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诗经·黍离》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是《诗经》的名篇《黍离》，余冠英先生对它的解释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诗歌描述了一个流浪汉来到首都洛邑，但是城里生活成本太高，他住不起，所以，徘徊在郊区的田野里。他一直想谋个好生计，但是，从“苗”到“穗”到“实”，一直没有得着好机会，心中的理想因为屡屡遭受挫折而几近破灭。其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所以他只好问老天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如果你也曾在北京“漂”过，就能体会这首诗的感情，也能明白把它放在这里的原因。我们不谈诗歌，只说城市，说说北京城的是是非非。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前面提到“北京无小事”，但是，有小人物。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755万人，这是2010年初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北京市政协还进行了一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专题调研并发现：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726万人；且流动人口的飞速增长是导致常住人口上升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由于北京居住证的办理难度，以及暂住证概念的日益淡化，北京对于这座城市内的流动人口的“底细”是越来越摸不透了，所以相信流动人口的实际数量将远远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2.在城里“被流浪”
北京无疑是一座移民度很高的城市。她吸引外来人才，吸收外来文化。但北京的吸收是有选择的，实行的是“优选制”——能不能被接纳，要看你进不进得了城。
“中国人这种对于首都作为一座城市的传统定义实际上也是对于秩序、等级、仪式、体制、习惯、法律的确认，由此而产出的语言、精神生活方式、文化产品风格等必然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所产出的东西。因此，说到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规制追本溯源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这是一座意识形态之城。它可能适于观看，适于仪仗队走正步，适于皇家车马招摇过市，但却不像那些自然生长的城市适于居住。”
对此，易中天做了个简单归纳：“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冲着皇帝来的。他们是新科进士和升迁官员，以及为皇帝和官员们服务的太监、宫女和仆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移民主要是冲着大学来的。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云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两种人：调进北京的干部（多半是中高级的）和分进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半是较优秀的）。总之，北京的移民，总是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或‘学术’这个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则总是以是否‘优秀’、是不是‘精英’为尺度。”
这几句话让西川（《想象我居住的城市》）联想到了北京这条中轴线上的空宅子：“说来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拥挤的城市，固定人口1200万，流动人口约700万，可它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
移民的结果是北京壮大了，丰富了。但是，聊起北京人，你仍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不像上海人，已经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既定的、统一的印象，比如：精明的、市侩的、讲究的，等等。总之，移民融入了上海，并与之形成了一体化的海派文化，统统都是“阿拉上海人”。但是，北京不然。
《渊鉴类涵》卷三三二引《公羊传》：“京师，天子之居也。师者，众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又引《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北京没有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而只有各个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学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们也只是进入了不同的‘圈子’，并与各自的“圈子”相认同。”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和钟楼。除正阳门外，纪念堂、纪念碑、国旗杆、天安门、紫禁城午门、玄午门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骑跨在这条中轴线上。要认识北京乃至中国，就必须认识这条中轴线。因为在这条中轴线上，交织着中华大地千百年来的权力与信仰。
人人都道上海排外，却鲜有人指出北京的势利。其实，北京的势利，说明白点儿，就是等级观，说隐晦点儿，就是圈子意识。有了圈子，就有大小、有品类。大小品类，也就是尊卑贵贱远近亲疏。
别以为升国旗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这个动作到了北京天安门，就不再那么简单了，这就是北京的与众不同。作为中国的心脏，北京这座城市，无小事。
作为北京的符号之一，四合院完整体现了这种“尊卑有序”的等级观。
