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芒注重各种细节，她每天都在想，这个活动应该是什么样，她想出一个新东西就要立刻实现，这是她这么多年能成功的原因。”徐宁说。2012年5月，芭莎艺术在香港举办了艺术之夜，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邓文迪等知名人士、机构、香港藏家都会到场。“这个活动在香港，比内地操作难度大得多，同时它的规格又很高。工作人员已经非常辛苦。”
苏芒不愿意谈她与他们的交往细节，“不能告诉你，”她的态度很坚决，“整个交往你得花时间，很多时间，不是你花了两个小时去采访或者花了三个小时去跟踪，我说的时间以好几年来论。”
但就在开幕的前几天，苏芒在同一个酒店里参加了另一个晚宴，与艺术之夜更符合国际礼仪的“长桌”不同，这个晚宴使用了“圆桌”。她觉得非常完美，立刻要求团队修改全部方案。当得知改成圆桌需要增加60万预算时，市场部的人感到无能无力，不敢自己面对苏芒的他们叫上了徐宁。
为了吸引王菲，苏芒在那一年特别把自己的善款捐赠给了嫣然天使基金会，华谊、李连杰、成龙等同样拥有名流资源的基金会也得到拨款，这些都保证了芭莎慈善夜的明星质量。
苏芒听到后一下子就崩溃了，她指责他们，“你们动不动脑子!我去哪找60万，你们什么事都让我想办法，能不能承担点责任？”她突然一下哭出来了。
“我那些明星可不是假的，”苏芒忽然认真了起来，他们不但有周杰伦、成龙、章子怡这类娱乐明星，还有马云、张近东等商界人士。
“我认识她七年，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哭，她以前都是因为感动，比如讲完某个话，或者慈善夜成功结束时，但这一次我看到她真的是出自一种绝望和无助。”
芭莎明星慈善夜以名人众多闻名，这些关系大多来自苏芒个人。去年是这个慈善夜创办的第十年，那个夜晚，苏芒决定挑战全新极限—邀请100个明星与100个模特。
“事实上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她就是这样，对每个细节太注重。她问我，刚才她是不是失态了，我说你确实失态了，她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老板如果做这一件事让你这么不开心，你为什么要去做呢，我其实想告诉她，她其实很累，很辛苦。”
当苏芒走进国贸三期的宴会厅，她眼前的一切正从无到有被搭建起来。在大厅前方，一个巨大的书形舞台将被作为投影背板播放画面，整个空间被幽蓝高档的光晕渲染，工作人员为此已经工作了两个通宵。当看到这些，苏芒立刻兴奋地全场奔跑，不断地喊，“这个太震撼了!这怎么可能啊？建一个城市啊!你们老板我做事不惜一切代价，我们要干死了!”热情洋溢，动辄兴奋，眼睛闪闪发亮，拥抱着她的工作人员。
但很快，苏芒又回到了她原来的价值观中，在一次中层会上，苏芒跟所有人说徐宁批评了她。
扶梯上到二楼，一辆新款辉腾轿车被摆在红毯起点，任何来参加慈善夜的明星都必须经过这辆汽车才能入场，他们需要在这里与它合影。辉腾在今年是第二次赞助芭莎慈善夜，苏芒将其归结为慈善夜为明星与品牌制造出的亲密关系。“去年李亚鹏和王菲在一起的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在这辆车前面拍的，”苏芒说，两人离婚后，这张照片在网上大规模传播，所有人在那一刻都看到了他们背后的辉腾汽车。
“她不是说我做得不好，而是把这件事当作了一个工作态度，觉得我敢这么去说她，她觉得特别好，她希望每个人都这么做。……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吸引她的，就是她要做得比别人好，包括这个晚宴，她当时的崩溃也是因为她可能已经在同一个地点参加过一个晚宴，她能看到我们的东西不如别人好。”徐宁说。
第十一届“芭莎慈善夜”开始的前一天下午，出版人苏芒来到国贸三期二楼的宴会厅，作为创始人，她将在慈善夜上第一个发言，被要求提前来这里排练。
超越
“时尚杂志应该是传递伟大精神的，代表顶级的梦。”
2012年的慈善夜苏芒筹划了九个月。对于任何一个追求卓越的人而言，邀请一百个明星都让人心生畏惧。8月26日，苦于如何筹办第十一届芭莎慈善夜的苏芒去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王潮歌执导的《印象国乐》。
撰文 季艺
那时距慈善夜还有一个半月时间，负责这场活动的公关公司已经准备了三四个方案。“这些都不对，我要的是改变，现在没有做到本质上的改变，他们就是把一个方舞台换成长舞台。”苏芒说。
我是苏芒
王潮歌是一个擅长用那些宏大景观渲染情感的女性导演，《印象国乐》则来自她对中国民乐演奏者在现代遭到冷落的不平。
(周思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这场演出中，王潮歌并没有只是让演员们演奏乐曲，还让他们开口讲述自己的命运。当观众们途经售票口、剧院大厅、长廊、电梯与咖啡厅时，所到之处皆能看到民乐艺术家的表演：管乐演奏家与他的妻子，一个笛子演奏家以音乐向对方告白；二胡演奏家诉说了自己从小学二胡，如何因二胡而安身立命的经历；琵琶演奏家携学生等依次登台表演……以感性的个人化方式，讲述演奏家与音乐之间的真实故事。
夜晚很快来临。老人涌进体育馆，扭起舞蹈，热闹的歌声飘荡开来。是时候告别了。他匆匆起身，转眼消失在夜幕中。
42岁的苏芒出生在济南的一个古筝世家，五岁不到时，苏芒便被逼迫天天弹奏这种乐器，“就跟家长逼弹钢琴一样，它培养了我很大的耐力，但我一直很不喜欢。”苏芒说。15岁那年，因担心偏科严重的女儿考不上大学，苏的母亲通过关系让她比同类人更早尝试高考，“想考一类大学分数又低的就是音乐学院，否则我不可能来到北京。”比起枯燥的乐器，苏芒喜欢的是浪漫主义文学。在大学时，她开始写爱情小说与诗歌，一种“年轻人一听就明白”的爱。
何宗礼总是紧张，这导致他成绩平平。我和缪云飞一块去看他时，他训练了一整天，满身是汗，还要连夜赶往成都去实战。坐在体育馆台阶上，他们淡淡讲些往事。偶像拳击手米盖尔·库托被打败了，自己依然热爱他；母亲还像过去那样担心，总在电话里问受伤了吗，他也掌握了一套转移话题的搪塞说辞。他不怕受伤，却前所未有地害怕失败。他放弃过，在家乡待了一些日子，最后去找齐漠祥，齐鼓励他不要放弃。他忍不住想，这是漫长而封闭的道路，如若失败，还能适应社会吗？过去是那么热爱拳击，一上场便幻想米盖尔附体，现在他只在乎成败。他分不清，究竟是自己想练，还是自我逼迫的结果……他想不了那么多。他将最后通牒推延到下一场全国比赛，那时他将决定去留。
这种对民乐者命运的渲染令苏芒回忆起了自己作为古筝演奏者的遭遇。“你可以去歌厅，可以去夜总会，你可以去看电影，也可以去跟朋友吃饭，为什么来看一场国乐表演呢？其中一个人说他吹笛子已经30年了，另一个人说他下辈子还要吹笛子。”这种迫切的呼吁一下子让苏芒“热泪盈眶”。
缪云飞对现实有一种强大的接受力。他似乎不怎么惶恐，仿佛早就洞明，生活就是这样啊。我在西昌见到他时，他独自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随时等待老板的指令。他是一名助手，他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有时，他会去看望兄弟何宗礼，他仍朝着奥运之路奋斗呢。
当晚朋友圈里，苏芒用一段长长的现代诗式的语言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今晚，在国家大剧院，听王潮歌和中央民族乐团创作的《印象国乐》，从五岁开始学古筝的那些似水流年，翻涌而来……我生长在音乐里的前20年，已如隔世之远，箜篌、筝萧、琵琶的琴弦……流泪听琴声，不堪少年!它是那笛箫绵长的悠叹，筝圆浑的悠颤，紧紧的琵琶密密麻麻，我那民乐里的少年……我放弃了你，你却永远在我心里，从没有离去。
但他害怕电影公映。那记录了母亲在田地里拒绝他的镜头。他理解母亲，“农村谈什么理想呢？”他解释说，母亲也有他人所不知的柔情，怕他伤人，更怕他被伤，念叨着就算有了钱，没了健康又有什么意义。
相信共鸣并擅长利用这种情感力量符合苏芒一贯与世界或他人的相处方式。苏芒常常把自己做杂志的动力归结为第一次去美国培训与当时Cosmopolitan的主编见面时的场景，当对方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做杂志是要帮助人”时，苏芒从中获得了力量。“这句话深深刻在我的心里。”苏芒说。也是从那时起，苏对她所从事的事业开始保持惊人持久的勤奋。
缪云飞也被叫来看片子了。他抱着齐漠祥大哭，并不自怜，只是回忆复苏，原来有过那么美好的时光。他怀念被齐哥唤醒的清晨，绕安静的船城长跑一圈，感觉世界属于自己。
GQ的主编王锋曾是《时尚先生》的主编，当谈到和苏芒的交往时，他回忆起的是苏芒说自己会常常一个人在家夜里看庄子和古诗词，读到泪流满面。
她经常幻想。自从拍了纪录片后，幻想得最多的是当演员。当她看到纪录片时，发现自己的段落几乎都被删掉，又看到师兄缪云飞放弃拳击，睡在成都乱糟糟的工地上，不免失落起来。
在为《印象国乐》哭泣之后，苏芒在一周后的一天忽然意识到了这里有她所需要慈善夜达到的情感力量，她应该邀请王潮歌来执导芭莎慈善夜。
第一次见到周雪梅时，她正在宿舍写拳击笔记，另一个本子贴满体育明星的励志故事。她喜欢张喜燕(中国第一位女拳王)，但觉得职业拳击太刺激。有时想走奥运道路，也是漫漫长路。齐哥的比赛后，她觉得一切都变了，齐哥沉默寡言，世事冷酷无情。她对未来忧心忡忡，也不敢投入，要是落得一身伤残，爸妈怎么办？
就这样，王潮歌在把第十一届芭莎慈善夜的舞台变成了一本翻开的书，整场慈善夜将被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展开，就像一场戏剧，苏芒、李冰冰、成龙、沈南鹏等戏剧中的角色将作为这场舞台剧里的演员登场，以声情并茂的诗朗诵诵念着自己的慈善经历以及与《芭莎》的故事。
她母亲说，只希望女儿走出他们的命运。她也从不看女儿的比赛，怕心疼。女儿总是打电话诉说痛苦，她安慰说，太累就别勉强了。听到这，女儿就会决然说，我要坚持。
而穿着红色礼服的苏芒，则要从一个十米左右高的舞台上，在一群少数山区民族少女的搀扶下第一个走向观众，舞台在这时开始呈现出风雪交加的氛围。
周雪梅看起来很愉悦，她走了一大圈，试了一拨又一拨，最终挑中了一条窄脚裤和青花瓷花纹的鞋子。她抱着它们，满足地回到训练场。仍惦记着家人，“将来我要让他们过上好生活”。
“你们已足够有名，也已经足够成功，为什么现在还牵挂着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去帮助一些贫困的人呢？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大家心里都有一颗慈善的中国心。”苏芒表情真诚热烈，大眼睛闪着兴奋的光亮，雪白的牙齿被精心打理过。
回到船城，我陪她去逛街。运动休闲品牌都开到了这儿，满街的服饰小店传递着青年们的时尚。
来之前，苏芒在《芭莎》12月刊拍摄现场绘声绘色地为章子怡描述过这个场景，随后，她朗诵了这段台词。坐在化妆间镜子前，章子怡皱着眉头听完后问苏芒：“我能指导下你吗？你能不能不要把所有的调都往上扬，你不能一直往上，要有抑扬顿挫。”
回城汽车拐过村口时，我看见母亲站着目送，坐在车里的周雪梅并不回头。她后来说看到母亲了，她怕眼光交错时又要流泪。过去许多个回城的下午，她都抓着钱，坐在车上默默哭泣，她想维持体面，也知道父亲母亲多不容易。
戏剧与亢奋
这一周，周雪梅除了要120元生活费、200元课本费，还要了160元买两条裤子。裤子只被批准了一条，她似乎是生气，或是难过，黑着脸站在院子里，父亲在背后默默看她，母鸡在脚边踱来踱去。
全世界的奢侈品界都是一个极度戏剧感的地方，苏芒和她的《时尚芭莎》尤是。
母亲是个本分朴实的妇女，她说，钱都花在女儿身上了。女儿也有回报，2011年在会理举行的锦标赛上，冠军周雪梅拿到4000元奖金，这是齐漠祥向朋友拉来的赞助。她一回家就交给了母亲。
作为一本时尚杂志的主编，无数刚来到中国的公关公司想要拜访苏芒，如何让她抽出时间约见则需要运气。其中一家公关公司预先快递来了一个LOEWE的手提包，当拎出这个包时，苏芒像一个被哄开心的孩子一样跟助理说：这个可以接见，这个可以接见!
