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习惯在文章结尾申明其根本判断。《商君列传》亦如此：“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由“行之十年，秦民大悦”，竟迅速到“卒受恶名于秦”。有人说司马迁评价商鞅前后矛盾。不是矛盾，这正是司马迁的深邃之处。前者是对变法近期效果的认可，后者是基于人性、基于历史的根本判断。司马迁踏勘过无数历史废墟，构建了一个以数千年为尺度的历史大厦。他判断的商鞅，是变法成功的商鞅，亦是秦朝废墟上的商鞅。那废墟，曾以商鞅的灵魂为灵魂。司马迁对商鞅人格与言行皆持严厉否定态度，说商鞅“文如其人”。这是否是中国古史中最早的“文如其人”判断呢？司马迁的结论是：商鞅悲惨命运根源于人格与言行的刻薄。这一看法并不孤立。商鞅“刻深寡恩”“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这话见《战国策》。后世所谓伟大改革家，在其当世、近世人眼里，却不过是个刻薄之徒、死不足惜之人。生而为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今人、古人、伟人、凡人、中国人、外国人等。以人性、道德来判断历史人物，理应是一种基本判断。这与把历史人物放到其生存环境里去判断并不矛盾。
人生之悲凉，莫过于成功后又彻底失败。商鞅这一命运，与百年后法家信徒李斯命运极为相似。老是读到当代人惋惜商鞅“为变法而牺牲”，不禁纳闷。“牺牲”这词真是太易被滥用了。商鞅既无丝毫牺牲自觉，亦不具备丝毫牺牲的壮烈。眼睁睁看着到手的功名富贵化为云烟，树倒猢狲散，身与家化为草芥土石。如此而已。
秦人不怜，司马迁不怜，有人怜。
孝公儿子惠王即位。在变法中被打击的旧贵族疯狂反扑，顺手采用的就是商鞅所倡导的“告奸”策略：商鞅谋反。商鞅踏上逃亡之路。商鞅为减少民众交际活动，曾下令关闭国内大量旅店。好不容易跑到国境边，旅店店主却以无“验”（通行证之类）拒绝其入住。店主说：“商君规定，收留无验者入住，要连坐店主。”商鞅跑到魏国，魏国人把他撵了出来。魏国人忘不掉他对公子卬的欺骗。商鞅不得不返回封地，组织兵力作困兽之斗。这却只能证明“谋反”是真的。他承受的是堪称最悲惨的车裂族灭命运。
那些广大而沉默的木头
公元前338年，一个人的死却成为商鞅灭顶之灾：商鞅想不到，小他十多岁的孝公突然死了。商鞅的最强大“保镖”其实是孝公。高呼君王万寿无疆，有些时候，有些人必定是出于真诚。
不存在对人性不抱态度的学说。要判断一种学说本质，理应理清其对人性的态度。
变法设计师努力把人变成物，变成一块木头、一块石头、一件兵器。人越是无人的价值，对君王对国家越好用，且具备用过即扔的方便。民众无能力视商鞅为木头、石头，但有人有这样的能力。
围绕变法核心农、战，商鞅推动实施废井田、开阡陌、行县制等一系列开天辟地措施。不能不承认商鞅变法的魄力。只是，到达目的的途径实在太血腥了。
生存是否快乐，只有商君自己知道。商君需要一支庞大保镖队伍。每次出门，皆严密布置数以十计的车辆跟随，车上满载武士，持长矛操短戟的保镖傍车而进。“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商君列传》）司马迁说了，秦国已经山无盗贼、乡邑大治，可为何商君不安全感会如此强烈？变法成功了，生存却更危险了。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生存却一定再塞给他一些他不想要的东西。退一步不行吗？巅峰之上无退路。
与人性对着干，与常识对着干。商鞅大讲特讲，毫不掩饰。
巅峰却是一道悬崖。商君，刻薄的商君，你不知道，你生存于世的时间已不多了。仅仅两年后，你将被车裂灭族。
商鞅有一种独特的“输毒”理论。“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六种虱害），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国穷会生内毒，富了会生偷惰之毒，通过战争能将毒输出施加于敌人，所以不论穷富都要打。这或许与现代所谓通过战争转移国内矛盾之说有点近似。商鞅追求战争机器要纯粹再纯粹。
