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人说来，性关系不仅是对特定的性紧张状态的缓和，而且是一般的人际交往的唯一途径。如果一个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对他来说，获得爱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那么，肉体的接触就可能被用来作为感情交往的代用品。在这种情形下，交媾即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最重要的与他人联系的渠道，并因此而获得了无比的重要性。
至于说到所获得的生理满足的程度，则在这一类型的人当中有很大的差别。除了其性需要所具有的强迫性质外，这种典型的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对性对象都明显地缺乏选择性。他们也具有我们从总体上考察过的那些对爱有病态需要的人所具有的同样性格特征。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能吃惊地发现：他们一方面随时准备进入事实上的性关系或想象中的性关系，可另一方面，他们在对别人的情感关系上却存在着深刻的紊乱，即一种比普通人的基本焦虑更深刻的情绪失调。这些人不仅是无法相信爱，而且事实上即使他们得到爱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的心理已发生了严重的失调，也就是说，如果是男人，则已经患了阳痿。他们可能知道自己这种保护性姿态，否则，他们就可能怪罪他们的性对象。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人往往认为自己迄今尚未遇见一个真正称心如意的姑娘或男子。
在有些人身上，这种缺乏选择性，而对性对象不加区分的倾向，可能表现在对潜在的性对象的性别不加区分这点上。他们可能主动地寻求与男性和女性的性关系，或者，可能被动地屈服于别人的性要求，而不管这些性要求是由一位异性还是由一位同性的人提出来的。这里，我们对第一种人不感兴趣，因为尽管他们也把性用来作为获得除此之外即很难获得的人际联系的手段，但其基本动机，却主要并不是出于爱的需要；相反，更多的是出于征服他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出于制伏他人的愿望。由于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如此不可遏制，所以性别的问题相对说来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总之，在他们看来，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加以制伏，不管是从性上加以制伏还是从其他方面加以制伏。但第三种人，即倾向于被动地屈服同性或异性的性要求的人，他们之所以如此，却主要是由于自己有太多的爱的需要。特别是由于害怕失去对方，因而不敢拒绝对方的性要求，不敢保护自己不让他人对自己提出任何性要求，不论这种要求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失去对方，则是因为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和对方接触往来。
属于前一类型的是这样一些男性和女性，他们往往从一种性关系中马上跳到另一种性关系中。对这些性关系的更进一步认识表明：一旦他们没有这种关系，或者不能很快就有希望获得这种关系，他们就会感到很不安全或缺乏保障，并且往往表现得十分古怪异常。另一些属于同一类型但有较多抑制倾向的人，是这样一些男性和女性，他们虽然事实上几乎根本就没有这种关系，但他们却自作多情地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制造出一种爱欲气氛，而不管这些人是否特别吸引他们。最后，属于这一类型的第三种人，是那些在性上有更多抑制倾向的人。尽管如此，他们却很容易进入性兴奋状态，并且控制不住地要把任何男性或女性暗中视为自己潜在的性对象。在最后这一种人当中，强迫性手淫可能取代性关系，但也不是必然如此。
用某种“双性倾向”（bisexuality）来解释这种不分男女而发生性关系的现象，在我看来乃是一种误解。在这种情形中，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存在着对同性的真正依恋。只要一种健全的自我肯定取代了焦虑的位置，这种表面上的同性恋倾向就会立刻消失，正像对异性性对象不加选择区分的倾向也会立刻消失一样。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对个人的反应都具有确定的影响，但它们还不足以说明个体间的基本差异。在显示出对爱有病态需要的一定数量的人当中，这些反应往往因人而异。因此我们发现他们中有些人在与别人的接触中，几乎是强迫性地立刻就表现出或强或弱、程度不等的性色彩；而另一些人的性兴奋和性活动程度却保持在正常的情感和行为的范围内。
关于双性倾向所说的那些话，也同样能够给同性恋问题以某些启示。事实上，在所谓“双性”类型的人和具有明确的同性恋倾向的人之间，存在着若干过渡手段。在后者的生活中存在着某些明确的因素，足以说明他为什么要排斥异性，不让她们作为他的性对象。当然，同性恋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仅仅从一种观点、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一问题。这里，我只能说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同性恋者，在他身上没有同时存在着我们在“双性”类型的人身上发现的那些因素。
