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又和那个女人见面了。
教授寻找种种借口不参加，可女儿一落泪，他临时改变主意，还是参加了。
相见之际，她是怎样的尴尬，自不必说。她的头发染了、烫了。她脸上还化了妆。教授觉得她更加丑陋了，像一条被包裹了的花色毛虫。
婚礼的形式是中外结合的。
教授想不明白，会计师，起码也是大学文化程度。究竟哪几种原因，使一位退了休的中国知识女性，改变得那么俗恶、那么刁蛮、那么无赖？
教授望着他们的亲爱情形，心里矛盾极了……
亲家公不明内情，一个劲儿地和教授近乎，没话找话地搭讪着说东道西。教授对他内心里也充满了厌恶。因为教授知道，倘没有他在背后起作用，那女人未见得便会轻而易举地赢了那场官司。
于是女儿笑了。笑得那么甜蜜、那么幸福。
主婚人问：“××小姐，你愿意嫁给这位先生，并终生爱他吗？”
“现在又开始叫妈了。”
女儿回答：“愿意。”
“胡说！”
“××先生，你愿意娶这位小姐为妻，并终生不背叛她的爱情吗？”
“女婿”说：“小东西在叫爸。”
“愿意！”
女儿悄问：“听到了什么？”
于是一对新人亲吻。
第二天早晨，教授走出卧室，见女儿和“女婿”在阳台上。女儿坐在竹椅上，“女婿”蹲着，头侧贴在女儿腹部……
于是宾客们中的年轻人们齐唱《你是我永远的爱》：
女儿心里的不安却没打消。她怕父亲夜里再那么发作一次，自己应付不了，要求“女婿”住下了。
你是我永远的爱，
他躺了半个多小时，伪装出好心情，陪着女儿和“女婿”吃了那顿饭。
因为除了爱你，
他低声说：“没事儿，我没事儿……老毛病了……”
我没有选择！
教授深喘了几大口气，苍白的脸色终于又红润了。
你是我永远的爱，
女儿不停地替父亲抚胸口。“女婿”站立一旁不知所措。
因为只有爱你，
“女婿”也奔出来了，与女儿一左一右将教授搀起，扶进卧室，安顿在床上躺下。
我才能真正快乐！
教授瞪着她，不住地摇头，张了几下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口。
在歌声中，女儿走向了她的婆婆；女婿走向了教授。
女儿惊问：“爸你怎么了？怎么了？”
现在，那年轻人的身份，是合法化了。因而“女婿”二字，也不必带引号了。
女儿听到“咣当”一声响，从厨房奔出，见菜盆翻扣在地，剥出的青豆滚了一片。父亲面色苍白，两眼呆得直勾勾的。双手皆攥成拳，浑身在抖。
教授望着女儿那张秀丽的脸贴向了她婆婆那张漫画似的脸……
教授觉得自己周身的血渐渐冷却着、凝固着，思维一片空白。大脑仿佛石化了，仿佛只剩下最中央一个核桃那么大的部分仍有点儿感知。他窒息得透不过气儿来。
他突然大叫一声：“不！”——将走到跟前的女婿推开，奔过去，拽住女儿的手转身便走……
“听我往下讲！我妈心里这个气呀！一气，眼神儿不好了。没骑多远，又撞在一辆出租汽车开着的门上。这下我妈可火透了，不干了。拦住那出租汽车不让开走！我妈心里想啊，那一百元得从出租汽车司机钱包里抠出来。司机当然是不情愿的喽！可一乘车的，充阔佬儿，说一切赔偿都包在他身上了。还给司机留下了名片。这你说我妈还客气个什么劲啊？一不客气，敲了对方两个星期的工资。其实我妈那公司，因为效益不好，每天才发给她十几元钱。后来，我妈第二次又索赔了一千多元。两笔钱加在一起，我妈给你买了那条项链。你要知道，我妈一辈子自己可没戴过项链！你说我妈对你多好哇！为了讨好你简直就不择手段了！我妈给你肚子里那小宝宝预备的小衣、小裤、小鞋，就是在家休病假的日子里闲着没事儿做的。我回来后我妈还絮絮叨叨地对我说过，要是不用上班，总有人按每天八十几元的工资赔偿着，那什么心情……”
人们一时都蒙了。
“中国人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啊！”
女儿一边挣手一边说：“爸你这是干什么呀？爸你这是干什么呀……”
“等于是别人送的。可送的人，我不认识，你也不可能有机会认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妈那单位效益不好，每个月只开几百元，所以提前退了吗？后来我妈不是在我爸那个局下属的一个公司上临时班吗？没承想那公司的效益好了一阵儿，也不好了。每月开的钱少，我妈心情当然就不好。这年头儿，只有一样东西能使咱们中国人高兴起来，那就是钱。一天我妈下午早早的就离开公司了。在骑车回家的路上，由于想心事，结果就和另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撞上了。结果对方就捂着肩膀赖上她了，不管我妈说了多少句对不起，非要我妈陪她上医院不可。要不就得给她一百元钱皮肉赔偿。我妈怕一上医院，反而被她赖上，只得给了她一百元钱了事儿。其实，她肩膀根本没怎么。女人的肩膀撞女人的肩膀，能撞出问题来嘛……”
“亲家，亲家……”
“那就是别人送的。”
女儿的公公上前阻挡。
“当然也不是偷的抢的。我妈好歹也算一女知识分子，能干犯法的事儿吗？我说不是买的，是指不是花自己的钱买的。”
“不……”
“那还是偷的抢的不成？”
教授又喊了一声。
“不是买的。”
他拖着女儿走了十几步，倒下了……
“你问得怪，买的呗。这还用猜？”
“爸爸！爸爸！爸爸你究竟是怎么了……”
“哎，你猜我妈送给你那条项链怎么来的？”
女儿吓哭了。
他们在厨房里配合着做饭，教授在厨房门外剥青豆，听他们一问一答亲亲爱爱地说话。
教授说：“我……我……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第二天，女儿的“他”来了。并不像照片上那么相貌端正，身材还不及女儿高。但还算看得过去。教授觉得女儿嫁给他，是有点儿低就了。但既然女儿说很爱他，教授准备和女儿对他的感情保持一致。
其实他想对女儿说的并不是这句话。而是另一句话——他们丑陋。
教授想告诉女儿，中国人在国内的关系，其实并不比女儿在美国感到的强一点儿。但张了几次嘴，没忍心那么告诉女儿。
对女儿、对女婿、对那做了公公的男人和那做了婆婆的女人，对一个被歪曲了的事实，对他已开始反感的社会本身，教授倒下时决定，该谅解还是要谅解。
“不，爸爸，因为他一心想讨好我，所以他对我的一切帮助都谈不上无私不无私。可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很爱他……”
说完那句话，他的心脏爆裂，就死了……
“我想，他肯定无私地帮助过你。”
8.虚实之间
女儿说：“我们各自都为省钱，合租了一套房子。他住大间，我住小间。有时心里都很寂寞，后来慢慢就想好了……”
对于饮酒，我从没喜欢过，不论何种酒，不论多么名贵的酒；中国的也罢，外国的也罢。至今，我也无法理解喜欢饮酒的人们饮酒时的快乐。
教授问：“那么，你和他呢？我的意思是，你们怎么结识的？”
然而我竟大醉过几次。那特别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余悸。
“爸，咱们中国人，尤其大陆去到美国的年轻人，其实彼此一点儿也不关心、一点儿也不互相帮助。仅仅希望获得别人的帮助，甚至希望巧妙地利用别人一次，心安理得地占别人一次便宜……”
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乡前一年，冬季里的一天。我18岁了，已经于1966年初中毕业，但报考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大理想破灭了。所谓人生理想之于我，在当年，确乎的也就是先成为哈尔滨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三年后成为哈尔滨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罢了。那理想之于我不消说是非常理性的。父亲身为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建筑工人，远在四川。每月五十几元工资，最多也只能寄给家里40元；而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仅靠那40元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真是不容易啊。何况，考上了大学的哥哥，因家境贫穷，明摆着供不起他读完大学的，竟于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贫穷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学期起，由于18平方米的一个小小的破败的家里，终日还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闹腾得几无片刻安宁，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绩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幸而，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语文成绩一向是优良，考上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语文系我还是颇有几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报考志愿前到师范学院去过几次。在当年的哈尔滨，师范学院地处郊区，校园不大，五六幢老旧的三层楼而已，主楼也是。我在校园里独自“参观”，想象着以后将成为那里的一名学生，忧愁之心多少获得了点儿慰藉。现今的人们也许会说，既然家境贫穷，为什么还要考师范学院呢？不是已经18岁了吗？直接参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挣份工资吗？可在当年，一名初中毕业生居然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无特别特别硬的后门，则便等于是痴心妄想，连扫马路或运送垃圾之类的工作，哪怕是临时的，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轮到机会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
吃罢晚饭，教授坐在沙发上，女儿坐于地，上身伏在教授膝上，开始娓娓地向教授讲自己留学生活的艰难。讲着讲着，女儿落泪了。
所以，考入哈师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选择。
教授回答：“这不是哲学。这是世相丑陋的尾巴，正和我的专业有关。”
记得十分清楚，当年那份报考志愿表有三档，三档里我填的都是哈尔滨师范学院。即使毕业后分配到了郊县的一所小学那也心满意足，无怨无悔。在初中毕业后的一年多里，我因自己都18岁了还不能为家里挣一分钱，又眼见母亲的脸终日愁云密布，而羞愧难当，心燃急火。我已经扒过树皮了；我已经捡过煤渣了；我脚上穿的，已是从邻居收回来的破烂堆里挑出来的破鞋子了！但树皮不是钱，煤渣也不是钱，并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捡到的啊！尽管能为家里省下几角钱，但那对于贫穷的生活又有什么实际的改变意义呢？即使我终日光着脚，根本不穿鞋子，贫穷的日子还不是照样贫穷吗？
女儿笑了，说：“爸呀，您现在变得满脑子哲学了！”
毕业后那一年半里，我经常做两种梦。
教授放下碗，郑重地回答：“那是事实的痕迹。每一个事实，只要存在过，无论怎样的被歪曲，终究会留下点儿痕迹。”
一种梦境是捡钱——扭头四望，前后左右遍地钱。说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过的庄稼地，这里那里都可望见掉落的麦穗、谷穗与豆荚。我在梦境中捡钱，如同早年农村的孩子在秋收后的庄稼地里拾麦穗、谷穗或豆荚。也挺奇怪，梦境中地上的钱，从没出现过一元以上的纸钞，更多见的是硬币，壹分的、贰分的、伍分的。当年没有壹角钱的硬币。我梦境中也出现过角钞，壹角的、贰角的、伍角的。出现过贰角钱或伍角钱的时候极少，然而确曾是出现过的。
有一天吃晚饭时，女儿问：“爸爸，你为什么总在家里说‘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这一句话呀？”
我的理想是那么的理性，真叫是理性之想啊。
女儿如期归国。女儿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以前苗条的腰肢变得浑圆了。教授一想到将要做外公，心里就喜滋滋的。女儿却感到父亲有些不对头的地方。但究竟哪儿不对头，一时又说不清楚。
我的梦也是那么的理性，连在梦里捡钱都不敢奢望能捡到一元的，真叫是理性之梦啊。
教授再也不坐出租汽车了……
由那些捡钱的梦，我在青年时就形成了一种对梦的认识：倘人对生活的希望是特现实、特理性的，那么他的梦境也断不会超现实到哪儿去。正如贾大断不会在梦中与林妹妹幽会。宝玉与袭人共赴巫山、缠绵云雨的梦，贾大也肯定是做不来的。也正如阿Q们的“革命”理想，只不过是在乡绅赵老爷家与吴妈“困觉”。但我终究读了不少文学书籍，已是一名文学青年了。故我的梦境有时也特浪漫——在某几场梦中，硬币已不是出现在地上，而是生长在花枝上了。并且呢，由几枚硬币，组成为花朵。五瓣的、六瓣的、多层花瓣的；壹角、贰角、伍角的角钞，则像花叶一般生长在花枝上！
她红了脸说：“没想到我们的教授如此幽默！亲爱的观众们，教授也等于是在反问你们呀？让我们大家共同思考教授这句话的深意吧！教授是不会在接受采访时乱开玩笑的，请记住那句话是——‘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多美好的梦啊！多浪漫的梦啊！
他追问：“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梦中的我，不必一次次弯下腰了，直着腰就可以前后左右地“采”到“花儿”，不，采到钱了！
主持人小姐眨巴了一阵眼睛，不知说什么好。
请想想吧，如果一朵“花儿”是由伍分的硬币组成的，而且是六瓣的、多层的，手到采下，那一大朵便是多少钱啊！还有是角钞的叶子呢！所以梦中的我，不但像南方小女子摘采茉莉那般快速麻利地采钱，还一把一把地大抓角钞。
他目不转睛地凝视了对方片刻，突然反问：“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当然地，再大朵的一朵银光闪闪的硬币茉莉，那也不比一片伍角钱的“叶子”钱多到哪儿去。奇怪的是，当年梦中的我，却一向是先采“花儿”后抓“叶”。多年以后我也没想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几分钟的对谈后，年轻貌美的女主持人又问：“教授，请您对观众谈谈关于善的见解吧！”
是的，在我18岁那一年，在中国的1967年，经常做以上那么一种特美好、特浪漫、特现实，也特“中国特色”的梦。经常做捡钱之梦，梦境中却从没出现过面值一元以上的钱钞，这样的梦还不够现实吗？简直还很自律呢，是吧？
有一次，在电视台接受现场采访，他搞得女主持人竟有些狼狈。他那篇题为“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文章见报了，颇有反响。电视台正是就那篇文章采访他。
按说，18岁的年龄，正是开始做每个男人大抵总会做过几次的性梦的年龄，好羞愧啊，18岁的我经常所做的竟是捡钱的梦、低俗的梦。是的，如今想来，当年的我如果经常做性梦，那也比经常做捡钱的梦更正常呵！而且还不是捡成捆成捆的钱，捡的尽是硬币和角钞，还从没打算往失物招领处交！不但低俗，简直鄙俗。
独自一人在家里时，也会突然冒出一句。
如果说我做的第一种梦是荒诞浪漫主义之梦，那么我做的第二种梦便是理想现实主义之梦了——梦的场景自然是哈尔滨师范学校。我成为它的学生，胸前戴着它的校徽，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在图书馆自习或阅读一部什么小说；考试……每次考试起初都挺顺利，大致看一番卷子，从没觉得哪一道题会难住我，但接着就会发生令人徒唤奈何的事了，不是钢笔帽怎么也拧不下来，最终将钢笔弄断，便是钢笔突然滴水儿，虽然只不过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儿滴在卷面上了，但不知怎么一来，我会将那滴墨水儿搞得满卷面都是。已经答过的题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没做的题也污染了。总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个喷嚏，溅到名画上一小点儿口水星儿，想要从名画上抹去而最终将名画揩抹得一派狼藉那样。这其实还不算多么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无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顺利，简直也可以说感觉良好；明媚的阳光洒满教室，也照耀着我的课桌面，我的笔下水儿流利，我从容不迫写下的字迹工工整整，仿佛印刷字……可是忽然间，天啊，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忽然间我发现自己居然没穿裤子就坐在教室里了！说没穿裤子是不确切的。确切地说是连短裤也没穿！我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竟会完全赤裸下身地坐在教室里参加考试！在梦境中我本能的反应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边儿，希望拉扯到超过大腿根儿的长度，而那当然是徒劳无益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适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么一来，上衣竟变成了兜兜！同时我自己变成了一个光腚小孩儿在课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声呵斥我，而我听到监考老师大喊我的姓名……
于是对方大为莫名其妙。
我说这种梦是理想兼现实主义之梦，乃因在梦境之中我毕竟成为了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成分。为什么又说是现实主义的呢？因为在1967年，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份的事了，北京传来了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召：全国一切中学、大学的革命学生，都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长期的、持久的政治运动来进行，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资产阶级教育部已被砸烂，今后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术学校、师范学校，高中生考大学的升学方式永远被取消。一切学生有无进一步升学的资格，首先要视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如何。
在与人交谈时，他也会突然冒出一句——“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我的天性中并不具有热衷于勇猛地革别人之命的精神。当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听到了一件又一件几乎天天都发生几件的冷酷无情地革别人命的事件，而所谓“勇猛”其实只不过是残暴的另一种说法，并且获得堂而皇之的革命口号煽动时，我所读过的一切书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人物，似乎每天都在谆谆告诫于我：那是不对的。真的革命者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应是那么进行的！不要信那一套，远离之，远离之……
于是学子们面面相觑，不解他此话的意思何在。
1967年是我自从出生以来做梦次数最多的一年，比1960～1963年间“饥饿年代”所做的梦的总和还要多。在后三年中，我的梦境内容相对单纯，经常梦到的是过年、过节饱吃美餐的情形。至于那美餐呢，不过就是大米饭、馒头、猪肉炖粉条之类。也梦到过捡东西，捡到的几乎无一例外是可当即便吃的东西，比如一个不知从哪儿滚到马路边的大西红柿，或一出校门发现某处有个由纸绳捆扎的纸包，打开来惊喜而见竟是一包粗粮细做的“实验点心”，甚或会是一块人造肉。“实验点心”大抵是用包谷面和高粱米面做的，而人造肉则是用淘米水沉淀后收集在一起的淀粉做的。也有梦着过捡到了粮票的时候。但从没做过捡钱的梦。因为那三年的实际情况是，只有钱没粮票几乎不管去到哪儿，哪儿都吃不成一顿饭。那三年我才是小学生，根本不会做和哈尔滨师范学院有关的梦。虽然整天挨饿，却从没做过噩梦。但1967年，我不但经常做捡钱的梦、与师范学院有关的梦，也每做噩梦。
在大学的教室里，讲课之间，他会突然地冒出一句——“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是的，1967年，我不断做捡钱的梦、在考场上发现自己竟赤裸着下身的梦，以及种种惊出一身冷汗的噩梦。已经18岁的我，“饥饿年代”之后不再脸色青黄（我想那是由于严重营养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头，逐渐胖了一点儿的我，一年之内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严重失眠对我身体的负面影响并不比严重的营养不良对我身体的危害小些。18岁的我整天昏头涨脑、无精打采，而且目光忧郁、表情呆滞，脸上阴云笼罩。当然我因梦缺眠也不仅仅是由于一心想要为家里早点儿挣一份钱而等于痴心妄想，还因为我的哥哥经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门不可。他说特务们正用遥控器折磨他的头脑，他要侦察出来他们潜伏在什么地方。跟随他深更半夜幽灵似的到处瞎转的主要是母亲。往往地，我太心疼母亲于是也自己跟随。
但是——“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这一句话，却从此成了教授的一句呓语。一句睡梦中并不说，醒着甚至头脑非常清醒的状态下才说的呓语。
12月下旬的一天，母亲袖着手回到了家，脸冻红了，鼻尖上冻住着一滴鼻涕。她一进家门就把我叫到桌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让我找个小空瓶，将里边的东西装瓶里。我看出母亲双眼也红红的，分明哭过。纸包里是一手心那么多紫红色的结晶物，有指甲那么大，更多是米粒那么大的。我知道，那些东西便是所谓“朱砂”了。
他这么一想，心中就没有什么遗憎，而仅有一种类乎发现了真理奥秘的愉悦了……
母亲不知听谁说的，朱砂是可以治好哥哥的病的，于是四处借钱，求一位有门路的街坊给买到了。
他想，现实之中被严重歪曲的事实还少吗？有许多事实存在过的“痕迹”，不是仍没被重新发现吗？事实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实就不可以被强奸一次？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可以再被公正地冤枉一次了？
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亲却对那些东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为买那一小包东西居然花了20多元！而20多元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而那20多元还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个人寄回家的钱维持！而父亲再多一元钱也没能力往家寄了！
他虽然找到了事实留下的这一任谁也消除不了的重要的“痕迹”，仍不打算上诉。
我埋怨地问：“妈，不过了？”
教授一经想明白自己在哪个环节上“失利”的，就不免的后悔没请律师了。唉，唉，唉，自己毕竟不是法律系教授哇！太自信了太自信了！真是自信反被自信误啊……
母亲淡淡地说：“过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事实明明是那个无赖女人自己撞在开着的出租车门上，却成了我开车门撞了她……却……我开车门……撞了她……可我是上车，不是下车，我已经坐在车内了，那么就只有关车门一说，还开车门干什么呢……对，对呀！我开车门干什么呢……谁能回答？我开车门干什么呢……
不用我操心？哥哥疯了，我就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吗？尽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我一边往一个空了的小药瓶里装那些所谓的朱砂，一边生母亲的气。
教授放下手中的书，开始回忆自己在法庭上“理屈词穷”的过程。明明自己有理，怎么就落了那么一个结果呢？尽管那可怜又可鄙的司机做了伪证，但起码也会给自己留下点儿理渣儿呀！他认为事实是一种只能被歪曲而不能从根本上被消除得不留痕迹的“东西”。自己当时在法庭上怎么就连事实这“东西”的一丁点儿痕迹都没抓住呢？现在，官司本身的胜败对教授来说反而无所谓了。两千几百元钱更无所谓了。教授一心只想找到那事实毕竟存在过的根据，如同一个人要找到确实晃花了自己眼睛的一束强光的射来之处。找到了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不找到却又那么的于心不甘。
对于哥哥的病，我和母亲有不同的想法。母亲听人说，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只不过是替家属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罢了。我承认这基本上是事实，但我更知道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药，而这一点基本上也是事实。那么，我认为就完全不必为买药而借钱而白花钱了。但凡能凑足一笔钱的话，以求人将哥哥送去住院为好。若能那样，全家人起码可过一两个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这么想问题，说不定哪一天家里会被哥哥闹腾出第二个疯子来，而且那第二个也许是我。
但教授内心里有点儿怜悯起那司机来。相比于自己被讹诈了两千几百元钱，他觉得那司机被讹诈了比钱重要得多的东西。
1967年，在我和母亲之间，经常发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实际上哪一种思想哪一条路线都同样不能使哥哥的疯病好起来，只不过是两种都无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罢了，也可以说是本质上毫无意义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
教授还是不想回答什么，他干脆将电话关了。
我还没将朱砂全部装入小瓶里呢，母亲又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酒票，给了我几元钱，命我去买回一瓶成瓶的酒来。我赌气将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滚落地上，朱砂撒了出来。母亲吃一惊。趁她弯腰捡时，我冲出了家门。
“就一句！请耐心听我说最后一句，尽管我卑鄙，尽管我对不起您，但我认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心是相通的！在道德立场上我是站在您这一边的……”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干冷干冷，估计超过零下30度了。当年的哈尔滨，每户每月发一张酒票、一张烟票。一张酒票可买一瓶酒，一张烟票可买两条普通烟。没有票只能在黑市上买，而在黑市上买烟酒是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不论买方还是卖方，被抓住了轻则被送入思想教育学习班，重则要被劳改。我家的烟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亲的公关成本。母亲经常向街坊邻居借钱，不维系良好的公共关系是不行的。对于母亲，也只能付出那么一点儿象征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节前的酒票，可以买到一瓶好酒。而所谓好酒，也不过就是一瓶酒浓度较纯、水成分少点儿的酒而已。我曾听母亲说过，那样的一瓶好酒，是要亲自送给替我家买到朱砂的街坊的，以谢人家的费心。我买到酒往家走时，心里不禁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好酒，好酒，我宁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让母亲送不成人！谁知那朱砂是真的假的，就那点儿值不值二十几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确值二十几元，想要靠那点儿朱砂治好哥哥的疯病，明摆着是愚蠢的嘛！母亲，母亲，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我主张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呢？
教授第二次将听筒抓起……
那好，我要将这瓶好酒喝光！
电话立刻又不停地响起来。好像在发出哀号。
