波于人才市场或薪酬微薄的单位。
对这个问题，新华社记者王军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调查。他写道：
正是基于上述低廉的收入水平，“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但‘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已经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生活状态令人担忧”。
“从交通技术上看，提高路口的通过能力是解决拥堵的关键，因为车辆就是堵在交叉口上。而双向交通最大的问题就是路口通过能力低，因为既有直行、又有左拐，相互干扰严重，而单行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据测算，单行线比双行线提高车辆通过量50％至70％。”
《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对“蚁族”的定义是“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集群体”。同时指出，“该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是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的‘80后’高知群体”。这一群体的“月均收入为1956元，既大大低于北京市城市职工月均工资（3726元），也低于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2435元）”。
“二战之后，许多西方城市就是看准了单行线这个‘法宝’，使堵车的问题得到改善。纽约交通管理局在1949年开始推行单行线，创造了‘奇迹’；伦敦借助其密度较高的路网，大力发展单向交通，把2/3的道路辟为单行线，事半而功倍。”
而在唐家岭，这个北京城西北郊的“城中村”里，还有一大批和李立国、白万龙一样的“寻梦者”。这个因北大博士后廉思的一本书而被大众统称为“蚁族”的群体。
然而，北京需要“大马路”，除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形象工程”，以及50年代的“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飞机可以自由降落”的备战思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院”太多。
不是没想过放弃，就跟身边的亲友反复劝说的那样，离开北京，回老家“找份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但是，梦想，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却让他们坚持了下来。白万龙还能记起，一次他和李立国在西单的地下通道唱歌时，一个女孩拿出一块钱捐给他们，钱上面写满了字：“我刚刚买了离开北京的火车票，身上只有这一块钱了，你们唱得真好，希望你们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兴起的机关“大院”热，与苏联人密不可分。在西方，住宅小区一般建在城市的郊区，城市里以街坊布局。街坊的优点是：所占地块不大，能够适应路网密的要求。而苏联的规划师们认为，小区比街坊好，因为它配套完善，能够使社区生活更加方便。于是，小区就被他们从郊区搬到市区里来。
李立国，这个31岁的汉子一直认为即使外面打仗，也与己无关，他一头扎进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北京一呆就是十年，而这十年自己奋斗来的就是眼前的所有：不足5平米的租来的没有窗户的房子，一个柜子、一张床是全部家当。几块砖垒成的“桌子”上，三个硬邦邦的馒头胡乱放着，门口地上散落着裹着灰尘的烟盒、食品袋、废纸，整个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吉他。
小区占地大，路网就无法加密，便捷而经济的单向交通就很难实行了。
当时，李立国和白万龙正坐在床上唱着这首《蚁族之歌》，经媒体记者介绍前来调查“蚁族”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听着听着就哭了，让唱歌的李立国、白万龙反而觉得不知所措。歌一唱完，两人也跟着哭了。
这时，“道路红线规划”就被付诸行动了，这也是北京市至今执行得最不走样的一项规划。“所谓红线，即在规划图中标示道路两侧建筑间距的‘红色’警戒线，任何新的房屋建设都不可越雷池一步。红线图上，道路宽而直，被划进去的有一处处文物建筑，还有更多的胡同、四合院、历史街区，这些都是计划要被拆除的；什刹海也被红线穿过，一条计划中的道路要东西横贯。道路红线与其涉及的文物成为了一对你死我活的矛盾。1989年，北京著名元代道观——东岳庙的山门，因被划在红线之内，在道路建设中被拆除；也是同样的原因，1998年，粤东新馆被拆除”。
这首原创歌曲是迅速蹿红的“唐家岭兄弟”——31岁的李立国和22岁的白万龙的“成名作”。但是，令他们走红的，并非音乐本身，而是2010年春天，三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到访。
梁思成为此大叹：挖我血肉！然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梁思成：“扒个牌楼也哭鼻子，打个城门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蚁族之歌》
当年都市规划委员会道路组组长郑祖武，奉命做了红线规划。1995年，已逾古稀之年的郑祖武，向王军检讨北京城市建设的得失，认为发展单行线，加密路网，是解决城市交通的有效途径，老人说：
雨后那片天空
“从现状来看，北京的交通太困难了。伦敦700万人口、280万辆汽车，道路面积率23％，与北京一样。巴黎也是这个数字。伦敦这么多人和车，只有几个立交，高架路只有1公里。而我们搞了100多个立交，交通却更挤了，道路增长与车辆增长速度要成正比，哪个国家也做不到。伦敦路网密，我们道路宽。伦敦靠两个，一是单行线，2/3的道路是单行线；二是交通自动化控制。北京的市中心区这么紧张，还要大规模改造王府井，建设东方广场。这怎么办？交通怎么维持？”
我会用触角撑起
实际上，和政治相关的，又何止北京的路面交通，这个居住着全中国最关键人群的地方，无论地上，还是地下，都很敏感。
向前的路虽然沉重
1965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两棵大白果树下举行。周恩来总理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迎着风我迎着风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41期记者周丽娜的报道：
脚印让我不懵懂
“北京地铁的苹果园站并非1号线地铁的终点，往西还有不对外开放的52号和53号两站。这两个灯火通明、空空荡荡的站台，有点像保存完好的废弃遗迹，暗示着北京地铁初期作为战备工程的神秘身世。
往前冲我往前冲
‘本站为非营业区，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在地铁站口出现这样的牌子早已表明它的非同寻常。”在1970年之前，地铁一直是不对外公开的战略机密。
雨点打湿我的梦
“1970年底，周恩来批示可内部售票，接待参观群众。从1971年1月15日开始，民众凭单位介绍信，花一毛钱体验地铁。当时拍电影不管有没有必要，地铁车站、车厢一定会成为镜头的一部分。
不怕风我不怕风
有人曾说，北京城修地铁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1965年，从石景山到复兴门一线，树都移走了，又是挖大坑，又是打水泥桩，人们知道这是要修地铁了。此后30多年间，北京只修了53公里地铁，不及城市总体规划的1/7。为什么？因为缺钱。如何解决资金来源？北京市政府是迟迟不肯引入“活水”。因为地铁作为城市的地下动脉，如果交由外人出钱打理，对首都而言，恐怕又是个政治问题。
坚持做自我
公共基础设施由政府出资建设，这句话在理论上绝对没错，但是人生不过百年，作为地铁的使用者，又如何经得起漫长的等待——在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一共还有总长355公里的地下铁路待建，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地铁地下部分的造价是每公里5到6亿元，地面高架部分的造价也要3亿元一公里，平均每公里4亿元，那么需要的总投资是1200亿到1500亿元。就算政府每年拿出10个亿来建地铁，北京人恐怕也要再等上100年，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完善的地铁网。
蚂蚁虽小但胸怀广阔
所以早在1997年就有人指出，北京地铁表面上面临的是资金短缺的问题，实际上是遭遇了资本的瓶颈。在建设地铁的资金来源上，应该开源放水，变单一渠道为多渠道。在当时，这只是一种民间的论调。
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北京，却一直端着架子，不肯放下。
每天忙忙碌碌奔波
直到1999年10月，在中港经济洽谈会上，北京市政府才将地铁13号线、5号线、1号线东段一起放在了招商桌上。市政府表示，可以在“筹资和建设方面采取灵活政策”。
住在洞穴的我
截至2008年底，北京地铁全长200公里，有9条线路，共147座运营车站，日客运量400多万人次。然而，北京的轨道交通占公交出行比例仅为15%，远远低于国外几大城市60%以上的比重。
虽被埋没绝不蹉跎
《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0》数据显示，城市轨道交通在国外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世界主要大城市大多有比较成熟与完善的轨道交通系统。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城市公共交通在日常出行中的比重达到60%以上，高的达到90%多，城市拥堵得到了缓解。巴黎1000万人口，轨道交通承担70%的公交运量，这一比例在东京是86%，在莫斯科和香港是55%。
不是我的错
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为什么地铁越修越长，利用率却还是那么低？
被遗忘在世界角落
没有哪个专家或权威机构专门为此做过调研。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事实，来拼贴其中的缘由——
弱小的强者
2008年6月初，北京市地铁各条线路的AFC系统全面启动，这意味着纸质车票从地铁里撤退了，而市民为此等待了30年。2009年2月初，北京地铁才着手“取消人工售票”，引进自助售票机，结束漫长的市民排队购买地铁车票的岁月。
尽管北京从不承认这一点，但正如拆除、翻新蚁族们的据点“城中村”，对北京来说，是一项改革，是一种进步，至于对你是否意味着“灭顶之灾”，这座城市无意过多追究，因为北京不需要“弱者”。
