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的迷惘

马克·吐温谢过契诃夫，站起来不无讽刺意味地说：“我的《竞选州长》这一篇小品文，只不过幽了美国民主选举一默。但在美国，买官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在你们中国这儿，买官几乎成了官场上一种公开的秘密。这是你们中国特色的自由，我不妄加评论。但你们中国最近发生的，一位地方官员花钱雇人假冒‘中纪委’干部，对自己官场上的竞争对手进行所谓‘贪腐问题’调查的闹剧，分明剽窃了《竞选州长》的构思。但这一件事，我完全可以不予计较。可你们还通过现实剽窃了我另一部作品的构思，即《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的构思！先生们、女士们，我虽然是亲自来进行起诉的，但我的目的不在于赔偿金，更不是为了令你们难堪。我是怀着善意的动机来的，是要亲口告诉你们——一袋所谓‘金’块既然可以败坏整座城堡里的人的心智，那么金钱崇拜也可以败坏整个国家的人的心智。而许多现象证明，今日之中国对金钱的崇拜，与我创作《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时的美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顺序本该是契诃夫进行陈述，但是马克·吐温早已捺不住性子，就请马克·吐温在先了。

法庭更加肃静。

马克·吐温又忍不住插言道：“更有甚者，他们的某官员还花钱雇用冒充者哪！”

法官们没有五官的脸，不，是我看不清他们五官的脸，一会儿你红他白，一会儿他紫你青，像在表演没有五官的变脸。

他苦笑着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吗？可你们用现实生活剽窃《钦差大臣》的构思不止一百几十次了吧？而且骗术最初总是成功的！你们最近一次的剽窃事件，竟搞出农民冒充军委领导人亲戚的闹剧！这类剽窃何时才能终止呢？”

然后是易卜生站了起来。这位挪威戏剧家忽然意识到其实还不该轮到自己，转身对契诃夫彬彬有礼地微躹一躬，说了句：“对不起。”

果戈里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早在三十多年前，亦即八十年代初，他就知道中国的现实生活剽窃了他的《钦差大臣》，并且拍成过一部电影《假如我是真的》。

契诃夫索性绅士到底地说：“您请好了。”

旁听者们全都循声望去；我认出了他是马克·吐温。

易卜生腼腆地说：“谢谢。”

一个声音接言道：“这个国家几乎通体被金钱腐蚀了！”

他于是开始陈述：“尊敬的中国的先生们、女士们，我一直十分感谢贵国的翻译家，在20世纪30年代就将我的剧本《玩偶之家》译成了中文，并由中国的话剧先躯们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据我所知，《玩偶之家》是在中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外国话剧之一，也一次又一次引起相当良好的反响。因此，贵国的鲁迅，当年还发表过著名的杂文《娜拉出走以后》。但是令我‘友邦惊诧’的是，如今的中国，因不甘于成为富裕之家的玩偶妻子的女性似乎反而少了；似乎将越来越少；似乎反而以能成为有钱丈夫的温柔玩偶为幸、为荣了。这使我很悲哀，我想，我的《玩偶之家》，估计以后不太会在中国上演了吧？即使上演，又能有多少观众呢？对此，不知鲁讯先生的在天之灵，将作何感想？尤其令我悲哀的是，贵国当下不少女性，不但甘作阔男人的温柔玩偶，而且不惜放弃女性之独立人的意识，甘当甚至争当他们的‘二奶’、‘小三’、‘小四’。那么我可以得出结论，《玩偶之家》不管在从前的中国演出了多少场，其实都白演了。中国之现实如此讽刺一部对全世界女性都具有觉醒启蒙意义的严肃的戏剧，这是我绝对想不到的。我也不打算起诉什么了，我只借此机会声明，永远收回《玩偶之家》在中国上演的许可权……”

可是当时他生气得很，不断用手杖杵地，大声质问：“都二十一世纪了，为什么你们许多官员变得都像奥尔贡了？为什么你们许多商人都变得像维尼斯商人那么既狡猾又冷酷？为什么你们许多富人富得流油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易卜生最后的几句话，引起了旁听席上的一阵骚动，一些女士们交头接耳、叽叽喳喳。

在他的传记文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好脾气的绅士。

契诃夫与巴尔扎克互相谦让一番，后者站了起来。

莫里哀指控中国的现实生活一次次照搬他的戏剧《吝啬鬼》中的情节，而且将人性对金钱的贪婪演绎得更加丑恶。

巴尔扎克右手习惯性地握着未装烟丝的烟斗，沙哑着嗓音说：“吸烟是个坏毛病，烟和咖啡危害了我的健康，诸位想必知道，我是为了完成《人间喜剧》而不惜危害健康的，以现实生活的方式剽窃我这样一位作家的健康，是更加不道德的。我认为，不是我的哪一部作品被中国的现实生活剽窃了，而是我的全部《人间喜剧》都逐一被中国的现实生活剽窃了！《欧也妮·葛朗台》被剽窃了，《高老头》被剽窃了，《伏脱冷》被剽窃了，《搅水女人》被剽窃了，等等，等等，恕我不具体说明。我要强调的是，我的《人间喜剧》虽然名为喜剧，但却是由若干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组成的。在中国，现实生活不但剽窃了它们的情节、人物，还将它们变成闹剧，变成人间丑剧。一闹一丑，我的作品所具有的深刻思想性，被庸俗的闹剧、丑剧的特征完全解构了……”

法庭极安静。法官耐心可嘉地听他陈述完毕。那时，我觉得法官们的脸上，依稀出现过了五官似的。

他的陈述最长。

雨果的陈述很长。我们都知道的，他不仅是法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人性和良心的教诲者，起码他的书证明了此点。我望着他，看得出来，他希望能借机教诲我们中国人。

“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需要起码百年的教养，也就是现代文明启蒙。问题是，哪些中国人将替中国补上这一课？”

紧接着站起来的是一脸正气、双目炯炯的雨果。我还没来得及转换倾听频道，雨果已用他那在公众前一向庄严又洪亮的声音开始陈述；他说：“法官先生，旁听席上的诸位，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听到过冉·阿让这个名字。在我的代表作之一《悲惨世界》中，他由于特别饥饿而偷了一个面包，而成为不幸的长期服苦役的人。请允许我强调，我说他是‘服苦役的人’，并没说他是‘服苦役的犯人’。虽然，在我的笔下，也明明是将他写成‘苦役犯’的。但那是我从自己终生恪守的人道主义立场移位于没有同情心之人的立场来看待他的，以便更利于提示他们为什么没有同情心。因饥饿难忍而偷一个面包，与贪污、与由于情场嫉恨而杀人，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亲爱的冉·阿让，他一度成为深受百姓爱戴的白德劳先生，并且后来成为不穿教袍的麦里哀主教式的人性温暖的人物。可在中国，你们不但通过现实一次次剽窃我伟大的构思，而且玷污那构思！你们使贪污犯成为一座城市的党校之长！你们使杀人犯隐姓埋名，成功地在二十余年间逃避了法律追究，还以所谓‘大善人’的面目混迹于人世间！我的冉·阿让一度进入过修道院，可你们的贪污犯却进入了党校！这太滑稽可笑了！其实我对中国是友好的。我生前虽未到过中国，但是我对中国文化相当崇敬。我甚至能够容忍现实生活拷贝伟大文学作品的现象，但我不能容忍的是不断拷贝，而且对伟大作品中的好人形象极尽丑化之能事……”

他以提出问题的方式结束了他的陈述；那简直就是演讲。

美国短篇小说之父怔愣良久，耸耸肩，嘟囔一句我听不到的话，悻悻地坐下了。

连法官们也交头接耳起来。

法官：本法官对您的第二项指控予以驳回。您太不了解我们中国了。在我们中国，老早老早就流传“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了。我猜测得到，您其实想要指出，我们中国当下社会中一切证明金钱万能的现象，都是从《肥皂》中剽窃来的是吧？但您真的大错特错了。倒是您的《肥皂》有剽窃了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普遍的金钱观的嫌疑。本法官认为，您最好对我的驳回表示明智的接受，否则，您也许会被以“剽窃中国当代主流金钱观”的罪名遭到反诉……

契诃夫终于在一片窃窃私语中站了起来。

欧·享利：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金钱万能。但我的创作思想是批判性的！

他不动声色、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写出过巴尔扎克先生那么多的作品。与在座的小说家相比，我的作品可能是最少的。但我觉得，当今之中国人，似乎格外喜欢以现实生活的方式，剽窃一位沙俄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我的《变色人》被剽窃了，我的《万尼亚舅舅》被剽窃了，当然，我的《第六病室》也不可能不被剽窃。现在的中国，不是精神病人而被关入精神病院的事，发生了一起又一起。所以我要说，中国病了，患上了一种可以叫作‘发展迷乱症’的病，正像当年的俄罗斯患上了‘统治迷乱症’一样……”

法官问：尊敬的欧·享利先生，您想通过《肥皂》传达什么创作意图？

他的话立刻又引起一阵窃窃私议。

所幸在他陪那姑娘去往机场的路上发生了交通堵塞。一堵就是两个多小时，小伙子在出租车里收获了爱情——但交通堵塞是他父亲花了一大笔钱雇人制造的。

他大声说：“先生们、女士们，请安静。”

儿子不快的是——所爱的姑娘当天就要搭乘飞机去往另一座城市了，可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而不是唐突地向姑娘示爱。

有一位法官敲了一下法锤。

父亲淡淡一笑：那么让事实来证明。

安静恢复以后，契诃夫接着说：“诸位，据我所知，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只要聚在一起，三五句话后，往往就会大谈中国官员的贪腐现象，商人们的唯利是图现象，贫富悬殊的现象……一言以蔽之，最后的结论几乎总是中国病了。所以，我对我的各国同行有一建议——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在发展时患了社会病的国家，我们应该宽容，假以时日，看看中国以后的情况再决定我们共同的起诉要求……”

儿子轻蔑地说：不能！

他的话还没说完，又有两位外国作家匆匆进入法庭。我认出走在前边的是左拉，后边紧跟着身材高瘦的高尔基。

《肥皂》的内容是——身为大富翁的肥皂商，与是大学生的儿子争论：金钱能买到爱情吗？

法锤却再次敲响。

他接着指出——他的另一短篇佳作《肥皂》也被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剽窃了。

法官们交头接耳一阵，其中一位宣布休庭。另一位说，要将开庭情况向领导们请示汇报，再决定何日二次开庭。

“先生们、女士们，”——欧·享利激动了，看去甚至有些愤慨了，“情节如此雷同，这难道还不是公然剽窃吗？但是在世界迄今为止的剽窃案例中，用现实生活来基本上复制小说内容的现象，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这简直是对文学的亵渎！是可忍，孰不可忍？关键是，还没想到上帝！心里也没唱赞美诗！法官先生，赞美诗是我那一篇传世短篇的最体现创作智慧的一点，而它不但被剽窃了，还将体现作家极高创作智慧的这一点删掉了！为什么要删？为什么？这一删，我的传世名篇被中国的现实生活平庸化了，而这对我的作家声誉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左拉却大声说：“我的《小酒店》，我的《娜娜》……啊哈，你们中国的许多底层人，像极了我的《小酒馆》中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你们中国的娜娜，现在几乎全世界都有她们的身影……”

欧·享利特绅士范儿地指出——某年某月某日，中国的某一份报，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有一七十余岁的老汉，也同样为了达到入狱之目的，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抢一位年轻女士的挎包。那老汉的亲身体验告诉他——监狱，起码他曾被关押过的一所监狱中的吃住条件，比他曾住过的一处养老院里的吃住条件强多了。而且对于他这把年纪的无依无靠的独身老人是免费的。那么，他每月200元的社会养老救济金可以省下做零花钱。故当法官仅判他两年刑期时，他极为失望，当庭大叫：“判得太轻了！俺请求判得重一些，最好判俺终身监禁！”

他被他的两位同胞——雨果和巴尔扎克劝走了。

那时他无比虔诚地感激上帝，在心中默默唱起了赞美诗……

高尔基却被中外记者们包围了，七言八语地向他提出问题。

警察出现了，他如愿以偿了。

不知是不是因为他耳背，反正他一个问题也没回答，只是重复自语：“我明白，我明白，请诸位相信，我明白这一切……”

那篇短篇小说我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就读过了，记忆犹新，内容是——流浪汉在圣诞之夜无家可归，饥寒交迫。于是他想到了监狱，监狱的四面石墙起码可以挡住威胁到他生命的寒冷。而且，圣诞之夜，连犯人们也是有一顿简单圣餐可享的。可怎么才能入狱呢？只有犯罪。又于是，将他冻得瑟瑟发抖的寒冷，加上对一顿简单圣餐的迫切需要，促使他捡起一块石头猛砸商店的橱窗。

那时我被一只蚊子叮醒了。

他说，《警察与赞美诗》是他短篇小说中的名篇……

后来许多日子里，我每恍恍惚惚的。一会儿觉得自己清醒着，一会儿觉得仍在梦中似的……

首先站起来阐述起诉理由的是欧·亨利，他没读起诉状。

9.公平是社会改革的基础

他们都是善于滔滔雄辩的人物，我想他们不请律师是不值得包括法官们在内的所有人奇怪的。

所谓“公”，释意颇多，这里只谈公正、公道。而所谓公正，不过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是耳。首先是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绝不是符合少数，更不是符合极少数人心感觉的。

原告们都没请律师。

比如盲道，是为方便盲人铺设的。盲人是少数，他们自然会有此要求。若他们的要求被漠视，则他们心中会有不公正之感。反之，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心中的公平感就会增加一分。

朋友想办法为我搞到了一张旁听许可证。座位靠后，我可以看到正襟危坐的法官们，却不知为什么看不清他们的脸。那似乎是一些没有五官的脸。是的，不是五官模糊，是似乎就没有。当然他们不可能没有五官。也不是光线的原因，而是我自己的眼睛那一天很不正常。我看原告们的脸却能看得清清楚楚，看其他旁听者的脸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唯独看法官们的脸时，居然看不到五官。我的眼睛那一天究意怎么了，我自己也不明白。

但，为方便盲人而由政府出钱在许多地方铺设盲道，其实也符合绝大多数社会公民的心愿，实现之，绝大多数社会公民也会感到，社会对盲人的关怀，体现了自己对好社会的理想。

开庭是秘密进行的。

故，“普遍人心感觉”这句话，在为了方便盲人而铺设盲道这件事上，包含了不普遍的也即多数人之心的感觉。

有关部门严禁对此事进行报道，连泄露到网上去的消息也被定性为“谣言”，并遭到屏蔽。

又比如，某些公共场所，严格禁止人们带宠物进入。宠物的某些主人，会觉得对于他们是不公正的。

他们的起诉理由是——中国通过现实生活“剽窃”了他们的小说或戏剧构思，企图使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变得平庸无奇，而这分明意味着是对他们的羞辱。

但，养宠物的人毕竟是少数，希望可以带宠物进入某些公共场所的人，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不论他们的感觉多么不快，社会还是要采纳多数人的意见，根据多数之人心的快与不快制定并颁布法规、法律。

他们是——欧·亨利、雨果、莫里哀、果戈里、契诃夫、巴尔扎克、马克·吐温、易卜生，等等。

故，“普遍人心感觉”这句话，在禁止带宠物进入某些公共场所这件事上，是以不照顾不普遍的即少数人之人心的感觉为前提的。

我近来做一荒诞梦——梦到有几位外国先生起诉咱们中国。都是极可敬的先生。不仅我自己一听到他们的名字便肃然起敬，许许多多的同胞们也是。他们的名字在全世界享誉久矣，故我不能按咱们中国人时下的习惯说他们是“老外”。

所以，“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这句话对文明的社会而言，基本符合公正的含意。社会越文明，“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便越加符合公正的含义。因为，文明社会之普遍人的眼和耳，会更加有意识地看到，听到原定之法规、法律的不周全，予以改变，使之符合更文明了的普遍人心之感觉，使公正更接近人们所希望的程度。

8.他们起诉中国

于是我们应当理解，公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论在任何国家，都是变态的原则。

窃以为，这样的人，他逐渐不平凡起来的可能，比平凡的人少多了。

再比如死刑——杀人偿命，几千年以来，符合普遍人心的感觉。但是在西方某些国家，给忏悔了的罪犯以人性改造的机会这一主张逐渐被普遍的人所接受。那么废除了死刑，但某些罪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公愤，也就是不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所以死刑又在某些废除过死刑的国家恢复。

想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想明白了——平凡其实没那么可怕，可怕的倒是，害怕平凡的人生如本能地害怕死亡。

废除也罢，恢复也罢，须经受公众委托代表“普遍人心感觉”的议会讨论通过。

不入大学校门，若想成为合格的“平凡的城市人”，将付出更大努力的。

一旦废除，废除即当时“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

因为城市对“平凡的城市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一旦恢复，恢复也体现以上原则。

一种“获得了成为平凡的城市人的资格”的幸运。

总而言之，“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确乎一直基本符合普遍的人们对公正或不公正的理解。

进了大学校门，证明着一种幸运；出了大学校门，也证明着一种幸运。

符合，既公，于是正。

而我们许多父母包括儿女，似乎仍停留在出了大学校门我当然已与众不同的过去时。

不符合，既不公，于是失正，无正。

研究生文凭其实也只能证明这么一点。

那么，公道的意思可以解释为由公众来说道。

一个孩子获得了大学文凭，只不过意味着在文化知识方面获得了成为平凡的城市人的资格。

即——公正之事，一定是经得起公众议论、争论、评论、说道的。

我们的父母和教育体制，似乎“合谋”在这么打算——要么使一个孩子成为将来的斯巴达勇士，要么视为“废品”。

经得起公道的事，才更接近公正。

我们中国仿佛变成了古代斯巴达国。

至于“平”，我想，其实并没多少人认为非得体现为“平均”。

我们中国的父母如今最不重视的是对儿女的善良教育、好人教育、好品格教育。

“普遍人心感觉”所要求的“平”，只不过是相对的平等。

雷夫明白，善良是人之良好品格的第一块基石。如果没有良好的品格，所谓“天赋”和“运气”不会始终青睐某一个人的。反之，良好的品格有助于人获得信任、帮助、倚重。那时，连自己和父母都不曾从自身发现过的正能力，便有了施展的机会。

极少数人占有一个几乎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绝大多数由金钱所代表的财富（目前金钱仍代表世界上的一切财富），普遍中国人之心的感觉怎么会“平”呢？只能是不平啊！

聪明不是那么重要，品格远比学习成绩重要，正派、得体远比考试得高分重要……

中国人又不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种。

如果我们希望他们将来成为善良的人……

而经不起公道的事，即使一个时期内形成为法规、法律了，那也肯定是欠公正，甚至违背公正原则的，迟早有一天要按“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改变，以实现公平。

我们要培养善良的学生……

又得用到“但”这个字了；但——以上只不过是关于公正的一般性常识。这一般性常识，自古以来，又被认为是一种心理意识。或反过来说，又被认为是由意识所决定的心理反应。

雷夫·艾斯奎斯是当今美国备受称赞的中学教师。他来到中国与众多中国同行对话时，多次强调：

意识者，思想形态也。

为父母者，如果真想通了以上道理，便会自觉地教育儿女，将来万勿做第四种人。而自己也绝不做难以容忍儿女的将来平平凡凡的父母。

那么，既然公正是相对的，是无法达到绝对程度的，可不可以通过思想说教，来使人们习惯于接受某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豁达看待之、对待之呢？

平庸则不同，平庸是主观上的懒、混。

当然可以。

而生活在被许多平凡的别人喜欢的平凡的阶层中，心中未必全无平凡的幸福感。

数千年来，宗教，文化，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些工作堪称卓越，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超过于许多政治家的作用。

而可爱之人，人人喜欢他。

还得用到“但”这个字；但——前提乃是，那不公正的程度，在“普遍人心的感觉”可忍受的范围以内。

这样的一个人，将平凡得可爱。

若超出了“普遍人心的感觉”是可忍受的范围，即使上帝亲自做思想工作，那也无济于事。

平凡者也可以平凡得较为优秀。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能力表现优秀，胜任自如；在平凡的家庭中是平凡的好儿女、好父母、好夫妻；在平凡的人际关系中，是平凡的好同事、好邻里。

因为如果超过了，普遍人心的郁闷、愤怒之感，则就会转变为普遍公民之生理的痛苦感觉了。

平凡与平庸是不同的。

西方动物学家们近年的实验证明了此点。

如果父母的家教责任始于此点，那么家教责任就会变得轻松一点儿的。也就等于做父母的首先在思想上明白了以下人生理念：

他们的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巨大的笼子里，分隔出空间不等的几个区域，每个区域用钢丝网壁隔离，相互情形可见，但无法穿过。那巨大的笼子象征一个国家的边界；那几个区域象征不同阶层；相互情形可见意味着社会信息达到的透明度。

故我认为，儿女呱呱落地时，能这么想的父母才是具有起码明智的父母——我一定要保证我的儿女将来的人生，不至于连普遍人的日子都过不上。

如果——分给某些区域的猴子足够吃饱的桃子；分给另外一些区域的猴子根本吃不完，可以当玩具，甚至可以糟蹋的多种水果；而一两个特殊笼子里的猴子，不但多种水果堆积如山，而且夏天还可吃冰激凌，冬天还可以泡温泉，还有猴衣可穿、猴帽可戴，还有电子玩具可玩……

但一个事实乃是——那第二类、第三类儿女，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他们永远是世界新生代中的极少数，这一点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因父母家教有方的例子是有的；与父母基因遗传有些关系的例子不胜枚举；自幼胸怀大志，成功于个人刻苦勤奋的才俊人物也不少。可如果进行一项统计将会发现，更多的才俊人物其实属于“天赋”优异，再加上时代因素的促成，以及所谓“运气”。“天赋”的优异与父母的基因没什么关系，故“天赋”是无道理可讲的，“运气”更无道理可讲。那么，此等儿女，乃万分甚至百万分、千万分之一的比例。若天下父母全都抱此期望，不是好比每一个买彩票的人都专执一念非中头奖那么“二”吗？

于是不久，只数最多的区域里的猴子，即其实拥有足够吃饱那么多的桃子的猴子们，不是企图破坏钢丝网壁去攻击那些享受高等待遇的猴子，便是一只只丧失了机灵本性，无精打采，行为怪异。

首先我要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心，天下父母皆有之。那么也就可以说，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父母都会有的一种期望。起码，孩子出生时，心中会闪过那么一线期望之光。这无可厚非，符合父母之人性。

经对那些猴子的心理测试，它们几乎集体心理变态。

所以诸位，仅就以上五类培养儿女的方向而言，我们究竟遁着哪一方向尽父母的家教责任？姑且不论使命。说使命未免太沉重——我们毕竟只不过是父母，而且又都是平凡的普通的父母。我们不是“圣父”、“圣母”，世界并不非要我们的儿女去拯救。依我看世界也并没比从前糟到哪儿去，故我们当仅以平常心来谈谈父母的家教责任就行的，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更有些猴子，对动物园管理者怀有无法消除的敌意和憎恨。

于是，父母成了家庭教练员，儿女成了家庭运动员，而家庭成了培训基地，与学校达成这么一种共识——双方合作，不将一个孩子推入重点大学的校门誓不罢休，因为重点大学是培养将来不平凡的人的殿堂……

也有些猴子，莫明其妙地死了。

5.绝对不允许儿女平凡。平凡就是平庸无能！容忍一个平凡的儿女，岂非容忍一个完全没出息的儿女？若竟一辈子平凡，想想还莫如当初做掉的好！父母都由一辈子平凡而一辈子平庸了，全指望你当儿女的使祖坟冒青烟了！你实现不了我们对你的指望，你算什么好儿女？

经对它们的脑体解剖发现——原来在它们的脑区中，已存在着一种可以叫作“先天公平基因”的脑细胞。

4.如二者无法兼得，管他什么厚黑学，什么潜规则，什么权钱交易，什么出卖色相，百般手段一齐用上，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达到目的就是好样的。许多别人都已变得鲜廉寡耻，自己不择手段又何必感到羞辱？爸爸妈妈更不会因而脸红。别人指背那叫羡慕嫉妒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倘不公平的现象明明就存在于它们眼前，它们却无可奈何，那么它们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会发出痛苦信号，而那痛苦异常折磨它们。

3.既能实现以上人生目标，同时善良又正义，不但活着有好口碑，死后也经得起历史评说；包括坊间流传之野史的圈点。

猴子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是它们的脑进化的结果。

2.一个所谓精英人士。或曰成功人士。倘为官，官运亨通；倘经商，财源茂盛；倘从艺，必是明星大腕；倘从文，名满利丰，迎送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倘是独女，待嫁豪门；倘是独子，光宗耀祖。

一般猴子的智商相当于三岁儿童。

1.一个善良的、正义的人；对谋生技能具有进取精神的人；一生平凡但不失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聪明的猴子的智商相当于四五岁儿童。

而好儿女起码分为以下几类：

动物学家由而明白，人脑中肯定也存在着“先天公平基因”。

谁都明白成不成功要由好儿女来证明。

故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目前中国所存在的官员生活腐败现象、贪得无厌现象，挥霍纳税人的钱像烧纸玩一样的现象，权力膨胀的现象，贫富差异巨大的现象——不但不符合普遍的也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之心感觉的原则；也不断刺激着中国人头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使人们经受着生理痛苦的折磨。

谁都想证明自己在家庭教育方面是成功的父母。

甚至也可以说，此种生理痛苦，使我们的许多同胞如在“水深火热”之中。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成了中国父母的家教信条。孩子一呱呱坠地，父母都希望“天降大任于斯婴”。而同时，自己也背上了“天降大任于父母”的无形十字架。

思想工作怎能解除生理痛苦？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成了中国父母的人生宗旨。

专治“先天公平基因”受到强刺激而引起的痛苦的药，还没研制出来。

但今天之中国人，尤其平凡的中国人们，仿佛更不会做父母了。仿佛觉得，做父母更难了、更累了、更复杂了。

那么，谁来帮我们的这些同胞解除这一种痛苦呢？

五是当下之中国父母，想怎么教育儿女就可以怎么教育儿女了，想怎么培养儿女就可以怎么培养儿女了。当下之中国儿女，想拥有多大的儿女自由几乎就可以拥有多大的儿女自由了，想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那方向几乎就可以是他或她的人生方向了，哪怕明天又否定了，另有了一种价值观，另确定一种方向，也没法不随他们的便。

谁能，谁便是中国的上帝。

却当然非是家庭教育的全部内容。

起码，是伟人。

那是最重要的。

10.当“交管”撞上“人文”

这不等于说“文革”好。也不意味着所有人家的家庭教育都那么值得称赞。而仅仅是要强调——善良的父母们，对儿女们的家庭教育责任，只能尽到那么一点了。

此文所言“交管”，自然指“交通管制”。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文革”十年，由于“上山下乡”运动剥夺了几乎整整一代人的人生选择——为父母的无奈，是儿女的也无奈，家庭教育反而极其简单了。一句顶一万句地说，勿恶守善而已。

全中国许多城市都实行过“交管”。北京是首都，也自然便成为全国“交管”次数最多的城市。

以我的眼看来，中国民间具有极其本能的、蚕丝被套般的向善维护系统，以影响自己的儿女们不变恶劣。那系统也遭受过极大破坏，但所幸未被彻底摧毁。

“交管”现象古今中外皆有。此是交通管理特殊措施，亦是必要措施。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公路恐怖袭击事件、自然灾害破坏公路的情况，交管部门必定启动“交管”措施。“大公仆”们出行视察，迎送要客、贵宾，肯定也必启动“交管”措施。一是为了保障他们的车辆行驶顺畅；二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我们都知道的，他们不无可能会成为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进行袭击的对象，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

