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观念认为，每个人都有个体性、原子式的灵魂，这对于绝大多数传统非洲人的思想是非常陌生的。在某些部落中，比如约鲁巴人（如今绝大部分在尼日利亚）和卢格巴拉人（如今绝大部分在乌干达）的部落，人是由多元的精神因素构成，人格的共同基础就体现在这种概念之中，对于人的生活而言，每种精神因素都至为根本。此外，在约鲁巴人的部落中，祖先的灵魂还能回到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那里，有时还是多次返回。直到现在，约鲁巴人仍然不相信存在孤立的个体灵魂，他们甚至认为，他们的直接后代是其父母灵魂的肉身化产物，哪怕他们的父母仍然在世。
甚至，特定的时间观念也与部落身份紧密相关。比如，约翰·穆龙吉（John Murungi）指出，梅鲁族就认为时间的开端就是部落的起源，他们用神话的形式把这个时间描述为部落穿过水域、摆脱布瓦之囚、迁移到如今的居住地的时刻。穆龙吉也注意到，非洲部落显然认为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独立的起源。他们从未试图把各个部落的故事融合为全面的历史叙事，相反，他们各自只关注自己部落的萨迦（传奇故事）。
由于这种身份感，非洲部落的成员显然强调祖先崇拜，祖先被认为是精神世界中活生生的居民，而且能够帮助自己活着的后代子孙。这种举动在现代的个人主义者看来，可能会被视为非常“原始”。但是，正确的质疑方式或许恰好相反：当某个社会与其过往不再有亲密感和联系时，它丧失了多少东西？当然不用说，部落主义有其消极面——特别是如今仍肆虐非洲的部落战争（而且，在世界的其他许多地方，种族仍被视为个人身份的基本要素）。但是，如果考虑到殖民时期摧毁欧洲的自相残杀的宗教战争，谁还能站在道德优越的位置去批判别人的残酷野蛮呢？
传统的非洲部落倾向认为，人格是某种在时间中通过成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而获得的东西。成为人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生与死并不标志人的开端和终结。新生的婴儿还不算是个人，而活在其后代子孙记忆中的死者，尽管身体已然消亡，但仍是个人。在绝大多数部落共同体中，仪式对于获得完全的共同体成员身份至关关键。同样，在人的一生中，仪式和庆典使个人生活与共同体保持同样的节奏。
至于非洲人对自然的态度（这也适用于北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的许多部落），我们只需指出，西方人如今刚刚开始理解的这种哲学观点，许多地方的人已经接受数千年了。根据这种观点，人类并没有如《创世记》所承诺、弗朗西斯·培根重申的那样，处于“支配”其他生命和万物的位置。确实，西方宗教也强调人类是指定的地球管家，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建和人口的增长，社会需要侵蚀了生态情感。今天，浪漫化的部落价值与实践需要的结合，让我们承认自己是地球的组成部分；我们依赖于地球，地球也依赖于我们。我们有生态责任，我们周遭的世界（自然）不只是资源或风景而已。
部落主义只在家庭和共同体的背景下确立个体的身份以及个人的重要性。对于我们中那些抛弃了家庭和共同体情感、专注于极端个人主义的当代西方人而言，这种观念很刺耳，但值得思考。但是，对于推崇这种哲学的人们而言（既包括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许多部落社会，也包括中国的儒家文化），孤立的个体，没有具体存在和亲属的无形关系所规定的个体，实际上会被理解为死人。
非洲的部落社会通常信奉万物有灵论，这种信仰认为自然的所有实体都具有灵魂，它们常常被认为是不再被个人记得的祖先之灵。在绝大多数传统的非洲人看来，自然充满了生命的力量。精灵居于其间，人类能在某种程度上与之互动，利用它们或把它们引向别处。不过，精灵被认为是有力量的，因为他们比人类更直接地与神明交流。他们能出现在人们面前，并对人有或好或坏的影响。人类与自然紧密相连，非洲人的这个信念是如下传统信念的组成部分：自然本质上是精神的。
尽管如此，我们关于这些不同世界文化的认识仍日益变得丰富和迷人。在这里，我们将只用某些普遍观点来描述这种不断增长的意识。当然，关于非洲，确实有成百上千种不同文化和语言，但是，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哲学，绝大多数可以用如下两个观念来加以描述，即部落主义和与自然合一。
美洲的印第安部落同样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根据他们的观点，自然是相互联系的领域，其中每个实体都有自己的能量，并与其他事物的能量互动。在许多部落中，这种相互联系包括明显相距遥远的行动和事件之间存在的广泛因果关系。近来的哲学家注意到土著美洲人生态世界观与正在兴起的生态意识之间的类似性，当代许多思想家认为，这是唯一可能让我们摆脱自我毁灭的自然观。
