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气“也是骄虚之气，只不过骄不足而虚有余。因为痞子比官员更没有资格骄人。但为面子故，又不能不骄。结果，摆谱就变成了耍赖”。正如龙应台在日坛市场遇到的小贩（《吵架》）：
用易中天的话说，就是“官气流落到市井，就变成了痞气”。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虽说不是官，但就是这么巧，他们是“北京的”售货员和服务员，所以不但是“官商”，而且还是“京官”的“官”。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用网友老肖的话来说：“其实爷文化也是官文化，不然怎么有官老爷的说法呢。北京人的官气不仅表现在当官的身上也表现在老百姓身上，你随便和一北京人聊天，都会感觉他们从动作到语气透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关切：拍拍人肩膀然后说：哥们儿，有什么事言语一声啊！爷们说话喜欢总结归纳，好为人指点迷津，着调不着调架势要有，办事总是慢悠悠的绝不小跑……没办法，全国的部委官员都在这混，北京人耳濡目染也就成今天这样了。”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网上有观点认为：新北京“爷文化”保留了胡同文化的特点，但是却掺杂了浓重的官气，添加了一些政治元素。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有句话说：“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小地方人，都是下级。”即所谓的“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见官高三级”。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从官气到痞气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后来，这篇文章被收进《啊，上海男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本书一共四辑，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辑的核心，《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辑的核心，而北京这一辑的核心却是《吵架》。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而且，她肯定要凶，不凶的话，一个小小“弼马温”如何现出自己是个人物呢？这真正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即便不算什么大官，甚至连芝麻绿豆官都算不上，但她有权。“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管’嘛，‘管’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道，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管不到‘台湾同胞’的头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马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学了再来。”
为什么？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对于这种想当街坊、朋友的观点，易中天爽快地否决了：“没门儿！”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将全文转载，立刻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人说：“不知怎么那么巧，龙应台短短两天听到的这些语言，她一写出来就让人感到那么熟悉。恐怕许多人都已是司空听惯的了，而且对这些话语早已是生不起来气了，更谈不到吵架了。”他还提到了“顾客是上帝”的口号，“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想当什么‘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你晚上来，我教你。”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北京市井小民的痞气了。而且，“这种蛮横无理心理内容也是一样的，即都是因处于权力中心而产生的对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视：你算老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能怎么着？如果你不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直接表现为霸道；如果你还真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会转化为赖皮。不要以为耍赖就是服输。它的深层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我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了，你又算什么东西？”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痞气本是一种病态：一牌之积名曰痞气。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种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讳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街上自行车带人，会高声唱道：‘自己车，自己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家长会把孩子叫回来，训道：‘关侬啥事体！’北京的家长则会不无欣赏地笑骂一句：‘丫挺的！’”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然而，不管痞气也好，爷脾气也罢，北京人的这副德性就是不招人待见。也因为其身处首都这样的中心位置，而引起外省人更多的愤懑。鉴于此，早有专家、媒体大声呼吁，北京人必须改掉这种“爷脾气”，否则将“不利于北京的发展建设”。这个帽子扣大了，但仔细想想，难道没道理吗？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
于是，北京市商务局在2006年11月30日公布了《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员工行为礼仪规范（试行）》，禁止商业零售业服务人员乱发“爷”脾气，如不得有不耐烦情绪，严禁用轻蔑或审视的眼光扫视顾客等——这套礼仪规范倒是列得细致，但其中关于“轻蔑或审视的眼光”，您想想这得在服务业有多大的普遍性和普及率，才能被正儿八经地“规范更正”呢？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全国人民眼瞅着北京人当了这么多年“爷”，终于想到要改一改了。只是光明网的记者针对这一“好消息”仍然止不住发了一通牢骚：“来北京创业的，先要把舌头拐个弯儿，把北京话说溜了，才好在北京街头混，如果不是北京创业者而是游客，那也得装得像个北京人儿，下了火车飞机，立即把舌头尖卷起来，装出半个北京腔来拿捏着自己，生怕自己被当成孙子。”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官气熏庙堂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让我们从江湖回到庙堂。之前就说过，官味已经渗入北京的肌理，这座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官味无处不在。在这城里当官的身上，自然就更明显了。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平头小百姓每天睁眼闭眼地过日子，也不定能真正接触到多少头顶“官”字的人。不过，来北京投资的外省商人们，可就真有发言权了。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2004年“两会”期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就专门邀请了北京市政协委员施祖麟，在线谈“优化北京发展环境”问题。