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仪式或礼涉及的不只是对典礼形式的外在尊奉，而且涉及个人对自身行为得体的敏感。儒家社会是精英社会，与柏拉图笔下的城邦非常相像，它所认可的是由文化定义的、有着强有力领导的等级秩序。因此，行为是否得体，主要由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决定，而具体个人的角色相应的支配和服从，则取决于他所受的教育及其在共同体中的位置。在许多情形中，年长者占据优势，因为他们（通常）被认为比年轻人更有智慧。不过，在军事活动中，年轻人则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因为他们在体力上要强于年长者。尽管如此，尊重仍是基本德性。就像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德性，儒家德性涉及行为的分寸感，人应该在“中庸之道”里面寻求这样的分寸感。（亚里士多德同样是用把握两极之间的中道来描述这种德性。）
儒家的核心德性，即把所有其他德性包括在内的德性，是仁，它可以被理解为“人道”或“慈悲”。这个观念包括仁爱和忠恕；有时，仁也被用来指称一般的“德性”。尽管孔子也认为仁内在于人，但他坚持主张人并非其所是，而是其所为。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德性是现实的，而不只是潜在的。德性就是实现，它需要培养和发展。在孩子那里，仁是通过孝顺即尊敬父母的行为发展出来。作为年轻人，仁则体现为更加一般的尊老。因此，仁的重要体现是礼，即仪式。但是，礼不应被理解为重复的行为，只是空洞的仪式。仪式必须集中心力、发自肺腑，是身体动作与内心专注的真正统一。礼和乐尤为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在身体和精神上把社会结合起来，而且提供了学习仁、践行仁、培养仁的仪式。乐和社会团结的结合，产生出引人注目的“和”。
在有关儒家的以上概述中，我们没有谈及那些支配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的问题，没有谈到信仰或启示，没有谈到上帝作为第一因或苦难治愈者，也没有谈到宇宙的创造或最终审判。不过，类似于西方的那些宗教，儒家也可以由系列的经典所定义——即孔子之前的经典文本（《诗》《书》《礼》《乐》《易》《春秋》，后者提供的是关于孔子的故国鲁国的历史记载）、儒家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许多关于它们的注疏。但是，这些书没有被认为是神的启示。孔子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实际上，儒家没有论及宇宙论；无论是神还是孔子，都没有居于审判众人的位置。相反，人们要每天自己反省自己，反省自己在身处的社会中是否展现了仁。
儒家的视角以人的经验为中心，而且它所理解的经验是涉身的经验，而不是抽象精神或无形灵魂所理解的经验。我们的身体本性在应对世界潮流方面，与较为理智的意识同等重要。有规律的身体锻炼，比如武术，被认为是通过引导呼吸节奏、清空心灵杂念和平衡情绪以达到精神上掌控自我的方式。就像其他的亚洲传统，在儒家思想中，心灵和身体是互补而非对立关系。事实上，身体锻炼被认为是增强心智能力和清空内心杂念的手段，人们由此变得更加敏锐。
孔子直接继承者并非全都对孔子哲学的得失轻重感到满意。墨子（公元前 470?——前 391?），大概出生于孔子逝世之际，他批判孔子，认为孔子为当时盛行的制度背书（只要它们能够从败坏中恢复过来）。相反，墨子主张从传统中接受过来的制度、仪式和文学本身是可反驳的，因为它们耗尽了共同体的资源和能量，保全的只是贵族对于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统治地位。墨子认为，仪式和典礼都是浪费，并不重要。用当代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墨家有点“功利主义”，是通过实际结果和“功利”的眼光看问题。墨子认为，美好社会的伦理理想只能通过兼爱来达成，对于这个主张，他的整个一生都在为此做诠释。
因此，儒家强调德性和自我实现，也必须根据其对社会和谐的价值来理解，而不是主要考虑其个人成就。相较而言，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尽管更关注顺从上帝律法，但也更加个人化，更关注个体灵魂的安宁（基督教尤为如此）。在儒家那里，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原子化的“灵魂”，因为个人无法与他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区别开来。孔子在说到“君子”时，他说的也不是个体，而是在称颂某种德性，社会藉此可以得到转变和变得和谐。
有些令人奇怪的是，墨家提倡兼爱，却建立了训练有素的军事组织。不过，我们只要认识到墨子及其学派反对战争，只是出于自卫目的才建立军事力量，这个显然的矛盾也就化解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个区分在实践中并不明显。）墨子是军事威慑理论的先驱。他相信，如果人们能够胸有成竹地展现实力，敌军的每步军事行动都能被击退，敌军就不会有动力发动战争。因此，墨家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出于和平主义的目的。更加理想化的是，墨子认为兼爱可以保障和平。如果人们不再区分自己的国家和别人的国家，他们就永远不会有理由去攻击他国。类似于孔子，墨子对语言和逻辑非常有兴趣，因为人们如何思考和谈论领土或特定的土地决定了他们会对这块土地采取怎样的行动。比如，人们关于 “中国”或“英国”的观念所意指和包括的东西，显然支配了他们的大量行为和态度。因此，中国人的社会利益和军事利益，就与对名称和命题的完整性的哲学兴趣相融合。