2010年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给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下发了《关于轨道交通站内信报发放和停止销售其他报刊意见的函》，地铁内全面禁售报刊，只允许一份《北京娱乐信报》的存在，理由是该报为“市委宣传部批准的北京唯一的地铁报”。针对此事，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的说法是：该条文为市委宣传部下达，考虑到地铁站内售卖报纸，会造成人员拥挤发生危险，所以禁止除信报外的其他报刊在地铁站内发售。为此，市民们纷纷抱怨称，“北京地铁几乎就是个‘真空’，什么都买不到”。最终，这项“没有充分考虑和尊重民意”且“出台程序可疑”的“地铁禁报令”被叫停，但那也是折腾了数月之后的事情。
北京在大踏步朝着“世界城市”迈进的路上，城里的“优胜劣汰”将一天比一天激烈。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北京出了一招“弃卒保帅”。而高不成低不就的“蚁族”，就成了这枚被弃的子儿。
2010年3月15日，一位名为“长安的笨笨”的网友，同时也是“行动不便”的人士，在体验了一把北京地铁里的“残疾人专用设施”后，于自己的博客里发文写道：“地铁就不是百姓的，不是以人为本的，是活动的，是政治的，比如是奥运的，是有时效性的，你没赶上，或者运动结束了，你活该。”
3.蚁族是枚子儿
2010年7月2日，《新京报》发文称：“今年年内，在地铁1、2号线上打手机有望实现。”而上海早在2001年9月就实现了移动通信信号在1、2号线全线覆盖。
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具备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校由社会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让“愚智贤不肖”各得其所，处于与自己能力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个机制就是建立社会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选拔任用的公平和社会分配体制的公平。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还任重道远……
另外，北京地铁的换乘不便、站内光线太暗、电梯常年失修，等等，这些抱怨不绝于耳。然而有关部门就是可以“充耳不闻”。北京地铁以政治的名义、为备战的需要而诞生，但时过境迁，这条城市的地下动脉早就应该成为民众的工具。
对此，一位“北漂”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如果有一天，我也逃离了北京，不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肮脏和车流拥堵，而是因为北京已不再‘爷们’，缺乏公平的城市，迟早会成为一块是非之地。”
只不过，北京的着眼点迟迟不肯放低，落到实处。这座城市，高高在上得太久了。那么，地铁在一座城市里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让我们把视线转到美国纽约。
劳动无用，身份占据主导地位，决定收入，这就是当下的社会现实。正如上一章所述，北京又是一座“圈子意识”浓重的城市，它鲜明的等级观，表现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渐板结固化的社会阶层，雪上加霜。
2004年，纽约地铁建成100年。地铁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最受欢迎的大众交通工具，并号称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地铁系统”，包括26条线路500个站点，每天运载450万人穿梭于纽约五大区。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指出，综合各项指标并考虑到中国近年经济发展态势等多种因素，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这说的虽然是社会结构，但实际上正隐喻着社会阶层的固化。
《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兰迪·肯尼迪在《地下世界》中写道：“纽约的地铁对于这座城市来说，远远不只是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那么简单。100年来，它曾经轮流扮演过餐厅、图书馆、宿舍、礼拜堂、集市、旅行车、产科病房甚至临终卧床的角色。”兰迪说，“我曾经计算过，每个纽约人的一生中，平均竟有超过一年的时间用在地铁上。地铁和纽约人之间存在一种婚姻关系———他们彼此爱着，恨着，却无法分离。”
有学者坦言：“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
6.身边缺个伴儿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调查样本中得出结论：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尽管这一结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经验，并不需要反复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调查丝毫没有意义——它至少提供了基于调查的统计数据，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出身”对一个人教育和就业的影响——结果再次佐证了社会分化的“马太效应”：优势和劣势社会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日益强化。
学者吴祚来说，如果在北京你没有熟人，就是一只城市漂流瓶。这是一种多么无助的感觉：在这座城市，你上下求索，左右碰壁，到头来还是孑然一身。
北京学者王石川指出了另一个事实：“近年来，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读书无用论’已经在一些地方兴起，比如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大学生求职心态更为现实，本科学历人群中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达到20%，与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零月薪现象使得一些网友心生感慨，觉得择业太难。其实，择业难是对贫二代而言，‘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只有背影’，富二代、权二代则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据悉，在北京，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如此机会，贫二代只能望洋兴叹。”
这种焦虑在“蚁族”身上尤其明显，“蚁族”中92.9%的人尚未结婚，且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没有恋人。而在都市生活中，情感的残缺，又何止于爱情、亲情、友情，当你只能跻身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时，能收获哪样？
那么，又是谁占尽上风，先富了起来呢？《中国青年报》撰文说道：“商人、老板、大型国企管理者阶层、个别领导干部、一些专家学者。跨越政、商、学三界的先富者阶层，有一条清晰的权力、资本、知识精英相互交织、垄断社会资源、共同分配社会财富的脉络。对于商人和企业主来说，有清晰的产权和资本致富的快速财富积累途径；而一些手握行政权力者，可以凭借灰色收入、完善的社会福利等渠道等完成财富积累；一些专家学者，在知识与资本的联盟中，实现了知识本身的财富收益。这几个阶层的财富积累过程，都不是本次调查中‘踏实劳动’的范畴。”
“人们闪过我，对我问路一点表情都不给，就匆匆而过。人与人之间，总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只有掏手机，打电话给熟人，指点迷津。如果没有熟人，你就是城市漂流瓶。”这是学者吴祚来对北京的印象，他说，“北京这座城已令我焦虑莫名”。
这是一个让人悲哀的调查结果。
英国哲学家西梅尔在他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书中，对“都市性格”做了归纳，其中提到一点，就是城市人的“矜持”。
“劳动难以致富”，那么，是谁只能主要靠劳动生活呢？农民、农民工、产业工人、一般手工业者、教师、一般办事人员。对于这些社会中下层人员来说，在现行体制下，辛勤劳动一辈子，最好的结果只是“脱贫”，致富，事实说明，那只是一个传说。用一个通俗的说法来说，劳动不值钱。在劳动力议价能力明显弱势的情况下，一个产业工人想获得更多的报酬，只能超长时间地“被加班”。即便如此，跨越社会阶层的奋斗理想，在社会分层愈加固化的现实下，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最大的可能也只能做一名城市里整日奔波的“蚁族”。
西美尔说矜持是一种社会性的消极行为，所以并不是积极的心理反应。在小城镇生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大家彼此认识，甚至会参与到对方的生活中去。可是大城市的人际交往是转瞬即逝的，今天你遇到一个售货员，明天又碰到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大城市的人际互动非常多、非常广泛，但是都非常短暂。在这样一种生活条件下，都市人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就变得“矜持”，比较喜欢退回到自我的内心世界。
2010年6月，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针对年轻人进行的一次调查中，88.1%的人表示，身边存在“炒钱族”，76.8%的人对“单靠踏实工作难以致富”深表认同。而在此之前，北方论坛上一条题为“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说，当下年轻人通过踏实工作，已很难走上致富道路。“很多长辈辛苦工作一辈子就积攒下几十万元。相反地，很多根本不踏实工作的人，仅仅靠炒房、炒股就成了百万富翁”。
对于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没有一起长大的朋友、没有世交之亲，也没有老街坊邻居……关系链条的断裂让在大城市的每个外来移民都无所适从。就像盆景一样，扭曲着枝干迎合花盆，最多也是自顾自美丽罢了。