故我认为，那坚持说当年全中国的人都疯了的家伙，极可能自己当年干了罪过的事，并且至今不肯忏悔，继续以“全中国人都疯了”为自己当年的罪过开脱。

然而在中国，在北京，蓄意针对“大公仆”们或来华要客、贵宾们实行的恐怖袭击阴谋，似乎还从没听说过。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拦车跪呈冤状的事件罢了。即使这种并不多么恐怖的事件，居京三十五六年之久的我，也仅听说过一两次，并且拦的主要是京官们的车，还从没被新闻报道证实过。由此似可证明，中国之“大公仆”们，其实人身一向是挺安全的。也似可证明，其实中国公民，是世界上最不具有对公仆们进行暴力攻击性的公民。个别例子是有的，但都发生在外省市，且攻击对象每是小官吏。细分析之，那些小官吏之所以受到暴力攻击，通常与他们自身的劣迹不无关系。单说近十几年，不知怎的一来，为保障“大公仆”们之出行顺畅和安全而采取的“交管”，不但次数多了，而且时间分明更长了。

我班里与我要好的同学一个也没疯，他们至今仍各个都是中国善良的人，像我的父母和他们自己的父母一样善良，富有同情心。尽管他们上学的权利被硬性剥夺了，至今皆是平民百姓，而他们的父母，我当年再熟悉不过的那些底层人家的父母，一位位至死也未改变过善良本性。

次数多是好事，意味着“大公仆”们经常在为国务奔忙。但每次“交管”的时间长了可不是什么好事，无疑会使北京本就严重的交通堵塞情况更加严重，结果给人民群众的出行造成诸多难以预料的阻碍。

我当年就没疯，反而于种种疯狂现象中越发清醒。我的父母也没疯，比以往年代更加善良，更富有同情心。

我曾遭遇过三次“交管”。

我对鼓噪“文革”中全体中国人都疯了的说法嗤之以鼻。

一次是要乘晚上六点多的飞机到外地去开会。六点多起飞的飞机，究竟该几点出家门才不至于误机呢？我家住牡丹园，心想三点出家门时间肯定较充裕啊。那天“打的”倒很顺利，三点十五分已经坐在出租车里了，却不料半小时后，堵在机场高速路上了——遭遇了“交管”。这一堵不得了，一下子堵了四十分钟左右。“交管”刚一结束，前方被堵住的车辆极多，有两辆车都企图尽快驶上机场高速路，却偏偏在路口那儿发生了碰撞……

但许许多多并不等于全体。

我自然误了点，所幸我乘的那次航班本身也晚点了，两小时后我还是坐到了飞机里。但不少人就没我那么幸运了。他们中有人要求改签时，与航空公司方面的服务人员发生了激烈口角。

在那么一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家庭之家庭教育，成了一件很可能是“罪行”的事。父母和儿女往往会同样受到批判的，甚至会都遭殃。

一方责备误机的人应自己掌握好时间；误机的人却强调，“交管”又不像天气预报，怎么能料到半路遭遇？——“交管”属于“不可抗力”。

那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父母，多到大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已经完全被剥夺了向儿女提出人生参考意见的权利。因为儿女们的人生，连儿女们自己也完全做不了主的。

偏偏航空公司方面的人还认真起来了，以教导的口吻说“交管”根本不属于“不可抗力”。

四是“文革”及“上山下乡”时期。

旁边就有同样因那次“交管”误机了的些个人嚷嚷：那你们的飞机停在了跑道上迟迟不起飞，不是每每对已经坐在飞机里了的乘客广播是遇上了“管制”吗？如果“空中管制”是“不可抗力”，那么公路交通管制怎么就不属于“不可抗力”了呢？如果“交管”并不属于“不可抗力”，那么“空中管制”也同样不属于“不可抗力”。如果“航空管制”同样不属于“不可抗力”，那么航空公司就应对乘客进行误事赔偿。

当年被卷入战争的青年，犹如后来的青年被卷入“上山下乡”运动。但前者们命运的惨烈，绝非后者们可与之相提并论。

道理涉及赔偿不赔偿的，航空公司方面的更不相让了，说“空中管制”与“交通管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经常是白发人埋黑发人的时代。

一句话激怒了另几位因那次“交管”误机的人，都嚷嚷道先不改签了，非先将是非辩论清楚不可！

三是内战时期。资料显示，抗战与内战两个时期，近三千万同胞死于战争，多半是青年。

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今日之同胞，是多么的喜欢辩论啊！

对于那些中华儿女，抗日便是“就业”。

幸而航空公司的一位领班人士出面了，批评了自己人几句，安抚了误机者们一番，唇枪舌战才算平息。

所谓家国情怀，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在成千上万中华儿女心中，只体现为爱国情怀了。所谓忠孝，也只能做到以忠为孝了。

“航空管制”也罢，“交通管制”也罢，是“不可抗力”，或非“不可抗力”，我至今也没想出个明白。

二是抗战时期。中国千千万万的父母亲们，为保卫国家奉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所有——儿女。有时刚奉献出几个月甚或几天，儿女就粉身碎骨了。粉身碎骨在战场上还算幸运，被敌人严刑折磨而死的，更令今人心疼。我们必须承认，在那国难时期，优秀的中华儿女，坚卓毅忍者，共产党的队伍中有，隶属国民党的亦即国家正规军中同样有，表现同样可歌可泣，浩气长存。

但有一点我觉得那是肯定的——头一天像预告天气一样预报因“大公仆”们出行而必要实行的“交管”，有关方面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于是某些知识青年，干脆破釜沉舟地投身政治，以图先救国而后追求个人之人生目标。政治要抛头颅、洒鲜血的，父母们便成天为之提心吊胆。而许多青年，于是用生命祭了国家，或只不过祭了政治。不乏可敬者，亦有可悲者，令今人心疼。

因为那肯定属于安保机密啊！

这一时期，大批青年，尤其知识化了的青年，反而最不容易找到工作。报国无门，报父母养育之恩也难。而最糟糕的是，国人看不到国家方向与希望。父母看不到，知识化了的儿女们也看不到。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平民——贫民父母和他们的儿女。富人不同，贪官污吏与为富不仁的富人，即使在很烂的国家里，也照样活得滋滋润润的，幸福指数很高，甚至，国家越烂，他们越如鱼得水。

我第二次遭遇“交管”，是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也是在出租车里。那天是星期六傍晚，从郊区返回市里的车辆极多，时间也是四十多分钟，公路几乎成了停车场。最大车距一米左右，最小的车距也就一尺。一辆挨一辆，堵塞了近两站地。有人内急，公路上又没厕所，干脆一转身，就在公路边尿起来。特殊情况下，那么解小手，尽管不文明，但也可以理解。问题是还有人竭力憋着急需解大手，那可就真是个痛苦的问题了。即使人人理解，不以为耻，“当事人”自己还觉臊得慌呢！人高马大的一个大老爷们儿，憋得脸色紫红，五官一会儿正常，一会儿扭曲，一会儿捂着肚子蹲下去，一忽儿出着长气直起腰。直起腰五官恢复了常位时，则就开始高声大嗓地骂娘。而车里车外，男的女的，开车的坐车的，无不望着他同病相怜地一起笑骂，笑骂的倒也不是“交管”这种事本身，而是时间太长……

一是民国初期。统治了中国260余年的曾似乎固若金汤的一个大王朝，由于自身腐败，打击改良和进步，在外国攻击和国内颠覆之下土崩瓦解，亡于一旦。

我第三次遭遇“交管”，不是在车里了，而是在一座跨街天桥的上桥台阶口。那天一早，我跨过那一座桥，去往一处银行取款。银行九点开门，我八点半就排在门外边了。在我前边，是一对七十岁的老夫妇。他俩一早散步后，捎带存款。

窃以为，近代以降，中国有四个时期做父母是很辛苦的，做儿女也是很辛苦的。

等我办理完毕，走到跨街桥那儿，赶上了实行“交管”。原本以为，所谓“交管”，实行的只不过是对某一段公路的戒严。那日始知，还包括对于沿路所有跨街天桥的戒严。细想一想，谁都不能不为执行保安任务的同志们考虑得周到而心生敬意——许多跨街天桥上从早到晚总有摆摊卖各种东西的小贩，自然会吸引不少过桥人驻足。若有危险分子混迹于买卖者之中，待“大公仆”们的车辆从桥下经过，居高临下发起什么方式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没实现攻击目的，制造成了一次耸动的新闻也太影响社会祥和了呀！

7.可怜的中国父母亲

所以，对某些跨街天桥也实行清除人员的戒严措施，不能不说是对“大公仆”们的人身安全高度负责的体现。也不能不说，是人民群众理应予以理解和配合的。

不知我们中国是否应该每年定期对官员进行心理测验，而不仅仅是体检……

当时的我正是这么想的。

不知我们的官员中，有多少正病态着，又有多少即将变态？

我周围的许多等着过桥的人也显然是这么想的，所以皆无怨言地默默等着。

患有“贪占强迫症”的官员，便是被完全异化的官员。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这时，人已完全异化，不复是人。

但有一对老夫妇却等不及了，强烈要求允许登桥、过桥。他们是在银行门外排于我前边那一对老夫妇。

变态的结果是——面孔忽然从嘴角那儿向两边裂开，紧接着整个面孔被撑破，从人的面皮下，暴露出黏液淋漓、滴答挂丝的狰狞怪物的头。

要求再强烈，起码得有理由。

变态就没救了。

他们的理由听来倒也充分——那位大娘急着回家上厕所。大爷替她请求地说，她老人家排在银行门外那会儿就想上厕所了，自以为憋半个小时没问题，可太自信了，那会儿就有点儿憋不住了……

这时还有救。

每一次的“交管”时段，最有怨言的便是急着上厕所的人了。

病态是被病毒感染了——好比电影《异形》中那些被外星球怪物之菌感染了的地球人，起初只不过出现红肿溃烂的皮肤征兆。

在跨街桥两端的台阶口，各站一名年轻的武警战士。在我这样年纪的人看来，他们是孩子。对于那一对老夫妇，他们当然更是孩子。

但官员不应该是特享受虚荣的女人啊！

大娘对守在桥头的小武警战士说：“孩子，你看大娘像坏人吗？”

有消费能力的女人每天换一双高跟儿鞋是我们见惯不怪的。

小武警战士看去是那么的心性善良，他默默摇头。

官员隔几日换一块名表戴，这也有点儿病态。

大娘又问：“你看我老伴儿像坏人吗？”

烟当然有优劣之分，但贵到一两千元一条，贵得太离谱了。究竟是先有了病态的官员，后有的贵得离谱的烟；或反过来，这需以另一篇文章来分析，暂且不论。

小武警战士又摇头。

官员吸一两千元一条的烟是病态。

大娘便说：“孩子，那就让我俩过去吧，啊？大娘真的急着回家上厕所，不是装的。”

但我们中国人所难以容忍的，则恰恰是日甚一日，似乎遏制没辙了的、病态的、变态的腐败。

小武警战士终于开口说：“大娘，我知道你们不是坏人，也信您不是装的。可我在执行命令，如果我允许您过桥，那就等于违反命令，我会受警纪处分的。”

因为我认为——官员贪污受贿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元，这分明是病态的、变态的；官员以权谋私到几十套乃至二百来套房产，也分明是病态的，官员的情妇很多，还是病态。我们都知道的，外国的官员们，忽一日曝出绯闻，也不过就是与一位女子有婚外情而已。我们也都知道的，外国的公民们，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公民们，他们对某届政府强烈不满，主要是由于他们无能，断不会因为腐败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周围的人就都帮大娘劝小武警战士，说你既然相信这老两口肯定不是坏人，明明看出大娘不是装的，那就行个方便，别拦着了，放他们老两口过桥嘛！

我为什么会联想到这样一部电影呢？

周围的人那么一说，小武警有点儿生气了，沉下脸道：“不管你们多少人帮腔，反正我坚决不放一个人过桥！”

因为它所展开的情节太过极端，极端到了必然会误导观众，却不可能对观众之思想有什么正面启示或启蒙的程度。

他这么一说，顿时可就犯了众怒。周围的人开始七言八语地数落他，夹枪带棍的，训得他一次次脸红。

这样一部探讨现代权力对人的异化问题的电影，思想不可以说不严肃，为什么反而会成为世界性十大禁片之一呢？

他朝街对面也就是跨街天桥的另一端望一眼——那边厢虽然也有十几个人等待过桥，却显然没人急着回家上厕所，情况相当平静，看去那些人也耐心可嘉。

《索多玛120天》一直是目前公认的世界十大禁片之一。

他突然光火了，抗议地说：“如果我犯了错误，我受处分了，你们谁又同情我？同情对我又有什么用？你们以为我穿上这身武警服容易吗？”

二、“二战”末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临近崩溃，而所谓“萨罗共和国”，乃当时之意大利的附属小国。那么，他们便产生了一种末日迫近之感。他们对于各自拥有的权力还能拥有多久，心中全然无数。正所谓“瞻念前程，不寒而栗”。于是，心理上的忐忑不安，促使他们“玩”出更加违背正常人性的放纵“游戏”。又于是，那“游戏”便呈现出变态的、病态的特征来。

他委屈得眼泪汪汪的了。

一、他们的权力是不受监控的，或者这么说，他们拥有绝对的、毋庸置疑的监控一切的权力，但“萨罗共和国”却又绝对不存在任何有资格监督他们的权力。所以，当他们想要或身心需要放纵时，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当然，他们的放纵行径一向不被公众所知。要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又顿时的，人们肃静了。

原因无非有二：

那会儿，我对急着回家上厕所的大娘同情极了，也对那眼泪汪汪的小武警战士同情极了。

那些政治经济大权在握、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于公众眼前的显赫人物们，为什么在特定的时空会有种种的病态行径呢？

我明白他朝桥那端的另一名小武警战士望一眼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明白，对他的同情反而超过于对大娘的同情了。

同样是在山区，同样是在一幢古城堡里，接连120天，上演了一幕幕“萨罗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人物、商业大亨们对一些被诓入城堡的青年学生尤其女学生的种种心理的、生理的，包括性的虐待和摧残。

我看出，我明白了什么，别人也都明白了——他是怕他这一端放行了那大娘和大爷，桥那一端的小武警向上级汇报，而那后果对他将是严重的；起码这是他自己的认为。

于是我又联想到一部外国电影《索多玛120天》，这也是一部由好莱坞方面投资、由意大利导演拍摄的电影，改编自一部同名小说。小说有副书名，曰“放纵学校”。时间背景为18世纪，地点为瑞士山中某城堡。而电影则将时间背景后移为20世纪“二战”末期；地点虚构为意大利北部一个叫作“萨罗共和国”的小国家。

人们的那一种沉默，既体现着无奈也体现着不满。而不满，当然已经不是因小武警战士引起的了。

从前也病，现在也病，首先都是病在“干部”。区别乃是，今天老百姓不叫他们干部了，而与时俱进地叫他们“官员”或“官吏”了。

双方面都倍觉尴尬和郁闷之际，多亏一名外来妹化解了僵局——她先说大家那么气愤地数落小武警战士，对人家是欠公平的。后说她知道什么地方有一处公厕，愿引领大娘前往。

所谓“异化”，借用医学术语来说，叫作“器质性病变”。“器”者医学上指，人体脏器也。病变发生于病灶，久而久之，使之病态严重。若治标不治本，必发展为癌。

众人望着那外来妹和那大娘的背影，纷纷地又请求小武警战士的包涵了。小武警战士说没什么，只要大家也能理解一下他的难处就行了。他说罢转过身去，我见那时的他脸上已有眼泪淌下来……

我们中国在摆脱了“文革”之后，现如今，分明的，又被另一种病魔附体了。仅就干部队伍而言，“异化”之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回到家里，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

现在看来，周扬是有深刻思想的。他对中国共产党仍将面临的执政考验是看得准的。而胡乔木当年那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也显然是相当“文革”的。

联想到《列宁在十月》这一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从骨头里觉得……”

又联想到，八十年代初，“文革”中自己也被整得很惨的周扬，平反后痛定思痛，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了“异化”问题。而胡乔木主动向上边请示，遂发起一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使他至死又丧失了言论自由和自我辩护权。

是的，当时的每一个人，包括小武警战士本人，分明都看得出来两点：一、那大娘和大爷肯定是大大的良民无疑；二、那大娘确实是要回家上厕所，也确实有点儿快憋不住了。

毕竟只不过是值不了多少钱的东西，校方并没处分他。老师和同学也很同情他，无一歧视者，患了古怪的病嘛！在大家的友爱和关怀之下，他的病渐渐好了。

那么，放他们通过跨街天桥去，在小武警战士那儿，怎么就成了坚决不行，并且也要求被充分理解的“难处”呢？

那名同学被医院诊断为“占有强迫症”。

如果他放行了，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戒严任务结束后，桥那一端的小武警战士，十之八九会向领导汇报。倘他俩关系挺好，桥那一端的小武警战士大约不至于汇报。但我从他朝桥那一段望过去时的表情推断，他俩的关系并没好到对方肯定不至于汇报他违纪做法的程度。

也联想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同事对我讲的事，她说——她读大学时，班里有名同学，给大家印象颇佳的一名同学，忽一日被发现有偷窃行为。偷的既不是别人东西，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而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他专偷食堂里为同学们盛饭菜盛汤的塑料盒、碗。那是校方听了学生会的意见，每天为方便学生免费提供的。集中在一处地方，像纸巾一样随便使用的。食堂的人总是觉得每天被用的塑料盒、碗逐渐变少了，一直奇怪。直至有人意外发现，在那名同学的一切可以藏匿的地方，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里，占为己有的六七百个之多。

如果对方汇报了，那么又有以下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领导认为他能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做得完全正确，非但没批评他、没处分他，反而当众表扬了他。并且强调在特殊情况之下，既要保障“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行安全，也要兼顾人民群众之方便；另一种可能是，领导既没对他进行警告、批评乃至处分，也没表扬，什么态度也没有，将事情压下了；第三种可能是，对那位“放行”的小武警战士进行严肃甚至严厉的批评，给以处分，为的是惩一儆百。

真的，不但当时我并没听得义愤填膺、血脉贲张；他说得也极平静，就像聊换季时节天气的冷暖。

三种可能中，最大的可能是哪一种呢？

送走朋友，独坐发呆。一时想不大明白——我与朋友都是忧国忧民的人，当然也都是憎恨腐败的人。打从何时起，我们这样的两个很爱国的中国人，对于雷人的腐败现象，都变得完全的没了脾气呢？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第三种情况。

朋友与我相对苦笑。

交通管制是为了什么？为了确保首长们的车辆通行时绝对安全。确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万无一失！万无一失怎么才能做到？那就必须提前戒严。身为武警战士，执行的正是戒严任务，那你为什么还要违反命令放人过桥？

我又哑口无言。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那时刻，朋友仿佛就是贪官本人了，他的话替彼们说出多乎哉、不多也的意味。

顺着这一种思想惯性思想下去，会思想出各种各样后果严重的“万一”来。

朋友代答：二百来处房产，并不全都归在他一人名下啊。老婆名下有，儿子名有下，父母、岳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舅，全家族的人都挂名，每人名下不过才二三十套呀！

总而言之，若不处分，行吗？

良久，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名下那么多房产，怎么填那份官员们每年填一次的“财产申报表”呢？

结果小武警战士的命运就注定了特值得同情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使有人同情他，那同情对他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我一时无言。

尤其是，如果他的直接领导是一位新上任的领导，那么采取最后一种态度的可能性几乎会是百分之百。不一定坚持给予处分，但批评和警告是绝对免不了的。

朋友代答：人民币不是一直在贬值嘛。继续贬值看来是大趋势。而房产，却是还要升值的。以长远眼光看，要房子肯定比要现金好哇！

新上任嘛，来日方长，不重视执行命令的严肃性还行？

我说：那还莫如直接要现金。

于是，会释放一种信息——为了确保“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行安全，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特殊情况的，一切人的一切要求、请求，不管听起来、看起来是多么的应该予以方便，那也是根本不能给予方便的……

朋友代答：升值后卖嘛。

第二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会很小。有的前提必是——那个小武警战士的直接领导者即将离退，心想多大点儿事呢，一直对下属要求严格，这一次就别太认真了吧，于是息事宁人地“嗯嗯啊啊”地就过去了。又于是，那小武警战士侥幸避过“一劫”。这种结果，只能是恰逢直接领导者即将离退，连即将晋升都会是另一种结果。让我们假设他的直接领导者是位排长，他听了一名战士的汇报，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态度呢？那么，态度无非两种——一种是自己行使批评警告的权力，事后却并未向上一级领导汇报；一种是既然实行了批评警告，作为一种擅自违反保安命令的现象，自然还须向连长汇报。而一旦由排长汇报给了连长，再由连长汇报给了营长，那一件事，极可能就成为全团进行职责教育时的反面典型事例了！

房产又不是鞋子、不是名表、不是金条；面积那么大的东西，不像名画可不时欣赏，珠宝可经常拿在手中把玩——要那么多房产空置着干什么呢？

可是依我想来，它多么应该成为这样一件事啊——当大娘讲完自己要过桥的理由之后，小武警战士礼貌地说：“大娘，我在执行任务，不能搀您上桥了，您二老别急，慢慢上台阶，慢慢过桥去啊！”

但当时，我竟不由得一愕。

如果当时的情况竟是这样，那么周围的人自然也就不会七言八语地训他了，内心里必会觉得到一分这社会的温暖了。那老大爷，自然也就不会郁闷到极点地哼出那么一声了。

尽管，对于当下官员之腐败，我的感觉已完全麻木，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甚至几百亿的贪污受贿现象，早已无动于衷，连点儿脾气也没有了。人民币也罢，美元也罢。仿佛中国本就是一个大公司，一概财富都属于他们的，所谓贪污受贿，只不过是彼门分配红利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明明可以这样的，为什么就偏偏没这样呢？

我大愕。

想到这里，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的概率几乎为零。

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来到家中，交换过对我即将出版的一部书稿的意见后，话题一转，不知怎么就谈到了中国当下的腐败。据朋友言，网上曾有一则消息流传——某省一不大不小的官员，除了接受行贿现金外，更喜欢接受房产。十余年间，已得房产近二百处。

并且接着做如是想——即使我是那位小武警战士的排长、连长或营长，我内心里本是要这么表态的——他做得很对啊！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应兼顾到人民群众的方便，希望大家以后向他学习！

6.患有“贪占强迫症”的官员

可是，我真的敢将内心里的这种态度变成既欣慰又热忱的话语说出来吗？

斯时阿Q就极索寞了。

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勇气。

“你们懂什么？那年月就是好！……”

我会顾三虑四。

他们都是些接受过文化所化的儿女及孙儿女，对于“当年”，颇知道一些了，也都有自己的想法了。

如果，我的话传到了我上级的耳中，他们根本不认同我的思想呢？

他一开始“想当年”，某些儿女及孙儿女就转身离开了，有的还忍不住与他争论。

或者更糟，我的战士们接受了我的思想，在某一次执行“交管”任务时，遇到类似情况，也好心地放行了，结果出事了呢？比如正值“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过，被好心放行的人，从怀中揣出什么标语，“唰”地从桥上垂将下去；又比如，看去那么温良的大娘或大爷，一旦上了桥，却要往桥下跳呢？当下社会矛盾多多，谁也没法预知别人是否纠结于什么矛盾之中！……

但这种“革命动力”的真相，他是绝不说一字的。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却又不说在那年月，他冲锋陷阵地占领“上层建筑”，也主要是为了不再干他从没热爱过的农村劳动——他不再干还给他记全工分，秋后照分粮菜，造反派们且每月发给他两元“革命补贴”。那很划算。

那“万一”一旦发生，一名小排长兜得住其重大责任吗？

那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从那日以后，我对于我这样的作家所一向秉持的——要用人文主义创作原则进行创作，以包含人文主义元素的作品影响人们，进而改变社会风气的坚持，好生的灰心丧气。

“妈妈的，那年月真过瘾！那才是中国人最好的年月啊！……”

并且，感觉到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因为我为之再三思想的这一件事，“大公仆”们肯定从不知晓。

他基本上只回忆他占领“上层建筑”的事迹。

“人文”之社会元素是什么？

“文革”前他的史事种种他也没多大情绪说。那一时期没他的什么光彩，连与众不同的苦难也没有。

以最具体、最起码的理解来说，无非便是人人都较自觉地使我们每个人天天生活其中的社会大家庭里增添一些能使人心暖和一下的想法和做法而已。

未庄的人生经历他是不说的。

“人文”之社会元素在哪里？

阿Q经常对儿女及孙儿女们话说从前。说时表情极庄重，绝无丝毫戏说的意思。

它首先在人的头脑里，体现为一种思想；随之要注入人的心里，体现为情理；再之后变为言行，体现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想当年……”

可要使我们国人的头脑里也有几分“人文”思想，怎么就这么难呢？

回忆成了阿Q如今活着的基本内容。

试问诸位读者，如果你是那位小武警战士，你当时会怎么做？如果你是他的领导，你听了汇报之后，又会如何表态？

阿Q的性能力很强，使他的女人为他生了不少儿女。他的儿女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替他生了不少孙儿女。儿女和孙儿女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他的种种基因。

而同样值得同情的，我认为也包括“大公仆”们。

他太能活了。他没什么养生之道的。但偏偏就是太能活，而且活得还极健康。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没什么科学道理可解释的。

因为我相信，他们如果预先知道，或事后知道，由于他们的出行，一位大娘憋了一泡尿，却不能赶紧过一座跨街天桥回家上厕所，他们要不生气才怪了呢！

如今，阿Q已经很老很老了。

但他们预先当然不会知道。

他的忏悔是一种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明智。连高等动物也有的明智。

事后当然也不会知道。

阿Q虽非凶残之徒，心灵里却也没有什么善根。

在中国，“人文”二字的朴素原则，正是被如此这般地解构的。

没文化的人不一定就绝然没有忏悔意识。忏悔意识也往往是人性善根的枝叶。

好比从前中国孩子用几块石子就可以在地面上玩的游戏——“憋死牛”……

但他其实并无忏悔意识。

11.一位“城管局长”的自白

阿Q自是千恩万谢，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的。

读罢《我是城管》，头脑中依次而迅速地产生两种联想。

他终究只不过扇过别人的嘴巴子，而且没文化，而且又是“翻身农民”，故对他清查了一阵子后，又将他释放了，并没被真的定为“三种人”。

首先联想到的是两部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和《撞车》；随之联想到的是——《我是城管》如同一份起诉书。

那时的阿Q又未免可怜了。

看过《撞车》的人都知道，那是一部大获好评的美国电影，获奖多多。在我的印象中，《警察局长的自白》则似乎是美国与意大利合拍的。即使我记错了，对于这篇评论也无关紧要。

“文革”一结束，阿Q成了“三种人”，须老实交代他在“文革”中的罪行。

《警察局长的自白》塑造了一位依法办案的警察局局长。但是在他任警察局局长的那一座城市，依法办案谈何容易？因为他所面对的，除了以正派公民甚至优秀公民的姿态招摇过市的黑恶势力的利益追逐人物；还有与黑恶势力相勾结的政府官员们、商业老板们；他们所雇用的打手们、杀手们；俨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实际是他最阴险也最危险的敌人的检察官。

他最狠的时候，也只不过就是扇别人嘴巴子。

而他是孤独的。

他只不过心里面缺乏同情。

在斗争中，他起初还有忠诚的属下可倚重，但他们后来不是被杀害了，就是被收买了，背叛了。最终，他成了孤家寡人。

终究，阿Q并不特别凶残。有时装出凶残的样子，却是下不去狠手做很凶残的事情的。

结局是，绝不放弃使命的警察局局长被陷害入狱，并被预先以囚犯身份潜伏狱中的杀手杀死……

但只不过时常那么一想罢了。

在这一部电影中，主要情节也与城市管理有关。具体而言，与有限的城市土地所日愈升值的金钱交易有关。

阿Q时常想砍下“臭老九”们的头，将手伸入他们的头里掏一把，看那种叫作“文化”，据说是好东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

如上所述，《警察局长的自白》是一部极具批判性的、悲剧现实主义电影。

“妈妈的，嚓！……嚓！……”