心里这么想着，张口就咬瓶盖。当年牙也结实，轻易就将瓶盖咬了下来。还没喝呢，浓烈的酒味已通过鼻孔刺激出了两行眼泪。但我意已决，不肯作罢，用衣袖揩去眼泪，闭着双眼，咕嘟喝了一大口！
教授一字未答，缓缓放下了电话。如同将一条半死不活的鱼放在水里，有几分恻隐，又有几分回生乏术的无奈和沮丧。
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才18岁，此前一滴酒也没沾过。我父亲从不饮酒，似乎连闻到酒味都会微醉起来。我分明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注定是个酒精过敏的男人。
“那……那我也不敢非去打扰了。不过老先生啊，我奉劝您一句，千万别上诉。您想啊，我是唯一的证人，我会为您改证词吗？我不改证词，您注定了还是输。再让法院传我一次，再逼我做一次伪证，再让您生一次气，再让我良心不安一次，于您于我，有什么好处呢？何苦的呢……”
但当时我豁出去了。
“你别来我家。我不想再见到你。”
一大口酒咽下，胃里像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从嗓子里冒出一股浓烟似的，连眼窝里都感觉被烟火烤热了。我赶紧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说完了。”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着酒瓶的细脖子，右手攥一团雪，不时地仰头咕嘟灌一大口酒，紧接着吞一口雪。
待话筒那一端没声了，教授才反问：“说完了？”
那时是下午三点多钟，中午吃的一个窝头已被胃肠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对胃肠的刺激是那么的凶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镪水儿。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后我是绝不会再喝第二口的。冰凉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肠，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暂时变得还可以忍受。
教授默默地听那司机尽说尽说，并不打断他。
那对于我纯粹是一种自虐。
司机在电话那一端说：“老先生，我很对不起您。但我那样做，实在是没法子。如果我不在法庭上那么表演，那无赖女人就会告我的。如果她再一个月不上班，我哪儿经得起呀！您设身处地替我着想着想，我归出租汽车公司管着，又归交警大队管着，而他丈夫是正管着我们出租汽车公司的一位局长。并且还与交警大队的头头儿们是朋友。那律师，也和他们是亲戚。我哪儿惹得起他们呀！所以我只能牺牲您。不牺牲您我牺牲谁呢？难道非让我牺牲我自己吗？反正咱俩共同摊上那件窝火的事儿了总得有一个牺牲一下的。而我上有老下有小，是根本牺牲不起自己的。其实您老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实在是太好了！哪儿有您这样的乘客呢，摊上了事儿，本来可以推得一干二净，本来已经走掉了，却又回来留下名片，主动提出承担全部责任。我以后再也不可能碰到您这么好的乘客了！但话又说回来，您那也是自作自受哇！您如果不回来，不留下名片，不当着那女人的面说那些话，我兴许还偏和那女人治治气呢！她如果当天没从我这儿讨到什么大便宜，也就不会第二次找您了，咱俩也就不会在法庭上又见面了不是？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您是一位好人。我不愿给好人留下恶劣的印象，所以呢，我打算去看望看望您……”
如果说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时，我还没丧失理智，只不过企图通过那种自虐般的方式对母亲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表示抗议，那么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后，我的理智渐渐丧失了。我不仅想一醉方休，还进而想醉死拉倒。并且，我的抗议心理，由起先只不过是对于母亲而转向对于贫穷、对于“文革”年代了。18岁的我当时已在中学时期参加过几次下乡劳动了。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眼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贫穷现象。仅以我家住的那一条脏街为例，如果不是由于我的哥哥疯了，我家的生活还算不上最困难的呢。我的男同学中，有人不享受几元钱助学金是根本上不起学的。街头街尾有的人家的屋子，简直就形同土坯垒的一个窝。而在农村，广大农民每个工分才合几分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欠下生产队的钱，那是一点儿也不稀奇的事。有的农民家，穷得十几年换不起一领新炕席，每年发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发，因为穷得没钱买新布！
一天，他正在家中闲坐读书，电话骤响。是那司机打来的。
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对治好我哥哥的疯病绝望了，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几乎彻底绝望了：它十几年没给我的父亲涨工资了；它使我哥哥之复学成为破灭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学也找不到一份哪怕只能挣少得可怜的钱的工作；它使从城市到农村贫穷景象随处可见；现在它又使工厂停工，农业生产遭到人为干扰，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这么一往开了想，他的病慢慢好了。
那会儿，丧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决绝一念，想要通过一瓶烈性的酒与它了断一切关系，我想到了“鱼死网破”四个字。
在病中，他这样劝解自己——像生物界有毛毛虫、有水蛭一样，人类的社会中，总是难免也有无赖的。既有，便不可能全是男的，全是年轻的，全是非知识分子。就当自己被爬上身的毛毛虫蜇了，被水蛭吸去了点儿血吧。
“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就是网纲；“目”就是网眼。好大的一张网，那网眼又是那么的细密！而18岁的、对个人命运完全寻找不到方向的我，仅从年龄说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鱼”。我对于那张将我收入其中的巨网是无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网而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我这一条不大不小的鱼起码还可以选择死！
他病了几天。
我不知我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他及时给了那一笔钱。
总之我趴在炕上，头耷拉在炕沿前呕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后来吐出的胃水发绿了，那是因为连胆汁也在吐着了。
教授曾打算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决定不上诉了。因为司机作为唯一的证人，似乎已经是那无赖女人的同伙了。他觉得即使上诉被接受了，自己也没多大讨回公道的把握。
哥哥事不关己地依旧喃喃着疯话。
教授就如此这般地、无人知无人晓地、悄悄地输掉了那一场官司。
弟弟妹妹们吓哭了。
最后法官宣布，原告要求赔偿的事实成立，理由正当。且金额不高，完全在被告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故被告应限期对原告进行赔偿。至于诉讼费，本应亦由被告负担，法庭考虑到原被告双方都是知识分子，事出无意，那么双方都有个心理平衡问题，予以免去……
母亲泪流满面却不知所措。
教授听出来了，法官分明是在维护他作为教授的自尊。他内心里不禁地暗暗感激法官，但同时也开始可怜自己。他明白自己是有口难辩了……
来了几位好邻居，往我口中灌积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后背……
法官说：“法庭提醒原告律师注意这样一点，此案只不过是一桩后果并不大的民事纠纷案。所以反告即使不成立，性质也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那么恶劣。对于民事纠纷案，我们的原则一向是能调解就不放过调解的机会……”
我第二天醒来时已近中午，弟弟妹妹们一个也不在家，只有服了安眠药的哥哥睡在炕另一边，发出轻微的鼾声。还有母亲，她斜蜷双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间，面朝我，背对哥哥。
律师似乎还想多说几句激愤的话，但被法官制止了。
母亲脸上毫无表情，一夜之间她更瘦了，几无血色。以后，母亲当时那张脸，深深地刻印在我记忆中了。
他将脸转向教授，接着说：“某些被告，在企图摆脱法律责任的错误心理的促使之下，往往以攻为守，倒打一耙，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法律现象！本律师对此现象深恶痛绝！相信这样的被告是不会得逞的……”
母亲说：“我将你弟弟妹妹打发到邻居家去了，单等着你醒过来。”
他激动地说：“法官，由于对方没有人证，希望法庭本着重事实、重证据的法律原则驳回被告的反告！”
我闭上了眼睛。
这时，那女人的律师开口了。
“绍生，你想怎样？”
司机不但显得清白、无辜、诚实，而且显得人格被侮辱与被损害了。
母亲的声音很小，但是在我听来，似乎被扩音器扩大了一百倍，以至于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声似的。
司机说：“不，法官，我不能就此做证。因为当时并没有发生他说的那种情况。我更没骂过那个女人。不错，他是教授，是文明人，那我们出租汽车司机就一定都是一张口就骂人的人吗？而且还要替别人骂？至于他的手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怎么弄伤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良久，我才讷讷地说：“想死。”
法官回到法台上以后，望着司机问：“那么，你为他做证吗？”
我的声音也很小，由自己听来，如同一千里之外的老旧电话中的耳语，伴着某种杂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烧得复发了。又良久，我听到母亲一字一句地说：“大儿子那样，二儿子这样，你父亲又远在几千里之外，半夜的时候，我也起过想死的念头。”我的心咯噔一下。
教授朝司机一指：“他！他就是证人！当时见我攥着手指直吸冷气，他还骂那个女人可恶来着！”
母亲语调冰冷地问：“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么打算？”我眼角淌下泪来，信誓旦旦地说：“那我就挑起咱们这个家的担子，照料哥哥，带大弟弟妹妹。”
法官说：“老同志，别这么说。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把社会看得太糟了。你要反告，有旁证吗？”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我死了对于咱们这个家也不要紧啦？”是生气的口吻了。
教授大声说：“我当然要反告她！我当然也要索求赔偿！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这世上没有公理可言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内心产生了莫大的冤屈。
法官说：“你也是有她那种权利的。你要反告，我们也是会受理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知道我为什么改变了想死的念头吗？”母亲的话又恢复了平静。
教授心中产生了转败为胜的希望。他说：“是那个女人的自行车脚蹬子卡的！我的手正搭在车门上，她的自行车冲过来了！可是我就不像她，并没因此和她纠缠不清，更没想到要告她索求什么赔偿……”
“妈你别问了行不行？”母亲的话每一句都使我难受极了，我几乎叫喊起来。
法官同情地说：“伤得可真不轻啊！但这与本案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因为你的行为说明你是个忤逆之子！我要是将你哥将你弟弟妹妹抛遗给你，那就害苦他们了！”母亲的声音突然大了，听得出她情绪失控了，她一边谴责一边劈头盖脸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头，“全中国就我们一家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吗？还有人家妈妈疯了的呢！还有人家爸爸疯了的呢！还有一家出了两个疯子的呢！全中国就咱们家不幸啊！小红楼里有户人家父母双双自杀了，人家是初中生的女儿也没想死！你这么经不住事，哪里配是我的一个儿子？”
法官出于审案的认真，竟离开法台走到了他跟前，俯下头仔细看他的大拇指。
小红楼是马路边几年前盖起的一幢六层小楼。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丑小鸭。可在当年，它出现于我们那个贫民区附近，引起了普遍的羡慕甚至嫉妒实属必然。住在小红楼里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艺单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点培养对象。在“文革”前，那体现的是优待性的关怀。在“文革”中，当然就成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罪证。我曾在小人书铺认识了一个家住小红楼里的女孩，还到她家去借过书。她家其实也不算大，两室一厅六十几平方米的面积而已。但给我的印象，却如同冬妮娅的家最初留给保尔的印象。我和她之间的关系虽然并不属于保尔和冬妮娅的那么一种关系，虽然我压根儿就没幻想过那么一种关系，但母亲的话还是立刻使我替她担忧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发就匆匆穿鞋。
教授竖起了受伤的大拇指。它那紫黑的指甲已向上翻翘起来了，不久后肯定完整地脱落无疑。
“你要哪儿去？”母亲严厉地瞪着我。
“我……我……看……”
我说去上厕所，话一说完，人已冲出了家门。
法官的声音，似乎是从极遥远的某处地方传向他的。
我好几天没走到小红楼那里去了，我暗想母亲所说的那种不幸，肯定无疑就是这户人家的不幸了。
“被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我才拍了几下门，门就开了，我认识的女孩从家里探出头来，诧异地问：“是你呀，有事吗？”
事实上他也真的方寸大乱了。预先思考过的陈述条理、辩驳逻辑，以及理直气壮地维护自身权益和义正辞严地谴责那个无赖女人的讹诈行为的话语，统统被一块无形的脏抹布从头脑中抹去了。他头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处于一种不可名状的懵懂之境。
我问：“你还好吧？”
教授绝望了。
她点点头。
教授求援地向法官们望去，而这是相当愚蠢的。这使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显得方寸大乱，仿佛一个孩子的谎言被当众戳穿，而智力却有限得很，不能巧嘴花舌现编出第二套似的。从法官们严肃的态度不偏不倚的脸上，教授发现了对于司机的诚实不动声色的赞赏。
我吞吞吐吐地说我很替她难过。
司机清白且无辜地耸了一下肩，摇了一下头，苦笑着说：“不管您气成什么样儿，不管您多么恨我，我只能说我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因为我明白，我的证言将产生法律效果。所以我不能按照您心里所希望的那样回答法庭的讯问。”
她反问：“你也知道了？”
教授指斥着他，脸涨得紫红紫红，嘴都由于咬牙切齿而扭歪了。
我点头。
“你……小人！小人……”
她迈出了家门，真挚地说：“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啊！”——指指上一层楼，又小声说，“不是我的爸妈，我爸妈接受批斗去了。是五楼一户人家的事。”我抬头朝楼上望一眼，复看着她，内心一时感慨万端。
他说得那么的襟怀坦白，他的表情那么的诚实可信。相比于教授冲他的大叫，他的平静尤其显得比教授有修养，难能可贵而且简直可敬。
“瞧你连棉袄也没穿就到这儿来了，进屋暖和暖和吧……”她从门旁闪开的同时拉开了门。
司机耸耸肩，眯起眼睛望着教授说：“我并没撒谎，所以我不感到可耻。我和那位女同志非亲非故，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做伪证呢？”
我犹豫。
教授当庭冲他大叫：“可耻！撒谎！你做伪证……”
她苦笑着说：“可惜没书借给你了……一本也没有了。你在我家见过的那些书，我帮着父母全都偷偷烧光了……”“那么做是正确的！”——我一说完这一句愚蠢的话，猛转身跑下楼去。
司机平静地回答：“能。我不是法盲。我懂法。”
我进入家门，弟弟妹妹也都从邻居家回到了家里。母亲很照顾我是二哥的自尊心，没再当着弟弟妹妹的面说什么使我无地自容的话。但弟弟妹妹们接连几天躲避我，他们对哥哥还并不那样。他们看我时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们都是被我的行为大大地惊吓了一场，这使我内疚不已。
法官问：“你能对你的证言负法律责任吗？”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农场的人来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一听每月可挣32元工资，我顿时心向往之。报告会刚一结束，便迫不及待，不，简直可以说是心急火燎地报了名……
他说——不是那女人撞在开着的车门上，而是教授一开车门将骑自行车从旁经过的那女人撞倒了。
自从我成了一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确切地说是自从我每月能够挣到41元多的工资了（我所在的一团属于寒带地区，每月另有9元的寒带补助），我再也没做过捡钱之梦，一次都没做过。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钱了，多时可以寄25元。十几年来，父亲也只不过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终于成了父母的儿女中第一个可以为家庭挣份钱的人了。我如愿以偿了，什么艰难困苦，对于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费多了一半，对于一户城市里的穷困人家，那是多么大的境况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里的钱，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我对父母的报恩愿望。一想到母亲脸上的愁云定会因而减少，我心欣然。我也不再做与哈尔滨师范学校有关的梦了。对于我，哈尔滨师范学校不存在了。
司机作为唯一“目击证人”出庭了。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比给教授的印象还老诚。他的证言却对教授极为不利。真是既老诚又卑鄙。
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了。
法庭允许那女人因“身体不便”不到庭。
世上的人其实也可这么分为三类——一类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谓先天遗传，它对人生的影响很大，而且人对那种影响几乎无法摆脱。纵然是负面的影响，大抵也毫无办法。第二类是不但有生理基因，还具有后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诘起来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前提若非遗传，“基因”之说便不成立。这里所说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对人的影响。那一种影响如果从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就开始产生了，那么其无法摆脱性起码是难以摆脱性，与先天遗传的生理基因对人的影响是完全可以视为同样的。第三类也是具有所谓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谓文化“基因”，是另一类书籍所给予的。而那另一类书籍，根本不承认有什么“超阶级的”、普世的人性原则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认除了一种被定义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还应恪守什么人格底线。更不承认除了所谓“革命”的人格之外还有什么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认另外还有什么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们所谓之“革命”，并不是以改革社会为使命，而是以专革别人的命为己任。
然而，一审的结果是，教授当庭大败。
在1968年乃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一种人太多太多太多。
几天后，教授接到了传票。他常听人讲，谁想告谁，从法院立案到发出传票，时间往往挺长的。他万万没料到，法庭传自己的传票，到得如此之神速。他曾想到过要与些朋友们商议商议对策，但又实在不愿惹得别人为了自己的事也和自己一样大动肝火，便没跟任何一个人说。他也曾想到过应该请一位律师，但考虑来考虑去，估计到请律师准要花一笔比“赔偿”还多的钱，而且得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律师泡在一起，此念他打消了。堂堂教授，自己占着理，还怕上法庭吗？还需请律师在法庭上代言吗？最后这么一想，他胸中升起了一种类乎“孤胆英雄”的气概……
1949年以前还不至于那么多。因为1949年以前，文盲虽然也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但文盲者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文化“基因”只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国数千年文化中关于人的人文营养，不可能对文盲众多的民间毫无正面影响。文化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化人渗透力，除了书籍之外，也能通过戏剧、诗歌、谚语、民间故事甚至辈辈相传的“老话”的方式，直达文盲者的芸芸众生的心间。举例来说，文盲自然是不会去读什么《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许人也。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见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这样一些直接来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话语，或同样意思的“老话”，在文盲多多的民间世代诫传，足以证明文化“化”文盲绝非童话。
教授气得脸都发青了。
但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间起了大的变化。传统文化中初级人文思想元素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被指斥为“封建”的、“危害”大众心智的，甚至“反动”的文化“毒素”了。而与之一脉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国民间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滚……滚……”
于是，大众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们又是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被变成了“一张白纸”，“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由别人往他们的头脑里画，画别人认为“最美、最好的图画”。这一种情况，也可以直接说是“政治洗脑”。
“那么，您是准备接受传票喽？”
新一代也就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这一代人中喜欢读书的人，所能接触到的书籍种类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后每年出版两三部的“革命文学”；苏联的“革命文学”；以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不多的几位老俄罗斯时期的作家的书；少数法国作家诸如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的小说，以及卢梭、伏尔泰等的政见书。我这一代人当年所能读到的英国文学著作是极少的，除了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大抵再也就只能读到狄更斯的小说了。莎士比亚戏剧太古典，不怎么会引起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共鸣。而狄更斯在当年是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当年老版本的译作之出版前言上，每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作家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其对革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歪曲，书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每进行暴力色彩的描写，而这一点是需要以革命思想来进行批判性阅读的。”连雨果也不能幸免于“批判性阅读”之外，他的《悲惨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变成了可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至于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印数极少的，因为小说居然传播这样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这直接就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相针对。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暴烈的行动”——这是毛泽东对“暴动”亦即“革命”给出的最权威的结论。这种结论自然也可以导出“革命即暴力”的逻辑关系。毛泽东的这一条语录显然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所针对的是一切中国之“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那么，雨果的《九三年》在当年之中国，几乎等于“反动文学”了。
“你……你给我出去……”
相比于英国书籍，倒是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在当年的中国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杰克·伦敦的、马克·吐温的、欧·亨利的、海明威的。也许因为，美国虽然被中国定性为“头号公敌”，但历史很短的美国之“暴烈的”阶级斗争现象极少。这使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内容不太涉及所谓阶级斗争，于是作品大抵不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也就不太会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的箭靶。美国最严重的国家问题之一是“种族歧视”，二是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原则。所以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木屋》和马克·吐温、欧·亨利讽刺美国社会资本崇拜主义的小说在我们这一代读书青年的记忆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深受我这一代读书青年所喜爱。但真读过的人其实不多。总体而言，我这一代人中的读书青年的比例，与现在之读书青年的比例相比，确乎要小。因为在当年，对于大多数我这一代人而言，买书是特别特别奢侈的事，互相有书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书，在区级图书馆几乎是借不到的，还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办得到一张市级图书馆的借阅卡。即使在某些大学的图书馆，那些书往往也是限系、限专业借阅的。
