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这种乞求会以相当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时候病人往往强调他是病得最厉害的人，因而有权得到医生的最大关注。他可能十分藐视那些外表上显得比较健康的病人，而对那些比他更成功地使用着这种策略的人怀着深深的仇恨。
获得爱的第二种手段是乞求怜悯。神经症病人往往会拿他所遭受的痛苦和他的无依无靠来引起他人的关注。他的格言是：“你应该爱我，因为我正在受苦并且无依无靠。”同时，痛苦也正好作为他有权向别人提出过分要求的正当理由。
在乞求怜悯的手段中，往往或多或少地混合着敌对心理。神经症病人既可以单纯地乞求我们的善良心肠，也可以通过某些极端的手段强迫我们给他以恩惠，例如通过使自己处于一种灾难性的处境来迫使我们给他以援助。任何一个在社会工作或医务工作中不得不与神经症病人打交道的人，都深知这种策略的重要性。一个以就事论事的态度解释其自身困境的神经症病人，和一个企图以戏剧性的效果展示自身困境以唤起他人怜悯的神经症病人，两者之间是大有区别的。在不同年龄的儿童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变化形式。儿童也既可以通过诉说自己的苦恼来获得父母的安慰，也可以下意识地通过某种可怕的情境，例如不能进食，不能排便，来引起父母的关注。
另一种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收买笼络形式的方法，即试图通过理解对方，在对方精神和事业的发展上帮助对方，为对方解决种种困难，以及通过其他类似的行动来赢得对方的爱。这种方法往往为男女双方所共同使用。
使用乞求怜悯的手段来获得爱，说明病人先有一种相信自己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得爱的信念。这种信念既可以理性化为不相信一切爱，也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形式：相信在特定的情境中，爱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而只能通过乞求怜悯的手段来获得。
这一类型的人，在他们的恋爱关系中会陷入对对方的痛苦依赖，以致处于一种特殊的危险之中。试想，假如一个对爱怀有病态需要的女人，紧紧依附一个同一类型的男人，她只要向他逼近一步，他就会向后退缩一步；那么她很自然地会对这种拒斥做出怀有强烈敌意的反应，而她又因为害怕失去他而不得不压抑这种敌意。然而，如果她有所退缩和收敛，他又会反过来追求她以获得她青睐；这样，她就不仅得压抑她的敌意，而且还得以一种强化和夸张了的爱来掩盖这种敌意。于是她又会再次遭到拒斥，再次产生敌意，而最后又再次产生强烈的爱。这样，她就会逐渐相信自己确实被一种不可战胜的“伟大激情”所支配。
在第三种获得爱的手段即诉诸公正的手段中，神经症病人的格言可以说成是这样：“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事，你将为我做些什么呢？”在我们的文化中，母亲们往往强调她们为子女做出了这样大的牺牲，子女完全有义务始终不懈地对她们孝顺忠诚。在恋爱关系中，答应对方的追求，也可以用来作为日后向对方提出要求的资本。这种类型的人往往随时过分热心地准备为他人效劳，而内心却隐秘地期待他人的回报，期待从他人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如果对方并不同意愿意为他效劳，他就会感到极大的失望。我这里说的并不是那些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盘算的人，而是那些根本没有意识地想过要得到任何回报的人。他们这种强迫性的慷慨，也许可以更准确地说成是一种变戏法的姿态。他们为他人所做的一切，正是他们希望他人为自己做的一切。只有失望给他们带来的极度尖锐的刺激，才表明了期待回报的心理事实上确实存在。有时候，他们好像在头脑中保存着一本会计账簿，在其中他们记下了他人欠下的无数笔人情债，因为他们为他人做出了大量的牺牲——尽管这些牺牲实际上毫无用处，诸如通宵未眠之类——但他们总是少记甚至不记别人为他们做出的牺牲。因此，他们完全歪曲了实际情形，以致他们竟认为有权要求特殊照顾。这种态度往往反过来在神经症病人自己身上发生影响，因为他可能变得极其害怕欠别人的情。由于他本能地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所以他害怕万一接受了别人的恩惠，别人就会敲诈他，利用他。
当神经症病人企图通过收买笼络的方式获得爱时，他的格言可以被认为是：“我深深地爱你，因此你也应该以爱我作为回报，并为了我的爱而放弃一切。”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策略更经常被女性采用而不是被男性采用，这是由女性长期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千百年来，爱不仅一直是女性的特殊生活领域，而且事实上一直是女性能够实现她们一切愿望的唯一或主要的门径。男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往往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他们希望实现某种愿望，他们就必须在生活中取得成就。女人们则相信：通过爱，而且只有通过爱，她们才可能获得幸福、安全和名望。这种文化地位上的差异，已经在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发展上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要在这里讨论这种影响恐怕是不合时宜的，但它所造成的后果之一，乃是在神经症中，女性比男性更经常用爱作为一种策略；而与此同时，她们对爱的主观信念，又有助于她们把这一要求合理化。