施祖麟说，北京有三资企业18000多家，港澳台侨占了67%和32%，但是数量上跟江苏、上海和广东等南方地区相比仍差得很远，这方面的投资要少些。其中的原因不乏如下几点：一是这些港澳台侨的企业认为北京市整个政府职能有了很大的改变；二是觉得审批部门太多，手续太繁锁，整个服务效率低下；最后一点就是台商反映北京做官的官气比较大。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对此，施祖麟也“检讨”了其中的原因：过去大家都感觉北京是在皇帝脚下，重官轻商的意识比较严重。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你爱来不来，反正有人来。这种观念下，对外商、港澳台资都不是那么的热情，不像苏州昆山那样，提出的口号叫“轻商、安商、富商”——企业的事情找到市长，市长就帮助他干，工商税务等部门，只要你有问题也会帮着干。但在北京，北京官最大了，可能找市长不容易，但是委办局的领导也很难找，加上有些部门之间的协调差一点了，许多事情就让老百姓感觉像在踢皮球：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对于京城的“官僚主义”，署名为“香山紫烟”的网友发表了一通颇为逗趣的言论。他说：“我不爱来北京，真的就因为自己的官太小。”因为官小，他很无奈地在北京吃瘪了。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1998年，他因为参加国家某协会的会议，就顺道进了京城。在宾馆报到的时候，遇到一位负责接待的处长，此前这两人曾见过面，还一起喝酒划拳，但是“不到一年，他就把我忘了，问我啥级别？那时我还是正科级，就如实说了。处长说，我们这是国家级的会，你不够级别的。不够级别自然不给安排食宿。头儿有些尴尬，说，你们的会议通知并没说谢绝县处级以下干部参加的啊。解释了半天没用。人家床铺不够。处长碍于情面，做了让步，说你可以参加会议，但必须到外面吃住，做为基层的同志，一生参加一次国家级的会不容易。我一听，差点哭出笑声来”。
是的，我不生气。
在很多人眼里，这可能都不算个事儿，因为这在北京也已司空见惯。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实际上，北京的冲天“官味”，你都不用直接和大小官员们接触，去城里的旅行社转转，也能“深有感触”了。
放到京城里某些“弼马温”的身上，就演变成了“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恶声恶气。这一点，台湾人龙应台深有体会，她还为此专门撰写《吵架》一文，该文最早发表于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的“笔会”版。原文摘选如下：
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魏小安就做了一番分析：北京市场太“官气”，上海市场太“民气”，广东市场太“商气”。
什么又是“官气”呢？“官气就是骄虚之气。骄，因为是官，高人一等；虚，则多因底气不足。为什么底气不足因为官们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饭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头上这顶乌纱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须摆谱。比方说，出门时鸣锣开道，打出‘严肃回避’的牌子等等。”
魏小安认为北京旅游市场是“三大一小”，旅行社只盯住“三大”——大款、大官、大鼻子，最终却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北京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和外地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差得太远，常常看不到百姓视角。旅行社基本上把“三大”作为主要客户，所以都在高楼深巷里，甚至都没有“找一间临街的房子，把旅行社的牌子竖起来”的概念，因为它不需要这一套。到外地一看，旅行社的招牌满街都是，因为它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市场观念形成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营方式。北京1100万人口中有300万人口是在郊区县，这300万人口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市场摆在那里也不想去挖掘，一天到晚只盯着现有的“三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小市场的格局，这也和北京那种官商意识有关系。
易中天认为北京人的霸气，“说穿了就是官气”。
上海和广东的景象就大为不同了。魏小安说，上海旅游市场的特点就是“两小一大”：“两小”一是小市民，二是小算计，也就是“民气”，但它却培育了一个大市场。而广东旅游培育了“三大”，即大市场、大旅游、大格局，概括起来说，广东市场就是一个“商气”。
“弼马温”耍威风
虽说北京的旅游市场“官气”有余，“商气”不足；然而，京城高校和学术界却是这两大气味都沾染了。
但罗大佑的那句“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的感慨，却说的是这座城市的官味。“官”已经渗入北京的肌理，透进每天最寻常的生活点滴中，即所谓无处不在。
易中天虽表示赞成学者、科学家“学而优则仕”，但同时认为“‘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可是，“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他描述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
老舍曾揭示北京的普通市民中亦多是大大小小的“官迷”。
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
有作家称京城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正像好莱坞之对于满怀明星梦的美国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十分相似的情境在中国的京都还存在着。那里，数以千计的官迷，年轻的，年老的，聚集在饭馆和省、乡的会馆里等待着长久渴望的与某位要人的会面或信使的到来”，“一旦机会来临，就意味着名利会在一夜之间变为现实。”
正如鲁迅先生曾说的：“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
几乎所有论及“京派”的文字都抓住了“官”的特点。京城是和官场相连的，它的语言成为中国的“官话”，它最重要的产出是京官。
退一步说，学者尚官，也不是什么大罪，但如果因此误人子弟，就罪该万死了。各大媒体就曾报道过大学里的横生怪象：有的校长掉进基建项目的腐败泥淖中，有的博导惹上了“潜规则”女生的官司，有的学校明码标价地开出了学位买卖的“店铺”……大学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2.官味冲天
2010年4月，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句话被不少人认为不过是又一个身居高位者“下台”后说些不痛不痒的真话，说得再动听也只是“马后炮”。
更不幸地是，让纯洁的爱情在北京人莫名其妙的门第观念和圈子意识里，触礁。北京，确是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而生活在城里的北京人更是“高深莫测”，与他们交往，似乎需要时时防备有暗礁。尽管他们乍看热情，“有事儿您说话”，但你仍需牢记，这种热情也只限于某个圈子内部。如果你不幸站在圈外，请绕道，以免贴上冷屁股。
但《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李星文认为“这样的责难有些想当然”——许智宏在任时就曾在一个校长论坛上说过，“北大何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也有人说北京服务业的态度比早两年改善不少，但正如广州政府大声叫屈说已经大力整顿治安，但还有人抱怨广州火车站是贼窝、匪巢一样，这实在因为之前过于“劣迹斑斑”了。而且现在依然没人能保证，你一个外省人兴致勃勃跑到北京，就不会被某个服务业的服务人员冷不丁“上一课”，以致像徐坤一样终生难忘，非要把这种情绪宣泄在小说中，广为传看不可。