周雪梅总是想家，回到农村，又迫不及待想到城里去，城里也让她尴尬：只要走上大街，就得花钱。她这么向我概括城市的本质。
10月15日是苏芒生日的前一天，由于生日当天苏芒要飞往巴黎参加曾梵志的画展，时尚圈的品牌和她的下属决定在这一天为她献上礼物。当她得知正在她的办公楼下拍摄徐克时，苏芒从办公室的花海中拿起一盒玫瑰决定前去探望。
周雪梅和我走在家乡小路上，讲述过去的一年。这是一个愉悦的周六下午，山间安宁，阳光和煦，小船停在湛蓝的水库边。孩子们并不留恋自然的美好，他们更喜欢看电视、玩游戏、在手机上聊QQ、写些惆怅的句子。
“真是碗大的玫瑰。”苏芒在电梯间里情不自禁地对她的编辑们说。
她站在我面前，高高瘦瘦的，我一下就认出还是去年那个对手。我很激动，一紧张就没力气了，我拼命打她的肚子，她就把头抱住。比赛不知不觉结束了，我和她握手，才知道我赢了。我呆呆走下来，听到有人问我要去哪里，一看是齐哥。我左右看一下，眼泪就掉下来，突然觉得很轻松，可心里一下空荡荡的。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锦标赛。我赢了。我竟没有很高兴。如果这是在齐哥比赛之后那一场该多好。可惜不是。
在堆满了各色甜品和糕点的徐克化妆与换装的房间里，苏芒把鲜花递给了他。
六
“您这一部3D真的更细致了，”她这么评价《狄仁杰2》，“我代表我们办公室送您这束花，真的很美丽很美丽!”苏芒说，“让您开心一下!”
这个夜晚，周雪梅招架不住对手的进攻，一直退到角落里。她有点儿恍惚。
“碗大的玫瑰。”她的编辑在一旁立刻补充。
推销汽车的刘亦刚站在一边看着，他白皙帅气，像青春漫画里的人物。他轻声说，有那么几年，他每天都在研究世界拳王们的比赛，他总是觉得，自己和他们打，一定能赢。他从未告诉别人，只幻想着。也说起那时和缪云飞去昆明的计划，终究自己已经18岁，该自力更生了。他去KTV当服务生，生活骤然压来，计划便渐渐淡忘。他曾把放弃的痛苦记录在QQ空间，后来也删掉了。
“我很少收到花，尤其是玫瑰花。”徐克有些尴尬。
周四晚上，第一次实战。他们闪闪躲躲，打着打着就摔倒在地上，齐叔在一边怒吼：你们要战胜心中的软弱!
“我们也这么想的。希望您一切顺利!”苏芒一直保持微笑。
眼前有不少是新招的队员，十一二岁的模样，怯生生站着。他们就像当年的缪云飞，或是张远雄、何宗礼。只是，他们不再叫齐哥，而是齐叔了。
“那我先来试一下，免得到时候进不去。”徐克指了指那些衣服。
把他送到运动场时，孩子们正一排排站在黑暗的冷风中，安静地出拳收拳。跑道边的电灯短路了，齐漠祥一下清醒过来，爬上台阶，咬开电线，重新接上灯泡。孩子们哇地叫起来，又恢复亮堂了。
“是是是!您在那边休息休息。这束花很美的。那我们上去工作了，我们照个相可以吗？谢谢谢谢!祝您成功!”苏芒说完走出了化妆间。
从前的徒弟、重庆特警张远雄也回来了。齐漠祥比赛时他去请假，被斥责一番：全城都忙着搜捕周克华呢。他年轻热情，意气风发，敬了一杯又一杯酒，说了一个又一个重庆故事。扭头一看，齐漠祥醉倒了。
经过摄影棚时，她看到了地上铺满的样衣，铺满了十几平方米的地板，“好大的卡司!”苏芒再次情不自禁地赞叹。
从台湾领奖归来后，世界又变了一次。不管如何，领导们正式研究起他的编制问题，还表扬他多年来默默无私的奉献。他陪看了一遍又一遍片子，重温了一场又一场比赛，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祝贺。
“你经常会和别人说祝您成功吗？”我问她。“没有啊，刚才实在忘了该说什么了。”与以上的所有对话一样，苏芒不假思索，毫不在乎。
从成都开往会理的火车上，他向我讲述了这一切。许多夜晚，他的梦都笼罩在比赛的氛围中。人群冷漠地散去，自己像是世界的弃儿。“日本人走了，我还留在家乡，家乡跑不掉，”他说，“打了一场比赛，我还是我，世界全变了。”有时他以为自己走出来了，有时又觉得可能永远都出不来。
与世界上所有依靠独特性格闻名的时尚杂志女主编一样，苏芒同样擅长制造戏剧效果，这种戏剧效果让人们对她产生向往，乐于讨论她的行为。关于她的这些讨论时而轻浮、拜金，时而充满幽默感、感染力，以及一种让人喜欢的少女般的可爱。
2012年春节，齐漠祥去美国看《千锤百炼》首映，大雪纷纷扬扬，他安静地坐在电影院里。比赛画面忽然跳进来了：他站在擂台上。回忆猝然苏醒。过去半年，他失忆了一般，怎么也想不起怎么打的比赛。走在船城的大街小巷，异样的眼光和闲言碎语不断在提醒，比赛真真实实发生过。日子像白纸一天天翻过去，终于翻到了回忆。他哭得没法站起来。
在时尚圈关于苏芒的传闻中，有一则发生在《芭莎》刚刚创刊时。快过年了，一个美术编辑因加班过久，女友在楼下威胁要和他分手。苏芒知道后，立刻把这个女孩叫到自己办公室，不断表示自己的歉意，接着，她打开一柜子的化妆品再次跟她说：真对不起。你想要这些东西吗？随便拿!