爱的需要是否以性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否有利于这种表现。此外，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差异、生命活力的差异和性气质的差异。最后，它还要取决于个人的性生活是否满意，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性生活不满意，他就很可能比那些性生活满意的人，更容易以性的方式做出反应。
最近几年，许多精神分析作家都反复指出：由于性兴奋和性满足可以被用来释放内在的焦虑和受到压抑的心理紧张，所以人们的性欲很可能有所强化和增加。这种机械的解释也许有其一定的正确性，但是我相信，同样也存在着由焦虑导致性需要增加的种种心理过程，而且我们完全有可能认识和发现这些心理过程。这一信念的根据，一方面是精神分析的观察，另一方面则是联系病人与性欲无关的种种性格特点来对这些病人的生活历史所做的全面考察。
如果由于上面提到的这些原因，我们不同意对爱的需要作性欲病因学的解释，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对爱的病态需要，会不会只是有时偶然地与性欲同时出现，或看上去显得好像是一种性欲？会不会存在这样一些条件，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对爱的需要可能以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或以性的方式被人感觉到。
这种类型的病人可能一开始就充满热情地迷恋于医生，急不可耐地要求得到某种爱的回报。他们也可能自始至终保持一种相当冷淡的态度，而把他们对性亲昵的需要转移到某个局外人的身上。这个局外人由于与医生有某些相似，或由于在梦中两人被等同起来，所以实际上成了医生的替身。最后，这些病人希望同医生建立性关系的需要，也可能仅仅出现在梦中或表现为与医生见面时的性兴奋状态。这些病人往往对这些毫无疑问是性欲标志的表现十分惊讶，因为他们既未被医生所吸引，也根本没有爱上他。事实上，医生的性魅力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发挥可以觉察到的作用；而且，这些病人的性气质也并不比其他人更迫不及待，更一发不可收拾，他们的焦虑也并不比其他人更多或更少。他们不同于他人之处，是他们对任何真正的爱，都怀着深深的不信任。他们完全相信：如果医生毕竟对他感兴趣的话，那也仅仅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在内心深处，他是看不起他们的，很可能他会更多地给他们带来伤害而不是带来好处。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附加在暗藏的仇恨之上的过分夸张的忠诚，说成是一种“过度补偿”，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术语仅仅对这一过程作了一个大致的描述，而并不涉及其动力作用。
由于神经症病人的高度敏感，所以在每一次精神分析过程中，他们都可能做出仇恨、愤怒和怀疑的反应。但在那些有特别强烈的性需要的病人身上，这些反应却形成一种顽固而持久的心态。他们的这种反应和心态，就好像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存在着一堵无形的、但却是难以穿透的墙似的。一旦接触到他们自己的困难问题，他们本能的冲动就是屈服和退却，中断分析治疗。他们在分析治疗中的这一表现，正是他们在整个生活中的全部表现的精确缩影。唯一的区别是：在进行精神分析之前，他们可能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人际关系事实上是多么脆弱，多么错杂。然而，他们很容易涉足于性关系这一事实，只能有助于他们混淆实际情形，使他们误认为：他们能够随时同他人建立性关系，即意味着他们一般说来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一连串的反应仿佛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对它的讨论使病人对医生产生了强烈的敌意；病人开始仇恨医生，在梦中希望他死，他立刻压抑了自己的敌对冲动，变得异常恐惧，并出于安全的需要而紧紧依靠着医生。当所有这些反应都依次发生了之后，敌意、焦虑以及随之而增加的爱的需要，便退居幕后，逐渐淡化。爱的需要的高涨，是如此频繁而有规律地随焦虑的发生而发生，以致我们完全有充分把握把它作为一种警报信号。它告诉我们，某种焦虑正日益明显地被病人意识到，因此病人需要获得安全感。我们所描述的这一过程并不仅仅局限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这些反应也同样发生在私人关系中。例如，在婚姻关系中，尽管丈夫在内心深处憎恨和惧怕他的妻子，他却可能紧紧地依附她，嫉妒她，赞美她，并把她理想化。
我提到的这些心态，是这样频繁而有规律地同时出现。因此，只要病人在精神分析开端伊始，就不断表现出对医生的性欲望、性妄想和做与医生有关的性梦，我就会认为在他的人际关系中一定存在着特殊的严重的失调。正是根据这方面的所有观察，我发现，医生的性别相对说来是不太重要的。那些相继接受过男性医生和女性医生分析治疗的病人，往往对两者都做出同样的反应。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仅仅根据表面现象，就对病人在梦中和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愿望下结论，那就很可能犯严重的错误。