“会是，就意味着不一定当然。”
当年是读书青年，不，确切地说是读书少年的我，对于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的大多数“革命文学”也是喜欢阅读的。我不可能不对两类书中坚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战”时期的英雄形象心怀敬意。但，当我也读了一些老俄国文学及欧美文学之后，我对某些“革命文学”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种不认可来了。
“不是难道，而是当然！当然会是这样！”
相比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其实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难道会是这样吗？”
然而《怎么办》中的男主人公对待爱情亦即对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种“理解万岁”的态度在我这儿远比保尔对于冬妮娅的态度更合我意。进言之，不读《怎么办》时，我只不过觉得保尔对待冬妮娅太不近人情。而读了《怎么办》之后，则没法不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保尔对待冬妮娅那种自以为最革命、最具有阶级立场的态度了。甚而认为，在列车线路除雪的保尔邂逅已结婚了的冬妮娅的那种冰冷态度，其实掺杂了小肚鸡肠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产生的恼羞成怒，而这使保尔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这样，我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与严重瘫痪作斗争的坚韧意志力的钦佩仍未改变。
“你刚才打断了我的话！不是我开车门撞了她，是她撞在开着的车门上……”
在未读海明威的《战地钟声》时，我对《叶尔绍夫兄弟》中的老三斯杰潘只不过怀有自知不可与人交流的同情；而读了《战地钟声》以后，则对斯杰潘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歧视权利产生了质疑。对“二战”中的苏德之战是多么的惨烈众所周知，对于一名在完全丧失了抵抗意义之情况下成了德军俘虏的青年军人，当同样历经苦难的他重新回到家乡，普通的人们是否更应多一些怜悯，而少一些鄙视呢？遭到几乎所有亲人的嫌弃难道对他真的是公正的吗？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载体书籍（当年是那样）的影响的年龄，大约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这十几年中。若言一个中年人由于看了些什么书而改变了与前不同的世界观，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但相对要少得多。
“您别激动，别激动。您刚才不是已经默认了，是发生过那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吗……”
我在少年时期就读过了一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异质”之“文化基因”的另类。这对于我是幸运的，但在当年也分明是种“不幸”——头脑中既有“异”于“文革”的思想存在着了，想要隐藏得很深很深对于一个本无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谈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险的，若在不适当的时候稍不小心脱口说出了几句，必将给自己招致大的祸殃。在我当班长不久，有件事给我以极大的震动。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实，被班里一个年龄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诉我，我班里的几名哈尔滨知青，正在当地一个有“特嫌”的老职工家里审问对方。对方50多岁，无家室，已被“隔离”在家中，勒令交代“问题”。事实上，任何知青未经“专案组”允许而对那样一个人进行所谓“审问”是严重违反知青纪律的。当我匆匆跑到现场时，仅着短裤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处青紫外伤。而我班里的两个手持棍棒的家伙，仍一脸凶相，骂骂咧咧地还说那人“装死”。打死人的事我已听到过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结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里的几名“战士”！他们不久前还是城市里的“红卫兵”；他们只不过上学到初一或初二；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被灌输进了满满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之类的思想而外，再就没接受过一点点别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过的那些书他们连书名也没听说过。我找来了连队卫生所的医生，医生当场宣布那人不是“装死”，而是真的死了。
教授叫喊了起来，脸腮抽搐，浑身发抖。
连里“淡化处理”了那件事，向团里汇报那人死于“心脏病突发”。否则怎么办呢？将那几名打人者送交沈阳军区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既然死者没有任何亲人替之喊冤，倒还莫如批评教育那几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讹诈！勒索……”
但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对我班里那几名战士也嫌恶之极。另一件事是我听说的，后来证实是真事——另一个团的一名知青，在庆祝又一条“最高指示”发表的一个夜晚贴大字报时，将“万寿无疆”四字贴错乱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人们看到的是“无寿万疆”。他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于是恶果降临。往日的战友翻脸无情，暴打了他一顿，接着批斗。连里也不敢不重视，只得宣布那是一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那不幸的知青当然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由知青变成了劳改犯，被打入另册多年。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再加上日日劳动艰苦，已经很少做梦的我，又开始经常做梦了。我每梦到自己在开什么会时无意识地脱口说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话，或喊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口号、在一片纸上写下了一行被认为“反动”的字，因而也祸从天降，结果非但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使父母及弟弟妹妹们增添新的精神负担。然而头脑里有种思想总在否定，企图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压都压不住。有时觉得压住了，听到些从北京传来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会从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底下钻出芽来。渐渐地，因为“政治梦多”，到北大荒后胖了一点儿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读的那些书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书中的人文思想对于我的头脑当然是营养；但在视人文思想为天敌的年代，头脑里装入了人文思想就等于装入了“毒药”，甚或定时炸弹！
“现在，那位女同志是我的当事人了。她因腰肌扭伤，目前仍不能上班，仍需休假半个月，也就是十五天。喏，这是医院开的病假单。她的工作是临时聘用性质，因意外假不发工资，所以，工资要由您补偿。喏，这是她所在的公司出具的，证明她每月两千五百元工资的证明。半个月十五天，您应补偿她一千二百四十五元。如果您明智地承担责任，那么我今天就替她把钱带回去。否则呢，您不久将作为被告，收到法院的传票……”
那时我在连里有两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尔滨五中的高二知青，朝鲜族。他也是知青班长，后当过排长、炊事班长。另一位叫吴志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学生，“文革”前全家被迁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学生。五中红卫兵在哈尔滨的派性斗争挺出名，发生过几次影响较大的武斗。并且，还将派性对立带到了连队。但李洪元和吴志忠，似乎从一开始就思想完全超脱于了，除了大家都喊口号时，从不说一句与“文革”态度沾边的话。我是极想修炼成他俩那种人的，但做不到。
教授心里对他用“辩解”一词十分反感，出于主人应有的礼貌，隐忍着听他先说。
他俩成了我倾诉政治思想苦闷的可靠对象。他俩也是好朋友，有时我对其中一人倾诉，有时面对他俩倾诉。往往是在晚上。他俩都爱喝酒，我要向他俩倾诉就也得喝酒。而又往往地，我还没倾诉几句呢，他俩就都说：“喝酒！喝酒！”
律师打断他的话：“您先别急着辩解，请允许我把我的来意讲完。”
李洪元有次还说了一句我铭记至今的深奥的话：“你苦闷是因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教授回答：“是发生过那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但……”
我喝伤过一次，闻到酒味都会醉三分的。那一时期我经常喝醉，尽管实际上只不过喝了半两一两的。
律师彬彬有礼地问：“两个星期前，您乘出租车时，开车门撞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同志……”
有次吴志忠带着几分醉问我：“晓声你为什么不跟你那几个同班的好朋友说这些？”
两个星期后，也是在晚上，教授家来了一位律师。三十几岁，瘦高个儿，戴眼镜，给人一种精明强干、踌躇满志的印象。教授家几乎各行朋友都来过，就是从没有和法律沾边儿的人来过。教授对律师的到来非常讶然，以为他找错了人家。他却胸有成竹地说他绝对没找错人家，找的正是教授。
当时我也有几分醉了，实话实说：“怕万一连累了他们。”半醉没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听，我说得没错，他一醉就清醒，酒后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对我俩没安好心啊？我俩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总对我俩说那些狗屁话就不怕连累我俩啦？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思想，别人都是猪脑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话被别人听到了，让我俩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揭发你？批判你？哎，你不为咱们哥仨的亲密关系考虑，也得为你那个闹心的家考虑考虑吧？亏你还自认为是孝子！你孝个屁呀你！以后再满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话，我俩跟你绝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谁也不是谁家长，你还觉得我俩真有义务替你操这份心啊！……”
但是仅仅几天后，教授便将这件事忘却了。因为他收到了两笔稿费，加起来一千多。不但补上了那一千一百四十三元八角六分的“意外”经济损失，而且还似乎“盈余”了几百元。这使教授的心理获得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平衡。他打算用两笔稿费给将成为他女婿的那小伙子买件礼物，只是买什么还没想好……
那天洪元借着几分醉，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被骂恼了，好长一段日子里不理他。
司机两口子走后，教授的思路已没法重新回到学生的论文上。他徒自生了半天气，也不禁地高叫一嗓子：“我招谁惹谁了……”
不久团报道组发来了调令，调我到团报道组去当报道员。行前，知青朋友们凑钱买了几听罐头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没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际，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着郑重地说：“我那天骂你，你小子不要往心里去。”
教授给了那司机九百九十六元。他看出来了，两个女人基本上是同样的女人。他不给钱，他们是不会离开他的家的。晚给莫如早给明智。他头脑中当时也闪过一个念头，想与司机商议，九百九十六元二人分担。但司机的妻子的模样，使那念头只在他头脑中一闪便彻底打消了……
我说：“怎么会！”
教授觉得司机是个老诚人。
他又说：“你就要离开哥几个了，希望我那天骂你的话，你走时牢记着。团机关不比连队，你要好自为之！如果你真觉得我骂得对，那就喝下这半碗酒！”接着，他竟双手将碗举至我面前，由坐着而跪着了。
教授又朝司机的妻子看去，头脑中迅速地进行了一番判断——司机会不会和那女人勾结了讹诈于他呢？他将目光注视向司机，立刻否定了自己的胡乱猜疑。并因而谴责自己对别人的胡乱猜疑太不厚道。
朋友们包括与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学，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么的依依惜别，也听出了他的话是多么的真挚，就居然没一个替我搪挡一下的。
“我们招谁惹谁了，给我们找这么大麻烦！”
我看着那喝粥碗里的半碗酒，一时呆住。
脾气一向很好的教授，不禁拍了下桌子。他那指甲被卡紫了的大拇指震得一阵疼，使他促吸冷气……
洪元他跪在那儿，一动不动。
“岂有此理！简直岂有此理！”
朋友们的目光，一会儿一齐看他，一会儿一齐看我，一会儿一齐看酒。
“那是，那是。的确半点儿问题也没有。可是从X光片上只能看出骨头的情况。她非说她腰闪了，一躺下就不起来，直哼哼。医生拿她没法子，只得给她开了两个星期的病假……”
在一片沉默中，我与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钟。
“你，不是说，照了片子……半点儿问题也没有吗？”
我终于说出一句话是：“舍命陪君子。”——双手接过碗，两眼一闭，一饮而尽。
司机的妻子又及时地嚷了一嗓子，其声尖且恼。教授不禁朝她看去，从她脸上发现了那个无赖女人脸上所具有的同一种东西。
洪元紧接着又往那只碗里倒酒，都快倒满了，也双手捧起来一饮而尽。
“我们招谁惹谁了……”
那天夜里，我觉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听志忠说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后反复说的醉话是：“晓声，你小子要记住哥们儿的嘱咐啊！”
“您听我一解释就明白——那女人已经提前退休了，又在一家公司任会计。她说她的月薪是两千五百元。那么每天是八十三元。医院给她开了两个星期的病假，八十三乘上十二天，等于九百九十六元。我已经替您垫付给她了。我也是为您好，怕她上门滋扰您。如果您不留下话和名片，我是不敢自作主张的。可您当时留下话了。您给我的名片可以为证……”
我在团报导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曾沾过一滴酒。甚至，一闻到酒味儿，就产生心理恐惧。团报导组归宣传股领导，股长是现役军人，还领导着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他是喜欢经常小饮一番的人，每将男知青们请到家中“快乐快乐”。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节这些假日里，在股长家，连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的几名女知青也往往举杯同乐，但我却坚定地奉行“不沾主义”。
“这是什么意思？”——教授眉头扭成了疙瘩。
在那一年半里，我到兵团总司令部去参加过两次文学创作学习班。结束当日的最后一餐，酒是管够的。不论男知青、女知青，无不频频举杯。而我怕被劝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司机将半页纸递给了教授。教授狐疑地一看，见是一张“收据”。拙劣的字迹写着收到了九百九十六元“工资补偿”。
后来我到了木材加工厂。抬大木是重体力活，为了解乏，也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几天喝一次酒。他们对我很友善，抬大木时特照顾我，我虽对他们心怀感激，但当他们聚在一起喝酒时，从不凑近他们，对他们诚挚的相唤也置之不理。我被复旦大学招为“工农兵学员”，即将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们儿为我饯行。尽管相互依依惜别，我也只不过举杯唇边，做了做样子。在复旦大学的三年里，我竟饮过两次酒。尽管那时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号帽子，自知更应遵守医嘱，离酒远远的。一次是我与四名同班好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去看望哈尔滨市的作家林予。林予原是云南省军区的部队作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脱下了军装，下放到北大荒进行“劳改”。作家是多么古怪的“动物”啊，居然在接受“劳改”期间写出了长篇小说《雁飞塞北》！那是反映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成为他的代表作。《雁飞塞北》在当年是青年读者们特别喜欢的长篇小说之一，林予的名字广为流传，这使他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好光景短暂，“文革”伊始，他又因为几句“反‘文革’言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而我成了兵团战士以后，尤其成了兵团文学创作员以后，他的名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大大提升。因为《雁飞塞北》一书虽被批为“大毒草”了，却仍是兵团文学青年中的“北大荒文学圣书”。我利用一次探亲假的机会，多方探问，终于获得了他的可靠住址。那是冬季里一个寒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几度，我敲开了林予家的门。他的家是筒子楼的一居室，因为城市缺煤，虽有暖气却停止供暖，他家不得不生了一个煤球炉，从小小的通风窗接出烟筒去。煤球炉不好烧，倒烟，并不能使屋里暖和。知道我是北大荒的一名文学青年以后，林予这名刚从“牛棚”放出不久的“现行反革命”，对我表现出了超出我预料的热情。我俩围坐小炉两旁，袖着双手，谈北大荒，谈十万官兵，谈文学。一上午的促膝相谈以后，思想相通，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别皱眉，您老先生别皱眉……只要您痛快，第二笔也几分钟就能了结……”
邓小平复出后，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长篇是《松花江畔》。那本是偷偷写的一部作品，因为具有渴望“拨乱反正”的意识，乘邓小平复出的“东风”得以问世。他的日子也又好过了点儿，被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松花江畔》改编为电影。但，又得写下这个但——剧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头烂额之际，北京又有“小道消息”从各种渠道传到上海，传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政治神经最敏感的地方“小白楼”。“小白楼”是上影厂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作者们住宿之处。他们中有正义者，也时时出现小人、告密者。
“还有……第二笔……”
那是上海炎热的一天。林予见了我特别高兴，甚至显得有些激动，看得出，他内心里憋闷着许多话正不知对谁来说。在当年，正义的人说真话极其危险。完全是由于对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时信任了我带去的四名同学。因为他从他们的脸上不难看出，他们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是心有敬意的。于是，他关起门来，和我们几名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吐露心声，坦言起忧国忧民的思想来。北京方面传来的“小道消息”归纳为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国将开展又一场叫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将又有一批人成为牺牲品。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但大家谈兴未尽。于是林予亲自去食堂买了饭、菜、两份猪头肉、一瓶廉价白酒。
“这一笔过喽，咱们该过第二笔喽……”
我和同学们三点多才告辞。
于是司机也掏出钱包。摊了教授一桌子零钱，凑分点角，直到找清给教授为止。
关于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消息”，我和同学们在学校就已经听到，从林予口中再次听到，且情况相当周详，结果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司机说：“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哪能不找您钱呢……”
只要不是甘当政治“二百五”的人，谁忧国忧民的心会彻底泯灭呢？
教授故意看了一眼手表，又补充道：“我正忙着……”
林予和我那几名同学其实都没有酒量可言，却都喝得脸红红的。分别时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教授暗想，毕竟还不算多。掏出钱包，点出一百五十元交给司机，之后说：“别找我零钱了……”
每个人喝的都是忧愁酒。
仿佛是在声明、在抗议、在示威，一声比一声高。
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两多。那一两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于在回学校的路上，同学们不得不轮番搀扶我。到了复旦门外，同学们见我脸仍红着，不敢搀扶我入校门，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对什么人脱口说出“反动”的语来。几名同学轮番搀扶着我，在复旦大学后院墙外走来走去，直至我吐了，脸色由醉红而煞白，并保证自己绝不会说出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才共同回到学校里。
在教授和司机对话之际，司机的妻子不停地从旁自言自语：“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招谁惹谁了……”
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果然来势汹汹地展开，紧接着开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的来源——即之前关于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谣言”。然而，我的几名好同学谁也没出卖林予。
“一百四十七元八角六分……”
那之后我没再沾过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各界人们走上街头庆祝人民的胜利那一天。
“你说吧，共计多少钱？”
我起初是跟着复旦大学的学生队伍走的，后来遇到了两名同济大学的来自兵团的学生，边走边聊，在去往当年上海市委领导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游行的队伍是要去往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等在上海的家，至于去干什么，其实都是盲目的。独自一人“随波逐流”的我，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名当年同连队的知青，叫尤典春。他是当年哈尔滨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团的宣传队员，到兵团后不久，由连宣传队员而团宣传队员而师宣传队员。我俩关系一直不错，他调到师宣传队后，随队回一团演出，还去木材厂看望过我，并与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见，自然是令我俩都很高兴的。他说他已于两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亲的班进了某工厂，当上了采购员，到上海是为单位进行采购的。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要请我吃饭。我看出他不愿与我匆匆分别，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帮”的垮台高兴无比，便由他了。
教授一时悬起的心定了。
在连队时，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进入一家小饭馆，说今天是全中国人民都万分高兴的一天，咱俩怎么也得喝点儿啊！
“没有，半点儿问题也没有。”
我知道当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种问题，但究竟什么问题，从没问过，不清楚。我还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问题，他早已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了。虽然他不可能再成为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团员了，但我想他是有个人理由高兴的。
“有问题吗？”
那一天，我也特别高兴，确实有种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思想获得解放的感觉。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说：“那就喝点儿吧。”
“对，她非要求拍。”
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开第十一瓶啤酒时他居然还没喝倒！我只喝了一瓶半，那么他喝了九瓶半！期间去了一次厕所，回来跟没事儿似的。但我却是在他一劝再劝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俩离开时，我几乎站不起来了。天已黑了，他搀着天旋地转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里时，我迈不动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吸起烟来。
