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人可以选择享乐生活、满足欲望的生活以及艺术熏陶的生活，但是，这种“审美”生活并非如绝大多数哲学家所以为的那样，是自然的事态。它也是选择，不过克尔凯郭尔警告说，这是危险的选择。年轻时，克尔凯郭尔（和他的好友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也跃进了这种极其放纵的生活，但过得并不幸福，他对于这个选择所产生的罪恶和恶习有过极为忠实的描述。即便是极为成功的《唐璜》，也会让人感到疲惫和绝望。（莫扎特的唐·乔瓦尼［Don Giovanni］是克尔凯郭尔最爱的音乐。）审美生活尽管有其明显的吸引力，但是它也有其危险、固有的不满和令人陷入“疲惫”的危险。实际上，伦理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因为只要人类的不义行为和不道德行为还存在，个人道德上越敏感、越有责任感，他就不可避免地会越绝望。
克尔凯郭尔强调激情的信仰、献身而不是理性，强调个人而不是他所谓的“基督教群氓”，这不仅是对宗教现代化的深刻反动，而且同样深刻且颇具前瞻性地强调了情感的根本重要性、不确定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生活中非理性但充满激情的个人选择的地位。他那著名的“信仰的飞跃”也适用于日常生活行为。人不会自动或自然地按照道德来生活，也不会受道德法则束缚，哪怕这个道德法则如同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实践理性的命令”。人必须选择伦理的生活方式，这又是“信仰的飞跃”，而且，这个选择决不是可以得到理性的证成或保障的。理性的考虑发生在道德领域之内，而不是选择伦理的生活方式之前。
我们应该用什么来回应失望和绝望的双重威胁呢？根据克尔凯郭尔的说法，首先，重要的是要强调伦理生活的选择和审美生活的选择都没有问题。作为最早的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应该既不会赞同也不会谴责，而会坚持认为“这是你的选择，你要承担后果”。哲学家所能做的，只是描述，以此来劝说、哄骗、引诱读者。他并没有资格宣称某种生活方式的正确或错误、理性或不理性。（作为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反动，克尔凯郭尔倔强地认为，自己根本不是哲学家，而是“诗人”。）
“主观真理”则针对如下观念：所有选择都有其理性或“客观”的解决方案。比如，在选择宗教生活这件事上，克尔凯郭尔坚持认为并不存在这样做的终极的合理理由，而只有个人的动机，出于个人的必要性和激情的承诺。同样，选择成为伦理的存在者，即选择按照实践理性的法则行动，这本身是不理性的选择。主观真理观念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指的是只适用于“我”的真理。相反，它是面对客观上未知之物的解决方案，比如，上帝的存在或康德对幸福始终不变的关切，克尔凯郭尔认为，未知之物的存在并没有充分的论证或证据。
不过，还有第三种选择，超越审美生活和伦理生活带来的失望和最终绝望。当然，这种生活就是宗教生活，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宗教生活，似乎指的只是自己极为特殊的基督教概念。这是信仰的最终飞跃，因为与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做出的保证相反，它没有任何证明，也没有任何关于上帝的知识。个人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但是只要个人选择了相信，他就要相信自己一直密切、不可抗拒地面对全知全能的个人存在者。比相信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去相信，这就是“恐惧和颤栗”的激情。不同于哲学史上诸多的从容考量，与对理性和合理性的颂赞相对，克尔凯郭尔颂赞的是焦虑和生活的激情、未知的“飞跃”以及非理性。
黑格尔阐述了某种“辩证法”，它规定了历史和人类思想的进程，并解决了其中充斥的各种张力和冲突，但是，克尔凯郭尔强调的是个人具体选择的重要性，比如个人是否应该结婚，这个决定在他自己的人生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黑格尔在其辩证法提出的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既……又……”哲学，是关于协调与综合的哲学，但是，克尔凯郭尔自己竭力主张的是“或此或彼”的哲学，这是“生存辩证法”，强调选择和个人责任，而不是整体的合理性。
让我们回到德国，哲学在这里开始发生了另一个激烈的转向，但情形往往是这样，它恰好转向了相反的方向，或者用那个时代最喜爱的比喻来说，再次把自己颠倒了过来。不同于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和英国时常粗俗的唯物主义，德国哲学家实际上全都成了某种观念论者或浪漫主义者。当霍布斯主义者和牛顿主义者以及法国的物理学家谈论运动的物质，德国人强调的是灵性。（当然，法国和英国的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牛顿和霍布斯，也强调灵性和宗教的重要性，但是这些哲学家的本性中始终包含庸俗的“另一面”。）
克尔凯郭尔哲学的核心是他对个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观真理”观念的强调。他抨击的主要目标包括黑格尔的哲学和丹麦的路德派教会，这两者都强调理性和集体精神的重要性。与之相对，克尔凯郭尔竭力主张，要注意个体的人及其具体是生死抉择。因此，他批判黑格尔及其宏大的历史观和无所不包的“精神”概念，认为他是完全无视“生存的伦理个人”的“抽象思想家”。