不管这种分层是否科学，至少它代表了一种民间智慧，是民间对北京社会的整体认识。而民众对现下社会的认识，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指出：受困于经济和居住条件，“蚁族”普遍遭遇“婚恋困境”。一方面，“蚁族”中92.9%的人尚未结婚，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没有恋人。另一方面，“蚁族”的性需求也处于压抑状态。有67%的人最近一个月没有性生活，而全国成年人平均性生活频率是每周一次左右。人际性活动的缺失很可能会通过独自性生活或其他途径进行宣泄。
（6）农民工：从国内各地到北京谋生的农民，一般没有知识和技能，生活在最底层。
“能够自慰就值得安慰了”，回忆起两年多前北京城里的落魄小子，范俊（化名）这样自嘲，“那会儿我真该改名叫‘犯贱’！”而他的“落魄”，始于女友朱珠（化名）决绝的离开——2008年的冬天，他失恋了。
（5）北漂：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寻求发展的，有一定技能、知识，但生活境遇不好；
2006年两人相识那会儿，范俊和朱珠都是“时尚圈”里的人，各自供职于京城里的娱乐媒体。朱珠是上海小姑娘，只因大学在北京念的，就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钓个高干子弟或者富二代是她的梦想，而这个梦想一度成为范俊嘲笑的对象。因为他说自己“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留着长发，背着吉他和一个老式的军用水壶，裤腰上还系着一条擦汗的大毛巾，怀揣着摇滚梦想的范俊就以这副形象，从老家成都风风火火地闯进了北京城。
（4）小市民：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市民员工；
认识他们的人，都对这两个价值取向如此迥异的“冤家”凑到一块儿的事实，犯嘀咕。范俊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倒是很坦率：“就寂寞呗。”按他的话说，北京大，北京很大，但诺大的北京因为交通或者说经济原因，使得朋友们的聚会几率大大降低。在小地方，三五个狐朋狗友要聚会，不用半小时准能凑齐。而在北京，若三个好朋友聚会，那就要提早规划，定时间，定地点，这就是一件让人很头疼的事了。超级的时空观念使得同一个城市里的朋友相聚成为难事。
（3）白领：中下级政府公务员、大型企业中层、中小民营企业主、中小食利阶层、专业白领；
而在一次采访中相识的朱珠和范俊，很惊讶地发现两人租住的房子恰巧在同一个小区。于是，经常约着下馆子，因为“一个人吃涮羊肉实在太闷了”。之后的事就变得很自然。
（2）权贵：中央及北京中高级公务员、大型企业高管、学术界精英、文艺界大腕、资本富豪；
“说句实在的，像我们这样的外来种族，能在北京城里找到一个伴儿，真的算不简单啦。”范俊把他和朱珠的相遇，叫做缘分。然而，当他提出想让这份关系“稳定下来”的时候，遭到了拒绝。范俊想给朱珠一个承诺，但朱珠不要承诺，她只要一个家，一栋属于自己的遮风挡雨的房子。
（1）国家领导人：中央党政军机关的核心；
那晚，朱珠哭了，范俊也哭了。第二天，他就打了很久的的士，到五环以外的一个新楼盘看房子。那时，每平米7000的报价让他觉得很沮丧，当时他自己在三环内租的那间小屋每月2000元的房租，几乎耗去了他1/3的薪水，哪里还能存下钱？想要的小户型早已售罄，新小区的配套设施又很不完善，终于让范俊“无功而返”。但是，刚过完年，整个北京城的房价就跟坐了火箭似的猛涨，让范俊的买房计划彻底无望。
名叫“北京猫”的网友按照拥有财富量（这里对财富的理解，包括金钱、权力和声望三种不同形式的财富）的多少为北京的社会阶层搭了个框架，从上到下分为：
如果说北京的高房价对范俊而言，是当头一棒。那么，女友的背叛就让他“连死的心都有了”。他在一次惊心动魄的跟踪之后，发现女友和她采访过的一个小导演关系非同一般。随后两人大吵了一架，朱珠提出了分手。范俊说，他曾“很没脸地求她别走”，但房子的问题就像横亘在他俩之间的巨大鸿沟，难以逾越。
就像“江南出美女”一样，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北京这块地儿盛产富翁，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你以为这个消息说明北京遍地是黄金，来一人就富一人，那我只能说，你很幽默。
朱珠走了，范俊认定女人是他命里的克星，他说：“打那儿之后，谁都别跟我提结婚，谁提我就跟谁急。”
这份报告所指的“富裕人士”都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这其中包括他们创办企业的价值和自住房产的价值。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82.5万人，每1万中国人中就有6人是千万富豪。与此同时，无论从千万富豪还是从亿万富豪的规模上看，北京都排名第一，广东、上海和浙江则分列千万富豪总数的第二、三、四位。
虽然他曾一度自我安慰，自己在京城里还有一份挺体面的工作，娱记。但是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范俊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北京，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关爱少得可怜。冷漠成了正常的人际交往的代名词。尤其在单位的同事之间，相互排斥、相互提防、相互猜疑、相互竞争等功利性的人际关系占据了很重要的比例。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显得更为突出。这使得整座城市增添了更多的灰色意念。
《2009胡润财富报告》公布了中国富人们的分布格局。其中，北京的富裕人士最多，分别有14.3万个千万富豪和8800个亿万富豪，也就是说每1万北京人中就有88人是千万富豪，每10万北京人中就有54人身家上亿。
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自己，从上往下，自我实现需求、尊重需求等等，似乎都满足了，但构成金字塔基础之一的安全需求却意外缺失了：“没有安全感，这么大的城市，我一个人，觉得没着没落的……”而在这之前，范俊从不以为男子汉也会缺乏安全感。
若非“官二代”、“富二代”，想要在“天子脚下”鱼跃龙门、发财致富，几率有多大？让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城里有多少人富了。
后来，北京楼盘每平米的价格涨破了3万。范俊越发觉得“这座城市太魔幻了，父辈们以半个世纪的生存经验都是无法预料的”。范俊开始经常失眠。
北京分几层？
“你是一个外来人”，这个提醒不仅仅只停留在户籍制度层面，楼市迎头赶上，成为京城新移民最大的压力源。要在此获得一尺“蜗居”显得那么不容易，这也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的“丈母娘需求论”——“房价上涨，是因为‘丈母娘需求’”。
那么，再问一句：存在就表示合理吗？
2010年春节晚会刚过，一组“楼市春晚”的视频就在网上“疯”传，其中一个视频更改的是《难忘今宵》，一句歌词“房贷在，人已老”在网络上引发眼泪狂潮。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北京大学这位书记的话理解成：人际关系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这事得到了“国际认证”，你有啥不服？
开心网上也有过一个不开心的转帖，大意是说因为房价的飙升，中国已经没有中产，只剩下官僚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人就为此发明了一个词组：“自我剥夺社会属性”。这是一种个人的无力反抗，在房价飞涨的年代，你只有放弃结婚生子的权利，才能没有负担……如果范俊这一代人都狠起来不结婚生子呢？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体现了一个家庭的资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副书记宋扬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毕业生张韵说：“我从小就向往在北京生活，但是毕业来北京找工作时，很多单位要的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对于我这个非重点大学的学生，他们连简历都不收。最后，家里人不得不托关系帮我找工作。现在我是一家有名的投资公司的职员，我的同事很多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工作中我们干着同样的活，我的能力并不比他们差。当初如果没有关系，我个人再有能力，也进不了这家公司。”很多人都像张韵这样，信奉“关系领进门，能力靠个人”的发展原则。
《新周刊》曾刊登评论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靠父母能力就业，无疑，对那些缺乏家庭背景能力的人来说，是一种伤害。但是，对这种潜规则的存在，许多人并不完全排斥。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李舜伟教授于2007年年初，公布了一项在我国京沪穗宁蓉杭六城市普通人群中进行的失眠现状调查结果：60%的北京成年人在过去的12个月内有失眠症状，绝大多数失眠者认为自己失眠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工作压力太大。
随着大学统招生逐年增加，就业的压力也不断增大，找工作要靠“关系”护驾的说法，在校园里得到不少学生的赞同。以前人们有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已经变成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找工作要靠关系，尤其是靠父母家人，在大学毕业生的意识里，已经是一个常识。有人甚至直言：“大学生就业就是比爹！”他们认为，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就越强。天下没有哪个爹娘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在寒窗苦读十余年后，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将来有出息，有个好的未来。这就造成了“就业的竞争就是父母能力的竞争”——这种潜规则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2007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托熟人等，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