五
苏芒喜欢强调这本杂志和她拥有的一切是她和编辑们共同的梦，那些物质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有编辑进入她的办公室时，她常常戏剧性地指着那些化妆品与奢侈品作出保证：这些都是你们的，我为你们而工作。
两人按着网上的地址，找了三天，无果。打电话问拍纪录片的姐姐，无人接听。后来才知道她去了国外。但在当时，他只感到人走茶凉的心灰意冷，便悄悄离开了昆明。长途火车上，那男人发来短信：希望我是你骗的最后一个人。
不过，与安娜·温图尔因优渥而导致的冷漠与疏离不同，苏芒的戏剧感来自于她的兴奋和乐观，擅长与下属缔造一种共同的事业，以及一种为事物赋予迫切意义并让你感受到其真诚的能力。这种乐观就像每一个处在这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一样。
过完年，他就动身去了昆明。他计划找到拳击俱乐部后，就一边打拳一边在昆明打工。火车抵达昆明，一切都很陌生。他摇一摇微信，加了当地网友，一番聊天后，对方表示自己是同志，他骗说自己也是。第二天，男人就来找他了，给他租了房，还陪着寻找俱乐部。
李冰清曾经是《时尚芭莎》驻上海的编辑，“她当时看我写的一些稿子，”李冰清那时刚从学校毕业，“但当另一本杂志也说要我时，她突然变得很紧张，她那时正在度假，就让编辑部主任一个个电话打过来，问我为什么不来《芭莎》。”
缪云飞平静地说起这些，18岁出门远行，被骗，也骗了人。他凭着本能，应对扑面而来的世界。
第一次接到苏芒电话时，苏芒用她的方式激励李冰清，她认真地告诉李：从此之后，这本杂志南边的大门就由你来掌管。这个铿锵有力的信任发出时，她们甚至还没有见过面。
临近过年，他揣着挣到的6000多元回成都转车，一名QQ好友去接他，把他送到传销点，让他缴纳7000元入会费。他佯装兴奋，讨价还价一番，表示回家过完爷爷生日就回来，最终才逃脱了。
“她永远都觉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她的一个特色。”李冰清说，“不过作为新人，你会因此特别有斗志。”
缪云飞从成都工地动身去了上海。朋友介绍他在KTV找到一份保镖工作。他度过无所事事的第一晚，不知道老板是谁，工作是什么。第二晚，他被拉到不知什么的地方，分发到一根棍子，然后一伙人冲着往前打。吓了他一跳。第四天，他就辞职了，干起了搬运，和一群中年男人住在一起。不久，他去应聘“高薪”职位，“大城市机会就是多”，他正想着，一进门就被关起来，只得交了“定金”。
《时尚芭莎》在2001年创刊，在那一年，苏芒带领她的团队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办公室里辛苦工作。当时，ELLE、Cosmopolitan已进入中国很多年，作为后来者，他们必须更加努力。
太残酷了。她想。看了齐漠祥比赛的老乡也这么说。整个夏天，她都在盘算放弃。她向缪云飞诉说痛苦，缪云飞过得也不好。不过，这个夏天，他被一个信念所占据。他要存一笔钱，到昆明职业拳击俱乐部去。
而作为时尚集团的掌门人，刘江把苏芒看作是“单纯、认真、对时尚热爱的，她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特别愿意追求新事物”。刘关于苏芒最清晰的回忆是在《时尚》刚刚创刊时，下班时飘起小雪，“她会跳着走路。”当内部一个师傅邀请大家包饺子的时候，“她的热情马上就会被点燃，又弄馅，又擀皮。她有品位，对好东西充满渴望。”刘江回忆。
夏日苦涩漫长。两个月后，周雪梅去参加比赛。那是她第一次前往西昌，第一次比赛，第一次戴上护齿。她一点也不习惯，吐了出来，立刻就被判违规扣分。她看到有一个选手也吐了护齿，裁判迅速捡起来，放进包里。他们五人都输了。
1992年，《中国旅游报》的记者刘江和他的同事吴泓辞职创办《时尚》，刘江当时希望把这本杂志做成康泰纳仕集团的Vogue，“那本杂志最好，广告最多。”
一年后，她还能清晰地记起这个假期沉郁的训练，衣服如何被鼻血染红，自己被打得满头是包，以及人们的挖苦：“都输了，还练什么？”“中国人的脸，都被齐漠祥丢光啦。”……
大学毕业之后，不喜欢弹古筝的苏芒一心想要从事文学工作。不过，没有一家出版社、报社愿意雇用她，为了留在北京，她只得去了武警文工团。当有人打电话告诉苏芒有一个草创的杂志时，苏芒成了最初加入“时尚”的七个人之一。
日子一去不返了。现在，她要准备两个月后自己的省青少年锦标赛。没有专门的训练场馆，每个晚上，他们都在跑道上练习，有时难免和来运动的市民发生口角。“小心拿钱砸死你们。”她总会想起那个来散步的中年女人。是啊，有钱为什么会来练拳击呢？她暗想。
在一开始，苏芒并未如她所愿负责内容，而是被安排去拉广告。不过，苏并不认为这是丢人的，“我很自豪，就像一个穷人的孩子要养家糊口那种自豪感，就觉得自己可以承担。”苏芒说。
第一次实战时，她不顾一切往前冲。她是勇敢简单的小姑娘。她喜欢周六的上午，齐哥带着他们去山上散步，他盘坐在石桌上，说拳击是绅士运动，说拳击就像人生。她仔细听着，一句句记在本子上。
作为一个销售，苏芒的表现很快让刘江惊讶。“她去国贸，当时有一个品牌的老板在外面，说赶不回来，苏芒就问，你今天会不会回来，得到肯定回答后，她就在那一直等了六个小时，”很快，刘江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房地产的广告，她一去就谈成了，我们需要一个餐厅的广告，她去谈成了，我们需要一个信用卡的广告，她也谈成了。”
她忘了自己是怎么走出场馆的。一年多前，周雪梅还和村里两个小伙伴在学校里戏耍着，齐哥和姐夫就走进来了。他们站在操场上，听到“拳击改变命运”、“学好拳击就是国家的人，学不好就是妈妈的人”，纷纷笑起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命运”，为什么要改变“命运”。
不过在27岁那年，勤奋的苏芒还是遇到了第一次职场危机。那一年，她有了孩子，当时，集团承诺她将被提升为Cosmopolitan的主编，负责梦寐以求的内容。
周雪梅愣愣站在原地，眼泪大滴大滴流下来。原以为一切已被安排，齐哥会赢，她也会赢，就像电影里的主人公那样。每当她看到他挨了一拳，心就紧抽一下，听到观众起哄，提前散去，她又感到愤怒。她觉得此前对拳击的想象，全都错了。
“我星期天生孩子，星期五才休息，”苏芒回忆，当她休完三个半月的产假再回来时，她发现自己的办公桌已经没有了。
四
“她非常厉害，回来以后没发胖，又充满活力地投入工作。但那个时期我们压力非常大，从客户来讲，丢一个都不成，丢一个可能变成亏损，多一个可能就是有微利。我临时让别人做了她做的事，她很失落，我很直接地告诉她，我没办法。”刘江回忆。
裁判拉开了年轻人。他一动不动趴在绳子上。
《芭莎》创刊的前三年对苏芒而言是最艰难的时期。她那时担任三个职位：主编，广告总监，出版人。“老板让我找广告总监，但我找不到比我更好的，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想多做一点，我要确定我的杂志最前面的品牌是迪奥或香奈尔，不容马虎。这样一做就做了三年。”
他撑不下去。他抓住绳子，任对方击打。年轻人一拳拳袭来，头部，肋部，腹部……毫不手软，作为一名拳击手，一切理应如此。那些倒下的拳击手，都将化作自己的金钱、荣誉、战利品。他感觉不到疼痛，只觉得世界安静了，缓慢地将自己笼罩，模糊的人群不断地散去。
芭莎刚刚创刊时，苏芒有四年的时间一直失眠，“别人会不断地质疑你，各种问题让你就是日思夜想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你睡不着。”
他爱自由自在的拳击，台下千呼万唤，自己就是中心。不过，随着年纪渐长，他开始有点吃力。2006年最后一场比赛，他撑到最后一回合，以点数获胜。之后，他有了去法国训练的机会，临走前又犹豫了，选择回到会理。他并不后悔，法国是一个未知，船城却是稳稳当当的故乡。他过上平静的日子，拳击队的孩子依恋他，崇拜他，在宿舍里贴他曾经的海报。他多想让他们见识真正的拳击。可金腰带呢？青春呢？激情呢？
那段时间，苏的床头一直放着一个本子，在漫长的失眠的夜里，苏芒不开灯在黑暗中想到什么就不停写出来，直到疲惫不堪睡着为止。
之后两年，他沮丧抑郁，一心想着解脱。在父亲周年忌日前，他退役了。他去矿上看场，到深圳卖IC卡，之后又去了西藏。过去变得遥远，日子轻飘飘的，没有激情也没了热爱，直到2004年，他偶然接触到职业拳击。
徐宁是《芭莎艺术》的主编，苏芒曾经告诉他自己甚至晚上做梦梦到的都是工作，“而且梦中的工作可以和白天接起来，”徐宁说。“比如说睡觉之前这个工作做到这一步，做梦的过程中，就在梦里继续往前推进，早上起来再往下走。她就像一个很勇猛的猛兽吧，但她不会伤害别人，她眼中没有任何人，就是朝自己的目标去抓动物。”
1997年，十运会的裁判结果让他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提出离开，可命运掌握在领导手里，离开将一无所有。他只得继续往前冲，之后他拿到全国亚军。1999年奥运会选拔赛中，他遭遇东道主，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并不认可裁判结果，整晚愤愤不平，难以入眠，想起过去十多年艰辛，也想着生病的父亲。父亲住院以来，他都投入到冬训中，一直未能见上一面。早晨6点钟，他迫不及待给父亲电话，听到的却是姐夫的声音，父亲已经下葬了。
直到现在，当苏芒认为有人帮助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时，她仍会表现出一种夸张的亢奋。
他像从车祸现场逃出来，眼圈都红了，喘着粗气。稍作休息后，他冲上去，几乎用尽力气。这是最后一搏了。就在上场前，他去父亲坟前上香，烧纸钱，父亲会对他说什么呢？
一个朋友提醒她对图片投入过高而对文字投入不足，他建议苏芒，你能找最贵的摄影师，也应该去找刘瑜这种最好的作者。苏芒一下子变得非常振奋，她不断感谢对方，称赞对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让对方十分惊讶。“很多人当听到别人建议自己什么时，他们都会想很久，但苏芒不会，她会立刻表现出她的亢奋。”苏芒拒绝困惑或停滞不前。
如今他不必控制体重了，肌肉却失去了弹性。对手很快发起反攻，两人扭抱在一块，又被分开，忽然，一记重拳落在脸上，他打个趔趄，差点儿又挨了一拳。
“我觉得如果我不在亢奋状态中，我就不是在最好的状态里，”苏芒说，“我相信如果你的手是握着拳头的时候，你的底气是顶出来的时候，你有爆发力的时候，你有激情的时候，你的灵感也好，你去说服别人的能力……你调动自己一切的能力，高度专注，那个效果特别的好。”
那年夏天以惨败结束，饥饿的他就像一片飘上擂台的树叶，被拨来弄去。他习惯无人关心，也习惯了服从，只反问自己，这点痛苦都挺不过去，怎么成为优秀运动员？有一年生日，他空着肚子控体重，一位师兄走到跟前，塞给他一根雪糕。他偷偷哭了。这是记忆中唯一的温暖。
因为太专注，苏芒在采访中表示，她相信自己已经具备一定“法力”。
他要为自己而战。十岁开始练习拳击，他从来都是个能吃苦的拳击手。在省队，他每天从早练到晚，军人般服从。有好几年，他都在控制体重。他总是想起1995年的夏天，在粘湿闷热的广州，他几乎两个月不吃饭，最后水也不喝，训练完穿着控体服，边蒸桑拿边跳绳。
去年三亚搞活动时，忽然暴雨倾盆，苏芒的员工打电话劝她使用第二套方案吧，苏芒说，没有第二套方案，雨必须停，“然后我就真的趴在地上开始祈祷，用全部的专注力，然后雨了就停了。”苏芒专注地看着我。
第二回合，他似乎没从突然的击倒中缓过神来。对手连续进攻，他只得采用扭抱策略。直到第三回合，他才愤然发起攻击，击中对手脸部，观众的叫好也随着振作，还有人找到了喇叭喊“中国队加油”。