在天安门前升旗仪式是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是官方对升旗仪式功能的明确界定与公开表达。其实，你大可以再想深一点——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官方在进行社会化教育时，总是把“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作为中国革命的圆满成果向大众反复推荐，而《义勇军进行曲》，又强化了五星红旗的革命意义。因此，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也在于加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
北京正规四合院，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植树栽花，有的备缸养着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在规整的四合院中进了大门还有垂花门、月亮门等等。垂花门是四合院内最华丽的装饰门，作用是分隔里外院，门外是客厅、门房等“外宅”，门内是主要起居的卧室“内宅”，体现着在居住环境中的“内外有别”。四合院中住正房（北房）的一定是一家之主，东厢房又因为左为贵，由长子居住。而倒坐房一般是佣人来住。“尊卑有序”在四合院中得以完整地体现。在这样小小的自我天地中，一家人自成一统。
为了确保相当数量的“观众”到场，官方在这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首先对升旗仪式进行精心设计和策划，并通过大众媒体向全国人民广而告之，然后就是制定《国旗法》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成为一个法定的政治仪式。
小到民居民宅，大到整座城池的布局建设，皆是如此。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和在上海陆家嘴的某根旗杆上升国旗，有何不同？你肯定觉得这是个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北京啊！只有北京的天安门才有这个资格，被全国人民千里迢迢专门仰视的资格。
“作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规划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宫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围是京城，其中紧靠皇城根儿是各部衙门，再外围则是规划整齐的街市。清代京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是满人的禁区，外城是汉人的地盘。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与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这规划好了的城区内各居其宅，各守其职。可以说，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里‘填人’。北京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
天安门的政治地位，不言而喻——作为中国新文化开幕式的五四运动是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本世纪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也都是在天安门前上演的。尽管现在的小朋友不会再深究天安门到底闪不闪金光的问题了，但是有更多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披星戴月赶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升旗仪式了。据统计，从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实施新的升旗仪式开始，到2001年5月1日这十年间，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数达到了1.1亿。
在这个前提下，即便如莫言这样的大名人，在北京生活了近30年，这条山东汉子也依然把自己当做北京城里的异乡客。“多到长安街上走，少到胡同儿里面串”这是莫言总结的生活经验。长安街是北京的舞台，用来展示首都的风采，自然欢迎所有人前往参观，那就是一个“客厅”。
“我小时候正处‘文革’中后期，有一次和妈妈去了北京天安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真的天安门，但是天安门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印象中的天安门应该是金光闪闪的，但是在我面前的天安门却看不到一丝金光，于是，我就在天安门前号啕大哭：‘妈妈呀，天安门没有闪金光呀——’妈妈一紧张，赶紧说：‘有金光的，有金光的。’我再看了看还是没有，于是继续大哭说：‘没有金光的，没有金光的，骗人的呀——’妈妈一看周围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情急之下扇了我一巴掌问道：‘看到了伐？’我晕头转向地说：‘看到了，看到了，不止看到金光还有很多金星。’这个就属于年少无知、说话呒轻头。在那年代，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
胡同儿则不然，它是更私密的“卧室”，这个圈子属于“老北京人”——胡同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胡同又代表着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胡同文化》）。
对于天安门的重要地位，许多中外学者都曾做过诠释。但对这道门做出最生动描述的，可能要算是那位上海人——周立波。他在自己的《诙词典》中解释上海话“轻头”（qintou）一词时，举了这样的例子：