实际上，对范俊这样的“蚁族”而言，成功其实很简单，四个字就能概括：安居乐业。可惜，北京给不了他们。
说得很直接，也很残酷。但更残酷的是，这个残酷的现实成了你我的共识。
正是在这种挫败感下，在京城某报社任部门主编的小肖自嘲是“一个很焦虑的、没有生活的人”。他今年28岁，单身，月收入8000元。工作已经上了轨道，按部就班去做就可以了，但也正是流水线般的作业方式让他觉得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监工：每天要签十到二十个版，最晚的时候半夜才能下班，生生把自己困在办公室里。所以他经常抱怨自己根本没有生活，没有时间去旅行。对他来说，旅行非常重要，因为那意味着寻找新的东西和观念，如果待在家里半年以上他会疯掉的。
“限招‘官二代’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略谙中国国情者都知道，现在就业领域存在着无数的黑幕与潜规则，尤其是有油水的铁饭碗，暗箱操作就更多啦。一小撮老百姓不明就里，天真地认为只要有真本事就能找个好工作，于是傻乎乎地学呀、考呀、托关系呀，到头来却往往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不瞎折腾嘛。人家江西武宁直接把潜规则摆到了桌面上，等于是对那些傻老百姓的善意提醒，免得他们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这才是公平正义的体现呀！”
他觉得自己面临双重的压力。一是自己不甘心做执行层面的事情，迟早要出来创业，但目前还处在储备阶段；事业尚未安排妥当，结婚的事只能继续往后挪，身边因为两个人节奏不合拍而离婚的例子他看得太多了。二是老家的父母希望他早点结婚，所谓成家立业，体弱的老父甚至用“你不结婚我就不看医生”来回应小肖的“单身主义”，顿时令其倍感压力。
但是红网有评论却指出：“江西武宁此举不仅不应受到指责，反而应作为先进经验予以全国推广！”其中罗列了三大点原因，不过前面两条，“限招‘官二代’符合中国国情”和“限招‘官二代’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不无调侃之意，略去不说也罢。倒是这第三点，颇有深意：
小肖有一个说法用来形容他这类从农村出来的娃：进城——做文化事业——从事最新行业，本来需要三代人才能完成的进程，在他自己这一代就要完成，压力自然不在话下。
事业单位招考限招“官二代”，普通人群被排除在考录对象之外，部分不明真相者对此非常的不理解，有人甚至“引经据典”（比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此进行批驳。
在北京城里，像小肖这样的“北漂”不在少数。于是，“剩男剩女”在这座城市里早已不再是新鲜事儿了。“剩女”更是2007年就被教育部确定为新词汇。根据《北京晨报》2010年3月19日的报道：“北京市的剩女数量已经达到50万。3月15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特重点介绍了中国的剩女，并对Leftover-Ladies（剩女）进行了详细解释：剩女，也称‘3S女人’，即Single（单身）、Seventies（大多数生于上世纪70年代）、Stuck（被卡住了），这些大龄女青年普遍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却不能在婚姻上找到理想归宿。”
“2010年6月13日，江西武宁多名大学毕业生向媒体反映，该县近期的事业单位招考硬性规定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指责有关部门如此设置门槛违背国家用人政策。”
在偌大的北京城，有多少人形单影只？有多少怀着“北京梦”的外来者正陷入在一种巨大的情绪中：危险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他们对北京的爱与恨搅拌在一起。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在江湖上混出个人样，就得出身好，即使“先天条件”不佳，也要赶紧后天弥补，赶紧找些出身好的人与己为伴，打入其内部。否则，前途堪忧。这让人联想起网上的一则新闻，首先声明，这事和伟大的北京无关，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北京？新闻大致如下：
《南方日报》记者张波曾撰文详细解读了这一代人的困惑：
有人总结说，在金庸的小说里，一个小青年成长为江湖领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出身名门或名人之后（例如郭靖是江湖义士郭啸天之子，而郭啸天又是梁山泊好汉郭盛之后，张无忌是武当七侠之一张翠山之子，袁承志是抗清名将袁崇焕之子，陈家洛则出身于海宁巨宦陈家）；（2）联姻（例如郭靖娶妻黄蓉，五大顶尖高手之一东邪之女，张无忌娶妻赵敏，蒙古郡主）；（3）结交高层次的江湖人物，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裙带关系（杨过，他的监护人是武林盟主郭靖，干爹是西毒欧阳峰，有一段时间还跟金轮法王打得火热，这几位可都是一等高手。张无忌就不用说了，罩他的人是几百年才出一个张三丰）。
“计划生育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以来，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造就了第一个独生子女出生潮。如今，这些当年的独生子女走过了背叛期和思索期，进入而立之年，有了子女并开始背负家庭的责任。而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也相继进入老年阶段，开始需要子女照顾。当年年轻离家出去闯荡，就这样变成了亲人天涯相隔的亲情纠结。
城里的“潜规则”
“事实上，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有这种同样处境的人很多。那些当年出来闯荡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曾经是当地的佼佼者。这些人毕业于90年代中后期，正好赶上了人才从西向东从贫困到发达地区，这20年人口流动的最尾潮。
诸位可看明白了？人家主任说得明明白白——在北京办事，没有关系，“怎能有所作为”？人脉关系，是北京城里的巨大暗流，在这座中央之城的“下水管道”里汹涌澎湃、神出鬼没。
“其结果是，在职业发展中，遇上了已经成为年轻管理阶层中坚力量的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出生者；在生活水平上，遇上了东部西部差距最为快速缩小的一个阶段，西部工资快速拉升东部驻守不前；而在买房子的当口，也赶上了中国楼市上涨最快的几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房奴’。而这些的综合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时代人的平庸，造就了‘闯世界的梦想’在现实中‘玉体横陈’，竟然‘一丝不挂’。”
广东省某市驻京办主任答曰:“现在地方政府要批项目，拉经费，不与中央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好关系，怎能有所作为？”
这都是范俊曾经的体验，他说，那时家乡被想象成一个受伤之后的避难所，甚至是世外桃源——他从未意识到自己如此脆弱，甚至开始羡慕自己的老父亲，羡慕他走在成都街头的惬意和随意，父亲总喜欢和他说：“到处都是熟人，没什么好怕的。”那段日子，乡愁第一次出现在范俊“北漂”多年的岁月中，并生根发芽。
难道一定要采取这种非常规运作模式吗？前门不能进，非要走后门吗？
曾经，乡愁只是一张火车票，年根底下，你我站在售票口；到现在，乡愁成了一纸工作合同书、成了一张房产证、成了孩子的读书学校……那些年轻人的理想，就埋没在这里头。
中央有大把的钱要分给地方，但镇守中央负责分钱的“老子”太多，而且怎么个分法他们不懂不想懂，也没人管，于是“小子”们只能各显神通，票子、车子、房子和女子，大把捧上。
房子、户口、交通、就业、婚恋，等等，均成了北京城里年轻人追逐梦想所不能承受之重。于是有人劝、自己也想：不如归去。
随之而来是中央部委审批权限的增大和各驻京办不遗余力的“跑部钱进”。“对于一些项目资金，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给谁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得看哪个驻京办的能量大了。跑得勤和会暗箱运作的，就能获得蛋糕中最大的那块，其背后自然是权与钱的干预与运作。”一位市级驻京办主任说。
2010年除夕前夜，范俊在一家没有暖气的小酒吧里举行了“个人告别演唱会”，他一个人站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吼着“我真的一无所有”，台下坐着他在这座城市里结交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哥们。第二天，他就一个人背着吉他，回家了。父亲托关系在成都当地的一家小报社，给范俊谋了个职。
事实上，一些中央部委的目标只在于把这笔钱分下去，对当地实际情况考虑不多，许多地方不管项目最终能否建成，只管向中央争取到钱，而由此，转移支付演变成“要钱”和“分钱”两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转移支付固有的功能。
当被问及他在北京城里是否还留下点什么的时候，范俊苦笑了两声，答道：“可能那儿还有我一点梦想的碎片吧……还有，别人不能跟我提结婚，谁提我就和谁急。”有时候，一座城市能给人留下的阴影，比这座城市本身还要庞大。
资料显示，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各类转移支付补助7330亿元，加上税收返还和一些体制性补助，用于推进地区均衡发展的资金超过1万亿元。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作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目前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多达37个。一些仅10万元左右的项目也需要到相关部委去审批。相关部委控制着项目资源，在分配时却缺少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依托，使得转移支付因缺少科学的法规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而加大了随意性和盲目性，权力寻租成为可能。
结语