强调个人品格和和谐社会背景中的德性，对于理解儒家而言极为重要，不过这也提供了与西方的重要关联。两个世纪之后，在希腊，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相似的伦理概念，他认为个人德性是首要的，不过他预设了人在和谐运行的城邦中的角色。比如，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赋予德性的首要性堪比犹太教赋予律法的首要性，但这显然不是说犹太教没有很强的德性概念，也不是说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没有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但是，这两种因强调重点不同而导致的看待社会和个人的不同见解值得注意，尤其是犹太教律法预设了全能上帝的存在，正是这个上帝制定并颁布了这些律法。希腊人和中国人都把伦理学的唯一目的看作促进和谐社会，更不用说外在的法官和立法者了。孔子确实提到了天的意志；但这通常被认为是在提醒人们，人虽然能够影响环境，但是他们无法控制环境，更无法确保自己成功还是失败。（在这方面，儒家又可以与希腊思想相互比较和对照，它们都强调人类在命运面前的脆弱性。）因此，儒家的最高成就是与社会和谐及宇宙“相互协调”，而不必去“控制”它们。
墨子非常务实地认识到，如果兼爱的理想背后还有奖惩措施，人们就更加愿意依据兼爱理想选择自己的行为。因此，他渲染民间智慧，说存在人格神。按照墨子的观点，兼爱就是神的意志；神会惩罚那些忤逆他意志的人。墨子也主张要有中央集权国家来执行兼爱的规范。根据墨子的说法，爱会纠正一切，但是，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武力不可避免。
不过，孔子的哲学涉及的也不全是社会思想。早在西方哲学对语言着迷之前很久，中国哲学家就已经认识到语言在规定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中具有明确的核心作用。当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人主要探寻的问题是：“什么是实在？”“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古代中国哲学家已经认识到语言在我们理解和影响世界的活动中的作用。古代中国人不会追问某物究竟是什么，他们问得更多的是：“我们应如何称呼某物？”因为，我们正是通过语言定义和评价我们周围的世界，尤其是社会世界。比如，断言某个人“独立”（在英语世界）不只是描述了他的社会关系，而且是对这个人的称赞（在我们社会）。但是在中国，这样的独立观念完全无法理解。个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或者不承认自己在许多方面依赖于他人和共同体，他就会被认为是“反社会的”，这是非常严重的批评。中西方的这种差异，不只是价值的差异，也是语言本性上的差异。按照孔子的说法，任何社会要成为美好的社会，“正名”是必不可少的。语词自身就含有理想，比如，称某人是“为政者”，这不只是在描述这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是在规定他应有的价值观和行动。易言之，事物应与它的名相称。孔子不只是说要注意使用语词，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广告要诚实”。他指的更是人在实践中要依理想行事，而这些理想就蕴藏在语言本性之中。谨慎使用语言是维护世界的主要方式。
儒家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认为人爱自己的父母甚于爱陌生人理所当然。出于实践的需要，孟子（约公元前 372—约前 289）认为，为了不使爱流于肤浅，应该承认爱有等差，承认个人对人类的爱是源于对自己家庭更强烈的爱。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因此他在人能够仁慈地对待他人上持乐观态度。尽管孟子认为要使善在社会中实现，训练和承诺是必要的，但是他也认为，只要个人能承诺像圣人那样行为，就可以成为圣人，获得道德上的善。总之，每个人都有智慧和恻隐之心。
无论什么社会，唯一重要的德性就是好的统治者，好的统治者要求个人的发展，由此激发他臣民的德性。孔子对自我实现的推崇，应该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加以理解。它不是个人的觉悟或个人的完善。它完全是社会关切，强调的重点永远是社会关系——首先是家庭关系。在孔子的思想中，社会作为整体就像扩展了的巨型家庭，甚至大到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社会。
不过，儒家并不是全都赞同人性本善。荀子（约公元前 298—约前 230）的主张就恰好相反。根据他的观点，人性本恶，天生有追求个人利益和快乐的倾向。不过，幸运的是，人也有理，能够通过理在自身那里培养善。为了与孔子的学说保持一致，荀子强调对于他人尤其是家庭成员的礼仪行为和得体行为的重要性。因此，根据荀子的说法，道德并非基于天性；相反，它是人的理的发明，是针对我们较为自然的自私欲望,为了确保社会协作而构建起来的。
类似于佛陀，孔子也为人民和周遭社会所处的困境触动，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因此给出任何形式的哲学逃避或哲学超越，而是推进社会参与和人的提升。他的哲学主要集中于有益于共同体和谐的伦理行为和社会行为。在孔子思想中，“和”这个隐喻特别重要（正如在柏拉图那里的重要性），孔子常常用音乐的和谐来直接类比社会安宁和个人安康。明君、圣人会精心地把社会组织好。不过，社会的和谐取决于个人的德性。（我们在此又可以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比较。）因此，孔子的哲学主要是德性的箴言。
用较为现代的术语来说，荀子主张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是某种社会建构，而不是基于自然天性。许多西方哲学家认为，“纯粹约定”意味着这种建构的随意性或微不足道，与此相反，荀子认为，人类关系是社会建构，这个事实表明了建构的重要性。因此，在关于文化和自然天性哪方面更具有优势的争论中，荀子站在文化这边反对自然天性。自然天性惟有通过培养才有价值。在这方面，荀子的立场与道家（中国哲学的第二大主要流派）的教义截然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