还有一次是去年慈善夜十周年，那天橙色警报，到了四点多忽然下起大雨。苏芒想这不行，因为外面全是大电视，几百万的音响。“别笑话我，”苏芒说，“真的是水泥地，我啪就跪下来了，必须要停，一定停，停下来，我在做慈善，十周年，我在做慈善，在做慈善，一直在那里，差不多有二十分钟，等我站起来出去的时候雨就停下来了，”苏芒说。最后很多明星走的时候对苏芒讲，来的人都是怀着善念来的，都是很重要的人，巨大的善意聚在一起，雨就不下了。这让苏芒非常受鼓舞。
对手立即反击，两人扭抱在一块。齐漠祥有些走神，有那么一刹那，他似乎望着什么。这一刹那立刻被逮住，松本章宏左脚迈出一大步，右拳击中齐漠祥面部。齐漠祥倒地，双脚翘起，又迅速站起来。第一回合结束了。
《时尚芭莎》成功之后，2008年，苏芒开始了她激进的扩张。在这一年，她要再做一本《芭莎男士》，而在“芭莎”全球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本男性杂志。
他已经34岁，肌肉有点儿僵硬，似乎使不出劲，皮肤也显得暗哑。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发起猛攻，他也不示弱，冲了过去，两颗脑袋撞在一起。又一阵叫喊。一记直拳猛击右脸，叫好声潮水般涌来。
“当时没有一个人同意，不同意？那我不要钱也不要人，赚了钱是公司的，赚不到5000万我什么都不要，先骗着公司让我做。”
年轻人发起进攻，差点儿就击中齐漠祥。场下爆发猛烈的加油声，“打倒小日本!”有人高喊着。现在，就在家乡，他再也不必委曲求全。他必须速战速决，节约体力，快速将对手KO，就像过去那样。
在今天，Harper's Bazaar在中国早已超出了女性时装杂志的范围。除了母刊《时尚芭莎》之外，苏芒还创办《芭莎男士》等其他三本杂志，这些新类型在Bazaar的国际体系里前所未有，这极大改变了既有规则，中国的芭莎成为了版权输出国，在《芭莎艺术》被创造的三年后，全球随后出现了八个版本。
看起来，单是“年轻”这一项，就给对方增添不少希望。不过，他虽不算年轻，但上百场比赛的经验就是他的优势。20岁时自己也不赖，国家体育系统里的二号种子选手，正奋力向上攀爬。那是1997年，拿到全运会的入场券后，他随队去朝鲜训练，每天10回合实战，肋骨都打断了，贴上膏药继续打沙包。回国集训一个多月后，他去上海参加全运会，状态不错。半决赛时，他感到对手几乎没击中他，以为是打赢了。结果恰恰相反。他站在擂台上，眼泪哗哗流，他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
当谈到苏芒身上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亢奋时，刘江把它归结为在不断成功之中人对自己选择方向的认可和信心的加持。“这种兴奋越来越强烈，”刘江说，“做一个事情就这样成了，用这样的方法，再做一个事情又成了，对人的信心，这是一个增强。”
齐漠祥跳动着，努力让自己放松。要挑战的这位对手身材颀长、皮肤光滑，他叫松本章宏，20岁的日本新人王冠军。新人早已放言，要以KO方式战胜齐漠祥，夺取空缺的金腰带。
2008年8月，大量品牌因北京奥运会加大广告投放力度，那个月，《时尚芭莎》的广告收入达到了历史新高，2700万，全体员工非常振奋。
三
在当时芭莎办公室的中央有一个小小的圆形茶几，那是这个空间里所有人的视觉中心。在一个下午，苏芒拿着那本九百多页的杂志，踏着高跟鞋兴师动众地走到茶几前，她把杂志重重地摔在了上面。巨大的声响引得所有人侧目，人们都扭过头等着看她下一步要做什么。
“中国队加油!”打气声再次响起。擂台上，齐漠祥脱下上衣，比赛就要开始了。缪云飞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昆明的拳击俱乐部看看。
她的身后站着一个已工作近十年的资深员工，两个人就像精心排练过一样，当苏芒把手伸向后面的他时，他从钱包里拿着一张一百元人民币，递给了她。苏芒随意翻到了杂志的一页，拿着这张人民币在上面比划了四下，恰好拼出了一张纸的面积，然后说，“我想印钞机也不过这个水平吧!”
之后，他和齐漠祥告别。他们坐在台阶上，谁也不看谁。如果不是眼前有拍纪录片的摄像机，齐哥准会揍他一顿的，他想。可谁愿意放弃呢？
洗脑
穿着训练背心的缪云飞跑到工地，顶替了父亲。这是船城的3月，阳光已毒辣起来。他连续挖了十天沙子，手都晒裂了，工友让他休息涂药，他一刻都不愿停。
9月10日，苏芒的时间表上一共有十项工作，从九点半开始，她要在金融街与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对谈，参加国家会议中心的万达商会，在银泰为芭莎艺术校园行驻场，参加章子怡《非常完美》的首映。当得知章子怡今年无法参加慈善夜时，苏芒又决定晚上去丽兹卡尔顿请求成龙为慈善夜捧场。她在电话里兴奋地和她的同事说，见了大哥什么也不说，我们就喝，先把自己喝死再说!
缪云飞心情跌至谷底。训练场，他不愿意回了；回家喂猪，更不愿意。他害怕别人的眼神。他躲到厕所大哭一场，然后跑回宿舍，换上训练服。
那一天里，苏芒去的十个地方分别在北京东、西、北三个至少距离一小时车程的地方，苏和她的司机必须严格计算好时间，从一个地方准时离开，再开车准时到达下一个地方。
母亲诉说着烦恼，生病、丈夫打工、家里的猪牛等着喂，诸如此类，又想到儿子不理解自己的苦心，在病床上哭了起来。
临近黄昏时，当苏芒又一次准时回到车里的时候，我和她的助理甚至情不自禁地为她鼓起掌来，赞扬她太棒了。苏芒很振奋，让人一下子觉得这一天忽然成了一个竞赛或者游戏，它绝不是现实生活。苏芒想要赢。这种赢让它变成了一场戏剧。
2011年年初，缪云飞回到船城，他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少年。他找不到对手，齐漠祥则迫切希望他找到方向。可是，一天中午，他骑车过马路时，撞见缪云飞和他眼中的“坏青年”待在一块。齐漠祥冷冷地说：“原来你成天和这种人混一起，不想练就给我滚。”没等缪云飞反应过来，他已经骑远了。缪云飞满脸火辣。那就滚吧。他去看住院的母亲，提出去昆明训练。听到不仅要交训练费还要自己解决生活时，母亲不高兴了，“有了成绩还要交钱？别练了，练了也没什么前途。”
苏芒有着旺盛的斗志、对失败的惧怕以及发展的动力，但她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她无法用高薪去驱动她的员工和她一样努力。
这一年，他和刘亦刚、何宗礼几人去了四川省队。不久，他和刘亦刚都离开了，他不喜欢业余拳击。用他的话说，连出场式都没有。他们回到船城，盘算着毕业后去昆明打职业拳赛，何宗礼则留了下来。道别时，他们相互祝福，一个祝早日成为世界拳王，另一个则愿对方拿奥运冠军。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便是动用奢侈品界的免费资源。时尚界充斥着大量全球范围内的品牌邀请，很长一段时间，时尚集团的员工需要去外地出差采访名人时，他们往往会先看看各种品牌在当地有没有活动，让编辑使用品牌的酒店和机票参加活动的同时，完成他们的拍摄与报道工作。
“冠军”这个词给他带来了荣誉感，可村人更在乎的是有多少奖金？这让他很尴尬。到县城念书、练拳击，他一直是同龄人羡慕的对象，他们不是当农民，就是到远方打工去了。因而，200元的奖金成了他的负担，他觉得说出来，必定大大损害“冠军”尊严。母亲感到失望，“我看那么多练拳的，也没有几个正儿八经找到工作。”
“苏芒不会守住自己的资源，这跟其他杂志主编完全不一样，”苏芒的一个编辑说，“苏芒觉得我的资源也是你的资源，但是你要通过这个资源去拿更多的资源，带回给芭莎。你自己在其中拿了什么东西，她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他真的认为自己能当上拳王，特别是2010年获得省运会冠军后。县里举行表彰会，他获得了第一笔奖金。
时尚集团的这种风格与它的体制有着深刻联系。在刘江离开《中国旅游报》出来创业时，他的集团并没有彻底与这家报纸的从属单位国家旅游局脱离关系，他需要依靠这个国家单位获得刊号上的支持。同时，为了赢得奢侈品广告，刘江通过IDG这家风投公司，又引进了国际品牌的杂志进行版权合作。在中国，刘江几乎代理了所有赫斯特集团的优秀杂志，比如《时尚芭莎》与Cosmopolitan、Esquire。接着，一种因为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的严重影响编辑独立性的事实发生了：明码标价的广告大部分都要与旅游局或者投资方进行分配，但还有一种更加灵活、秘密的合作，比如把这些客户的需要植入编辑内容，这些钱就可以直接到自己手上。在这个过程中，编辑独立权也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
缪云飞进步很快，他做着拳王的美梦，自由、刺激，明星般闪亮。他也总对父母说，等我当上拳王，就带你们去享受。
除了利益共享，苏芒还会不断在卷首语和访谈节目中宣传这种工作是全世界最好的：每天都在穿着漂亮的衣服，与明星打交道，拿着品牌的免费机票去全世界住五星级酒店，“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吗？”苏芒反问。
2006年齐漠祥成为教练后，他们成天和他待一块，相互依赖。齐漠祥享受这样的简单，可他没有编制也没有工资，县里并不着急帮他解决。两年后，他跑去成都找工作，看到孩子们发来思念和催促的短信，心一软，又回来了。
为了营造出一种励志效果，她喜欢把时尚比喻为奥林匹克或者体育竞赛，“它的指标就是绝对的，只有一个标准，没有什么中等时尚，第二时尚，这里面没有任何逻辑，就是做到最好。”在整本杂志和她的工作环境中，苏芒都在不遗余力地鼓吹一类“事业就是一切”的女权主义，这种女权主义背后的含义是男性、生活最终都会背叛你，唯有工作不会。
后来擂台被拆掉了，他们搬到一个院子里，在狭窄空地上练习。空地上有个水龙头，夜深人静时，男孩们才挤到一块冲澡。少年心中都有偶像，泰森、阿里或帕奎奥……周末，他们去饭馆看职业拳击赛，围在一块分析、争论。
苏芒当然是这种价值观的身体力行者，甚至为了能让这种价值观在员工之间具备巨大感染力，她也直白地对其进行了戏剧化处理。在一档访谈节目中，秦海璐回忆起一次慈善夜，中午她刚好住在晚上举办活动的酒店，当她主动邀请苏芒一起午餐时，让她惊讶的是，苏芒在吃的时候不断感慨，没有你这块牛肉，我估计我没法熬过今天晚上，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吃饭了，海璐，我会报答你的。要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苏芒对秦海璐说。
他开始整天泡在拳击里。没有手套，只能赤手空拳，血带着皮粘在了沙包上。晚上饿了，就翻过宿舍那扇没有玻璃的大窗户，到地里偷玉米吃。
“对苏芒来说，她确实没有公司化的机制，但年轻人跟她工作久了，很可能离不开她，因为她一直希望你变得更好，所以你会害怕你已经被取消了资格。”徐宁说。
错过选材的刘佩同学看到报纸上齐哥手捧冠军杯，心想，这就是他所要的人生。从深山到镇上念初中，他谨小慎微，埋头苦读，还是没法考出更好的成绩。看到报纸时，他决心追随齐哥。整整一年，他每天都在饭桌边上试图说服父亲。最终，在暑假来临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
除此之外，苏芒更富中国特色激励性的还有一种亲人式的职场关系以及利益共同体的营造。刚毕业的赵婷婷是苏芒的助理，有一次赵婷婷写一篇编辑选记，写完已经两点钟，发给苏芒时，苏芒立刻回了一句：婷婷写得太好了，进步太大了!“她还要求其他同事发微博说婷婷加油，一起鼓励婷婷。”
2005年，他从船城东边25公里的山村走出来，山路崎岖泥泞，他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通往会理的公路边。那年他13岁，与何宗礼、刘亦刚一等少年挤在训练场的宿舍里，只有在比赛季节才能见到齐哥，那是一个严肃神秘的男人。少年们私下流传他的战绩和视频，充满了崇拜。