“驻京办对整顿的抵触情绪比较大，普遍认为是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大才导致了各级驻京办的激增和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所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部署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例如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让各种要素遵循市场原则取得收益，并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在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以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加快完善财税体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品质和水准，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点，发挥城镇化在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北京，中央也！
以上各项由于涉及社会资源的分配，包括劳动和资本双方权利的重新分配，每一决策都必定牵动社会上千丝万缕的神经，所遇到的理论和现实矛盾也必然是巨大的。
说了这么多，其中的利益纠葛，实际上早已大白于天下——“驻京办”，问题的关键一开始就摆在你眼前了，着力点就在那个“京”字。为了哪门子原因，各省市机关都要派遣小分队潜进北京城来，而且还在城里“横冲直撞”？不就是为了这个“京”字嘛！
让这座城市里的人，生活得更有尊严。显然，“尊严”二字涉及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满足，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足。这种美好的愿望让人不禁联想起，数千年前，诗人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声。而转念一想，城市究竟走到了哪一步，才需要被格外郑重地提醒，“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要构筑这张巨大的“关系网”，就必须“迎来送往”、“沟通上下”，这中间产生的消费占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100多亿元“经费”的绝大部分。各种腐败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滋生。在一些震惊全国的腐败案件中，也多有驻京办工作人员的身影，比如河北省李真案中的河北省驻京办原主任王福友、成克杰案中广西驻京办事处原副主任李一洪、沈阳“慕马案”中沈阳驻京办原主任崔力。
附录算算北京这笔账
对此，山东省某市驻京办主任分析，“这几年，尽管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减少审批手续，把一些不必审批的项目改为审核、备案制，但实际上，除那些无关紧要、早就过时的审批项目被废除了之外，那些‘含金量’高的并没有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跑部’就办不成事。”
美国调查公司美世发布了2010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非洲国家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击败去年的冠军东京，成为了今年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东京退居第二。而北京的排名超过伦敦和纽约，名列第16位。（《新京报》2010年6月30日）
各“驻京办”之所以神通广大，与其平时苦心经营分不开。每逢年节，各“驻京办”都要把当地领导请到北京，广邀有职有位的“家乡人”，举办盛大的“迎春团拜会”、“同乡会”、“联谊会”，其目的只有一个:联络“老乡”之间的感情，编织和扩大在京关系网。
在北京生活，同等条件下，实际付出的物质成本可能不会像上海那么昂贵。但是，有没有北京户口，在京城享受到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而这其中包含的无形成本，可能更让人难以承受。
“跑部”是各地驻京办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能给家乡多争取到一些资金、项目，很多驻京办派专人负责收集有关部委准备投放项目、资金的信息，然后迅速开展“公关”，有的甚至进行利益输送，收买人心。“对于一些项目资金，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给谁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得看哪个驻京办的能量大了。”四川省某市驻京办主任说，“我们市长是全国人大代表，一般来说，他来京参加‘两会’，都要到驻京办住上一两天，出行车辆、随从人员以及往返行程，包括要见上面哪位领导，准备送点啥，都得事先打点好。我不但回不了老家过年，相反比平时更忙碌了。”
结婚：婚礼五万，婚房百万
实际上，“驻京办”人员类似的优越感，普遍来源于他们的“神通广大”。他们有自己“联络图”，终日穿梭于国家各部委机关及北京市有关单位之间的驻京机构之间，关系网纵横交错。这就是他们的威力——人脉关系。
2007年北京城镇居民有结婚消费的家庭户均结婚直接消费53645元，比2003年增长95％，年均增幅18.2％。（《中国青年报》2008年1月25日）
这个“驻京办”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在北京城里具有如此威力？它的能量来源是什么？要回答这一连串问题，就必须想弄清楚驻京办在“天子脚下”折腾啥。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2003年至2007年7月有结婚消费的764户城镇居民家庭进行了结婚消费调查。从学历构成情况看，2003年至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有结婚消费的家庭大学学历消费最高，人均46891元，高中及以下学历消费最低，人均30342元。另外，2003年至2007年，在结婚花费上有91.1%的新人得到了父母不同程度的支持。
有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2002年5月12日下午3时40分左右，北京高富水大爷亲身验证了“驻京办”的“牛气”——被一辆车弄翻在地不要紧，还被肇事者一通猛揍。这位“牛气冲天”的肇事者一边打人一边叫嚣:“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这位主儿之所以敢这么“牛气冲天”，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某省交通厅驻京办工作人员。
（《竞报》2008年1月18日）
华东某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媒体透露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驻京办”已成为地方政府和党委的驻京“大使馆”，其工作人员的“牛气”，以及他们在京城巨大的活动能量和对派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
以上数据属于在北京结婚的直接消费，并不包括买房和买车。而在北京买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心头的结，郁结。
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保守地按100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2006年4月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到北京房价高位上涨的原因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说:“除了其他原因外，还有奥运会的影响、总部经济的影响，还有驻京办事处的影响等等在里面。”驻京办对北京GDP的拉动，可想而知。
住房：25年收入只够一套房子
一般来说，级别越高或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其驻京办就越气派，以各省名字命名的几乎都是星级大酒店。驻京办的情况虽各不相同，但一般都有好车、好房，编制和资金也相当充裕。据国管局有关人士介绍，目前仅52家省级驻京办就有工作人员约8000人，其中机关约1300人，所属宾馆、饭店、招待所约6700人。“再加上各省厅局、地、市县以及各地企业驻京办人员，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北京房价有多高？根据《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2008年北京户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按照2009年11月平均价格17810元/平米计算，购买90平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支付160万元，相当于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新京报》2010年7月23日）
不仅数量庞大，驻京办的能量也是不容小觑。“在一定程度上，驻京办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北京一位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驻京办的投资和消费能力惊人，无论是从房产还是到餐饮、娱乐、旅游，对北京经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来自亚豪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8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21008元/平方米，环比7月上涨10.6%，创下了调控以来的最大涨幅。这也是调控以来，北京商品房成交价连续两月保持上涨。（《每日经济新闻》2010年9月9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除52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0000家。
“国十条”对北京房价的调控显然不起作用，房价仍然像被打了鸡血、坐了火箭一样，“噌噌”地涨。关于北京的房价，各种版本的轶闻流传于坊间，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煎饼50万”的故事：