“还拍X光片？”——教授不禁愕了愕。
当他将我送到复旦大门前时，天已微明了。
司机才不再讲下去，掏出几张单据，一一向教授交代：“这是挂号费，这是药费，这是拍X光片的单据……”
那一次我虽醉了，却没吐。那是我唯一虽醉无悔的一次，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从没那么高兴过。
教授正改着学生的一篇论文，心里虽然充满内疚和同情，却没时间细听，催司机快说花了多少钱。
后来，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11年多的时间里再没沾过一滴酒，不论何种酒。
司机落座后，吸着一支烟，从昨天教授走后缓缓道来，说那女人如何又纠缠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如何带她去了医院，如何又开车将她送回家……
再后来，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不久，父亲的去世使我经历了亲情重创。我其实并没机会怎样地孝敬过父亲，我极怕对母亲同样丧失此种后悔莫及的机会，再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第二天晚上，教授家里来了人，是那司机两口子。按着名片找上门来。
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给发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教授想得好玩儿，径自“扑哧”笑了。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陪饮。
教授回到家里，仍寻思那件事儿。他想，社会是变了。同类小事儿，若在从前，无非道个歉，说句“对不起”。现在，光道歉不解决问题了。说许多句“对不起”也不行了。得给钱了。这也好，简单。商业时代。但是似乎该明码标价，比如在人挤人的情况下谁踩了谁的脚，一方应付另一方人民币多少；出门进门谁碰了谁的肩，又应付人民币多少。随着人民币的贬值，价码又应逐年上调。真的好。那样一来，每一位中国人，就真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了。谁咳嗽时唾沫星子溅到了别人脸上，甭道歉，甭说对不起，那都没用多余。点出几张人民币往对方手里一塞就是了……
孰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教授说：“图的是好心情。否则心情会不好，会觉得太对不起司机。”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
主编将教授送出家门时又道：“你呀，已经走掉了，干吗又回去呢？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还主动将名片给人家。”
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
至于教授那篇文章的题目，主编倒没太固执己见，很轻易地就被教授说服了。
母亲却幽幽地说：“放一边儿去，我不喝。你父亲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里，你又患过肝病，饮酒对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么意思呢？听妈的，收起来吧。”
主编说：“感动，感动。”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粮液”又按上了盖子。来年夏季，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张福俭开着车来找我。他是《求是》杂志的发行处处长，预先跟我约好的，要载我去与另几名兵团战友相聚，而我将约好的事忘了。
教授说：“著文劝世之人，该讲言行一致。我心甘情愿。”
那时快到中午了。
教授到主编家里，已经八点多了。比预约的时间迟了一个多小时。教授将那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讲了一遍，主编沉吟良久，缓缓地说：“我的教授先生呀，在理论上，我完全同意你的主张，在现实经验方面，连我也不敢照你的主张以身作则啊！”
我为难地说不能去了，得做午饭，做好了也不愿将老母亲留在家中独自吃饭。
那女人并不看他，瞪着两眼望向车前方，嘴角聚着两抹阴阴的冷笑。
那一年母亲78岁了。
教授将自己的一张名片递给司机，说：“师傅，真对不起啊，不承想让您摊上这么一件事儿。她要去医院，医疗费我出了；她要什么赔偿，也可以算在我名下！不就是几十元钱一百来元钱吗？早直说，早满足她了……”
福俭说：“做什么饭啊，让大娘一起去嘛！”
教授犹豫片刻，一转身往回走了。他分开看热闹的人，走近出租车，见那女人已很撒泼地坐进了车里，坐在他坐过的座位上，样子是更加刁蛮了，猜不透她打的什么鬼主意。
我问母亲愿不愿一起去？
这时他已走出了一百多米。他的脚步放慢了。他不禁地再次回望，见看热闹的人围得更多了……
母亲乐了，说愿意。
教授继续往前走，继续想，事儿由我引起的，我倒好，一走了之，将一个既刁蛮又无赖的女人只留给司机一人去对付，是不是有点儿太……那个了呢？我不是主张与人为善的吗？在这件具体的事儿上，我不是有点儿言行不一了吗？
78岁的母亲，已腿软，很少下楼到户外去了。那时，母亲高兴的样子使我这个儿子意识到，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没尽好儿子的义务啊！母亲又不是只鸟，怎么可以整天被关在家里呢？再忙也得经常陪母亲到户外活动活动啊！就从今天开始啊！
教授得以摆脱，匆匆地往前走。心里未免生气，但主要还是生那女人的气。他想，那司机也够倒霉的，我一招手，他就把车停了，结果就摊上了这么一件窝火的事儿。虽然并不怪我，可毕竟是我给人家添了麻烦啊……走出五十多米，不禁地回头望，见出租车自然还停在那儿，已围了些看热闹的人……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态：“妈，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点儿酒，我也要陪您少喝点儿！”
听了教授的一番话，司机的手缓缓松开了。
坐在车里的母亲，从摇下玻璃的车窗望着街景，脸上的表情可高兴、可神气啦。
教授愣了愣，心里虽然急，脸上却尽量微笑着，尽量以平和的口吻说：“师傅，我要坐进你的车里，就得开车门吧？我不是一只飞虫，能从窗子钻进你的车里去。我一点儿过错都没有哇，我怎么不能走呢？你扯住我袖子不许我走，不是等于无理扣押乘客吗？”
聚餐地点在一家清静的小店，选在那儿主要是为另几位兵团战友考虑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们下午还须上班，那里离他们的单位近。
那女人，则望着他们冷笑。
小店的空调开得极低，我有颈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进门，顿觉周身僵紧，连打了几个寒战。
司机也赶紧下了车，扯住教授的袖子说：“别走别走。老先生您走不得。您走了，我这算怎么回事儿呀？”
有人居然还带去了一瓶茅台！
教授说罢下了车。
我对母亲说：“妈，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亲是听说过茅台的，乐得合不拢嘴。
教授怀着几分内疚对司机说：“师傅，我有事要办，看来你的车我坐不成了，我得另打一辆‘的’……”
一小盅酒刚刚咽下，相聚的愉快气氛刚刚开始，我又连打几个寒战，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离座，却已迟了，没能跑到外边吐去，吐在了一个墙角。如果只吐在一个墙角，还则罢了。那是神经性呕吐，根本没办法忍住的。紧接着，连另外三个墙角也吐脏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几乎全湿了。包括母亲在内，大家都目瞪口呆。
教授见她那副刁蛮样子，明白是碰上个无赖女人了，或者是个患“更年期综合症”的女人。也同时明白那出租汽车，一时半会儿怕是动不了地方了。
局面变成了那样，聚餐根本没法进行下去了呀。别说聚餐没法进行下去了，就是饭店的服务员也非常不高兴啊！一边捂着鼻子清除，一边埋怨不止。福俭赶紧脱下他穿在衬衫里边的背心给了我，我天旋地转地又坐入车里，福俭嘱咐司机一定要扶我和母亲上楼。那次聚会是他张罗的，他不能也随之一走了之啊！我与母亲坐在后排，我觉出母亲握着我一只手。我说：“妈，对不起，儿子今天太扫您兴了。”母亲说：“别说话，安静着，妈心疼你。”
岂料那女人双眼一瞪，怒道：“你少跟着搅和！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别自找引火烧身！”
我扭头看母亲，见母亲脸上淌着泪了。
教授对目前的世相民风也是了解一二的。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抵是要靠钱来调停的，所以他才问最后那一句。如果对方要五十元钱，他会毫不犹豫立刻掏出来就给。他曾目睹过两个骑自行车的人相撞了，感到自己欠理的那个问：“你说怎么办吧？”另一个捻动着手指回答：“咱俩也甭浪费时间，你给半条烟钱拉倒！”对方够爽快，掏出一百元往另一个手里一塞，于是二人都不再啰唆，跨上自行车各奔东西。教授打算向那个爽快的男人学习。但他身上只带了一百零几元钱，不能都给那女人，得留下五十元来回“打的”。他想，那女人不见得是女“烟民”，何况也不怎么占理，五十元是该打发得了的吧？他一心巴望那女人让开路，出租车快一点儿开走……
母亲的手一路都握着我的手。
教授觉得很有必要替自己辩护了，他彬彬有礼地说：“女同志啊，您这就太过分了点儿。不是我开车门撞了您，是您撞在开着的车门上，对吧？一辆出租车开着车门，又是在大白天，几百米以外就可以望得清楚，对吧？何况，您也没撞伤，您究竟要怎么样呢？”
那以后，母亲背着我，将家里的几瓶酒都送给邻居了，有时客人拎来一瓶作为见面礼的酒，母亲也会出面恳拒之。于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无饮酒者之家”。单位夏季发箱啤酒，我也干脆不往家搬，当场分给同事们。
司机说：“又不是我开的车门，是这位乘客开的车门，他开车门撞了你，还是你撞在开着的车门上，我也没看清楚，你有理和他讲！”
两年后，母亲回哈尔滨，轮住弟弟妹妹家中。
那女人说：“就是你的车撞了我！你的车门撞了我！休想一走了之，没那么便宜的事儿！”
又两年后，母亲病逝于哈尔滨，生前没再提过一个“酒”字。
司机说：“是你自己撞在车门上，又不是我开车撞了你。”
如今的我，在应酬场面上，也居然能喝一两小盅白酒了。但诚实地说，仍不能感觉到酒本身带给我的乐趣，总希望从从容容地、缓斟慢饮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样独饮，也不是想与三五好友共饮，而是希望能只与一人对饮，饮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她蛮横地叫道：“下次？这次就得说清楚！”
那人，便是我的母亲啊！
教授定睛看时，见是刚才那个女人。
9.父亲与茶
司机急刹车，教授的头呼地撞在车内的铁栏上。那真是好险的情形！
父亲是从不饮茶的。
车开出去没有五十米，一辆自行车从后边超到车前，车身一横，挡住了方向。
我想，他年轻时大约也在什么场合饮过几次茶的吧。当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结果再就畏茶如畏虎。
教授说：“何必呢。她又不是故意的。”
正如酒于父亲也是如此。
司机朝教授的手瞥了一眼，挖苦地说：“您真有涵养，要是我的手指被弄成那样，今天和那女人没完。可恶的女人！”
1963年冬季，春节前，父亲从四川辗转数千公里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最后停驻地，他背回了一个自己缝作的特大的帆布袋，里边剩有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大米面馒头、三双从工地上捡的劳保鞋、十几双线的劳保手套、四顶兔毛帽子、几件毛线背心、五十来斤四川大米。父亲背着这些东西，首先要从山岭间搭来往于工地的运输卡车去到乐山；再从乐山乘长途公共汽车到成都；从成都乘列车到北京；从北京转乘列车到哈尔滨。
教授又冲司机笑笑，息事宁人地说：“哎，在气头儿上嘛。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年的中国列车，最快时速也就80公里，而通常的时速是60公里。从四川到哈尔滨，父亲经历了五个整天。一名建筑工人的探亲假是不能享受卧铺的。当年一名乘客即使买的是有座票，在长途列车上其实无座可坐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因为当年列车超载很正常，有时超载人数甚至过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车车站干脆售的就是无座票。
司机嘟囔：“这女人，张口就他妈的，什么德行啊！”
春节前是客运高峰时期，许多要赶回家过春节的人能买到一张无座票已觉相当幸运。正是列车经常严重超载的时期，列车上往往这么广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车由于超载，决定取消座号，请乘客们发扬社会主义风格，互相谦让，轮流而坐。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成年人应该照顾老弱病残及儿童……”
他关上车门，车开走了。
父亲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之一员，他一路上当然会自觉发扬社会主义风格。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五个整天里他肯定经常是站在列车里的。
教授只得向那身高马大的女人赔笑脸，抱歉地说：“对不起啊，我下次一定注意。”
父亲回到家里时，双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却那么高兴。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馒头中，有半个上边留下了父亲的牙印。三双劳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只都有磨破处，也都被父亲用皮片儿补好了，那是他从工地上捡的，带回来给我、哥哥和三弟穿。三双由父亲补过的劳保鞋，对于我们兄弟三人的脚都未免太大了。线手套也是父亲从工地上捡的，也都由父亲补过了。而毛线背心，则是父亲将捡到的但破得没法补的手套拆成了线，再用染料染了，一针针织成的。有母亲一件，还有妹妹一件。四顶兔毛帽子却是新的，是列车经过西北某站时父亲在站台上买的，我们兄弟四人一人一顶。父亲最后从大帆布袋里取出的是一个牛皮纸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纸包那么大。
他向司机瞥了一眼，司机不动声色，暗示他关上车门。
他将纸包递给母亲，叮嘱说：“这是茶，在咱们东北是稀罕东西，哪天要分给邻居，放好，千万别沾水。”
教授想，我不是司机，这话不是问我的。
1963年我已经14岁了，还没见过茶。但从读过的小说里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饮料。
教授用另一只手捂着作疼的大拇指，扭头朝车外一看，见那么凶恶地发吼的，竟是一个女人。五十六七岁，高而且壮。对，不是胖，是壮。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将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红纸包好。红纸是我替母亲买的，5分钱一张，母亲让我买了两张。母亲本是要用红纸亲手做拉花的，而父亲坚决主张用红纸包茶，说那才显得心诚。我在一旁裁红纸时，母亲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话。母亲陪着父亲，挨家挨户将茶送给邻居，回家时都满脸高兴，我想那足以证明，收到茶的邻居们也是都很高兴的。初一上午，全院孩子们大串门儿。在我们那个大院儿，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辈开始的。
教授刚想说——你这人怎么骑的车啊？却首先听到了那骑车人的一吼——你他妈怎么停的车！
一户邻居家的大婶问我：“除了茶，你爸还带回了什么好东西呀？”随口一问的话。
教授一招手，一辆出租车停在他跟前。那是一辆“夏利”。教授坐入车里，伸出手刚要关上车门，后边过来一辆自行车，骑车人的肩头撞在车门上。教授感到大拇指一阵剧疼，低头一瞧，指甲被骑车人的脚蹬子卡于车门，卡青了。
我说：“还带回了五十多斤大米呢！”也是随口一答的话。
现在，他早由当年的讲师而教授了，还出了好几部社会心理学专著，还去国外进行过学术交流，全社会却没什么人拿他当“大知识分子”了……
就见大婶和大叔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那是一户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
两年后她死于难产，他怀抱着刚刚出世的女儿痛不欲生。以后他的男人心中便渐渐有一种母性的情愫形成了。这是由于对女儿的双重的爱而形成的，并且每每不由自主地从内心里向外释放，待及他人。尽管他人不因此改变对他的阶级立场……
我当时觉得大叔、大婶的眼神很奇怪。
但是他们当年是何等的相亲相爱啊！
初二晚上，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家的女孩来到了我家，将用红纸包着的茶原封不动退送给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妈说，她家没人喜欢饮茶，好东西别白瞎了。
她因与他结婚，也被时代划入了“另册”。
在我看来，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几年也见不着一次茶的哈尔滨人，对待并不留下吃饭的客人的礼节分为三个等级——白开水、白糖水、红糖水。至于茶，其实并不比红糖水的规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欢饮，再给我家送回来挺自然的。女孩走后，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
当年坚定不移地要嫁给他的，是一名插队的女知青。她嫁给他当年在村里是一个“事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向反动的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投靠”。尽管他一再“诡辩”——自己骨子里既不反动也不算“大知识分子”，但人们都认为他肯定反动无疑，而且够大的了。
父亲说：“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
教授在不是教授才是讲师的年龄被打成了“右派”，结果就由讲师而农民了。所以四十多岁才结成婚。当年的农村女子，嫁给讲师自然是一百个乐意的。但是按部就班地嫁给农民也无所谓。就是都不肯嫁给由讲师而农民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既没工资也挣不了几个工分，何况四十多岁了，何况还是“右派”。
母亲说：“一向处得很好啊！”想了想，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
从收到信那一天起，教授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父亲一拍脑门说：“错！错！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
信中还夹了一张照片，是一对爱人的合影。小伙子形象挺斯文，清丽的女儿，小鸟儿依人似的，和他偎得那么亲昵……
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水稻严重减产。全哈尔滨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他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
教授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不说是掌上明珠，也可以说是心中最大的安慰。
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后悔极了，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
教授想，这门亲事，也可算是门当户对了。虽然他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毫无封建观念，但门户相当总归是好的啊！
母亲说“行了”，父亲嫌太少，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使父亲犹豫不决了。
这三件事，一件比一件令教授欢喜。当然，信中还有些别的内容：介绍未婚夫的性格、人品、专业，父亲是一位局级干部，母亲是一位高级会计师……
母亲说：“只送给一家，其他几家不送，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来了在先，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都不尴不尬的？”
他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因为女儿从美国来信了。女儿在信中向他“汇报”三件事：第一，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第二，已经有了心上人；第三，怀孕了。一个月后，将与心上人同时回国正式举行婚礼，此后定居国内……
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户两三斤，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尽管，大米只不过是四川糙米！
教授是个很守时的人，他估计会提前五分钟到主编家。
米最终没送。
教授六点半出门，去某报主编家。他是位社会心理学教授，应约为某报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题目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内容嘛，无须赘言，读者诸君自会明了。主编极欣赏教授的文章，已决定作为重点文章推出，希望能引起全社会的讨论。只不过对题目稍存异议，认为未免太直白了点儿，不似学者文章了。电话里说服教授改个题目。教授不打算改。他想，自己那篇文章非是在做学问，而是在谈社会现象。不是为研究生们写的，是为全社会人写的。所以直白的题目，正符合着自己的初衷。他此去主编家，就为一件事，反过来说服主编接受那个被认为“太直白了点儿”的题目……
那包茶，母亲后来送给了别家。
7.教授之死
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并没因而出现裂痕，但两家的大人孩子，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只不过都尽量掩饰。
诸君，为着自己的将来，也为着中国的将来，将北语当成你们增长知识、成熟思想、接受人性洗礼、提升人格品质的新的故乡吧！
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
如果不能从当下之乱象迷离的现实中看到希望，并尽一己之力发扬之、光大之；那么所谓将来，还不是与当下一样的将来吗？
从此，我与父亲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仅两个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为父亲只不过在“扫盲”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仅一页纸而已，字体大且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总是难免犹豫不决。
但这未免太悲观。
1971年，也是春节前，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却没成行——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建设任务紧张，请不下假来。”
鲁迅在他那个年代看不到中国的希望，故只能将中国之希望附丽于将来。
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我们父子二人已8年没见过面了。而母亲在8年中，已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
所以希望诸君日后皆成为有一等从业能力、又兼备人文情怀的人。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信上说是花8元钱买的头季芽茶，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那一年我已22岁，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40元，自己又节俭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却居然用8元钱买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
人文精神买不到。
那天，哥哥疯着，母亲关节炎很重，三弟也下乡了，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贵了。
高科技是可以用外汇从国外买回来的。
“动力之乡”在郊区，我家离那儿有三十多里，且交通不便。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下车后开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二十来里，才终于到达“动力之乡”。在那一带，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远。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因为当年的“动力之乡”，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着一栋栋高楼、一排排平房，沮丧极了。
更文明的人以自身之文明影响并引领社会文明的自觉而已。
到家时，天已黑了。而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何谓人文情怀？
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我们北语是文科高校。我校既不但重视各类语言水平的培养，也极为重视对学子们的人文情怀之熏陶。
许久，母亲才缓过神来，惴惴不安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急着求人帮忙化解，不然会舍得花8元钱买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这可咋办？儿子这可咋办啊？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
我给诸君的衷告是——大学四年转眼即过，尽量克制自己对快餐文化的嗜好，读一些值得读的书，并思考一些人生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最好形成笔记，以备日后之需。
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要说的是，诸君须当心，既要善于在北京吸收好的文化，并被好的文化所化；又应提防劣质文化的侵害，不被劣质文化所腐化。在北京，人若缺乏文化思想，被几乎没有什么思想性可言的文化泡沫所异化，沦为被那种文化所消费的快餐文化的消费者，几乎是一件被渐渐变傻还快乐着的事。
我对母亲内疚地说：“妈，别急成这样。急也没用，由我写信告诉我爸。”
以我的眼看来，全世界的文化近半个多世纪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异化。从嘻皮文化到雅皮文化到知识爆炸到文化泡沫再到娱乐至死。
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8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4.北京是中国文化中心。