商鞅到达了人生巅峰。孝公兑现《求贤令》诺言：以商、於等十五邑封鞅，号为“商君”。差不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荣。常常是这样：极端手段或不择手段往往是最见效手段。商鞅相信并证明了这一点。秦国作为体制亦如此。
一切以有无军功与生产粮食多寡说话。“有军功者，各以率（标准）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商君列传》）平民凭军功可赏以爵禄，贵族若无军功，连王室身份都难以保全。这对打击世袭贵族、促进社会重组，无疑会立竿见影。因从事工商（“事末利”）或因懒惰而导致贫困的，举家收为奴。这已相当残酷。而那军功，是以敌人头颅为计算单位的。“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反。”（《商君书·画策》）不论为父、为兄、为妻，皆对出征亲人说：多砍头、多立功，否则莫回家。这令我想到侵华日军东史郎在《东史郎日记》中所写场景。东史郎踏上屠杀中国人征程之际，他母亲赠以匕首，嘱咐道：“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不幸被支那兵抓住，你就剖腹自杀。”相隔两千多年，国家主义（或曰军国主义）本质相同，对人性摧折相同。我又想到秦陵兵马俑。八千兵俑表情无一不是恭顺服从，且每人脸上皆挂着不可思议的微笑——手握冷兵器的微笑。如果说有不同，只是恭顺与恭顺的不同，微笑与微笑的不同，是刚强的顺从，是坚定的卑微——这才是秦国的军队。在专制又好战的封建统治者眼里，民众最佳存在状态就是所有个体整齐化一如兵器。
秦国向来觊觎近邻魏国。魏、齐交战而魏败。商鞅感到这是天赐良机，便向孝公提出趁魏新败伐魏。公元前340年，商鞅亲任秦军统帅伐魏。魏国统帅是公子卬。商鞅供职魏国时，与卬交情不错。两军对垒之际，商鞅送信给公子卬：“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商君列传》）朋友关系为商鞅拉低道德底线提供了方便。利用旧谊害老友，商鞅能做到心理无障碍。公子卬却未加怀疑。盟会饮宴过程中，公子卬被商鞅伏兵虏获。魏军大败。魏国不得不割河西地献秦求和。“我不怕有人捅我一刀，可怕的是回头一看，见捅我的是兄弟。”公子卬大约有此等感觉的。割地求和之后，魏惠王叹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敢于突破常规抛弃常识。违抗新法者，不论贵族还是平民，商鞅都予以无情打击。这好理解。从前曾说变法不好的人中，有人转变看法说变法好。按常理，这实在可喜可贺。荒诞的一幕发生了。“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商君列传》）任何形式的批评都绝不允许。有人还在使用自己的大脑，这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由说不好变为说好是错上加错，因这中间有自己的观察判断。“木头”的要义就是不思考。
伴随着秦国的崛起，商鞅正在迅速接近此生巅峰。但是，到达峰顶还需一场彻底出卖灵魂的战争。
商鞅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去推行的价值，我勉强称之为“普不适价值”。
秦国变成了一架更加纯粹的战车。从前的“夷狄之邦”迅速被改造升级成“虎狼之国”。公元前343年，周天子送给秦一块祭肉（“致胙”），给秦孝公加以“兴兵约盟，以信义矫世”之霸名。对秦国谈之色变的各国，却不得不前来祝贺。
传统价值观要推翻。“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商君书·说民》）信任利用善民，民众就亲近亲人；信任利用奸民，民众就亲近依附国家体制。“国为善，奸必多”“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君子斗不过小人，是常有的现象。若国家以体制为小人、奸人作后盾，小人奸人当然会如虎添翼，加倍心黑胆横。在商鞅的设计里，这样做才能实现国家、君主及他本人的最大利益。“国有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一切都要反着来。