10月14日，苏芒要去参加一个青年励志类节目，当她看到采访提纲里面的几个问题时，已经坐在车上的她非常气愤，其中一个问题是：“听说你宁可吃泡面也要买名牌包？”
缪云飞静静待在观众席，他落寞又激动，“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你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他看到齐漠祥站到擂台上，仿佛自己也回到赛场中心，在操场上、广场上、擂台上，在同学、行人和观众的尖叫呐喊中，他和对手搏斗着。目光越热闹呐喊越激烈，他就越兴奋。那是漫长的少年时光里最美好的回忆。
苏芒认为这些问题并不属实，它们缺乏最基本的调查。她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在电话里，她要求编导修改脚本。“不确认好问题让我上台我会非常尴尬，观众会冷不丁提出这些问题。朴实、执著、勤奋，这些品质在漂亮行业同样需要。”
“齐—漠—祥”，韩乔生憋足了劲。齐漠祥上场了，他身披红色战袍，高举拳头绕场一周，跟在后面的红色横幅写着：中国选手齐漠祥加油。大家都站起来鼓掌。
随后，苏芒叮嘱另一个刚入职的助理要盯紧对方把修改好的提纲发过来。“这个时候要看到问题，解决问题，要勇敢有担当，”苏芒对她说，“你可以成为更棒的人，解决它，我用这个事情锻炼你，你明白了吗？我们是一体的，不用担心你刚刚开始，你还小，我希望你成为更好的人。”
二
晚饭后，当助理告别时，苏芒在她推门走出包间的那一刻，又对她说：“加油婷婷!你今天表现非常优秀，真的进步了。”“我会越来越好的。”助理认真地点头。
工地保安缪云飞也回来了。他害怕见到齐漠祥。
影响力
这一天，周雪梅早早来到现场，师兄师姐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后来，我见到了其中几个，推销汽车的刘亦刚、四川省队的何宗礼、卖腊肉的刘佩……
在名流面前，苏芒绝对主动。她常常把男性名人、富豪称为“哥哥”或“很好很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很多很多年很好很好的朋友。”女性名人则被她称为“姐妹”。“冰冰是我的姐妹，”她说，“两个冰冰都是。”而她们则会亲密地称苏芒为“芒芒”。
那是下雨的夜晚，周雪梅每看到一辆车就凑上去张望。张望了一整晚，她冻得瑟瑟发抖，终于在最后一班汽车望到齐哥的身影。
当谈到苏芒与其他主编对待名人的不同态度时，李冰清讲起一个故事，“现在很多杂志都说要推本土时装力量，但苏芒的做法和其他人都不一样。”邱昊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羊毛大奖的设计师，当得知邱昊获奖之后，苏芒第一时间跑去上海表达祝贺，更关键的是，她会亲自带着陈鲁豫等明星朋友去他的店里买他的东西。“其他主编更多的会先看，看你发展到什么程度，其实她们的态度还是为什么你不先来找我。”
那时，周雪梅还不像现在这样多愁善感。她一天天倒数比赛的日子，临近比赛的夜晚，她叫上几位同学去车站，等待从昆明训练归来的齐哥。
拍摄时装片需要那些最新单品，但在《芭莎》创刊的年代，时尚品牌并不会把太多非常好的单品放在大陆，它们大多在香港，这就导致在一开始大部分时尚杂志都必须只能拍摄香港艺人，那里有更全面的奢侈品货源。
这是船城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一场比赛。当拳击队的孩子们在升旗仪式上听到校长传达消息时，他们欢呼着，周雪梅同学高兴得跳了起来。
但苏芒很快改变了这一切。她坚持让大陆明星上时尚杂志的封面，这对中国时尚杂志而言无疑是第一次。在一个品牌资源与明星资源并没有充分交融的时代，苏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把明星介绍给品牌高层，促成他们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苏芒受到了明星们的拥戴。
三年转眼过去了，体育馆建成，WBC张罗第一次在中国小县城举办争霸赛。2011年，船城四处贴着齐漠祥的海报，他赤裸上身，展现出强壮肌肉。
这种前瞻性造就了苏芒今天的社交奇观。苏芒号称自己是最早看好章子怡和曾梵志的时尚杂志主编。在很早的时候，她便预感到了他们的成功，随后，她和他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2008年，眼看北京奥运会声势浩荡，船城的体育馆也启动修建，姐夫对他说，你就差一条金腰带了。姐夫盘算着去拉赞助，等体育馆建成，就把世界拳击理事会(WBC)的赛事拉到船城举办。齐漠祥低头不语，从此有了期待。
同时，苏芒还是第一个敢于让邓文迪上杂志封面的时尚杂志女主编。在2008年，邓文迪正准备在中国全面推广Myspace时，她的办公室就租在苏芒的楼上。当邓文迪非常不满地控诉张朝阳的搜狐如何以猎奇和反讽的语言描写自己时，苏芒亲自在杂志上撰文肯定了邓文迪的不凡。那一年的慈善夜，邓文迪不但亲自来参加，拍下了全场最贵的一件艺术品，周春芽的《桃花》，还为苏芒带来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一拨拨长大，他们有了热爱，也有了痛苦，终究汇入大流，打滚在世俗成败之间。可齐哥始终有桩心事。
《时尚芭莎》以能搞定众多名人封面闻名，不过，苏芒对名人报道的方法也注定无法令她真正赢得尊重。2008年，当《芭莎男士》猜测李宁将会是点燃火炬的人时，苏芒决定邀请李宁登上8月刊的封面，当时李宁已经很久没有接受采访了。为了说服李宁，苏芒想了一个办法，她先让编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通篇赞美李宁的文章发给李宁本人，他们告诉李宁他们将刊登这篇文章，一篇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采访和接触的文章，请他对所有采访与拍摄完全放心。
孩子们站成一排，好奇地望着他们，使劲打出一拳，有的就被挑走了。来到船城，白天到会理二中上学，早晨和晚上接受训练。他们相互比赛、搏斗，慢慢都习惯了鼻血和淤青。
当面对这种来自严肃媒体的质疑时，苏芒聪明地把她的工作归结为美与价值观，她认为媒体的责任可以是多元的。“我们和严肃媒体有什么区别？我们是扬善的，创造美好的，让每一个人从中可以获得正能量，我们是一个创造美的媒体。”苏芒这么解释。
“拳击可以改变你们的一生，”姐夫每次都对孩子们说，“希望你们把握好这个机会，离开会理，走出四川。”
日积月累的名流资源终于在2008年得以爆发。在那一年，苏芒通过一个奥运赞助商牵线，她与她的市场部总监景璐每天等在奥组委门口，最终拿到在奥运期间申办活动的资格。“其实这个资格并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奥运之前，有一场演唱会发生塌台，上面把这一切都禁止了。”苏芒回忆。
每一年，齐漠祥都同姐夫去山村学校为拳击队选苗。山村环绕船城，村民大多以种烤烟为生，孩子们住在山里，有些要步行两个小时，才能抵达小学。
2008年，这场少有的在奥运期间举办的非官方活动星光熠熠，除了奥组委的官员、众多明星，还有奥运为她带来的邓文迪、布莱尔等国际级名人，他们使得芭莎慈善夜一夜之间为整个中国所知。
现在，他坐在休息室，表现出放松的样子，朋友过来拥抱他，拳击队的徒弟围绕在身边。1991年，他从这支队伍被送到四川省队，2006年他又回来了。他是“齐哥”，没有名分的教练，少年们的英雄。
随后两年里，苏芒继续把她的活动与国家大事紧密结合在了一起。2009年，她把慈善夜放在了60周年国庆期间长安街一家顶级酒店里，2010年则在上海世博园内。这三年成为芭莎品牌收获巨大知名度的三年。
三年职业拳击则带来别样的体验。他形容说，不再是走上刑场的囚徒，而是舞台上的演员。他的排名一度进了次羽量级亚太第五，很快获得了挑战洲际拳王的资格。2005年，他去广州挑战WBA亚太拳王，遭遇职业拳击生涯第一次失败，心情一下从巅峰跌入谷底。不过他喜欢过山车般的体验，那让自己觉得真的活着。
“这是她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芭莎的市场总监景璐说，“她想的不只是这能卖多少钱，而是能产生多大影响力。她不是一个专门做杂志的杂志人，更像一个领袖或政治家。”
不过，每次想起在省拳击队的十年，熟悉的压抑感就会蔓延开来。那是个被计划过、用等级划分的封闭世界。他永无止境地训练，只为更好的成绩，以攀上更高等级，不同等级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着装、伙食，不同的自由度，以及领导不同的眼神。
专业之外的选择
看起来是残酷肉搏，他感受到的却不一样，那是流动的线条，美妙的节奏，迷人的速度，以及身体里强大的生命欲望。每次上场，就像要跳入急浪，又像面对一张巨大的白纸，缺口已经裂开，他要扑上去，彻底撕碎。
与所有在中国取得成就的企业家一样，苏芒在创刊初始，便以一个在落后境遇中渴望成功的人的欲望洞悉了中国。
他有些头痛，让人着迷的紧张感也回来了。2004年打第一场WBC职业拳击赛时，第三回合就把对手KO了。那几乎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拳击的魅力。两个月后，他在第二回合KO新西兰全国冠军；第三场比赛不到三分钟，泰国拳王被一拳击倒。
在欧美，时尚杂志的产生与时装设计师、专业模特、时装评论、灵感缪斯等时装工业的相关部分相伴产生，根植于时装工业，时尚杂志起着设计师推荐、时装教育、购买指南，以及潮流上的判断等专业作用。但在90年代初的中国，时尚杂志远比时装产业的其他部分更早地登场了。在它们诞生时，中国甚至没有真正的设计师、模特以及规范的时装教育。
齐漠祥还得等到垫场赛全部结束，才能争夺“金腰带”。他是船城最著名的运动员，中国最早的职业拳击手，一直以来，他都在想象这一天：手举金腰带结束二十多年的拳击手生涯，从此带着乡亲见证的骄傲，在这座小城锻造前赴后继的少年拳手。
在一个时装工业没有确立的时代，苏芒本能地明白，时尚杂志在中国的意义与欧美截然不同。在一个人人渴望富有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杂志更多代表的是一种对现代化的梦想或者欲望，一种对浮华生活的期待。
这场比赛他期待了三年。如今，他听到韩乔生和澳大利亚主持人以夸张的口吻宣布，2011年WBC洲际拳王金腰带争霸赛开幕。“This is Huili，this is China.”音调拉长，中气十足，给人举世瞩目的感觉。船城的观众报以拘谨的掌声，他们都在等待齐漠祥。
苏芒忠诚于自己的欲望，她更多以这种欲望而不是以时装去理解时尚杂志。因此，在《芭莎》上，你能看到那些在国外时尚杂志上无法看到或者并不重要的气质与内容被刺眼地放大了——它们是励志故事，商界女性，金钱崇拜，甚至是国学。当苏芒决定让更能代表美好生活的明星而不是专业展示服装的超模登上这本杂志的封面时，《芭莎》更多地在中国幻化成为一种价值观的产物。
一
“刚创刊时，我更多地把《芭莎》理解为一类视觉杂志，但苏芒不同，苏芒则喜欢在精神与价值观的层面去解释它。”《芭莎》的执行主编沙小荔回忆。
齐漠祥低头摆弄手中的橘子皮，就像比赛时那样，再次站到了焦点。尽管，眼前的他更像一个虚焦。
正如《纽约时报》所总结，《芭莎》的那些故事真正乐于讲述的是这些女性的“成功”，用苏芒的话说“写的是她们的奋斗，而不止是她们的成就”。2008年7月，邓文迪接受了苏芒的访问并登上杂志封面，苏芒在文章的最后写道：“这就是我们认识的邓文迪，一个丝毫没有被财富惯坏的女人。”2012年7月刊，李冰冰的封面故事中写道：“人生是竞赛，我想赢，我要赢，我要努力做冠军。”
“很感人!”一位领导说出了他的感想，“当然，那场比赛能赢就更完美了!”李副县长似乎更受感染，“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悲剧，悲剧更能打动人心!”