李星文为此撰文写道：“大学之内官气弥漫，是大学行政化运作的必然结果。为了追逐政绩，很多校长都像地方官员追逐GDP一样梦想着把大学‘做大做强’，校园里的高楼大厦和教学设备一年比一年豪华，教授们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一年比一年更多，只是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的质量并不见有真正的提高。大举贷款办学一度成了风尚，几年后很多大学负债累累，不是‘逼’政府埋单，就是卖地还债。”
但是，这种贵族精神一钻进胡同，似乎就串了味。天朝心态日益膨胀了城中居民的政治优越感，从而开始嚷嚷着要区别人之素质高低，以达到京城内99%以上都是“高素质”人口的“宏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列举上述种种怪现象，只是想要你对北京这座城市的“官味”有更充分的认识，使劲嗅一嗅，看你受不受得了。鼻子敏感，或者神经脆弱的人，似乎都不太适宜久居此城，容易急火攻心或慢性死亡。
易中天认为，“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大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况且，“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才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在天安门广场为真理而献身。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3.大院深深深几许？
按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
一个城市给外来人口设置的藩篱越多，越是能够看出其背后的狭隘和偏执。它的宜居指数和开放精神就值得怀疑。“北京包容性居全国倒数第二”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建国后迁入京城的新移民，早早地围地筑墙，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院中之院，墙中之墙，再一次构成了继四合院之后，北京城的另一副骨骼和框架。同时，也从这里孕育出了影响北京半个世纪的大院文化。
全国人民已经一次次见证了北京户籍面具下的“傲慢与偏见”，但这样的戏码还在变着法儿地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横亘在衣食住行，甚至爱情面前。
新中国刚成立时，军人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尽管“打江山”的老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多出身贫苦家庭，但他们的子女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红色贵族文化”。
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梦想，“让自由的人们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善之区。但如今的事实却是，一个外省青年通过自己努力可以得到一个单位的肯定，成为在京城里居住的一份子，却很难让这个城市接纳其为新市民，仍然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排挤，这不仅仅是北京的“户籍之痛”，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之痛”。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方言、高洋等人用骄傲的口吻高喊：“干部子弟凶猛，请勿靠近。”朱大可在他的新书中点评得很到位：“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在色调灰暗的大街上，军装显著地标定了他们显赫的身份，令这些‘动物’显示了‘凶猛’的表情，并在人民中散发出鹤立鸡群的气息。”
至于今后的路要怎么走，刘典很困惑。他说，艾丽前不久表示她正在准备出国，想去国外进修服装设计。刘典说：“也许这是故事最好的结局，总好过‘门不当，户不对’被踢掉，听起来逊毙了。”对于艾丽要出国的事，刘典只字不提“挽留”，女友也没要求他等她，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想留也留不住，那就随它去吧！”
跑马占地
刘典说，自从那次“登门提亲”闹得不欢而散之后，艾丽请了几天病假没来上班，回来之后对他的态度就冷淡不少，两人此后虽然也一起逛街、吃饭，但再也没提起结婚的事情了。
当画家陈丹青听刘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刘志丹是她的亲叔叔。陈后来才明白，解放后，一些领导人和社会名流的家，也安在胡同。
虽说，艾丽的父亲不过是个小科长，但因为手握实权，所以平时上门巴结的人倒也不少。母亲是某区的妇联主任，做惯了大小报告，更是官威十足。两人将近四十岁时才生了艾丽这一根独苗，所以从小就呵护备至。对于宝贝女儿的终生大事，两位老人步调一致，一定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官家子弟”，否则“不成体统”。周围的亲友也轮番上阵，一起游说艾丽，让她不要被情冲昏头脑。
与平民的大杂院不同，这些宅院大多独门独院，与邻隔绝，且多经过改造，有专用锅炉、厨卫设施。就因为刘家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
“因为小丽说她父母很传统，所以我想订婚的事情也弄得正式一点，就特意把我妈从乡下老家接过来，一起上门拜访。”刘典回忆起半年前的事，仍余怒未消，“谁料到，居然让我亲妈被别人夹枪带棍地奚落了一通，一个农村老太太，这辈子头一回上北京，愣是被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很惭愧！”
陈丹青后来在《退步集》里感叹说，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知道什么是好住房。比如康生的庄园，现在开放，叫“竹园”宾馆，就是昔日的王府。小德子、盛宣怀住过，里面有大树、老树，各种奇花异草，水池、台榭、回廊。而上海、南京的好房子是西式洋房，也给第一代官员住满了。
但是，艾丽的父母态度却越来越明确——反对，坚决反对。起初，看到女儿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外地小子领回家，母亲没有多说话，刘典便以为未来的岳父岳母是默许了。不曾想，当刘典再次登门，表示要和艾丽订婚时，被明确拒绝了。
但仅靠存量资源显然无法满足进城干部的住房需求，因此以单位为中心大规模兴建大院便成为一种选择。
28岁的刘典是个开朗的江西小伙，2007年在北京一家国企的内刊当编辑至今，善交际，人缘好，经常能赚到外快，因而收入还算不错，但靠他这点工资在北京买房是肯定没戏的。不过，刘典从不以为这是个问题，因为女友艾丽（化名）不仅与他是同事，还是他的顶头上司——这本内刊的主编，收入自然不会比他少，两个人即便在市中心租房，生活也可以很优质。而且比他年长五岁的艾丽，也是看中了刘典的热情和真诚，别无他图。
在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从木樨地北上，经白石桥到中关村，人们看到了首都北京的另一种城市景观。没有胡同和披着灰瓦的平房，也没有坐落在低矮的平房之中的王府或庙观。在这昔日的城外荒郊，大道两边，围墙连着围墙，院落连着院落。轿车进出的气势不凡的大门，显示着院落的身份。相当多的大门没有机关或部门的标志，只有一个神秘的门牌号。这就是关于北京“东富西贵”典故中的西边大院。
刘典（化名）就真正陷入了北京人的门第意识，无法前行，甚至产生了窒息的感觉。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北京女孩，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对方父母却以“门不当，户不对”这个在刘典看来，只可能出现在十点档古装肥皂剧中的台词，来阻止他们继续往来。
据说大院的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古时候的县衙或州衙，前面是公堂，后面是大小官员到杂役下人居住的地方，院墙一围，等级森严。而在北京人心目中，紫禁城就是最大的大院。
一个外来者想要融入这座城市的主流社会，是非常有难度的，尤其是当这个外乡人在这座城市里毫无背景。
“最有意思的是这种居住形式在故宫表现的最典型，前三殿后三殿，前三殿就是办公的，后三殿就是皇帝和大家起居的地方，而恰恰解放以后的这种大院正好是把由皇城到县衙然后到解放以后的形式，它都是这么演变过来的。”中国民俗学会燕京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巍如是说。