既然要反传统乃至反常识，统治者就需要一个反常环境。历史的冷酷之处在于，在一定时空下，在封建统治者配套措施推动下，其反人性价值观常常得以确立，符合统治者需要的某种“大治”局面是能够出现的。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严厉。这是一次激进冷酷的国家主义试验。所有妨碍提升战力、增加粮食的因素，都在打击之列。“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君列传》）司马迁充分肯定商鞅变法的效果。底层民众在付出牺牲后，亦得到了一些从前不曾得到的好处。
配套措施要到位。“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商君列传》）“告奸”、“连坐”作为统治术由来已久，但商鞅首次将其制度化、系统化、严密化。对告奸、匿奸的奖罚措施相当血腥。公然奖励告奸的时代，一定是最黑暗悲惨的时代。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商君书·弱民》）“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商君书·开塞》）持续的告密奖励，会使人心形成“自律”“自断”，无人敢越雷池一步。恐怖政策既能改变人的行为，亦能改变人的心理。人性无疑有其稳定性。但人性一定程度上又是动态或液态的。久处非人体制容器内，人性发生变化扭曲亦属正常。告密等反人性行为被鼓励的时代，社会意识、社会生态及文化，被强力重组重建，“他人即地狱”极易化为普遍现实。或者说，国家有多大，监狱就有多大。封建统治者强烈感觉到他们需要这么大的地狱与监狱。
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一场被历史视为唯一成功的变法开始了。在秦孝公强力保障推动下，数年之间，商鞅两次变法。变法核心是两个字：农、战。
对如此赤裸裸的反人性逻辑，商鞅并不担心民众反弹。一是商鞅的目标读者只有一个——君王，只要君王欣赏并实践他的理论就可以了。再就是，他有空前严格的愚民措施。愚民是古老传统，反传统的商鞅在这方面不但不反传统，还将其推至极端。
司马迁去商鞅二百年，《商君列传》里人物的声气口吻却如在眼前。借助创造某个场景以深化其历史判断，是司马迁经常采用的方法。司马迁追求表达的东西不在历史表象。其笔下场景，并不等于历史实有场景。“商鞅说孝公”场景，就应作如是观。
在商鞅那里，愚民有“釜底抽薪”之效。“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大量使用“壹”字——壹言、壹教、壹民、壹刑、壹赏、壹山泽等等。“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商君书·弱民》）通过将从精神到物质的一切加以统一、划一，彻底掌控在国家与君主手里，就能愚民、弱民、制民、强国。商鞅一再强调民与国的对立，唯恐君主心慈手软。“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商鞅以为，民“强”而不驯服的原因是好知好学、有智有思。所以，一切言路都要杜绝，一切文化知识都要反对。商鞅将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等说成是危害国家的“六虱”（六害），皆在打击取消之列。“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商君书·垦令》）商鞅主张禁止大臣、诸大夫等人的一切游学、游仕活动，以切断民众获取知识信息通道，甚至提出禁歌舞娱乐、废旅馆，以最大限度减少民众交际活动。
正像后来的少年小王嬴政令初到秦国的李斯想入非非一样，年轻孝公亦令商鞅激动不已。孝公当然是国家性格的最主要体现者。在宠臣景监引荐下，商鞅迅速见到孝公。与孝公对谈，商鞅依次说之以帝道、王道、霸道。谈前两者时，孝公昏昏欲睡。谈霸道时，孝公瞪大了眼睛，不自觉地膝行靠近商鞅。他们之间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君臣相得生涯，足以将改革大剧演得淋漓尽致。商鞅知自己与孝公皆无帝道、王道之信，之所以先说之以帝道、王道，是为霸道主张作铺垫、追求说霸道效果而已。在商鞅的设计里，推动霸道的唯一途径就是采用法家路线，他的“法术”只有与霸道结合才能无敌于天下。