回到连队，我才给父亲写信。我在信中实话实说，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再接着，批评父亲粗心大意，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最后，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是否超出了自己克服不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并没超出，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那些话，反倒有一种儿子教训父亲的意味。
倘某大学向青年承诺会使其成为日后挣大钱的人，我认为是最不靠谱的承诺。绝大多数中国大学老师们本身的工资与出色的“月嫂”们或“空姐”们的工资不相上下，此点基本是事实。但大学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重要贡献无可取代，这也是一个事实。我的一名研究生回家乡时，见着了她当年的初中同学，对方连高中也没上，靠摆菜摊自力更生，苦心经营十年，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存款有了。而我的研究生却仍一无所有，于是倍觉失落。我问：如果可能，愿不愿与之交换一下目前的人生？彼沉思良久，摇头。诸君如果想明白了她为什么摇头，便想明白了大学究竟是什么所在。倒是那摆摊者的身上，有着诸位也该尊重的人生精神。多付出一份努力，必多收获一份。在大学与国家之人才需要之间，诸位日后若能理性地找准就业位置，确定人生发展方向，那么二十年后，是会成为有文化又人生稳定的城市公民的。吃青春饭的青年另当别论，但北语不是艺术院校。
1971年整整一年内，父亲没回信。我明白，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他生我气了。
3.大学并不是培养挣钱最多的人的所在。
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亲，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
中国很浮躁，北京为首；中国人很郁闷，北京的郁闷者最多。浮躁之气和郁闷、愤懑之气，尤其容易在北京的上空笼罩不散。有些心理准备之人，才能于北京看到中国之总是会进步的希望。这希望也必然首先存在于北京。
父亲已秃顶。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也唯有此点，仍能显出他倔强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2.要对北京这一座大都市的负面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
在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的年代，一名北大学子若表示自己并不愿以后成为社会精英，蔡元培先生是会沮丧的。那时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大学极少，大学学子占中国青年的比例也极少。有幸成为大学学子的青年，若竟没有日后成为国家各方面精英的志向，便委实是国家的悲哀。而今日之中国人口，已超过三个四亿五千万了。今日之中国，大学学子占青年的比例每年提高，故一名大学学子发誓不成为社会精英誓不为人的话，首先却可能使我这样的老师替他的人生观感到忧虑。一个国家当然还是精英越多越好。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包括欧美国家，也不是每一名大学学子毕业后都能成为社会精英的。如果诸位毕业后能成为优秀的社会公民，这已经不负北语培养你们的希望。而这一点包括如下能力——胜任愉快的专业工作能力；使这一种能力触类旁通，善于应变，因而可持续；良好的心理素质及文化素质，故不至于被社会的浮躁所裹挟，不至于被社会的歪风邪气所俘虏、所毁灭。以上几点，希望学子们与我们老师们共勉……
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一个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
1.希望诸君明了今日之大学与自己人生的关系。
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他却一意孤行，没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
我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作大会亮相，故我借此机会，向诸君提出以下几点建言：
一路上，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因那么一来，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更没训我，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已是三年前就应退休的人了。
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一个好人”的家，却没找到。那天很热，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惹得父亲光火起来，站在路旁冲我吼：“我是你父亲！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不行啊？”
我以“尊敬的”称呼诸君，乃因为——虽然社会各届对中国高考制度指责多多，但我认为，这个制度目前还只能改良、完善，无法废除。所以我同时认为，诸君得以在高考竞争中跨入北语，终究意味着具有应试能力。而应试能力，毕竟也是一种能力。
我也冒火了，大声顶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我有权知道！”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尊敬的各位同学，我代表全校教师，首先对诸君成为北京语言大学新一届学子，表示衷心的祝贺！
团圆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我往列车站送他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当然就会告诉你。但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妈，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
（记一次新生入校献词）
父亲将他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6.莫让将来变成当下
他的话，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娱乐使我们同而不和，思考使我们和而不同。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当时，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而父亲已经退休了。父亲是63岁才退休的，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晚退休3年。
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多少安徒生们呢？需要多少个时代呢？全世界都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实践了，将因而感受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少了某些荒诞性，多了几分合理性。
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便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我提醒父亲：“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罢。明明找不到却非去，何必呢？”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纵然富了，也不可能是一个可敬的富人。因为他将宁肯赠豪宅和名车给女人，哪怕仅为一夜风流，却不太会捐出区区一百元帮一个穷孩子上得起学……
父亲表情深沉地说：“有新地址了。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不配当公仆。因为他不可能有什么人文主义的情怀，非当也当得很冷漠——对人民的疾苦……
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设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
21世纪，对于一个正在全面崛起的泱泱大国，当代思想力并未见怎样地发达，却一味转过身去从古代封建思想家们那儿去翻找思想残片，这是极耐人寻味的。
父亲讲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个“红五类”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倘最应该经常呈现人间烟火的艺术门类恰恰最稀有人间烟火，全然不接地气，一味在社会天空的“积雨云”堆间放飞五彩缤纷的好看风筝，那么几乎就真的等于玩艺术了。
我心疼地低声说：“爸，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我们当下某些文艺门类不要说人文元素少之又少，连当下人间的些微烟火也难以见到了。真烟火尤其难以见到。
父亲说：“那不行。我如果承认了，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我如果承认了，咱们家不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家庭了？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我如果承认了，继续逼我揭发别人，那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诬陷在我头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认。”
与从前相比，政治对文化的开明程度也应说今非昔比了。但我认为，此种开明，往往主要体现在对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面。包容头脑中存在有“异质”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但同样包容在某些人士看来有“异质”品相的文化本身更为重要。
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与从前相比，方方面面都今非昔比。倘论到文化自觉，恐怕理应发挥的人文影响作用与已然发挥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异的。
我和父亲并没再去“动力之乡”，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在一块木碑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姓名。父亲说：“就是他，咱们山东的一个人。也是我17岁那年到东北以后，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汉奸特务’。那时他自己也进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他说，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对我的隔离审查，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咱们家才没成为‘黑五类’家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
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及文艺一团糟、一无是处。这不符合起码的事实。但我认为，似乎也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是最好的时期。
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
反观近几十年的中国，分明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从前，哪怕仅仅几年没有什么政治运动，文化都会抓住机遇，自觉而迫切地生长具有人文元素的枝叶，这是令后人起敬意的。
我说：“爸，这么放这儿不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文化对社会伤痛的记忆远比一般人心要长久，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点，也是文化的优点。文化靠了这种不一般的记忆向社会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种记忆，文化于是也郁闷。而郁闷的文化会渐限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戏、自我阉割，了无生气而又自适，最终完全彻底地放弃自身应有的一概自觉性，甘于一味在极端商业化的泥淖打滚或在官场周边争风吃醋……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
文化具有抚平社会伤口、呼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会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觉地或较自觉地反省错误。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从来没有能够代替过政治本身的反省。
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我和父亲一样，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
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这个时期，我们其实仅仅将文化当作政治的工具在利用。一种宣传的工具。而且这种宣传并不指向人心。那时文化只是政治的“齿轮和螺丝钉”，并没有把文化作为一种保证社会和谐运转的“机器”中的主机来看待。这个时期过去后，我们又转为一种沮丧的想法，觉得文化起不到那个作用了，甚至想干脆就放弃此种文化作用，因此现在的文化变成不起人文作用的文化了，丧失了文化的自觉性。
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
我们文化的启迪影响力不够。我很担心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受到文化的报应。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到现在如果还不赶紧真诚地补上人文这一课的话，有一天，人文文化的缺失会给我们带来悔之晚矣的后果。
如今，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而且包装越来越考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奢华的程度。
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响我们的民族，似乎也没别的办法了。这将是漫长的文化任务，但也应是文化知识分子必须担起的任务。
而今天，我时常回忆起父亲与茶、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
关于文化，我认为文化在政治之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何为科学发展观，有文化的发展观而已。文化当然也体现于政治之中，但是绝不仅仅是附着在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文化在政治之上，自古如此，没有文化的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文明，没有文化的进步也根本不可能有进步的政治。中国的问题，最终就是对文化的认识而已。当然，这里所言的文化不仅是供人欣赏的优雅文艺，满足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都和思想连在一起。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就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力量。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同时我们要看到，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是怎么反映当下现实的。是诚实的反映，还是不诚实的反映。整体上不能诚实地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国同行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么也就决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国家的当代文化。那么即使这个国家财大气粗，还是难以真正地获得尊重。我们不应该让这种包袱一代代地压在我们中国人身上。
10.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第二点，当下，我们的文化人也罢，科学知识分子也罢，都叫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确实缺点什么，我认为缺的是士精神，就是士人风骨，这一点冰心老先生去世前说过：“无士当如何？”那时冰心已经看到无论是从事科学的，还是文化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缺了士精神。现在无论我们怎么说，我们骨子里是缺的，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大群体都缺。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了这样的知识分子了。我想起了叶企孙，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物，我是在《读者》中偶然读到了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的一篇文章《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柴静说她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说来惭愧，我也不知道叶企孙，但是我看到柴静那篇文章后，非常感动。我在大学上的大课有二百多名学子，就将文章内容全罩上，只在投影上放出了一张叶企孙的照片。一张头像，像正规的标准工作照。我让我的学生就这张面容来谈谈印象。学生们说，首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内心有秉持，然后能看出他善良。但是，不知道他是谁。当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才补上了“知道他的存在”这一课。
虽然，我已经六十余岁了，但对于黄宗英，我还是得称前辈。因为她今年已经八十八岁，长我二十四五岁呢。事实上，前辈这一种称谓相当中国化。即使在我们中国，也相当的古代，还多少具有点儿江湖意味。在当下生活中，我们已不太听得到“前辈”这一称谓了，似乎只有在武侠片中还听得到。据说网上挺流行，也同样只不过出现在网络上的后武侠小说中。并且，网络本就是很江湖气的地方，十之七八的网主们的名字，不论男女，也都挺江湖气的。
中国有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都是科学院。胡适先生说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那就是科学的思想；马克思也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们，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也是社会学知识分子的科学思想、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科学与文化从来都是相互渗透的。这个题目给我的感觉就是说现在的文化人没有科学精神，得赶紧请科学家来往文化人的头脑里注入一些科学精神，这太小看我们文化人了。这是第一点。
我和黄宗英都是中国文坛上的人。以我的个人感觉而论，亦觉中国之文坛，往往也江湖气弥漫。倒不是由于文坛上一向的是是非非给我以江湖气浓的感觉，实际上外国之文坛，比如西方吧，也每是风生水起、是非频发的，但却并不给我以江湖气浓的印象。为什么我们中国之文坛，给我以江湖气浓的感觉呢？大约是由于我们中国之文坛拉帮结派，形成团伙的风气较盛的缘故吧？除了这一缘故，还有另外的因素吗？肯定是有的。那又是些什么因素呢？我还没想清楚，此不赘述。
5.“郁闷”的当代文化
但我犹豫再三，决定在此文中及文内称黄宗英为前辈，并不意味着我对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称谓情有独钟，更不意味着我对中国文坛之江湖很认同。恰恰相反，我嫌厌任何所在的江湖气，也从未属于过任何或大或小的“圈子”。
人们啊，不管处在什么年代，只要没被关进集中营里，没被剥夺起码的言行自由，能像他们那样好一点儿，好几次，其实不是“难于上青天”之事……
我称黄宗英为前辈，只因一点，她年长于我不是几岁、十几岁，而是二十四五岁。如果她是男姓，我当按中国习惯称她为“黄老”，或“宗英老”。但她是女性，并且我了解，她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那样一颗心即使某一天停止了跳动，前一分钟也必定还是年轻着的；所以我不愿在对她的称谓之中加入“老”字。事实上，此前不论当面或背后，我一向是称她“宗英老师”的。那么，在这一篇短文的题目中和文内，一如既往地称她为“宗英老师”，岂不是更亲近吗？那是的。但我内心里，对她始终是怀有很深厚的感恩情结的，而我写此文所要表达的，正是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竟变得越来越难以忘却的感恩情结。我怕亲切抵消了感恩。即使仅仅抵消了一部分，那也是违背我写此文之初衷的。我读某些具有感恩色彩的文章，包括那些和我这篇文章的初衷一样的文章，每使我产生一种变味的印象，就是由于称呼似乎太亲近了，写到后来，感恩的元素少了，亲近的成分多了，结果感恩被亲近所稀释，仿佛便更是一篇记录友情的文章了。何况，尽管黄宗英前辈每次见到我，对我的态度无疑是亲近的，见面也无疑令她感到高兴，但若论到友情的话，其实我们之间反而并没什么值得书写的内容。
我对人性善与人格正义，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
真的是这样。
除了《知青》成为我的机会，使我得以如愿以偿地呈现“文革”年代一些知青们心底的善；在现实中，我又能另外“幸获”什么机会呢？
前辈黄宗英，她是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当变疯了的沈力手举磨得锋快的镰刀威胁战友们，而赵天亮久久凝视他，终于默默从他手中接过去镰刀时，唐曾那一种目光使我为之动容了——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东西”。
我写此文之目的，也完全是为了以记录性文章的方式来公开表达我对她的感恩。
“文革”也不是好人绝种了的时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学生费孝通怀里；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认领了傅雷夫妇的骨灰……
我在“文革”前就知道黄宗英的大名了。她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当年在收音机里广播过。我家没有收音机，我是从中学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当时给我以特别满足的语言享受。是一位女朗读员朗读的，她的声音圆润而豁亮，仿佛唱着歌的泉水从山涧流淌而过，携带着悠扬的回声。以现在的美文标准来看，《小丫扛大旗》的文学并不能算极好。但在当年，女报告文学作家凤毛麟角，黄宗英又是演员出身的报告文学作家，长期浸淫于电影界，置身于上影厂这一特殊的文艺单位，经常接触皆有丰富经验的导演、演员们；再加上她善于观察生活的一双慧眼，几乎可以说天生地从生活中捕捉细节的能力；她自己坦率、快乐的性格，发自内心的以赞颂时代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为己任的使命感，等等因素，使她极善于将笔下人物写得“活起来”的同时，也极善于营造弥漫在字里行间的生活气息。她写一篇报告文学如同导演在执导一部电影。她笔下的人物，不分主次，一概都能恰到好处地在她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凸显角色的作用和魅力。当年，中国的收音机里，最经常播出的是根据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评书。那些评书更偏重的是故事，对文字之感染力是不太在意的。
在2008～2010年创作《知青》的过程中，我确乎是将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盘地“种牛痘”般地刺种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里了。我预料到那将会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但我当时的想法是：管那些呢！让我所感恩的好人们先在我的笔下活起来！何况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结交了多少好人啊！他们使我不以一篇题为《感激》的散文纪念便感觉罪过。
总而言之，《小丫扛大旗》使我这一名中学生第一次领略了生动活泼的文字被女性好听的声音所朗读的美感。
八
我便记住了“黄宗英”这个名字。
我相信——“精神变物质”这一句话。对于“好人文化”和好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响了某些人，善良会沉淀在他们的身体里形成物质性的好人基因。那么他们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间所言“善根”。
但是我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名知识青年，与《小丫扛大旗》这一篇赞颂中国最早的一批下乡知识青年的报告文学没一点儿关系。
七
后来我初中毕业了。
我不写好人，对不起好人的存在。让善的种子永远在我的文字中发芽、生长，对我也是不那么做“就会感到烦恼”的事。“行为艺术”而已。
后来“文革”开始了。
因为我知道，好人在中国绝对并没绝种。
在1967年的冬季，哈尔滨市的某电影院，连续几天放映“反动电影”，曰“批判观看”。是由哈市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们发起组织的放映，某几所重点中学的“革命师生”也得到了一些票。我所在的第二十九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但那一年我与一名三中的高三男生成了朋友。三中是重点中学，他是“红五类”，由他给过我几次票，于是我得以看到了几部以前不曾看过的电影，包括赵丹主演的《十字街头》、《武训传》、《林则徐》、《李时珍》。
但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的笔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每稍一歇搁，转而便写一个又一个的好人，或感觉到的，或听说的，即使他们只不过好那么一次、好那么一时、好那么一点儿。