我之所以立刻就联想到了这一部电影，乃因周亚鹰的《我是城管》，字里行间也充满了现实批判性，对城市管理的忧思以及清醒、理性并且富有建设性的构想；因问题成堆而感到的焦虑；因有时陷于几乎无能为力而感到的孤独与愤懑，还有对于乏“城市意识”可言的形形色色之人的失望。

他喜欢城市，喜欢“上层建筑”占领者那种优越感。他很是学会了一些革命的话语，也能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有时手痒难耐，便扇“臭老九”们的嘴巴子。扇彼们的嘴巴子，那种感觉尤其的好。因为彼们以前的地位，比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高多了，而且又都是文人。阿 Q本能地痛恨文化，因为文化是他骨子里压根儿没有的。想有很难，不是能抢得来分得来的。某种据说是好东西的东西，在别人的脑袋里，抢不来也分不来，这使他恨。

然而有一点却肯定是不同的，即电影中的警察局局长的孤独是宿命般的不可逆转的孤独。而身为县级市城管局局长的周亚鹰的孤独，却不过是一时的，是一心想要尽快解决问题而愿望与现实难以同步所产生的孤独感。从本质上说，那还不是真的孤独。因为县委书记，县长都支持他，当然也意味着县委、县政府是支持他的。有了这一种支持，县委县政府的职能部门是尽量配合他、协助他的。他的属下也是完全服从他的指示与调遣的。只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的难处。

阿Q也很少回未庄去了。

故也可以说，周亚鹰同时又是幸运的。简直还可以说是有力量的、强大的。以更长远的眼光看，中央要求各级政府“提高社会管理能力”，提高对城市的管理能力尤为重要，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各级领导不重视“城管”部门的工作是会酿错误，犯错误的。也就是说，亚鹰同志这位“城管”局长的工作将来必会受到更多方面的重视，更大力度的支持。全中国各级城市，包括他所在的那一县级城市的城管局，也肯定会更受重视，获得更有力度的支持，绝不会相反。

那时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已经死了。

故我送他两句毛泽东当年赠柳亚子的诗，以解其郁闷，消其孤独感——“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于是阿Q立刻就明白了什么是上层建筑。

再谈我的第二种联想《撞车》——这部电影的地点背影是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众所周知，美国是移民国家，纽约是世界上移民特征最显著的城市。而在《撞车》中，分单元呈现了一些平常日子发生在纽约的各种各样的危险之事。那些事起初看似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寻常磨擦，一方或双方带有这样或那样的个人之生计、生活问题所造成的不良情绪影响而遭遇在一起了，结果使双方的不良情绪互相刺激，于是强烈，于是升级，于是形成敌对心理。美国又是一个私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的国家，所以感觉被严重伤害的一方，每会情绪失控，最终选择以开枪讨回公正。

阿Q从没听说过什么“上层建筑”。城里的造反派们告诉他——就当成当年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的家吧！

我非常欣赏这一部电影的编创构思。深刻而理性。最终一切危险矛盾，皆由人之情绪的调整而止于尸横两处，血溅数尺的悲剧发生之前。

阿Q造反造得出了名，就被城里的造反派请去，当上了“农宣队”的小头目，趾高气扬地占领城里的文化和教育阵地。

我认为，在中国，类似《撞车》中的情节的事，几乎每天都上演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而在那类事中，尤以“城管”人员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为最经常。也可以这么说，双方几乎每天都发生行为“撞车”。如果一方或双方那时都受不良情绪之困扰、影响，不良冲突往往呈现街头，甚至会演变为流血场面。

他带头造农村干部的反，因为他们曾很不好地对待过他。

亚鹰在《我是城管》中，对此点多有描写，真实可信，此不赘述。

“妈妈的，造反！造反！这才妈妈的像种造反的样子！只要高呼着万岁，怎么造反都不会被杀头，妈妈的，这种造反才来劲儿！……”

我建议亚鹰自己先看一看《撞车》，也让自己笔下的城管队员们看一看，讨论一番。

到了“文革”，阿Q再次变成了一个神气活现的人。

我觉得，中国城管队员与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体现为一种中国之当下宿命。是中国之当下宿命，将城管队员与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以无形的不可抗力似的强力挤压到了一起，想不被“矛盾化”是不可能的，想杜绝冲突也是不可能的。故我进一步认为，对于城管一方，同样是宿命性的角色。对于被管理者，尤其为了生计而心生对抗情绪的被管理者，境地也是宿命性的。

对于阿Q,新社会的好，主要体现在想扇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耳光时，是完全可以的。不但不会有人干涉，还有人围观，发笑。阿Q喜欢他扇什么人嘴巴子的时候有人那样。

既然矛盾冲突是宿命性的，也就只有尽一切可能不使矛盾升级，不使冲突激化。

但阿Q很愿意搞“阶级斗争”。尽管从阶级成分上分，他只不过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已，却一向声称自己是苦大愁深的贫下中农。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虽然已成专政对象变为弱者了，阿Q仍经常扇他们嘴巴子，那时他心里就很快意，每每这么想：妈妈的，尽管把地又收回去了，但新社会总归比旧社会好！

城管是执法一方，因而体现为强势一方。哪怕强势一方有百种道理，一旦执法行为稍显过激，舆论也断不会倾向于城管一方。所以，忍往往被视为城管人员素质的高标准。但不能指望每一名城管队员都是大肚弥陀。即使极善于忍的城管队员，也有一忍二忍三忍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我是城管》中，对忍也是有保留看法的，并讲述到了一些以“智”实现管理目的之方案。

他在心里会这么骂：“妈妈的，早知如此，老子农会那会儿才不积极！……”

我认为“智”在城管队员的素质标准中，理应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和培养。“智”加上“仁”、“诚”，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也许会一定程度地改变。作为城管局局长的周亚鹰，事实上已在尽量发挥自己智性管理的能力了，比如他对广告牌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很智慧地作为了一番。但依我想来，何不在必要之处，留下几块城管可以对缺乏“城市意识”的人们进行温馨提示和教育的宣传栏？缺乏“城市意识”的人们是多么需要教育无须多论，由城管部门担负起教育的义务责无旁贷。周局长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值得赞许，但设想一下，若能与小摊小贩们也定期举行见面会，听听他们为生计所迫的苦楚，帮他们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生计困难，那效果会是怎样的呢？

公社化后，阿Q肯定由农会时期的积极分子变成了消极分子。虽然他对土地毫无感情，但已经分到了自己名下再“公”到一起去，阿Q是一百个不情愿的。

最后我来说说，我为什么对《我是城管》有种起诉书般的印象？

互助组期间，阿Q大约就很耍奸。经常装出病歪歪的样子，可怜兮兮地央求别人互助他，在分到他名下的那一小块地里种或收。而互助别人嘛，他往往不见踪影了。即使被动员去了，也肯定拈轻怕重，作演假出力之秀。阿Q并非名副其实的农民，他对土地没农民那种感情，劳动也从来不能带给他任何愉快。在自己的土地上也不能。

因为，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自我（也代表城管队员们）辩护和指控般的意味。

在农会时期，阿Q会是积极分子。分田地，分大户财产、控诉赵老太爷、游假洋鬼子的街——这些都是阿Q特高兴参与的，能使他获得真“翻身了”的感觉。何况，他骨子里有爱跟着起哄、亢奋于刺激之事的遗传。

这不是否定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正是《我是城管》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成功之处。我是认可并喜欢这一点的。该自我辩护时，为什么不呢？理直气壮有什么不对呢？

在小尼姑、吴妈、赵司晨的妹子、邹大嫂的女儿之间，他总之是要拥有一个的。从鲁迅笔下看，阿Q在这方面并不忒胆小，还算敢想敢做。比如对吴妈，对小尼姑。我们有根据推断，“翻身了”的阿Q,后来做了丈夫的可能性极大。也许他“拥有”的女人既不是小尼姑也不是吴妈，而是别庄的一个什么女人。是的，对阿Q而言，结婚只不过是“拥有”的广告，妻子只不过是男人之拥有物。他是不太会与任何女人行苟且之事的。不仅因为胆小，还因为“传统道德”的约束。和奴性一样，“传统道德”也是存在于他骨子里的东西。那是外因长期暗示的结果。

中国之发展太快，尤其近二十年，所谓城镇化、城市化的速度突飞猛进。小镇恨不得一两年内就变成县城；县城恨不得一两年就变成地级城市；而地级城市也都各有扩大规模、增加人口的强烈冲动。

那么，既然翻身了，没人敢再公开地蔑视他了，革命不便代之解决的问题，他自己势必是要自行解决的——当然指的不是自慰。

但许许多多小镇、县城、地级城市并没有做好突飞猛进的种种准备。急迫地一心要脱胎换骨变为城里人的农民，其实也没有做好意识转变的准备。

但正像阿Q骨子里有奴性一样，他骨子里也有对女人的强烈需求。鲁迅笔下的他，对女人的强烈需求，也可以说是欲求，每呈现为一种痛苦折磨。

于是两种冲动，即城市本身的发展冲动，与农民急迫地要变为城里人的冲动，将城管队员与农民推到了几乎只有互相“战斗”的“前线”。

不消说，土谷祠分给了他，于是他有了合法居处。对于“劳苦大众”，革命只负责翻没翻身的问题，一般不解决有没有女人的问题。

对急于变为城里人的农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阿Q在乡村的地位当然也应来次彻底的翻身。

对为了生计而进城占道摆摊的农民，是无奈的。

总而言之，“劳苦大众”之于阿Q,虽符合得不太完美，但大体上还是符合的。

对城管队员们，则是无辜且委屈，没辙的。

阿Q勤劳吗？鲁迅笔下没怎么详写，字里行间给我们的印象是懒散，游手好闲。但我们可以这样推理——他倘若不劳，那便会饿死。像他那种年龄的男人，不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乞讨是讨不成几次的。那么，他并没饿死，证明他总归还是得靠打工活着。

谁之过？

革命成功之前阿Q的人生苦吗？想来，我们也总得人性化地承认，确乎比较苦，还被视为下贱。

不能说是发展之过。

阿Q属于大众一员这是不存争议的。

只能说是速度之过。

我们也都知道的，后来中国真的革命实现了。真的革命首先是为了使中国的劳苦大众来一个彻底的翻身，当家做主。

一言以蔽之，都是速度惹的祸！

假如这样的“误会”并没发生，阿Q活下去的概率是极大的。

但起诉“速度”没有用。它既不应诉也不辩护，更不会现形于法庭，与“城管”部门对簿公堂。

众所周知，阿Q被砍头完全是冤枉的。还是他自投罗网的结果。赵家遭抢了本不关他什么事，他原本是要去衙门里告假洋鬼子只准自己造反，却不许他也造反的“唯我独革”之状的。他的前科，也只不过是趁火打劫，掠点儿东西，罪不该死。

再一言以蔽之，“城管”干部和队员与严重缺乏“城市意识”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战斗”，是极“中国特色”的一场“战斗”，也必将是一场“持久战”。

而胆小，这正是我们假设的依据。

而我真心希望中国像周亚鹰这样的“城管”局长多起来，那么，“武斗”的现象将会大大减少，由“文斗”而文明理论，互相理解、体恤的好现象就会多起来！

骨子里奴性成为“自然”人性的人无不是胆小的。

周局长，向前看！

想来他断不会去参加真的革命。因为他胆小，更因为他骨子里的奴性。并且，他见过革命党人被砍头的情形。虽然，他讲起所见情形，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夜里却是会做自己被砍头的噩梦的。并且，惊醒了会一身冷汗。早期的革命党，即尚未意识到革命要达到成功，必最大程度地发动群众时的革命党，是绝不允许阿Q混入的。他企图混入，门儿都没有。他那个年代土匪很多。有明目张胆的土匪，有打着“革命”旗号的土匪。连土匪也会拿蔑视的眼光看他的，那么他也就混不到土匪堆儿里去。他们会像假洋鬼子那般对他怒喝：“滚！……”肯定还会朝他的屁股狠踹几脚。

明天风光无限好，你的家乡城的人们会因你的努力而感激你的！

那么假如阿Q当年没被砍头，他以后的人生又会怎样呢？

12.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但依我想来，“但”字其实很伟大的，因为往往可以进行“推倒”事实后的另一种想象。那另一种想象，非用“假如”而绝不能够展开。

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上，都记录着暴民们的暴行。

“但”字不论在嘴上还是在纸上，都被用得太随便，结果似乎就很滥。

暴民趁暴乱而显凶恶狰狞。

但假如阿Q没被砍头，侥幸逃过了他人生中那一大劫呢？

在当今世界，在不少国家，暴乱仍时有发生，暴民也时有出现，却分明的少多了。

都知道的——阿Q确乎被砍了头，而且在游街之后。

因为文明了的世界、文明了的人类，越来越难以容忍暴民们的暴行。并且，越来越倾向于零容忍度。

5.阿Q生活在当代

混乱不是暴乱。

得小声问，否则会激怒他们……

暴乱是指有恶行即残暴之事发生，而那必是暴民们干的。

特拉维斯先生，您在线吗？

故暴乱也不是暴动。

敲键盘的声音吧？

暴动的行动者们，往往有迫不得已的因由，或为了拯救被压迫的自己，或为了拯救被压迫的别人们；如果竟是为了后者们，那暴动甚至可用正义的行动予以评价。

嘘……

故暴动者们未见得便是暴民。也许，还是些理性的、高尚的、可敬的——为了同样可敬之目的而暴动的人们。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特拉维斯们只有一种作用——验病作用。

什么样的人才是暴民呢？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连贝茜这小女子，也比他们具有推动进步的正能量。

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在巴黎，在暴动获得第一次胜利后，在塞满街巷的欢庆胜利的暴动者以及支持暴动的平民们的人潮中，持于某些人手中的矛尖上，插着贵族阶级的人头。

革命特拉维斯们也不行。

若是男性的人头，我们还可以如是想——大约他生前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吧？也许正是那样。但也许，并不是。他的头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只不过因为他不幸是贵族。在那一天，是贵族确乎成为了他的最大不幸。

改革特拉维斯们不行。

若是女性的人头，我们还可以如是想——大约她生前极度荒淫无耻，经常以虐待仆婢为乐，每至他们伤残吧？那么她的死可谓是报应。我们这么想，其实等于是在为擎举着她的人头的人寻找可以恕罪的理由，证明着我们的善良。善良的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根本无须任何理由的恶行？但也许恰恰相反，那女性生前和我们一样，不因是贵族妇女而对底层毫无同情心。并且，她还极有做人的修养，堪称贤妻良母、淑朋俊友。她的头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也只不过因为她是一位贵族夫人。

不论哈瑞斯还是帕兰汀，如果真的具有国家公仆的潜质和使命感，那么一万个特拉维斯也顶不上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个的作用。

若是一颗少女的人头呢？她永远不能再眨动一下的双眼凝固着无助的、巨大的恐惧，她颊上也许还淌着生前最后的一行泪。她肯定苦苦哀求过饶她一命……

但须知，改革需要的理性决断和智慧，特拉维斯们的头脑中是根本没有的。

但她还是被杀死了。

当特拉维斯们多起来时，连头脑正常的人也会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以为靠了他们，兴许能使国家的病好得快点儿。

她的头还是被插在矛尖上了。

一个国家的特拉维斯们多了，证明病得不轻；而一个国家的病好起来，大部分特拉维斯们的病往往会不治自愈。

一个少女，她的心能有多恶？她生前又究竟能做下什么不可饶恕的恶事？

而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都会有本国特色的“国家病人”出现。特拉维斯操枪时具有美国特色，但其暴力倾向一转向网络便具有了分明的中国特色。他们在网上的语言暴力表现，像极了“文革”时的红卫兵。

如果，那用矛高举着她的头的人（通常肯定是男人），正是无论她怎样苦苦哀求也还是铁石心肠地杀死了她，并且在杀死她之前还奸污了她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性情百分百残暴的暴民了，倘我们想象他高举着那颗插在矛尖上的少女的头，脸上一副乐不可支的表情，扭腰摆胯，迈着忘乎所以的“舞步”前行的样子；那便正是典型的暴民之凶残发泄后心满意足的样子。

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摆脱其国家病。但往往的，旧病去了，又添新病。刚克急症，旧病复发。故一个国家的进步史，其实便是一个国家的“病史”与“治疗保健史”。

然而我须声明如下：

每一个国家都患有各自不同的国家病。富国有富国的国家病；穷国有穷国的国家病；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病；民主国家有民主国家的国家病；专制国家有专制国家的国家病……

我们是在以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的现象”为例，而这对法国大革命也许是不公正的，甚至有诋毁之嫌。我的例子来自某些以法国大革命为内容的书籍，包括某些文学作品。那些书籍本身对法国大革命也许便持歪曲的态度。但法国大革命时期肯定是法国充满了血雨腥风的时期，这一点雨果在《九三年》中有令读者不寒而栗的描写。英国宣布为共和国之前的内战时期亦如此。

国家是地球上的各个单位。

不论任何国家的血雨腥风的时期，都是暴民们所乐见的时期。

8.结束语

暴民基本上是不参与暴动的。因为暴动须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来保障成功。比如光复会的徐锡霖们当年所进行的暴动，暴民预先是混入不了的。暴动的组织者们鄙视他们，他们也绝对没有参与暴动的胆魄。

还因为，他不曾被好的文化所化……

当暴动发生，暴民是密切关注的看客。

因为他是病人啊！

当暴动失败，暴动者被残酷镇压，暴民更是看客。不管哪一方胜利哪一方失败哪一方镇压哪一方，暴民都爱看。因为镇压往往是冷酷无情之事，能间接满足暴民残暴的心理快感。

特拉维斯只能以那样的方式来证明。

而当暴动大获成功，往往会引发连暴动者们也始料不及的骚乱、混乱。而此时暴民便有事可干了，在乱中打砸抢烧杀。来得及奸淫妇女便奸淫她们，来不及便杀了她们。他们作恶时，“聪明”地呼喊着胜利者们庆祝胜利、仇视敌人的口号。这会使胜利者们困惑，以为他们是“自己人”。而他们那时乐得被视为“自己人”。因为“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暴行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内心里认为未免残暴，但却会错误地认为那是因共同的仇恨所至。一这么认为，便等于不反对了。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多多少少地保留着想要证明自己的社会存在具有积极的正能量的愿望。

更错误的是，有时暴动的一方，为了声势浩大，明知暴民之不可靠，却利用之。

他只能不停止地攻击一切他认为必须攻击的人和事，否则他会在电脑前犯羊癫疯的。

而凡是犯这种错误的，不论曰暴动也罢，造反也罢，革命也罢，没有不最终失败的。那时大多数暴民逃之夭夭，隐迹遁形了。而他们留给了镇压者们血腥镇压的正当理由——“镇压暴民”是不必手软的。

如果网络上没了谣言，便会大大影响他的攻击情绪。

如果那个杀死了一个贵族少女，并将她的头插在矛尖的男人自我辩护道：“我这么做因为我比你们更仇恨我们共同的敌人啊！”

但他会亢奋于传谣。传一切之谣。从危言耸听的政治谣言到鸡零狗碎的他人隐私。

又如果当年我们是法国大革命的组织者，诸位，我们该怎么说呢？

造谣这种卑劣之事，以他的道德底线而言，大约是不会的。

我给出的说法乃是：“那你也必须被公开绞死！”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革命是人进行的事，而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他会成为“网痞”吗？

容忍了他们的暴行，便是容忍了对革命的玷污。

他会成为各网站宠儿，自己也会如鱼得水。

在古代，中国、外国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战斗终于决出胜败，获胜的一方下令屠城。而此时，军队集体成了暴民集团。在任何一本书籍中，任何文艺作品中，此类罪行都是人类诸宗罪中的首宗罪。

我们不难想象特拉维斯手握鼠标在网上四面出击的亢奋样子。他口中发出的肯定不再是“砰”、“砰”的单音，而是“嗒嗒”、“嗒嗒”之模拟的机枪扫射声。

日军侵华期间，便一次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那首宗罪。

网络不仅是正义声源，也是名利校场。看不见的钱钞在网络上四处流淌，对点击率的贪婪追逐每使网络乏义可言。

中国之“文革”十年，也是暴行多多的十年。

这是网络带给每一个国家的益处之一。

我坚决反对“文革”十年全民都疯狂了的说法，更坚决反对全民皆有罪的说法。

7.如果将时间后延三十几年至当下的网络时代，或将网络时代前移三十几年至“特拉维斯时代”，那么情况将可能是这样——特拉维斯无须买四把手枪了，鼠标就可以是他的枪。他的“光复行动”任由其在网上进行得轰轰烈烈。美国现实生活中会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美国病人”，网络上会多一个攻击客、一个网上暴民。而网络上多一个攻击客，肯定比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准精神病患者强得多。

几乎全民都被卷入了运动，这一说法比较的实事求是。

也许是贝茜啊！

仅仅呼喊过口号，参加过游行，对别人进行过文字批判，并不足以被定性为暴行。

他的下一个暴力目标会是谁呢？在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方式呢？

但活活将人打死肯定是暴行。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年全部被活活打死的人，与打死他们的人相比，无一例外都是好人，起码比打死他们的人好。

这预示着，他将又一次出击了。

那么，打死他们的人其实是暴民。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暴民而已。

在电影的结尾，贝茜踏下他的计程车头也不回地走向家门时，特拉维斯又一次感受到了被轻蔑的滋味，嘴角也又浮现出了“黑暗光复者”的冷笑。

这难道同样不也是暴行吗？

她不屑于与他来往，是因为看出了他是这样一个人——没文化，没修养，偏执，心理具有暴力倾向，趣味低级，虽然还没堕落为“人渣”，但那只是近在咫尺早晚的事。

那么干的难道不是暴民吗？

她并非因为他是计程车司机而瞧不起他。事实上她起初觉得他是一个挺有趣的男人。他俩第一次约会时，他请她看色情电影；她虽不情愿，但犹豫一下竟顺从了。

比之于将人活活打死的暴民，后者们罪轻一等。但即使罪轻一等，也还是罪轻一等的暴民。

她和他在人格标准上根本不是一路人。

“文革”十年中，暴行罄竹难书，暴民几乎哪一座城市、哪一个乡村都有。

受到关注，俨然成了英雄的特拉维斯先生，似乎不觉得美国有多么糟了。他陶醉在知名度中，对同事和乘客更加彬彬有礼了。他甚至认为，现在有资本获得贝茜的芳心了。但是贝茜对他反而更加冷淡了。

暴民行暴需要“正当”的口号，当年“正当”的口号是“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特拉维斯的名字见了报，他受到关注了，居然也能被陌生人认出了——他俨然成了英雄。

如果今天有谁自辩他或她当年的暴行是由于“太革命了”，难道不是混账话吗？

起码他认为是达成了。

我认为，暴民大抵都是天生的，是基因决定的坏种。

他拯救艾瑞斯的行动，最后以独闯妓女户，血拼皮条客，击毙数人而达成。

世道再乱，社会再不公平，但郑老栓不会成为暴民的。他即使日子过不下去，一横心投身革命了，他都不会是暴民。即使他后来又叛变了革命，出卖了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他也还是成不了暴民。

由此我们又不难看出，特拉维斯从心理到行为是多么的分裂！认为美国已经肮脏下流得不可救药的神圣光复者，原来自己便一贯的受用那肮脏和下流的提供。

闺土是那种即便打死他，他也不肯成为暴民的人。

特拉维斯先生同时受着生理需要的困扰——一方面，他为了解决性欲，已成为色情电影的常观者，囊中羞涩之时，甚至花很少的钱，去到“人渣”才去的不良之处通过猫眼看赤裸裸的性表演，间接“过把瘾”；另一方面，他对艾瑞斯的劝导可谓苦口婆心，完全发乎善意，仿佛连潜意识都纯洁如天使。

连阿Q也不会成为暴民，不论对小D、小尼姑、吴妈，包括假洋鬼子、赵老太爷，他都是下不去狠手的人。若有时够狠，他也就不是阿Q了。他的基因决定，他对一切人都下不去狠心狠手的。他最大胆了，也就只敢调戏一下小尼姑，以及趁乱抢几样富人家的东西。

特拉维斯结识了艾瑞斯后，劝她回到学校去学习，而她对他的教诲不以为然。

小D自然也断不会成为暴民。

5.艾瑞斯是十三岁的雏妓，她被皮条客和情人所控制，沉沦于卖淫生涯毫无自拔意识。

鲁讯笔下，只有一个人一发生骚乱便会趁势而上，便是《药》中的牢头红眼睛阿义。

于是他拯救国家的行动又转向了拯救艾瑞斯……

我读《药》时，感觉他有暴民基因，尽管鲁讯只写到他几笔。

他枪杀帕兰汀的企图因为引起了警惕而没能实现。

红眼睛阿义正是那种矛头上可插人头自取其乐的人类坏种。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光复者特拉维斯，其实内心毫无正义原则，他的行为驱动力，只不过是病态的自我想象的“正义行为艺术”罢了。

他矛头上插的可以是夏瑜的头，也可以是阿Q、小D、郑老栓的头。只要官府宣布谁有罪，监斩官说：“喏，那颗人头赏你玩儿去吧！”便正中他的下怀。倘哪路“革命军”得势，将县官老爷、赵老太爷及假洋鬼子砍了头，他也会喜欢玩他们的头。若世道乱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那么他肯定会欺负小尼姑、吴妈、假洋鬼子的夫人们的。倘她们反抗，他会眼都不眨一下地杀了她们，并砍下她们的头玩。一时兴起，八成还会奸尸。

至于帕兰汀与哈瑞斯之间谁较能负起总统职责，在他那儿是不予考虑的。

在有秩序的社会，不管是多么不堪忍受的秩序，哪怕给他一个牢头做，他都会有一种在“体制”中的傲慢，有限度地行那一“体制”默许之恶。一旦那“体制”连牢头都不给他做了，他则会不但恨那“体制”，也恨几乎一概看似活得比他强点儿的人。

因为他暗恋上了哈瑞斯的助选人员贝茜，一位美貌的淑女型的知识分子女性。在他那儿，逻辑显然又是这样的——解决掉帕兰汀就会使哈瑞斯大获全胜，也就等于助了心爱之人贝茜一臂之力。

此时的他是反社会的。

为什么他的出击目标是帕兰汀而非哈瑞斯呢？

他的基因会经常怂恿他干狠事，行大恶。

4.特拉维斯认为：社会之所以黑暗，肯定是无耻政客们搞的。于是他将自己首次出击的目标锁定为总统参选人——参议员帕兰汀。而帕兰汀的竞选对手是另一位参议员哈瑞斯。

但他有自知之明，会竭力克制，伺机而动。

光复者特拉维斯就要出击了……

他明白他需要一股强大势力所呼喊的口号。

在他看来，纽约的堕落与罪恶当然代表整个美国的堕落与罪恶。于是他决定“替天行道”，充当黑暗社会的光复者。而光复者的行动不可能不是战斗行动，于是他买了四把手枪，利用业余时间复习射击本领，决心替美国扫除一切“人渣”。在电影中，他复习射击本领的片段堪称经典——侧身而立，一手叉腰，一眼微眯，口中连连发出“砰”的“枪声”；之后嘴角浮现出一丝轻蔑而自信的微笑。对于整个“黑暗社会”他是极其轻蔑的，对于拯救美国完成光复使命，他是特别自信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骚乱有时体现为一种貌似强大的“势力”。

但是他对1976年的美国“当下”反应极度敏感，如同蛇对地表的震动那么敏感。

那么，不管骚乱之众喊什么口号，他都会跟着喊，且喊得比别人都响。

因为他对越战没有了记忆。所以既不谴责那场战争的发动者，也不拥护那场战争的结束。他只不过去了，回来了，彻底忘记了。

口号本身对红眼睛阿义其实没什么重要。

他从没憎恨过越战。

重要的仅仅是，他须通过他那时的喊表明——他是骚乱之众的“自己人”。在众多的“自己人”中，他狠起来、恶起来，觉得会有支持者。倘他那时还当着牢头，准是看客。还将替官家注意，哪些人喊口号喊得起劲儿。因为连牢头都做不成了，才盼着那场骚乱。