在这个过程中，苏芒也渐渐确立这本杂志拍明星的风格。“我们开始慢慢建立起一些拍明星的特性，就是这个人要很强势，要很有劲、很强势，要很美。”沙小荔说。
几天里，电影获奖的消息在船城传开。会理二中挂起了庆祝横幅，校长在升旗仪式上通报喜讯，可能“和刘德华握手”更具传播力，大家都把获奖地点说成了香港。县里还组织了观影会，县领导都前来观看，电视台在现场架起了摄像机。
刚到《芭莎》时，李冰清的片子总是被毙，一个资深的编辑告诉她，很简单，你只要把人物的头、脖子和腰椎拍在一条直线上，这就过了。“她觉得女人一定要端庄。端庄的标准是什么呢？大礼服、盘头，站姿或者坐姿要笔挺笔挺的，光要非常明亮，非常有富丽堂皇的感觉。”
每天，他都在船城骑行，往返于训练场和家之间。家是菜市场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摆着蛇酒，挂着各种拳击手套，墙上的拳王阿里永远在怒吼被他放倒的对手。他猫在床头的电脑前，哼《春天里》。这天，他从床下拉出沾满灰尘的大箱，一打开，好几十本笔记，都是训练心得。
苏芒第一个真正满意的封面是2004年纪念刊的章子怡，“整个人的状态应该是美艳的，但绝不取悦于别人，没笑，不再靠过分的妆容，几乎是靠光、靠人物状态。”那一次，苏芒仔细地跟摄影和化妆沟通，又跟章子怡本人沟通，就连“整个影棚里放的音乐也是有沟通的，”苏芒说，“我们想象的是安娜·卡列尼娜。”
在船城，我陪他吃过好几餐庆功饭。“得找女朋友啦!”“编制该解决了吧？”这两大问题是饭桌上的善意，除此之外，也许每个人真心觉得对于生活，都有应尽的义务。过去许多年，他遇到的疑惑还包括：你怎么不找个正经工作？为什么老穿休闲服？为什么戴帽子？以及，你为什么骑自行车？
“芭莎美学”除了端庄之外还体现一种极端，苏芒喜欢强调“接地气”，而不是一味按照西方的规则，有人把这种极端归结为中国富人阶层的穿戴对苏芒的启发。“有一次，她的时装编辑看到一个温州富婆十个手指戴着十个戒指，她们认为中国富人喜欢这种表达，这很快得到了苏芒的认可，被很好地执行了下去。”一个视觉编辑说。在《芭莎》的美容片里，这种极致与物质更是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负责珠宝与美容的芭莎美容总监董刚首创把珠宝镶嵌在模特脸上配合妆容的美容大片，它更多展示的是炫耀的美，而非实用性的。
会理是四川凉山州的一座古城，四面环山，像艘小船，也被称作船城。船城保留着古城墙，据说它曾是丝绸之路的一座重镇。船城懒洋洋热腾腾的，每走几步，就能看到鸡丝米线、黑山羊肉的招牌以及形态各异的腊肉，粗壮的腊肠和直挺挺的腊鸭密集而整齐地排列着，像某种壮观的仪式。
中国版Vogue则是与《芭莎》截然不同的一本时尚杂志。
“刘德华握过的手哟!”老同学摸着他的手嬉笑着，频频举杯。他笑呵呵的，也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自己，成天沉浸在刘德华周润发们的港片里。小马哥的世界真精彩呵，伙伴们互诉向往，有时只因为和父母吵了一架，就背起包离家远行了。
除了每年的纪念刊会选择多人构图或者礼服外，中国版Vogue的封面大多是一个模特穿着一个单一准确的设计站在一个单色背景中，凸显时装和设计本身。而《芭莎》的封面则完全像是一个奢靡的电影或者戏剧，那些女性无一不是穿着晚礼服或者戴满了各种奇观般的修饰物，这种盛装场面根本不会被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
我在15个小时前认识了他，现在我们要转一趟汽车，绕过群山，到会理县城。清冷的熹微之光中，拉杆箱轰隆隆响在山坡间。他刚从台湾金马奖现场回来，三年前，加拿大导演张侨勇开始记录他和一群少年的拳击生活，拍成了《千锤百炼》，获得第49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当Vogue刚刚来到中国时，苏芒曾在杂志卷首语中暗讽这是一本没有价值取向的杂志，她认为时尚杂志应该是传递伟大精神的，代表顶级的梦。她不明白一本只会使用超模作为封面的杂志为什么要称自己是顶级的，那些超模根本不能代表时代精神或者“中国梦”。
他戴顶印红星的绿色鸭舌帽，帽檐压得低，藏着一张小巧的脸，当他抬头看你，湿润明亮的眼睛显得平静。不协调的是，眉骨留下了裂开的伤痕，嘴唇依稀看出缝过好几针，鼻子也有点儿扁塌。一张饱经捶打的脸，我想他曾是凶猛的拳击手。
不过，自从全球的时尚杂志集团都在积极应对新媒体之后，苏芒的观点或者将被改变。2013年，康泰纳仕的大部分媒体已经将发行工作交给了亚马逊，而随着亚马逊开始涉足奢侈品电商，时尚杂志将变得更加专业、实际以及强调推荐作用：人们可以直接通过iPad上时尚杂志的介绍和链接，在电商上完成购买。在进入中国的八年时间里，伴随着时装业的完善，严格在时装专业规则之内做事的Vogue利用单纯的背景和明确的设计，教育了中国市场什么是真正的设计。在向实用化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被苏芒认为不够炫耀性的做法或许是更专业和更正确的。
某天清晨，我在一个叫永郎的四川小镇下了火车。铁路边低矮的房子在薄雾中紧闭着。我跟随前面的齐漠祥，他个子不高，步伐利索，似乎早已习惯这样的清晨：从成都出发，然后在夜里颠簸12个小时。
价值观是容易过时的
你可能去过一些中国县城，它们总有一种无所期望的气息，身在其中却不以为意。少年们也有过热爱，往往又化作庸常。年复一年，孩子在地上爬行，时代潮流走来窜去，似乎这就是天长地久。
很大程度上，中国消费类杂志能够常胜不衰地依赖已经在欧美逐渐过时的广告模式，创造奇迹，令欧美咋舌，但这种奇迹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礼品市场的发达。在2013年政府反腐后，这个市场正逐渐削弱，奢侈品将不再如同以往那样还能强势地为时尚杂志投放广告，这都将促使时尚杂志向更实用而不是炫耀财富生活的方向转型。正如苏芒的一个编辑所言，价值观是容易过时的，从业者需要接受这种更务实的转变。
他撑不下去。他抓住绳子，任对方击打。年轻人一拳拳袭来，头部、肋部、腹部……毫不手软，作为一名拳击手，一切理应如此。那些倒下的拳击手，都将化作自己的金钱、荣誉、战利品。他感觉不到疼痛，只觉得世界安静了，缓慢地将自己笼罩，模糊的人群不断地散去。
在广告模式式微前，苏芒便一直在想用各种方法摆脱对于这种模式的依赖，她希望进入实业，或者去卖那些更昂贵的东西，而不是一本只有20元的杂志。
撰文 林珊珊
在《芭莎男士》之后，苏芒创造了《芭莎珠宝》。相比而言，这是一个更加接近产品手册的东西。苏芒相信，“就像男人愿意看汽车杂志一样，女人也应该对珠宝充满向往。”
小城拳击手
而更有创造力的是，这本杂志的团队还组建了一个叫作“百媛会”的组织。“她们选择了一百个有购买能力的女性加入这个组织，和苏芒共享她的圈子，百媛会带着这些女性进行购买，实行严格的排名制度与人数控制，如果有人想进入，那么最后一位将被淘汰。”一位重庆时尚发布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2001年6月18号，洛城警局结束了70年的“开放式”警讯播报历史。2002年，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无线系统建立起来。对警讯的公众粉丝来说，一般的广播是无法收听了。他们也得鸟枪换炮，需要买500美元以上的专门广播机来继续这一嗜好。21世纪初，北加州的旧金山警方运转着拥有29个频段的无线通讯系统，有4个波段是专门传输数据的，使得数据不断在中央主机和警车里的电脑之间传输。无线警讯“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愈发喋喋不休，既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也让我们从此被“蒙在了鼓里”。
不过，这个组织更多也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一个在《芭莎珠宝》工作过的人说，事实上，在《芭莎珠宝》成立的三年里，只卖出过屈指可数的珠宝。
1984年1月，“9-1-1”紧急号码在整个洛城开始运转。80年代以来的警方通讯系统更趋保密化，外人绝少能破译。这些技术和应用是昂贵的，显著增强了警员的安全性、机密性和流动性。但同时，这也造成警员与他们服务的社区日益隔绝。警员更多是坐在车里巡逻，其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是对通讯信息的读取和反馈，而不是自主性地在第一时间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发现问题，自发进行现场干预。
除此之外，在2008年左右，苏芒还做过两档电视节目，这两档节目的名字同样极具苏芒本人特色，它们叫《芭莎绝对时尚》和《芭莎必须时尚》。这两个节目同样很快悄无声息。
1967年，洛城警局的雷丁(Tom Reddin)局长批准了警车和警车之间的通讯，这是前任帕克局长一直不愿批准的，因为他怕“管不住”警察。这也被不幸言中：90年代的洛城警局声名狼藉，原因之一就是警员利用MDT传递污言秽语和种族歧视言论。
当总结自己的成就时，苏芒说，“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做事非常注重行动力和效率，非常重要的是把一件事做成的能力，大大超越只停留在那里想象和评估。要勇敢。”
70年代，最初的电脑终端进入了警车，被叫作MDT(Mobile Digital Terminal)，让警员们相互之间可进行通话和利用键盘的文字通讯，还可直接检索车辆和犯罪纪录，自动辨识警员身份和地点，无需再通过无线电中转员。因为MDT传递信息是加密的，警方可以稍带享受私下交流的乐趣。但瓦茨暴乱说明，那种由中心调度员一对多地联系警员的方式已经过时，不适应日益复杂的情况。
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她仍深信她的果敢、直觉和执行力。2012年，《时尚芭莎》的明星编辑唐宜青前往美国读书，2013年暑假回来的第二天，她去了苏芒的办公室，苏芒问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那边学到了什么？唐宜青向苏芒描述了她在那边的见闻，“在美国的校园里，所有人都拿着一个笔记本，没有人拿着杂志看，他们从网络上获取时尚信息。”