正如通常的历史那样，哲学史倾向于反映变化，若没有关于变化的记录，也就没有历史的证据。1519 年，费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és）带领西班牙人进入特诺奇提兰的首都，在此之前，阿兹特克人的文明到底存在了多长时间？中非雨林地区的古代城市到底有多古老？纳瓦霍人、霍皮人、奥吉布瓦人、阿帕奇人、赛米诺而人、易洛魁人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印第安人部落，在欧洲殖民地以及后来美国的西进运动之前，它们居住于“新”世界到底有多长时间？我们知道，北美数千年前就有人居住，尽管人类起源于非洲还是亚洲尚未定论，但十分清楚的是，非洲从数万年前起就已经有人居住。这些非洲和美洲文化看似缺乏历史这个事实，反映了成文记录的缺乏以及稳定而不是变化规定着历史，这个情形至少直到殖民入侵才有所改变。②这似乎应该是这个社会的的贬损性特征，它只能通过如下文化为自己辩护：这种文化迷恋于变化观念，无论这种变化是进步还是退步，甘愿随时相信其他文化最糟糕的部分。
有趣的是，美洲印第安人中的狩猎部落承认，他们对为他们提供食物的生物有所亏欠。在他们看来，杀害其他生物并不是我们的权利，而是必需，因此我们因心怀感激和敬意。做祷告和感谢猎物，可能会让绝大多数超市购物者感到奇怪，但是，意识到某种生物因其他生物的利益而遭到杀戮这个事实，可以说是人性的底线。同样，希伯来的饮食教规也被视为敬意和感激的表达，当某个人杀死了动物，就有义务表达敬意和感激。③感恩节要求对所捕获动物进行祈祷，这也反映了绝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传统共有的另一个特征，即把日常生活神圣化的倾向。
对于学者和哲学史家而言，成文记录的缺乏还产生了其他非常麻烦的问题，即如何确定并证实某种文化的历史。成文记录哪怕不准确，也能引人从不同的来源进行遐想和推测。比如，《旧约》中关于亚伯拉罕和摩西的历史内容本身对历史学家没有什么帮助；当时，通过对苏美尔、巴比伦和埃及历史的相互参考，我们可能形成准确的年代顺序。我们来看以下这个熟悉的例子，尽管我们缺乏任何泰勒斯写下的作品，但是通过其他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我们能够确定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是，若完全缺乏文献，我们甚至难以知道某个文明到底存在了多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有时候会为了掩饰这个问题把它们称作“非历史”的文化。
自然具有神圣的力量，在提出这种生态世界观方面，中美洲和南美洲土著的观点与他们北边的邻居的观点相似。前殖民时期的南美社会有复杂精致的信念体系，堪比西方的古代文明，它们的毁灭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悲剧。欧洲人认为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是邪恶的代表，从未试图去理解它们。事实上，这些古代的美洲人发展出了系统的宇宙论，以及某种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关的科学世界观。（玛雅人早在 1 世纪就发展出了运用零概念的数学。）这些美洲文明的哲学并没有古希腊哲学和欧洲哲学的那种深奥和抽象。简而言之，它并未远离日常生活。
通过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保留下来的东西，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数百年前灾难性的入侵之前的那些文化的准确反映。只是，这些故事传说如何与哲学反思、评论和批判相互结合，比如像我们在犹太、希腊和印度传统发现的那样，我们几乎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遍布非洲和美洲的数千个文明，绝大多数都有自己关于世界及其起源、关于自身及其在自然和人们之中的位置的独特描述。
美索美洲（即包括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地区）哲学的核心，是某种具有三重时间（即日常、神话和神圣）的实在观。这种信念与新柏拉图主义和阿拉伯人的流溢说相像，但绝不抽象。神话和神圣层面的实在对于普通人类经验有切实的影响，而且它们发挥影响的时间是可预测的。这种信念促使他们更加详细地专注于日历创建和天文观察。不同的实在秩序之间的平衡实在太脆弱，人类不得不承担起维持宇宙秩序的责任。
更成问题的是文化，它们的文献传统完全是口传的。这些文化只要被殖民征服者消灭或压制，相应的传统通常也就遭到毁灭。（我们可能想知道：如果荷马伟大的口述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未被写成文字，仍是靠记忆代代相传，我们还能听到它们吗？）因此，文化若没有成文传统，就缺乏文献传统和哲学传统，这种假设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些传统是什么样子。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相信宇宙的统一性和对立面的相反相成（这个观点与某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信念相似）。正如古代的印度，他们也信仰男女合一的神，认为生死是连续的循环，而不是从开端到终结的过程。正如更北边的美洲部落，美索美洲人非常严肃地认为自己对地球负有责任。他们相信，宇宙本身的持续存在依赖于人的行动和仪式，特别是依赖于人自我牺牲的意愿。