所以，对于这个圈子，如果你不是“正宗”的北京人，恐怕很难融入。在新作《蛙》里，莫言就描写了一段在京生活多年的主人公于胡同里被本地人“欺负”的场景，并坦承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真实经历。他说，这是北京千余年来的帝王文化，外地人就好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需要借贵方一块宝地谋生。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门。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无与伦比的大广场。占地面积54公顷，可供50万人进行集体活动。“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人，都无不惊异于她的庄严、肃穆、雄伟、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许多城市的所谓广场，便只好叫做‘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与市井平民圈相对的，就是皇家官方圈。一个外来者有多少几率可以进入这个圈子？途径只有一种：入仕。说明白点儿，就是考公务员。还不能蒙着脑袋逮哪儿算哪儿，你得去北京。北京有啥好的？就这点儿好，人家是“中央的”，除此以外都是“地方上的”，性质不同。
无疑，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
但是，一个外地人进入北京官场难度有多大？这个没有专家给出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有两则新闻可以参考。
天安门上“主义”升
其一，2009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八项公务员报考要求，其中第五点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关注：“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北京政府在公务员的招考中特别强调了对户籍的限制，没有北京户籍地考生被拒之门外。这是事实。
所以，尽管北京的中心城区没有上海那样的摩天大楼，但你仍不得不仰视这座城市。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
其二，2010年4月底，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北京市2010年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意见》，对外公布将公选241名局处级领导干部。在四类有资格报名的人员中，外地省市公务员以及企事业管理人员，未纳入选才范围。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此举并不代表北京‘自我封闭’，‘北京跟其他城市不同，国内高端人才集聚，人才优势突出，没必要把网撒向全国’”。好个“没必要”！但这也是你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正如易中天在他的《读城记》中提到的那样：“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大专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大的国际机场。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这里出出进进。别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也有；别的地方出不去进不来的，在北京就出得去进得来。光是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让别的城市没法比。”
那么，另一个文人学者圈，情况又如何呢？
所以说，因为北京是首都，是中国的心脏，所以它从来就不只是一座城市那么简单。北京城何时简单过？
事实上，并非每个文人都能如余秋雨大师般主持个青歌赛，在北京城里捞点外快的。大部分“文化人”可能多半只得窝在一间七八平米的小屋里鼓捣艺术，但是能鼓捣出《活着》这样堪称传奇之作品的只有一个余华。《活着》火了，随后的《兄弟》更火，销量100万册。于是，红红火火的余华从北京撤离，定居杭州。
显然，离开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讨论北京城如今的“路大欺人”，那肯定是说不清的。咱们现在就来看看上世纪50年代末，抗美援朝刚结束那会儿，在征求对北京总体规划意见时，来自军队方面的一条建议：“从国防上看，例如道路很宽，电线都放在地下，这样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飞机可以自由降落。假如在天安门上空爆炸了一个原子弹，如果道路窄了，地下水管也被炸坏了，就会引起无法补救的火灾，如果马路宽，就可以作隔离地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
即便是死心塌地宅在北京的“陈冠中们”，也忍不住要牢骚几句。2002年，陈冠中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的文章：
新中国建立初期，万事待兴，作为首都的北京，在那个意识形态还很浓厚的年代，其城市发展也参照了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模式——采用单中心加放射型路网结构模式。20年之后，《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在此时被勾勒出来了，此规划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摊大饼”模式。
“更有些理由直让你想立即撤，如沙漠化，沙尘暴，脏，空气不好，干到触电，干坏皮肤，缺水，塞车塞车塞车，开车的人没有小路让大路的路权概念，出租车司机不认路但会绕路，出租车特窄特脏（我干嘛老说出租车），晚上街道暗——就算自称中央商业区的朝阳区也暗，有闷棍匪，少通宵便利店，东西粗糙，到处都在拆，不该拆也拆，整北京像个大地盘，房价比上海还贵，契税高，买房政策为难外地人，建筑没意思，没有像样的老洋房，旧民房特破，上世纪90年代还戴古装大帽子，新完成的地标建筑又土又大，真不知道容积率怎搞下来——这点京不如沪，甚至不及近年的鹏城和穗。”
北京的马路究竟该多宽，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个政治问题了。
说了这么多北京的“坏话”，北京人会生气吗？以陈冠中先生的旁听经验来看，那个站在你身边的北京人，关于北京“反而说得比谁都凶”。为什么？“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那人也不认自己是北京人，只是住在京，哪怕住了五年、五十年”。“在京的外地人来得久来得不久、活得好活得不好、有三证没三证，都不自认北京人，并且会强调自己是外地来的、原籍哪里”。