我至今认为赵丹主演的《林则徐》、《李时珍》，演技炉火纯青。这两部电影中，他主演的林则徐尤见功力。并且一直认为，以后不论再拍多少次《林则徐》，“赵丹化”的林则徐恐怕无人可以企及了。我也至今特别喜欢《十字街头》，觉得那一部电影中的赵丹，大演员的天赋已被他充分证明。那时的他，其实身上已兼具卓别林式的黑色又温暖的幽默和金·凯利式的即兴表演的机智。可我当年却并不喜欢《武训传》，至今也还是喜欢不起来。武训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办义学的极虔诚、极执着的愿望自然是无私的、可敬的、令人感动的。但他所实行的向富人“集资”和募捐的方式，就是不惜以自身为“靶”供人羞辱，“打一拳三个钱，踢一脚五个钱”的方式，对于受西方文学影响特深、人格尊严意识特强的我，是实难认同的。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传说。
那一年我已知道黄宗英是赵丹的夫人。
我想，八十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时的梁任公，后来又郁闷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三中的朋友问我愿不愿写一篇批判赵丹主演的电影的文章，写了就能收在几所大学的联合主办的大批判文集中。但我印象中的赵丹，用《列宁在十月》中高尔基对列宁说的话来说，是“一个好人”。这是我对赵丹所演角色的印象。
中国小说或电影中一旦出现较好一点儿的人，尤其反映现实生活一类——看后的中国人会想：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也是个别现象，真实的生活中才没几个真的好人。
我反问：你怎么不写？
但美国乃至整个欧洲人中的大多数确信——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那么坏的人也是个别现象，生活中还是好人多。
他说：我是理科生啊，不感兴趣。
美国电影中反复出现过坏得难以想象的坏人。
我说：那么优秀的几部电影，有什么可批判的呢？
中国的“新人”也越来越多了，但在他们的新的服裳之下，我看清了比“旧人”更旧、更丑陋、不可救药的心性。
他也反问：你不是不怎么喜欢《武训传》吗？
与他们相比，我倒宁肯与那些虽无什么独立思想可言，甚至几无思想习惯，心灵里却似乎先天具有“善根”的人为伍。
我说：一个人不喜欢的文艺作品，评论是一种权利。但动辄乱扣“反动”大帽子地进行批判，并且剥夺被批判者的辩论权利，这样的批判不就等于是迫害吗？
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却未必各个善良，有的甚至很不善良，也谈不上有多少正义感。
他说：你又何必太认真呢。多你一个人的批判文章，少你一个人的批判文章，其实对于赵丹的命运都没什么影响了。但是对我们俩却有一点好处，我们就有资格再多看几部电影了，许多电影我们以后也许永远都看不到了！
但我长期望寻，望得眼都累了，却并没望到过。
他的话很代表了当年之中国一些确实挺好的人的想法——多我一个人参与少我一个人参与，多我一句口号少我一句口号，多我一张大字报少我一张大字报，反正对已被划入“另册”的人的命运不起任何作用了，于是对自己的参与首先自行地宽恕了。倘还有一点点个人好处，则更是“盲从无罪”了。在“文革”初期，我也是这么想的。不久，我所读过的那些书便提醒我——好人被利用了参与迫害别人，既不但是被迫害者的大悲哀，同时也是好人们的大悲哀。
倘中国有一个由恪守独立思想，在人性方面发乎本能的善良，在人格方面当仁不让地正义的人们形成的群体，我是多么的愿意跻身其中而引以为荣，而与时俱进！
故我对我的好人朋友说：你我互为朋友，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对方是好人，对吧？那就让我们把好人做得再好一点点，而别在乎以后看不到某些电影了吧！……
六
一年后，我下乡了。
八十年代亦即新时期以来，“新人”形象首先出现在某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与冯晴岚，能够在极左年代恪守起码的独立思想、人性和人格原则，当然在个人品质方面具有绝不肯让渡的“新人”特质。虽然根本不可能，但请允许我来假设——如果这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恰恰及时出现于“文革”中，那么在我看来，其所体现的文化自觉将是光芒万丈的，价值远在《父与子》、《怎么办》之上。还有《芙蓉镇》，还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等等。虽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实中人重新定位人何以为人存在疑问，但“新好人”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一事实，却足可令梁任公泉下得慰了。
黄宗英也罢，赵丹也罢，在我的头脑中，渐渐的不留任何记忆痕迹了。
五
大约是1973年，我到佳木斯去参加兵团总司令部文艺处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听说黄宗英由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解放”，并在哈尔滨观看“全省青年诗歌朗诵会”。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几名知青，发起了对学习班组织者的建议——将黄宗英请到佳木斯来，与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知青们交流交流创作体会和经验。这自然也是我所希望的事，所以我对那建议表现得格外支持。学习班的组织者崔长勇是我们共同的“好大哥”，我们的建议正中他下怀。但那也得向上级请示啊！政治部的批复很快，大意是——黄宗英既然是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解放”的，但请无妨。“好大哥”特高兴，欲亲自到哈尔滨去请黄宗英。却随之传来了令我们震惊的情况——她被省革委会的干部从哈尔滨驱逐走了，并且还被扣上了一项新的罪名——企图靠昔日名气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文艺青年，实行反革命串联……
由于缺少宗教情怀的影响；也缺少“好人文化”的熏陶；“人性论”在文化之界内界外被批得体无完肤；那么到了“文革”时期，暴力行径比比皆是简直自然而然，不那样反倒怪了。
革命热情澎湃洋溢的《小丫扛大旗》的作者，头脑中会有什么“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呢？
“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成为了时代教义。
我们不禁地都愤愤不平起来。
阶级斗争也进行到了公社的海椒地里，这次英勇斗争的主角是少年——他发现也同样老得仅剩几颗牙的老地主偷了几个海椒。阶级斗争既然必须以“坚决斗到底”的原则来进行，结果是不敌老地主的少年被掐死了——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话剧在全国上演，每一个观看了的少男少女的头脑中都从此不由自主地绷紧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根弦。
“好大哥”居然信誓旦旦地表示——早晚有一天，会想办法将赵桔调到兵团来，并且要尽早满足其入团愿望。但他这种决定直至“文革”结束也没实现，而赵桔在东北下乡九年也终究还是没入得了团。此是后话。
阶级斗争以话剧的形式演绎到了只有三口人的家庭中，年轻的女婿与贪小便宜的丈母娘之间“原来”也存在着寻常日子里的“阶级斗争”。
以上听来的情况，促使我做出过一件既郑重又特不“明智”的事。
马小辫者，老得仅剩几颗牙的老地主而已。
1974年我入复旦大学前两天，仍在木材加工厂做出料工，那是比抬木头更累的活儿。我可以不干活儿了，入取通知书已发给我了，按规定我享有几天准备行程的时间。我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一心想用坚持劳动到最后一天来抵消一些别的知青对我的羡慕。两天后就将离开北大荒了，我决定为某些知青作最后一次代言。于是前两天的晚上，我独自坐在食堂里，给连队团支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将信转送团里。那是一封谈我对发展知青入团入党的组织路线之意见的信。我的信指出——在有些人的头脑中，“重在表现”四个字，几乎不起作用，他们对于那些家庭出身“有问题”或父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入“另册”的知青，其实实行的是发展践线上的“关门主义”。还举了赵桔的例子，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难道用多年的艰苦劳动和青春岁月，还换不来一枚团徽吗？”而实际上，所谓“关门主义”并不表现在我们木材加工厂，因为在木材加工厂，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的，恰恰便是两名家庭出身属于“剥削阶级”的天津知识青年。在我曾经当过班长和小学教师的老连队，实行的也是“重在表现”。进言之，在能入团或不能入团这件事上，赵桔的例子具有较多特殊性。我明知此点而举她这名并不属于兵团的知青为例，委实是有些蛇口蜂针的。我的动念，确乎也主要是为她那样的知青们一鸣不平而矣。（三十几年后，木材厂的两名天津知青非将我请到天津去做客不可。我去了，他俩在招待我的饭桌上对我说：你幸亏走得及时，晚一天你就去不成复旦了。当年我们觉得你那封信的思想老反动了。你虽然走了，我们还是将信的反动思想批判了一通，并且要求团里严肃处理。你居然顺利地成为复旦的学生，证明当年团里有人暗保了你一下啊！我于是明白，他俩非把我请到天津不可，是要当面道歉。而我却早已将那事忘了。我在木材厂时与他二人关系良好，我的信肯定使他俩当年大为其难了，他们除了那么做显然也没有另外更“正确”的做法，于是互相举杯一撞，皆释怀而笑。再后来我在创作电视剧《知青》时，自己当年写的那一封信，成了剧本中的情节。）
一部农村小说中的翻身农民老汉说：“我以后活着只有一件主要的事了，就是瞪大两眼，每天盯着马小辫的一举一动。”
我在复旦的三年，自然是思想孤独而苦闷的三年。那三年里，所知“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之事更多，反而又将黄宗英、赵丹、赵桔这一家三口人的名字忘了。
斗争文学成为主流文学。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结束了。
回眸每望，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确乎能从历史的光线中看到一批与新时代共舞的新人们的身影，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许多新人按照一样的思维说一样的话，独立思想等于饮毒自杀，人们逐渐习惯了四目相望锁唇舌，连目光里都不再流露半点儿真思想。于是恰恰是本有资质焕然一新的那些国人，几乎统统变得比“莫谈国事”时的中国的“旧人”更旧。
1977年五月，上海以极大的动作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如今想来，那般隆重地予以纪念，用心可谓良苦。那应该说是一次被打入“另册”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集体大亮相。也许是由于应该参加的人数太多，复旦大学仅获得一个名额。名额自然给在了中文系，而中文系居然将名额给在了我这名七月份就将毕业的学生头上。由此可见，当年大学母校的老师们是多么的厚爱我！
四
纪念会共开三天，我所分在的一个组，组长是茹志鹃老师（当年我才三十余岁，自然称她老师。现在我六十余岁了，她已驾鹤西去，那么我就同样在此文中称她先辈吧。她也是有恩于我的人。此不赘述，当另记之。）、副组长是黄宗英，而我是召集人兼书记员，即负责记录整理发言的人。至于组员，不得了——巴金、黄佐临、吴强、师陀、施存蜇……共十一二人，每一个名字都令我肃然起敬。
这句话暗含着的深意是——善即革命；上善即献身于革命。否则，不能实现真善之愿望。
那时我一再想到了“缘”这个字。黄宗英这个数次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又一次次被我忘记的名字，忽一日与我自己的名字印在同一页纸上，而且都成了对一次大会负有小组责任的人！不是“缘”的话，我这个东北知青，又怎么能在上海与黄宗英并肩而坐呢？真的，三天的小组讨论中，只要她到了，必定与我并肩而坐——因为我和她和菇志鹃先辈三个人的座位是不变的。
梁启超倡导“以小说塑新民”之当年，其实并没几人响应。鲁迅在做着与契诃夫一样的事，意义与契诃夫之于老俄国一样深刻且深远。几乎只有沈从文悟到了什么，却没有根据证明他肯定受到了梁氏的感召。他的湘西山民系列小说中之人物，虽然区别于同时代许多作家笔下的中国男女，但由于着力于表现“原始的生命力”，故“蛮民”特征显然，便只丰富了那时的文学人物画廊，并不具有“新人”基因。多少受到东方佛教思想与西方基督思想影响的冰心也分明悟到了什么，低调地秉持“爱的文学”亦即“善的文学”跻身文坛，但与风起云涌蕴育着革命的时代格格不入，她以女性心温所代表的一种文学现象，也没获得足够的支持。巴金在《家》中的确塑造了觉民等“新青年”形象，但在初版的《家》中，觉民其实是无政府主义信徒，证明着他内心深处的迷惘。《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其实算得上一个“新人”，因为他有拯救意识——先是参与了拯救国家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退隐于小镇，转而拯救文嫂母女，却成为小镇人们舌尖上的飞短流长之笑柄，结果文嫂的女儿病死后，文嫂也自杀了，于是宣告他的拯救使命适得其反。电影《大浪淘沙》中的金恭绶与其革命引路人之间有一番对话耐人寻味，当金恭绶欲将仅有的两块银圆送给可怜的老码头搬运工买药时，他的革命引路人对他说：“你帮得了一个，帮不了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受苦人！”
第一天上午黄宗英没到，下午才出现在组里，看了组员名单才知道自己是副组长。她在外地深入生活，接到通知赶回来的。她说自己回到家里换了一身衣裳就来了，而她穿的是一身旧衣裤，脚上也是一双旧的，许久没打过油的平底皮鞋。她衣着朴素得令我暗暗讶异。虽然菇志娟的衣着也是极朴素的，但并未使我讶异，反而觉得她就该是那样的。一想到赵丹此时还没被公开“平反”，我的讶异也就转瞬即消了。她和菇志鹃坐在一起——都像五十年代初期的女工会干部，将工会工作当成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之使命的女工会干部，不善于搞阶级斗争并且还希望能搞好阶级调和的那么两位女工会干部。我有这么一种印象乃是因为，她们的面相都是那么善良，而我相信“相由心生”。
三
当年的黄宗英挺“壮实”，身材颇似六十年代的马玉涛。六十年代后的马玉涛开始发福了。我知道她们以前的身材是很苗条的，我猜得到黄宗英变得“壮实”了肯定与多年参加体力劳动有关。
至于尼采，我至今不知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哲学家。“上帝死了”固然是一句包含哲学意味的话，但仅仅一句话构不成哲学。至于他为德意志帝国所“接生”的“超人”们，在我看来是人类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的人性是冷酷无情的。一旦另一部分人类被他们视为敌人，他们便会按照尼采的思想指令系统，“将战靴踏入敌人口中”。故希特勒后来在德国军队中散发尼采的“超人”小册子一点儿也不奇怪。
然而她的面容依然漂亮，依然具有曾被称为“甜姐”的俊美线条。她发过几次言。显然的，每次发言前都有满腹想说的话。但真开口了，似乎又不想多说什么了。所以她每次的发言其实又很短，并且每次都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我注意到，她每次发言时，总有人向她传递暗示的目光——说几句就行了。一接触到那种友善的目光，她就很懂事地赶紧再说三言两语结束了发言。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新人”如是说：“他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身上最好的一面要求他们那样；如果他们换个做法，他们身上那最好的一面就会感到屈辱和痛楚，使之烦恼，他们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是的，那时的她极像一个童言无忌又特别喜欢表达内心思想感情的孩子。因为懂事，所以在被对她友爱的大人们以目光制止时，便立刻装成沉默寡言的样子。
因为他们知道，倘无善的特侦，所谓新人，也许还不如善的“旧人”值得尊敬。
我想那时的她内心里一定是隐觉委屈的。
以我的眼看来，启蒙时期的欧洲作家及文化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共同肩负起的文化自觉无非体现在这几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王权专制及其专制下的暴行与丑恶；坚定不移地主张并捍卫思想自由的权利，同时为新时代接生“新人”；以饱满的热饮呼唤善的人性与正义之人格。
看着我所崇拜的人那样子我的心情也颇觉压抑。
至于王尔德，这位主张“为文艺而文艺”，并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识分子，也满怀真诚地为欧洲的孩子们写出了《快乐王子》那么动人的童话！它像《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一样，滋润过几代欧洲少年儿童的心灵。
她每次发言的内容，也只不过是在一次次强调，自己是多么愿意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已。那显然是她真诚的想法，但又显然不是她唯一真诚的想法。她分明很想说出另外某些同样真诚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么一次纪念会上，当着那么多老朋友的面，而且是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
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们将极善之人性置于血腥时代进行特别理想主义的呈现，乃是为了使人性善发出极致之光！
也分明的——老朋友们认为那是不明智的，甚至还是冒失的。
世上怎么可能有卡登那种人啊！
第一天的讨论气氛特沉闷。主持会议的菇志鹃肯定不是善于启发别人发言的人，并且我看出，她也不打算那么做。和黄宗英一样，她也是前一天从深入生活的外地赶回上海的。正因为气氛沉闷，黄宗英才发了一次言又发一次言，我看得出她很希望自己能使气氛活跃起来。
这故事的利他主义倾向当年使中学时代的我讶异万分。
作为书记员的我几乎无可记录，只得一段段读《讲话》原文以及文件材料。我内心里对那种沉闷倒反而挺欣赏。人们只是在中午吃饭时，晚上分别时，话才多起来。嘘寒问暖，互道珍重，情形动人。吃饭时，黄宗英很主动地替这位盛汤，为那位添饭。在众人中，除了我，按年龄论她是小字辈，年长于她的那些男士们，对她的服务都很受用。那时的黄宗英显得很快乐，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快乐使大家也快乐起来。她的快乐也只不过就是一种表情现象。没人开玩笑，她也不。人们的话也只不过局限于互相询问亲人及儿女的情况。没人问黄宗英、赵丹的情况，显然都不愿影响她的快乐。
暴动与镇压；一方开动了分尸轮，一方频立绞刑架，在如此残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三角恋爱情故事——法国贵族青年查尔斯·达雷与是律师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叫露茜的美丽姑娘。达雷因暗中向起义者提供枪支而被关入监狱，等待他的将是死刑。卡登清楚，露茜爱的是达雷，给予他自己的却是纯洁的友谊。为了成全达雷与露茜的爱情，也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潜入狱中，营救了达雷，第二天顶替达雷从容踏上断头台……
第二天上午是大会发言——有人在发言中又批判了《百合花》，认为不管到任何时候，《百合花》的创作倾向都是不符合《讲话》精神的。也有人批判了《小丫扛大旗》，认为所谓“生活气息”抵消了“突出政治思想”……
而在英国，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学即“好人文学”方面走得更远，也更极致。
下午的讨论就更沉闷了。作为组长的茹志鹃和副组长的黄宗英，都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好了。
于是，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化”人。
我按捺不住发了一次言。我的发言自然是对大会发言中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冷嘲热讽，出言极不客气。前辈们起初皆怔愕，继而望着我的目光里都流露着赞同了。
随着《悲惨世界》的读者增多，米里哀、襄·阿让、郭文这三位文学形象，越来越引起全欧洲人沉思——那些小说中的好人的原则，难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现实生活中吗？如果植入了，现实生活反而会变得更不好了吗？
第三天的中午饭是会议期间的最后一次饭，我与黄宗英前辈配合着替大家加饭、添汤。巴金老居然询问我的经历，菇志鹃替我回答了几句。巴金老没听清，黄佐临替菇志鹃重复了一遍。我说在上海杂技学馆，我与黄小芹成为了朋友，黄佐临听了很高兴。
但人心的善，在“不寻常”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
黄宗英问我：“从农场往兵团调有可能吗？”
如果以“传统现实主义”的“可信”原则来评论，不但米里哀那类好到圣者般的主教是“不可信”的；襄·阿让这名后来变得极为高尚一诺千金的苦役犯更是“不可信”的；而沙威之死可信度也极低。现实生活中即使有类似的主教、苦役犯、警长，那也肯定少之又少，“不典型”。
我明白她那时想到了女儿赵桔。
那是一头与专制主义战斗了一生的“老狮子”的最后低哮。
我将当年“好大哥”崔长勇信誓旦旦的话转述给她听，她极欣慰，说希望女儿赵桔成为兵团战士，是因为兵团比农场更重视培养知青的文艺爱好，而赵桔也自幼热爱文艺。
人道主义即主义化的善原则。
1977年的五月，谁都不敢梦想，中国还有知识青年返城那一天！
故雨果在他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大声疾呼——“在革命之上，是崇敬的人道主义！”
散会前我向菇志鹃和黄宗英两位组长、副组长要联络方式，她俩都高兴地亲笔给我写下了，并都说欢迎我去她们的家。
而在这一点上，宗教的作用比文学巨大。
回到复旦，同学们听说我与那么多文艺大家分在一个组开了三天会，无不羡慕至极。
雨果以他的睿眼看透了一种国家真相——如果善的种子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土壤及人心中大面积干死，那么什么办法都难以改变一个国家的颓势。
有同学说，七月份就要毕业了，既然你认为他们对你都很友好，干吗不请一位到复旦来与咱们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同学座谈一次，介绍介绍创作经验啊？
非它。
我想，可也是，为什么不呢？
雨果的《悲惨世界》其实也为法国塑造了两个重要的“新人”，即米里哀主教和襄·阿让。联想到年轻时的雨果曾在《巴黎圣母院》中力透纸背地刻画了一个虚伪的教士福娄洛，竟由自己在晚年塑造了比孔繁森还孔繁森的圣者型主教米里哀，这说明什么呢？
我说巴金老是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不为难他。菇志鹃老师又回深入生活的地方了，一时联系不上……
回忆起1974年春季，“文革”中的中国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一位复旦大学的三十多岁的而且不是学中文的老师，仅因在《兵团战士报》上读了我的一篇小说《向导》，便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到北安再乘十小时左右的长途汽车到黑河，最终住进我们一团简陋的招待所，迫切约见我这名“政治思想有问题”的知青，关上门与我小声谈论《怎么办》，仍感慨多多。
大家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异口同声地主张：请黄宗英！请黄宗英！
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为老俄罗斯所接生的“新人”确乎在人性品质和人格原则两方面影响了以后几代的俄罗斯青年。
于是就有了黄宗英1977年6月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文学创作讲座。我在《从复旦到北影》中有所记录，此不熬述。也因她亲笔写给我的一张“便条”，我分配到北影后成了黄宗英家的熟客，并与他成为忘年交。
罗普霍夫做出了完全利他的选择——“投河自杀”，以断薇拉和吉尔沙诺夫的挂牵。而实际上，他赴美参加废奴运动去了。多少年以后，他与不仅仅敬爱他且对他亲爱有加的妻子回到俄罗斯，与吉尔沙诺夫夫妇成为好邻居……
我要补充的是——大约二三年后，她与赵丹二人应北影厂厂长汪洋之约住入北影招待所，准备主演电影《周恩来》。我自然要去看望她的。他们的房间访客不断，无不是文化界名人。我虽年轻，当年却矜持得很，故也只去看望过一次。他们夫妇二人都对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知青们的情况有了解的意愿，我正向他们讲述着，厂长汪洋来了，说要请他们去参观摄影棚。汪洋看着我，颇觉奇怪，问他们我是谁？那时我虽已分配到北影编导室了，却还没与汪洋近距离对望过。
“新人”面临人类最自私的情感纠葛又怎么办？
赵丹说：他是宗英的学生。
对于病入膏肓的俄罗斯，除了期待“新人”的救治别无它法。
汪洋更加奇怪，又问黄宗英：你什么时候收起表演弟子了？
怎么办？
黄宗英笑道：我又不是只会演戏！他是我文学创作方面的学生不行吗？你太官僚了吧，他早已是你们北影的人了呀！
车尔尼雪夫斯基比屠格涅夫要乐观多了。在寒冷的俄罗斯的冬季，在彼得保罗供暖一向不足的单人牢房里，他以大的希望为热度，用四个月专执一念的时间，“接生”下了他的 “样板新人”——罗普霍夫。罗普霍夫是一位理想社会主义者，医学院成绩优等的学生，正准备攻读博士，被公认是将来最有前途成为教授的精英青年。然而这极具正义感的平民之子，一旦得知他的家教学生少女薇拉的父母将她许给了一个贵族纨绔子弟，而她决定以死挣脱时，他大胆地“拐走了”她，与她结为夫妻。他因而被学院开除，也断送了成为教授的前途，但他善良不减、正义不减，在朋友吉尔沙诺的帮助下，与薇拉办起了家庭服装厂，实行社会主义工资原则，一切看来似乎并不坏，但不久薇拉和吉尔沙诺夫都深深地爱上了对方。吉尔沙诺夫不再登门做客了，薇拉要求自己以更大的主动来爱丈夫，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敬爱提升为亲爱，三个“新人”皆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我将自己怎么认识黄宗英的过程用简短的话告诉了汪洋。黄宗英接着说：听过我的讲座，当然算是我的学生了！
也许屠氏认为，一个新人，是根本没法长久生活在旧环境中的，他太孤单，孤单会使人很快形成脆弱的一面。并且，他的基因中，不可能不残留着“旧的人”的遗传。比如他的偏执丝毫不逊色于老贵族巴威尔。而偏执——这正是俄国老贵族们不可救药的特征。
汪洋问我：有收获吗？
《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这一俄罗斯新人，反权威，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在乎自身人格标准，对旧制度勇于进行无情批判，对于旧式人物纵然是讲道德的旧式人物，每冷嘲热讽。但屠格涅夫最后使他由于失恋而心理受挫折而颓唐而死于疾病加郁闷，屠氏这一位接生婆，他接生了巴扎耶夫这一新人，又用文字“溺死”了他。
我肯定地回答：有。
二
汪洋也笑道：那就算是了吧。
车尔尼雪夫斯基们是知晓这一历史规律的。
黄宗英又表扬地说：他可是好青年，有独立思想，十年中没跟着闹过。
新人倘不多起来，新时代终究不过是海市蜃楼。因为新时代只能与新人相适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随地便溲。
于是汪洋说：那你就一块儿陪着参观摄影棚吧。
“旧的人”倘是多数，那么即使旧的时代行将就木，也还是会以“世纪”的时间概念延续末日。因为“旧的人”是旧时代的寄生体，就像“异形”寄生人体。
当年的北影，虽然是电影界名人经常出入之地，但只要黄宗英、赵丹夫妇的身影一出现，必定是更吸引人们眼球的一道风景。
为使新时代速生，于是几乎不约而同地预先为他们尚看不分明的新时代“接生”新人。新时代并未实际上出现，他们便只能将新人“接生”在他们的作品中。
参观摄影棚的黄宗英和赵丹，有以汪洋为首的北影的一干人等，包括北影的导演大师们和著名演员们相陪。但紧随他们夫妇左右的却只有一男一女。女的是一位穿军装的、身材高挑窈窕的美女顾永菲，男的便是我。顾永菲的伯父是上海电影当然便也是中国电影的先驱人物顾尔已，在汪洋们那一代电影人中老友多多，与赵丹汪洋更是交情深厚，非同一般。她当年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话剧演员，她父亲顾尔谭是南京文学界的名人。所以对于她紧随在黄宗英、赵丹夫妇一侧，没有谁好奇。不知她是谁的，或许起初也是有几分奇怪的。但悄悄一问，知道了，就不奇怪了。