商鞅曾有焚书之举。韩非就赞赏过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行动。像商鞅这样处心积虑的极端愚民举措，实属罕见。
历史总是呈现风云际会现象。极宝贵极罕见的百家争鸣局面依旧持续，结束争鸣的力量却亦在潜滋暗长。商鞅带着法家先驱李悝的《法经》，在其老师尸佼陪同下来到秦国。秦国的国家性格越来越鲜明有力。这一性格早就对商鞅形成强烈的诱惑。从此之后二十年，秦国国家性格与商鞅性格相映生辉。
与愚民措施呼应，施政措施亦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政民之所恶，民弱；政民之所乐，民强。”（《商君书·弱民》）施政从民众憎恶之处入手，能削弱民众，反之就会使民众强大。“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商君书·去强》）重罚轻赏能令民众甘心为君主、国家出“死力”。“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商君书·开塞》）《商君书》还提出要防止民众富裕，发现他们富了就要设法让其穷下来。这样才能培养并保持国家“杀力”（类似“战斗力”）。穷一些比富一些更令统治者放心、更有用。似曾相识，耐人寻味。“工具”处在半饥饿状态，则更能吃苦，更愿上战场。工具体现出的工具性越彻底，专制者越成功。类似匪夷所思极端主张，《商君书》中比比皆是。在条件具备之后，思想越粗糙、越简陋、越极端，往往越管用、越有效。口号治国、标语治国是可能的。
轮着商鞅登场了。
与专制体制下高层政治黑幕化景观不同，处在高压及互相监视下无任何隐私可言的民众，甚至会呈现出不无可爱的“愚朴”形象。商鞅之后约百年，思想家荀子来到一直贯彻商法的秦国，他对秦地民风不无赞赏：“其百姓朴，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荀子·强国》“甚畏有司而顺”，这是最令专制者向往的。“我的人民多么好啊！”最高统治者或许会发出这种感慨。“霸道”之“霸”当然会首先施加在本国民众身上，“工具”们会体现出体制所需要的统一，甚至会呈现万众一心局面。牧者一人能放牧一群牲畜，把牲畜撵到有水草的地方就是对牲畜的最大恩惠。专制者羡慕牧人在一群牲畜中的至尊地位，称自己的工作为“牧民”。牧者当然希望牲畜只具备听懂口令与弄清哪种草可吃的智商。被纳粹德国剥夺了公民权的作家托马斯·曼，说纳粹德国不配称作“国家”，而应称为“白痴野战营地”，白痴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幸福”。某些场景，并不会因相隔数千年而有什么本质不同。
孝公首要目标是恢复两百多年前秦穆公霸业。他对所求之贤只一条标准：能出奇计强秦。承诺的奖赏规格没法再高了：尊官、分土。
《商君书》内容复杂，除了商鞅作品，还有不少商派人物作品。本文选录片断当然大都可视为极端之言。极端之言却又是本质之言。读《商君书》，联系那个时代，不禁要问：难道就无牵制平衡力量吗？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已持续了数百年，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奠基的百家争鸣余绪犹在。可是，以商鞅入秦为标志，百家争鸣在秦国提前结束了。长期文化落后的秦国从商鞅那里获得自信：我不跟你们比文化比开明，我跟你们比拳头。秦国踏上了反智反文化乃至反文明之路。在秦国，有可能平衡牵制法家的力量，全被无情取消了。
秦孝公即位之初，就下《求贤令》：
国家是强大了，民众却不得不以愚朴形象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国家让他们成为鞭影下的牛羊之群，成为广大而沉默的木头之群。
秦孝公在石门大战三年后即位，他正好是一位称霸欲极强的年轻雄主，即位时二十一岁。
一根生根发芽的木头
