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早就决定要成为他一直想成为的作家。他经常对照的榜样是歌德。在他看来，歌德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有着一整套完备的艺术成就和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歌德在青年时期狂飙突进的思潮平息下来后，经过认真审慎的思考，才开始了相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其内在必要性不可否认，很难与它的表象和表象的外部形式区分开。它欢迎文学精神，不再对其放任不管。
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存在完全符合它对托马斯·曼年轻时成功信念所施加的秩序。这不是一种平静的态度，而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信念。我们可以从字面上进行研究，也可以基于它进行叙述，从而给人一种印象，即它是在安全距离内书写的，尽管实际上这种距离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伪造的，就像任何生活秩序都只有在人们忽略了它是基于任意协议（而且在有风险的情况下）才是伪造的一样。托马斯·曼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危险。他性格敏感，通过艺术来应对。家庭对他的帮助很大，而受到苛刻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最终使他成就了自己的毕生事业，他以作家身份登场了，但不再是一位自封的向导，也并非不可或缺。人身边的危险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他的生活将变得暗淡无光，在配给房发出自作聪明的窃窃私语，经常丢掉自己的根基，质疑先前的信念。在托马斯·曼的四卷本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中，有相应的详尽的自白：“与世界的时间深度相比，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往昔岁月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我们的眼睛已经适应了个体和亲密的事物，在早期和远方的梦游中迷失了，就像在人类生活的伟大梦想中迷失了一般——被一种在其中重复的整体感觉所感动。我们再也无法穿透到我们生命的开始、出生的那一刻或者比人类本身更久远的时代——无论是从小的角度还是从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出生在意识和记忆力第一次见到黎明之前，都处于黑暗中。但是我们的智力活动开始之初，由于我们像人类一样进入文化生活，塑造并捐赠了我们对它的第一笔微妙贡献，因此我们感受到了关心、偏爱，这让我们可以感知并认识到那种始终如一的整体性，为它欢欣鼓舞：这是关于灾难、入侵的想法，是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的力量闯入一种有序的……生活。看似稳固的和平之歌，对忠实的人工建筑一笑而过；一开始就是纯熟的技艺和征服。在生命的洪流中，我们对人类的早年生活表示同情，由此发现自己成了整体的符号，同时也成了那种古老活动的一部分。”
紧跟歌德的脚步，托马斯·曼成了那样一位德国诗人。他可以声称自己具有独特性，但大多时候带着玩笑的口吻。他的文学生命影响范围很大，服务于人，但是据说主要着眼于具体的事件。与其他人的命运相比，他与妻子和五个孩子意外地没有受到政治动荡时期的影响，一家人依然完整。1936年，他成为捷克公民；1938年，他去了美国。他在那里也受到了尊敬，再次住进了重要人物的庄园，而不必搬到破旧的流放公寓，文学精神立即随他到了他的住处。如果歌德生前被迫去美国定居，即成为一个真正的“移民”，而不仅仅是写关于这样的作品，那么他的生活可能也差不多。
托马斯·曼在文学上的自我发现，是由儿童游戏启发的。这件事发生于1897年的意大利，更确切地说，是“在萨宾山脉的帕列斯特里那”。他写了一个故事《小弗里德曼先生》，主题涉及曼后来从未放弃的一个话题：“这个忧郁小驼背的故事也是我个人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第一次触碰了一个基本主题，该主题在整体作品中的作用与个人作品中的主题相同。主要人物是一个被自然界所忽视的人，他知道如何以笨拙、和平、哲学的方式去适应自己的命运，并且已经完全将自己的生活调整为安静、沉思与和平。一位美丽、冷酷又残酷的女人的出现，意味着在这种庇护生活中激情的爆发，这颠覆了整个建筑，毁灭了沉默的英雄。”
人无论在哪里定居都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无视由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嘲笑和批评。1944年，托马斯·曼成为美国公民。战争结束后，他抽出时间再次访问德国。他在自己的祖国留下的无法触及的情感创伤太深了。他定居在瑞士，买的最后一栋大房子位于苏黎世附近的基尔希贝格，宽敞而漂亮。当托马斯·曼搬到那里时，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不仅证明了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勉，更显示出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宁静淡泊。他有时让自己确信，伟大的故事也可以由很小的、几乎漫不经心的讲述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则发展，不去管执行它的人的力量如何：“最伟大的作品并非总是怀着最伟大的意图写成的。相反，我认为伟大的作品是谦虚的结果。野心一定不能在开始时先于工作而存在。它必须与作品一起成长，而且比艺术家的自我更重要。相比于抽象的、审慎的野心本身，作品的独立性与自我的苍白野心毫无关系。”作品完成并且对应在“未来的作者、所有未来的作者独特的心灵状态中：关于力量的秘密知识，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才能获得，但它们毫不动摇地存在”。