为使旧时代速朽，于是实行暴露、解剖与批判。既批判旧的制度，也批判“旧的人”，那类自在于、适应于、麻木而苟活于旧制度之下的人。
我却引起了几乎每个人的奇怪。
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作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
知道我是分到编导室的“工农兵学员”的奇怪，不知道的更奇怪。我并不习惯被些奇怪的目光投注到身上，一有机会就自我边缘化。偏偏的，汪洋却比黄宗英更关注我的存在与否，隔会儿就四顾着大声说：“小梁哪儿去了，过来过来，学生不是白当的，前边来前边来！陪就得有个陪的样子，得形影不离！……”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那天很高兴，所以总开我玩笑。
将以上（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跨国界文学现象排列在一起，从中探究文学与时代、与社会、与人心即人性之关系，寻找文学在后文化时代亦即娱乐时代或许还有的一点儿意义，是我十几年前就开始思考的事情。
而这便引起更多的奇怪了——人们一时搞不清楚我究竟是赵丹的学生还是黄宗英的学生，以及究竟是何种关系的一个“学生”。
……
结果参观的全过程中，我也很吸引眼球。
在德国，1883～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那一天以后，我在北影有了不小的知名度，许多人都知道编导室有一个叫梁晓声的最年轻的剧本编辑是黄宗英和赵丹的学生了。
1891年哈代出版《苔丝》。
我显得挺神秘起来，正所谓大沾名人之光。
1888年王尔德出版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
有一天我在厂内的路上遇见了汪洋，他主动驻足，对我说看了我的档案，我档案中有“保持独立思想，与‘四人帮’做过斗争”一条鉴定语。那是我自己也知道的，是我在大学毕业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为我做出的一条鉴定，并且当我的面读给我听过——那实在是一条过誉性的表扬语罢了。
而在英国，比《父与子》、《悲惨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说《双城记》问世——那一年是1859年。
然而汪洋看得很重要。
让我们将视线再投向欧洲，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惨世界》。1874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
他赏识地说：很好，很好。你配是黄宗英的学生，我也完全相信她的话了。努力工作，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别写信向她求助，直接找我。
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
他们那一代电影人，对“四人帮”痛恨极深。“文革”中眼见自己的知交良友一个个受尽迫害，内心里是很疼的。故“好青年”在他们那儿是另有所指的。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
后来我成了获奖作家。
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问世。
后来汪洋接待外宾时，每吩咐厂办的人：将编导室的小梁找来陪外宾。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陈独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国人当死！1911年以后之国人永生。
若有外宾是知道赵丹的，向他问起他与赵丹的关系，他每每指着我说：他是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学生，著名作家！
二十几年后，中国梁启超发表论文，呼吁当时的文学人士以小说育“新民”。
后来我到江苏去组稿，竟可直接找到顾尔谭先辈相助。因为我是黄宗英的“学生”，自然也就有资格称顾永菲“永菲姐”了。都可以称她姐了，上门去求她的父亲，便似乎是不必见外之事了。顾尔谭先辈也确实没拿我当外人，有次还邀了陆文夫、高晓声两位先辈与我长谈北京文坛的风云变幻，并在一家雅静的小酒店设宴款待我。他们当年可都是长我二十多岁的人，实在是分外抬举我。
1863年，还是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了《怎么办》，也有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创作《怎么办》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因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被关入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怎么办》是铁窗文学成果。
后来黄宗英每出新书必邮寄给我一本，扉页写着“晓声弟子存念”。
1862年，俄国；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导报》发表了代表作《父与子》，副标题“新人记事”。
而我，收到也就收到了，却从不曾回一封短信相告。那还不是家家都有电话的时代，更不是如今这种几乎人人有手机、有网址的时代。若是，我肯定也是会相告的。但即使有以上理由，连一封短信都不曾复过，情理上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一
赵丹逝世了，我居然没写过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当年好几次，我陪他和黄宗英在北影大食堂的一张饭桌上吃过早餐。要写，是有些内容可写的。当然没写也能找到理由——因为赵丹临终前对文艺领导者们提了点儿中恳的意见，怀念他的文章是无处可发的。但我起码可以给黄宗英写一封信以表达哀思，居然也没有，理由我是至今也找不到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那时我觉得自己也是个人物了，唯恐有攀名流之嫌。为避小嫌而失大义，这真是有点儿俗啊！
4.舌尖上的“好人文化”
赵丹画展举办的时间，地点我是预先就知道了的，也没去表达支持。而且当年的我还挺郁闷，觉得黄宗英这位老师居然没寄给我这名“弟子”一份请柬，实在是她太不应该。而实际情况是，她顶着极大的压力才办成了画展。极度悲痛而又缺乏经验的她，为了不使北影的老友们陷入去也不便不去不好的两难之境，根本就没向几个北影人发出通知。
那一种“非物质性差距”，又需要多少年才能缩小呢？
黄宗江也去世了。他的遗嘱是不开追悼会，我过后才知道。悲痛是悲痛的。哀思是有的。也曾想以文悼念，但拖延数日后，哀与思便淡去了。
我能想象出来，但我不愿写出来。
直至去年在中国散文年会见到了八一厂的翟俊杰兄，几句交谈后，不约而同地都回忆起了黄宗江，关心起了黄宗英。
是啊，在中国大陆，情况究竟会如何呢？
他听我说我已近二十年不知黄宗英的情况了，大为诧异，连呼：“不应该不应该，你可太不应该了！在你一代人中，黄宗英以弟子相称的，据我所知，唯你梁晓声一人啊！”
我们与世界的“非物质性差距”，在最后一问我们自己的回答中，将分明地呈现出来。
我顿时无言以对，继而无颜以对。
在中国大陆会如何？
他告诉我黄宗英生病了，身体情况大为不好。
在台湾、香港、澳门会如何？
我心一怆。
在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会如何？
那日回到家中，翟俊杰兄的责备之语不绝于耳。
在日本会如何？
我默问自己：梁晓声，你何时变得如此人情淡薄了？又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
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教之教众甚多的国家，情况会如何？
为什么呢？
在非洲各国，情况会如何？
我不能不严肃地剖析我自己，所得结论便是——当我在文坛这个江湖上的浮名渐大后，开始认为，三十多年前的那些细琐之事，其实没有特别值得铭记不忘的意义了。
在欧洲各国，情况会如何？
但为什么三十多年前，我会在《从复旦到北影》一文中满怀真情地予以记录呢？
那么人类的情况会如何？
因为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因为那时我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无亲无友倍觉孤独；因为那时的我默默无闻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分一样，需要被关注、关怀。每一句良好的评价，对我都是人世间的一份温暖。所以我珍惜。所以我认为有铭记不忘的意义。
假如有绝对可信的根据证明，地球在一百年后将彻底毁灭呢？假如还不是一百年那么长的时间呢？五十年后呢？三十年后呢？仅仅十年后呢？
而说到意义，难道人世间的温暖，比如可敬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忘年友谊；比如他们对年轻人的一句良好评价；比如他们靠他们的正面影响力为年轻人的工作、事业之顺利所尽的善意促进，难道这一切仅在一个年轻人默默无闻且特别需要时才有意义吗？难道当这个年轻人后来有了名气了，不需要被关注，也不在乎被不被别人关怀了，一切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值得铭记不忘了吗？
但，假如……
我对自己的剖析使我自己羞愧难当，也万分内疚。
所幸人类后来确实文明了。
几天后我给黄海涛也就是黄宗洛之子发了一条短信，表达了我想去上海探望黄宗英前辈的意愿。我们是偶尔还见得着的，他知道我与黄家当年的亲近关系，一向称我为兄。
《圣经的故事》中记载上帝曾毁灭过人类一次，那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
他回短信说：我小姨会非常高兴的，并给了我他唯一在上海的表弟赵劲的手机号。
一头狮子，或一只猎豹、鬣狗，断不会望着一群角马做如是想——怎样以计谋一一消灭同类中的雄性，只留下健美的雌性和自己唯一强势的雄性，以及一大群角马，以使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的幸福长久持续……
赵劲我也是认识的。但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地球上任何一种动物中的雄性，都不会因为喜新厌旧而咬死配偶，并将配偶分尸。也不会勾结别的种群来攻击自己的种群，以达到在种群中称王、称霸之目的。
我竟没有勇气与他通话，也发短信表达意愿。
包括野兽在内的地球上的某些动物也每有报复的行为，但哪一种动物会像人一样，挖空心思想出种种残酷的方式来细细地折磨它们的报复对象呢？故这一人之“性”既不该是人应有之性，也非是一切动物曾有之“性”，而只能说是地球上绝对没有过的“恶魔性”。借助所发明之武器，以达到成百成千成万地极大规模地杀死同类，这种“高级”物种之“性”，是多么的可怕！
他隔日回短信说：晓声哥，我妈妈会特别高兴的，快来吧。
所谓人性之异化，细思忖之，并不意味着异化了的人性，而是人性中先天具有的那一部分动物性、野兽性异化到了极点，于是使人类中的一部分，成为地球上最可怕、最邪狞的较大型怪物。其可怕性、邪狞性以及不可思议性，乃地球上任何别的物种所不能相提并论。
一称我“兄”，一称我“哥”，一言“非常高兴”，一言“特别高兴”，这才使我终于打消了种种顾虑。
因为有一个事实人类不得不承认，即——人类的某些劣点、恶点，比动物性、野兽性更劣更恶，甚至是动物性，野兽们基因里根本没有的。
八月，我应邀参加上海书展，于是提前一天前往。预先向接待方声明，第二天上午的时间绝对是属于我个人的，无须任何人相陪，也不许任何事侵占时间。
是对动物的污蔑。也是对野兽的污蔑。
10点左右，我提着一个果篮，准时站在了称我“弟子”三十多年的黄宗英的病房门旁。小弟赵劲说他十一点到，为的是给我这个他妈妈的“弟子”和他妈妈一小时单独交谈的时间。恰巧受雇照顾她的阿姨走出，我问方便进入探望吗？阿姨说她已在等我了。
其实那么说是不正确的。
八十八岁了的、我三十多年前称为“老师”的黄宗英，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桌面两平方尺左右的小餐桌，旁边是一张空椅子，那显然是留给我坐的。亮堂堂的阳光洒满病房，照耀在她身上。那一间病房不是她一个人住的单间，还有一张病床，其上卧着一位七十来岁的阿婆。两张病床之间有帘子，半拉开着，将病房一分为二。椅子很小，类似小学校教室里的那一种。供大人坐，实在是不能再小了。而那小餐桌，若摆上两只盘子、一只碗后，再就摆不下别的什么了。病房的空间有限，两张病床是必不可少的，在剩余的空间里，便几乎只能摆下那种小椅子和小餐桌了。却有电视，开着，肯定是为了照顾我和她的交谈，在看电视的阿婆电视调到了静音状态。
一个人恶到极点时，我们每形容他“兽性大发”。
我说：“宗英老师，您气色很好。”
人性的另一半，一般被说成“兽性”。
她笑了。
人类由而明白，倘具有天使性的同类多起来，天堂未必不在人世间。
我放下果篮，坐在了她旁边。
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天使性，对人类之意义大矣！
她说：“何必还带水果呢？”
但谁知天堂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呢？
她气色确实很好，也许因为住院久了，面容特别白晳，然而嘴唇却极红润，如婴儿唇。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在阳光下白得圣洁。我曾听翟俊杰说，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她必定是要化一番淡妆的。这符合她的待人原则，体现着待人细节和对人的尊敬。然而我看出那日她并没化妆，以素面见我，证明她并没将我视为访客。她穿的却并非病服，而是一身完全可以在面对公众的场合出现的正式装。
天使性并不必然使人获得好报，在具有天使性的人活着时往往相反。辛德勒和门德斯都是在死后才获得回报的，却也只不过是千百万犹太人的感激。感激对于他们本人已没什么特别的意义。那苏联老妪，因为她的做法，很可能还会受到指斥。果有天堂，他们当然应活在天堂。
我说不好意思空手来，也不知她爱吃哪种水果，就随意选了几种。
古今中外，接近天使的人性实事，举不胜举。但总体而言，毕竟又是少数人身上所表现的人性。
她说她几乎仍喜欢吃一切水果。
是的，人性优而又优的那一部分，真的接近天使。
见我放在果篮旁的纸袋里有几本厚厚的书，她问：“是你的书吗？”
那苏联老妪身上，同样具有天使性。
我说：“是。已经签上了名，要送给赵劲。”
忽然，一位老妪冲向他。他以为那老妪要打他，吓得呆住了。而那老妪，却是取下了自己的披肩，三下两下包在他的头上。
她说：“为什么是送给赵劲的，不是送给我的呢？我比他爱看书。”
当德军在莫斯科之役失败，一队德军俘虏被押过一个苏联村庄时，全村庄的男女老少驻立道路两旁，默默地也是目光中充满仇恨地瞪着他们。他们中的一个，看去年龄最小，几乎还像是少年。天寒地冻的情况下，他穿得最单薄，一边走一边瑟瑟发抖，还在无声地哭。
我说：“您应该少看书，看书久了也会伤神，不利于养病。”
门德斯身上也具有天使性。
她说：“我们这种人几天不看书，会活得找不着北的，是不？”
同样是“二战”时期，葡萄牙驻法国重镇波尔多的外交官门德斯，不顾本国外交部禁止令，在短短20天里，向犹太人突击签发了3万多份放行证。
我不禁地笑了。
“二战”时期，辛德勒身上具有天使性。
她居然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明白是在要袋里的书，遂劝道：“这几本书都太厚，还是不留下吧。”
优而又优，接近天使。
她却认真地说：“你的作品，并且都带来了，怎么可以不留下给我看？我先看，赵劲后看。我从不嫌书厚。”
所谓人性，是由优劣两种成分组成的。
我只得将书取出递给她，而她一一接过，摞在床头。我觉得，我一走，她就会拿起一本看的。几本书中有上、下集的《知青》，我向她讲起了关于《知青》之创作、播出的一波三折以及引起的讨论、争议。
3.非物质性差距
我问：“文学是人学，您怎么理解呢？”
以上中日关系或曰日中关系，将是长期的。
她不假思索地说：“人性之学。”
一条基因里狼性对半的狼狗，曾经扑倒过一匹病入膏肓的骆驼，正在它觉得大获全胜时，自己反而被突然一棒打得晕头转向——等它恢复了体能，对那一棒打得它晕头转向的强大者不免有几分哈着，而对于曾经扑倒过的那匹骆驼，也仍不免地习惯于龇出牙齿，做野兽凶猛之状。尽管那匹骆驼业已十分伟岸，真的发起威来，很可能使它毙命于蹄下。
于是我们讨论起文学、文化与人与社会之诸关系来。两张病床之间的布帘被只手一挑，另一张床上的阿婆欠身向我们望过来。
日本的不忏悔，使它在日中关系中不可能彻底摆脱动物性，相对于中国，日本是小国，而且中国又在日愈强大，动物性是日本平衡内心惶恐的法宝。
黄宗英扭头笑问：“没影响您吧？”
在日本的政治人物中，除了田中角荣代表日本对当时的中国表示过一次“道歉”，其后的他们一概讳莫如深，甚至一再挑衅中国人民的容忍底线。
阿婆笑道：“你们文化人脑壳里装的事体可真多。”
但为数不少的日本男人，基因里仍残留着数量较多的动物性，并且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动物们的动物性。其动物性，又主要是相对于亚洲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仅就此点而言，他们像是狼与狗所交配的最初几代狼狗，狼性与狗性对半。美国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使他们在对美国的关系中狗性十足。曾经的侵华历史，使他们在对中国的关系中一不伪装就狼性十足。只不过，“二战”后，新中国对日本过于宽恕，它自身又刚刚受到过重创，狼性在它身上处于“潜伏期”。
一句话使我和宗英老师都笑了。
日本人在国内的表现，也相当之优良，与德国人那种优良的公民性如出一辄。而在国外的社交场合，他仙姿玉貌显得尤其彬彬有礼，仿佛各个都是从小按中国的《弟子规》教养成人的，简直可以树为人类榜样似的。什么情况下，躹躬到多少“度”，在他们标准的礼节中是有讲头的。
我认为，归根结底，文学及文化应引领人性向善，再向善，永远向善，这种文学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尤其重要。
比如前边所讲到的两件关于德国人的事，若是由于恐惧惩罚，便只不过是家畜性表现。而成为无须警告的自觉，便是优良的公民性表现了。当然，“人或为君子”了，并不等于人皆为君子，更不等于全没了“小人”、“人渣”及恶人。
她点头同意我的看法，随即说：“我正是这么一路写过来的。现在也仍每天写几页。”
但进步到了这么一个份儿上的人类，委实已接近“人或为君子”了。
这使我惊讶，问：“这里怎么写呢？”
就全人类而言，即使在西方所谓“文明国家”，人类也不过就进步到了这么一个份儿上。
她说：“将那块硬板垫在膝上写。”——她的枕下，露出半块薄薄的合成板。
人性为主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家畜性进化为公民性了，但动物性偶有发作，比如在局部战争中。
我说：“会得颈椎病的。”
家畜性消退，人性上升时期
她说：“反正已经得了，我前不久在《新民晚报》开了专栏。”
动物性消退，家畜性与人性上升时期
我问有没有报，想看。
动物性、家畜性、人性三者相混和时期
她说没保留报，因为已经出书了。
动物性与家畜性混和时期
我说：“那您可得记着让赵劲给我一本。”
动物性时期
她说：“这就有。”——让阿姨从小柜里给我找出了一本。
人类的进步，无非这么一种过程：
这时赵劲提前来了，递给她一支笔，替我说：“那得给晓声哥签上您的名。”
他们认为西方诸强国在整个亚洲最瞧得起的国家是他们日本。
她说：“不用这支笔。”
他们骨子里依然瞧不大起中国。
于是阿姨递给她一支便携毛笔。
到现在为止，日本一直认为它是亚洲最“文明”的国家，“文明”程度可与西方诸“文明国家”平起平坐。依他们看来，中国只不过强大成了个“巨大的经济体”。就“文明”程度而言，与他们相比的差距，简直大了去了。
她出版的新书的书名是《百纳衣》，她用便携毛笔为我签下了一行字是“晓声贤弟存念”。我接过一看，笑道：“怎么弟子又变成了贤弟呢，我和赵劲他们是平辈呀，今后赵劲岂不是不能叫我晓声哥了？”
而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自从他们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文明”了一大步，而中国那时处于封建文明也就是半文明时期。
她一时孩子般地无措起来，默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笑。
原因很多。相对于它的人口，它的领土太小，这一“上帝”造成的原因，是它民族心理上永远的纠结。
赵劲问：“妈你还有手稿没有？”
为什么同是军国主义战败国，德国是那样的，日本是这样的？而且它还挨了两颗原子弹啊！
她指指窗台。
三
赵劲便从厚厚一摞报刊中翻找出了几份手稿，比来比去，最后选中了一份，扭头对我说：“哥，你就要这份吧！你看这份品相多好，你当然得保存一份我妈的手稿！”
要使这样一个近邻成为“友邦”实在是极难的事，除了使自己更加安定和强大；安定可使它无机可乘，强大可使它从根本上断了想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他的话令我心一揪。
但日本对于中国，却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的。
当着八十八岁的前辈的我觉得是不可以那么说的，即使是儿子。我暗暗捅了他一下，转身看我的“老师”，她却仍平静地笑，伸手要那份手稿。接过后，将我的一本书垫在膝上，又写下了一行字是——“晓声小友留念”。
美国从来没做全面占领中国之梦。
落款“宗英阿姨”。
依我看来，对于中国，美国绝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美国只不过是西方诸国“制度优越感”的表达国而已。
我从没那么称呼过她。在她八十八岁、我六十三岁的那一天，在一家普通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她将“宗英阿姨”四个字连同自己的一份手稿送给了我。
因为只有那样，他们当年的梦想才又有机会成真。那梦想已变为他们的国家基因，不让他们再做那样的梦是很难的。
为的是“留念”。
如果说，今日之德国，实际上愿意起到和平制止战争的世界作用的话；日本则恰恰相反，他们的某些政治人物，巴不得再次成为军事强国，起码是亚洲军事强国后，终于又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那一刻我心亦揪亦暖。
“二战”的结束虽然粉碎了他们的梦想，但是那梦想已经成为一种基因，遗传给他们以后的政治人物了。
她那篇短文的题目是《快乐的我》。
据他们说，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也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时期，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认为——元朝和清朝的例子证明，某事一旦成为定局，中国人是很容易并且很善于接受那现实的。所以他们要趁清朝一亡，军阀割据的“大好时期”，加紧实现他们从明亡清立时期就开始做着的美梦，而且誓在必成。
抄如下：
我向几位日本日中关系学者请教过，他们居然是承认的。
我每天早起，刷牙，洗脸，然后对着大镜子微笑，露齿大笑。以笑开始新的一天。
即——日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全面占领并统治中国的野心，其实从明灭清立的时期就萌动不止了。
我有四乐。
我一向以来有这么一种认识——如果元朝取代了宋朝，只不过使日本人震惊；那么，清朝取代了明朝，则使日本人（这里指的是统治阶级）开始如是之想——彼人也，吾人也；彼能是，吾何不能是？
第一乐：自得其乐。我1925年生，好容易活到快八十八岁了。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写写。最近刚写完一万八千字的简略自传，还可以勉强自理生活，不简单啊！我怎么能不乐呢？
当明朝这一汉王朝又一次被外族所灭，建立了大清朝，并且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这使日本更加“刮目相看”了。只不过这一次刮目相看的不再是中国；而是世界上一个地域比十几个日本还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实是可以一番又一番被灭掉，也一番又一番被长期统治的，而且作为外族，也完全可以少数统治多数的事实。
第二乐：相比着乐。我不跟比我强的比，单跟比我差的比，我还没痴呆。还能自己在室内走走，还能看懂不知说什么的电视连续剧。还有朋友来和我谈五湖四海六大洲的事。我怎能不快乐呢？
人企图侵犯对方利益却又一次次占不到便宜的话，便会以刮目相看的眼看待对方了——这是人性真相，也是动物性真相。
第三乐：助人为乐。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且从略。
到了明朝，日本又对中国刮目相看起来——他们那时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地带，却几乎没有过未付出多大代价又大占便宜的时候。
第四乐：超然的快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呱呱坠地的生日；每个人都算不出自己离开世界的日子。算不出，就不算。超然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活着。若临终尚有意识，我要笑着告别人间。
我曾与几位日本学者谈到此点，他们说——中国那一段历史，给他们以很深刻的印象。
手稿仅一页半字迹，一字一格，除第二页有两处因添句而作了勾线外，无涂改。赵劲小弟说它品相好，果然是的。我一接在手中，立刻看了起来。而“宗英阿姨”也拿起我的一本书翻看。
但被他们视为榜样的中国，竟被北疆的“蛮族”给灭了，这使当时的日本极为震惊。
那时病房里是极安静的了。
到宋朝，中国古代文化已经开始相当全面地影响日本，日本对于中国是仰慕有加的。
我看罢，感慨多多。已近中午，洒入病房的阳光更耀眼了。我抬头望她，见她置身于阳光中，低头看着我的书，满头白发熠熠生辉，仿佛她本身也在发光。我觉那时的她，美丽极了。
在中国的唐朝，日本人还处在他们的“战国”初期。
在一家普通医院的普通双人病房里；在连一张小小的足以铺开稿纸的写字桌都没有的环境中；在经常面对陌生住院人的情况下，她居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读书、写作，以八十八岁的年龄而言，我觉得她活出了格外令我大起敬意的诗性。
二
我说：“宗英老师……”
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西德两部分较长期生活在相互敌对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下的德国人，几乎是波澜不惊地统一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了，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为世界提供了范例。
她抬头看我，笑道：“不打算改叫阿姨吗？”
日尔曼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这一点不仅现在真的被他们证明了，而且将越来越被他们更好地予以证明。
我也笑了，表示应该告辞了。
他们现在的循规蹈矩，依我看来，不但可爱极了，也可敬极了。
她说：“快开饭了，你俩不走，护士会往外请你俩的。”
即——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家畜性到“一战”前后的半人兽性到“二战”后的人性复归到现在的具有优良意识的人类的进化。
赵劲看一眼手表，惊呼：“哎呀，怎么十一点半多了！”
从“一战”前循规蹈矩的德国人到“一战”后悲观忍辱的德国人到希特勒上台后野心勃勃的德国人到“二战”后人性泯灭动物性大发的德国人到“二战”后逐渐反思的德国人到现在又表现得特别遁规蹈矩如同小学模范生的德国人，德国人实际上在一百余年中压缩性地经历了人类往往需用几百年甚至一千年左右才能达到的人类优良意识的又一番进化。
我便起身，对她点一下头。
二十几年前，所谓“新纳粹主义”很是在德国嚣张过一时，似有死灰复燃进而燎原之势，却终究是一场迷狂的梦想而已。
她也微笑着对我点一下头。
自然，今日之德国人并不都是社会行为的模范。
当我和赵劲走到病房门口，我站住了，不由得回头望她。
二、中国的大闸蟹在德国繁殖成灾，令德国人厌之。某日，大闸蟹爬上河岸，占满了一段路面，横行霸道地前进。没有车轮干脆从它们身上压过，没有人糟蹋它们。车辆为之停驶，行人为之驻足——有人给动物保护组织打通了电话，人们耐心地等待后者们来解决问题。
她也正望着我，依然微笑，举起一只手，摆了摆。