3.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纽约的特拉维斯先生，以他的眼看到了纽约这座大都市的种种堕落与罪恶。夜幕下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声色犬马、道德买卖、肉体交易，不但使他这名夜班计程车司机越来越觉得不适，而且越来越使他内心里产生憎恨。

骚乱由于有了他这种人的参与，往往的，必演变为暴乱。

特拉维斯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可以认为他“有病”，也可以认为他很“二”。但千万不要被他彬彬有礼的假象所欺骗，忘了前边我所提醒的一点——他特危险。

不久前，我行在一条街的人行道上，那人行道摆满了供食客吃海鲜的排档餐桌椅。有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追逐于其间，引得一黑壮汉子大怒。他对两个五六岁的孩子，一串串大声骂出极肮脏的话，那是我的笔不能写出来的。

而丧失了记忆的国家或民族会变成很“二”的国家或民族。它没有昨天、没有明天，只有当下。没有昨天的国家或民族不可能思考它的明天；不思考明天的国家或民族不可能真的产生改变当下的行动。而这样的国家或民族的人，行尸走肉般地很“二”地活于当下，其状态与非洲草原上的角马群是差不了多少的。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只不过是对社会适应与不适应的本能的生存反应，而不是理性态度。

他心中有我不可能知道的一股恨。

像特拉维斯先生这样的公民多了，甚而在公民比例中成为多数的话，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就丧失了记忆。

然而我发现，他短粗的指上戴着极大的金戒。

对于所经历的坏事可以不反思，或曰大脑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就个体而言，换一种思维来想，简直同样也是一种幸运。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则是大的不幸、大的悲哀。换一百种思维还是。

那家海鲜馆颇有名气，真的底层人是不在那儿消费的。

其实这样的人也很少。比白狮或白虎还少。他们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中基因变异的一种现象。

我立刻联想到了红眼睛阿义。

特拉维斯先生的大脑似乎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

而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被吓得怔怔地呆住了。

但是，看来特拉维斯先生与他们不同。

我又想，倘底层人们组织游行，正当表达自己的诉求，那汉子必会带着他那股邪火，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以伪装底层人的“自己人”。倘底层民众情绪失控，那汉子肯定会趁乱下狠手，行恶事。

不少经历过越战的退役或退伍的美国官兵，虽然也像他一样幸运，但亲眼目睹那场战争给美、越两国人民造成的痛苦，那也还是要反思的。即使胸前佩戴着越战英雄奖章也要反思。

于是骚乱成为暴乱。

故对于那一场战争，他的头脑之中没有铭记下什么，也从没进行过反思。

红眼睛阿义就在“民”中，兴许就在我们附近——爱国的人们也罢，反腐败的人们也罢，要求社会公平、正义或直接要求涨工资的人们也罢，瞪大双眼，警惕他们啊！千万不要因他们和自己们喊同样的口号而误以为他们是“自己人”。他们是给底层抹黑的家伙！

他只不过入伍了，无惊无险地经历了，侥幸全身而退了。

当他们一旦打、砸、抢、烧、杀时，全社会的共识应是——他们是一切人的敌人！

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经历过越战的特拉维斯先生，既没有什么浴血奋战的特殊体验值得讲述，也没有什么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值得缅怀，或后来成为亲密兄弟。

13.不甘于当“花瓶”的政协委员

以上一切电影中都没交代。

算来，我以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参政议政，已有十五个年头了。

特拉维斯在越战中表现怎样？英勇还是怯懦？被战友相救过还是相救过战友？他残暴无比还是相对人道一些？他屠杀过手无寸铁的越南人民吗？在他战友们屠杀时，他会吸着烟或嚼着口香糖饶有兴趣地看着觉得像看战地节目似的吗？

起初五年，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人们都知道的，政协委员履职的方式主要是议政。议政非清谈也，更非空谈。议就是要坦率谈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问题所在；并及时反应公众对政府服务的种种合情合理的希望、诉求。也能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最好。仅仅指出不足、问题，督促政府各部门尽量予以解决，亦可。

但特拉维斯先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有时须服安眠药才能成眠。这一点是否与他的战争经历有关，电影没交代。

我曾对两件事特别关注——一是出租车司机们享受国家所规定的主要长节假日期的权利问题，如“十一”长假、春节长期。但这一件事多次征求各方意见后，并未正式写过提案。因为在委员中看法其实也不统一。出租车司机这一特殊行业，与出租车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劳务合同具有特殊性，其出勤与否、休息与否、有着相当大的灵活性。而这一灵活性也就是相当大的自主性，包括了长节期日在内。所以，这一关注后来我自己放弃了。

特拉维斯先生却很侥幸。他的身体没留下任何残疾。他也从没做过战场噩梦。起码电影中没表现这一点。

二是国企高层管理者的高工资和高奖金问题。

许多越战后退役、退伍的官兵不仅留下了身体残疾，还造成了心理的精神上的创伤。他们是对越战反思最深切的群体。

这里所言之国企，是指北京市政府所直接任命高层管理者的公有制企业。他们既是企业高管，同时也是政府向企业派出的干部。某年北京市“两会”期间，我听说有一家公有制性质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年终奖金居然七百余万元。于是试图深入调查了解，却极难获得第一手材料。因为那属于“企业机密”。但凡是询问到的人，皆言之凿凿七百余万元奖金属实，却也都言那是“奖励条约”明文规定了的，属“合理合法”所得。并且，当年“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主张乃是主流声音，我的质疑有“左”的嫌疑，附合者寡，也只得作罢。

他还是越战退伍军人。在1976年的美国，不少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美国男人都有同样的经历。他们所经历的那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他们不啻于是一场噩梦。对于美国也不啻于是一场噩梦。美国后来对于越战的反思也旷日持久；而对于越南，那一场战争是惨烈的灾难。

但我的质疑并未打消，后以文章方式多次批判此现象。

2.特拉维斯先生“出生”于1976年的纽约。他一“出生”就已经三十五六岁了——他是美国电影《出租车司机》的主角，在纽约开夜班计程车。

我认为，所谓国企“高管”，一级国企也罢，二级国企也罢，他们首先是国家干部、党员。他们的工资以及奖金，理应限制在符合中国国情的范围之内。若高出普遍国企员工工资近百倍、百余倍，不可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

除非我也“有病”。

2002年我调入北京语言大学后，被公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同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但我们绝对不可能成为朋友。

“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区别在于，某届某级政府的产生，须经“人大”代表们表决通过方为合法，固直接参政的特点更显然些。而政协委员的素质，则主要体现于监督的自觉和议政的水平。

是的，我非常熟悉他。特别了解他，也特别理解他。

在两届十年区“人大”代表之履职期间，也有两件事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一是，某年区政府的财政报告显示，上一年政府行政办公经费，年终余额近两亿元，这使代表们连发追问：钱没花完是什么原因？是否证明当初的预算高了？中央政府一再号召各级政府要成为节约型政府，预算为什么还往高了定？既然事实证明定高了，下一年的预算又为什么反而更高？区政府干部只得一番番解释，但代表们不依不饶。最终，当年财政预算报告，仅获“原则通过”。

我怎么会与如此可怕的人成为朋友呢？

关于两会代表、委员，不过“花瓶”而已的说法，我知久矣。我自己也每认为，不管自己多么认真，只不过是想不仅仅做“花瓶”的“花瓶”而已。那件事给我一种教育，即如果大家都不仅仅满足于做“花瓶”，则监督作用是会逐渐发扬光大的。

这是特拉维斯先生极可怕的一面。

第二件事是——海淀区内，有一处老旧商场，多年前被拆除了，说是要盖一处更大的商场，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购物需要。但旧的没了，新的迟迟不见动工。我那一代表小组内，有人询问何时才能盖起新的。我默听问答良久，倍觉蹊跷，不禁拍案猛起，大声曰：必有腐败！并希望以全组名义，联合别组，要求主管副区长在全体代表会上做出详细汇报。

他能在任何人面前伪装得彬彬有礼，面带意味深长的微笑。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一边寻思着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杀死你，一边微笑着与你握手，拍你的肩。他这种表演天赋，比许多大牌电影明星还高级。与后者们相比，他是天王级的。

全组肃然，都认为我的要求并不过分。

特拉维斯先生还是一个心怀大憎恨，但却极善于掩饰的人。

但问题是，主管副区长当时病了，不能全程到会。

哪怕他是我的至亲之人，我也不喜欢。

会后不久，闻其已被双规矣。并且，最终因受贿落马了。

我不喜欢过分自以为是的人。

我的体会是，不甘于当“花瓶”，便不是“花瓶”。重要的是怎么当的想法。患得患失，那就会每每三缄其口，确乎成了“沉默的花瓶”。自己当“花瓶”，还莫如看选美节目。两会上沉默寡言，还莫如干脆不当，在家中睡觉养生。

我也每每的自以为是。并且我认为，人人都有自以为是的时候。自以为是像舌苔一样，是人性与生俱来的缺点。只要人进行饮食，便有舌苔。人的身体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即使很小的问题，也会从舌苔的变化反应出来。进言之，古往今来，没有过一生从未自以为是一次的人。那样的人，完全可以说——不是人。但一个人过分的自以为是，喜欢他的人将是极少极少的。用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话说，那种人“有病”。

我属于“两会”上每每出言激烈的委员。故我的发言，记录员通常很难整理。往往我说了五分钟甚至十分钟，他们最后只打出几行来给我过目。我的话常带刺，不那么中听。他们出于对我的爱护，自作主张地替我删除。我理解他们的好意，难为死他们了。

因为他是一个过分自以为是的人。

我拍过桌子，甚至骂过娘，甚至与我们民盟的领导也针锋相对地辩论过。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并非朋友。

但凡是接触过我的人都会承认，生活中我是多么言语温和的一个人哪。

1.特拉维斯先生是美国人，我认识他已有二十多年了，那还是磁带录像放映机刚开始在中国普及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我不但认识他，还特别熟悉他、了解他。我们每一次相见，都能进一步增加我对他的了解，以及对他的某些不寻常言行的理解。

我在两会期间按要求谈过一两次文化。

4.每一个国家都患有各自不同的国家病

而我的自由发言，主要谈的是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共享改革成果问题。

是的，今日之中国，这也迫切那也迫切，最迫切的是需要一批改革家，有大胆识也有大智慧的，称得上伟大的改革家……

我知我一向被视为有“异质思想”的人。

一般改革者之智慧对于中国已无济于事。

并且我一再强烈要求，仅仅包容我这类人本身是不够的，更要包容我这类人的“异质思想”。

中国之当下情形，又很像那样一堆冰棍签子，期待着伟大的改革家来“挑”。

其实我这类人的“异质思想”的核心那也不过就是——改革尚未成功，改革必须继续，深入，故中国仍须努力！

若刮大风，或突发地震，当然那犬牙交错的情况也就变了。但我们小时候玩时，从没突起过大风，更没地震过。游戏规则却允许趴在地上，对着一堆冰棍签子，鼓起腮帮大口吹气。还允许摘下帽子脱了上衣扇风。一吹一扇之下，一堆冰棍签子的复杂格局，往往也就有了些松动，有了些变化。一有变化，某几根冰棍签子就挑得开去了。一次挑得开去几根，看似不可破解的复杂性，就一次又一次地逐渐化解了……

我的体会是——政协委员者，国家的复眼而已；重耳而已；社会观察员而已；警报员而已。将民间实况带到两会上的民间良心的使者而已。

便须借力。

14.“悲观”是一剂镇静药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我曾许多次地，与从草根到精英到大学教授到学子们的许多人讨论过我们中国的现在和明天。

将一捆一百几十根冰棍签子，竖着用力往地上猛地一蹾，于是四散开来。那单独散在一旁的，自不必挑，拨一下就赢到手了。但更多的，十之八九会支棱八叉、参差不齐、重重叠叠，这根压住那根，那根压住这根，犬牙交错，哪一根都难以挑开去。

我觉得长久以来，悲观情绪在各式各样的中国人心中弥漫，这与在世界上尤其在西方国家间炒作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形成相反对比。

怎么个“挑”法呢？

中国之发展速度和成就确乎令世界刮目相看。2016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很可能并非神话。

小时候，我的同代男孩们，几乎都喜欢捡冰棍签子，攒冰棍签子，玩“挑冰棍签子”的游戏以搏输赢。

那为什么我们许多中国人却悲观种种呢？

写到此处，又将中国好有一比，曰“曾经的游戏般的中国”。

我承认，经常的，我自己也表现得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若中国的“大公仆”们，能以大智慧、大胆识走过一道道“钢丝”，则我认为，完全可以断定地认为，中国之当代史上，将必会记载下几位值得国人发乎真心来纪念的名字。就像美国人民纪念华盛顿、林肯。

悲观与乐观，在我头脑中冲突不止。时而悲观，时而乐观。总体说，各占上风的比例对半。

何况，国际国内，望向“钢丝上”的目光中，确乎有等着幸灾乐祸的看客的目光。

更多的时候，我惘然于自己的迷惘，想使自己在悲观和乐观之间做出明确的立场的选择，却往往自相矛盾。

改革比革命复杂。今日之中国，改革之复杂性，又如同“戴着镣铐舞蹈”。革命的一贯策略是借助群众运动。所以革命在中国每曰“搞革命”、“闹革命”。而改革因其复杂性，不能图一时快哉地去“搞”、去“闹”，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比号召革命的说服工作难多了。

我随口即能说出十几条乐观的理由，也可以随口即能说出十几条悲观的理由。当我表现为悲观主义者时，主要依据乃是腐败难以根治，少数利益集团之特权利益日愈坐大。种种“潜规则”逐渐成社会“通规则”，不“潜”便不“通”，似乎全中国各阶层人都早已默认此点。所痛恨的只不过是——妈妈的，凭什么只龟儿子们天天在独享腐败这块“臭豆腐”！

革命比造反复杂。

所要的公平，似乎也只不过是——既然“臭豆腐”吃起来香，闻起来臭，为什么我辈吃不着，只配闻其臭？起码也该让我辈享用块小的！

中国之改革，历经三十余年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无论国人有多少失望，不满甚至愤怨，有一点是肯定的——退是退不回去了。而且，原地踏步不前也不行。不前许多弊端不能从实际上得到解决，人民不再答应。若进，几乎每一步都会面临那些难以解决的新老问题，形同“走钢丝”。

或——哪一天老子要有了特权！……

走钢丝者，不论从左向右，还是从右向左，总之先要登上驻足台。那是开始迈向钢丝前，唯一可以站立的一小块地方，面积也就半张小学生课桌面儿那么大。而站在其上的，自然非是杂技表演者，而是中国的“大公仆”们。全中国都在望着他们，全世界也都在望着他们。握在他们手中的“平衡杆”，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各种各样利益集团的难以限制的特权，腐败以及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社会问题的多年积累，那样的“平衡秆”本身便一头极轻，一头极重，是名副其实的“不平衡秆”，还不如什么都不握容易掌握平衡。但那本身不平衡的“平衡秆”，却又是“大公仆”们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必须握在手中的。因为那也是他们的使命象征。

当我表现为乐观主义者时，主要理由乃是时代终究要进步这一历史大趋势，还有就是我确乎看到了中国又现“深化改革”的曙光。

于是想到，对于我们中国，也好有一比，曰“钢丝驻足台上的中国”。

近来继继续续地读叔本华、爱默生、杜威——一日终有所悟。

我在创作电视剧《知青》时，每觉自己是在“走钢丝”。一个情节、一个细节、一句台词，经常犹豫再三，迟迟难以落笔。因为，倘考虑不周，写了也白写。不但白写，也许还会成为剧本变成电视剧、电视剧被允许播出的障碍。“走钢丝”者，双手是须握着平衡杆的。我深知，我所能握的创作“平衡杆”，无非“极左”年代在人心里也还是未完全泯灭的人性之真、善、美而已。

叔本华的晚年，恰值“工业大势”席卷西方诸国的时代。在西方，形成了工业文明冲击农业文明的最强大的一股飓风。他的眼所见之光怪陆离、世风日下的情形，比我们今天作为中国人在中国的感受一点儿都不少。那时的西方诸国，一半是美女，一半是野兽。叔本华嫌恶半个世界“野兽化”，于是晚年之思想，被总结为“悲观主义哲学”。

因而，我曾以网络对我们中国做出过另一种比喻——看客之中国。

此前很长的时期，我一直困惑——如果一种哲学教人以悲观，那对人有什么意义？

恰恰相反，看客越多的国家，它的进步越迟缓。

但若人处于“大转型”时期，一点儿忧患意识都没有，又何谈反思呢？没有反思，也就没有警示。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是靠本国看客推动的。

所谓“悲观主义哲学”的要义乃是警示。

看客只不过是看客。

叔本华不但警示了，还开出了药方，即所谓“唯意志主义”。一种教人以个人意志抵抗时代压力的思想方法。此法改变不了时代，但也许能使个人变得不脆弱。

一个网上看客多多的国家，并且还是一个在“顶层设计”方面急待有所改变的国家——依我想来，是一个挺可悲的国家。

爱默生比叔本华晚出生15年。他是传教士世家的后代，也是思想者世家的后代。

但谁若言靠了网络，足够加快中国民主、文明、进步的过程，我以为是太乐观了。

美国与德国不同。

许许多多的事已可足不出户就在网上办了怎么能说没被改变呢？

德国是封建历史悠久的老牌帝国。

也当然已改变了中国。

美国是刚长出牙齿的未成熟的新兴国家。美国没有德国的历史包袱。

网络当然已改变了世界。

建国以后的美国人，与农业文明的蜜月期极短，几乎集体地就“闯”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他们对农业文明谈不上多么留恋，对工业文明也谈不上多么反感。他们崭新的“美国精神”是——不论这样还是那样，只要对我有利。

不知有没有统计过，四亿多网民中，有百分之多少其实只不过是网上看客？网上鸡鸣狗盗、污秽不堪之事层出不穷，倘恰恰是那样一些事最吸引中国看客之眼球，那么对政府是更加的有利了。好比孩子众多的家庭，娃们终于有了整天玩儿也玩不够的东西，那家长少操多少心啊！

美国的工业文明在初期就带给了全无历史包袱的美国以及对时代持极现实主义态度的大多数美国人较普遍的利益。

政府若看着某些人不顺眼（通常是知识分子），抓住其什么把抦，可调动“水军”灭其一把。现而今，灭知识分子，几乎仍和“文革”时一样，还会有许多人参与“网诛”、“网伐”。灭“大知识分子”，连“小知识分子”也乐于参与的。

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留下了对那个时代的另一种“国家记忆”。

政府因某种愚蠢做法被“拍砖”，可促使各级政府自我反省，以后变得不愚蠢，甚至聪明。

流水线比之于手工作坊，无疑对人具有更强大的异化性。

民间有冤情，哪一级政府不作为，甚或捂盖子，一旦在网上引起公愤，准会有上级官员下指示督办之，于是凸显了上级官员的亲民、爱民。既是网民的正义获胜了，实际上也使一些官员获得了好名声。

但今天，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世界的后工业生产依然赖于流水线在进行。若全世界的流水线一概停止，世界将陷于一概方面的大恐慌。

人人都可以上网揭露官员的腐败现象及社会的不良现象，而这就既帮助了各级纪委又匤正着社会风气。纪委得到帮助也是党得到了帮助，社会风气好转也是各级政府所乐见之事。

叔本华的眼看到的，以及预见到的是异化，所以他的哲学是悲观的。

人人都可以上网发泄种种不满，社会不良情绪便大面积地消解于网上了。有革命冲动者，可通过网络实行“虚拟革命”，想象自己真的革命了一把。过足了革命的瘾，于是离开电脑转身回归自己一如既往的社会角色。又于是，现实社会之不安定因素大减，盛世更加太平。

爱默生恰恰相反，他从工业文明和商贸时代看到了人类喷发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所以他几乎是用思想推进工业时代的。

我说网络首先利好于政府，理由如下：

于是他表现为美国工业时代的乐观主义哲学家。

不就是官员们吸什么烟、饮什么酒、扎什么皮带、穿什么鞋被曝光了嘛！不就是他们的儿女干了不争气的事儿了、他们的夫人拎什么包也被曝光了嘛，那人家今后小心谨慎就是了嘛！被揪住了不给个说法网民们不肯罢休的，降了撤了就是了嘛！中国还缺干部吗？

他说：“相信世界会变好并对此怀有希望是最了不起的。”

但据我看来，事实的另一方面乃是，或曰真相乃是——网络首先利好于政府。

“我们抱怨商业贸易，但世上的历史学家将看到它是自由的本原；它使美国稳定下来，摧毁封建主义、缔造和平、维护和平；它将废除奴隶制。”

这当然是事实的一方面。

“我对待社会在性情上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动物性。”

网民们以为，人自话筒了，“自媒体”了，掌握“人肉搜索”的威力无比的强大武器了，于是自己们由往昔沉默的大多数，一下子变得具有声讨实力了。

他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为——如果我对待社会具有动物性，那么我便又少了一条最大的缺点。

网络是个好东西。网络真的好极了。网络的威力足以消解革命。

鲁迅当年有一篇杂文是《中国人的脸》。

故，今日之中国城里人，“意见党”分子是很有一批的。但这一“乌合之众”中，根本产生不了什么真正的“意见领袖”。某一时期“意见党”分子们会由于心理所需捧出一位，但过不了多久，便会被别的“意见党”灭掉，或者直接被自己曾经的拥戴者们灭掉。今日之中国城里人，精神上被领袖需要伤得甚深。不论年轻者、年长者，心理深层其实是排斥领袖的。在年长者的语境中，“领袖”一词已成“老词”，他们愿意用现代的“国家领导人”取而代之。而在年轻人那儿，拥戴谁崇拜谁信任谁是绝无长性的，是将谁当成一时所需的“精神玩偶”罢了。“精神玩偶”是要相陪着“粉丝”玩儿的。既不但要玩儿精神，也要玩儿互动之亲密关系。而玩儿精神，自然包括玩儿“不同政见”。在今日之中国，没点儿“不同政见”，也够不上“精神玩偶”的范儿啊！但“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一朝玩儿厌了，也自然首先是“粉丝”们玩厌了，于是双方面另逐新欢。“粉丝”不反目、不落井下石，对“精神玩偶”便是好结果，幸运也。

在文中，他感叹于中国人的脸上，少有欧洲人脸上的动物性，却有分明的“家畜性”。

“城里人不齐心”——说阶级也罢，论阶层也罢，总之城里人更是分出三六九等的人口，难以集中在一个口号之下，全世界每座城市都是如此。某一部分人为了达到某种诉求，暂时采取一致行动的事在中国是可能发生的，但表达诉求有别于革命。中国的城里人，现在看，尤其捏不到一块儿去了，因为都太聪明了。即使内心里有诉求，也大抵不会亲自加入到统一的行动中去。十之八九的人希望别人去行动，而自己大沾其光罢了。

爱默生所言之“动物性”，乃指人类本能的“自我”。在他看来，也是原始的“自我”。并且认为，这样的一些人类，是在以“原始”的经验看世界。而他是“超经验主义哲学”之父。他的话是在表扬自己和他的哲学。他说时也许还没有读过老子的《道德经》，读了会谦虚点儿的。鲁迅所言之“家畜性”，是感叹于我们中国人的绝顶顺服，连点儿动物也有的原始“自我”意识都在长期而严酷的封建统治之下丧失了。而鲁迅若活到“文革”，又当会感慨中国人“太动物性”了吧？

故，既温饱，则懒得造反。造反是何等凶险多么得不偿失的事啊！除非只剩造反一条路了，否则图的什么呢？这点儿明智，中国农民早已具有。

与鲁迅同时代，在爱默生之后，美国又产生了哲学家杜威。杜威从叔本华和爱默生的思想中吸收了不少精华，但又不完全同意他们，于是形成了经验主义哲学，即一种以重视态度研究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哲学，他尊重个体经验的价值和意义。

在古代，亦即农耕社会，温饱问题是国家首要问题，农民是国家主要人口。风调雨顺年景，农民的日子得以维持温饱不成问题。那样的情况下，纵有几百个陈胜、吴广大声疾呼，起劲号召，农民们也只不过以看“热闹”的眼看他们罢了。官府如许诺抓住他们有赏，农民是乐于干的。惰性乃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动物的本性，越高级的动物惰性越大。现代的人类较之古代的人表面看似乎是人人热爱工作的，其实骨子里是更缺乏劳动恒力的。现代人之所以追求现代，原本是希望现代能使自己少出力而多享受现代好处的。反而变成了工作的奴隶，只不过是事与愿违罢了。

他说：“一方面，思维的力量使我们从本能、欲望以及日常琐碎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同时可能使我们陷入新的谬误之中，并使我们犯新的错误；使我们超越愚昧的同时，也往往使我们再次失足。”

“温饱汉不造反”——此古代常识也。

他说：“再没有比经验的原则更严格地受制于理智发展及其方向的检验了。”

说“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知识分子中，有的并不真的担忧革命之发生。以他们对于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之发生的历史常识思想，以他们对中国之民性的考察结果，其实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根本不会发生革命。什么颜色的革命都不会发生，什么花样的革命也不会发生。暴力的流血的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革命不会发生；非暴力的以抗议游行示威为方式的算得上是革命并且真有革命目的之大事件也不会发生。

杜威不像叔本华那么悲观，因为他肯定新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也不像爱默生那么乐观，因为他同时看到了人类在进步道路上“再次失足”的可能性。

至近年，“地火在运行”五字，又引申出“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国情概括。这主要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的话语。这种话，我在某些讨论国是民生的会议上也大声疾呼过。我这样的文化知识分子，当然主张中国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顺应国人对民主、公平、更多公民权利与利益的诉求；从根本上防止腐败，限制特权，缩小贫富差距。说“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真担忧革命之发生。并且他们的担忧，非是站在一己得失之立场而生，首先是站在民众立场而生，更是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而生。他们都是熟知中外近代史的。民众在所谓革命中除了获得愤恨情绪大释放的快感，以及一时之所谓社会地位的“提高”，实际上其绝大多数从不曾分享过革命的物质成果。因为道理是那么的简单明白——革命本身不可能是任何生产力。恰恰相反，是对一切生产力的最严重的破坏力。所以爆发革命的任何国家都必然经历一个“生产废墟”阶段。而且，革命的生命代价极大。付出此代价的，也必然主要是社会的底层人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希望改革不要失去机遇，进行在革命的前边，心愿也正基于此点。人民获得革命之物质成果，乃是革命成功之后的事，说到底还是要从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获得，并且将一如既往地以绝大多数之人口，获得极有限的一部分物质成果。因为比之于改革家，革命家对于社会分配之经验是有限的。且往往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毕竟将革命搞成功了，于是有权接受膜拜顶礼。但此处所言之革命，其实是中外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武装夺取政权式的遍地陈尸流血式的革命。亦即叙利亚式的革命。卡扎菲的下场证明，若太迷恋专制，坐失了改革机遇，革命又是不可避免的。是的，改革也有机遇期，一旦坐失，所谓“过了这一村，便无这一店”了。

当我们的某些同胞对中国感到悲观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国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成就视而不见，而更意味着，他们对发展中的问题像叔本华一样敏锐、一样忧虑。即使他们不知叔本华是谁，对他的现代悲观主义哲学一无所知。此种悲观几乎无须哲学的影响，全凭个体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经验就足以产生，并且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这便是后来被概括为“地火在运行”的民间心理图画。在我印象中，“地火在运行”五字乃是已故老文化界领导陈荒煤的一部散文集之集名。民间是不熟知陈荒煤其名的，更不会知道他有过那么一部散文集。又可以肯定，“地火在运行”，实则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们的概括，说是“坊间”的概括也未尝不可。在从前年代，出版社曰刻印坊。“坊间”有“文化圈”的含意。“洛阳纸贵”便是相对于“坊间”而言的。

当我们的另一些同胞乐观得接近盲目自大时，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国家现存的种种问题（那些问题相当严重，甚至严峻）有意回避，而意味着，他们各个都像爱默生，“相信世界会变好并对此怀有希望”，即使他们不知爱默生是谁，也从未接触过他的书籍。