所谓包容性，是指外来人不仅可获得经济物质条件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生活圈子，安居立业，获得深层次满足感。包容性的调查包括：沟通、就业、就学、做邻居、子女结婚等七个问题。结果表明，在我国的主要城市里，尤其是北京，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见那么高。
而这一切都要从1949年开始说起，古老的北京因为新中国的诞生需要重新规划城市建设之时，却发生了单位与单位之间竞赛似的“圈地运动”，且大有各自为政的架势。
其中，在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北京包容性居全国倒数第二”，这一消息立刻受到公众的强烈关注。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沦落到如此地步，恐怕和北京人的优越感和强烈的等级观密切相关。
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为此致信聂荣臻，对一些单位未获得都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就随意兴建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办法若继续下去，在极短的期间内，北平的建设工作即将呈现混乱状态，即将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国内知名的调查机构零点集团公布于2006年4月开始中国城市宜居指数的调查，历时近一年时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深圳、大连、济南等20个城市的2553名18-60岁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并根据这项调查公布了《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
他希望聂荣臻“以市长兼市划会主委的名义布告所有各级公私机关团体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筑外，凡是新的建筑，尤其是现有空地上新建的建筑，无论大小久暂，必须先征询市划会的意见，然后开始设计制图。这是市划会最主要任务之一，若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市划会就等于虚设，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易中天用“圈子意识”来概括北京人强烈的等级观，以及各个阶层之间泾渭分明的差别与难以融合。“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一律高墙大院，壁垒森严，自成系统。北京人，就生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圈子意识’。尽管现在大圈子（北京城墙）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渐次消失，但‘圈子意识’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积淀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层，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当时，各机关为解决办公问题，陆续占用城内空房较多的王府，如卫生部占用了醇亲王府、解放军机关占用了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礼亲王府、全国政协占用了顺承郡王府、国务院侨办占用了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惠亲王府、外贸部占用了廉亲王府等。
尤其在北京的上层，门当户对的婚姻仍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如果你看到一位堪称英俊的男士，他的妻子却显得似乎不太般配，那么你可能会被告知，她是某某人的女儿，那位男士的内心显然很平衡。
而在城外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就被部队分完了，形成一个个大院，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国防学院大院等；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区，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了“谁盖楼中央就拨钱，谁就跑马占地”的现象。
门当户对，听起来就很老土。但这正是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北京人重门第、重学历、重背景的传统，恰恰与政治化相关。
从分布上看，复兴路上公主坟到玉泉路沿线，是军队大院相对集中的地方。“这是历史形成的，刚解放时，部队都在西边。”华远地产总裁任志强说。军队宿舍的住房相当宽绰，将军多半住小楼，至少两家分一个楼。大区一级机关还有大校楼一说，一套五六间房子。一般校官住的宿舍楼，都是三四居室。房间的面积也“不同凡响”，厕所里搁进一个浴缸，只占去一角。
门第意识
而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集中分布在从西便门、阜成门以西，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当时二环路就是城外了，最高时有78个部委，50多个都是在西边。三里河地区是机关聚集区，房子好，住房也好，过去是最好的区。”任志强回忆说。
若非要论到售票员与乘客的关系，上海显然比北京好得多。在上海乘车，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帮忙的关系。售票员经常号召“老乘客帮帮忙，往里面走走”，或让乘客帮助他“摆渡”（转递售票员够不到的钱、票）。在上海拥挤的车中，靠乘客“摆渡”是主要的售票方式，乘客之间互相“摆渡”（接力）也已成习惯，售票员和购票者都要向摆渡者致谢。而这在北京远未成为习惯，这正是北京售票员占据更多的空间，自己走到中门处售票的客观原因——文化的原因。
对于各个机关、单位“跑马占地”并一发不可收拾的现象，王军的《城记》中这样写道：
没有一个外省人是得胜的，他们几乎都是落荒而逃。北京城上的无形光环就把他们吓住了，那是一种北京情结，他们都是被自己的北京情结打败的。
由于各部门来头都很大，疲于招架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几成“拨地委员会”了。一位部队首长竟在薛子正的办公室质问王栋岑：“你们要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王栋岑哑口无言，只好要多大地块，就给多大地块。
外省人这个时候最理直气壮的回击就是，北京再好，还不是全国支援的？可是这种回击又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女售票员会立即跟上说：那怎么不支援你？
1954年，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报告，指出“在城内有空就挤、遍地开花，在城外则各占一方、互不配合，现在这种现象，必须停止”。
再自信的外省人到了北京，都要经历他在北京的第一课，北京公汽上的售票员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傲慢、自大，并且不容于人。这就是与北京相遇的“初夜”，再也无法忘记。
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建设计划是按‘条条’下达，各单位分别进行建设，北京市很难有计划地、成街成片地进行建设，至今没有建成一条完整的好的街道。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谐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