相比之下，绝大多数研究非洲和美洲文化的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是，这些文化几乎没有留下成文的文献，即使有也很零星。在某些情形中，它们常常连同文明本身都毁灭消失了。比如，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显然在 1100 年左右托尔特克人的文明瓦解之后，在尤卡坦半岛获得了支配地位，他们有被称作饱学之士（tlamatinime）的兴盛的哲学流派。但是，留给我们的只有关于他们教义的只言片语，而且，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班牙征服者有意焚烧了绝多数记录了阿兹特克人历史的插图书籍。
这些信念相互综合，显示出古代阿兹特克人最为人知也最为恐怖的仪式（大规模的血腥人祭）背后的逻辑。同样，玛雅人的国王和王后也会定时刺破自己的身体，流出足够多的血，以此获得宗教幻觉。他们认为这种适度的牺牲是对诸神的回报，因为正是后者牺牲自己创造了世界。阿兹特克人完全不考虑牺牲的适度性，他们会在杀死俘虏的同时大批地杀死自己社会最优秀的年轻人。据说，在面对西班牙入侵者时，阿兹特克战士消失迅速的原因是，他们为了似乎与之作对的诸神牺牲了太多优秀的青年战士。
这些文明是什么样的呢？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已经对埃及和西亚有大量的了解，我们在论述《出埃及记》、斐洛、奥古斯丁以及阿拉伯人时也有所表述，西方三大宗教的发展涉及北非的部分地区。确实，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的报道并不总是值得信赖。而且，无论是《希伯来圣经》还是福音书，都没有关于这些传统的准确记录。但是，各种文献和其他书写描述表明，学者们多多少少拼凑了关于亚洲和北非文明中人类生活样式和信仰情形的图景。
正如泰勒斯和古巴比伦人认为世界本质上由水构成，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相信世界本质上由血构成，并且认为血是基本的生命力。克兰狄能（Inga Clendinnen）在她那本卓越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s）中编排了这种血腥祭仪的复杂传说，让我们看到它如何与某种强有力哲学完全相互组合，只是我们会被所涉及的活动感到不安。（我们可以对以下两种恐怖做出对照和比较：一种是出于宗教目的用燧石制成的小刀大规模杀死个人，一种是出于纯粹意识形态的或领土的动机用长距离导弹杀死看不见的公民。）
几个世纪以来，新社会的发现，特别是南太平洋上波尼利西亚群岛的发现，促使了许多这样的哲学思辨。幸福、“无知”的部落社会过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这种观念显然对于遭受战争肆虐的欧洲人有极大吸引力，流传甚广的性自由传闻（更不用说同类相食）激发了日益受到压抑的欧洲大陆基督徒的想象。当然，几乎没有几个欧洲人对于海洋另一边的生活有充分的认识，哲学以及数不清的流行读物提到的绝大多数情形，基本都是幻想。然而事实是，从大西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到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全部文明，在欧洲人知道它们之前早已存在。
正如阿芝特克人和玛雅人，拉丁美洲的印加人相信，为了确保地球的持续安宁，向诸神献祭是必要的。不过，印加人有创新意识，为了确保安宁，他们不仅求助诸神，也学着靠自己的技能。他们发展农业，并在多样文化中创造了某种集体意识。他们成功地组织和维持由许多种族构成的庞大帝国。他们成功的秘密在于，把农业方法教给他们所征服的部落，要求被征服部落每年上交一定百分比的收成作为回报。印加人还要求所征服的部落把太阳神“印地”作为主要的崇拜对象。这两个要求共同很好地发挥了作用。作为太阳神，印地（Indi）被认为既是人类命运的指导者，也是农作物的养料之源。因此，被征服的文化不仅享有印加人的基本技能，而且分享着他们的核心信念。
这个“发现时代”的主要目标是贸易，但是，人们也不能忽略冒险精神、宗教热情和国家荣誉。欧洲人所到之处，不仅传播他们的宗教，还传播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体制。（他们也给他们带去了致命的疾病。）在通常对“地理大发现”和政府的颂赞中，人们常常忽视了如下这个基本事实：这些新发现的大陆已经有数百万的人类居住，而且其中许多人已经创建了伟大的文明。在欧洲仍然处于动荡不安的时候，与从未属于欧洲文化和宗教的人民遭遇，至少促使欧洲人对自己帝国主义的殖民态度有所反思。法国哲学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曾说过令整代法国人愤慨的话，他说：与富有、败坏和不幸福的欧洲基督徒相比，海外还存在完整的、快乐的文明，比如新发现的美洲。没错，蒙田承认那些土地上的居民是“食人者”，但是他同时也指出，那里的人仍然过着美好的生活，没有欧洲人的奢靡、背叛以及《圣经》的教条。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省略了大量其他非洲哲学和美洲哲学以及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异，但是，我们并不试图在这么短的篇幅中写出真正的全球哲学史。我们的意图是保持某种谦逊。我们在其中受到训练的哲学和技巧，只是世界上可见的极其多样、风格各异的哲学之一而已，还有许多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其他智慧种类。