等着瞧吧，泰坦尼克不是都沉了吗？

而依我看来，更多的我们的同胞，几乎都是杜威式的“理性经验主义哲学家”，在对自己的国家之前途的悲观与乐观之间的焦虑、迷惘，试图开出药方却觉得每服药都难以解决全部问题。既怕药力过猛，又沮丧于药力太微。

妈妈的，干脆翻车拉倒球的算啦！

我亲爱的同胞啊——连自认为比叔本华与爱默生都“高明”的杜威，他也不曾真的为世界开出过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的药方呀！

而且，以上两种比喻，又往往激起以下同仇敌忾似的言论：

世界进步到今天，谁还不是哲学家呢？上网看看便知，有几个不是在以哲学家的口吻说话的人呢？

是的，2000年以后，我确实经常听到对于我们中国的以上两种比喻。

中国人对中国的悲观，实际上也包含了全人类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前途的悲观情绪。只有将此种悲观的共性的部分排除开，所剩才是较“纯粹”的“中国特色”的国家问题，也才是最需要对症下药的。

但是要求80%还多的大受贫富悬殊差别刺激的同胞们冷静，几乎会被认为与20%的人狼狈为奸，所以很少有人用冷静不冷静来劝80%的绝大多数同胞。

窃以为，恰恰是中国之发展成就令全世界瞩目的今天，一部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悲观，反而意味着我们中国人思维的进步与清醒。因为，“居安思危”一词虽是中国典故，但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国人经常是一隅“太平”，即使周边危机四伏，往往也会麻木地娱享偏安的。宋是那么亡了的，明是那么亡了的，清也是那么亡了的。

冷静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以上两种比喻其实是存在概念置换问题的。因为，20%的国人拥有80%以上的银行存款，并不等于拥有80%以上的国家财富，更不等于占有80%以上的实际生存空间。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毛当年说过的话，符合杜威之“理性经验主义”之哲学。

20%与80%的区分，比喻“灵感”显然来自这样的数据：20%的中国人拥有80%以上的国内银行的存款，而80%的中国人仅拥有20%。这还没算上存在国外银行的美金、英镑、欧元之类，以及20%的中国人置买于国外的豪宅、别墅以及庄园、矿山。

在许多西方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当前，某些中国人的悲观，对中国不啻是一剂镇静药。

不管是列车之比喻，还是巨轮之比喻，比喻者们在有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倘比作列车，那么是这样的列车——20%的或官或富的同胞占据了80%的车厢，那80%的车厢是那么的豪华，其中的消费是那么的奢侈；20%的或官或富的同胞在那些车厢里过着唐璜般人生得意之时那一种随心所欲甚至荒淫的生活。而80%的同胞却拥挤在20%的车厢内，过着只有傻瓜才会感到幸福的生活。倘比作巨轮，情形类似，只不过80%的同胞是拥挤在容积仅占20%的最底舱。而最令80%的同胞难以容忍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包括他们的子女，不管靠知识还是靠个人奋斗精神，改变命运的机会少得接近于零。看不到豪华车厢里的情形心情还好些，但想看不到都不可能。豪华车厢与“中国特色”的普通人的车厢之间的玻璃门是防弹的，透明且坚固。靠近那门又在80%这一边的，是传媒人士和不受门那边的人士们待见的知识分子。传媒人士不断地嚷嚷看到了什么又看到了什么，声调中往往流露出羡慕。有些时候，传媒人士甚至为了照顾门那边的阶级情绪还有意识地集体“沉默”地屏蔽了很多看到的自己羡慕已久的东西。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则从旁评论，指出如此不公平的现象，连猴子都难以容忍。于是，80%这一边的同胞们，不必看都知道了20%那一边过的是多么可憎的生活。比作巨轮更令80%的同胞恼火的是——20%的绝对少数的同胞，终日是在他们的头顶上作威作福。

15.活在“道德底线”上的青年

当然，中彩票之事不在此例。

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

但一个社会若一再有少数人不断地占便宜的事发生，某种便宜又一再地没大多数人的什么份儿，那么大多数人有理由质问：这个社会怎么了，是否在公平原则方面出了什么毛病？

倘我们放眼世界，并且对世界进行历史性的回顾，只要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过它们内容极为生动活跃的一页，而这一页的内容提要就是“青年时代”。

我自信“仍”字我用的是准确的，而“似乎”两个字，表明我清楚，我的结论显然掺杂了个人感觉的成分。而感觉往往与事实并不相符。比如有时有些人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吃亏了，很可能只不过由于占便宜之事那么的少，却一再落在别人头上，一再没自己的份儿。

我用“生动活跃”来形容，意在表述不确定的、介于中性的词性。依我看来，政治进步、经济昌盛、文化繁荣，是为生动活跃。反之，亦是。因既反之，便注定了有青年们被时代所利用、所抛弄于股掌之上，将自己的狂热附祭了历史反面的教训；也注定了有青年们吹响号角，摧枯拉朽，勇作铁血牺牲的大剧上演。只不过后一种大剧的“风格”往往是惨烈的，以“生动活跃”来形容未免轻佻。

但许多国人的感觉恰恰相反——权钱交易之丑闻仍层出不穷；滥用公权的现象仍此消彼现；掌握公权力而不作为的混迹于官场的人仍不见少，贫富差距也似乎更加大了……

从正面看中国历史，一部《三国》，青年英雄辈出；往前推，“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上，青年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比比皆是；往后查，先秦统一的过程中，大唐建业的过程中，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乃至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精英聚结，俊杰代出。倘将中国各个重要发展阶段总结了论，凡社会转型期，几乎皆以各阶层青年立大志、做大事、图大业为时代特点。此特点推及世界史来分析，亦有共性。在这些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青年们往往在少年时期就萌生了相当明确的想法；二十余岁开始作为；三十余岁便受了种种的时代洗礼和实践考验；四十岁左右，大抵已是较为成熟的社会各方面的实践家了。

列车也罢，巨轮也罢，都是要有方向、有目标的。即不但要有，还要令国人较一致地感觉到有，感觉到在逐渐接近着。

反之，倘时代出了问题，诸种社会负面氤氲一片，也会自然而然地滋长出破坏性的恶力。比如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迅成气候，便是借助了德国青年迷信大日尔曼民族优胜的结果。

故2000年后，我听到的对我们中国的最经常的比喻是列车或巨轮。

所幸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以往的一页都已成为深刻的反省。

对于一个国家，“顶层设计”应有所改进而尚未有明显改进，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列车或巨轮的种种“硬件”需要更新改良而尚未更新改良。

而20世纪的世界，当然包括中国在内，是明智地进入了空前理性的时代了。尤其中国，各阶层维护国家大局的意识也变得相当成熟。虽各阶层有其现时期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迷惘、困惑、无所适从和浮躁，也有相互之间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但并不妨碍顾全大局的意识的一致。因为有一点是都明白的：有安定才有发展，有发展才有各阶层乃至具体个人命运朝良好方面的转化。起码是可能有。

今年年初，中央有关部门，向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发通知——再次鼓励对国家“顶层设计”出主意想办法，并承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还“不设防火墙”，也就是没有禁区。那些主意和办法究竟是怎样的，因从未公开，国人也就不得而知。

因而在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也最是青年们的人生希望较多，机遇较多，才能较容易得以呈现和发挥的时期。

连续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对“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了替国家“顶层设计”出主意想办法的要求。据说提案是很多的，但还没见国家“顶层设计”有什么令人欣慰的变革，权钱交易也就仍“层”出不穷，使国人愤懑万分。

从前的青年

但我只在文章中作过这么一次比喻，以后再也没这么比喻过第二次。因为，“亮左灯，向右拐”的结果是，使体制的不良环节处反而吸附住了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寄生物，并且寄生得肥肥胖胖，成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国家者，人民之国也。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与人民之间是没有任何互利关系可言的，当然与国家之间也便丝毫没有。他们只不过互相利益而已。每互相利益一次，必以侵占并损害人民的亦即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他们能那么做到，皆靠权钱交易得逞。于是在这种交易中，一部分受人民委托的行使国家权力的“公仆”，也蜕变为体制寄生者了。

——缺乏人生的能动力

正是鲸的“自我保健”本能，使我联想到国家也应如此——鲸通过不断地竖起身躯重重地拍向水面，得以去除身体上的寄生物，从而健康长寿。那么，中国肯定能通过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得以去除寄生于体制不良环节的形形色色的“寄生物”，从而清洁自身，也轻捷自身，与时俱进。

从前的时代和社会

因为受到巨鲸在海洋中的一种常见“动作”的启发——它们每每将后半身高高竖起，尾部如旌，然后猛地朝水面拍击下去，浪花高溅，其响大焉。鲸研究专家们认为，鲸的这一种“动作”，一是愉悦的体现，二是“自我保健”本能的促使。人们都知道的，由于鲸的巨大，它们难以避免地成为海洋中可以被别的物种长期且安全地寄生的活动“载体”。鲸研究专家们曾发现，某些老鲸的躯体上，寄生物竟多达数百斤。而这必然影响鲸的速度，也就必然影响其进食能力，最终影响其健康及寿命……

——失去了活力

为什么比作巨鲸呢？

从前的青年与时代、社会

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在“亮左灯，向右拐”这一比喻不胫而走之前，我曾将中国比作巨鲸。此比喻出现在我的《同代人赋》中。

——服从与主宰

关于我们中国，我也在不同时期作过不同的比喻，写在我的不同时期的文章里，或说出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

如果回顾一下1949年建国最初阶段中国的年代特征，则任谁都不能不承认，总体而言，那是一个全民热情高涨的年代，并且尤以青年们的建国热情和人生状态最为积极而富有能动力。各行各业，年年涌现模范人物，如雨后春笋。

现在，回望来路，那时的治国理念促使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却也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几成口号；于是，体制掣肘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复杂。累积层叠，终使稍有头脑的人都看了出来：这样子怎么能“长治”又怎么能“久安”呢？

但，分析起来，那又是一种未免过于单纯，甚至可以说是简单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动力。它基本上生发于这样一种理念——我将自己的热情、积极性和能动力，最大程度地奉献给国家，国家对我的人生实行“承包”式的、终身的安排。因而不可持续。

当年，这一种比喻是很形象的。

农村青年，除了极少数得以通过考入大学这唯一途径改写人生而外，其余一概人的人生注定了统统都是社员。全中国的农村青年的人生，几乎彻底地被时代所模式化了。时代对于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仿佛是一个加工厂，而且只“生产”一种规格的清一色的“产品”，那就是从事原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无论你有怎样的才能，你都难以改变你注定了一辈子是农民的“天命”。时代即“天”。若想像今天这样可以遍中国自由闯荡，甚至凭一技之长驻留城市，那是时代这个“天”绝对不允许的。若想像今天这样凭一副好容貌、一副好嗓子而摇身一变成演员、成歌星，更是做白日梦了。时代出于它本身的需要，偶尔也给予一展特殊风采的机会。但对大多数人，那往往仅只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的机会，而根本不可能是改变人生轨迹的机遇。无论主观上多么企图抓住抓牢都是醒着做梦，毫无意义可言。机会结束，仍要回去做社员，也就是农民……

这无疑是将中国比喻为汽车了。意思是国家理念分明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仍以宁左勿右进行控制，而在发展经济方面打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超速行驶。

那么，城市青年从前的人生形态，总体上是否不同一些呢？

八十年代特流行的比喻是——亮左灯，向右拐。

答曰：否。

关于我们中国，我曾听到过几种比喻。

就人生的几乎无选择性这一点而言，与从前农村青年们的人生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城市里的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中专和大学，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亦对学生进行道德评判完全一致，人生价值取向也完全一致的教化。在课堂和学校以外，社会文化继续着如出一辙的洗脑。所以，可这么说，比从前的农村青年容易享受到精神食粮的从前的城市青年，其思想意识之鱼儿，是游在同一规格、同一尺寸的精神的鱼缸里的。那简直又可以说是“泡在”。

3.改革是“顶层设计”的出路

而他们的人生轨迹的雷同，更是由时代这一位“阿姨”一揽子做主了的。几十年一贯制的全国统一的工资标准，使几代中国人过着彼此彼此的日子。一切人对人生的个人向往和追求的冲动，几乎最终都以自行放弃转而对时代无怨无悔亦再无激情的服从为结局。人生多姿多彩的种种可能性，都在迫不得已的服从之下烟消云散。“上山下乡”乃是最典型的佐证。从前的城市青年们，只有其个人向往和追求的激情，因了时代的需要而受到肯定和支持时，才能够得以释放，否则绝对不能。举例来谈：

唉——中国之看客，是沮丧极了才成为看客的呀！……

一名被分配在大集体性质的工厂的青年，若企图调转到国营性质的工厂去，倘无当官的父母动用权力去安排，那就是一辈子也别想实现的愿望了。

谁愿一直看自己国家的热闹呢？

一名被分配在街道杂食铺子里当售货员的青年，不打算安安心心地当一辈子吗？

只要他们以真作为证明自己的决心和能力，那么我相信，中国之庞大的看客群体中，将至少有一半不再看中国的种种“热闹”，而会或迟些或早地相信他们、拥护他们，随他们为中国的明天，也是中国人子孙后代的明天而共同前行。

那么，会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说服他那是时代的需要，他不愉悦地服从是他的不对。

中国到了该出现改变中国“体内之痛”的一些人物的时候了！

如果他还不安心呢？

倘说“英雄毕竟也来自人民”，几乎等于说“英雄毕竟也是人类”——强词夺理显而易见。

那么他将受到警告。

但我相信“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

如果警告也不能使他的工作出色起来呢？

我不相信“人民创造历史”。

那么他的下场将是被开除。

我还是宁愿将希望寄托于“一小撮”对中国有责任感、使命感，并且注定了举步维艰、孤独前行的改革家们。

而一个因不服从时代的安排被单位开除了的人，意味着被时代抛弃了，意味着连废品回收站这样的单位都难以再接收他了。因为废品回收站既然也是一个单位，它的员工的名额以及他们的工资，也是由国家限定的。

不——我这个中国人才不那么傻！

那么，这个人差不多就被时代取消了在城市里正常生存的资格了。

但若将中国进步之大希望寄托在四亿多中国特色的网民身上，我认为纯粹是无望之望的寄托罢了。

并且，他等于被时代宣布为“劣等”的人。

网络也当然改变了中国。

犯了错误的人，只要表示了虔诚的悔改，还有重新获得工作权利的机会。

网络当然改变了世界。

但一个犯了不服从时代安排命运这种错误的人，意味着他直接冒犯的是时代最神圣的权威。若想取得时代的宽恕，非痛哭流涕几遭不可。

若改为——“网络时代，热闹真多，人或为看客”——窃以为，大约并不离谱。

从前的时代，视社会为它所操纵的一台机器，视绝大多数人为这一机器的微小部件，或一颗螺丝钉而已。时代的流水线上，成批地生产同样的“部件”和“螺丝钉”。

毛的诗词有几句是——“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一言以蔽之，从前的时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从不曾是“以人为本”的时代，而是将人“生产资料”化的时代。是的，它只不过将绝大多数人当成社会“资料库”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积压物资……

而我认为，中国之四亿多网民中，其实尤以“看客”为最多。另外再加上为数也不少的“哄客”。

因而从前的青年，无论农村里的青年还是城市里的青年，总体上共同缺乏的，最为缺乏的，乃是人生的能动力。时代和社会本身，也便渐渐地失去了活力。青年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几乎完完全全是被动的，是彻底的服从与被主宰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一向地没有丝毫的松动。直至1966年才松动了一次——于是从前的青年在“文革”中宣泄地表演他们的政治参与能量，那是他们的人生能动力唯一被允许和怂恿体现的方面……

至于那些骗子、意淫者、炫富者、自大狂、有祼露癖的人、心理变态者、精神病患者、挖空心思推销自己的男女、不择手段沽名钓誉的人，还暂且不论。

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毫无疑问是幸运得多的——这不但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幸运，也体现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网是他们找乐子、看“热闹”、凑“热闹”、起哄，通过语言暴力发泄心中暴力意念的所在……

70年代出生的人，现在已经三十多岁或超过四十岁了；80年代出生的人，也二十多岁或超过三十岁了。后者是中国最新的一代青年。相对于前者，可谓小青年。他们也许在读大一大二，也许从中专或职高毕业了，刚刚参加工作。

网对他（她）们起消谴娱乐的作用；

而前者，却已在“改革开放”后即转型期潮涌连波的海面冲浪数年了。在爱情、事业、家庭诸方面，都各自有过些苦辣酸甜麻的体会了。与他们同时代出生的农村青年们，也有着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形成的社会基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的思想观念了，人生形态也不再是了。

网对他（她）们起交友聊天的作用（往往还是交滥友、聊贫天）；

我认为，总而言之，毕竟的，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毫无疑问是幸运得多的。

网对他（她）们起服务的作用；

首先，在人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们不再背负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了。每个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家庭出身的。家庭出身在从前的时代，亦即社会对人的阶级归类法。从前的几代中国青年，在胎里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自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被社会戴着阶级归类法的有色眼镜看待之了。倘他们中谁身上的阶级烙印不是“红色”的而是所谓“黑色”的，那么他们的一生，命中注定了是与出身挣扎不休的一生，几乎至死仍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如果他们没能活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话……

网对他（她）们起工具的作用；

其次，他们不必再以人生最大的，尤其是青年时代最精华的能动力，去追求时代和社会对人最严格的认知性。从前的时代和社会，是多么政治化的时代和社会不言自明。优秀青年的前提是政治上优秀与否，而且只有这唯一的前提。而且政治上优秀与否的标准，随着时代和社会阶级斗争之弦的绷紧，定位越来越“高”、越来越荒唐。从前的时代，青年们的个人鉴定实际上是政治鉴定，个人履历实际上是政治履历。故从前的青年，档案中倘记载下了“政治不成熟”，那就意味着一辈子“不成熟”了；倘履历中有政治性的不利裁定，那就意味着一辈子的人生被提前裁定了。其后无论在别的方面多么积极努力，都难以受到极端政治化的时代和社会的信赖了。往往，在其他方面越积极努力，越受怀疑，其人生也越不顺利。至于其他方面的才能，注定了的受鄙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争取到了“可用而不可重用”的资格。尤其可怕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似乎有法定的权力，在某一个具体的青年完全不知的情况之下，将几乎等于判人以“死缓”的政治鉴定，塞入那一青年的档案。

那么，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中国网民，通常都与网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家庭出身，政治鉴定，人只要摊上了两项中的一项“异类”显示，就像摊上了癌症一样。那需要特别能忍的人生熬受力，才会主观上“照常”活着。若两项都在青年时期不幸摊上了，人生就悲惨了。

相对于中国四亿多网民，万分之一，多乎哉？不多也。

当今之青年，毕竟的，不再会被以上两种十字架的阴影所笼罩了。

万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万多人——我估计，经常参与网上正能量体现的我们亲爱的同胞，也就是那么多吧。

当今之青年，除非他将自己的人生坐标点确定在政治舞台上，否则不必以青年时期最精华的能动力，去竞标社会和时代高悬的政治之标。

千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十多万——我希望有这么多。但冷静想想，觉得也没四十多万。

当今之青年，即或政治上真的不成熟，甚而真的偏激，也自有其可以不成熟和可以偏激的权利。只要自己不因而走向反时代、反社会的人生反面，是有权而且可以一边带着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一边在其他方面，比如文艺才能、科技才能、商业才能等方面努力追求其人生愿望的。只要才能被公认，一样会获得时代和社会的尊重。人们即使对他们的政治思想不以为然，但对他们被公认了的其他方面的才能是不会加以抹杀的。

百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百多万——我只听说过网上有几百万人参加选秀；转发变态“新闻”、淫秽图片的事，从没听说过有几百万义士或好人拧成一股绳的事。也没听说过哪位启蒙者的有思想价值的文章被点击了几百万次之多的事。

当今之青年，也不太会受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的终生捆绑了。户口在某些方面，对于当今之青年们仍具有人生的限制性，但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相比，那限制性是小得多了。

十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千多万——我压根儿不信有那么多。

当今之社会和时代，已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理念，那就是——中国的每一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在内，已不仅是城市人的城市和北京，同时也是属于广大农村青年的。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到各个城市，包括北京寻求他们人生的机遇。当然别忘了带身份证。只要遵纪守法，只要他们靠了人生的能动力和实际技能，哪怕是最简单的技能也可以在北京等城市生存下去，那么他们的此种权利基本上是不受剥夺的。比如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田歌，就曾将一名外地长住北京的捡破烂的青年农民请入演播室做嘉宾。他以他的城市生存表现获得了北京某小区居民的信赖和欢迎。他离开了那小区后，北京居民还要设法寻找到他。有些城市，包括北京，几年前就开始向在城市生存表现优秀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颁发过表彰证书……

我听说中国有四亿多网民，但以上几类人士，该是四亿多的多少分之一呢？

除以上两方面的幸运之外，起码还有以下诸方面权利，乃是从前任何时代的中国青年连梦想都不敢梦想的：

我替中国感恩于他们。

跨国交往与谋求人生发展的权利——这一点其实已毋庸置疑。仅要指出的是，在从前的时代，一名青年，哪怕只不过其家庭有所谓“海外关系”，包括有香港、澳门和台湾方面的三代以上的远亲关系，人生的底片似乎便有了可疑的背景。哪怕几封有时仅仅一封父辈甚或祖父辈与“海外”的正常通信，都会使一名青年在政治上被划入“另册”，而自己浑然不觉，任凭多么地努力向上，都难以获得学校、单位、时代和社会的亲和对待。自然的，至“文革”，这一点发展到了压迫他们的程度……

我常想天堂里不腐的天使估计也不多了，他们眼见中国人拿中国的腐败似乎没辄了，便也跟着学坏了吧？上帝还能谴往中国一些经得起腐败腐蚀的天使，估计那是他唯一能做的好事了吧？

学习权利——在从前的时代，家庭出身和以上一点，决定一名高考成绩优异的青年，不配或只配被什么样的大学录取，并决定他们毕业后的分配去向和人生前途……

在我心目中，他（她）乃是上帝谴往中国的天使。

择业权利——在从前的年代，除了少数高干子女，一名青年自己是绝然没有什么择业权利可言的。被分配到什么地方、什么行业、什么单位，其人生的句号便往往注定了标在那里。出国谋业是“天方夜谭”。“外企”意味着是一个外星词……

没有了他们中国像北极了，同胞都将像北极熊了——除了对自己的崽子有爱心，对别的北极熊咆哮敌视，野兽凶猛。

人权——在从前的年代，无论普遍的中国人，还是普遍的中国青年，所能享受到的几乎仅仅是生存权。生存权以外的其他种种权利，都严重缺乏法律应该规定的种种保障。其单位的领导，往往自认为权力的化身，有时几乎是可以代表法律来对一个中国人或一名中国青年实施制裁的。公检法往往无须调查取证，而根据某级组织的建议，对其依“法”逮捕，审讯拘押和判刑。现在，任谁都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人权了。新闻和社会等方面，也都能担负起对中国人维护合法权益的关注和对司法公正的监督了……

我知道网上很有些好人，他（她）们善良，富有同情心。哪里有弱势的、不幸的人需要帮助，他（她）们总是率先在网上传播济助贴，并以实际行动唤起善举。

人生观的自由——在从前的时代，中国人及中国青年，一旦被认为“人生观”有问题，那么几乎就意味着是时代的“次品”了。现在的中国，从理念上不但允许而且认可“人生观”的多元化是正常的自然的社会现象。一个人及一名青年，在不危害社会与他人的前提之下，哪怕自践及时行乐的人生观，那也仅是其个人的事，仅体现其对自己的人生责任罢了。时代的主流理念，虽倡导人对自己的人生应负有责任，但并不对某些人自己宁愿的活法横加干涉，更不至于予以剪除式的打击。

我爱死他们了，钦佩之至。

真的，当代中国青年的人生观及爱情观、婚姻观，既不但五花八门，而且得以在最大程度上自以为是……

我知道网上很有些中国的福尔摩斯，对于某类蹊跷怪异、悬疑吊诡之事，如孙悟空般天赋了火眼金睛，善于洞察。收集情况，归纳线索，提供证据，可迅速向公众给出真相，可信率八九不离十。尤其事关贪官污吏时，他们给出的真相，每使后者们无隙遁形。

道德观——道德观包含在人生观中。时代仅仅划出了“道德底线”，告诫青年们若突破那底线，便可能触犯法律的边线。因为道德的底线与法律的边线几乎是粘连着的。当代青年，享受着中国从前任何时代都不曾批准给青年们的，最大程度的道德指责“豁免权”，致使某些青年，将青春的美好和日子挥霍在“道德底线”上，也将人生的小舞台搭在“道德底线”上，而且自以为是最现代、最潇洒、最自由的活法。

我以文字的方式向他们躹躬。

我个人认为，一个人，尤其一名青年，终日活在“道德底线”上是没什么意思的，掰开了揉碎了说，更没什么潇洒可言。

我知道网上很有些义士，热胆侠肠，哪里有不平之事，总是第一时间在网上挺身而出，伸张正义，弘扬正气。

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有太多的青年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最快意的活法，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堪忧的。这不会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青年成为世界上多么坏的一批青年，因为毕竟有法的边线与道德底线粘连着，电网似的威慑着他们的突破；但却也不能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青年成为世界上多么可爱的一批青年。因为据我了解，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青年，其实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也都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快意的活法。相反，他们普遍主张寻求超越“道德底线”之上的活法。那么一种活法也许更不负青春和人生意义，那么一些青年也许更可爱……

尽管如此，我这个中国人，对于经常在网上发表有利于国家进步、有利于社会文明、有利于大众权宜之意见的人士们，是持力挺的态度的，不上网的我，虽不能在网上挺他们，以这种字纸的方式支持他们，使他们多一个网下同志，于心安也。

生活方式——当代中国青年正享受着极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时代、社会和青年，已形成了中国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出现过的宽松、相互接受的局面。

于是情形仿佛网上的言论大集，一位颇值得爱护的意见领袖正说着颇值得一听的话，呼呼啦啦地围过来一大群各自手持话筒的意见“党徒”，一阵呼噢喊叫之后，便又呼呼啦啦地围向别处的正说着什么的别人去了。

文化娱乐——当代中国人，尤其青年，在文化娱乐方面的幸运，是接近着当代世界水平的。仅仅由读小说、看电影和看戏剧构成文化娱乐内容的时代已成历史，一去不返。当代文化娱乐的内容，二十年间膨大了何止十倍！

我不是说网上的意见领袖们都是以上一种人，而是说他们的情况那么的鱼龙混杂、良莠俱在。所以要在网上成为有价值的意见领袖，实在非是容易之事。他们的有价值之意见的导向作用，每被一地鸡毛般的无价值的集体扯闲篇式的“意见”所淹没。嘻哈的无聊的泡沫话题淹没严肃的有价值的话题，在中国的网上每如盲目的集体无意识而忽东忽西的人潮踩踏一颗丹柯的心。

综上所述，既不但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幸运，也体现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并且问题是，当他们一旦认准那才是“真理”，就连别的许多普世的道理都不承认了。

一个人，尤其是一名青年，终日活在“道德底线”上是没什么意思的，更没什么潇洒可言。但当下许多青年面对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内心痛苦、沮丧，而且倍感低贱和屈辱——中国文化也应该及时反思。

现而今的中国人中的不少，似乎抱定了这么一条“真理”——知名度百分百等于由名而利的绝对前提，故绝对等于人生价值。

然而，倘以为当代中国青年全体生逢着以上种种的幸运，便也顺理成章地全体浸泡在注满了幸福液的时代的浴缸里，那么我几乎等于在这里进行欺世之说了。

谈开去几句——人类除了爱看“热闹”还更爱出名。爱看“热闹”由于古老基因一直在作祟，彻底改掉很难。并且，有些“热闹”爱看之凑之，倒也不伤人类作为顶级动物之大雅。知名度也确乎与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否关系密切。但有一个事实乃是，不仅有知名度者的人生才有价值。大多数人类的父母并没什么知名度，谁敢说他们的人生没有价值呢？每年或几年一次选出的“中华小姐”、“亚洲小姐”、“世界小姐”必然出名。但谁又能说她们此后的人生比千千万万默默无闻却被公认的优秀的幼儿园教师、小学中学教师的人生价值大得不得了呢？