徐坤说：“这简直是一种创伤性体验。外省人进北京时的创伤性体验。这种创伤性体验，在他们进北京之初、在每一个人进北京之初就在心里打下了，活活被那些臭服务员的一嘴京油子给凿打上的。从此以后每一个外省人就要为成为一个北京人、一个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北京味儿的北京人而抗争。”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今后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门户‘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
真的是又失语，又失落。
到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在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规划工作者发现，北京的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
谁要是先看过北京天安门的红色，然后再遭到北京人用儿化音的一顿奚落，谁在这块地界上就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能做了。
新北京的政治风云和文化思潮不再从胡同中升起。新北京人和他们的社区——大院已经成为北京城市社会的主体。
毛榛忽然觉得，又失语，又失落。
大院文化
不就是仗着说了一口北京话吗？有什么可高傲的？
历史上的“北京文化”以三种文化为主要代表：以帝王为主体的宫廷文化；以官僚士人为主体的士大夫文化；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市民文化。那么建国之后，最能代表北京城地域文化特征的，就是“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了。
北京的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最先用他们呜噜不清的北京儿化音，用他们舌头卷曲得特别过分的当地土话，显示他们京腔京韵、生活在皇城根底下的老大自得和优越感，给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一个挤压式的印象，让他们立刻自惭形秽，从此就封住喉舌。
胡同文化其实就是北京市民文化的延续，而与之相对应的“精英文化”，在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消失之后，应该说由“大院文化”承载并发扬。
她还不知道，凡是初来乍到北京的外地人，都会先被北京的司售人员来这么一个下马威。几乎概莫能外，谁都被他们给打击、折磨过。
北京城的大院长久以来都是神秘的所在。直到1984年柯云路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和作为“京都三部曲”的前两部《昼与夜》、《衰与荣》，才真正将高墙后面的北京揭开了一角：大院里的北京。人们看到了进出于大院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客厅里的政治角逐，密室中的运筹帷幄，干部子弟的家庭沙龙，作家、记者、艺术家、研究生等的日常生活和上层北京的众生相。
毛榛也在一旁胆怯地扯了扯陈米松衣角，叫他不要再说。她真不知道，北京人的服务态度怎么会是这个样。
大院可分为两类，一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各部委或所属的机关部门；二是科学、文教单位、艺术团体，如高等学校、科学院各研究所、剧团、医院等等。部门大院是本部门职工的集中居住区；典型的大院，是集工作场所与生活区域于一体的独立空间。
旁边的乘客忙劝陈米松：“算了，小伙子，算了，算了。”
由于这些部门之间独立性很强，力图自成体系，横向联系就相对较弱。对于这种状况，国内将之称为“本位主义”或“部门所有制”，但国外也有人称之为“部落主义”，应该说颇为传神。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着？领导？我就是领导，你说你想怎么着吧？”
围墙封闭的广大院落内，居住人数上千人至数万人不等。每个大院都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小社会，设有礼堂、操场、浴室、游泳池、俱乐部、商店等等，有的则还设有幼儿园、小学、医院、粮店，以及邮电局、书店、储蓄所、附属中学、派出所等等。职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由单位包下，几乎都可在大院内得到解决，大院居民可以长年累月不出院落而维持正常的生活。
“你……找你们领导来。我不跟你说话。”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王府井，就说是进城了。”姜云诚，生于1960年代初，总后大院高干子弟。他回忆说：“从小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直到年纪很大了，才知道在大院之外，还有一个老北京。”
“我就这态度能怎么着吧？”
关于大院的“闭塞”和相对这座城市其他建筑而言的“难以包融”，《城市季风》一书中写道：“围墙所体现的戒备、排拒和防范心理，不能不说是闭塞、孤立、自足的乡村社会的文化遗迹，与社会化、公共化的城市生活不相容。作为比较，上海的围墙比北京要少得多，而且较为低矮、单薄。在1970年代之前，竹篱笆是墙的主要形式，即使康平路的华东局和市委机关大院、淮海路的宋庆龄宅邸也均为竹篱。与密不透风的水泥墙比，它显然多了些‘透明度’和交流感。”
“你这是什么态度？”陈米松血气方刚，一股火也窜上来了
大院不仅是新北京人主要的居住环境，也成为承载孕育新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的特定文化空间。如果不拘泥于大院的地理分布和各种具体差异——它至少包括胡同中的“深宅大院”、旧城区的国家机关宿舍区、城外具有综合功能的典型大院——不妨说，大院同时是新北京人的“文化社区”，从中生长出的，是与胡同中老北京的京味文化迥异的“大院文化”。
“怎么着怎么着，有嘛不清楚的？”售票员挑衅似的，声音一下子高八度，仿佛刚才他还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现在却一下子兴奋度被提升起来。
等级和资历的重要性在大院居民的身上和大院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陈米松说：“同志，你能不能把站名报清楚点？”
杨东平这样介绍：“和四合院各种身份职业的居民杂处不同，大院居民主要是单位职工。他们在大院内的聚居方式并非在社会流动和迁徙过程中自然形成，而按资历和等级分布。这在部队的院落最为显著。有将军楼、校官楼等等，以及与干部居住的楼房相区别的普通工作人员居住的平房。”
售票员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没呢。自己听着点报站。”
“工作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的重叠，既添加了较多的人际感情因素，又在私人生活空间添加了较多的工作和等级关系。同事关系转化为邻里关系，但这主要是‘同质邻里’，即资历、地位、年龄和住房条件相当的一批人。参谋和干事的妻子互相引为知己，正像大学住单身宿舍的青年教师互为邻里。邻居谈天的重要内容，是一轮大院（单位）内部的人事；邻居的造访，很可能是次日的会议通知。除非特殊需要，下级很少到上级领导家去串门；在极端的情况下，如纪律严明的部队大院，邻里之间仍以职务相称；即便是晨昏散步，路遇首长也要敬礼致意。”
陈米松只能自己继续费力地透过人缝看到站的站牌。下一站，售票员报的站名又没听清，陈米松忙又问：“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或许能更清楚地说明何谓“等级森严”：
那男售票员一听他是东北口音，连脸都没扭转过来一下，仍盯着窗外看天，半搭不理、有气无力地说：“没呐。”
两个小孩为了一个活动怎么搞争执不下，有一个父亲是参谋长的孩子过来协调：
吃过饭，他们又乘上公共汽车慕名赶往琉璃厂。一路上，听售票员的报站，牛皮烘烘，嘴里像含块糖球似的，呜噜呜噜，含混不清，又说得飞快，舌头一打卷，一嘟噜，“下一站，XXXX……”就报过去了，啥也没听清，像成心为难外地人。早上这会儿车里人多，看不见外面每一站的到站站牌，陈米松怕坐过站，就问售票员：“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你爸什么级别？
至于北京公交车售票员与乘客的关系，女作家徐坤在她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有过一段生动描写：
——上校。