这种诉诸公正的手段，也可以建立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上，即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是会十分乐意地为他人做这种事的。神经症病人会强调，如果他处在对方的位置上，他会如何仁爱，如何乐于自我牺牲。他会因此而觉得自己的要求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因为他并没有向别人要求更多的东西，他所要求的都是他自己也乐于做的。事实上，神经症病人的这种正当化的心理，比他自己能够意识到的要错综复杂得多。他对自身性质的这一描述，主要是由于他无意识地将他要求别人做的事情放在了自己的头上。但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他确实具有某种自我牺牲倾向。这种自我牺牲倾向，来源于他缺乏自我肯定的倾向，来源于他以战败者自居，来源于他本能地倾向于对他人宽容，以期得到他人宽容的心理。
人们不禁会问：尽管存在着所有的内心障碍，神经症病人究竟还有没有可以获得他决心要获得的爱的方式。这里存在着两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首先，如何获得必须获得的爱；其次，如何使对爱的需要在自己和他人看来都正当合理。我们可以把能够获得爱的不同方式大致描述如下，这就是：（一）收买笼络；（二）乞求怜悯；（三）诉诸公正；（四）威胁恐吓。当然，这种分类，正像所有心理因素的分类一样，并不是严格而规范的分类方法，而仅仅是一般趋势的指征。这些不同的方式彼此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它们可以同时或交替使用，这完全取决于环境和整个性格结构，取决于敌意的强烈程度。事实上，这四种获得爱的方式的排列次序，标志着敌意增加的程度。
诉诸公正的手段可能包含敌意，在要求为一种所谓的伤害做出赔偿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候神经症病人的格言是：“你使我受了痛苦，你毁了我，因此你有责任帮助我，照料我，资助我。”这一策略类似于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所使用的策略。我个人对于创伤性神经症并没有直接经验，但我不相信创伤性神经症会不属于这一范畴，不以自己的创伤为借口去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要求的那些东西。
恶性循环的形成，不仅在我们此刻讨论的范围内具有典型意义，广而言之，它乃是神经症中最重要的过程之一。任何保护性措施，除了给人以安全感之外，都可能具有产生新焦虑的性质。一个人可以借酒浇愁来减轻他的焦虑，但接着他又可能害怕饮酒会对他有害。或者，他可以借手淫来减轻他的焦虑，但接着又可能害怕手淫会使他生病。或者，他可能接受对焦虑的治疗，但立刻又担心这种治疗会对他有害。这种恶性循环的形成是严重的神经症注定要恶化的主要原因，哪怕外界条件并没有任何改变。因此，揭示这一恶性循环及其全部内涵，乃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神经症病人自己是无法把握住它们的。他仅仅注意到它所造成的结果，觉得自己已陷入一种毫无希望的处境。这种陷身罗网的感觉，乃是他对自己不能冲破重重困境的一种反应。任何似乎有引他脱离困境的出路，都只会再一次把他置于新的危险之中。
我要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神经症病人可以如何通过使他人产生犯罪感或内疚感，来使自己的要求显得正当合理。一位妻子曾因为她丈夫不忠而生病，她并没有对他表示任何谴责，或许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应该受到谴责；但她的生病却内在地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目的在于使她丈夫产生犯罪感，从而使他自觉自愿地对她忠贞不贰。
由对爱的病态需要之种种不同内涵形成的这一恶性循环，可以大致图示如下：焦虑→对爱的过分需求，包括要求绝对排他的无条件的爱→由于这些要求不能实现而产生的冷落感→用强烈的敌意对这种冷落感做出反应→由于害怕失去爱而不得不压抑这种敌意→由这种压抑造成一种弥漫性的愤怒→焦虑的进一步增加→对获得安全感需要的进一步增加……这样，被用来对抗焦虑获得安全感的手段，反过来又产生出新的敌意和新的焦虑。
这种类型的另一个神经症患者是患迷狂症和歇斯底里症的女性。她时常坚持要帮助她的姐妹们做一些家务事，而一两天之后，她又会不自觉地因为她们居然接受了她的帮助而十分生气。于是她症状加重而不得不卧病在床，从而迫使她的姐妹们不仅要自己料理家务，而且还得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料她。同样，她健康状况的下降也表示了一种责难，并最终要求他人为此做出赔偿。这个人有一次还在她姐妹们批评她的时候突然晕倒，以此来表示她的怨恨，并迫使她们给她以同情和怜悯。