2010年1月19日北京城患上了重感冒。因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出台了——中央这道“撤销驻京办”的猛药，让那个原本上下顺畅的“交际系统”噎住了。而这个系统的庞大，也让这道指令尤为引人关注。
一位赵姓购房者在2010年3月初在北京市通州区某楼盘看中了一套两居室，已经准备下定金了，结果小赵感觉18000元的价格还是太高，于是借口有点饿了，想出门买了煎饼回来再谈。再回来时，售楼小姐说已经被人定了，价格涨到了23800元。同样一套房子在买煎饼的工夫就涨了50万元。
驻京办的无奈
北京还有便宜的房子吗？有，首批“限价房”于2009年3月开始摇号配售，均价5900元/平方米。对于动辄两三万一平米的普通商品房价来说，限价房无疑是巨大的“福利”。但是，申购资格第一条就是“申请人须有本市户籍”，这显然是北京人留给自己的福利，与外来者无关。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对申购人分了等级贵贱，择“优”录取。经记者调查，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限价房的项目中，有超过一半的房源，被政府及其下属事业单位的人员购买，而西三旗限价房的总规划套数，为4000多套。（《中国经营报》2010年5月2日）
北京城内出现贫富悬殊的阶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板结化，下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被所谓的“潜规则”堵死。
养儿：有无北京户口差额数十万元
而城里的这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在民间大行其道，上学、就业、升官、发财，甚至购买特价票，大家都正儿八经地挤向“后门”。所以“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新闻是假，误导大众的“意识”却是真。
养育孩子的费用高昂。那么，究竟小两口月均收入多少才敢生孩子呢？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武汉晚报》2010年6月16日）
正因为看透到了这点，所以驻京办在北京城里盘根错节地生长，像吸取日月精华的老藤精，终于找到了修炼的福地。
（1）生：0.2万—1万元不等
北京城内浓重的等级观和圈子意识，决定了人脉关系、社会背景，以及在这座城里生存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你照样可以在城里喘气，但慢慢地你会发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
“目前，顺产产妇所花的医疗费用大约在2000元至3000元左右，相比之下，剖宫产就高多了。”北京海淀妇幼保健医院产科主任徐艳说，海淀妇幼保健医院的剖宫产费用大约在6000元左右，但如果手术中出现大出血等意外情况，费用会更高。
2.社会是个圈儿
在北京市卫生局日前公布的2008年四季度医院单病种费用中显示：全市三级医院剖宫产平均住院费用为6137元，共有11家三级医院住院费用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占公布三级医院的44%。其中，费用最高的是协和医院，为9372元；其次是佑安医院，为7391元；北京妇产医院也要6625元（《北京日报》2009年3月25日）。
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修墙》中讲述“我”和邻居一起去修墙，可是“在墙那地方，我们根本不需要墙：他那边全是松树，我这边是苹果园”。社会公平，从拆墙开始。然而，没人拆，没人敢拆——尤其是当“户籍”两字前再加个“北京”。
（2）育：从幼儿园到大学投入9.3万—66万
户籍，无疑是摆在所有即将或已经进入北京城的外来人口面前的一道坎儿。改革、调研、顾虑，种种考量，到处都充斥着关于户籍的声音，但至今，谁也没能让它腾个地儿，以便让越来越多被这道门槛隔离的外来者，停止漂泊。
有心人算过一笔账，在北京，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家长需投入9.3万到66万。这之间的差距就在于你想不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希不希望孩子进入重点学校，另外，就是你有没有北京户口。（《青年周末》2008年4月17日）
2020年人口总量不超过1800万人，这是2010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但截至2009年底，流动人口总量已达509.2万人，由于部分流动人口未做任何登记，实际数量远高出这一数据。毛寿龙说，北京集结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面对强大的人口控制压力，京籍居住证功能设计稍有闪失，就会引发爆棚效应。
幼儿园：“院外”须额外支付“赞助费”5.4万
“跟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居住证难度最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京籍居住证须在人口控制与市民待遇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官方持久调研、难以进入功能设计环节的主要原因。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近段时间许多家长纷纷反映，自己孩子所在的公立幼儿园“赞助费”提高，其中北京一家一级示范幼儿园张贴的涨价通知是这样的：
所以，都说要改革，但为了居住证的事情，从2009年初至今，北京已调研了整整将近18个月，可是调研还未完结，居住证的具体服务功能仍然“有待下一步设计”。
“因物价上涨，赞助费从原来‘院内4000元/人/年，院外8000元/人/年’，调整为‘院内9000元/人/年，院外18000元/人/年’。”这个涨幅让家长不堪重负。（中国广播网2010年9月13日）
在2010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也做过类似表态，“废暂住证推居住证”需要一个详尽的调研过程，如需了解北京流动人口的职业、收入等各个方面。
孩子就读于这所幼儿园的陆先生算了一笔账，按照新标准，院外的孩子仅赞助费一项，幼儿园的三年时间里就要花54000元。每月还要收取540元的保育费，三年共计19440元。除此之外，幼儿园还开办了英语、美术、舞蹈等各式兴趣班，每个班每学期又收费500到600元不等。其中，英语兴趣班要求每个孩子必须参加。这样算下来，一个孩子在幼儿园三年学习下来，父母需要支付八万元左右。
这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明白的事实。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就表示，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与小城市应该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所谓“赞助费”正规的叫法是“捐资助学款”。海淀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由于幼儿园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在国家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允许幼儿园通过收取“捐资助学款”的方式进行弥补。
没有一座城市能在与外界断绝交往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她能够与周围的环境相生相容，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在于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一人凭着自己的双手有尊严地劳动，他就有权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自由地生活，这种天然的权利绝不应受到所谓“调控人口”政策的限制。北京今天的建设成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口中要限制进入的“外来人口”。
费用明细（2008年数据）：
但是，不限制就并不等于说美国社会不调控人口迁移。不过“其调控措施主要是经济的而非行政的：投资所到之处，自然是就业人口迁居之处；社会福利好的地方，自然是消费人口流入之地；产业转换大潮，也就是人口迁居大潮……”
幼儿园3年半投入约2.94万—17万
至于美国，每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迁居，恐怕是世界上人口迁移率最高的国家了。不过，美国并没有专门的人口迁移管理制度与机构。因为“首先，最早的美国人大多是中世纪从欧洲移居美洲大陆的，从宣布独立的那天起，美国人就坚决、彻底、全面地保护自由迁移这种‘用脚投票’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让国家制定出管理甚至限制人口迁徙的法律制度。其次，美国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化的，为了最佳而灵活地配置生产要素和市场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他们不可能限制人口迁徙”。
幼儿园收费：每月700-3000元，共2.94万-12.6万元
“问题的关键在于喧宾夺主：‘管理人口迁移’这一外加给户籍制度的任务被当成了‘户籍制度’的基本职能，而其本原的公共信息管理服务职能反倒被忽视；一些人更泛化甚至转化地理解和运用‘户籍制’的说法，将其当成了所有与户口登记、户口簿相关的社会不公平的总称。”
兴趣班：0.5万元-2万元
首先，马上普及一下“户籍管理”的实质：“中国的户籍管理，是依法搜集、确认本国住户居民的个人身份、亲属关系、法定住址等人口基本信息的行政管理。户籍管理本来只是为公众生活、社会生产和国家行政提供广泛信息服务，没有判定对错、好坏甚至分配社会资源、赋予社会权益的控制功能，也就不应该有管理人口迁移等任务。”
其他花费：每月300-600元，3年半时间约1.3万元—2.5万元（在清华大学南门外的华清嘉园小区幼儿园，从对10名家长的调查得知，除了每月2400元的入托费和兴趣班学费之外，孩子的吃穿用等其他花费一般在300-600元不等）
甚至，有人呼吁不仅在北京，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度，就像美国那样，不限人口的自由流动。那么，美国的“户籍管理”究竟是何种状态呢？我们不妨跟着王太元教授一起来做个比较：
中小学：非京籍支付“择校费”6万元左右