借助弗洛伊德自由联想的巧妙方法，特别是通过注意病人对爱的需要的变化波动，我们就可以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准确地观察焦虑与爱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合作和建设性工作，病人可能会突然改变他的行为，要求占用医生的时间，并渴望得到医生的友情；他可能会变得盲目地崇拜医生，或变得容易嫉妒、容易执着或过分敏感于自己“仅仅是一个病人”。与此同时，病人的焦虑也会增加，这种增加了的焦虑或者表现在梦中，或者表现为自觉忙忙碌碌，或者表现为诸如腹泻、尿频等生理症状。病人自己并不知道焦虑的存在，也不知道他对医生的日益迷恋和依附正是由这种焦虑所决定的。如果医生发现了这一联系并将它揭示给病人，病人和医生就会共同看到：一旦医生触及病人突然产生的迷恋问题时，病人会感到万分焦虑。例如，他可能把医生的解释视为一种不公平的责难或侮辱。
因此，总的说来，正像“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一样，看起来像性欲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性欲。大部分看起来像性欲的现象，实际上都与性欲毫无关系，而不过是表现了对安全感的欲望。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必然会过高估计性欲的作用。
最后，如果对爱的病态需要只不过是一种性欲现象，我们就无法理解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例如占有欲、无条件的爱、冷落感等。的确，这些不同的问题都已被发现并有过详细的描述。例如，嫉妒被追溯到兄弟姊妹之间的竞争心理或俄狄浦斯情结，无条件的爱被追溯到口唇性欲，占有欲被追溯到肛门性欲，等等。但一直没有人意识到：我们在前几章中描述过的种种态度和反应，事实上都属于同一范围，它们乃是一个总体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不知道焦虑是隐藏在爱的需要背后的动力，我们就不可能理解造成这种需要高涨或低落的确切条件。
那些由于未发现的内在焦虑的紧张，而导致性欲高涨的人，往往容易天真地把自己强烈的性欲，归因于自己固有的天性和气质，或者归结为自己思想比较解放，能够挣脱传统和习俗的禁忌。他们所犯的错误，与那些过高估计自己睡眠需要的人犯的错误完全一样。这些人想象自己的体质需要10小时或10小时以上的睡眠，而实际上他们过高的睡眠需要，很可能是受各种各样遭压抑的情感决定的。睡眠可以作为逃避内心冲突的一种手段，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强迫性进食、强迫性饮酒的情形。吃、喝、睡眠和性交，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生命的需要。它们的强烈程度不仅受个人体质的制约，而且还受其他许多条件的制约，如气候、其他需要是否得以满足、外在刺激是否存在、工作紧张的程度、目前的生理状况等。同时，它们还伴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然而，所有这些需要同样也可能因无意识的因素而增加。
何况，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的说法，假定未得到满足的里比多是追求爱的动力，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那些从生理学观点看性生活完全满足的人身上，也同样能够发现对爱的渴望及其全部复杂表现——占有欲、无条件的爱、觉得自己不被人们所需要，等等。正因为这些情形都确实存在而不容置疑，所以其结论必然是：未得到满足的里比多并不能说明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的原因，存在于性领域之外。39
性欲与对爱的需要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节制性欲的问题。这种禁欲行动能否持续下去，也要取决于文化和个人的因素。在个人方面，它要取决于种种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但是，一个需要以性行为来减轻焦虑的人，显然是不可能坚持长期禁欲的，甚至连短期的禁欲也不可能。
这些用来作为前提的假定都是未经证实的。事实上，情爱、温柔的感受和表现，同性欲之间的联系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紧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个人的爱，乃是文化发展的一种产物。布利弗奥特38指出：性欲与残酷比性欲与温情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尽管他这种说法并不十分令人信服，但通过在我们文化中所进行的观察，我们知道：性欲的存在可以不必伴随爱与温情；而爱和温情的存在，也不一定要伴随性欲。例如，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母亲与子女之间的温情是具有性欲性质的。