在 19 世纪中叶，哲学中似乎没有其他方向替代观念论。世界由观念构成，无论它是幻象（叔本华）还是先验客观（康德）甚或绝对（黑格尔），而粗俗的唯物主义则被摒弃和嘲笑，他们被认为是英国人、法国人庸俗和精神贫乏的证明。
克尔凯郭尔自己选择的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他常常语带讽刺甚至挖苦地把它与“基督教世界”大打折扣的信念和社会关怀区别开来。按照克尔凯郭尔的理解，作为或称为基督徒，必须充满激情做出承诺，在面对宗教主张的“客观不确定性”时要有“信仰的飞跃”。个人无法认识或证明上帝的存在，他必须充满激情地选择相信上帝的存在。
但是，有个名叫费尔巴哈的反传统之士深入到了德国的哲学世界，他最初因写了本激烈批判基督教的小册子而臭名昭著。费尔巴哈的那种务实的唯物主义可以概括为他的著名宣言（这句俏皮话声名狼藉）：“人之所是即其所食”（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观念构成的世界也是如此。哲学家的正餐吃的是什么，更普遍地说，个人实际上如何与世界打交道，规定了他的生活。观念不过是伴随之物。
在定义这种新的宗教观念的过程中，克尔凯郭尔对本已陈腐的“生存”概念做出了较为惊人的解释，并且针对当时在哥本哈根盛行的理性主义哲学，强调激情、自由选择和自我确定的重要性。根据克尔凯郭尔的说法，生存不只是“在那儿”，而且是充满激情地生活、选择自己的生存以及坚持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存在主义”、“生存哲学”的开端。他说，这样的生存极其罕见，因为绝大多数人只是无名“公众”的成员，在那里，顺从与“合理”是规则，激情和承诺则是例外。在他的《结论性的非科学附言》（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中，克尔凯郭尔对骑着野马驰骋的生存与躺在运草马车中睡觉的“所谓生存”做了比较。
黑格尔 1831 年去世之后，他的哲学与费尔巴哈激进的唯物主义，共同为新一代政治上反叛的学生们提供了灵感，他们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解释中看到了理解历史和政治冲突的方式。在这些年轻的黑格尔派唯物主义者中，最著名的当属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他起初是浪漫主义诗人和好辩的记者，可是，随后他就把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转变成了关于经济力量的学说。生产力取代了世界精神的位置。相互斗争的社会经济阶级取代了相互对抗的观念的位置。
与康德对宗教信仰概念加以理性的合理重构不同，克尔凯郭尔主张，信仰就其本性而言是非理性的，是激情而不是可证明的信念。黑格尔的整体主义把人类、自然和上帝综合成为单一“精神”，与此不同，克尔凯郭尔强调“个人”的首要性和上帝深刻的“他者性”。世俗的路德派教徒像往常那样行事，认为去教会是每周仪式的组成部分。与此不同，克尔凯郭尔宣扬鲜明、激情、孤独和非世俗的宗教，这种宗教至少在气质上“回到了路德从中逃离的修道院”。克尔凯郭尔坚持认为，他自己的人生使命是某种苏格拉底式的使命，即重新定义“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告诉我们，历史充满了阶级斗争，即“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斗争。古代世界的主奴关系和封建时代的庄园主及其农奴之间的关系，尤其如此。在现代的工业化时代，它成了业主或“企业家”与工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说，思考或生活方式的失败在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会因其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崩溃，因为它使少数极富有的产业家与多数被剥削的疲于奔命的工人彼此斗争。
叔本华不是黑格尔仅有的哲学对手。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也是黑格尔的哲学对手。克尔凯郭尔在哥本哈根出生和长大，在那里，康德和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影响在路德教会中有着绝对的支配地位，相应地，它也支配着丹麦人的全部生活。除了年轻时在德国短暂逗留，克尔凯郭尔的人生都在丹麦度过，与两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的理性主义影响斗争，终生都在做苏格拉底式的牛虻，叮咬沾沾自喜的路德派资产阶级。
马克思的乌托邦构想最终成了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意识形态，甚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共产主义出现了世界性的崩溃之后依然存在。无论人们如何用亚当·斯密所论述的自由企业制度来比照马克思的梦想（人们不应低估这两种学说有时存在的类似性，比如，对人的劳动的内在价值的关切，以及共有的对垄断者的蔑视），世俗的经济世界和更具活力的唯物主义观念显然找到了它们返回哲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