一、饮料自动售卖机坏了，不但“吐”出罐装饮料，还将一名男子塞入的钱钞也“吐”了出来。那男子不知如何是好，屡塞数次，结果依然，他于是掏出手机通告有关方面来修理，留下一张写了自己联络方式的纸，这才拿上饮料离开——而他身旁当时无一人。
我说：“以后我会每年都来上海看您。”
我从杂志中读到这样两件关于德国人的事：
她说：“文学是人性之学，好的文学是好的人性之学，这更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我希望你坚持这样的创作道路。”
今天，“二战”已成历史，东德、西德已统一。
我心中一暖，眼中一热。
而事实上，那还并不是他们最令人发指的罪恶，只不过是罪恶之寻常一桩而已。
老师也罢，前辈也罢，阿姨也罢；弟子也罢，贤弟也罢，小友也罢，总之那一个上午我寻找回了一种人世间的真情，并领悟了它的意义。而且，从八十八岁了的黄宗英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知”、“识”。
这时，他们是恶魔。
在马路上，赵劲小弟对我说：“晓声哥你知道不，我和妈妈对你的名字可是一直感到亲近的。”
但是，当男女老少全被关在了草棚里，长官下达予以消灭的命令以后，还是他们，开始用冲锋枪向草棚里扫射，向草棚里投手榴弹，动用火焰喷射器；在不绝于耳的哀号声中，他们神情自若地那么干着。
我说：“我现在知道了。”
这时，他们是人。
停顿一下，又说：“小弟，今后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晓声哥。可以告诉我的，千万告诉我，不许自己默默承担。”
苏联的电影《回去，自己看》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德军闯入了一处苏联村庄，他们都是看上去那么年轻，有的还挺英俊的士兵，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可怕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主动和苏联农民们的孩子们接近，企图逗孩子们笑，给孩子们巧克力，居然肯将脏兮兮的孩子们扛在肩上。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了解——在上海，黄宗英身边的依靠便是赵劲。
又于是，出现了希特勒。尽管德国的宣传机器不好意思将他直接塑造为“超人”，但却不遗余力地使他成为了德国“国家精神”的象征。
我和他，两个老大不小的男人，不由得当街拥抱了一下。
尼采并不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欧洲最优秀的民族，但他认为日尔曼民族中应该首先产生“超人”；只有“超人”们才能拯救德国。
那时我对人世间满怀温情……
于是出现了尼采及其“超人”哲学。
11.为了情怀而纪念
在“一战”中失败以后，对国家的悲观情绪弥漫于德国各个阶层。
我至今写过多少篇序，连自己也记不清了。但几乎都是遵中青年业余作者之命而作，甚至包括为中小学生们的处女集效劳。并且，那一向是我要求自己本着应该服务的态度来认真完成之事。
德国人曾经认为俄语是欧洲发音最“难听”的语言。他们认为法语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通用语是开欧洲的玩笑，觉得德语才配是。因为德语中最少那种词意模棱两可的词汇。
然而，由我为《吴伯箫纪念文集》作序，着实的使我大犯其难。依我想，吴伯箫先生之纪念文集，当以他同代人中的挚友奉献一篇最好。我虽也已六十余岁了，虽与伯箫先生有过几次印象深刻的接触，却终究是一个晚辈。况先生生前，乃散文大家，还是中国语文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人物，署我浮名的序，无论如何是必定不相适的。
但也有被他们瞧不大起的国家，便是俄国。
本文集的编者亓勇，作为与先生隔四代的有血缘之亲的年轻后人，却执意要求我来作序，恳拒再三，违心而诺。
而法国人干脆这么说——头脑呆板的德国佬，都怪康德把他们影响坏了！
读罢文集，犹豫又起。
德国人知道，英国的上层人士经常这么说他们——德国人像小学模范生一样在乎规则，而这究竟值不值得称道还是一个问题。
因我觉得，集中若干篇，其实皆是可以印在前边为序的——比如公木先辈的长诗《啊，伯箫，伯箫哟！》；比如雷加先辈的长文《“忘我”的沉思——忆吴伯箫》；比如楼适夷、臧克家、朱子奇三位先辈的怀念文章，倘作为序，也都是与此纪念文集的分量相称的。尽管以上诸人也已先后故去，但若以分量的相称作为首要一条来考虑，无不是更佳的选择。并且，以纪念文集而论，同样的出版情况是不乏其例的。
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前，普遍的德国人其实并没觉得他们也就是纯种的日尔曼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多么有理由自豪的民族，更谈不上有什么理由傲慢了。他们只不过认为，德国并非欧洲的一个很差劲的国家而已。尽管德国出现过康德、歌德、席勒和海涅们。但这在欧洲实在也算不上很值得炫耀的事。因为，不论在东欧还是西欧，不论大小，许多国家都名人辈出，许多名人都享誉整个欧洲。相比于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的名人尤其文化名人，反而不甚多。幸而他们有康德和歌德，否则他们会自卑的。至于席勒和海涅，两个名字的光辉并不能说是辐射全欧洲。
我将我的想法及时通告了亓勇小弟，无奈他坚持他的要求不变。如此一来，我也就只得从命了。
这里说的“他们”——指德国人和日本人。
此纪念文集中，也收入了我的一篇短文。该短文是我的自白性长文《京华见闻录》中的一段。
一
我在《京华见闻录》中，记述了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之初年所遇林林总总的人、事，而与吴伯箫先生的几次接触，乃是“见闻录”中很愉快、很温暖、受益颇多的记述。
2.从他们身上看人性
我须借此机会说明一下，即——我在“见闻录”中所记述的关于吴伯箫先生之学生中有人“丢”了一笔钱的事，在本纪念文集中，康平先生的怀念文章中也写到了。康平先生乃吴伯箫先生当年的学生，她的回忆毫无疑问，更符合当年实事。而我只不过听人转述的，故读此纪念文集者，当以康平先生的记述为准。
但那份提案，我还是应写的。虽然包括了为张三呼吁我并不情愿——世人既应该又情愿去做的事，其实不多啊！
我读此纪念文集之校样稿，每一篇都不同程度地感动了我。也使我记忆中的吴伯箫先生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更加可亲可敬了。
暗想，“一代”二字，用作任何同龄人们之统称，是多么的混杂不清啊！其中各类与各类的差异，个体与个体的差异，确乎有“天生”的原因吧？
读罢全集，掩卷深思；许许多多人士，满怀真挚深情地著文怀念吴伯箫先生，怀念了方方面面，但主要怀念的是什么呢？
我不愿再说什么。
思去想来，我认为主要怀念的是吴伯箫先生所具有的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大情怀。情怀何谓之大？与信仰融为一体之情怀而已。许多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是并无信仰可言的。即使那些经常自诩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人，其实他们的信仰也只不过经常体现于表态，口头上说给人听的罢了。
另一人道：如果能多上几年学，多读些好书，他也不会至今那样。
那什么又是吴伯箫先生的信仰呢？
良久，一人打破沉默道：正成长身体的时候挨饿；上学的时候“文革”；之后“下乡”；该成家时返城；返城后一无所有，一切从零开始，咱们这一代经历了的，他不也都同样经历了吗？
他在《论忘我的境界》中说：“把全副精力集中到自己所爱的、所向往的，或所行动的事物里，而沉浸到里面，湮没到里面，融化到里面的，那就是忘我。”
他二人一时缄口，你看我，我看他。
雷加先辈在其怀念文章《“忘我”的沉思——忆吴伯箫》中，引了以上一段话。
再问：我的呼吁也同时为了张三？
也许有人会问，那只不过是一段谈专一与执着精神的话，与信仰有何相干呢？
另一人答：绝不多此一举！当年的“下岗”大军中，返城知青人数众多。
而我却觉得，若以宗教与主义的立场来看，确实那一段话中并无任何信仰的意味。但若纵观吴伯箫先生的一生，换一种形而上的思维来理解，那一种“忘我”之境，却正表达着吴伯箫先生的终生信仰了。
一人答：那种幸福是指精神方面，要求你呼吁的是他们的物质生活问题。
因为，分明的，他以他坚持知识分子操守的一生告诉我们——他所爱的、所向往的、所行动的，将自身沉浸到里面、湮没到里面、融化到里面的，并非是什么一己的爱好，而是一个富强的中国；而是一种为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有尊严的好生活的大事业。
不由又问：那你们还要我写提案作甚？岂非多此一举吗？
正是这大事业始终吸引着他，成为他终生的信仰。
那二人答：是啊！是啊！
也正是为着这大事业的成功，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爱中国、爱中国人民的大情怀。
我不禁问：他真的幸福指数很高吗？
没有此种大情怀，安有他一生中始终如一，只与人比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多少，以激励自己更加兢兢业业，却从不曾计较个人得失、待遇；即使在受到工作接待时餐桌上多了两道菜也发自内心地感到不安的“布衣知识分子”的操守？
而张三迷上了麻将，日子大抵在四种平面上度过——饭桌、麻将桌、电脑桌和床。也不大赌，自言“小赌逸情”。倘赢，便去街头巷尾的小“足浴”室享受按摩，那是他幸福指数的组成部分。之后上网，以特别特别关心国家大事之爱国主义者网上姿态，宏论滔滔。从政治到经济到军事、外交，每于中国而论及世界。凡有讨论，必介入之。倘输，自然便无情绪享受足按摩，于是饮酒，佐以肥肠、鸡珍、鸭蹼、羊杂之类——他爱吃那些。饮罢，趁几分醉，上网大战。那时的他，如同乱阵中杀红了眼的李逵，鼠标便是板斧。左手夹烟，右手“单斧”，不管三七二十一，逢“头”便砍！刚为王五助威与姚六“厮杀”了一通，换个网上“战区”，又大骂王五而力挺姚六。哪管什么青红皂白，只图污言秽语地骂个痛快再说。以那时的他看来，现实之中国肯定是彻底的没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好的时代也只有“文革”那十年而已。谁若是对他的观点稍有疑议，便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这种痛快，他竟起了近半打的网名，自言是便于“迷惑敌人”。至精疲力竭，躺倒于最后一个平面，结束从“运筹帷幄”到“轰轰烈烈”的一天……
就个人的阅读心得而言，我认为，在合成此纪念文集的近五十篇深情文章中，雷加先辈的那一篇尤为上乘。如果说公木先辈的长诗以感情的炽热使我觉得字字行行皆发烫，那么雷加先辈的悼念长文，则以沉郁的、感性与理性之思念结合得浑然一体而见长。诚实万分地说，那是我迄今为止读过的为数不多的、本身也堪称散文佳作的怀念文章——写出了灵魂层面的吴伯箫。或换一种说法，使吴伯箫这个名字灵魂化了。
据二人讲，张三两口子都正式退休了，虽然退休工资不高，却毕竟有了基本生活保障。女儿长大成人，很出息，研究生学历。工作好，嫁得也不错，孝心，每月都给父母钱。
故我强烈地建议，此纪念文集，不论以何种方式排序，都应将雷加先辈的那一篇放在首篇。因为，读者读了那一篇，能首先从灵魂的层面接近吴伯箫先生，了解并进一步理解吴伯箫先生；而后再读其他怀念文章，一概怀念之情之事，皆可从一个人的灵魂方面找到认知的依据了。
意外，追问。
至于公木先辈的那一首长诗，我建议放在怀念文章部分的最后。
另一人说：“自得其乐，幸福指数挺高。”
不是因为那首长诗写得不好。恰恰相反，我觉得，作为挚友悼念挚友的长诗，写得何等之好啊！那分明是噙泪写成的悼诗，发自肺腑的悼诗，心疼与敬意交织的悼诗！
一个说：“总算熬出头了。”
正因为写得那么好，所以才应放在最后。好比交响乐的最后一章，要达到高潮之尾声。
今年“两会”前，有几位当年的知青找到我，希望我写一份提案，呼吁提高当年“下岗”工人的退休工资。中有认识张三的，便随口问了一句：“张三现在生活得怎样？”
最后我还是要再次表达——承蒙亓勇小弟错爱，坚持由我来为此集写序，心中愧怍难以形容。
想要改变他人生态度的人，只有随他去。
我自知不论多么想要写好，其实是根本写不好的。
再后来，我听说张三养起鸟来，为的是繁殖了可卖，多少赚些钱以增家用。但住房小，家里到处是鸟笼，叫声不断且使家中弥漫不良气味。妻子和女儿忍受不了，坚决反对，张三只得作罢。仅保留一对，每日拎着笼子逛公园，与些个养鸟人交流“鸟经”，也争论国家大事之是非短长。有好心的当年的知青伙伴关照之，为其一次次介绍过工作，都因工资低且不属于体面工作而被拒，曰：“老子还没落魄到那种地步！”
因为对于一位灵魂纯朴而广大的文化知识分子，我的灵魂与他是有很大差距的。为纪念他的文集写序，非是与他的灵魂共舞过的人，写不好几成必然之事。
“他妈的，怎么遭遇了那么个家伙，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谁补偿？”——对方这句话在某些知青间广为流传。
“他的一生，像他那张面孔。这是一种农民的纯朴和学者的‘无奇’的混合，使任何画家都难以下笔；即使勾勒出轮廓来，也难以表现他的实质和特征。”——这是雷加先辈对吴伯箫先辈的概括，我也有同感。
那件事最终在别的知青们的劝阻之下并没真的闹上法庭，以对方又给了张三一笔钱不了了之。
但一个人的怀念印象如此，两个人的怀念印象也如此；许许多多人满怀深情与敬意的怀念印象组合在一起，那“实质和特征”，将逐渐地清晰起来。
我大为侥幸当时没借给他钱。
而这正是此纪念文集的意义和价值。
因为，按他的说法，他用借到的五万元加上自己的五万元终于开了一小铺子，但亏得一塌糊涂，只能关张了事。而那个小铺子，是合股的性质。对方如果在他经营最困难的时候追加“投资”，就不至于开不下去。对方明明有经济能力追加投资而不追加，不但要负关张责任，当然还要负亏损责任……
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心路的学者们，不可不读一读此纪念文集……
为什么呢？
12.抵御时代的污浊和浮躁
一年后听说，他要告那借钱给他的人，要求补偿经济和精神损失。
王锋小弟自西安寄我雅集一册，名“坐卧终南”；望我作小序，为友情留痕。信中言——该集乃简样，“特供”友人们发表意见时有所参考而赶制的。
又听说，从一位大北荒知青中发达了的人那儿借到了。还不止是三万，而是五万。
锋我所敬者。敬其敬业；敬其为人处世的坦诚；敬其在古体诗词方面的才情；尤敬其于名利泛滥之世而自愿保持一颗“拒腐蚀，永不沾”之洁静心，我曰“素心”。
后来我听说，他对好多知青骂过我。
“静”字我是并没写错的。名利泛滥之世，洁实不易。锋非清教徒，我和他从未聚餐过，但从他的诗词中知道，他是喜欢每与三五好友大快朵颐、满斟缓饮的。李白、杜甫们也喜欢那样，鲁智深更喜欢。虽然他们也都不得不入世地活着，并且未见得多么地崇尚出世思想，但起码都不甘与浊世污流共舞。故在我看来，他们皆他们所处之时代的洁人。我们所处之时代特浮躁，心态须持常自静，方能卸污守洁。
他那边“啪”地摔下了电话。
我与王锋小弟之间已有十几年友好交往了，我所了解的他，正是以上所言那么一个有“素心”的人。
我回他说不像他想的那样，对我是一个问题。说我已将哥哥接到北京，刚为哥哥买了一处房子；说我的侄女在国外留学，也须我贴补学费……
雅集封面印有小照，其上四位陕北中年男士，看去皆书生意气风发，腹中才情饱满。我头脑中第一戏谑的反应是“四条汉子”。及赏阅罢，第二庄重的联想是《美在斯》。
那一年是九十年代末，我也不是大款，三万元对我不是小数。何况，我不知借给他那种人后，是不是就等于白给了。
《美在斯》乃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们当年在老清华创办的学子文艺刊之刊名。彼们当年皆理想主义文艺青年，一心希望通过文艺美的陶冶，洁静自己也洁静别人的心态，使具有“素心”的中国青年多起来，以抵御他们那个时代的污浊和浮躁。
他这么结束他的话：“我知道这事儿对你不是个问题，就看你够不够意思了！”一种勒索般的口吻。
而《坐卧终南》的“四条汉子”，除了王锋，另三位是范樵父、王松、魏杰；我尚不认得他们。
他终于单刀直入地说，他“内退”了，想开个小铺子谋生。但缺钱，向我借三万元钱。
樵父乃书法家；王松是山水画家；魏杰在石印篆刻方面成就彰显。
我忍不住打断他，问他究竟有什么事？
有位肖云儒先生，在集中评樵父的书法具有“禅意、清气、儒风”，我有同感。进一步认为，其实“禅意、清气、儒风”六字，用以评说王松的山水画、魏杰的石印篆刻、王锋的古体诗词，亦十分恰当。只不过，“儒风”体现于王锋的古体诗词，更是一种“古风”。而王锋的古体诗词于禅意、清气的格调之外，还每有黑色之幽默的色彩。关于此点，王蒙先生的评论文章已赞赏有加，此不赘言。
后来，他不知怎么得到了我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他似乎完全不记得自己曾当众羞辱过我了。而我明明看出他当时没醉。他在电话彼端尽说曾经的知青之间尤其北大荒知青间的友谊多么的宝贵，应该多么的地久天长……
我赏樵父的书法，除了禅意、清气、儒风之同感，居然另外生出两个字是“婀娜”。因在我眼看来，樵父之书幅上，似有体态曼妙之数女子的婆娑舞影此隐彼现。
困惑。
王松的山水画，除禅意、清气、儒风外，似还多了一重境界是恬淡淡泊。我品味时，心中油然联想到李白的诗句——“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概言之，“素心人”画也。
如果说“文革”前他没有机会读几本好书不是他的错，那么“文革”后呢？
我对石印篆刻之艺更是门外汉，不敢妄自评论，只能谈我的印象，便是——大巧若拙。拙中藏雅。于是，拙得雅。
进而想到了“善读可医愚”这句古话。
雅，中国书法、绘画、石印篆刻所一向追求也。这追求的变境，便是以拙代雅，并终于至雅。
同时心中产生悲哀——从暴力红卫兵到老泼皮，二十多年过去了，他除了老了，其攻击本性何以一点儿也没变？
我认为魏杰深谙雅、拙之辩证关系。
说他是老泼皮才恰当。
我留意到，魏杰之《重温古玺》一文中谈及对黄宾宏绘画艺术思想的理解。王松之绘画心得文章中，也谈及黄宾宏大师的“国画民学”思想。
而我们包括他早已都不年轻。
我也是崇敬黄宾宏的。
青皮指年轻的泼皮、牛二。
我想，连樵父的书法，估计也受到了黄宾宏艺术思想的影响吧？
又想说他是青皮是不对的。
“凡艺术，总是存于技，成于道；道者，人生修为者也。”
那时我在笑声中吸着烟，望着他，想起了我另一名知青朋友说他的两个字——青皮。
——此话虽是沈奇说的，但黄宾宏其实正是这么实践的。
在一阵夸张所以虚假的笑声中，张三这才不情愿地坐下，一口气饮尽一杯啤酒。
至于王锋小弟的古体诗词，王蒙先生二千余字的评中，用了“令人叫绝”、“最妙的是”、“自然大气”、“甚有味道”、“从容悠远”、“不无聂绀弩风，应称作绝对中华诗词中的黑色幽默”——在我拜读过的王蒙先生之若干评论文章中，此篇可谓赞不绝口。蒙公此等评价，王锋小弟可引为终生之荣也。
有人站起来出洋相，以解尴尬局面。
《美在斯》——这是我赏这一册雅集的总体印象。
我朝他笑笑，意思是我不会发火。
审美不仅美眼，且养心。
硬拽我参加聚会的怕我发火，赶紧小声对我说他沾酒就醉，同时递我一支烟，将按着的打火机擎向我。
创作美，奉献美于别人，是热爱艺术的人们的欣慰。
他羞辱我时，倒并不瞪着我，而是左右扭头扫视众人，以表示对我极为蔑视。
我愿此雅集之正式出版，带给王锋、樵父、王松、魏杰如微醉般的欣慰。
又不料，他竟羞辱起我来：“我眼里没他妈什么作家！知青作家还不是靠上山下乡那几年的事儿沽名钓誉、发不义之财的人？臭狗屎！可惜‘文革’搞得不彻底，遗留下了他们当年一些漏网的小鱼虾，现如今舞文弄墨的，‘反思’啊，批判呀的！盼着哪天再搞一次，铁帚扫而光！……”
我愿陕北乃至全中国，多些亲近艺术而又保持“素心”的青年！
一人劝他冷静点儿，指我道：“别当着咱们知青作家的面什么都说，也不怕人家笑话！”
终南虽是山，“素心”可容其大也。
他的声音那么大，顿时一片肃静，另一桌的人全将目光望向了这边。而这边的人皆目瞪口呆，有的甚至显出噤若寒蝉的样子。
13.我愿意再去一次的地方
不料张三借酒发飙，恼羞成怒道：“道歉？屎！老子当年只不过太革命了，革命者从不为革命行为而道歉！凡‘文革’后道什么歉的，都他妈是见风使舵的假革命！……”
几乎人人都知道，贵州有一处著名的风景——黄果树瀑布。
我猜想，一定是指他用麻袋套住别人的头殴打过别人那件事了。
但是知道贵州还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叫平塘的人，想来就不那么多了。
几番干杯之后，同桌有人说，某某也是答应了会来的，因为知道张三也来，又断然拒绝参加了，可见对当年那件不快之事仍然耿耿于怀，认为张三应主动寻找机会向对方道歉……
平塘是贵州一个县的名字。
曾经的知青们的聚会，总是免不了要撮一顿的。自然，也就少不了酒。那日二十人左右，围坐于两桌。除了我，他们皆当年同一连或同一团的，以及下乡之前同班同校的。我是被他们中的一个作为“嘉宾”非邀请去不可的人。邀请我者与我并肩而坐，那张三偏偏坐在我对面。
到了贵州的人，如果仅去看过了黄果树瀑布，而竟没同时也到平塘去领略一下那里的迷人风光，我以为该算是一种遗憾，甚至也可以说，该算一种损失。
都说世界其实很小，那么北京更小了。后来被强拉着参加了一次知青聚会，不期然地遇到了那家伙。别人悄悄一告诉我他的以往，顿时对上号了——竟是由一对知青恋爱人之间的书信而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张三！
我如此赞美平塘，乃因我这个只到过贵州一次的人，与别人们恰恰相反；没去看黄果树瀑布，却在平塘勾留往返整整一天。
暗想，听说有那种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肏蛋之人，没遇到过。却遇到了一个以举手之劳就可助人为乐一次的人，却竟不助！而且还不失他一根毫毛；而且还是一名返城知青；而且连问问他都气哼哼的，更肏蛋的个家伙啊！
此前，我对贵州的了解，是相当模糊的。
“大返城”那一年，我已从复旦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一日去某胡同看望当年同一连队的北京知青，路径不熟，反复寻找，未见地址上的牌号。心急之下，几乎与一行人相撞。那人五短身材，体格健壮，剃齐根光头、留楂未刮的那种。向其询问，冷冷答曰：“不清楚！这胡同里没有你要找的院子。”言罢，拎着几瓶啤酒，傲然而去。他那种傲，使我觉得莫明其妙。又问一少女，欣然带领——我要找的那院子，竟与五短身材男人进去的院子相距不足十米，斜对面。将遇到那汉子的情况对我的北京知青朋友一讲，他立刻猜到我说的是谁了，鄙视道：“忘了那不快。那也是咱们兵团的一名返城知青，现在只能说他是个青皮。”
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的父亲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曾经在贵州的山岭间工作和生活过多年。那是所谓“大三线建设”的年代。
电视剧《知青》中之所以有一个叫“张卫东”的角色，盖因当年知道的事情使我留下的记忆极深。
当年，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稚拙的字体，在许多信封上写下过“贵州”两个字……
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那名上海女知青的信中有一句话大意是：那等恶狞之人，岂非天生坏种乎？
后来，我从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风光纪录片中，看到过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当年，《人民画报》的第一期，还曾以黄果树瀑布作为封面……
我与那张三并非同一连队知青。他所在的另外一师另外一团另外一个连队中，有与我那个连队的一名上海男知青靠两地书相爱的上海女知青。那上海男知青与我关系甚好，将恋人写给他的信给我看过，我于是知道了远在数百公里外的一个连队里，有那么一名叫张三的北京知青，以及关于他的一些事情。
再后来，“贵州”二字和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莫贵阳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他自然是贵州人，我们友情深笃。莫贵阳毕业后被分配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由而我开始熟悉了贵州的邮政编码和长途电话区号……
张三气势汹汹曰：这个现行反革命，看在同是北京知青分儿上，暂且饶你不死！
近两年我与“贵州”二字的关系又加深了——因为半个多世纪以前，即日军侵华时期，北大、清华等高校迁往云南，组成“联大”；当年，闻一多便是从云南去往贵州，接他的夫人高真和几个孩子的。我创作电视剧本《缪斯之子》，间接触摸到了当年贵州的脉象……
开饭后，对方端一饭盒热汤，持一串馒头，方一转身，倏被麻袋套头——张三伙同另两名北京知青，开始对其拳打脚踢。终于有人看不过眼，一起上前阻止，暴行才算结束。麻袋扯下，对方已眼眶青肿，口鼻血流如注矣。
然综上所述，都只不过是我与“贵州”二字的间接亲密而已。
张三带头调查，有人证实，那四个字块，恰是与其一向不和者贴的。
直至不久前的贵州之行，才终于使我对贵州有了一种较为感性的认识。
这还了得！
平塘——对我而言，它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地方。确切地说，是贵州黔南地区的一个小县，但却是有百年以上历史的那一类，决然不是“80后”的“新生代”。
翌晨，不好的事出现了——“万寿无疆”四字被贴得顺序颠倒，变成了“无寿万疆”。
作为观光者的人，仅在平塘县城内走走看，那么他或她其实并不会感觉到，这一座小县城与西南各省的小县城有什么区别。所以，一定要逛逛它的沿江路段，只有那样，才会领略它水绕山环的妩媚。
接着有人写大字块，有人熬糨糊，有人贴。
我不想将平塘与威尼斯相提并论。事实上相比于威尼斯，平塘很小，而且也根本不能说是一座水城。但是，若将平塘比作小桂林，那么它倒真是有些当之无愧的。因为在全国很难找到另一座城市，会像平塘那样几乎完完全全地被一条河水围住了。平塘和那一条河水的关系，像一条曲线和一个实心圆的平面几何关系。曲线自然便是那一条温柔的河，如同打了一个结，将县城系在结中了。相比于某些空气污染严重的大城市，生活在平塘的人们，显然是享受着一种难得的福气，那里的空气指数一向优良呢！
某夜全连知青被唤起，敲锣打鼓，庆祝又一条“最高指示”以电话记录的方式传达到连队。
从县城驱车半小时，便到达了古代地质化石公园。
同连队有同是北京知青者，素与其不和。
这是中国很特殊的一处园址。因为它只有入门处，而没有另一处出去的门。也不可能有另一处出去的门。入得门来，便进入了山区。人即使走上一天，还是山区。再走上一天，也仍是山区。那是风光旖旎的山区。每隔百步，眼前便有不同的景观。可以肯定，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将那公园逛遍过。一言以蔽之，它当得起是另一处九寨沟。
而张三悻悻曰：查无实据不证明怀疑无理！
令我惊讶的是，在那公园的入口前方，有一处坝子。坝子的四周，居然有几个小小的自然村落。
“清查阶级队伍”运动结束后，对那“特嫌”老职工的所作所为乃是——“查无实据”。
九月，早稻已然收割了。坝子最平整的地块，满目金黄。下着如丝的细雨，然而天空却晴朗着。大约只有四周环山的坝子地带，才每现晴日落雨的气象吧？几匹马和几头牛的身影，或立在或卧在地里，一动不动，如同雕塑。
而张三扬扬得意曰：替无产阶级红色江山从肉体上除掉了一个敌人。
那情形，仿佛是一幅凡·高的画。
数日后，那“特嫌”老职工自杀而死。该老职工孑然一身，无任何亲人。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其被定性为“畏罪自杀”，未闻有异议之声。
最美的自然还是从山里流下来的泉水。即使是在那泉水积蓄的地方，水中也见不到一条小鱼。因为泉水太清澈了，鱼没有办法生存。当地人家，终年饮用之。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环保之水。
冬季，监督一“特嫌”老职工清凿井口厚冰。斯时因追求女知青遭拒，心怀郁恨，羞辱对方以解无聊，渲泄恼火。对方忍无可忍，以片言只语顶撞之。于是大打出手，使出“大背”手段，将对方狠狠摔出在井旁结冰的马槽中。
我问公园的管理者，日后是否打算将那几个小小自然村里的人们赶走？
下乡后，暴劣本性不改。
他们回答说并无此种考虑。“当地百姓的环保意识很强，从不做任何破坏环保的事情。恰恰相反，他们都已是自然环境的守护神。何况，你不觉得那几个小村的存在本身，也成为着美好的风景，与公园的景观浑然一体吗？”
“文革”期间，伤害老师、同学之行径，做下不少。然不曾是“红卫兵”头头，所为仅表现为个体暴劣，与“路线斗争”搭不上什么边的。后“随大溜”下乡，故若以“文革”后所进行清查的“三种人”论之，还不够资格。当年也是极想成为“红卫兵”头头的，但胸无点墨，天生与一切书籍绝缘，也从不曾被好文化稍微化过，仅能以暴劣行径引人注目耳，连同类亦鄙之。
我说：“正是那样。”
张三虽为人，有狼性。
平塘是令人流连忘返的。
从前之东北地区，习惯于将狼也叫“张三”。缘何不可考。
我在公园内外不知不觉地观赏了三个多小时，然而也只不过是看到了它的一角。正如面对一位遮纱的阿拉伯女郎，我只不过看到了“她”的一双秀目。
某人，曾是知青。生于北京，现亦居京。姑隐其名，谓张三、李四皆可。便张三吧。
平塘是迷人的。
1.难以撼动的暴劣本性
它是我愿意再去一次的地方……
人性之异化，细思忖之，并不意味着异化了的人性，而是人性中先天具有的那一部分动物性、野兽性异化到了极点，于是使人类中的一部分，成为地球上最可怕、最邪狞的较大型怪物。其可怕性、邪狞性以及不可思议性，乃地球上任何别的物种所不能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