对警方通讯最大的促进来自于1964—1968年的城市冲突高潮期。在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洛杉矶瓦茨街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非洲裔居民暴乱，警方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差点被摧毁。8月13号星期五的深夜，洛城警局将警讯频段移到了甚高频(VHF)。这已经酝酿了些时日—绝大多数警车里已经装了甚高频设备。骚乱者利用警讯来为之所用的可能，迫使警方在这一晚实现了切换。据当时的《洛杉矶时报》，暴乱持续了144个小时，导致34人死亡，1032人受伤，以及四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美国国家民事骚乱专项顾问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发现，大多数的公共安全无线电通讯系统是不能有效抵御破坏行为的，建议发展便携式对讲机(它其实是越战承包商所研发的)。
“其实我在离开杂志社时的一个初衷，就是我认为新媒体是接下来的一个大趋势和方向，美国的经历证实了我的判断。”唐宜青说。
西格蒙在致力于此项事业的几十年间从未因此发财，尽管他从地方和州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广播及无线电组织等获得了各种荣誉。他对《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打趣说：“我经营一个大规模企业，下设八个广播电台和两个电视台。但却是不赚钱的SigAlert系统让人们记住了我。”该系统对交通安全和救护的贡献极大。也许是因为积德，“Sig”西格蒙一直活到了95岁的高龄，于2004年6月3日逝世。
在一开始，苏芒对唐宜青的判断非常排斥，“她说现在新媒体有盈利的吗？等谁盈利了我赶快去做不就行了。”但半个月后，唐宜青突然接到苏芒的微信。苏芒特别直接地问了唐两个问题：第一是她什么时候毕业回来，第二问她新媒体该怎么做。“我很吃惊，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不是不做新媒体吗？她说做啊，我没想明白我当然不做，如果我想明白了我当然做。”
根据“传说”，第一个“西格蒙交通预警”是在1955年9月5日美国劳动节的周末播出的，要求所有能动员的医生和护士都要去照料洛城联合车站站外的火车脱轨。其意料不到的副作用，却是导致了交通大堵塞。无人能估计出，到底有多少医生、护士和好事者在听到交通警报后奔赴了现场。起初，洛城警局大约每天发出一条这类警报被地方广播电台转播。但很快，其他各类服务机构都开始采用西格蒙的这个系统来播出重要讯息，比如说狂犬病通告、煤气泄漏、医患事故、工程隐患等。当洛城警局在1965年把频段提高到甚高频(VHF)之后，西格蒙的系统也相应跟进。1969年10月1日，加州高速巡警(CHP，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接管了洛城警局区段内的高速公路管理，同时也接管了“SigAlert”系统，并最终将其扩展至加州全境。
再见过两次面后，苏芒带着唐宜青见了时尚集团的总裁刘江，“她特别激动，坐在那儿跟刘总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事，她让刘总相信她，她做的东西从来没有赔过钱。”一个小时后，刘总同意为唐宜青和苏芒成立一个公司专门做新媒体，唐宜青暂停了她的留学计划，回到时尚公司。
从50年代到如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南加州居民习惯于在民事广播中收听突然插入的交通警报“SigAlert”。此服务开始于1955年的警局与民营电台的合作。当时，随着汽车的风行，交通事故越来越严重和频繁。1952年，西格蒙(Loyd C. Sigmon)与人合伙买下了KMPC广播电台。于是，西格蒙以KMPC广播电台执行副总裁的身份，请求洛城警局即时向广播电台通报交通状况。当时的警局局长帕克(William H. Parker)回绝说警员们工作繁忙，只能直接给警讯部门报告情况，不可能另外给广播电台打电话。于是身段柔软的西格蒙放下副总裁的架子，重操技术工程师的活计，研发出一款价值不菲(当时值六百美元)的专用自动接收、录音装置。帕克局长这回允许西格蒙的电台安装此设备，但前提是要把该设备提供给所有对此业务感兴趣的广播电台—换言之，西格蒙的KMPC电台得不到他们原本所希望的交通讯息垄断。于是，若干家广播电台安装了这个接收机。当洛城警局的无线电协调员有交通讯息要发送时，会按下一个专门安装的按钮，于是短波接收器就被激活并录制声讯，在广播电台激发红灯和警示音。然后，广播电台的技师会根据听到的紧迫程度，决定是否中断常规节目进行插播。
“《芭莎》整个就是一个奇迹发生的地方。”唐宜青说。她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去《时尚芭莎》面试的情形，“他们看到我的简历，就跟我说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我们《时尚芭莎》，当时没有面试还没有提问题。”同时，看中唐宜青的还有《芭莎男士》，“中午和两本杂志的人一起吃饭，他俩就在饭桌上抢我，要我去他们各自的杂志。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奇特？”
还有一件轶事。在1945年末，洛城警局收到了来自驻防在阿拉斯加州最西端阿留申群岛的海军的一封信，抱怨说有一个“低沉的嗓音”频繁打断海军无线电通话，播报诸如“在Wilshire 区有一辆汽车失窃”或者在某大街“出了麻烦”等警讯。海军问洛城警局能否“调整一下频段，别让那个嗓音一直抵达阿图岛了”(《洛杉矶时报》，1945年11月10日)。“二战”结束后，军事科技和太空科技的成果带来了巨大的创新潮，包括洛城警局在内的众多警察局迎来了无线电通讯的更新换代。
让唐宜青做出决定的是在见到苏芒之后。“她那天穿了一个大的V领裙子，半隐半透地看到她的胸，她特别突然特别热情地伸出手来跟我握手说，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荣辱与共。我有些蒙了，我不是来面试的吗，怎么就荣辱与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全力作战和动员备战，警务无线电通讯的发展处于停滞期。在1942年2月25日凌晨，洛城的一场空袭虚惊引发了警务无线电通讯瘫痪。当时空袭警报大作，一万两千名防空志愿者(很多是妇女)戴上头盔和臂章全副出动。海岸炮火对西洛杉矶上空一个至今也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飞行物”进行射击，大量的弹片掉落在市区。无线电频段被人们发出的大量讯息所拥堵。在凌晨3:08，所有的无线电台被命令停止发射信号，包括警方电台KGPL。警方采用老式“Gamewell”警用电话箱来调度警员去摸黑处理各种紧急情况。事后，有关部门承认没有一架敌机被辨认或被击落。算是乌龙一场。
“有时候我特别烦她，她特别爱周末或半夜给你发一个关于奋斗的或者创业的微信，当你在休息或者休假时，这会让你很紧张。”
在加州北部的旧金山，同样归功于警方的自主研发，旧金山警局于1941年也在警车里装备了双向无线电通讯，领先于全国各地绝大多数警察局。在危机四伏的30年代，旧金山警方忙于镇压罢工，保护工业和海运资产，遏制经济萧条带来的犯罪潮。警方的双向无线电通讯在协调行动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为了逃避，唐宜青选择了留学，“但我在美国待了一年，我发现自己逃不开那个东西。《芭莎》包括苏芒，是一种精神上的吸引力，非常强大，我逃脱不了那个场。”
1936年，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发给洛城警局一项“实验性”执照，在四辆警车里安装了无线电发射机，来测试无线双向电警讯。发射机的频段是30—40兆赫，而接收机则仍然在1712千赫。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做到将接收机和发射机合为一体，以至于警车上有两部天线。洛城警局想给所有警车安装双向无线电，但当时还有很多人对这种前沿设备表示怀疑。终于，市议会在1938年批准了有限的资金，只够对200辆警车进行改装，并且不许购买新设备。于是，警局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在林肯高地监狱的地下室作坊里自行制造了210部车载发射机。这些“土造”的设备居然被用了十多年。
发展就是硬道理
“Calling all cars”这样的呼叫在当时也确实很“酷”。洛城，以及当时的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大都市，在30年代已经率先进入汽车文化的普及阶段。当时，全美绝大部分地方的城区警务巡防还是“beat cops”(步行巡逻警官)，在乡村则是骑在马背上。从1933年开始，“乡下”的洛杉矶郡警局与洛城警局进行无线电合作测试，以研判无线电警讯系统是否也适用于乡野巡防。在1938年洛郡拥有名为KQBV的电台之前，洛城警局为洛郡转发警讯，每一条收费15美分。在1934年，洛城消防局也把洛城警局的无线广播接收器装在消防船和消防队长们的车上，改变洛城消防主要依赖于电话和街角火险专线的面貌。
9月29日，距离芭莎慈善夜还有20天。一辆开往清华大学的奔驰上，苏芒仍在紧张地为自己争取每一个到场嘉宾，她拿起电话拨给俏江南的老板张兰。