“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辆车的。主要的马路宽九十公尺并不是太宽了。直升飞机也要场地。在座的青年同志们，等你们活到八十岁九十岁时，再来看看是谁对谁错，那时由你们来作结论。”
这段话道出了一个真正的事实：北京欢迎你，但你“来了”，并不表示你就“进来了”，这是一座适合流浪的城市，或者用个时髦的说法，你在这座城里极有可能“被流浪”；更多的外来者都不得不在皇城根下一遍遍咏叹：“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的交通都很拥挤，据说有的地方坐汽车不一定比走路快。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道路不能太窄。1953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3.穿着不合身的“洋裤褂”
1956年10月10日，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提出：
2010年1月，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建设世界城市”被定为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个目标的具体完成时间被定为2050年。一时间，北京目前到底离“世界城市”有多远？怎样全速前进？成为专家、媒体热议的焦点。而我们这本书更关心的是，当北京拖着1755万（专家预计到2020年将突破2500万）常住人口大踏步朝着“世界城市”的目标迈进的时候，作为这1755万分之一的你，会过得更好吗？
华夏神州，泱泱大国，作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心脏——北京，小得起吗？不能小，也不敢小。建国初期，在对改建与扩建北京城的方案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国家计委就曾多次对北京的道路宽度等提出质疑，有人以“房必五层，路必百米”相讥，更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但北京市的态度异常坚决。
你或许会好奇，“世界城市”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和东京。“世界城市”代表的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如果北京立志成为“世界城市”，那她必须在这五个科目上完全达标，也就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
说白了，原因只有一个：咱是首都！
由此可见，成为世界城市，对北京而言，无疑是一次内外兼修的考验。但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北京首先都应该是一座“宜居之城”，否则一堆没有人气的钢筋水泥，谈何吸引力？即便将来在某些官方数字上，她貌似完成了指标，那也不过是一座冷冰冰的世界城市标本。
既然这样的“宽阔”并不便利，是早已被梁思成们预见的事实。为什么北京城仍执意“路大欺人”呢？
在这一点上，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L．Soule），显然有更“痛楚”的感悟。他是一位长期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国学者，并自认深爱北京这座城市，但他于2005年重返北京并从市中心区沿着长安街步行至东五环路的城市边缘后，不由痛心地感叹北京“穿着一身俗气的洋裤褂”。
陈冠中觉得，北京不是一座可以步行的城市，路很宽，却缺少有生活感的街道。北京的整个规划造成现在孤岛型的建筑，每个孤岛自己都有商场，都有写字楼，都有住宅。孤岛型建筑旁边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景观，弄点假绿地什么的，这些绿地不能用，更不能形成有意思的公共空间，所以老百姓都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城市结构不连贯，导致商业都受影响。“我们以前觉得香港太挤并不好，但现在看来说不定有好处，比如尖沙咀、铜锣湾，各种街道大家都可以穿过、可以走路。北京却很少有一条街是这样子的商业街道。”陈冠中如此感叹。
“北京用天坛和紫禁城的形象来包装自己，但今天这个城市的现实并不令人满意：机械地规划出来的道路、地铁站的设置不考虑与社区、商业和旅游景点的联系，‘光荣地孤立’于人们的需要、价值和日常活动。一座独具特色的历史城市，正在有系统地被重置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诚如19世纪末的美国，开发商是自封的新皇帝，公共领域只是事后的想法。也许有些人以为光秃秃的大广场和符号式的文化机构就足以代表公共事业的建设了。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北京是把眼睛放在额头上的，做大做强，但看不到下面人的“疾苦”。作为一名定居北京的有文化的香港人，陈冠中就直接称北京缺乏“生活质感”，是“一片充满绿洲的沙漠”。
有果必有因，作为一个局外人，苏解放毫不客气地指出：“修建被无尽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我相信每一位中国市长都想建造一座伟大的城市，但中国的官员大多缺乏城市规划的训练，尊重学术的传统使得这些领导人自然求助于教授和专家们的意见。而这些学者中的很多人，正在以商业承包者的身份开始活动，或与外国公司合作以获取设计项目，以这样的方式挣钱。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使这些人没有资格做领导们的咨询顾问。”
毕竟博尔特只有一个，100米只用9″72的速度通过的，也只有他一个。假使住在北京城里，天天要过这样的大马路，恐怕世界飞人也飞不动了。
另外，“与设计相关的媒体也在逃避告知、批评和提供有判断力评论的责任，不去告诉大家：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的。我恳请城市官员们像市民那样感知城市，即把自己的双脚摆到街道上来，而不是坐在直升飞机上、飞驰的豪华汽车中，或是站在昂贵的模型前。”
“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场，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场，我看不太妥当……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困难了。”