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户籍改革的建议，而只有当附加在户籍上的利益从户籍凭证上彻底剥离时，户籍制度的改革才算成功。稀释户籍含金量，无疑让水坝的两头逐渐一碗水端平，最终自由而且自然地流动，才不会让堤坝决堤，城市的未来也才能有新的基因。浙江古时多进士，近代多院士。有学者认为最大的智慧之源来自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南宋士族的南迁。当代美国科技睥睨世界，移民更是功不可没。
2010年9月1日开始，北京城六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全部免费，在公办学校借读的打工子弟也将享受免教科书费的“同城待遇”。（《北京晚报》）
他还曾打过一个比喻：户口是一个“门卫”，屋子的“主人”让他把谁拦住，他就得把谁拦住。而“主人”就是住房、福利、就业、入学等资源的短缺与计划管控。“我们只知道骂‘门卫’，而不去直接找‘主人’，问题永远也没办法解决”。
这自然是个好消息，但并非事实的全部。书本费每学期也就90元至125元，这部分免掉了。但家长们还要支付更大的“择校费”，尤其是非北京户籍的学生家长。
“户口原本不该带有任何经济价值，但北京的一个户口可以卖到十几万元，根源在于各个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拿户籍来设置‘门槛’，导致户籍登记职能在实施过程中变成了审批制。”王太元教授如是说。
虽然2010年5月6日起施行的新版《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扩大了北京市招收借读生的范围，持有七类证明的非京籍学生将与具有本市户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但在实践中，公办学校在是否接受学生方面仍有很大的独立决定权。以“捐助”为名的择校费，就是非京籍学生入学最大的拦路虎。（《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5月26日）
谁人敢拆这堵墙？
2008年的相关数据表明，北京市平均择校费用，高中阶段最高，其次为小学阶段，初中阶段最低，分别为27518.34元、19637.83元、13694.85元。（《北京青年报》2008年2月18日）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一些人花几万甚至十几万买北京户口，是理性人经过了大致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后的明智之举。也就是说，有了北京户口所能享受到的利益将远远超过买户口的费用。”
费用明细（2008年数据）：
对此，姜先生颇多感慨：“我的遭遇，周围很多人都有，也算很普遍，但是解决的办法却没什么参考性，这样的朋友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孩子落户之后，房屋所有权又恢复成朋友的，但是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人情啊。”
小学6年投入约0.97万—10万元
大学一毕业就被分到国有企业的姜先生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成了北京市民之后，给孩子落户竟然还这么难。姜先生的户籍属于工作单位集体户口，而工作单位又拒绝为职工子女落户，其妻子的户口不在北京。为了给孩子落户，他们能想到的办法似乎只剩下一个：在北京买房，将集体户口迁到房产上成为个人户，然后再将孩子的户口落下来。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北京上学、参加高考。可问题是，他们夫妻俩的工资收入不足以和北京高昂的房价抗争。最后，姜先生的一位朋友挺身而出，将自己的房产变更在他名下，这才得以让他将集体户转为个人户，孩子也才得以落户。
学校杂费、书本费：每学期200元，6年共2400元
在这种情势下，很多争取北京户口的人都与王博的体会大致相同，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为户口绑缚的第一选择。在北京市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姜先生，就遭遇了一次孩子落户难。
午餐费：每月130元，共7000多元。
200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单位给解决北京户口的王博(化名)被朋友戏称为“既得利益者”，王博说，“最重要的就是以后小孩接受教育的机会。另外，没有户口的话，在北京始终是飘着的感觉。”
校服：一般学生小学6年换3次校服，共300多元。
一直在各种场合疾呼教育公平的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也认为，高考是万万不能放开的：“那样，外地人就会蜂拥而至，北京的教育优势将不复存在，教育资源也会严重不足。”
外语辅导班：8000元
但开放高考，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了北京在教育领域享受特权的基础，在绝大多数北京市民及官方眼里，这是不可想象的恶果。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2010年北京流动人口适龄入学子女有40万左右，一旦把所有限制都取消了，这样一大批学生将会迅速占据大量学位，老北京人在高考体制下享受了数十年的高录取率将不复存在。
作文辅导班：8000元
新规无疑将会促进越来越多的外地子女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孩子在北京完成义务教育后，该怎么办？由于全国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进程千差万别，义务教育完成后，他们无法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如果北京也不为他们打开高考之门，那么这些“外来孩子”将会陷入更严峻的困境。
其他花费：每月600-800元，6年5万多元
2010年5月，北京市终于发布新规，非京籍学生与京籍学生享受同等入学待遇，但此待遇仅限义务教育阶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歧视与偏见仍然根植于北京人的心中，权贵歧视平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更关键的是北京人怕外地人与他们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择校费：约1万-3万元
《中国青年报》与腾讯网联合实施的调查还显示，78.5%的调查参与者认为，户口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越是大城市，户口背后捆绑的各种福利和特殊资源就越多。其中，73.1%的人选择户口是因为它和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挂钩。62.7%的人是为了解决未来子女的教育平等问题。
初中3年投入约0.56万—9.7万元
这就是北京户口的真实行情，“一本值万金”——有多少城外的人能承受得起？而且，说了半天，你可千万别忘了，那十余万换来的不过是一个造假的北京户口。货真价实的那本，恐怕对很多人来说，永远都在天上挂着呢。
杂费、书本费：每学期300元，3年1800元
早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教育频道就于2008年联合实施了一项调查(有3518人参与，九成以上是青年)，当被问及应届大学生毕业“年薪是多少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影响”时，67.8%的人认为，年薪超过10万元以上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损失和影响；甚至，有14.6%的人认为，这个数字应该超过20万元。如果实在无法落户，14%的调查参与者会买户口来解决这个问题，44.9%的人持观望态度。
午餐费：每天6元，3年花费约3600元
舆论哗然。但是针对这则新闻，一个北漂女孩发了篇帖子，轻描淡写地说她不信，她不信那帮“坏人”办了90多份北京户口，却只赚了109万元，因为据她了解，一个北京户口的报价在黑市上已经被炒至10万元。而《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以应届文科“双外”（指生源地和院校都不在北京的）硕士毕业生买北京户口的身份，接触卖户口的人群时，得到的最高报价是15万。
校服：200-400元
2009年2月13日，新浪网转载《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短短3年间，由北京市人事局车队原司机付长利、首都医科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原负责人张锡长等4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伪造相关手续，先后办理了92份假北京市户口，获利109万余元。”而著名导演王小帅妻子的户口也涉嫌其中。
兴趣班：每月320元，3年1.15万元
“户籍制度被利用了。”这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我国权威户籍制度研究专家王太元的鲜明观点。王教授认为，各种所谓与户籍相关的限制政策，其实是各部门为了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或者保障现有资源分配利益不被“摊薄”。
综合辅导班：7200元
要追究这个“苦衷”，就必须回到北京户籍本身，这个被戏称为“北京绿卡”的户口本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很简单，两个字——利益。这张薄薄的户口卡片与公民的权利分配全面挂钩，种种限制的背后其实是利益在作祟。
电脑：0.6万-1万元（大多学生在初中时配置电脑）
“北京绿卡”价值连城
其他日常花费：每月600元，3年约2万多
我们相信，不管是北京市卫生局刻意安排的优先顺序、公务员报考限户籍，还是外地子女入学的择校费，背后一定有切实的苦衷。但我们仍旧要问一句：到底有何苦衷？
择校费：4.2万元
不过这种不公平从未停止过。2009年北京市公务员报考设置了一道高高的门槛，“没有北京市户籍的考生请勿报考”；2010年北京市公开选拔241名局处级干部，明确将外地人才排除在外；2010年5月启用的新版《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虽然扩大了北京市招收借读生的范围，持有七类证明的非京籍学生将与具有北京市户籍的学生享受同等待遇，但是很多学校收取高额的“择校费”，把无法承担这一负担的外来打工子弟挡在校门之外，尽管这一收费名目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却已经有了个统一的称谓，曰“教育资源补偿金”，意思就是说，你外地人到北京这里来上学是占用了当地的教育资源，就需要缴纳一定的补偿金。