直到1980年代初，北京老式的公共汽车上，售票员往往不能坐着工作，而是最后一个上车，在人群中穿插拥挤售票，劳动强度较大。近年来，北京的售票员才和上海一样，在固定的座位上售票——但是他们占据的空间未免太多了。为了方便他们售票，拆除了两个乘客座位，从而使他们可以从后门座位处走到靠近中门的位置无需别人传递而直接售票。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和乘客如此拥挤的情况下，拆除两个座位以方便售票员购票，这在上海是绝不可想象的。
——你爸什么级别？
这正是两地管理行为的区别所在：北京是从司乘人员角度出发的，而上海则是从乘客出发的。
——中尉。
北京与上海的公交车控制售票的方法，前者是控制出口（下车时验票），后者是控制入口（上车时购票）。在上海乘车，服务规范的售票员会主动提醒每一位刚上车者立即购票。他们的本事在与，绝不会混淆刚上车未买票的乘客与已经买过（或出示过）票的乘客。这两种办法在提高购票率上的作用估计差不多，没有明显优劣；但是，在上海乘车显然感到比较轻松、友善和自尊，不必像在北京将票攥出了汗，唯恐下车时摸不出来。此外，控制出口对售票员来说比较简单易行，不像控制进口那么费心。
参谋长的儿子果断地说：“听上校的。”
许多到北京出差的上海人，包括许多北京人都有过这种难堪的经历：下车时在售票员的逼视下和众目睽睽之中，狼狈地上下搜寻，找不到上车时购买的车票。
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对父母的升迁和一切能确立级别的参照物都异常敏感。“互相比的包括谁家有大内参、父亲的级别，打小就知道号越小级别越高。我们班有部长的孩子、部长秘书的孩子，也有司机的儿子。大家虽然都在一块儿玩，司机的儿子基本上插不上话，还会经常遭到取笑”。如今在北京城里“比爹”之风盛行，或许就是从这儿缘起的吧。
而最能集中体现北京服务行业质量的，恐怕就属这城里的公交车了，俨然一个微型的北京社会。
学者朱大可欣欣然说到大院文化：“王朔的作用把北京的大院文化推到了它的极点，大院文化的特点是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干部，这是第一，第二都是外地干部，他们的孩子都非常奇怪，他们都具有外地人的那种移民的某种特色，同时他们又尽力的学习原先的民族文化当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组合成了一种新的大院文化。”
北京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有句话叫，“北京人眼里，离了北京都是地方。上海人眼里，离了上海都是阿乡”。所以，在北京，有头有脸的先不论，就算再不济，也是皇城根脚下的人，也是爷。夏天光膀子在街上晃悠的，还叫“膀爷”呢。外地人去王府井大街走走，不买东西还好，要买，多一半会被气出一肚子气来。尽管王府井百货基本上年年都出劳动模范、服务明星，等级从市到国家，一个不落，但金街、银街的眼神还是那样白多黑少、语气还是那样的高低失调，态度还是那样冷热颠倒。
信息经济学家姜奇平从另一个角度说起了大院文化：“大院文化从本义上来说，在北京是一种外来文化，与北京土著不一样，它是进京机关部队大院干部的子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种造反的心态，他自己什么也不是，他还要砸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小孩不知从哪来的痞劲，最典型的就是你丫别跟我装孙子，稍微高我一点都不行，你要有什么价值高于我的，我就要啐你。”
对于这一点，有网友不无调侃地说：“在北京，你如果想要享受什么说得过去的服务的话，那还是趁早回家，洗洗睡吧，除非你是他大爷。”
“有趣的是机关里的人对家长的升迁比较敏感，经常容易提到某个人，谁的爸爸又升了什么官的，有什么职务变动了……”
北京人“耻于言利”的轻商观念，是服务行业落后和服务人员态度恶劣的根源之一。
这就是大院向外传递的最直接的信息，关于地位，关于身份，关于优越感，关于强烈的等级关系和严密的圈子意识。
服务落后
1994年，北京市政府下令，特别是沿街的建筑一律取消围墙，一种开放自由的信号从大院释放出来。
就商人而言，关心政治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北京商人常常钻到政治里，这势必导致市场意识的淡薄和迟钝，而商业行为容易随长官的意志变化而变化，对官场负责有余，对市场负责不足。因此，北京人的政治情绪往往对市场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容易染上投机色彩，表面文章做得有余，实干苦干精神不足。企业对市场缺乏敏感，官场考虑有余，市场开发不足。商人缺乏对商业的忠心，官气有余，“商气”不足。
1999年，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提出了“拆墙透绿”的建议。大院逐渐透明起来，“自然绿”映衬着“部队绿”。
而且，他们几乎十分相似地热衷于挣大钱，不屑于挣小钱，不知薄利多销之类的为商之道。因此，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餐饮业等，经数年的发展，仍处于质次价高，狠心“宰”人的水平，远远差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甚至也不如沈阳、哈尔滨等北方城市。
但是，当1990年代大院拆了墙，各大公共媒体都争相欢呼，认为大院的权威性在消解，“大院里沉淀的一些命题正和市民生活有所保留地融合”之时，有人却发生了不同的声音。
由于自身浓重的“政治情结”，北京商人俨然像是政治家，朋友聚会就像是政治家沙龙。北京商人侃起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就像高山流水，气势磅礴。因此，有顺口溜说，“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多口号，广东街头多广告”。北京人脑袋里装的除了赚钱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闻，胸中存的是独到的政治见解。有人曾戏言说：在北京街头，随便挑几个生意人，其政治水平都够得上外地县长一级的水平。北京商人做生意时，多喜欢带点官味，爱打政治牌。
作家北村认为：“你把墙推倒了，我认为这不是他们观念有什么变化，我认为这是外力强加给它的，比如说我们要做件什么事情，你必须走出大院到环线上去，这样你才能够抓住很多机会，因为这个法则是适用的棋盘是这么大的，不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
但是，北京的商业并不纯粹。因为政治和权力中心的缘故，从历史上看，北京的商业者首先是一种权力商业。在过去，从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抓钱，京都生意场都是官商的气派。在新时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点。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先生说：“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
有形的墙可以被拆掉，但是骨子里的隔膜并非轻易可突破，这就是所谓的等级，在层次与层次之间，通道很窄。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人的商品意识大幅度提高，在全民经商的热浪中，经商开始成为最时髦和荣耀的选择。
子弟凶猛
所以，你就不能怪近几年北京人频频跳起来呼吁“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口进京”，在他们眼中，那些提供他们日常生活的小商小贩，俨然都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下等人”。而这类戏码演多了，也就不好怪全国人民误会，误会北京真会干出“奥运期间驱逐农民工”的事情来了。
建国后进入北京的第一代移民的主体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为新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新北京人”，主要是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不过，他们的人格特征被笼罩在统一的政治塑造之中，城市和地域的特点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新北京人的人格形象是随着“第二代移民”的成长而彰显的，他们是政治上的“第三代人”。