当然，殖民主义并不是新现象。古代的腓尼基人殖民过地中海地区和北非的许多地区，古希腊人殖民过小亚细亚，并且在亚历山大的领导下曾试图殖民半个亚洲。罗马人则发明了“帝国主义”观念，而且，罗马帝国把罗马文化和制度的统治范围扩张到所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从野蛮的不列颠群岛到被冲突肆虐的巴勒斯坦地区。不过，新殖民主义与 16、17 世纪的帝国主义似乎有无限可开拓和扩展空间。
我们的叙述即将进入现代，在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新科学”的发展之后的那段骚动不安、日新月异的岁月里，欧洲哲学又重新启程。在现代开端之际，欧洲的大都市迅速发展，随着欧洲文明扩张到全球，逐渐占据广泛的殖民地，随着欧洲内部日益血腥的国内斗争，既是出于无限的傲慢，也是出于激烈的自我质疑，要求新哲学的出现。
在非洲，殖民主义发生了极为恶劣的转变。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以及同样重要的封建制度的确立，奴隶制在欧洲已经减少，因为封建农奴束缚在庄园上，奴隶就不再是必要的了。然而，由于农奴制的结束，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和西印度大量种植园的殖民化，奴隶制的需求又开始增加。①由于这种想法，哥伦布从美洲带回了五百个印第安人。（伊莎贝拉女王值得赞扬之处就在于，她把这些印第安人遣送回了他们的家乡。）不过，非洲成了奴隶的主要来源地。首先，英格兰人和葡萄牙人在 16 世纪初就建立了系统的奴隶贸易。有证据表明，非洲内部早就存在某种奴隶贸易，这似乎是自古以来遍及整个世界的事情。但是，新殖民体系把奴隶制变成了产业（而不是战争的副产品），绑架而来的非洲土著成了欧洲大陆最有价值的资源。
① 比如，直到 1828 年，纽约市仍合法地实行奴隶制，那时离美国内战还不到四十年。
他们在宗教皈依、贸易和资源来源等方面的争夺展开国际性竞争，很快就成了全球性的现象。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把中美洲和南美洲变成了殖民地。英格兰人在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建立了殖民据点。荷兰人攫取了加勒比海的某些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的数百个岛屿。法国人则占据加拿大东部和路易斯安那。实际上，所有这些国家都进入过从中国到非洲东海岸的地区。
②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最近，比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非洲历史”词条，仍几乎全是对 19 世纪欧洲（主要是英国）冒险家和传教士的内陆探险的说明。这不是说仍然存在不为人知的土著人的历史等待人们去发现，而是说他们好像从未存在过。
西班牙在 1492 年创建宗教裁判所时，哥伦布正好“发现”美洲，这可以说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巧合。很快，西班牙神父也加入了征服者的行列，试图在获得这些美妙的“新”帝国战利品的同时俘获灵魂。在法国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或“胡格诺教徒”）相互厮杀之际，法国的探险家和传教士正扬帆来到圣劳伦斯河、中国沿海，并穿过南太平洋。同样，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和某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在进行他们各自的探险之旅。当英国教会与罗马决裂进而分裂为十多个小教派，实际上它们都开始劝人改宗，把教士派往世界各地。
③ 当然，这种饮食限制还存在政治和医学两种解释。从政治上来说，饮食规则用以区分不同的人群，通常用以区分“正直的人”与“不正直的人”、“洁净的人”与“不洁的人”。关于这些问题的精到概述，见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New York: Praeger, 1970).如今，人们还用“健康意识”来证成自己的这种自我正直。当然，从医学上来看，可能向来就有很好理由进行这样的禁止。但是，如果把所有这些规则和习俗还原为医学上的误解，这就会错失这里的关键内涵。
当时，欧洲因派系冲突而撕裂，大国多多少少都陷于连续不断的相互战争之中，欧洲人开始向外转向“新”世界，迫切要求剥削、开拓看似无限的土地上的资源。他们也关心如何使新世界中的土著皈依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完全听不到福音。但实际上，新世界有极其丰富的宗教传统和大量宏伟壮观的城市与文明，完全可与古埃及的奇迹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