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何以如此令人神往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对于我们自尊心的影响。不仅他人要根据我们取得的成功程度来评价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不管愿意与否，也要根据同一种模式来评价我们自己。按照现存的意识形态，成功取决于我们自身内在的素质，或者，用宗教的话说，它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见证；实际上，成功要取决于许多不受我们控制支配的因素，例如幸运的环境、厚颜无耻的冒险举动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尽管如此，在现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下，即使最正常的人也不能不感觉到，如果他成功，他就有一定价值；如果他失败，他就一钱不值。不用说，这反映了我们的自尊心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的。
人与人之间这种潜在的敌对性紧张，其结果乃是导致不断产生的恐惧——对他人潜在敌意的恐惧，这种恐惧又因为害怕自己的敌意遭到他人的报复而加强。正常人身上恐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害怕遭到失败。对失败的恐惧是一种现实的恐惧，因为一般说来，失败的可能性总是比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而且，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失败即意味着各种需要都遭到实际的挫折。失败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不安全，而且意味着丧失名声地位，意味着各种各样情绪上的挫折打击。
竞争、同胞之间潜在的敌意、恐惧、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在心理上导致了个人的孤独感。即使他与他人有很多往来和接触，即使他的婚姻美满幸福，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独的；如果这种孤独感与他缺乏自信心的彷徨忧虑、恐惧担心相吻合，就会成为一场灾难。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的。独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境的心理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一切人类关系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渗透到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魅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毒。父亲与儿子的竞争，母亲与女儿的竞争，子女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而是人对受文化制约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发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竞争所发挥的作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概念和其他假说中都反映了这一点。然而必须补充的是，这种竞争本身并不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而是特定文化条件的产物；而且，家庭环境并不是刺激起这种竞争的唯一环境，竞争性刺激从生到死，从摇篮到坟墓都在积极活跃地发挥其作用。
正是这种情形在我们时代的正常人身上，产生了用爱来作为一种补偿的强烈需要。爱的获得使他感到不那么孤独，不那么缺乏自信和较小受到敌意的威胁。由于爱符合一种生命需要，它在我们的文化中遂受到过高的评价和强调。像成功一样，它也成为一种幻象，并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仿佛它是一切问题的最后解答。爱本身并不是一种幻象，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中它往往被用来满足各种与爱全然无关的愿望；但是爱却被搞成了一种幻象，因为我们对它的期望总是比它可能满足和实现的要高得多。我们的意识形态对爱所做的过分强调，掩盖了产生过分夸张的爱的需要的种种因素。因此，个人（包括正常的人）总是处在需要大量的爱，但又发现难以得到爱这样一种两难之境中。
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典型困境，这些困境作为种种内心冲突反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日积月累，就可能导致神经症形成。由于我并非社会学家，我将仅仅简略地指出那些导致文化问题和神经症问题的主要倾向。
到此为止，这种情形为神经症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温床和沃壤。影响正常人的文化因素同样也在较高的程度上对神经症患者发生影响，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同样的后果不过是更加严重而已。在正常人身上，这些后果表现为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潜在的敌对性紧张、忧虑担心、含有恐惧和敌意的竞争心、对美满人际关系的越来越大的需要；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后果则表现为自尊心的崩溃、破坏性、焦虑、其焦虑和破坏性冲动越来越强烈的竞争心理，以及对爱的病态需要。
历史的和人类学的发现，未能证实文化的高度发展与性驱力和攻击驱力和压抑强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关系。这一错误主要在于它假设的是一种量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质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存在于压抑的程度和文化发展的程度之间，而存在于个人冲突的性质和文化困境的性质之间。量的因素当然不能忽视，但它只有在整体结构的框架和范围内，才能给以正确的估价。
如果我们还记得，每一种神经症中都包含着神经症患者无法调和的矛盾倾向，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们的文化中就不存在同样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典型的神经症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研究和描述这些文化矛盾是社会学家的任务，对我说来，只要简略地勾画出某些主要的矛盾倾向，就已经足够了。
