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这种通过经文得到的启示对于完全理解神的计划以及我们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至为根本。尽管如此，我们关于自然世界的经验仍然能够把我们引向宗教真理。奥古斯丁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自然主义基础。他诉诸造物者的有序设计和美、被造物的不完美（这就意味着有完美的造物主）和运动（这就意味着有运动的发动者）。不过，比理性论证更具说服力的是奥古斯丁在自己那里发现的渴望，即对幸福的渴望，它只能由与上帝合二为一来满足。正是通过理性和这样的情感体验，我们才认识自己掌握的只是局部的真理。但也正是从自己的有限性中，我们瞥见了永恒的真理就是上帝。
根据奥古斯丁对于人类知识的观点，上帝不只是造物主，而且也是宇宙中的积极行动者。上帝照亮了人类的灵魂，与之共享神圣心灵的观念。奥古斯丁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对于人而言，形式（神圣心灵的观念）通过上帝而变得可理解。因此，“分有”在奥古斯丁那里比在柏拉图那里有更直接的解释。上帝的光照使柏拉图描述的非物质形式直接向灵魂呈现。由于上帝既是理性能力的来源，又是通过理性获得的真理的来源，奥古斯丁认为，我们可以对人类理性有信心。因此，即使古希腊人没有接近经文所提供的那种真理的途径，奥古斯丁也可以把古希腊人的洞见解释为理性的真正产物。
奥古斯丁认为哲学是某种活动，包括理性的技术，同时他也认为哲学是通向智慧和生活终极真理的道路。有了这种双重的哲学观，他就能够使自己尽情追寻抽象的逻辑问题、解决基督教学说不可避免产生的悖论，而无需认为这样的活动就足以达到他的真正探求，即对理想的信仰生活的发现、阐明、辩护和践行。不过，至少这里的悖论根本不是学术性的或纯粹逻辑学的，在这里又是恶的问题。
由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个人内在的精神生活开始步入西方思想的中心舞台。他告诉我们，人类存在的目的是带着敬畏沉思上帝。他坚持认为，这样而且惟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感到幸福。从这个内在生活观念出发，可以发展出强有力的、全新的基督教概念。宗教改革则是这种对内在精神生活的强调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哲学也强调主观性和体验，这在笛卡尔以及追随他的哲学家那里达到顶峰。实际上，知识的经验基础或“内在”基础将成为好几代现代哲学家的共有前提。奥古斯丁之后 1500 年，那些自称“浪漫主义者”的德国哲学家将把这种内在提升到“绝对”的位置。①
首先，奥古斯丁试图表明，上帝不是导致恶存在的原因。他接受普罗提诺认为恶只是善的缺乏的学说，认为上帝不是恶的原因。恶不是被造物，而是某种东西的缺乏。恶类似于无序，即秩序的缺乏，而不是某种现实的实体。房间可以变得无序，但并不是“无序”进入了房间。“无序”只是称呼秩序打乱的情形。同样，恶是上帝创造的秩序的破坏，而不是上帝的创造物。
奥古斯丁将上帝与人类灵魂之间的关系视为宗教的核心关注。由于灵魂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认识自我就成了认识上帝的手段。于是，正是通过奥古斯丁，我们进行了哲学中最剧烈的转向，即“内在”转向（当然，我们可能也注意到，在许多世纪之前，佛教中也出现了可与之相比的转向）。关于世界的知识，尤其是关于上帝的知识，不再被认为只是观察和理性的问题，而且也是情感的问题。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可能偶尔谈到过情感，但他们没有认为情感是“内在体验”。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谈论信仰，认为信仰是态度（通向内在性的重要步骤），但他们没有设想过我们所谓的“丰富的内在生活。”苏格拉底倒是谈到了灵魂，但根据他的构想，灵魂只是德性之源，而不是深刻体验的主体。
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上帝完美构建了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赋予它们用以追求自然目的和超自然目的（就人而言）的本性。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他的希腊哲学前辈已经十分恰当地描述了人类的自然目的，不过他们对自己的超自然命运浑然不觉或含混不清。他们没有认识到，上帝赋予了人类与他们的超自然目的本性，即在恩典的状态中与上帝的神秘统一。
或许，奥古斯丁对西方哲学（而不只是基督教思想）的最伟大贡献，是他对个人内在生活的强调。“我思故我在”这个归于笛卡尔的著名命题，实际上早在 12 个世纪之前就已出现在奥古斯丁那里。而且，奥古斯丁而非任何其他哲学家引入并详细描述了“内在”或“主观”的时间体验。（灵魂也许是永恒的，但却是在时间中得到拯救或陷入迷失。）《忏悔录》仍然是西方文学中对自我进行最大胆、最诚恳的探究作品。在这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理性的充分关注，但它真正的重点却是灵魂的激情。这些激情首先包括的是爱和信仰，但也有欲望、冲动和恶习（比如贪欲、骄傲和好奇），这些激情在我们自己那里全都能找到。
尽管导致苦难的自然灾害或许有不同的含义，但是奥古斯丁仍坚持认为，我们完全无法在上帝为造物设定的整个计划中看到这些灾害的终极意义。如果我们能够设想这个计划，我们会看到，上帝造物完全是善的。不过，神圣的宇宙计划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上帝通过赋予人类自由意志，让人类共享上帝的本性。其他方面的造物完全遵循上帝的计划，与此不同，人类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上帝的造物最完美的地方在于，他允许人类自由选择相信上帝，并与他共同实现上帝的计划。但是，由于人类有自由选择，就不能说是上帝导致他们犯下罪行。罪行的可能性是自由意志的必然特征。因此，上帝允许人为的恶，但他自己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恶的原因。