不，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网上有一些意见领袖，以及形形色色之希望成为网上意见领袖引起关注、提高知名度、实现人生价值的人。

时代发展和进步的惠利，永远不可能像同一锅炉加温的、使人的身体舒适无比的淋浴水，通过统一的莲花喷头遍洒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可以由每个人自己来控制水温。

他们若遭到中伤、抵毁、攻击，不管来自左的方面还是右的方面，我都会有忧伤之感。

人类社会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美好的时代。

也是宝贵的种子。

由于青年们家境的不同，个人的先天资质和条件不同，决定着他们出生以后，不可能在同一起点上开始自己的人生。比如有的出生于寒门；有的成长于富家；有的父母操权握柄；有的父母积劳成疾；有的被上帝赋予了好的容貌、嗓子和身姿，打理人生的能动力加上令人眼羡的机遇，人世不久便成为演员、歌星、节目主持人、模特、运动员，等等，于是年纪轻轻住豪宅、开名车，并且爱情浪漫美满，于是春风得意，人生一路顺遂，喜事接踵；而有的却以残疾人的体貌，自幼开始在这世界上的唯一一次“竞走”，人生对于自己等于磨难不休的代名词……

他们是中国之理性思想的种子。

那些都叫“命运”。是如基因一样纯粹先天的人生元素，与时代和社会无涉的，也是难以依赖时代和社会的扶持与幸运者们共舞的。只能靠自己后天对人生的耐受力和对磨难的坚忍，像战士一样而不是像这世界的贵客和嘉宾一样实践人生……

他们更是我的同类。

但，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毕竟是影响更多数青年人生季节的大气象。使当代中国青年中的一部分，虽幸逢“改革开放”却也实际上并无幸福可言。比如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均衡问题；比如传统大工业的解体造成的失业问题；比如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比如社会保险和慈善事业不完善的问题；比如官员的作威作福，挥霍、浪费和贪污腐化漠视百姓疾苦的问题，使中国有些省份农民的生活仍处在很低很低的水平线上，使有些城市里一批接一批地产生新时期的城市贫民——这样一些家庭中的青年，其人生无疑仍是举步维艰的。倘要追求到人生的一点点满意，无疑是极不容易的。对他们一味回忆从前时代的苦，以启发他们感受现在的甜，是既不能使他们真的觉得幸运，更不能使他们真的觉得幸福的。

我比尊敬网上的写家们还尊敬他们。

时代和社会的原因，乃是时代和社会必须承担的义务。什么时候时代和社会的义务在以上方面作为显著了，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向时代、向社会交一份发自内心填写的调查表……

因为我的思想表达在书中，而非网上。买我的书的人，不会朝我的书吐唾沫。

现在的中国，虽一年比一年重视教育，大学虽然每年都在扩招，但我们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大学仍不能做到宽进严出，应试教育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每年跨进大学校门的青年，倘包括了农村青年统计，仍只不过是百分之几。而且，为了维持教育的良性发展，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高到了使不少家庭望洋兴叹而且却步的程度。城市里的少年、青年，因学业竞争的压力而疲惫；穷困农家，穷困地区的少年、青年，因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背对教育。在科技如此迅猛推广的现在，少年和青年们背对教育的人生，未来怎样，是可想而知的……在以后若干年内的中国，他们也许离提高人生质量的就业机会越来越远了……

我每同情他们。

毫无疑问，科技的发展必然促成科技的产业化；科技的产业化必然带来新型的就业机会。但是，也毫无疑问，科技的产业化，是以摧毁传统的工业模式和工业链条为前提的，而支撑后者的，又是为数众多的传统型的，只善操单一工种的工业技工。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十项乃至更多项新型的就业机会，其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员的总和，往往抵不上被其淘汰的一种传统工业所造成的失业人数的几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在新派生的科技产业代替传统工业的转型期，失业是面积式的现象，就业是点式现象，而且，科技产业所需要并择优吸纳的，必然是高知识结构的青年。他们起码当有大学毕业的科技产业入场券。无此入场券的青年，将被阻挡在展示新型就业机会的时代场馆入口外。那么他们几乎只能去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后一种工作较之前一种工作，是薪金低得多的工作。被无情挡在新型就业机会的时代场馆入口外的青年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了吗？何况，时代和社会倘未开创好足够他们就业的社会服务工作，有待他们自己去一点一滴地干起来……

他们注定了要在网上横身而立。既得经受怀疑自己动机的目光，又要对盼着革命的人们吐向自己的口水不在乎。

在从前的时代，清贫和穷困的生活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是普遍的现象。没有比衬对象，人眼就难见差别，人心就无物可羡。倘非强调从前的时代也有差别，在农村，那也不过就是两名青壮年劳力一天各挣几角钱之间的微小差别。而在城市，同代人之间的工资差别，最大不超过十元。亦即相差一级或一级半的工资。而且，那十元钱，一般便是同代人之间一辈子的差别。完全不同的工作，几乎相同的工资，这是从前的“中国特色”。

改革主义者希望启蒙，对盼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痛痛快快的、狂风暴雨式的大革命的人们，这该是多么纠结的事啊！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两个家庭，两个中国人，两个青年之间的收入差别，可能十几倍，可能几十倍，可能百余倍，用天地之别形容也不过分。而且，巨大的差别，就咄咄逼人地呈现于近旁，并被形形色色的文化反反复复地渲染着，人想装作不知道都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爱国，更须自我保障发出改革之声的权利。

如果说从前的青年只能安于时代强使之普遍的低收入现状，那么当代的低收入青年，则难免会在咄咄逼人的差异比衬面前内心充满了焦躁，而且深深地痛苦着。

而改革启蒙者们，大抵又都是爱国的。

中国的文化应该反省一下的。全世界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像中国当代文化这么的“势利眼”。倘仅仅从电视中来感受中国，那么将会对中国产生极大的错觉，以为它已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了；以为每一户中国人家的收入都已高得不得了，因而如果不天天追求时尚，进行高消费，钱就会变成负担之物了。

而大多数网上启蒙者（我不认为目前中国有谁称得上是启蒙家，尽管目前中国太需要启蒙家了）其实像我一样，思想上是改革促进者，而非革命鼓动者。尽管，他们也和我一样，耐心地受着煎熬。因为主张进一步改革，故都不愿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因为“持不同政见者”，在目前之中国，几乎与“反国家分子”是一个意思。若被视为那样，便连促使改革、推动国家进步的声音也发不出来了。

有些商业广告接近着厚颜无耻。比如某些房地产广告，比如某些珠宝钻戒广告。它们的意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多便宜呀！”而其标价对于工薪阶层，如画在天空上的饼之对于饥汉。或曰本就不是向老百姓做的广告，那么就应该把意思说得更明白——“对于富人多便宜呀！”那些广告犯的不是语焉不详的错误，而是故意混淆广告受众群体的常识错误。

而大多数郁闷的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耐心，并且觉得已等得太久。

有些报刊热衷于宣扬三十岁以前成为百万富翁是容易的。而我们都知道，这不但在中国对于大多数中国青年不容易，在全世界对于大多数外国青年也不容易。

但非暴力的革命不仅需要理解、支持，还需要耐心。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比十年前多了近三亿，比三十年前多了近一半，“文革”时期中国还是七点五亿人口。青年人数究竟翻了几番，小学算术能力也能算得出。

何况，像我一样，他们大抵也只能对我们国家的“病根子”点到为止，所开药方，也基本上是治标的温药。而许多对社会现实持激烈不满情绪的人，却不买账。依那些人的冲动，最好再来一次革命，而革命是“暴烈的行动”。当然，革命有多种方式，非暴力的革命也同样能够促使社会进步，且比暴力的革命代价小得多。

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大多数人能够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已然是国家幸事，已然是中国人幸事。而时下的大文化似乎总在齐心协力地诱惑人们——富有的生活早已摆在你面前，就看你想要不想要了！

那些忧国忧民之士，他们谈民生看法时，每吸引很多的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普通一民，自然都关注民生。但他们一谈国是，关注的人就少多了。谈国是就免不了谈政治观点，这在中国还是禁忌多多。有些人怕犯忌，不愿介入。有些人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想使他们明白“顶层设计”的改良，与他们钱包里的钱多起来、福利多起来、社会公平感多几分有直接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对一个正处于低血糖病状的人说“跟我去种甘蔗、种甜菜也行，那你就不会头晕了”一样，会使对方觉得不着调、不靠谱，瞎忽悠，企图利用自己——尽管，从逻辑上讲，忧国忧民的启蒙者们是对的。

许多当代中国青年，面对如此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包括每每睁着两眼说瞎话的传媒，内心既不但痛苦、沮丧，而且倍感低贱和屈辱……

我知道网上颇有一些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利用网络传播自己关于国是民生的看法。这些人士多为男士。古今中外，忧国忧民者仍以男士为多。女人即使也忧，往往只忧在内心，并不习惯公开表达，更不乐于与人讨论、争论。他们有人分明是要肩起启蒙的使命。我头脑中也每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意念，但只愿用笔写在纸上。而且，我也有点儿像女人，不热衷于争论。我认为中国的某些事，目前是争论不清楚的。而另外某些事，对错又明明白白，无须争论。

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甚至，也可以说确确实实地体会着另一种不幸……

然我首先谈到他（她）们，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他（她）们在网上发挥的中国作用也是第一位的——只不过由于亲切感决定的罢了。

然而，中国毕竟在向前发展着。

我觉得，古代时的“诗的国度”，我们中国，堪称当今世界第一的“散文国家”。

扑朔迷离的中国经济，近年正出现着有根据乐观的拐点。

我对他（她）们深怀敬意。知道网上有那样一些准同行，高兴。

时代变了，是为“道变”。

我知道网上颇有一些文学感觉很好、品位也很高的写家。我称他们为写家，而非作家，绝不包含丝毫轻视的意思，只不过强调他（她）们与我这样的作家的不同。对于我这样的作家，写作起初是职业，后来渐成主要的生活内容。而他（她）们则不如此。他（她）们的职业或许也与写有关，但文学写作大抵不是职业。最大的区别是，他（她）们不会也愿使写作居然成了自己主要的生活内容。他（她）们无疑是喜欢写作这一件事的，像喜欢一切带给自己愉快的事那样。我经常从报刊上读到一些散文、小品文、杂文，能看出他（她）们写的很沉浸、很享受，甚至可以说很考究。分明地，他（她）们是些写作方面的完美主义者。题目起得很别致，遣词用句也细细打磨。仿佛首饰师傅做一枚够得上是精品的首饰，而且不是为卖，是为自我欣赏。报刊往往这样注明——“摘自某某网站”或“摘自某人博客”。看他（她）们的作品，我往往也很享受，像生吃刚从地里拔出的蔬菜，能嚼出水洗不尽的泥土的味道。而那味道与蔬菜本身的味道同时入口，能嚼出别样的清爽的汁来。有的文章写得很时尚，不合我的品位。行文新潮，也是我一向不以为然的。却情真意切，每也能使我怦然心动一下。特别是，有人将国外生活或工作的经历、见闻，以思想性见长或趣味性见长的风格写出，使我间接开阔了眼界。那些文章，以对比之法，将中外文化形态之不同、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的不同，写得深入浅出，令我获益匪浅，也每令我汗颜。我从报刊上读到的摘自网上的小说极少，多是散文、小品文、杂文、随笔。故我所言网上写家，也多是以上文体的作者。

“道”既变，人亦必变。

虽然我不上网，但对网上情况并非一无所知。

变了的时代，衍生出新的时代人。新的时代人不可能适应从前的时代（尽管他们对现在也不见得多么适应），因而他们不会让时代退回到从前，因而他们必将时代继续推向前去，并在此过程中渐渐适应他们所生逢的时代，并渐渐提高他们打理自己人生的能动力……

五、如今看客在网上

归根结底——时代发展的潮流不可抗拒，其实意味着的是这样的法则——倘新的时代人衍生出来了，他们解决他们和时代的关系的方式也是新的、不可抗拒的。他们与时代共同舞向前去的能动力是不可抗拒的。

只得借故抽身而去……

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希望在前头，而不是在从前……

我希望自己能用短短的几句话解惑，却意识到，也许适得其反，正应了那么一种说法——“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16.网络肆意攻击的红卫兵遗风

答：但代表了多数人的愿望。有总比完全没有强。就是目前也仍不能指望中国的斗士比看客还多。人类的看客史太悠久了。中国人口多，看客便也多……

一

学生说：那只不过是少数人的抗争。除此之外，都是大多数的沉默。

由我编剧的电视剧《知青》，甫一播出，网上便有化名“滴”什么者，以及另一“小子”，轮番攻击不止。还有另一代表所谓“一些老知青”们的同样化名者，发贴“警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

想想，安慰道：也不全是看客。“四五”运动能证明不全是看客。

斯时我正面临45卷之全集的出版，又在进行着《忐忑的中国人》一书的写作，委实无暇反驳。

学生点头。

现在终于有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知青》却已播过；它是自八十年代以降，对“文革”再度继承反思和批判之文艺使命的电视剧，基本已成定论。我的反驳动念，也便随之索然。

见学生仍一脸困惑，反问：联想到了鲁讯小说中的看客？

于是想到鲁讯的话——最大的轻蔑，是连目光都不瞟过去一下。

答：除了那样，别无他法。所以一粉碎“四人帮”，除了少数“文革”既得利益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拍手称快，有种“终于他妈的结束了”的解脱感。

又一想，不行。

又问：为什么会那样？

该驳斥，还是要驳斥的。

我回答：早已在看而已。边看边唱，边唱边看。

因有时过于的包容，并不能使不识趣的人识趣起来！而彼们的不识趣，是从不会因为别人的涵养便自省的。那么，包容岂不等同于怂恶了吗？

我的一名学生曾不解地问我：老师，当年为什么几天前还全国都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几天后竟全国欢庆粉碎“四人帮”？

是的，依我看来，今日之中国，网上的攻击，诋毁行径，一如当年的“红卫兵”。

这个原则被彻底否定了，平民百姓也只有权作“文革”看客，成心令自己失明失智，装二百五，看政治如何指鹿为马、火上弄冰。像看情节起伏跌宕的电视连续剧。

何况，他们的“唯我正确”、“唯我独革”之“逻辑”，不可理喻到了极点，混淆视听的目的却又那么的显然，不斥之不足以正视听。

仁义道德几千年以来是民间原则。

遂决定一一斥之。

那么稍有平等意识的人，要求自己总还是多少要讲一点儿仁义道德的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因我只是偶尔上网一扫，实在记不清那“滴”什么者究意是“滴”什么，只得以“滴”简谓。而那一再要与我论“人格”的，推测是个年轻的，故以“小子”谓之。在中国文字中，年长者谓年轻者“小子”，并不含有侮辱的成分，是惯常之谓——在我也是。

“所谓仁义道德”就等于彻底否认仁义道德。

先斥那些“要死要活”的——作家写什么，怎样写，是一种基本创作权利。读者与观众，也当然有评头论足的自由。我并没有阻止过任何人对我任何一部作品的评论、指责与批评，甚至批判。

“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就等于绝对不讲平等。

但问题是——我只不过以知青题材托带出了种种“文革”现象，以图引起今人对“文革”之必要的再反思，你们那厢“要死要活”的相威胁干什么呢？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允许有什么平等吗？……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例如所谓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你们那自称的“一些”，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当年的知青呢？总共又是多少呢？——亮出真名实姓才有抗议的力量，这点儿常识谁都懂，为什么竟不呢？

《五一六通知》中是这样说的：

倘你们认为《知青》一剧不是为了反思与批判“文革”而由一个团队倾力完成，竟是为了“替‘文革’翻案”的话，并且于是同仇敌忾，不共戴天的话；那么现在，不共戴天的你们，又将作何打算呢？

至于平民百姓，只要出身好，站错了队一般也不要紧。但若据理力争，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并且还由而大发质疑的话，那么便是不识趣——不识政治之趣了。

这种动辄以“活着”或“死掉了”来龇着要咬人似的牙齿般发表意见的行径，体现于对文艺的评论，我觉得是泼习。这一点儿对你们的“意见”的意见，谨供尔等参考。

那个时代，消灭一个知识分子，如民间所说，“比按死一只臭虫还容易”。总体的，知识分子已经背上了“臭”字。

下面，我要对“滴”也发表发表我对他的攻击的意见了：

但知识分子也得学会看，曰“看风向”。不善于看的，经常表错了态、说错了话自己还不晓得，而那也会祸从天降。

按照你的逻辑，“文革”十年，全体中国人包括全体知青“都疯了”，似乎根本没有人性未泯的人了。我写了些好人或其实只不过不坏的人，便是蓄意美化“文革”，公然要替“文革”翻案，于是不但该连人带剧一起打倒，简直还要由你号召，再一踏上千万只脚，是吗？

知识分子如果并非知识界官员，一般还没资格上什么“船”。即使有心攀上一条绝对红的“红船”，却只能是“有时梦里还去”。因为它不在现实中，而在历史中。

我在《知青》这一部书的扉页明明白纸黑字印着“‘文革’既反人性也反人格，因而是人类社会的‘反动运动’”——此话在各种报上也登过，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党政军要人一旦被那么定性了，不仅自己遭殃，全家及部下全都难逃一劫，轻则隔离审查，挨批挨斗；重则入狱，甚至死得不明不白。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雾里看花看花眼。即使明智地认了那“顺者昌，逆者亡”的时代狠劲，每每的都不知道究竟该顺什么、该逆什么。

毫无疑问你是网上老手——二十几年来，《知青》是一部承载了最多量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的电视剧，为什么在你眼里黑白完全颠倒了过来？连付正之死、沈力之疯、张靖严排长被捕、武红兵被判刑、老支书之死、赵曙光被停止反省，统统都在你那儿得出了“文化大革命多么好”的结论？

“文革”中所谓“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风云变幻，异常吊诡，从党政军要人到著名的或普通的知识分子再到平民百姓，三番五次地要“站队”、“紧跟”。

一部剧的播出，要级级做出审看报告——每一级的报告上都写着几乎同样的字：以史为镜，本剧在反思和批判“文革”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这也是几级专家审看委员会的共识。目前它的观众肯定不少于一部电影大片的观众，山东卫视重播时，“星在线”滚动字幕中，有一条是小学三年级孩子发的，说是在与爸爸妈妈一起看，沈力叔叔真可怜，那个年代真不好……

使中国人留下了“看客后遗症”

按你的说法，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疯了”，那么现在的你从那种疯劲中好转了吗？如果好了，为什么孩子都看得明白的内容，在你那儿却成了“唱‘文革’赞歌”？如果你认为几千万看《知青》的人们又集体中了“文革”的毒了，你究竟是在侮辱大家，还是在侮辱自己？

四、“文革”培养了大批“看客”

对剧中人物的塑造给予了特别理想化的人性及人格情节——这么批评不正是符合文艺批评之客观原则的吗？甚至可以进一步批评，由于特别理想化所以削弱了批判力度，这也很中肯啊！

的确，一个国家喜欢看极刺激的或俗不可耐的“热闹”的人若远远多于欣赏文艺的人，这国家的文明是堪忧的，进步也将是迟缓的。

可你从此剧刚一开播就抡起“美化‘文革’”、“企图为‘文革’翻案”的狼牙大棒挥舞打击，至今不停，气势汹汹。

中国人讨论“看客”现象，大约是在鲁迅的《药》发表以后。不错，《阿Q正传》中也写到了“看客”。阿Q在供状上画押时，他是将持板子随时准备听令打他的衙役们当成“看客”的。因他招得老实，没挨打。这大约使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彼们只不过是拄着板子列于两旁在看他，所以他才力求将那圈卷儿画得较圆。若没有衙役们看，估计他对自己没那种高标准、严要求。待其被五花大绑、后脑插了令箭、游街示众地押往刑场时，他对于小市民是有贡献的，那就是——他们得以又看到很刺激的热闹了。所以见他们兴趣盎然，阿Q起初是并不害怕的，反觉荣耀、自豪，体会了一把类似检阅般的好感觉，及至离刑场近了，这才从检阅般的幻觉中猛醒，明白不是被夹道欢送往理发店去剃头，而是将被砍头，便顿时怕极了……

在我的博客中，有人之跟贴使我恍然大悟，贴曰：“想要了解‘上山下乡’真相，都应该去看××××的×××××……”

于是两位衣冠楚楚的绅士，这才起身去看一个喉结特大的修鞋匠，身后跟着他们的两名仆人。

而那据说包罗真相的“伟大”作品，正是你“滴”的网上未成写作。

B绅士立刻说——快陪我去看！

你在网上写你的，别人以别的方式对“文革”进行反思批叛，你为什么只许你存在，不许别的作品出现呢？为什么非得将同一题材的别的作品攻击为“大毒草”，只能留你一家“香花”似的呢？什么“可耻”、“罪恶”全都用上了，唯你“独革”吗？唯你是反思批叛“文革”的英雄吗？

良久，A绅士说——我知道有一个修鞋匠的喉结特大，你还没看到过他。

就算是两个种同一种蔬菜的农民，也没见一个指着另一个的菜地叫骂不停吧？

在欧·亨利的短篇作品中，有一篇写的就是几乎“专业”的“看客”——讲的是两位同住一城的中产阶级绅士，以看本城的一概热闹或古怪之事为日常消遣。那时当然已有报了，但仅从报上得知而未亲眼目睹，是他们引以为憾的。那时虽已有报，却还没有电话，更没手机。若A绅士听说了什么热闹或古怪之事，便及时派仆人去向B绅士通告。于是两位穿上了正装也就是燕尾服，戴礼帽、白手套，颈前扎领花并各拄“文明棍”的绅士，相会在一处地点，结伴前往。车祸中的死者已被运走，两位绅士会蹲将下去，俯视石砖缝隙中的血迹，像谍报员一心要破译密码。

你真是当年知青吗？

而在《双城记》中，在《红字》中，人类看“热闹”的场面，也都描写得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印象。当然，须是对人性善与恶反应敏感的读者。

若真是，肯定也有大儿大女了，你平常是这么教育下一代的吗？——只要是和自己做同一件事的，先灭掉对方再说，下手要狠？

在《法国革命史》中，路易十四国王及王后即将被斩首，成为巴黎诸革命“热闹”最大的看点。那种空前盛况究竟与庆祝胜利的喜悦联系多一些，还是与人类古老的看“热闹”习性联系多一些，恐怕是连弗洛伊德也分析不清的。

可一个由毕竟有些思想的人组成的团队，在形成思想共识的基础之下努力完成的作品，是你这样一些人想灭掉就能灭掉的吗？

又过了几千年，到了雨果完成《巴黎圣母院》的时间背景的年代，雨果笔下，加西莫多在广场上被鞭笞时，围观者可谓人山人海。以至于骑警唯恐引起骚乱，喝马以臀撞开人群，却不起作用，只得用军刀的刀背砍人们的肩、背。

先扣上罪过的大帽子，再企图鼓噪成一种阵势，继而达到一举打倒而后快的目的——这是你为人处世的一贯方式吗？

在中国，商自然也被周取代了。

二

罗马帝国后来自然是灭亡了，它不灭亡不就很奇怪了吗？

还有一个什么人，在网上大谈什么“梁晓声的晚节”。有“节”之人，必有人味。那么好吧，我们就谈谈人味与“节”吧。

而那些贵妇和小姐，散场后又该去写几句甜蜜的情书，或与情人幽会了；而那些平民妇人，一如既往地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勉励孩子将来要有出息……

首先我要说，我下乡前没疯狂过，下乡后也没疯狂过。

至今，我们人类的基因中，仍遗传着那种邪狞的成分。

恰是在“文革”中，我见到我的被剃了鬼头的语文老师庞颖，立即退后一步，恭恭敬敬地深鞠躬说：“庞颖老师好！我代全家问您好！”

那些平民的社会地位，仅比被迫成为角斗士的战俘奴隶高那么一点点，但他们观后者们以血和命“表演”的“热闹”，看得心安理得。

又见到同样成了“反党分子”的教导处主任在操场扫雪，便绕半个操场走至跟前，也恭恭敬敬地深鞠躬问候：“宋主任好！我和我全家都非常关心您，请多保重。”

还有那些平民男女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因能与贵族与富人们同乐，内心里感到无比荣光。他们有的换上了体面的衣裳，有的穿着破衣烂衫就去了。他们宁肯少吃几餐也高兴买到一张门票。男人们手拿肉排，或酒囊；女人们有的怀里还奶着婴儿，旁边或膝上坐着大点儿的鼻涕拉瞎的孩子。她们唯恐大点儿的孩子错过刺激居然没看到，每指着嚷嚷：“快看！快看！那个人就要被杀死啦！……”

我所在的中学是哈尔滨第二十九中，我哥哥曾是这一所中学的好学生，所以我要代表全家。

但那时的她们，难道不是都很邪狞吗？

“文革”中，她们都印象深刻地记得当时一幕，那温暖在她们心中保温了十年。

再想想那些地位高贵的夫人，那些名门望族的小姐，她们一个个都很美貌。是夫人的都气质优雅，是小姐的都特淑女。也许，她们刚刚听哲学家们阐述过哲学，与文艺家们讨论过文艺。她们大拇指朝下的手，一小时前还握过写在精制羊皮上的诗卷。

“滴”——你当年也这么有过一点儿人味吗？若你有，你当年不是就不会疯狂了吗？并且，生活中不是就也有了一点点温暖吗？你当年这么想这么做了吗？看你现在行为，大约不会。

于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人类，在那喊声中，被长予刺胸，被利斧砍颈而亡。

我下乡前，要与军代表和校革委会老师，共同为全班同学作政治鉴定，不是全班同学都跟我很好，有一名董姓男生，还曾一个大背将我摔倒在地，昏晕过去。但事关同学以后的人生，可忘前嫌，得力争给出好的鉴定啊！

想想吧，当看台上所有的人类全体站起，亢奋地跺脚，皆大拇指朝下，千万条喉咙喊出一个字“死！死！死！”时，那是多么邪狞的场面啊！

这么一点点人味儿，“滴”，你当年也有吗？

多么不可思议啊，一方面其文明已贴近民主；另一方面，其文化的野蛮恶习不改。

“责人宽，克己严”——这是我下乡前的鉴定语；你的鉴定中也有类似评语吗？

但是人类的基因决定了，只欣赏是不行的，看一般的“热闹”也是不行的。那基因会不时地怂恿人类的眼球寻找刺激。当时的罗马与当时的商朝的区别仅仅在于——罗马统治集团的成员们、宫廷人员们以及富人们，是与平民们一起享受刺激的，或曰“与民同乐”。那时的罗国，已有了初级民主，他们需要平民的拥戴。并且，他们“与民同乐”是带亲眷的。而极其腐败荒淫的纣王，却更喜欢独乐，或由妃们陪乐。

“中国病了！”——这正是我当年与一位叫王钟龙的，大提琴拉得极好的老高三知青每每说到的话，这一点点独立思想的青年之“节”，“滴”，你当年有吗？

在当时的罗马也罢，在当时的商朝也罢，文艺已经相当艺术了，商朝不但有了宫廷乐队，供养着当时水平一流的乐师，歌舞伎们的表演，也是足以称得上美轮美奂、赏心悦目的。而罗马，诗人们的朗诵会已蔚然成风，戏剧演出也很经常。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到处开会学习“转弯子”，但身为团部报道员的梁晓声说：“转不过来，不转了。”“滴”，这种抗议之语，你当年也曾说过吗？

类似罗马角斗场上的血腥“节目”，在中国的古代也同样上演过，比如商纣王在寻开心时，往往便命武士于宴间决斗，以助酒兴。且在行宫中建了肉林酒池，动辄令百对以上年轻的祼男祼女滥交于肉林下、酒池畔，觉得是神仙才配一看的高级“热闹”。