文化落后、偏处一隅、戎狄环伺的秦国，曾长期以艳羡又复杂眼神望向东方诸国。随着周王室权威一再衰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公元前364年，秦、魏石门大战，秦大胜，斩敌六万。戏剧性局面出现了：天下共主周天子竟“贺”秦大捷。秦国早已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拳头大好说话。文化发达反而可能使国家陷入软懦无力状态。秦国望向天下的眼神已悄然换为“虎视眈眈”。尽快塑造“铁拳”称霸天下，被秦最高统治者视为历史使命。
荀子赞扬了秦国之民，却在另一篇文章中彻底否定“秦兵”。
像商鞅这类战国士人，少有祖国、家国情怀，功利在哪里，激情就在哪里。这个“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国际环境，催生了大量以投机为事业的纵横家。商鞅非纵横家，却完全具备纵横家心态，甚至比一般纵横家更为彻底。
《荀子·议兵》篇有段荀子与弟子李斯的论辩。李斯把秦国强大原因，归结为秦能做到“以便从事”（怎么有利怎么做）。李斯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是相当赞赏的。荀子生气了：“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荀子竟说秦兵是“末世之兵”。荀子已经看出，这个张牙舞爪的强国，缺少支撑其远行的“软件”。这好像是为秦国的未来把脉。这个时候，秦国统一天下步伐正在提速。荀子真是伟大，他似看到了繁华背后的荒凉，秩序背后的无秩序。在同一文中，荀子还追溯历史，说百年前商鞅所统秦兵是“盗兵”。秦国能取消国内言论自由，却无法取消天下言论自由。
《史记·商君列传》开篇这种叙述，不能不令人联想商鞅后来命运。掂量历史又义气深重的司马迁，对笔下人物善用伏笔。商鞅与李斯、韩非等文人一样，是最能令司马迁深度感慨的人物。用与不用、杀与不杀，选择权不在商鞅等“主人公”这里。去哪国卖命，卖出什么价钱，商鞅们却有相当自由的选择权。
商鞅之后，遵奉商鞅路线的秦国，在残酷战国环境中，基本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嬴政时代，秦国又来了一位精神导师韩非，而韩非与商鞅思想一脉相承。《史记》载，嬴政读到韩国公子韩非文章，受到强刺激：“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了得到韩非，竟发兵攻打韩国。韩非来到秦，很快就惨死于秦。
商鞅学识家底是法术刑名之学，受李悝、吴起影响甚大，杂家人物尸佼是他老师。商鞅做过魏国国相公叔痤家臣，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力荐商鞅，说商之才足以担任国相。公叔痤又说，若不用他就一定要杀掉他。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之言，对商鞅既不用亦不杀。公叔痤转而向商鞅道以实情，让他离开魏国。商鞅却有充分自信，清楚魏惠王对他只能是“不用不杀”态度。所以他仍盘桓魏国，观望天下。
韩非理论比商鞅理论更彻底更反人性。韩非眼里，人就是“以肠胃为根本”的生物性存在，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等，皆有利则合、无利则离，绝无情义可言。韩非告诫君王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对“同床”“在旁”等最亲近之人首先要提防。韩非与商鞅一样一面鼓吹法治，一面把君王凌驾于法律之上。这还不够，韩非还主张君王享有无限纵欲权。
商鞅系卫国公室诸公子，称卫鞅或公孙鞅。曾供职于魏，入秦后变法立功，封为“商君”，史称商鞅。
无法无天的暴君已经呼之欲出了。
一块刻薄的木头