很显然，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缺乏“北京特色”，以及人性化的公共区域和设施，这个事实让一个老外痛心疾首。其中，以胡同为代表的老北京历史文化建筑被大量破坏，更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情”。苏解放不明白，“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欧洲人还在和猪分享着他们阴暗的陋室时，古代长安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恢宏的城市了”。
梁思成对于长安街的宽度倒是曾有一段幽默的评论，他说：
但是，富有北京特色的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飞快消失。建国初期北京有大小胡同7000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统计只剩下约3900条。根据2005年的数据显示，在北京约62.5平方公里的旧城里，旧城四合院传统建筑风貌区以及传统和现代混合区的面积，仅占总量的43.7％；已呈现的是完全现代化风貌的区域占36.67％；已成为道路、现代广场的面积占19.63％。这些能反映老北京原汁原味的旧城传统建筑，近年来以年均减少一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亡。无怪乎，香港作家和摄影师廖伟棠不得不感慨：“在北京，你找不到北京。”
这样的“大马路”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其实，对于北京城的扩建和改建，早在1950年，梁思成就提出了“旧城唯上”的理念。他坚决主张在北京西区另建新城，让长安街像一条扁担，把它们挑在大地的肩上，一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另一头是古老中国的城市博物馆。“新旧两立，古今兼顾”，“平衡发展”。
立交桥已经像“满月”，像“盘龙”了，那作为这座大城市大动脉的大马路就更不能含糊了。根据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案）》的内容，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3条主要干道的宽度调整为120至140米，并提出一般干道宽80至120米，次要干道宽60至80米。
但是，他与陈占祥等建筑学家提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被中央否决了。毛泽东说：“从天安门望过去，应该到处是烟囱。”也就是说，北京不仅要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还要成为巨大的工业基地。“工人阶级在首都人口中要占有优势比重。”北京的重工业指标迅速上涨，终于成为仅次于沈阳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工业给北京带来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地、水、房越来越紧张，污染越来越重。晚年的周恩来曾感叹：“什么时候我再能看到北京的蓝天呢。”最重要的是，从穷乡僻壤走上天安门的政治家们，决心很大，他们要破除一个旧北京，建设一个新北京。梁思成的方案必然被否定。
这样的“大”桥，想要走几步就跨过去，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一个立交桥绕下来，就算打的士，也肯定跳表。北京人自己说得更绝：除非在家猫着，否则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那么，像胡同这样一大批代表老北京市井生活的历史建筑被拆了之后，在北京城的中心区域又盖了些什么呢？你恐怕得去问问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房地产开发商了。
在初中语文课本里有篇名为《北京立交桥》的课文，对这“庞然大物”有更理性的描写：“西直门立交桥与建国门桥风格迥异。顶层机动车车道是圆形转盘；中层非机动车道是椭圆形转盘。整个空腹转盘桥外径东西长140米，南北长95米，比工人体育场的足球场面积还要大。凌空鸟瞰，有人说它犹如满月，有人说它好似盘龙。”
截至2005年，北京拥有高尔夫球场约100个，通过卫星影像图显示，很多球场都建设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公共绿地、耕地等地方。“北京的别墅项目已超过300个，数量过多。大量的城市公共绿地被侵占，导致其为少数人和部分利益集团服务，这种现象值得警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毛其智说。
“当时在入口刻意记忆的标志性建筑就在眼前，可是相隔的是：宽阔无比的、川流不息的、纵横交错的、不可逾越的、令人眼晕的西直门立交桥。如是‘家’里的桥，跨过、穿过、走过也就是了，这点毋庸置疑，可面前的庞然大物，如何是好？”
2005年北京房屋建筑面积达到5亿平方米，比2000年增加1.5亿平方米，且80％的房屋都集中在中心城以及近郊区。这样的建设速度，势必让中心城区膨胀，与居民生活所需要达到的舒适度背道而驰。
有句俗话叫“看山跑死马”，那正是对北京立交桥的生动描述。一对外省父子，儿子高中北京著名学府，老父亲自送他入学。来的时候学校派校车接了，回家时老父图个新鲜要自己“溜达”，结果一出门就蒙头转向，简直“找不着北”。老父亲感慨万千，回家就发了篇博客诉苦：
之前已经提过，长久以来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采用的是“摊大饼”的模式，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莫斯科的这种转变，被称为世界各大城市中规划得最好的。而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却还在沿着当初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北京城的大，你的脚会首先体验到。
在城市建设上，不管北京的“表面”功夫做得如何，是好是坏，总之她是做了，而且做足了。那么，其他的呢？其他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她做得如何呢？
路大欺人