却并没有被打什么小报告，因为我的知青战友们，都特别理解我的思想苦闷，处处提醒、掩护。

所以便有了罗马角斗场。

“滴”，你获得过这种知青友情吗？你没有，不等于全中国就没有吧？

但是，人类爱从看热闹过程中获得刺激享受的恶劣的基因（我认为是比动物性更恶劣的），仍在人类的习性中作祟着，并不是什么悲剧、喜剧、正剧所能完全抵消的。

我们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几名知青聚在某团举办创作学习班，每个人都为国家命运所焦虑，都无心写作，天天谈中国应向何处去；有一名知青打了小报告，兵团总政治部主任连夜乘吉普车前往“查谣”，但人人互证，没有出卖现象。

故对人类的进化，文艺也是功不可没的。仅仅认为劳动使人类文明起来了是偏面的。

“滴”，此种爱国情怀，你身上当年也曾有点儿？

综上所述，人类爱看热闹的习性，实际上发扬光大了。祭人显得老套了，没多大看头了。节目更有看头了，戏剧更有看头了。祭祀仪式的内容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出新的是节目，是戏剧。人类盼望祭祀活动之举行，更是为了满足看热闹的心理了。而节目中一旦升华出戏剧，一部分人类爱看热闹的心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嬗变为欣赏的精神需求了。

我在木材加工厂蹲点，恰有鹤岗市某青年在师部医院治病后，私自探家了——连里要开除他的团籍，之后他将被调往偏远连队。

正剧起初是为了能使贵族与民间大众一同看的。故至今仍无严格意义的正剧。曰正剧，少不了悲剧的元素或喜剧桥段的。

能否保护一下？为什么不啊？

悲剧起初是投贵族所好的。喜剧起初是适合民间趣味的。

于是我组织团员学习团章，读关于“民主”的语录，结果是保其“过关”了呀！

于是，所谓喜剧、闹剧便也诞生。自然，起初还不能算是戏或剧，各尽逗乐子、搞笑的擅长罢了。

“滴”，你这种人根本不信的事，并不等于生活中绝对不可能吧？这么一点儿常识你也不懂？

还说很古远很古远的当时——祭祀节目之“演出”也告一段落了，人们仍不愿四散，并觉那种节目看得不过瘾，都有将热闹继续下去的亢奋冲动，于是以自发的即兴的节目续之。这类节目以使聚集气氛更“热”、更“闹”为最大能事。一言以蔽之，以自娱自乐为前提。

我因而被“精简”出团机关，回不了老连队了，那就偏去木材厂！

而戏剧、诗歌又嫁接成文字形式的史诗——至近代，三者互补，诞生了电影、电视剧，此后话也。

问：“你来能干什么？”

诗歌使早期悲剧的台词具有诗性。

反问：“什么活最累？”

由祭祀词而衍生出诗歌来。

答：“抬大木。”

而他们是人类后来的戏剧家们的先师。

我道：“那我到抬木班！”

于是早期悲剧逐渐形成。

“滴”，对于一名23岁的知青，这也算有点儿“节”吧？

他们年复一年地创作那类节目，好比我们的“春晚”导演们为吸引眼球，年复一年地挖空心思推陈出新。

你当年有吗？

也要归功于那时的文艺。祭祀的仪式完毕以后，人们还没热闹够，意犹未尽，于是续之以节目。因为是祭祀活动的组成部分，所以须保持庄严特色。因为祭祀源于人类的敬畏心，敬畏心使人类对自己的命运产生难以克服的恓惶感，所以那些节目的内容往往是悲剧性的，并且具有警戒性。结果大抵是违背所崇拜之“神”的人类受到惩罚。

三月份到木材厂，五月份知青们推荐我上大学。

当归功于那时的某些大祭司。按如今说法，他们是那时祭祀的主持人。却又不仅仅是主持人，还兼着类似大法师的身份。为什么某些他们主张废除祭人而代之以祭畜，这是解释不大清楚的。人性提升体现于他们的先知先觉的迹象，使他们具有“上帝”播向人间的最初的宗教种子的意味。那时宗教自然还未成教，他们是体现宗教思想的种子。他们是大祭司中的某些，而非全体。另外一些，依然热衷于祭人，乐此不疲。

明白为什么会吗？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伟大”的进步呢？

很简单——那些知青们内心里有“好人标准”。

毕竟，以牲畜为祭品，较之以同类，是人道主义的初级体现。所谓“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尽管，那时“人道”还未成“主义”。

复旦大学的老师，因从《兵团战士报》上读到了我一篇小说《向导》，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到北安到黑河再到我们团部面视我。

再后来，那是几多的一千年后，人类不再以同类的头和心来祭祀了，代之以牲畜了——遂成习俗，沿袭至今。然欧洲已不如此，亚洲故之。中国的农村，尤其不改。杀牲宰畜，便仍是农村孩子们所惯看的“热闹”。

问：“你对当前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看？”

现代的我们，写下或读到某人、某些人因某种“原因”成为某事件过程中的“祭品”时，细一寻思，短短一行字，意味着多么血腥的不幸和多么巨大的恐怖啊！

答：“中国将因此蒙羞。”

祭是仪式。源于人类对某种图腾的敬畏之心，也源于祈祷之愿。

问：“你对此书怎么看？”

于是被抓住的人，就有了另一种用途——作为祭品。

答：“那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

后来，人吃人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有的部落壮大了，有的部落几乎被吃光了、消亡了。互相也特戒备，抓住一两个，不够分吃。

“滴”啊“滴”，在当年，这么一点点独立思想，你是有，还是完全没有？

那是他们习以为常了的，也是他们最初所惯看的“热闹”。后来小崽子们长大了，一个个凶残无比。看惯了吃同类之“热闹”的他们，并且也很爱吃，长大后能不比野兽更凶残吗？他们的小崽子又不同了，“进化”了些，无师自通，居然虐待起被缚住并即将被吃的同类来，用木棍挑出可悲的后者们的眼，或用石刀割下后者们的鼻子、耳朵。在哀号中获得了乐趣、快感。那是他们“创造”的乐子，也带给包括父母在内的全部族一种乐子，于是受到鼓励。大人还相帮着那么干，又于是营造出“热闹”的气象。

老师嘱咐：“三个月内，千万别犯错误，我多么希望能在复旦见到你。”

一个部落的古人类抓住了另一部落中的一个，准备着要吃后者了。于是围着火堆蹦蹦踏踏，拍手齐叫，那是开吃时本能的快乐。之后，开始操刀肢解了，像今天的厨子剖鱼或剁鸡块。而小崽子们，瞪着他们的小眼睛看，鲜血四溅，哀号声声，他们也绝不会捂上眼睛和耳朵。

“滴”啊“滴”，你信不信，自己努力做好点儿的人，那往往就会将更好的人吸引到你身边！

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的祖先曾经互吃，这是不争的事实。动物也有互吃的时候，但往往是在特定情况下，不经常。而古人类的互吃，曾是一件很经常的事。

三个月中，我为老高三知青主持婚礼，因动用了卡车接新娘，招惹来了是现役军人的团参谋长。敢不敢顶一下，将婚礼主持完毕？

这要从人吃人的历史说起。

我敢了。

人类为什么会那样呢？

“滴”，你当年也表现过此等知青豪气吗？看你现在这行径，不太可能啊！

以此点而言，“兽性大发”一词，实在是对动物的诬蔑。若反过来说动物之凶残是凶残的人性体现，倒是有根据的形容。

入复旦，代表新生发言，明知张春桥说过“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材狼之窝”，眼望几排老教授，坦言：不见虎豹犲狼，只知藏龙卧虎，我们渴望知识，需要知识，愿与老教授们教学相长。虽当然遭到纷纷批判，但仍面不改色。

人类对于人类犯下的罪恶，是地球上任何动物从不曾对别的动物，更不曾对自己的同类犯下过的。人类不但残害同类，还挖空心思“研发”许多种方法折磨同类，或为逼供，或为解恨，或只为取乐。

弟啊，错，你这类人哪配我称弟！

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以人的眼看，这世界种种的“热闹”多了起来，对于人类大有看头——包括另外一些人陷于悲惨。倘某一阵子这世界上缺少“热闹”，人类便会制造出来。

“滴”，就那么一点点独立思想之“节”，你身上当年可有？——问的多余，你这号人当年疯掉了，怎么会有？

它们要攫取到剩尸而已，与看“热闹”是两码事。

北京粉碎“四人帮”，上海却在爪牙们的忽悠下要向党中央表示抗议——率先闯入党委办公室的是我，要求敞开校门，放学生到外滩去……

不错，狮子们争食一头角马、鬣狗、秃鹫什么的也围着看。那时的鬣狗、秃鹫们，眼中也确乎地露出“想要攫取到什么”的目光。

因而我的档案里，有“与‘四人帮’做过斗争”一条。这当然是同学们的表扬，但证明当年没和你一样疯掉！

掠食猛兽从食草类动物群中扑倒了一只，躲得远了的食草类动物群倾刻恢复平静，又若无其事地吃草——那是由于天性的麻木，但却并不围观同类之被撕碎。它们那种麻木，人类身上也经常表现出来的；但人类身上还经常表现出来的对同类陷于惨境的“热闹”看得乐在其中的情形，却从未在任何动物身上发生过。

我很佩服云南知青当年组织的返城大游行，心中永远向他们致敬！

我们也没见过两头狮子争夺地盘，而另外一些狮子以及三五成群的猎豹、鬣狗什么的蹲在不远处，边看边叫，发出人类那种类似起哄的声音。

但是“滴”，观你今日之行径，断不会是当年之勇者！

我们没见到什么大动物围得里三圈外三圈的，看一群蚂蚁怎么样将一条毛扎扎的大肉虫制伏并拖入蚁穴的情形；即使两窝蚂蚁大混战它们也是没那份闲心观看的。尽管其场面放大了惊心动魄，尽管某些动物的视力比人还强。

你最了不起是个受益者！

除了猴子和猩猩，地球上的一概动物，从巨大到渺小，从一个“纪”到下一个“纪”到现在，皆无看“热闹”的习性。

在两会期间，面对国家一号领导，朗声读稿曰：遮蔽，漂白历史绝不可以！“禁区”不能固若金汤！……

人类出现以前，地球上本无“热闹”。如果人类至今仍未出现，地球上便还是没有“热闹”可言。

“滴”，这种文人“节”，你有吗你？

三、人类是地球上最爱看“热闹”的物种

“禁区”别人绕行，我们偏闯！

如今情况好多了，一由于城市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二由于电脑的普及，看客们都转移到网络上去了。

我们一个团队咬定青山不放松，横下一条心，何等不易！该妥协，妥协了。命剪，便剪！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相反，换位思考，也能体量别人的难处——毕竟，审与被审双方，竟达了高度共识，说是幸运也好，说别的什么污蔑之词也好，我们要多少呈现一些“文革”极左现象的初衷实现了！

最令心理正常的人嫌恶。

“滴”，这有什么值得你攻击起来没完没了的？

中国之看客，可谓世界之最。

你！你这个“滴”，用老百姓话讲——如果你是你爹妈养育的，像我一样，拿出点儿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男人气概，自行去掉你那“滴”衣，报上真名实姓，道来你自己也可以说道说道的人味和气节！——倘你但凡有点儿的话！

至于有人要跳楼，围观者不耐烦地催促其跳的事，更是接二连三。

你这个“滴”，头脚不露地蒙着大被似的，这儿攻击一阵，那儿笔伐一番，可就是不敢光明正大地来声讨——你不觉得行径很丑陋吗？

连就待在不远处的什么机关、什么单位的传达室里的人，守着电话机，耳听着呼救之声凄惨，都懒得以举手之劳抓起电话报警。

你果而也是知青的话，你觉得你是长知青们的脸呢，还是丢知青们的脸呢？

却不像古代的时候有义士出现。

幸而当年的知青不全是你这一类人！倘竟多是，我才不一再地写什么知青！

仅仅翻阅一下八十年代十年中的报纸便不难发现这样的报道——女子当街遭到轮奸而围观者众！

我如此将自己陈列于网络，任尔等评说，若尔等竟还是不敢如我一样，尔等何异于在网上低级厮混的泼皮？

虽然“文革”已成历史，中国人爱看“热闹”一点却早已成习。

三

从鲁迅那个时代到“文革”再到电脑普及前，中国之看客一茬茬繁殖，从没怎么少过。“文革”时期反而更多了起来。因为那一时期，想不当看客都不行。可以这么说，几代中国人是看那种“热闹”看过来的。

我在接受《大家书斋》采访之时，沈星姑娘说她前一晚上在北大与众青年讨论，皆言《知青》“美化”云云，并当即与其中一人拨通了手机，似乎“我们都还活着”一句与彼的知青父母有关。通后，沈星姑娘先问——回忆回忆，你看过的影视剧中，有哪一部呈现“文革”极左现象的片段超过《知青》——手机那端沉默良久，答曰：《活着》。

比之于纯粹的看客，他们“凑热闹”、“看热闹”的心理很不纯粹。倘有什么骚乱发生，他们便会像阿Q一样，趁火打劫，抢掠些财物。然后装出不曾参与的样子，看参与了或被冤枉了的人遭到追捕、杀头，侥幸而且同样的幸灾乐祸，连点儿兔死狐悲也全然没有，只不过又当成一种“热闹”罢了。

沈星姑娘道：至今尚未通过的不算。

那唯恐天下不乱的，围观时，“很像久饿的人见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在《药》中，他们倒卖血馒头，如同稀货贩子在鬼市兜售稀货。那是天下将乱倘未乱时，他们所获的一种好处。

答曰：《小姨多鹤》。

那麻木不仁已无冲动可言的看客，像极了郑老栓。去往有“热闹”处，一心只想的是少花钱，快办成自己的事，成功地得到蘸了人血的馒头，好治肺痨儿子的病。至于蘸的是何人的血，那人何以被砍头，冤枉不冤枉，他是漠不关心的。即使明知那人被杀害，是为了替他这样的一些人创建一个好社会，他也绝不惋惜那样的人之被杀害。悠悠万事，唯将馒头淋淋漓漓地蘸了那人的血为大。斯事是他眼前之最大利益。至于将来，他是不考虑的。也根本不相信，有人会为了许多别人的将来而宁可掉自己的脑袋。

那是我朋友严歌苓的作品，我竟没看。

由于当下之中国社会矛盾重重，郁闷者多多，当下中国看客，对不平之事的正义冲动，一番番被酱缸似的不良现实所腌沤，异变为两种极端的表现——麻木不仁已无冲动可言，人性上沦为纯粹看客；或胸中终日无名业火暗燃，不定什么时候，便火冒三丈，起哄架秧子，唯恐天下不乱。

我接过手机问：你父母当年下乡何处？

当下之中国的红眼睛阿义们、牛二们，早已号准了当下之中国看客们的脉象，清楚当下之中国看客中，义士是极少的，多是纯粹的看客，围着白相白相罢了。故他们既需要看客捧场，内心里也是瞧不大起看客的，众目睽睽之下，将泼皮“风彩”发扬光大。

曰：不是父母，是一个姨。

红眼睛阿义也罢，牛二也罢，欺负人时，是巴望有围观者的。倘无，他们过后自己也会津津乐道地讲给人听，那对于他们是扬名的事迹，是做地头蛇的资本。有人围观，可收获现场宣传的效果。无人围观，由自己津津乐道，等于后续宣传。

问：几年？

比之于被欺辱的人，他们对围观者也是有判断的。他们的行径，绝非偶然。乃习性使然，遂成必然。鲁迅小说《药》中的牢头红眼睛阿义，便是他们中的典型。若论身份，一个牢头，只不过是衙门的链子所拴的一条狗而已。但是在即将被问斩的夏瑜面前，他俨然便是一个极强势的人物了，故他对夏瑜便特凶恶，敲诈不成，于是扇夏瑜的嘴巴子。又如《水浒传》中的牛二，比红眼睛阿义还要典型。牛二本一市井无赖。我们都知道的，无赖而结帮，也是有“领袖”的。想必那牛二从年轻时起便是青皮，街面上混的年头多了，由青皮而泼皮，很有些追随者了。那么一个大恶没胆做、小恶似家常便饭的东西，在脸上被烙下了“配军”二字的杨志面前，于是大耍无赖，蛮横至极。结果，惹得杨志怒起，一刀将他杀了。

曰：四年。姨说，根本不像！

那么当众持强欺弱的人是怎么想的呢？

问：根本不像，便是“美化”？只表现了东北、西北，可叫我怎么像湖北呢？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往往以强欺弱的现象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眼前，中国的看客只一味地看“热闹”，抑暴护弱的汉子越发少了的原因。

沉默。

这对不甘于表现屈辱的人是不利的。特古代的那种基因斯时所发出的经验信息，其实越来越靠不大住了。

问：那你姨自己来写湖北知青，或你替她写，以补一方面之真实，不才是对的吗？如果你替你姨写了湖北一地知青，其他地区认为不像，皆耸动地说“我们还活着”！不是都不像了吗？

确乎，在古代，差不多便是如此。人群中每有壮士挺身而出。古代之中国，习武的男人多。他们从体格上往往与众不同，故曰壮士。十之八九的壮士，又都巴望着有机会证明自己还是义士。义士应是见义勇为的。由壮士而义士，是壮士的进步、壮士的荣光。但时下之中国，已与古代不能同日而语。时下的中国胖子很多，壮士很少。时下的中国，健身或健美的男人很多，习武的男人有限。健身与健美，并不是为了当义士。即使真的从体格上看疑似壮士，内心里却很可能与被当街欺辱的人一样同样是弱者。

再无言。

弱势的一方因对此点的正确判断而不甘表现屈辱。这种判断基于一种特古代的经验，通过一百年又一百年，一千年又一千年的文化放大、凝固，再放大再凝固，最终形成人脑区的一种在有围观者即看客之情况下的基因；其暗示便是——有人群的时候必有正义。

林昭是北大人。

而在行人络绎不绝的步行街上，或有一拨又一拨站在东西南北斑马线前等待过马路的人的十字街头，看客是转眼间就可聚集在一起的。

想及此，怆然。

乃因——在前边那种胡同里，无一看客。连个推开窗在屋里往外看的看客都没有。即使扯开嗓子大喊大叫，一时半会儿都喊不来一个看客！

“文革”中的悲惨，非百集电视访谈而难以呈现。“知青”之遭遇，非几百个人来写而难以全面。好比万千棱之镜，多一片镜，总是好的。

为什么情况不同了呢？

忽然很想到北大去对话——为我不相识却又永远心疼的林昭。自然也就同时想到了张志新，遇罗克们。

必定起先理论，继而争吵，接着互骂，终于拳来脚往大打出手。

请那青年传个话——倘能聚起百人以上“美化”论者，我去答辩。人多更好，别忘了“人自备话筒”，稍带为我备一支。

将与发生在狭长的、两侧高墙耸立、连扇窗也没有的胡同里大为不同，甚至截然不同。

四

结果又会怎样呢？

恰在“文革”中，我应感激的好人，给我留下的回忆最深。

在当今现实中，无理挑衅之事起码仍有三成发生的可能。

复旦大学的老师不必再说。为感激他，我写出过《复旦与我》。

还是两个男人，也还是两个正常的或较正常的我们的同胞，在热闹的步行街上互相撞了一下；或一方踩了另一方的脚；或明明是自己的脚绊了人家的脚一下，反说人家踩了他的脚……

兵团总司令部宣传处的崔干事，一位六六届牡丹江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当年为关心我的处境，连续转车，兼程四月，还借了一身现役军装穿在身上，当着我们政治部主任的面说：如果一团不能照顾一下梁晓声的身体，我今天就将他带走。当时终日劳累于电锯流水线上的我，已累出肝炎而不自知。我写出了九万字的《又是中秋》，以纪念当年友谊。

第二种情况，屈尊而过。屈尊是指一方。一方为什么会屈尊呢？因为另一方强壮，且表情凶横，丝毫没有主动让一下的意思。那么，弱势的一方必然胆怯，贴墙而立。若他踩了对方的脚，或根本没有，对方明明是找碴子，骂了他，还给了他一耳光。估计他也是会忍气吞声。是谓明智。好汉不吃眼前亏。忍为上策。忍不下那口气，离远了，回头骂一句拔腿就跑，也是常事。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正如不会发生在成年的高级动物包括猛兽身上。即使一狮一熊在独木桥上遭遇了，审时度势估计自己不会占上风的，也往往会虚假发威地吼几声先后退的。相逢于狭长胡同还仗势欺人的，往往是半大不大、缺少良好性情教育的孩子的行径。

作家林予，被打成“右派”后又打成“右倾翻案急先锋”，然与我不但成了忘年交，还是“思想同志”。

第一种情况，相让而过。大抵又总是男人让女人，年轻人让老人。歹徒、醉鬼、恶少另当别论。这里单说正常的或较正常的国人。此时我们的同胞也总是会表现出点儿人的好德行的。

黑龙江出版社的肖沉，也是忘年交及“思想同志”。

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复旦中文系的翁世荣、于成鲲、袁越、牛耕老师，皆对我关怀有加。

还是前边那例子，比如两个汉子相向走在既“幽”且“默”的狭长胡同里。让我们想得极端一点，胡同两侧都是高墙，还没窗。

我老连队小学校的魏校长夫妻待我如亲弟，魏校长去世后我写过《致嫂子》。

二、世上本无多少热闹，有了看客才有热闹

我木材加工厂的上海知青刘鸿飞，当年知道我在复旦思想备受压抑，探亲假期间，陪我去他乡下的外婆家住了多日。我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整版的《上海好人刘鸿飞》，以纪念那份知青情谊。

总而言之，我要说的是——中国近十四亿人口，喜欢看“热闹”的人更多。对他们的颇有敬意的一种统称是“看客”。自然，那敬意是打折扣的。谁会真的对“看客”有什么敬意呢？

《知青》肯定是我关于我当年的“同类”的最后一次创作——最大程度呈现“文革”伤害人性与人格的愿望我实现了；将知青们在极左年代寻找人性支点和人格底线的心路程也大致描画出来了。

究竟谁们才是“热闹”的主体，姑且暂不分析。

对于我当年的“同类”们，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斯时，已经很难说谁们才是“热闹”的主体了。是两个斗殴的汉子吗？相比于看“热闹”的众人，他们只不过是两个。非说他们是“热闹”的主体，未免太抬举他们了。若说看“热闹”的众人取代他们成了“热闹”的主体，后者们却只不过在看，并不是被两个汉子所看的“热闹”。

至于斥“滴”们，非是胸怀狭窄殊不能容，而是因为——人人都言网上语言暴力如何可怕，聚蚊可以成雷，攻击如排山倒海，故皆惧之，一旦遭遇，唯忍之。

一旦有人驻足看起“热闹”来，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几分钟后，看“热闹”的由一人而逐渐的四五人、七八人了。十几分钟后，或许几十人。若地点乃是闹市街头，警察又来得迟，半小时一小时后，看“热闹”的人便里三层外三层了。若两个汉子中，有一人穿警服，或看去身份特殊，疑似社会地位高于对方，则那“热闹”对看“热闹”的人们来说，就真是一场特值得看的“热闹”了。

我偏是不信邪的人。

还以两个汉子斗殴于街头为例，若始终没有围观者，确实够不上是什么“热闹”。治安警察来了，将他们劝开，或双双带走，斗殴也就结束。就连他们双方，也会因斗得并不“热闹”而索然的。

于是挑战而已。

近年我才终于想明白，原来“热闹”一词，是包含了看“热闹”的人在内的一种场面。

是的，我挑战网上肆意攻击的红卫兵遗风；统统上吧，我看究竟能咋的！

若竟算是一种“热闹”——左不过两个汉子斗殴于街头，非是两军混战，毫无场面可言，怎么就体现出了“热”的“闹”呢？

17.拐弯抹角的“民意”

若不算，围观者为什么被叫作“看热闹的人”呢？

近日，读到《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以“你看好未来十年的中国发展吗”为题，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405名网友实施的在线即时调查；困惑顿生。

但若两个汉子斗殴于街头，算不算是一种“热闹”呢？

首先声明，我的困惑与调查本身无关。我认为不论“中青报”的调查中心还是两家网站，所做都是有必要、有意义之事。中国在许多时候需要类似的民情、民意调查。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此乃经常之事，并且极有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形容集市“热闹”，我们也能想象那种场面。

我所困惑的是调查所呈现的民意状态。

形容一树繁花，“开得热闹”，我们都能心领神会。

此调查的结果是：

这是难以量化的。

一、最期待哪些领域的问题能够得到显著改善：

不寻思，连小孩子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一寻思，疑问产生了——“闹”之状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热”的“闹”呢？

排在首位的是“医疗”；排在第六位的是“反腐败”。

这个词不是从外语音译过来的，是中国的“土特产”。若中译外，即使水平很高的老外，也只能译个大概意思。

二、最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问题依次是：

“热闹”一词亦然。

“贫富分化严重”、“权力不受制约”、“集团利益坐大”……

所以，有时候，不寻思反而好些。一寻思，情况变成了这样——越要寻思个明白越不明白了。

三、未来十年，公众最期待哪些改革：

“幽”字无论相对于人的表情、语言及行为，其状其态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而“默”则是缄口无声。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幽”与缄口无声之“默”相合，不符合英语humor的本意。因为多数情况下，humor体现于语言，是有声的可笑性。

“收入分配改革”、“反腐机制改革”……窃以为，“显著改善”也罢，“阻碍发展”也罢，“期待改革”也罢，皆是“中国问题”。那么，同是“腐败”，为什么忽而排在第六，忽而被“权力不受制约”、“集团利益坐大”所取代，又忽而成了“反腐机制改革”了呢？

但这种译法也是经不起寻思的。

困惑于此也。

故，林语堂先生将humor译为“幽默”，实在是高明之译。

这使我联想到两本书、一句话。

人们都知道的，“幽默”一词是林语堂先生根据英语词创造性地“移植”为汉语的。与英语发言接近，却只不过接近，非最接近的音译。倘求最接近的，便只得译为“秋末”、“丘莫”、“休么”之类了。事实上，不但英语，一概外语音译为汉词，确切之境是达不到的。舍美感而求发音之最直接，所译的结果必令人莫明其妙。比如“丘莫”、“休么”就莫明其妙；而“秋末”，则风马牛不相及也。

第一本书是《中国人的气质》，一位是传教士的美国人明恩薄写的，初版于1890年。作者对我们中国人虽不无偏见和误解，但基本态度还是友善的。书中有一章标题是“拐弯抹角的才能”。举例介绍中国人不喜欢直来直去地谈问题，而善于拐弯抹角地表达态度。比如仆人向主人告假，言乡下的“姨妈”病了，决定辞职，真实的情况却可能是受另外某个仆人的欺负，希望有可能不愿放他走的主人去深入了解，掌握了真相，于是替之解决问题……

“热闹”与“幽默”有异曲同工的模糊学意味。有意味的词自然是有意思的词。并且，细寻思之，它们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美感。对比着寻思，会尤觉其美。

这个例子虽然比较“中国特色”，却并非唯中国才有的说话现象。其实，放之四海而皆准。

一、“热闹”与“幽默”

但作为中国人，窃以为，即使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还是经常拐弯抹角地表达意思，习以为常。

身为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之海岛受到侵占而幸灾乐祸，此典型的“国产”看客也。本文主要分析的是我们这一类同胞的种种心理成因。

第二本书是《你到底要什么？》，苏联的一部小说，“文革”时期曾“内部出版”，供批判用。那时的苏联，权力也乏制约，腐败现象也比比皆是，公众尤其青年对国家前途感到失望与迷惘，却又无可奈何；于是产生了那样一部社会问题小说。

“作瘪子”是东北话，据说属于满语系，意指“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种窝囊和尴尬。

我所联想到的一句话是——在某电视台的一档音乐节目中，嘉宾问已经做了父亲的流浪歌手：“在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一首属于自己的主打歌曲之间，你首先要什么？”