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命名为人类“轴心时代”。人类古老文明以及至今支配人类的思想全在此时期生长繁荣。这真是一个伟大又温馨的时代。老、庄、孔、孟、墨诸子及商、韩都在这时代。读商、韩之外的诸子文章，不管其主张为何，皆具或浓或淡的人文精神。“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这是理想，亦是现实。文化发达之域感召文化落后之域，人类文明发展主流至今如此。老、庄似取一种水底下望人望社会视角，略显冷淡与诡谲，但其出世之飘逸正建立于入世之牵念上，并无反人性主张。没有谁对人与人的精神呼应是完全排斥或绝望的。“远人不服，重拳击之；国人不服，重刑加之；人心不服，告奸摧之。”我这样概括商、韩理论，是否有点刻薄呢？
一块意外承担了特殊“使命”的木头，一块以暗箱操作为前提的诡谲的“政治”木头，在历史里挤眉弄眼。
商、韩那里，无自省、无良知、无诗意、唯阴狠、唯诡诈、唯刻薄，他们打造的是一个狭隘紧张的反对一切知识的“知识体系”，反对一切思想的“思想黑洞”。知识思想体系无疑是任何文明的核心，没有哪种文明无此核心而能发育成长。文化落后又急欲称霸的秦国，绝无接纳文明程度较高知识思想体系的耐心与眼界，吞下“商韩体系”这剂见效快的猛药，是其必然选择。
一场宏大变法的前奏，却是一个“徙木立信”的小伎俩。
人类本性是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统一这一现代观念，在诸子那里是同样成立的。而在商、韩那里，人的生物性被无限放大，社会性、精神性则被一笔抹杀。从信仰角度讲，商、韩及法家信徒李斯等皆无信。但他们又极为坚定地信强权、信功利、信诈、信术。他们的言论只有一个目标听众：君王。他们把灵魂卖给君王，同时追求自己的及身显荣。商鞅、李斯创造了奇迹，一度享受了成功。
在商鞅及后来的韩非等法家人物那里，对他人一以贯之的策略只有一条：对所有人都要持“不信”态度。以术、势控驭臣民，正是口口声声行法治的法家人物奉行的圭臬。
嬴政在成为始皇之前，就借韩非的同学李斯之手，随便把韩非处理掉了。嬴政只要韩非思想，不要韩非这个人。李斯比韩非轰轰烈烈多活了数十年，最后与商鞅一样，不得不承受成功后彻底失败的命运。推动“法治”又主张绝对君权的法家这三位代表性人物，皆死于自己向往并亲手打造的体制。这体制的品质应当很符合他们的期待：钢筋铁骨、威风凛凛、无情无义。商、韩、李皆为士人或曾是士人，却不给其他士人留丝毫生存空间。只是他们大约不易想到：这体制吃掉他们比吃掉体制外的人更容易更方便。作法自毙、作茧自缚用在他们身上再恰当不过。他们制造了一个令他们十分得意的“瓮”，却发现具备“请君入瓮”资格与能力的人马上就换成了别人。
嗅出这个“信”的专制意味是不难的：官府不容怀疑，天然正确。它意外透露的信息是：官府为达目的，会不择手段。
商鞅变法，商、韩理论，人性稀缺，营养有限，毒性甚强。顽强立国达七百年的秦国，完成统一、体制强大到登峰造极之日，竟就是其崩溃之时。强敌没有了，越积越多的“毒”往何处施？帝国机器迅速失灵，体制立即陷入疯狂自噬。始皇子孙之间、体制内高层之间，展开了消灭对方与求一己安全的比赛。以人人自危的铁血恐怖追求想象中的安全，赢来的却是忽喇喇似大厦倾式的湮灭。瓜瓞绵绵、传之万世的美妙设计，演绎成足够惨烈的第一场帝国噩梦。毒药猛药，见效快不容否认，死得快更是事实。专制者迷恋愚民高压政策的同时，不可能不同时积累深化自己的愚蠢与毒性。历史事实是，民众从愚蠢中明白过来只需瞬间，统治者则常常蠢梦难醒。陈胜、吴广发现他们只能踏上“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之路时，一下子就扔掉了“愚朴”外衣，千千万万根木头忽然打破了沉默。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接着项羽、刘邦登场了。
人心虑有诈，官府明“不欺”。这个“不欺”潜隐的恐怖气息是不难体会的。这是个无契约、惟诱饵的游戏。民众作为被动参与者，完全无知情权。这一点是清楚的：不论斗胆搬木头者，还是广大看客，本质上皆无“自信”。让无自信的人，不怀疑，不开口，不假思索地付出“信”。这就是此游戏本质。不是先颁布新法让人知让人明，而是先搬出哑巴木头让人“信”。这个“信”是绝对单向的。
项羽遥望始皇出巡队伍，曾感慨“彼可取而代之”。取而代之的任务，却由流氓品性更胜一筹的刘邦完成了。大汉在秦朝废墟上投胎。汉武帝刘彻接受并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皇权有了支持其远行的软件。这是一种能让民众喘口气的软件。到实在无法喘气时，再上演新一轮取而代之大戏。