由于北京人牢固的尊卑贵贱的世俗观念，许多北京青年宁可让家长“饲养”而不愿到服务业工作（大宾馆大饭店另当别论）。至今北京的裁缝、修鞋、修伞、修表、配钥匙、弹棉花、卖早点、当保姆之类工作，几乎清一色是南方人，尤以江浙和安徽人为多。一位外地来的“打工妹”感慨北京的钱实在太好赚了，她说：“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是钱，钱都没脚没脖子了，北京人就是不愿弯腰去捡一下。”比较而言，上海人对自食其力的小手艺人也持一种无所谓的平常心，没有特别的歧视，普通人如果有一技之长（例如会烧菜、会打家具）还会受到朋友、长辈的尊重。在北京，这可能被视为不屑一顾的雕虫小技。
作家罗永浩就是个“大院子弟”，住在通常所谓的“县委大院”，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大院子弟’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时不时地在家乡的校园里听到类似这样的对白：‘我操！老三昨天打的那小子是王市长的儿子，这下惨了！’那十来年间，中国官僚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劣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北京人的轻商观念，杨东平的观点是：
通常，大院孩子认为自己是新文化的代表，觉得胡同孩子土，把胡同孩子叫做胡同串子。胡同孩子由于父母大都是普通市民，居住条件也没有大院好，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觉得低大院一等，也就自认倒霉，就跟现在的乡下人明知道城里人挤兑自己，但也无可奈何一样。
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必然意味着轻商、轻民生和非生活化的倾向。
文革之前，大院孩子跟胡同孩子，甚至连上的学校也不一样。这是典型的阶级隔离。文革开始以后，教育革命废除了特权学校，小孩子们一律就近上学，于是大院的孩子跟胡同的孩子，都在一个学校读书，但是基本上是大家个玩个的，阵线划分的十分清楚。
北京正是穿着政治的外衣，借助“首都”的身份，才显得活色生香。如果剥离掉“首都”这个符号，那么北京还剩下什么？杨早（《北京的城市性格》）说：“被剥离了‘首都’符号的北京，说好听点，叫做‘文化城’，当年汉花园的一班诗人，径直便叫它做‘边城’。可不是吗？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欲与边防需要（明），或是意图保持统治者与发祥地的血脉连系（清），何苦将首都放在与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遥的华北，让漕运成为一件耗力费时的大难事？”他认为，“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悬空的城市，消费着‘首都’的种种，如政治权威、文化发达、金融便利，等等。”
大院里的孩子父辈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苦革命斗争后进入了北平城，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革命精神、英雄气概也沿续下来。表现出的是强烈的正义感和对社会现实的包融性气质。但随着社会身份与级别的确定，在这些英雄们的后辈人身上所体现出来则是另一种出身高贵的红色家庭特质。
易中天说：“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首先，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姜云诚说：“我们院有奔驰车，去外地可以坐飞机。很多东西在地方上买不到，大院里面都有特供，我小时候还吃过M&M的巧克力豆。当时放内参片的除了人民大会堂、军博、政协礼堂，我估计最好的就是总后的礼堂了。全是真皮座椅，雕龙画柱。那时我父亲在军队的文化系统，我能拿到一些特殊的票，提前混进去，从晚上7点一直看到凌晨3点钟，而且是同声翻译。”
比如文化艺术现象在北京最容易引起轰动，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北京各阶层对文化艺术强烈的政治关怀。其参与和投入的程度之深，是上海人难以想象的。上海人通常只以“好看”、“不好看”这样的平常心看戏和评论。而在北京，人们则会从政治背景、人事关系、领导人态度等各个角度分析、揣摩、猜测、评论，搞得满城风雨。也确有各种人物在这一过程中或察言观色，或推波助澜，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剧。
他说上世纪80年代后放的电影，包括《人证》，还有一些现在都不敢公映的片子，他以前都看过，只不过“遭遇”某些关键情节，放映员会伸手去搅局。那会儿姜云诚有一个小本子，看完一个片子就赶紧把片名记下来，跟别人去比。你看过哪个，我看过哪个，这代表着“份儿”。
然而，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所说：“政治的泛化，造成了一种政治化思维，其表现之一，是宏观思维。这是那种居于中心或高层的人居高临下、从大处着眼的俯视角度。”
姜文所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姜云诚认为有一处不精准：“可能是他那个院儿级别比较低。真正的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陆军的穿三接头皮鞋、一身绿军装、运动蓝短裤。最不能容忍的是连内衣和袜子也穿军队的，再套双军胶鞋，那是土鳖，将遭到大院孩子的巨大鄙视。”
正是天朝心态让这位北京青年油然而生一种“正统感”和民族大义，这是北京人性格中的可爱之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对北京人生活的重大意义。
我可以穿三接头皮鞋、将校呢，你只能穿大胶鞋、懒汉鞋；我家有票，可以骑永久13型自行车、锰钢转铃，你不能。优越感和对奢侈品的欲望就是这么一点一滴滋生的。
所以我们常常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有这样一位北京青年，留美归国后担任美国某大公司的中国总代理，这个职位在别人的眼里也许风光无限，但他经常处于一种心灵的煎熬之中，因为每做成一笔生意，就意味着他替美国人在中国赚了一笔钱，尤其目睹了部分有权势者在对外合作中的中饱私囊，他更是痛苦异常。为了解脱自己，他最终辞去该职，再度赴美工作。三年前一个小老板给北京一家青年杂志写信，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经商过程中道德在沉沦。由此在该杂志上引发了一场讨论。但广东人却对此事嗤之以鼻，他们说：有什么好讨论的？该干嘛干嘛就是了！
1970年初，姜云诚去一个女生家玩儿，震撼之感直到现在都忘不了。“她家有电视机、电话、《列宁在十月》里的那种大皮沙发。当时北京电视台才刚刚成立，能看到电视的凤毛麟角。这女孩从来不去澡堂，她家里有独立的卫浴，浴缸、坐便器。这是真正的高干，真正够级别。”
话剧《茶馆》中常四爷就因议论时政而入狱，王掌柜也不断地提醒茶客“莫谈国事”。数百年的政治中心，目睹着潮来潮去、城头变幻，北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的风吹草动息息相关。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这几乎成了所有北京爷们的共识，“天朝心态”也就不足为奇。
但对军队大院的子弟而言，他们现实最大的感受却是被替代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军队有特殊待遇，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优越感被逐渐地削弱。首先是经贸系统的人可以直接得到经济上的特权和利益，慢慢地人人都可以创造物质条件。哪怕我是街边扫地的，也可能一夜暴富，买奔驰车，同样用眼光鄙视你。”一位高干子弟说。
正是这种天朝心态，在政治中心的巨大官场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北京人成了中国最崇尚政治的一群。
朱大可认为从1980年代以来，邓小平进行了军队的大裁减和军官大换班，老干部纷纷离休，交出了手中的权力。知识神话和学历崇拜卷土重来。大学校门重新对全体平民开放。“军人子弟作为社会中坚分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身份的优势崩溃了，军人子弟在社会变迁中遭到重创。他们的敌手是学院、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个新型的群体从大院青年的手中夺走了最好的职业、薪金、生活方式和社会升迁的机会。”
顾颉刚就于1925年感慨道：“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弄得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代表计划经济产物的大院日渐衰落下来。