高中三年投入约0.76万—10万元
但是，这先后顺序造成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媒体也忍不住大声抱怨：“接种疫苗也要‘北京人优先’，难免让人产生北京人金贵、外地人‘不值钱’的感觉，再次折射出当前户籍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病。”
学杂费：3年普通高中共3780元，重点高中6780元
尽管北京市卫生局于11月24日宣布，“即日起，在京工作生活的非北京户籍3岁以上居民，均可凭身份证及工作单位证明或相关居住证明，如暂住证，前往就近社区接种点，申请接种甲流疫苗”。
午餐费：每天6元，3年花费约3600元
已经在北京成家立业的吴女士，大学一毕业就从老家郑州跑来北京城里闯荡，不久就与同是河南老乡的丈夫相识并于2008年结婚，两人辛苦经营的爱巢在西区的一套高级公寓内，而这套新房的首付就动用了三代人的积蓄。但用吴女士的话说，“总算是在北京有了个家”。她也是个反应极快的人了，只可惜有点马虎，新闻看个一知半解，只知道可以免费接种甲流疫苗，第二天就拉着老公兴冲冲请了假去接种点打针。却被医护人员客气地告之，暂时不能为他们这样的“外地人”接种疫苗。这个打击是空前的，吴女士气愤地说：“我们为北京添砖加瓦10多年，敢情还是个外人，活该要得病啊！”
校服：200-400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人优先’便成了常态。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其他各种待遇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部委在京的岗位都要求报考者具有‘北京户口’，北京户籍子女更是享有上名牌大学、进国家机关工作等方面的特权。现在，甲流肆虐之下，疫苗的接种竟也要‘北京人优先’了！并且，这个所谓的‘北京人优先’是真正的‘北京人’优先——疫苗是‘凭北京户口供应’的，不仅北京之外的人民无福消受，即使那些长年在京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也与此项‘仁政’无缘！”甚至有人戏谑地反问：“甲流也认识北京户口？”
课外辅导班：4000元
第二天，各大媒体就对这则消息做出了反应。大江网于11月8日发表评论，丢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句：《甲流疫苗“北京人优先”？》。文章字字句句不无激愤之意：
寒暑假补习班：4000元
最近的一次沸沸扬扬就发生在2009年11月——北京市卫生局网站于11月7日发消息，“为进一步加强甲型H1N1流感预防控制工作，北京市拟在保证重点人群优先接种的基础上，将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接种人群扩大到所有北京市居民。凡具有本市户籍、3岁以上的北京市民均可在自愿、知情同意的原则下，免费接种甲型H1N1流感疫苗”。
高考冲刺班：1800元
但是住在北京城里的近2000万人，因为有没有北京户口而被区别对待的事实，直至这一刻，仍然存在，而且铺天盖地。
家教：2000元
虽然，北京市政府没有同意实行荒唐的“人口准入制度”，且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日渐温和，《北京晚报》也于2008年报道了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海平的声明，明确表示“北京不会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解决人口增长问题，而是通过推进北京各区县按照功能定位均衡合理发展，同时加大郊区和新城的建设力度，改善那里的产业发展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活居住条件，引导人口均匀、合理、有秩序地流动和分布”。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其他花费：每月600-800元，3年约2.5万元
甲流也认识北京户口？
择校费：3万-6万元
关于进京人口准入，反对之声此起彼伏。政府当然也没有采纳。但是，这背后透露的“民意”却让不少人震惊和寒心。当北京人一浪高过一浪地试图将外来人口排挤在首都大门外时，他们肯定忘了，约半个世纪前，正是一个湖南人让北京成为首都，让他们成为“皇城子民”。
大学：拒绝绿卡子女在京高考，此一项代价即难以估算
2005年8月，北京市就“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前后共收到近万条出谋划策的意见。在展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大致体现着这样的民意：对进京户籍严格限制；提高住房等生活成本；第三产业由本市下岗人员承担；把北京西站、北京站迁到郊区，换乘人员不进市区……诸如此类，竟都步调一致地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提高进京门槛，将低素质人员挡在外面，限制低收入外地人进京。
然而，寒窗苦读12年，到了高考的关键时刻，非京籍学生（父母大多持有《北京工作居住证》，俗称“绿卡”）不能在京参加高考，这些学生都必须返回户籍所在地参加决定人生的考试。不说对孩子心理方面的影响，单是此前所学和复习内容就不一定适应所在省份的考卷要求。有些家长为此不惜铤而走险：买北京户籍被骗、原籍造假学籍被查、倾家荡产送孩子出国。但北京始终没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成本又该如何清算呢？
她对这类“北京外来人口”的评价大致可以归纳为“肮脏、贪婪”。巧合的是，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某一类人群对另一类人群的相似评价，而他们采取了更为极端的解决方案——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以“贪婪、肮脏”的理由，将犹太人（许多都拥有德国国籍）“准入”到了集中营的焚化炉。当然，这种类比未免激烈了些，但如张惟英这样看待并试图限制外来人口进京的北京人，他们的想法难道就不极端了吗？
在北京，一本和二本学费偏低，在3500—6000元，而三本收费相对较高，有的在1万元以上。同时，不同的系别收费也不一样，一些艺术生的学费要远远高于中文、历史等系别。（《京九晚报》2009年5月15日）
张女士的理由大致有两点：“这些人（外地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发展并不太需要这些人”；“事实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人（外地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费用明细（2008年数据）：
此新闻一出，随即有网友愤慨地表示：“从来，只听说过猪肉的准入、纺织品的准入、零售业（服务业）的准入，却第一次听说还有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涉及‘准入’。甚者，此‘准入’将作为法律草案提交北京市政府。”
大学四年花费约4.08万—19万元
但是，何谓“低素质人口”？谁有能力和权力定下划分人之优劣的标准？
学费：2万-4万元
2005年，张惟英，这个北京人的名字，让全体中国人“冷”得发抖。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张惟英，在2005年初的北京市地方“两会”上，提出了一条立法建议——“进京人口准入制度”，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北京。
住宿费：3600-6000元
“进京人口准入制度”
伙食费：1.7万-3.8万
尽管各路专家学者为户籍改革提出新思路，但是这项改革在北京，始终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北京户口太肥，太重了，一般人搬不动。
电脑：0.6万-1万元
所以，为了北京户口，人们想疯了，抢疯了，也急疯了。
手机：800-3000元（北科大有学生使用6000元的手机，此特殊情况忽略不计）
北京户口，是横亘在这座城市和绝大多数外来者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也是划在每个外来者心上的一道疤。一个山寨版的北京户口在黑市被爆炒至15万元，不为别的，就为这张薄薄的纸，隐藏着的社会利益，远高于区区15万。
其他生活支出约1万元—9.5万元不等
1.户籍是道坎儿
出行：巨额时间成本，无价
难以想象，当你分别花上两个小时堵在上下班的高峰路途中，却还要遭遇频频上涨的油价；当你因为“外地人”的身份，被拒绝接种甲流疫苗，却还被告知必须得排在所有“北京人”的后面；到了月底，你眼睁睁看着房贷划去了工资卡的一大半，却还要为孩子是否能读上市里重点学校、是否能排队交上择校费而焦急时，你还会信任这座城市吗？你还会对你的邻居、每个陌生人微笑以示，还会认为这座城市是宜居的吗？
2005年3月之前，在北京买车有户籍限制，也就是说外地人不能在北京买车，有钱都没用。当然，眼下这个问题不存在了。由于今年北京又得到了128亿元的专项财政补贴，用于维持地面交通、轨道交通的低票价运营（《新京报》2010年7月22日）。所以，在北京若使用公共交通，出行成本确实远低于上海等一线城市。
这种带有明显偏见和歧视的“城市边界论”引起舆论一片讨伐。虽然北京从来没有嚷嚷过类似的言论，但是她默默地付诸于行动。这座城市用极沉重的生活成本，让外来者见识了她的势利与排外。
但事实上，北京的出行成本非常高，钱虽然花得相对较少，你却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的体力成本。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国刚曾在2007年的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说：“你的收入达不到在北京的消费水平，你就不应该进入北京，应该进入下一个层次的城市。”“如果那个层次的城市也不能达到，应该进入再下一个层次，城市本身是多层次的，大家怎么能往有限的几个大型城市集中呢？”
美国《外交政策》2010年8月24日盘点了世界上交通最差的城市，其中，中国北京列居首位，成了当之无愧的“堵城”。北京市民每天上下班，平均单次要花上52分钟，全国排名第一。84%的北京人称交通情况已经影响了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上的表现。（《北京晨报》2010年6月7日）
北京城的“以大欺小”、等级观和人性化欠缺的城市建设，决定了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都要或多或少地经历“九九八十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