商鞅变法过程及秦国后来的历史会证明，在秦国，传统意义上的良民不但不会被褒奖，反而会遭受匪夷所思的沉重打击。
两千年皇权时代，所有皇帝都需面对始皇与商、韩。骂一骂暴君始皇，是皇帝们的共同选择。贬一贬商、韩，或起码不公开赞扬商、韩，也是大多数皇帝的态度。皇帝必须首先露出一张儒家所要求的“仁义道德”脸来，而皇权“外儒内法”亦是古今共识。商、韩法术永远是皇权所依赖的暗器兼利器。取而代之大戏虽一再上演，却永远是皇权克隆，只有旧灵魂没有新生命。
总会有人站出来的。奖金太有诱惑力了。有了第一个，就不愁有第二个、第三个。只要有人搬木头，官府就一定给他五十金：“以明不欺。”不会一直给下去，火候到了就戛然而止。想象一下：此局面中敢于第一个站出者该是何等品性之人呢？善良者，仁厚者，诚信者，明辨是非者？可能性皆不大。贪财重利者，胆大妄为者，智商欠佳者，或其他不太正常的人？可能性很大。类似游戏若出现在今日某个广场，对人心的搅动是否仍然会如此？常识告诉我们，心地光明之人，无需亦不会处心积虑“设局”让人“信”他。心地光明之体制，亦当如此。
轴心时代的西方，并无与商、韩近似理论。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即人治，体制上维护君主制。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体制上主张民主制、共和制。同时代的中国，儒、法两家皆拥护君主专制。儒家有限制君权思想，法家却每每痛惜君主不够狠不够阴不够毒。商、韩法家并未导向真正的法治，而是导向更极端人治。他们自己的惨死，是最直接证明。他们的理论养育出无法无天暴君，毫不奇怪。商、韩式思维，古今皆有。在纳粹德国或与之近似极权环境下，某种“普不适价值”会被狂热地当作真理乃至终极真理。
搬动一块木头并不难，难的是不知那木头背后有何玄机。果然，短时间里无人敢动那木头。这应在商鞅预料之中。看上去明明白白的一块木头，耐人寻味了，甚至具恐怖意味了。奖金高得离谱啊，这木头太神秘了啊。看上去是个大馅饼，会不会是个大陷阱呢？人心不能不打鼓。就在人们观望议论之际，奖金忽提高到原来的五倍。可以想见，围观者会越来越多。天上掉馅饼之事，或许人人想，但却是人人不曾遇。趋吉避凶及从众心理决定，人大都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极乐于做看客：谁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吃了之后呢？围观者越多，幕后商鞅越有成就感——宣传效果太好了。这真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传播设计。
商鞅命运是成功后又彻底失败，始皇命运、秦朝命运又何尝不如此呢？特别是，短命的秦帝国导致了商周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灵涂炭。谁赢了？司马迁没找出谁赢了。古人皆不明白谁赢了。古人眼里，从商鞅到秦帝国覆灭，没有赢家，只有惨绝人寰。这也是后世皇帝们对始皇，对商、韩，一般不能亦不敢持公开肯定态度的原因。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戏剧性，实在不比任何舞台戏剧差。这令居于权力塔尖的帝王，都不能不眼花缭乱、心惊胆战。
“民怪之，莫敢徙。”这种情形肯定会出现的。因为“设局”意味太浓了。
将天下由蛮秦实现统一，视为顺应历史潮流等等，这并不比“成王败寇”观念更高明。齐、楚、赵等国皆曾拥有统一天下实力与可能。在这场历史大戏中，天下统一或许是必然，由谁实现统一却是偶然，个人命运更是偶然中的偶然。现代的一些历史解说常常不过是为历史既成事实进行辩护——对偶然的结果，进行必然的辩护。蛮性十足的商、韩理论，与耐苦战、少文化、乏理性的秦国国家性格一拍即合。秦之灭六国，与元灭宋、清灭明是本质近似历史现象——较低文明对较高文明取得军事胜利。这一现象人类文明史上并不罕见，却并不能改变高文明影响同化低文明这一主流。元朝实现的“统一”举世无双，文明进步的意义却谈不到。清灭明亦如此。近百年来，商鞅“推动历史进步”、“为变法牺牲”之类说辞，不过是现代“历史进步主义”视野下的标签而已。我甚至觉得，这简直有拿商鞅悲惨命运“开涮”味道。“文革”期间，人类思想成果几乎全被归入“封、资、修”黑货，唯“法家”大放异彩，商、韩被捧到不可思议高度。这可称得上是一个豪情万丈、无法无天的时代。
