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洛从毕达哥拉斯主义中汲取了大量洞见，把上帝描述为潜在于多样的“一”。然而，他也特别利用了柏拉图主义和早期的斯多葛主义。类似于柏拉图主义者，斐洛主张物质世界不过是更高的、超验世界的某个映像。柏拉图所谓的形式（在更高世界中），在斐洛看来其实是上帝的思想。同时，类似于斯多葛学派，斐洛认为上帝遍及整个世界，因此，每个人那里都具有内在的神圣之光。上帝本身是超验的，尽管如此，他仍通过逻各斯（世界的基础性结构）与物质世界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内在于我们之中。逻各斯则成了上帝的形象，而人的心灵则是根据逻各斯的形象构造的。（《约翰福音》就是以类似的说法开端：“太初有道［逻各斯］。”）由于分有上帝的形象，人的心灵就能够认识上帝和爱上帝，尽管人关于上帝的知识是有限的。而且，正是逻各斯把自然世界的所有要素结合起来。此外，斐洛还根据逻各斯来说明上帝在世界中的直接显现（比如，通过在摩西面前燃烧的荆条）。
斐洛继而说，希腊哲学家其实也受到由经文显现出来的相同上帝的启发。因此，真理既可以在经文中找到，也可以在他们的推理论证中发现，真理是同一个真理，即上帝的启示。因此，斐洛试着表明，寓意解经使其洞见与希腊思想相互结合。他对经文中凸显犹太人是唯一“被拣选”的民族加以淡化，反过来强调通过自然原理显现的上帝力量。这种观念对于希腊人而言很容易接受，因为它没有让两种传统彼此对立。这种对希伯来人的哲学进行普遍化解释的做法，对基督教的发展也极为重要。
根据斐洛的观点，柏拉图的哲学准确描述了人类至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描述了瞥见理念带来的炫目洞见。犹太教同样主张，人应该以对上帝的神秘一瞥为目标。柏拉图还正确地看到，心灵自然会导向正确的方向。不过，根据斐洛的说法，人的心灵没有能力把握上帝的本质。因此，在斐洛笔下，人类关于上帝的知识的概念常常是否定性的。易言之，由于能力有限，我们只能通过指出上帝不是什么（而不是提供正面的描述）来获得对上帝本性的认识。斐洛特别强调，与希腊传统的诸神不同，上帝不是某种道德上有缺陷的有限存在。
对此，斐洛的哲学回应是用希腊术语将犹太教思想系统化，并使之与推理论证相协调。正如我们所见，犹太教哲学和犹太教历史更多由故事构成，而没有多少哲学反思。但是，在“哲学”出现之前，希腊思想就为泰勒斯和米利都学派所发展。荷马长时间以来都是通过寓言的方式加以解释的，斐洛之前的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也发展出了寓意解经法，针对《创世记》的解释尤其如此。因此，斐洛充分利用这些技巧，把圣经故事解释为关于人类境况和人神关系之本性的神话陈述。他倾向于将圣经故事的人物视为抽象概念。比如，他将亚当解释为理性，将亚娃解释为感官。蛇代表着诱惑。斐洛将原罪的故事解释为对贪欲的说明。贪欲最初诱惑感官，但是只要感官被征服，理性也会随之坍塌。
尽管斐洛综合了希腊思想和犹太神学，他仍承认理性与启示之间存在冲突。他主张，这些冲突应站在启示这边加以解决。他提出，理性无法把握通过信仰启迪的某些最深刻的真理。比如，理性无法理解上帝的单一性，也无法理解如下事实：人无法描述上帝的本质（因此也是说理性无法描述）。因此，斐洛表达了对理性的有限推崇，并且声称，神秘的狂喜在根本上比哲学和神学思辨更为重要。然而，在这方面斐洛也视柏拉图为其同盟。柏拉图和斐洛尽管都重视谨小慎微的理性，不过对他们俩而言，看到真实世界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因此，当犹太教在千禧年的最后一个世纪遭遇希腊哲学，这些问题自然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斐洛（Philo，公元前 20—公元 40）是最早利用希腊思想建立解释经文的适当路径的犹太思想家。他特别关心信仰和理性的问题。斐洛是亚历山大里亚的说希腊语的犹太人，曾受过希腊化哲学（即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期间，希腊人在地中海周围发展起来的希腊哲学）的教育。斐洛对自己继承的两种传统之间的冲突十分敏感。作为犹太人，他忠于一神论而拒绝同化。然而，他在其中接受教育的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显然具有希腊特征。他是保持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还是同化进主流文化，这个问题成了哲学史上最漫长的争论之一，切中了自我认同问题的要害。
最后，斐洛也像柏拉图那样设定，灵魂与身体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区分，而身体则是通向德性的障碍。斐洛认为身体类似于坟墓，有时甚至认为唯有灵魂具有德性。这种对身体的鄙视、对灵魂内在生活的强调，让斐洛与他同时代的早期基督徒相同。正如早期的基督徒（而且有那么点像孔子），斐洛强调内在德性，认为外在仪式若无适当的内在德性是毫无价值的。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断言仪式不重要。相反，他强调用正确的态度应对仪式的重要性。或许是因为他的重点恰好更多与早期基督教的重点相同，而不是与同时代巴勒斯坦的犹太教的重点类似，斐洛对后来基督徒的影响要比对自己犹太民族的影响要大。
由于犹太教是某种圣书宗教，因此它必须面对那些关于如何正确解释经文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谁能够解释经文？经文可以对每个人开放吗？正确的解释依赖于启示吗？倘若如此，当真的有启示时，如何才能辨认出来？在犹太教的学术和争论与希腊的哲学之间，引发了非常重要的困惑，这就是理性在解释经文中的作用。理性为解释提供了基础吗？经文的恰当解释会导致教义与理性的冲突吗？如果这样，人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些冲突？信仰应为理性让步，还是理性应为信仰让步？犹太教的历史无疑表明，信仰具有首要的基础地位。然而，拉比和希腊哲学家的辩证活动表明，理性的地位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