换言之，对冷落的恐惧可能导致一系列严厉的抑制，而使自己变得胆怯腼腆。这种胆怯腼腆有助于保护自己，不使自己暴露在冷落拒绝之中；而不被人爱的信念也被用来作为同一种自卫手段。这种类型的人仿佛是在对自己说：“无论如何，人们并不喜欢我，所以我最好还是靠边站，以免遭到任何可能的冷落。”这样，对冷落的恐惧就成了获得爱的愿望的一个严重障碍，因为它使人不能让他人感到或知道他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何况，由冷落感激起的敌意，必然会使焦虑变得更加尖锐或甚至更加强烈。因此，对冷落的恐惧就成了造成“恶性循环”，使人难以逃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的一位病人在接受精神分析的一段时期内，病情曾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产生了一种幻想，以为精神分析除了将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溃外，还要抢走她的一切财产。因此这位病人以为，将来我有责任负责全盘照料她。这种反应在各种医疗过程中都很常见，并且往往还伴随着对医生的公开威胁。在较微的程度上，下述情形则十分普遍：当精神分析医生外出度假时，病人的病情往往明显加重；而病人则往往或公开或隐晦地断定，他病情的恶化是由于医生的过错所致，因此他有特殊的权利要求医生的关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这种例子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与我们的经验相对照。
对冷落的恐惧如果剧烈发展，就可能导致人避免把自己暴露在任何可能发生的冷落和否认中。这种逃避行为的范围，可以从买香烟而不敢要火柴，一直到不敢去找工作。这些人害怕遭到任何可能的冷落，因而不敢接近自己喜欢的男人或女人，只要他们没有绝对把握不致碰钉子。这种类型的男人往往因自己必须主动邀请姑娘们跳舞而感到气愤，因为他们担心姑娘们接受他们的邀请仅仅是出于礼貌；他们往往认为女人们在这一点上要幸运得多，因为她们用不着首先采取主动。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很可能宁愿以付出痛苦为代价，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可以表示对他人的责难，并对他人提出要求。然而他们自己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从而使他们内心的公正感得以维持。
冷落感与恼怒感之间的这种联系往往处于无意识状态。这种情况之所以非常容易发生，是因为这种冷落感可能十分轻微，以致完全不为意识所觉察，这时候病人就会变得容易激怒，或变得满腹牢骚、怨气冲冲、容易疲倦、闷闷不乐、头痛难忍而丝毫不知其所以然。更何况，这种敌对反应不仅会因为遭受冷落或自认为遭受冷落而发生，而且还会因为预先想到会遭受冷落而发生。例如，一个人可能怒气冲冲地提出一个问题，仅仅因为他心中已预先想到他这个问题会遭到拒绝。他也可能不让自己送花给他的女朋友，因为他预感到她会从中窥出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他也可能出于同一种理由而害怕表现出任何正面感情——例如喜爱之情、感激之情、赞赏之情——因此而在自己和别人眼中，显得比自己的真实本性更冷漠、更难以相处。他也可能预先想到会遭受女人的冷落而采取报复手段，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她们。
当一个人以威胁作为一种策略来获得爱时，他很可能威胁要伤害自己或伤害对方。他会以某种不顾一切的行动——例如败坏自己或败坏对方的名声，对自己或对对方施暴——来进行威胁和要挟。以自杀相威胁，或甚至以自杀企图相威胁，乃是最常见的例子。我的一位病人曾用这种威胁手段相继获得了两个丈夫。当第一个男人做出将要退却的表示时，她跑到城市中最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去跳河；而当第二个男人似乎不大情愿结婚的时候，她在她确信能够被人发现的时候打开了煤气。很明显，她的意图是要表示，没有这样一个男人，她就无法活下去。
我们很难描述他们对于冷落的敏感程度。约会的延期，长时间的等待，不能立刻得到答复和回应，彼此意见不合，简而言之，任何不顺心的事情，任何不能顺利实现自己要求的挫折和失败，都会被视为拒绝和冷落。这种拒绝和冷落不仅会把他们抛回到他们本来的基本焦虑中，而且会被他们认为相当于一种侮辱。我以后会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把这种冷落视为一种侮辱。正因为冷落的确具有这种侮辱的内涵，所以它往往会激起极大的愤怒，这种愤怒很可能公开爆发出来。例如，一个神经质的少女会因为自己的猫咪没有对她的亲昵给予回应，就勃然大怒地把它摔到墙角。如果有人要他们稍等片刻，他们就会把这种等待理解成因为自己在别人眼中无足轻重，所以别人没有必要对他们准时。这种理解很可能使他们迸发出强烈的敌意，导致他们完全收回自己的感情，从而变得态度冰冷、麻木不仁，尽管几分钟之前，他们在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这次会面。
由于神经症病人是希望借这种威胁来获得他人对他的要求的认可，所以只要他有希望达到这一目的，他就不实行这种威胁；而如果他没有成功的希望，他就会在绝望感和报复心的压力下实行这种威胁。
在思考神经症病人是如何迫切地需要得到爱，而他们又是如何难以接受爱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在一种温和的、不冷不热的感情气氛中，他们或许能获得最大的满足。但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复杂问题，即他们与此同时又会痛苦地对任何哪怕是极其轻微的冷落和拒绝都极为敏感。一种温和的、不冷不热的气氛，尽管一方面令人感到安全，另一方面却又令人感到受了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