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一切，乃是性因素可能存在，而这也还是由于弗洛伊德的发现。在温情与性欲之间，我们的确可以发现许多联系：温情可以成为性欲的前驱；我们可能怀有性欲而仅仅意识到温情；性欲可以刺激温情的增长，或完全转变为温情。然而，尽管温情与性欲之间的这种种转化明确地指示出在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最好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宁可假定它们是两种不同范畴的感觉。它们的存在既可以彼此吻合，也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取代。
这些考虑，促使我们对性在我们文化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反思。我们对我们在性问题上的自由开通往往怀着一种骄傲和满意的心情。诚然，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确有了一些好的变化。我们在性关系上有了较大的自由，我们较以前有更大的可能获得性的满足。后一点特别适用于女性：性冷淡不再被认为是女性的正常状态，而是普遍地被承认为是一种不足和缺憾。但是，尽管有这些变化，这方面的进步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神速和意义深远。因为，今天的许多性行为更多的是作为心理紧张的发泄和输出，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性驱力；它们更应该被视为一种镇静剂，而不应被视为性欢娱或性享受。
弗洛伊德一定会倾向于这样看问题。他发现：许多神经症病人都急于接触他人并倾向于依附他人。他把这一倾向说成是由里比多的不满足造成的。但这一思想却是建立在某些前提基础上的：它事先假定所有那些本身并不具有性色彩的外在表现，例如希望得到忠告、赞许、支持的愿望等，都是经过“冲淡”或得到“升华”的性需要的表现；更有甚者，它把温情也假定为受到抑制的或得到“升华”的性驱力的表现。
文化情境也同样反映到精神分析的概念之中。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在于他为给性以应有的重要性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在细节上，许多被认为是性欲表现的现象，实际却不过是种种复杂的神经症状况的表现，尤其是对爱的病态需要的表现。例如，与医生有关的性欲，通常都被说成是对父亲或母亲的性欲固着作用（sexual fixation）的重演；但事实上，它们往往根本就不是性愿望，而是为减轻焦虑寻求安全保障。不错，病人往往陈述种种联想和梦境，例如表示出一种希望躺在母亲怀抱里或回到母亲肚子里的愿望，这些联想和梦境表明有一种对父亲或母亲的“移情作用”。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这种明显的移情作用，很可能只是希望得到爱或得到庇护的当前愿望的表现形式。
爱的病态需要往往采取性迷恋或永不知足的性饥饿形式出现。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神经症患者对爱的病态需要的整个现象，会不会都是由性生活的不满足推动的？他们对爱、接触、赞赏、支持的全部渴望，会不会并不主要是由安全感的需要，而是由里比多的不满足所发动的呢？
即使把这种针对医生的性欲望理解成针对父亲或母亲的类似欲望的直接重演，也没有证据证实，幼儿对父母的依恋，本质上是一种性依恋。不错，有许多证据表明，在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有那些被弗洛伊德说成是俄狄浦斯情结特征的爱与嫉妒的特性，很可能早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但这种情形却不如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样大量和普遍。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种初始过程，而是许多种类不同的过程的结果。它可能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儿童反应，因父母给予带有性刺激的爱抚所产生，因子女目击性场面所产生，或者，因父母使子女成为自己盲目的爱的对象而产生。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过程的结果。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在那种给俄狄浦斯情结的生长提供了温床的家庭环境中，孩子的心里往往有许多恐惧和敌意，而对这些恐惧和敌意的压抑则往往导致发展中的焦虑。我认为，在这些病例中，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生，很可能正是因为子女出于安全的目的而紧紧抓住父母一方不放。事实上，获得充分发展的俄狄浦斯情结，正像弗洛伊德描述的那样，显示出标志着爱的病态需要的种种特征和倾向，例如对无条件的爱的过分要求、嫉妒心理、占有欲、因遭到冷落拒绝而产生的仇恨，等等。因此，在这些病例中，俄狄浦斯情结本身不过是一种神经症形式，而并不是神经症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