1930年代是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人们很少会外出找乐子。而且，尽管广播变得十分流行了，但好的节目还有待发展。入夜后，洛城警局的广播信号在全国都能接收到，东到美国东海岸，西到夏威夷，俨然被当作“娱乐节目”来收听。有趣的事情发生了。CBS 广播网邀请罗森奎斯特警官参与录制了广播剧集，就叫Calling All Cars，从1933年到1939年风靡美国西半部。罗森奎斯特警官的嗓音，成为公众想象中的警讯腔 “原型”。当时洛城警局的戴维斯局长也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成为节目早期的讲述者，其中不少故事是基于洛城警局的真实案件。这也是洛城警局在公共和社区关系上面的得分。如此一来，公众了解到，装上无线电通讯后，警车能够快速有效地到达事发地点，这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兰姐，我是芒芒。”苏用一种非常温柔尖细的声音说，“我发了短信给您，您没回，我想我等您不生气时再打电话。您了解我的，那两个人我塞不进去。”今年慈善夜上，张兰希望把两个她的朋友安排在自己的旁边，但苏芒的工作人员发现主桌上已经没有足够的位置，她在电话里耐心地和她道歉，“但我不会让他们离您太远，”苏芒保证，“您知道我心细如发，您和我是亲人一样的感情。您自己好好的，我亲亲您。”
早期的警讯频段只比公众广播调幅频段“高一点点”。洛城警局的频道一开始是1712千赫，后来变成1730千赫，所以当时绝大多数的家庭收音机都能收听到。于是收听警用无线电通讯一时间成为了时尚，就像今天有些人依然爱好的那样。在警用广播的初期，无线电调度员在转述警讯后，通常要以说出自己的名字来结束通话。洛城警局1931年最早的无线电调度员中，有一位罗森奎斯特警官(Jesse Rosenquist， 1899—1966)，其嗓音在当时一度家喻户晓(就好比我国80年代赵忠祥的电视解说《动物世界》一样)。因为他总是低沉地拖着每个音节把自己的名字发做“Rosen-quist”。广大“听众”喜欢听他说：“Calling all cars,calling all cars... that's all. Rose-n-quist”。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南加州，罗森奎斯特警官的魅力嗓音真是妇孺皆知，几乎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公众在“监听”警讯一段时间之后，已然“上瘾”，欲罢不能了。具备美国企业精神的广播接收机制造商们也不放过这个市场，很快就营销“直通警用频段”的广播机。
这个下午，苏芒的女儿也和她一起坐在这辆车的后座。今晚，苏芒要陪这个15岁的小女孩一起去看Justin Bieber的演唱会，那是她现在所喜欢的男歌手。
在1930年代，洛城警局尝试了各种广播接收机，有自制的，也有厂商提供的，如Sparton、Philco和摩托罗拉(Motorola)。
挂掉电话后，疲惫的苏芒拿出那个装有演唱会门票的信封，看到票时，她和她的女儿一下子都兴奋尖叫起来，“妈妈，是第二排!第二排!”
起初，有44辆警车装置了无线广播接收机，继而又装备了35辆。1931年6月的警局月报显示，已经播报了12644条无线电警讯。8月26日，系统得到更新，公众得以直接拨打“MICHIGAN 6111”这个求警号码，由8个训练有素、具备5年以上巡警经验的警员负责接听。当诸如抢劫或枪击的紧急呼救电话被接收到时，接收警员会按下“hot-shot”按钮，刑侦部等要害部门的扩音器就响起，避免了转接(RTO， routing it to the radio dispatcher)可能带来的延误。直到今天，美国警方仍然遵循“hot-shot”优先程序，该词也进入了日常口语。很快，相关负责长官和部门的车里、案头，都装上了接收机。洛城警局把洛城划分为60个无线电通讯区。每辆警车前窗上面都放置了分区地图，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被派遣到他区。驾驶这些警车的叫“无线电警员”。当时警员短缺，“无线电警员”是洛城警局的“精锐部队”。日常的巡防任务，仍然需要在警局指派，警员利用街道上的警用电话箱来打电话至警局。
“真的吗？宝贝!太棒了!”苏芒开心地说，“你到时候可以跑到台上，和Bieber一起跳舞，妈妈在下面用手机给你拍，传到YouTube上你就红了!”
在洛城警局无线电通讯的初期，坐落于市政厅的总台将警讯发给待命的警车，并由位于Elysian Park的转播站转发一遍，以求双保险。但警车里还没有无线电发射机，不能直接回话。警员给警局回话，仍然要用街道上老式的警用电话盒。
小女孩有点反感，“妈妈，这会毁了我和Bieber的事业的!”
再看洛城。从1909年到1929年，洛杉矶市辖区的面积和人口都翻了一番以上，吞并了好莱坞等不少地段，洛城警局的担子也陡然加重了。在1924年5月洛城一个无线电展示会上，警局局长希斯(R. Lee Heath)看到了爱好者自造的装置在汽车上的广播接收机，就觉得这应该成为警务通讯的未来。第二年，在全国无线电博览会(National Radio Exposition)上，眼光超前的希斯把警官和电台都送上了飞机，演示从305米的空中来锁定“可疑”车辆，并用广播向地面通报讯息。希斯的继任—戴维斯局长(James E. Davis)也不遗余力地部属研发无线电警务通讯。经过几年的酝酿、研发、调试，在斯泰克尔(Roy Steckel)局长的任上，洛城警局获得了无线电广播执照，在1931年2月建立了KGPL广播电台，被分配的波段是1712 千赫，并在1931年5月1日正式开始使用。
“你想出名吗？想出名就要付出，你踩着第一排人的肩一下子就到舞台上了。”苏芒盯着自己的女儿，坚持自己的看法。小女孩说过自己长大想当演员。
各地警方也很早意识到需要拥有自己的专用电台。早在1928年，北加州的伯克利市(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所在地)就获得了警用无线电执照。1930年，北加州的旧金山、美国中西部的芝加哥警方等也从联邦无线电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前身)申请到了专用广播电台的执照。在警务无线电通讯的发展初期，联邦无线电委员会统共只给全国的警察局发放了八个频段，所以相距相隔数州的警察局都要共用同一个频段。
“想出名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女孩反驳道。听到这句话，苏芒沉默了。
汽车的应用使得都市化的延伸与时俱进，也促成了警讯技术的与时俱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当罪犯利用汽车来流动作案时，警方则布下了无线电这张“天罗地网”。1920年，在美国匹兹堡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代号为KDKA。无线电广播从此开始进入日常生活，美国各地的警察局也开始尝试无线电广播技术。警方最初对无线电的利用，仅仅是借用当地广播电台。比如1929年在加州的旧金山，警方首次在一个商业电台 KFRC里中断其正常节目而播放紧急警讯。巡警则在警车里锁定广播，伺机而动……
10月10日，芭莎慈善夜一如既往地隆重、盛大。拍品展示间里，一个珠宝商人正往苏芒的脖子上挂两串自己家的项链，他们希望这款项链能随着苏芒的照片一起在第二天登上各大媒体。第二天，时尚杂志的编辑们就开始讨论苏芒究竟有多少赞助商的产品。“她一共戴了两串项链和四个手镯。”一个女编辑说。
这种电话系统是不对公众开放的，专门让警察随时从电话箱打电话到警察局。老式的警用电话箱“Gamewell”，就在洛城街头存在了达一个世纪之久。它位于不同巡防路线交汇的街角，是汽车时代来临之前的产物。从1899年开始，这些箱子被警察用来给局里的每小时整点通话，那时警察步行巡逻，叫“footbeats”。尽管被习惯地被唤作“Gamewell”(这是生产厂家的名称)，洛城也有一些老式警用电话箱是由其他厂家制造的，如“Cannon Electrical Development Co”和“Western Electric”。
在那个晚上，《印象民乐》的导演王潮歌将苏芒和她一直以来的慈善夜伙伴融入进了一出类似于舞台剧的场景中，他们将伴随音乐在这个舞台剧里扮演他们自己，情绪化地向在座的嘉宾诉说自己这十一年来的慈善故事。当听到两个在芭莎做了十年以上的同事回忆艰难往事时，苏芒泣不成声。
从世界范围来看，警察的接警体系及网络的基础在西方。西方城市走向现代化的时候，警务通信从依靠脚、马、书信，过渡到依靠有线电报、电话。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街道照片里，电话和电报线密密层层地缠绕在电线杆上。警察在早上点名的时候得到当天的任务指派。后来，通过街道上的电话箱，警察可以在巡逻路途中得到指派。
即便转型艰难，但在2013年10月，《时尚芭莎》纪念刊的广告量还是超过4000万，创造了新的纪录。
洛城警局(LAPD)大名鼎鼎，一切皆因其艰难的治安状况和出警任务发展而来。1965年在瓦茨街区发生的非洲裔暴乱(Watts Riots)和1992年的城区暴乱(The 1992 Los Angeles Riots)震惊全世界，总共造成87人死亡和十亿多美元的损失。洛城警局也因此成为影视和媒体的焦点，激发了都市想象和传奇，娱乐了大众，并造就了好几代专爱“监听”警讯波段的无线电爱好者……
因业绩优秀，在Bazaar的全球表彰大会上，赫斯特集团国际杂志总裁兼CEO邓肯要求苏芒第一个上台发言。他希望她能为全部Bazaar主编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
最初，美国警局的接警频道能被绝大多数的家庭广播机收听到，收听警用无线电通讯成为时尚，甚至成为流行一时的“娱乐节目”。
即便传统媒体危机重重，面对台下那些衣着光鲜的时尚女魔头们，苏芒还是没有讲任何实质性的策略与观点。但和以往一样，她用她的热情、自信与积极的态度把一句中国名言当作主题分享给了女魔头们：发展才是硬道理。
撰文 王教
她告诉她们，这句名言来自她的祖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邓小平。
——911的前世今生
与所有在中国取得成就的企业家一样，苏芒在创刊初始，便以一个在落后境遇中渴望成功的人的欲望洞悉了中国。
永不消逝的美国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