2004年7月10日，北京市区遭遇暴雨，城区数百路段和小区发生积水，有的地区出现交通、电力中断的情况，门头沟区还引发了泥石流。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牛有成这样总结这场事故：“北京城的主要问题是缺水，由于多年干旱，各部门抗旱很有经验，但多年未遇洪水。”但温家宝总理随后批示，从长期看，要对城市建设进行一些反思，将首都建设得更好。
无怪乎易中天要在《读城记》中强调：“上海还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个‘大’字，才成为‘大上海’，北京却大得根本不必自称什么‘大北京’。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北京’这种说法的？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外地人也不这么说。可见在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实在不必添此‘蛇足’。这可真是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国唯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实际上，这次北京下暴雨造成交通阻塞与城市排水系统有很大关系。温总理的话很委婉，而媒体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中国青年报》于7月13日发表文章《我国城市规划怪现状：只建大广场不修排污道》。文章指出了中国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三个毛病：愿意建大广场，不愿修排污道；请专家去搞规划只是做做样子；互相攀比着要把城市做大做强。
但是，上海再大，也“大”不过北京。在作家王安忆看来，上海刮的风就首先输给了北京：“刮风的日子，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呜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了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邹时萌说：“现在，有大广场的城市比比皆是，但有真正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城市却很少。”这是因为，“广场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人人看得见，而污水处理系统与城市环境建设和市民生活虽然息息相关，但是由于投入大、运营费用高、一般人看不见，所以地方政府领导并不重视”。
虽然，北京并非中国唯一的大城市。除此之外，天津、重庆、长沙和广州等，都是不容小觑的大都市。尤其是上海。首先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随着浦东的开发，地盘也不见得比北京小。更何况，上海的“大”远远不止于此。她拥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最大的外贸港口，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同时上海还是全国利税大户，2010年的世博会更是让这座城市成为世界的焦点。所以，上海完全有资本被冠以“大上海”之称。
在北京，“许多规划仍然被财富和权力在三维空间上的欲望所驱动。尽管中国的经济政策自1979年以来已经改变，那种固守成规、机械地把规划当作工程施工和摆房子把戏的观念却在抗拒变革。从长计议，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就将是不可持续与不宜居住的后果”。
北京是座很大很大的城。
前后对比，梁思成的话言犹在耳：“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北京是城。
面对如今这个穿着一身不合体的“洋裤褂”的北京，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或许正如苏解放感叹的那样：“这是一种功能紊乱的体制，置身其中，建筑师和评审者在玩着同一个游戏，而不得不生活在他们选择的后果中的人们却被排斥在外。受益的只是评审者和建筑师们在银行的个人账户，这谈不上任何的公平。”
1.“不必言大而自大”之城
北京，这座不平凡的城市，或许从来就不属于平凡的你我他。
站在北京城里，却找不到北京。这不仅是一个外来者在这座城市里的身份迷失，也是北京的自我困局——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既缺乏“北京特色”，又难觅人性化的公共区域和设施。无怪乎，有人问：去掉“首都”的符号，北京还剩下什么？
结语
北京同时还是座被“圈子”套住的城，等级森严。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如今的北京是六个一环套一环的城。在这些有形的“圈子”里，还有无数你看不见、但感觉深刻的小圈子，这些圈子用来划分阶层、等级、财富、户籍、文化程度，等等。
北京不是上海，不是深圳，也不是广州，她是中国最独一无二的那座城市，她是首都。过去，她听权的；现在，她既听权的，又听钱的。什么时候，她听过一个平头百姓、一个在世代城里居住的平头百姓、一个满怀憧憬、千辛万苦想要在城里居住的平头百姓的话呢？
她是中国唯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这里路大，地盘大，官大。其他城市经济再发达，人再多，也顶不过“首都”二字。这就是北京的命。
“与巴黎、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世界城市相比较，北京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主要并不在人均GDP、高楼大厦和环形道路方面，而在绿色、协调的生态系统和世界交流的关键节点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水利部水资源司原司长吴季松说。
北京，因为她昨天是皇城，今天是首都，明天是世界城市，所以对所有外来者均“另眼相看”，即所谓的势利。
要弥补硬件设施的不足，并非难事，但北京需要真正从民生出发，不仅以首都的形象，而是以一座宜居的城市的姿态，来吸纳更多的外来力量，却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因为她当老大太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