隐藏在这一思维线索之下的理论前提，是相信存在着由生物性决定的人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相信口唇、肛门、生殖器和攻击性驱力以大致相等的量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人类身上。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性格形成的差异，都是由于压抑所需要的不同程度，以及这种压抑以不同的程度对不同种类的驱力所施加的额外限制。
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矛盾，是以竞争和成功为一方，以友爱和谦卑为另一方，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一切事物都被用来鞭策我们走向成功，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必须信心十足，而且还必须异常凶狠，能够把他人推到一边，自己大踏步地一往无前。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浸透了基督教理想，认为我们不应该自私，不应该凡事只为自己打算，而应该谦卑、忍让、屈服。对于这一矛盾，在正常范围内只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只认真对待其中一种追求和努力，而不考虑另一种；二是同时认真地接受这两种信念，并同时在两个方向上都产生严重的抑制倾向。
弗洛伊德不是把文化视为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产物，而主要把它视为生物性驱力的产物，这些生物性驱力或受到压抑或得以升华，其结果就是在此之上建立起各种反应形式。对这些生物驱力的压抑越是完全彻底，文化的发展程度就越高。由于升华的能力毕竟有限，由于原始驱力的强烈压抑若得不到升华就会导致神经症，所以文明的成长不可避免地必然意味着神经症的产生。神经症是人类为了文化的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第二个矛盾是我们各种需要所受到的刺激和我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实际受到的挫折。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的需要不断地受到诸如“高消费”、“向他人看齐”等广告宣传的刺激。然而对大多数人说来，这些需要的实现和满足却要受到种种限制；对个人说来，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后果乃是欲望及其实现之间的差距和脱节。
弗洛伊德理论对这个问题仅仅作了有限的思考。他的生物学倾向同时就决定了他缺乏社会学倾向，因此他往往把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因素，而又把这些心理因素归结为生物性因素（里比多理论）。这种倾向已经使许多精神分析作家相信：战争是由死亡本能的作用所导致；我们现有的经济制度来源于肛门欲驱力；机器时代之所以不能在两千年前出现，其原因要在那时的自恋倾向中去寻找。
另一个矛盾存在于所谓的个人自由和他实际所受到的一切局限之间。社会对个人说，他是自由的、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活；“生活的伟大竞技”正向他敞开，如果他聪明能干，精力充沛，他就能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事实上，对大多数人说来，所有这些可能性均受到实际的限制。人们平时所谓的“我们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同样也可以推广到整个生活领域，例如我们不可能选择和成就一项职业，不可能选择娱乐消遣的方式，不可能选择一个伴侣。对个人说来，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乃是内心的动荡，一方面感到自己在决定自己命运方面拥有无限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感到完全彻底的软弱无能。
当我们发现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都遭遇着同样的内心冲突，发现在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同样面临着这些内心冲突，我们就不得不再次面对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我们文化中，是一些什么条件，使得神经症的形成恰好是围绕着这样一些特殊的冲突，而不是别的冲突。
这些深藏在我们文化中的矛盾，恰恰就是神经症患者拼命要加以调和的内心冲突：他的攻击倾向和妥协倾向的冲突，他过多的要求和害怕一无所获的恐惧心理的冲突，他的自我扩张、自我吹嘘与他个人的软弱感之间的冲突。不同于正常人之处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正常人能够应付这些困境而不致损害自己的人格；而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却是如此强烈，以致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
然而，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过的那样，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个人差异，一种神经症赖以形成的最重要的内心冲突，实际上却始终是同样的。从总体上讲，这些冲突乃是我们文化中健康人也同样要面临的那些冲突。在神经症病人和正常人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这差不多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再重复一遍也许仍然有用。许多读者面对着自己经验中的种种冲突和态度，很可能反躬自问：我是不是神经症病人？最有效的判断标准就是：个人是否感到这些冲突已成为他的桎梏和障碍，他能否正视这些冲突并直接地应付和解决这些冲突。
那些可能成为神经症患者的人，仿佛是以一种过分强调的方式体验到由文化产生的这些困境，并且往往以童年时代的经历为中介，因而要么不能解决这些困境，要么即使解决了这些困境，也要付出人格上的巨大代价。因此，我们不妨说神经症患者正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副产物。
甚至最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医生，在对每一个人所做的分析中都会面临许多新问题。在每一个病人身上，他都会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正面临着种种难以辨认、更难以解释的态度，以及初看上去是那样扑朔迷离、难以看透的反应。回顾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描述过的神经症性格结构中的复杂性，回顾其中所包含的种种复杂因素，这种多样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人遗传禀赋中的种种差异，以及他一生中种种经历和体验的差异，特别是童年时代经验的差异，使这些因素的构造和组合表现出无限丰富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