好些年以来，奥古斯丁献身于教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著作上。在 33 岁那年皈依基督教之后，他完全把精力放在从哲学上整合基督教学说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的任务上。从普罗提诺那里，奥古斯丁接受如下观点：真正的实在是精神性的，所有存在者都出自上帝。而奥古斯丁对普罗提诺的流溢等级说的解释，则是基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从柏拉图那里，他接受了以下这个观点：沉思生活是获得知识和幸福的唯一方式，不过他拒斥了柏拉图提出这个观点的异教框架。至于基督教，他认可如下观点：经文是生活得好的恰当向导。
《创世记》详细叙述了人类未能始终选择善行的过程。亚当和夏娃的原罪造成人类的堕落，陷入低劣的存在状态。这种低劣状态的某个方面，就是屈从于诱惑和“堕落”的倾向，尤其是关于身体的诱惑和堕落，这是亚当和夏娃传给后代子孙的东西。这就加重了人类造成世界上的恶的倾向。尽管如此，奥古斯丁仍坚持认为，“身体的堕落虽然让灵魂下沉，但不是原罪的原因，而是对原罪的惩罚……相反，恰恰是有罪的灵魂使得肉体容易堕落。”诱惑是人的罪行、人的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它的最初原因。
奥古斯丁发现，摩尼教的教义作为对人类恶的解释很有吸引力。根据它的解释，恶之所以存在，原因是恶神的部分进入并支配了人的灵魂。唯一使人免于这个命运的方式，是采用选民的禁欲习惯，致力于善行。然而，奥古斯丁不久就从摩尼教中醒悟过来。他曾对某位摩尼教主教表达了自己在探究的宗教问题，结果他对这位主教极其简陋的学识没留下什么印象。作为年轻人，奥古斯丁有着强大的、高要求的理智。他不会满足于闪烁其词的回答。
奥古斯丁还对反驳观点（上帝的先见之明应使上帝对罪行负责）进行了考量。比如，既然上帝无所不能，预见了人类的罪行，他就对它们负有责任，因为他可以阻止它们。如果上帝不能预见罪行，那就说明他不是全知的，如果这样，上帝也就不是上帝，至少不是基督教观念的上帝。奥古斯丁断言，上帝确实预见了人类的罪行。实际上，他能看见人类的所有错误选择，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以及现在的）。然而，上帝知道这些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上帝安排了这些选择。上帝知道人类历史的整体情形，但他不是迫使那样展开的操纵者。
人的责任就是把善的部分从物质世界中解放出来。把这种善解放出来的方法，就是启示给摩尼的秘密知识（或灵知）。谁只要听从摩尼学会了解善，就是选民，就会得救。那些认为自己是选民则实行禁欲生活和严格的饮食习惯，由此使自己摆脱诱惑。摩尼被他的追随者尊为救世主，但是他的许多批评者很少尊重他。尽管摩尼教在戒律上采纳了它所进入的文化要素，但是它仍因其暧昧性被三个不同宗教正统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贴上了异教的标签。
上帝不仅没有导致人类去犯下罪行，而且还赋予人类甚至在堕落状态下克服罪行的能力。在这种境况下，人类不能依靠自己的本性引导自己走向上帝。罪行的结果是扭曲我们本性中的基本倾向，这就像粗心驾驶损害了汽车的定位系统。然而，上帝把恩典自由地赋予愿意接受它的人，恩典在此就是神圣的指引。奥古斯丁并不认为每个人都会接受恩典，事实是，有些人接受了，有些人没有接受，因此可以说，许多人不会接受恩典以及随之而来的拯救。后来，这个观点被阐述为无情的加尔文教教义，即有些人注定会得到拯救，而有些人注定要下地狱，无论人们做了什么或信仰什么。
最先吸引他的是摩尼教的解决方案。摩尼，摩尼（Mani,216—276 或 277）的教派是诺斯替（希腊语的“知识”）的支派，之所以得名诺斯替，在于他们宣扬救赎只能通过秘传的知识获得。这种知识只限于小群体，或者直接启示给教派领袖。摩尼结合了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试图同时吸引这两个群体。他主要的、也是最著名的教义包括：世界是两个同样有力的神圣原则（善和恶）之间伟大斗争的显现。在这场战争中，善神（光明之神）与恶神（黑暗之神）相互混杂。
然而，奥古斯丁也强调上帝恩典的保护力量，认为恩典会引导信徒远离诱惑，走上使他们通向超自然命运的道路。奥古斯丁坚持认为，最大的危险和诱惑是人类对自主的坚持，不过，尽管奥古斯丁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但他仍主张，唯一的矫正方法是充满激情而非被动接受上帝。总之，人类自己选择了恶，不仅出于恶意，而且常常因为无知和傲慢。与同时代人主张通过积极的努力来保证得救不同，奥古斯丁认为，人最好的态度就是信仰，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上帝不仅不是恶的来源，而且为人类克服恶提供了手段。
最终，圣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把恶只是善的缺乏这个普罗提诺的观点传给了后世的基督徒；然而，他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发现，恶的问题陷入到具有毁灭性的困境。奥古斯丁出生于距离北非希波城大约 60 英里的地方（现在的阿尔及利亚海岸边）。他的母亲是基督徒；而他的父亲不是。后来，奥古斯丁把自己的皈依和他父亲的皈依都归功于他母亲。在题为《忏悔录》（Confessions）的自传中，奥古斯丁描述了他青年时期的放荡生活，结果他有了私生子。至少部分因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绝望，奥古斯丁开始寻求恶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查拉图斯特拉、佛陀和约伯以及其他人，奥古斯丁发现自己是在为世界中的恶寻找解释，尤其是人类有意识地犯下的恶。
① 我们现在对个人内在情感的着重强调，历史学家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称之为“情感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对这一历史潮流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