颁布新法前，需要营造一种氛围，产生一种效果。这块木头被商鞅赋予特殊“使命”：让天生具怀疑功能的“人心”放弃怀疑，不假思索地付出“信”。史称“徙木立信”。
汉朝及以下，商、韩理论不得不退居幕后。汉代秦，是硬件上的继承，软件上的“抛弃”。儒教为统治者站台，竟站了两千多年。儒教让人能喘口气，而不是一味掐脖子。经过现当代百多年激烈现代化及革命摧折后，儒教差不多已成孤魂野鬼，却仍在中华大地徘徊。商、韩法术从秦亡之后，就陷入鬼鬼祟祟境地了。
公元前359年，商鞅成功说服急于强国称霸的秦孝公接受并推动商鞅所设计的变法伟业。在商鞅的设计里，这堪称一场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变法。商鞅预见到，这场深刻变法必将搅动秦国进而搅动天下。当然，不能不同时搅动“人心”。变法章程已齐备，却不公布，唯一原因是“恐民之不信”。
商鞅、韩非、李斯在他们的现实中，非死不可且死得十分难看。在历史里，他们的“毒性”却一直有用。有些木头，生根发芽的能力很强。苏轼《商鞅论》有言：“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苏轼之言不无偏颇，“耻言商鞅”自然是主流，肯定商鞅者亦代不乏人。苏轼说“世主”对商鞅“阳讳阴用”，则完全是历史事实。被视为儒臣典型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好好读《商君书》。这位胸襟森严的政治家一定倍感遗憾：帝王不学自明之术，愚懦的刘禅却不懂。诸葛亮自然会遵奉儒家大道，法家作为不易张扬却管用的小道或潜规则，亦不可或缺。刘备活着时，就令其子多读《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了。冠冕堂皇的皇权不能摆脱暗箱操作、阴鸷味道，是不用奇怪的。
商鞅布置在秦国都城栎阳南门的木头，看上去是块普通木头，分量亦不会太重，正常体力的人就能扛得动。可是，这块木头在历史里太不普通了，分量实在太重了。
商、韩理论能通向现代的因素微乎其微。
一块耐人寻味的木头
康德有此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康德并非表示对人性的失望，而是承认人性复杂。商、韩那儿，总是蛮横地将人性简化再简化，简化成一条“恶”的直线。他们一定要造出简单笔直的东西，造出让君主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东西。
这个游戏，其规则制定者、幕后操控者只有一人。这人是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
徙木立信被当作“取信”于民典范，人云亦云数千年矣。这一游戏，立信其表，立威其里——我说一不二，我说到做到，我不容怀疑。想象一下“徙木立信”场景，难道不能嗅出逼良为娼味道吗？那“徙木立信”场景，正含有通向“指鹿为马”场景的潜质。这两个场景在秦国土地先后上演，相距仅一百多年。现代人，若念念不忘玩徙木立信游戏，说不定，你可能有颗“商鞅之心”呢。若商、韩阴魂不散，现代法治必步履维艰。
——《史记·商君列传》
读《商君书》与读《韩非子》感受近似：峻急，犀利，阴鸷，刻薄。研读过商、韩之后，需读些温暖的东西来平衡自己。脊背发凉的感觉不好受。人类有价值的思想都不是“官府”创造的，官府却能创造“以吏为师”的环境。商韩理论自然会导出爹亲娘亲不如君王亲这一反人性反人伦逻辑。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现代政治经济的游戏规则，可说已非常简单明白：确立契约，公开契约，然后玩。这个“简单”，与商、韩所追求的简单，本质完全相反。
一场史无前例大国崛起的宏伟演出，却有一个游戏味甚浓的序幕。这不能不令人想到那句话：儿童的游戏往往是庄严的，大人庄严之事却常似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