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阶层区分极为鲜明。政府官吏和知识分子，几乎组成了另外一个城市。完全可以想象，多数来自外地的知识阶层与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隔膜，北京作为首都又是怎样将举国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踪和大学风潮上。与上海和南方的理论研究注重实用、围观、可操作性相比，北京的知识分子特别热衷于那种整体的、宏观的、战略的和方案的研究。那些身处国家机关和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处于“中央的”信息圈之内，便潜移默化形成了一种“中央思维”，往往不自觉地用政治家的思维模糊了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
但是，“大院子弟”不再走俏，并不意味着北京城里就此没有了一群身份特殊、具有优越感的子弟。
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着，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
2010年《GQ》七月刊上市第二天就被紧急召回，重新印刷面市的杂志中，一篇名为《开超级跑车的孩子》的专题文章被撤换了。该文描述了“富二代”的生活以及北京独一无二的“超级跑车俱乐部”（简称SCC）。
正如作家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男人可以游戏人间，享受女人爱慕，但终有一天，却可以为了一个女人的幸福，隐身在世界的一角；也可以，开着鲜绿色的兰博基尼，在加速的一瞬间，带着酥麻与振动，和性快感接近，成为开着超级跑车的中国孩子。他们，便是胸怀大志，但目前却无力可施的财富第二代。”
自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至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复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五百余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清末民初，满汉杂处，而且大量来自外地的官吏、教员、学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独有的公共空间。
上述就是该专题中的一段文字。写了这篇关于“超跑俱乐部”文章的记者说，俱乐部的发起人张宽找了他，并称很可能起诉《GQ》。据张宽称《GQ》记者在被采访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录了音，而且公布了不应该录下的内容。
有人说，上海人排外，是因为他们崇洋，以“虽是土鸡生的蛋，却是洋鸡孵的蛋”为豪；燕人排外，则是因为他们媚上，以“天子脚下，舍我其谁”为荣。
一个自称是俱乐部会员，名为“梦牵”的网友在网上发帖指责《GQ》，说文章以清教徒似的高姿态来抨击富二代奢侈风流的生活方式。帖子说：“一个宣传奢侈品的杂志怎么能谴责奢侈的生活方式呢？”
爱参政议政是北京人的特点，而社会生活的广泛政治化，也使这座城市形成了其独有的性格：自居天朝的“正统感”、“耻于言利”引发的服务业落后，以及强烈的门第意识，等等。天朝心态
其实，正是这种过分耀眼以致“刺眼”的奢侈方式，才会引起公众如此的兴趣。尽管杂志上市第二天就被召回，但仍有人买到了，并将全文转帖至网上，针对“富二代”和“北京超级跑车俱乐部”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
有一项关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城市居民总体阅读习惯的调查，结果发现北京和广州期发量最高的都是都市日报，上海是生活服务类周报，深圳是文摘类杂志。在北京销售量最大的报刊类别是新闻类报纸，这一类别的报纸包括以《北京晚报》和《京华时报》为代表的都市报，以《参考消息》为代表的国际时政消息报，也包括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综合类周报，这一类报纸在北京，无论是进入期发量前30名的报刊种类数量，还是占前30名期发总量市场份额都明显地高于其他城市，以11种和54.35%的市场份额占据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
北京6月30日新闻报道称，“超跑俱乐部”的130个成员拥有总计超过160辆奢侈跑车。其实SCC俱乐部并非完全是个传说，早前于2010国际车展开展时，媒体即爆出其会员集体驾车在车展集结的新闻。
于是，政治成了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人和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
一篇名为《权利与青春：开超级跑车的中国孩子》的文章称：“这是一群生活在消费中而不是生产中的人，消费能让他们享受到巨大的权力感，成为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生活引人深思，从那一辆辆白色的阿斯顿马盯银色的保时捷、红色的法拉利，中国的未来在跑车和父母的用金钱邀请的‘保姆’中，被一种安逸、逍遥的浓雾所笼罩。”
北京与上海不同，晚清以来，这座城市从未像上海那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埠存在过，城市平民的生活也从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长的政治化历史严重地遮蔽和剥离了北京作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首都”。
“当面对国外媒体问及为何要购买顶级跑车时时，他们的回答也格外耐人寻味：Becausemyfatherisveryrich.”
1.胡同里的“贵族精神”
文中的“国有金融企业”、“年轻富人圈”、“北京CBD的高档别墅”等等词汇相当扎眼，其中的人和物，对于京城的“北漂”或“蚁族”们来说，可能即使再奋斗18年，也很难与之一起“喝咖啡”。这中间不存在对与错，只有幸与不幸，或者是平等与不平等。
但是，大院文化、大院子弟的优越感，以及他们作为“官二代”、“官三代”的特殊身份所引发的社会优势资源倾斜不公等“谣言”，或许才是这座城市深深隐藏的猫腻。
结语
除了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刻意忽略之外，北京人骨子里的“官味”也是这方水土的特产。罗大佑就曾无限感慨：“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这种俯视众生的官架子自然会给平凡的生活带来重重矛盾。
显然，北京是一座男性化的城市。满世界都是爷们味，或者说，满大街都装作是你爷。这里天天都上演“傲慢与偏见”，让人防不慎防。就算是龙应台那样事前就对自己强调“不要生气”，到头来还是被逼着和人吵架。
一位北京女性揶揄她刚离婚的丈夫：“他老说周围的人都是短期行为，他要考虑的，是中国的事，而且是中国二三百年后的事。但是他对自己家中两个月后的事却不知所然。”北京人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没办法，人家久居权利中心的优越感，是你一个外来者无法体会的，除非你也成为其中一员。但是请注意，北京城里到处是圈子，大圈套着小圈。作为“大院子弟”的陈凯歌其实深谙此理，所以也就难怪《无极》一片中的皇宫会被戏称为“一盘蚊香”，实在是导演潜意识里的文化和审美，被北京这座城市浸染太深——权利就是如此，跑马占地，画圈为政。这中间的层层递进，以及等级秩序，是不会允许一个外来者随意进出的。
要生活在这座城市，除了适应城里的建筑、交通、物价和空气环境之外，城里的人更是不可忽略的。想要融入北京城，就得学做北京人。而北京人关心政治、爱摆官架子，以及大院子弟们的优越感，无一处不透着“势利”二字。
大院的墙虽然被拆了，“大院子弟”虽然不再是“紧俏商品”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没有人永远16岁，但永远有人16岁”，年轻的富人在这座“心脏”城市绝不会销声匿迹，他们喜欢待在中央，因为中央代表身份，也是各种优势资源的集中地。还是那句话，对于这群人，即使你再奋斗18年，也未必能与他们坐在一起喝咖啡。其中真的不存在是非对错，如果你觉得不公平，那么你还有另一种选择：抛弃这座让你深感不平等的城市，扭头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