且举一例，比如关于日本政府自卖自买地“买下”中国海岛“钓鱼岛”一事，绝大多数同胞表示愤慨，我却亲耳听到也有我们的同胞幸灾乐祸曰：哈哈，这下“作瘪子”了吧？看“他们”除了抗议还有啥招可使？

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身为中国人，而看一切中国“热闹”的我们的同胞，究竟是些怎样的中国人呢？

鱼与熊掌并非永远不可得兼。对于大多数人，只不过不可同时得兼罢了。

说明了此点，文题便有语病，那也不改了吧。文题不过是文题，何必自寻烦恼地犯纠结？

中国被诸社会问题所缠绕，公众首先希望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个问题。

我的意思当然是指——身为中国人而看一切中国“热闹”的我们的同胞。

如果，以上调查再深入一步，将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都列出来，那么将分别是：“医疗”、“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分配改革”。

写下以上文题，不免持笔迟豫。因为这文题，分明地存在着表意不清之语病。看客很笼统，指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呢？是他们看中国，还是看世界呢？抑或指全世界经常在看中国的一切的老外们呢？

看，“最”问题的问题依然在，但“腐败”已不知哪里去了，影子都与“最”不沾边了。

2.看客中国

而我，经常听到的最多的民间声音，却恰恰是对腐败的深恶痛绝。故我一向以为，只要进行社会问题调查，“腐败”当必在一二之间。

勿使“地火”继续运行！

为什么真切的往往最强的民间之声，一成调查结果，便大大地靠后了呢？

于是恨不得大喊：中国的改革家们，改革也要抓住机遇啊！改革也会错过机遇啊！

我再次声明，这样来问，也不是针对调查本身的。

于是悠忽的联想到了“忐忑中国”四个字。

我认为，情况可能是这样——更多的公众，受直接困扰的先是诸民生问题。其困扰难以排除甚或加剧的话，于是憎恶腐败的心理变得强烈甚而剧烈。

那时我觉得，纵使我是上帝，要想在维护“诸神”利益的同时解决好中国的人间矛盾，肯定也会倍感棘手的。

那么，最后的问题便是：

又什么时候希望千万别真的乱起来？

在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善了，看病不太难了；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有所提高了，退休金也增加了；收入分配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了，底层人过日子的钞票余额多了点儿……

什么时候希望干脆天下大乱了吧？

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在往后若干年，逐步完成以上目标是可能的——果而如此，腐败问题究竟还是不是令中国公众“最”恼火的问题了？

扫瞄着一张张行色匆匆的、两颊上淌着暑汗的、神情疲惫的、目光里纠结着各种各样烦恼的、心态极为漠然的脸，我内心里忽然产生了大冲动，想要一一问他们：

抑或，问题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分配问题”：只要让我的日子也好过点，别人们的腐败我姑且不说了？

地铁车站和车上，看去多是外地人，也多是中青年人。

这个问题真的是个问题！

我已经很久没乘过地铁了。

因为，倘大多数公众如此思维的话，便不配有一个不怎么腐败的国家。

几天后，我去看望朋友。回来时乘不到出租车，便乘地铁。

18.帝王思想中的“折光板”

这一次他终于顺利交差，而我也如释重负。

在中国当代史上，毛泽东的伟人地位永远不可动摇。继孙中山之后，无人可与其相提并论。进言之，在中国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上，“毛泽东”这个名字，使历代帝王将相以及历代杰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摄政权威超越于一切中国帝王；他的军事谋略堪称中国的另一部《孙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后的今天，仍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头脑，尤其45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头脑，发生着先入为主的，同时又依赖难舍的影响。目前“忆毛”书籍和文章的形形色色的作家们、作者们，怀着对毛泽东各不相同的心态，试图达到三个目的：将毛泽东这位曾被神话的领袖“请下神坛”归于“凡人”加以看待；通过对毛泽东的追记“梳理”清楚中国共产党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的“内幕”；或者颠覆，起码动摇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人企及的伟大地位。这最后一个目的是最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企图否认毛泽东是伟人，正如蔑视泰山是大山一样，动念一出，先自离事实本质远矣。谁都可以认为泰山不是这样的山而是那样的山，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谁若否认泰山不是大山，那么他自己并不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必遭否认。当然，据我看来，这样的书迟早是会在中国公开出版的。伟人既逝，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渐成“历史人物”。伟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历史化了，也就没有了现实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一概起码的“公民权”可言，往往被当作“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谱”。但这肯定是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在中国发生的事。并且，仅仅是有可能而已。

我主动约他对我进行第三次采访，并为他确定了一个软性的、娱乐的话题。

因为，即使在彻底商业化的时代中，即使在出版业彻底私有化的现实中，即使在“出版自由”神圣不可限制的前提下，一部实事求是之态度大受怀疑的书，也肯定是没什么价值的。它也许会为出版商带来巨大的利润，但同时也必定会使出版商的名声受损。伟大的历史人物，无不受着现当代人的伦理原则的庇护。即使在美国这么自由的国家，写书的人和出版商，也是不敢轻易拿林肯和华盛顿的名字哗众取宠的。

他备受挫折。

何况，伟人一旦成为伟人，其地位乃是由历史认定的。与历史的权威性相比，后人的评优评劣，不管多么的公开、多么的自由，也只不过意味着是公开的自由的“私议”罢了。历史的认定对于此，确实“一句顶一万句”。

也没通过。

爱因斯坦、毕加索、海明威、雨果、罗丹、雪莱、拜伦、李斯特……我们可以举出几打世界的伟人和名人，被当代人严肃地或并不严肃地，认真地或并不认真地，有根据地或根据并不充分地，甚至主观臆想地怀有恶意地推断为同性恋者、心理变态者、乱伦者、情感卑俗猥琐者、艺术剥削和剽窃者……应该承认，外国人比中国人写人物传记要严肃认真得多。以上那些伟人和名人，也确有各自的污点和劣点。但是污点和劣点，并不能动摇他们在历史中依然是伟人和名人的地位。

于是他第二次以“看客中国”为题再次采访我。

历史的“头脑”所记住的，永远是有缺点的，包括有污点和劣点的伟人和名人，而将“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

然而他那一次的采访稿没通过。

对历史而言，人最大的“缺点”是普通。

在我们的谈话进行到后半部分，终于像是他在采访我了。

对普通人而言，伟人和名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完美”。

我解释道：一个国家的人民悲观得太久之时，便是改革家即将出现之时。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唤的，有时须千呼万唤才出现。有时仿佛呼之欲出，结果是隔着纱窗看人，影影绰绰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门扉现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难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将长久的悲观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时才会借力作为，若那悲观转化为的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乐子，改革家是不会一厢情愿地出现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条件还没成熟，大改革之时代还没到来。而现在，以我的眼看中国，人民长久的悲观，正开始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

但在历史的专门词典里，从来不收入“完美”这一词条。

他再次凝视我，不明白我的话了。

中国人正在开始明白历史是对的。毛泽东也正在开始以不“完美”的伟人形象重新被普遍的中国人所承认。

我说：不。是我们中国人已经悲观得太久了。

到目前为止，林林总总的“忆毛书籍”和文章所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只达到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这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也仅仅是在某些次要事件方面达到的。这些事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内幕”性，不过鲜为人知罢了。

他凝视我片刻，不以为然地说：你太乐观了吧？

鲜为人知的事是许多人不知道，但只要有想知道的愿望就可以知道的事。

我说：即将出现。

“内幕”虽也是许多人不知道，但同时又是许多人想知道甚至一定要知道而难以知道的事。

他首先打破沉默，郁闷地问我：你说的那种改革家们，他们何时出现？

可以这样认为，到目前为止，一切标有“内幕”字样的关于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和书籍，都根本没有任何“内幕”性可言。也对“梳理”清楚中国共产党史上的重要事件毫无宝贵的认识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资格作为历史见证人的人们在毛逝世后依然活着的二十年间，仍由于种种原因讳莫如深，“话到唇边留三分”，甚至话到唇边留七分留八分留九分，结果将真相带到了棺材里去。另一方面，或者有些见证人也说出了一些真相，但记录为文的人心有所虑心有所悸，笔下“遗漏”了；或者记录为文的人也如言所写了，但在发表和出版前被终审者慎删了。

他再次沉默。我也沉默。我与那忧郁的、刚刚转正为记者不久的，既对个人命运迷惘，也对国家命运迷惘的青年，一时间都没默了。我看出，他的沉默，与前几番有些不同。不仅沉默，而且沉思着了。

但我们毕竟经由那些文章和那些书知道了一些以前所不知道，现在已被允许知道和了解的事。

我又说：当然起初得靠人。对于中国，改革首先须改良制度。经过改良了的制度，以后便可自行运转。那时，制度之良性突显，人治的作用才会退居次位……

唯有第一个目的显然达到了——将从前神化了的毛泽东“请”下了“神坛”。那些文章那些书，大抵是毛泽东身旁当年的工作人员们所写的。或由他们口述，文人记者们记录整理的。因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与毛泽东接触的方式不同，回忆的角度不同，那些文章和书的认识价值也便有高低之分。除了少数文章和书涉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治国主张，以及在重大事件过程中的心路的微浅痕迹，更多的文章和书籍只不过大量地、相似地、重复地“展出”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片段给人看。并且，又大抵充满着对毛泽东的敬爱与缅怀之情。由于他们非常熟悉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的性情特点和喜怒哀乐，其真实性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又由于敬爱与缅怀格外真挚，感情色彩很浓，读来十分温馨亲切。某些影视作品，常从那些文章和书中直接“借用”塑造毛泽东艺术形象的素材。某些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也常从那些文章和书中吸收“营养”。那些文章和书，通力描写了一位在日常生活中俭朴、风趣、平易近人而又体恤人、一向乐观而又有时多愁善感、爱读书又爱谈古论今引经据典的毛泽东。

他语塞了。

这些当然都是真实的毛泽东的一面。但仅仅是一面而已。

我反问：你刚才说期待出现一位铁腕人物，不也是靠人吗？

这些也是普遍的中国人从前所不知毛泽东逝后很感兴趣的。

他又打断道：你这不等于说还得靠人吗？

那些文章和那些书，满足了普遍的中国人间接贴近地感觉毛泽东的心理愿望。

我说：重新洗牌靠天下大乱就行。但乱一通之后还要有人来分牌。而合理分牌靠改革家……

但是，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我，多么希望中国能出现一部关于毛泽东的、其认识价值如美国的麦克阿瑟晚年所著的关于“越战”问题的权威性的书啊！

他打断道：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我的希望，也代表着许多中国人，尤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

我紧接着他的话说：正因为更加剧烈，你才要更加提高综合竞争素质！而被他们靠不正当手段占据了的那一部分机会和财富，要靠改革去一点点限制、缩小。在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完全公平连想都别想。因为接近十四亿人口几乎等于一百多年前的世界总人口。从古至今，这个世界从没完全公平过。最大程度地限制机会和财富的不公平，不是合理“洗牌”所能达到的。而是重新“分牌”才能达到的。“合理”二字也只能是相对而言。

同时我也明白，在近五六年内，希望只能是希望。

他又激动了，愤恨地：正因为他们靠不正当手段占据了一部分，我这样的青年之间的竞争才更加剧烈！

当现仍在世的，为数已经极少的，具有历史见证人资格的中国老人们皆遁入历史之后，这样的书的出现，无疑将更加困难了。

我低声说：我的学生的努力证明，不是中国的一切机会都被当官的人及富人们的儿女完全占据了。那是他们根本做不到的。他们只能占据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在他这样的青年中就要靠综合能力的竞争了……

于是思考毛泽东，渐渐成了我日常用心的一部分内容。对于自己想要明白的事，既然别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给自己一个明白，那么也就只有独自思考。我读一切自己所见到过的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和书。企图从中发现这位旷世伟人与中国及普遍的中国人之命运的更深一层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但从前主宰着中国及中国人的命运，现在也依然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命运发生着割不断的牵制。

又轮到他沉默了。

毛泽东逝世前几年，在给他的夫人江青那一封著名的信中曾预言——“我死后，别人们还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打着我的旗号……”

良久，我告诉他——我教过的一名学生，六七年前也像他目前的处境一样，而现在成为某报主笔，享受副主编一级的工资待遇……

每当我联想到他的这句话，心中总不免生出一股冷嗖嗖的敬畏。那敬畏如一个凡人对神祇的预言的敬畏。

他继续大声说：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巨大，这一点我们清楚。我们可以大学毕业了还挣很低的工资，我们可以到结婚年龄了还买不起房子住，我们可以忍受想要孝敬父母而无能为力的痛苦，但前提是——当官的不要这么贪得无厌吧？社会财富分配不要这么不公吧？从事好工作的机会总得均等一些吧？

我曾反复咀嚼这句话，越咀嚼越觉得，其中既包含着上帝般的自信，亦包含着对于后人的轻蔑似的。

我，便也像他一样沉默了。

究竟是些什么因素，竟使逝世前的毛泽东如此之自信呢？

他突然大声说：但为什么现在的中国，还没有一个铁腕人物来消除灰色特权，阻止腐败漫延？……

在近当代世界史上，除了毛泽东，又有哪一位领袖或政治家敢在生前说出这样的话呢？而且还说对了呢？

但一直乱下去，就谁也别想过正常生活。至于和日本的钓鱼岛争端，更没人顾得上了。从天下大乱到恢复秩序，没有不流血的，你下不下令以军警驱逐？不管你是下令者，还是执行者，总之冲突一旦发生，流血难以避免。如果你是镇压一方，你手染鲜血了。如果你是被镇压一方，你或你的亲人也许卧尸街头，于是心里种下了仇恨。而历史上的所谓“铁腕人物”在那种情况之下向来是冷酷无情的。并且连历史对他们的冷酷无情都“理解”三分……

一个中国人，哪怕将“毛泽东现象”思考明白了一点点，对于中国之事，或许也就会看得稍微清楚了几分吧？

他仍沉默。

这即使不能说是有意义的，也起码是有意思的。

如果你是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被驱逐吗？

帝王们也是人。帝王们的思想，也是人类思想的一部分。中国历代帝王们的思想，是中国人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他目不转睛地瞪着我，若有所思。

有平庸的帝王；也有英明的帝王。有将治国当成“专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帝王；也有荒淫无耻、终日享乐不理朝政的帝王。有推广仁政的帝王；也有以实行暴政统治为能事的帝王。有具有深刻的政治家思想的帝王；也有根本无思想可言的帝王……在资本主义革命之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已有国家都是帝王们的国家。

你一旦成了那样的人物，就同时肩负了平定骚乱的责任。比如，由你下令，或由别人下令，你作为执行者，要将那些占住进公共楼厦的人们驱逐出去。而他们曾是些和你一样的人，并且也将他们的父母亲人接到了北京，一心想要从而成为住大宅、开名车的体面的北京人……

一切人的一切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无不建立在帝王思想的基础之上。

他苦笑。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乃经文人之口说出的政治思想。但其实并不代表文人们自己的政治思想，而是由文人们表达出来的，主要体现在庶民百姓们身上的政治思想。“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才是文人们头脑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

但对于你，乐观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比如你也许会成为一位很年轻的、靠能力被公选的国家公仆。于是你成为了有地位、有权力的人物。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身在江海上，心连京国深”、“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又是自觉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们的政治心态之一种。

他沉默了。

“每愤胡兵父，常为汉国羞”、“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但得将军能百战，不须天子筑长城”、“黄河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将帅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

你现在工作着的这家报社注定不存在了呀！天下大乱的国家，不需要很多份报了是不是？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这又是大功告成以后，名帅勇将们的生活归于寻常寂寞之境时的心态。他们那时内心深处，相信皆有反思和失落，当然折射出的也是一种政治心态。所引虽为古诗古词，但从古至今乃至将来，凡将帅，凡军人，心路莫不如此。别国的将帅军人也不例外。巴顿便是极典型的一个。

他没明白我在问什么。

“光被四表，格子上下”、“一轨九州，同风天下”、“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泽被鱼鸟悦，令行草木春”——这便是以摄国政为己任的帝王们的思想的至高境界和抱负的远大无边了。

以后呢？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意指帝仪王威的影响，直可达到四面八方极广袤的疆域，而且存在于天地之间。

一定的。

“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当然指的是亿万人的意志和意识，统统统一在帝王所颁的神圣的种种法令之下。

再将爸妈和妹妹接到北京来，享几天福？

“泽被鱼鸟悦，令行草木春”——李白的两句诗。非常明白地形容：其恩泽连鱼和鸟都感到愉悦、感到幸福，其旨令所及之处，使花木如同春天到来一样欣欣向荣……

房子和车子他们带不走吧？起码可以先住进他们的大宅，再开上一辆他们的好车！

以上便是帝王思想中最积极的内核。当然，并不产生于帝王们的头脑中。古今中外的帝王们，头脑中没什么政治思想的比头脑中有点儿政治思想的多得多。帝王们头脑中的政治思想，或者不用“政治思想”这个词，而用“治国思想”四个字来说——大抵是在知识分子们的“思想教育”之下形成的。中国民国以前的知识分子们亦即传统文人。所以历代中国帝王们的治国思想，又几乎是历代中国传统文人们的治国思想的“折光板”。故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中，其实没有几位帝王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思想家的。进言之，中国帝王思想中所体现的那一部分最积极的治国思想，归根到底是中国历代传统文人们治国思想精华的集大成耳。由于这一种思想首先从传统文人们头脑中产生，总是具有着非常显明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对底层大众，包括你这样的青年，会有什么利益吗？

这一种理想的终极目标，一向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非是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一向是以一个好皇帝为前提的，而非是以一个好制度为前提的；一向是以王权为最高权威的，而非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权威的；它主张从“人治”走向“仁治”，但是几乎从来也没提出过以法制取代“人治”的主张。更不敢提出以“法制”限制王权的要求。尽管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呼吁，但止于王子，绝不敢再往上比说王子的老子帝王本身。并且，那呼吁乃是在较开明的帝王们执政时斗胆说出的……

大约也不会有什么大损失吧。他们纷纷离开中国就是。

那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亦即没有系统地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的毛泽东，他头脑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是怎样的呢？

你觉得中国真的天下大乱了，对富人们会有什么损失？

须知在那一时代，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尚没在中国出现。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册中译本的马克思著作是《共产党宣言》。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非常令后世遗憾地并不曾出国留过学。

万一并不是那样呢？我的命运岂不更惨了？

斯时欧洲各国政治思想活跃，“共和”思想的主张和要求极为盛行，日渐成为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崭新的国家观念。它与历代中国文人们所理想的由一位好皇帝替一个国家当家做主的国家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当年凡是出国留过学的，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进步青年，头脑中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共和”思想。他们中最敢作敢为的伟大的实践者是孙中山。

为什么又怕乱起来呢？

孙中山当然是一位伟大的“造反”者。他的“造反”目的极其明确，不仅是要改变他所处的黑暗中国的现实，而且要彻底铲除影响中国文明、进步、发展的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帝王政治的根基。要建立一个“共和”性质的新国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未达目的，死不瞑目。

那样全中国肯定重新洗牌，机会和公平，也许就有我这种人的份儿了？

毫无疑问，孙中山头脑中思考过“功成身退”的问题。因为他明白这乃是一个“共和”性质的新国家的至高原则。总统不同于帝王之处正在于总统不可以终身。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的宪法中若无这一条，它必是一个虚假的共和性质的国家。孙中山当然并不想创建一个徒有虚名的“共和”性质的国家。尽管他曾被公选为“终身大总统”。但是当袁世凯逼位时，他并没有为保住自己“终身大总统”的地位即刻下令讨袁。他让位的前提是，要求袁世凯保证继续“共和”制。袁氏背信弃义，复辟帝制，这才激起孙中山向全国发布讨袁令……

为什么有时候希望干脆乱起来呢？

《共产党宣言》中的火药味儿，想必非常鼓舞青年毛泽东头脑中的激情。

有时候真希望干脆乱起来。有时候又特担心，心想千万别乱起来。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对乱与不乱，你持什么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认为，许许多多的人都这么认为。

“文革”中被谱了曲，由千千万万红卫兵唱遍全中国的两段“语录”，据言就是从历史资料中翻阅到的，青年毛泽东说过的两段话。

你认为中国有一天会乱起来？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并不标榜自己是什么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地说，马克思本人并不是“暴力革命”的积极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并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发生的社会学者。他的《共产党宣言》，是在以学者的敏感和卓越的社会洞察力向资本主义发出最后的最严峻的“报警”——如果资本主义本身还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缓解它所造成的尖锐的阶级矛盾，那么暴力革命的发生势在必行。

对。

现在我们也从历史资料中知道，“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只是在起义成为事实之后，他才本着一位有大无畏正义感的社会学者的良知，对起义进行舆论上的道义上的声援。并且严厉谴责资产阶级武装对起义的血腥镇压。

中国给你以忐忑不安的印象吗？

马克思本人确曾在他的家中接待过、周济过、掩护过早期的各国共产党人。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打算成为他们的“暴力革命”的世界级领袖。他视他们为“革命家”。但是从来也不以世界各国“革命家”们的“革命理论家”自居。他一方面天才地分析“暴力革命”的社会原因，预见“暴力革命”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以忧郁的而并非惊喜的目光审视“暴力革命”。我们多读一些有关马克思的回忆录和传记便会知道，其中以较翔实可靠的根据告诉我们——马克思并不认为“暴力革命”是“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方式。

行。

诚然，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中曾说过——马克思首先是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导师”，按照他的革命理论进行“革命”，并将这种“革命”的目标在全球实现，乃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的纪念。

先坦率回答我几个问题行吗？

由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特殊关系，恩格斯的话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影响可谓深矣。毛泽东是马克思学说中那一部分“革命”思想的最虔诚的信徒之一。也是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

接下来，似乎倒是我在采访他了。

但一个事实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次次“革命”在先，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在后。究竟是“学说”指导“革命”，还是“革命”需要“学说”，马克思之被奉为“革命导师”，于他个人情愿与否，似乎是相当值得研究的。

这使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忧郁的青年。

现在，有些中国共产党人迷惘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最基本的观点上似乎错了。因为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反而空前地繁荣昌盛了起来。

我已知道他是来自西部农村的青年，家境贫寒，父亲还有哮喘病，靠母亲背井离乡去打工，才含辛茹苦地供他读完了大学。他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妹妹。怀揣反哺家庭之心，但以中文大本学历若在家乡想找一份工作并不容易，所以成了“京漂”一族，闯荡两年，不久前工作才稳定在某报。说“稳定”，是相对而言。刚刚结束试用期，基本工资两千元多一点点。去掉食宿费用，所余无几了。

其实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错。因为马克思的预见的前提是——如果资本主义并不能寻找到缓解阶级矛盾的有效方式，那么它将有可能被无产阶级纷纷兴起的“暴力革命”所埋葬。

他笑了。

资本主义寻找到了那一有效方式——民主+高速发展的经济。

我笑了：当然真的。“看客中国”这一题目，留待你以后采访我。我今天先接受你关于“忐忑中国”的采访如何？

一切以为全部马克思的著作，仅仅不过是“革命家”的“革命指南”的人，最终都难免会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失望，将自己所犯的认识性的错误，转嫁为马克思的“错误”。窃以为，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没错。

他顿时释然：真的？

19.路在脚下，任重而道远

他试汗时，我宽慰道：别急。若以“忐忑中国”为题，我也是可以接受你采访的嘛！

（201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面对贾庆林同志的发言）

我赶紧递给他纸巾。

我发言的题目是“路在脚下，任重而道远”。我首先要谈我的中国大感觉——因为我的建言以此为前提。

他默默点来，脸颊上淌下汗来。看得出，倘我完全否定了他的采访提纲，那将是他毫无心理准备的事，采访思路必然陷于空洞。

当梁漱溟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的父亲曾问他：“这个世界还能变好吗？”——他当时没回答，因为自己也不知道。那一天，梁巨川因亲历了清末民初的种种乱象倍觉失望，投河而殁。梁漱溟晚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答了以上问题：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能变好的。

问：是顺着“忐忑中国”的思路提出问题的？

我和他对我们这个世界抱有同样乐观的看法。我认为他的话也包含对于我们中国之看法。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不包含中国的世界概念显然荒唐。

于是轮到那青年一怔了，接着，有点儿不知所措地发起呆来。

当前，中国民怨多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加上“改革”后形成的新问题，层层累积，社会弊端的海水，似乎已没过了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的吃水线。但我认为，中国的明天，肯定是大有希望的明天。因为将目前之中国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进行比照，一个正在富强起来、进步起来的中国印象是不容怀疑的。有一种思潮认为今不如昔。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中国之从前的见证人，我的知识分子良知要求我，应以真诚而有说服力的文艺作品表态——事实绝非那样。

我说的？——想了想，郑重地予以纠正：前几天我感冒，语言不清，你肯定听错了。我说的是“看客中国”。

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恰恰迅速地衰败于社会物质财富丰富了以后，典型的例子是古代“大罗马帝国”。

答：我在电话中听您说的啊，您不认为作为题目很好吗？

故我提出以下建言：

怔而又怔，又问：为什么是这四个字？

一、贫富悬殊已经到了政府在社会分配方面必须出台新的分配政策予以调整的时候了。有人认为，政府根本不必管这种事，这一点完全是由社会经济市场来决定的。我希望中央决不要听他们的忽悠，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物。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不管社会分配相对公平的问题。根本不管这一点的政府没有不因之而垮台的。

答：觉得这四个字具有概括性，打算作为采访题目。

二、近两年，全国非城市人口打工者的收入，普遍有了二百元至四五百元不等的提高。最低工资新标准的出台推动了这一提高。但，工薪阶层的许多人，仍对电力、石油、电信等行业员工的高工资微词有加，尤其对这些行业的老总们“神秘”的高年薪愤懑不已。降低这些行业员工们的工资显然是不智之举。但，继续任由这些行业老总们“神秘”的年薪继续“神秘”，几乎等于对公众意见置之不理。我认为，他们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所谓老总。他们年薪的公开化、透明化、标准化，也将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威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连这些是老总的党员都要求不了，何以要求广大普通共产党员？何以凝聚十三亿几千万的人民群众？

不禁一怔，问：什么意思？

三、补偿在改革开放初期做出利益牺牲的工人群体。他们当年被下岗、“内退”，被以少得可怜的钱买断工龄。至今，他们中有些人的退休金，低于当地最低退休工资标准。邓小平曾说：“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一定要对得起他们。”今天，使他们的退休工资不低于最低标准是政府起码要做到的。在此前提之下，对于如今65岁以上的他们，逢年过节发放几百元慰问金，则体现一种国家情怀。当然，这里指的是当年确因企业重组被硬性“下岗”，而目前生活又确有困难的他们。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每一分花在底层贫困群体身上的钱，都是花得最值的。

某报青年记者按约定时间到家中采访，我见他的采访提纲上赫然印着四个大字——忐忑中国。

四、腐败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让我指出现象、分析原因我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若让我拿出遏制的高招，我也只有摇头叹气，徒唤奈何。老实说，我没有良方奉献，却有一种真切的感觉，那就是——人民大众对腐败的忍受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已到了临界点。因贪不畏死，这真是不好办了——人民正瞪大了眼睛看着中共中央、国务院有何作为。如果说，明明可以变得越来越好的中国居然前途夭折，那么首先肯定是由于腐败。我唯一能想出的办法是——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与腐败决一死战。以为仅仅靠解决一些基本“民生”问题，就可以抵消人们对腐败、对不公平现象的憎恨，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连高等动物都会对“贫富悬殊”与不公平现象产生极端不良反应。

1.一个忐忑的中国人

五、精简机构。中国之官员队伍太庞大了。机构重叠、职能类同，政令多头，精简机构势在必行。

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唤的，有时须千呼万唤才出现。有时仿佛呼之欲出，结果是隔着纱窗看人，影影绰绰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门扉现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难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将长久的悲观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时才会借力作为，若那悲观转化为的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乐子，改革家是不会一厢情愿地出现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条件还没成熟，大改革之时代还没到来。而现在，以我的眼看中国，人民长久的悲观，正开始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

总而言之，当做之事很多，但若先做到以上几点，中国之希望的曙光现矣。否则，中国之明天难以预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