托马斯·曼于1875年6月6日出生在吕贝克，他是商人兼参议员托马斯·约翰·海因里希·曼的次子，母亲是来自巴西的“光彩照人”的茱莉亚·达·席尔瓦·布鲁恩斯。父亲于1891年去世后，由于他在遗嘱中写道，他认为儿子们无法胜任公司的事务，公司不得不解散。公司倒闭带来了财务收益：曼一家人的一生都过得不错，至少在经济生计方面。托马斯的哥哥海因里希在托马斯之前决定从事艺术，并与他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张力和竞争关系：起初，海因里希更加成功，然后才轮到弟弟。托马斯·曼在读十年级时离开了学校，没有获得适当的学位，却凭借首部小说《布登洛克一家》大放异彩，跻身著名作家之列。该书于1901年分两卷出版，并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有许多人与托马斯·曼发生过冲突。他的个子看上去似乎不难接近，但每一次靠近，人们都会发现他变得更高大了。同样，如果有人想嘲笑他，会发现他成了自己的执法官，擅长发现奇迹和思想的火花，按照规定服务于深刻以及看似肤浅的文学。而且，他可以等待。“我没有任何感觉。相反，我想说的是：我与生活印象的关系本质上是被动的、无意识的接收，在某种程度上，视觉和听觉信息渗入我的体内，形成了我的性格和特质。当我想要有所创造时，我从中受益的机会来了，我可以调用各种材料。”从人类的特质和特殊性中，托马斯·曼提出了一种观察方式，让他能够通过对存在的敏锐观察，从生活的总和中——其实只有纯粹的必要性中——发现整体和灾难：“生活，包括艺术家和作家的生活，不是一套要执行的计划，而是要改进已定好的计划，考虑如何实施，以及这对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在年轻时只会抱着不信任，只有到了晚年才会想起这些。”
最重要的是，因为最刺激和功能性最强的游戏是木偶剧院，它在其他诗人中也很受欢迎：“奇怪的是，木偶剧院在有抱负的诗人——而且不只是完全从事戏剧创作的诗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想一想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的自白和回忆，还有戈特弗里德·凯勒的《绿衣亨利》。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以至于无法超越它的想法。我很期待变声，用男低音为奇妙的音乐剧献唱。当我的兄弟告诉我，以首席男低音的身份在木偶剧院名声大噪这个想法听起来多么可笑时，我感到非常愤怒。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今天不就是这样的吗？在我的记忆中，孩子的游戏与艺术实践之间没有间断，也没有明确的界限。”
我们很高兴地认为，正是这种晚年的回顾，实际上已经自动吸收了我们传统上所尊重的时代智慧，从而消除了人们喜欢的幻想，其中还包括对个性的欣赏。由于每个人都是唯一的，所以他的独特性会被他人所取代。个体的生命被磨碎了：“所有的生命都是重返和重复，个体的所谓‘品格’是神话般的角色，发生在原创独特性的幻觉中，与他自己发现的东西相一致，玩家不是从他假定的首创和独创中，而是从更深刻的意识中创造出这种确定性，让某种已有的、已被证明的和有效的东西在自己手中再次为人所知，成为现实。我们在某些情况下的动作和行为方式，即我们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的方式——这不是第一次即兴创作，而是或多或少有些黑暗的记忆，折回无尽的过往，进入时间的场景，目光却越来越退缩，无法‘触到底部’。”
尊严的秘密是：在儿童游戏中，它的样子不断变化，表明它的发展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停顿，然后在完成的瞬间熠熠生辉。想象力可以随意处理所有尊严，这证明它是尊严的承担者。然而，它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处理的秘密适用于卓越的人，无论他的见解让自己多么印象深刻，想象力仍然是他内部受限的领域和个人要承担的风险。对于孩子的游戏来说，令人困惑的是或多或少无关紧要的，它遵循自己的规则，可以随时取消选择。托马斯·曼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在儿童游戏中，他成功地进行了后来有意使用的诗歌的闲笔练习，从中可以衍生出具有示范效果的代表性生活方式。
回顾过去，特别是对沉思而言，时间的因素仍然很明显，必须当作重点加以考虑。我们仍受制于时间的约束，即使我们试图守住某个坚定的立场——这毫无疑问是自由的高光时刻。人类可以从思想中逃脱，这比我们想象得要容易。然而，当他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正在衰老时，他只能不情愿地离开脑海中沉思的绿洲，满怀痛苦地回到时间的荒漠中。至少目前为止，衰老是既无法拿掉也无法交换的时间面具，它在第一层皮肤上形成了第二层皮肤。我们可以对此抱怨或发疯，但这无济于事，不过也不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短暂易逝的特性并不打算吓到我们，它只是需要被接受：托马斯·曼将其视为必要的挑战，他认为这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你必须有时间，”他让自己小说中的歌德说道，“时间就是恩典，没有英雄主义和仁慈，只要您尊重并勤奋地完成它；它会在沉默中完成，带来恶魔般的干预……”他在自白中补充道：“短暂是……存在的灵魂，是赋予生命、价值、尊严和利益的灵魂，因为它创造了时间——而时间就是，至少在潜在意义上是最高、最有用的礼物，从本质上来讲，与创造力、积极性，所有活动、所有欲望和奋斗，所有完美的、朝着更高和更好的进步的一切相同。在没有短暂性、没有起点和终点、没有生与死的地方，也没有时间——永恒意味着存在的虚无，像这样的好与坏，绝对没有意思。”
儿童游戏需要想象力，如果儿童在没有其他玩伴的情况下独自一人玩耍，则更是如此。托马斯·曼大都独处。他会及时学习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并为它添加有趣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他从书本中召唤出来的。但是，其中没有印第安人。托马斯那时还是个小男孩，他还没有听说过他们。他更喜欢使用希腊神话。他的木马叫阿喀琉斯，他本人是神的使者赫尔墨斯和太阳神赫利俄斯，他以小宙斯的身份登上孩子们的桌子，作为天堂与尘世的主管，给他的人民讲故事。“这是其他人都知道的可见游戏。但是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根本不需要这种器具，就能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想象力的独立力量，我感到无比满足，甚至无所不能……例如，我早晨醒来，决定今天成为名叫卡尔的十八岁王子。我穿得很讲究，与我想象中的州长或副官进行了热烈的交谈，并在我尊贵身份的秘密下自豪而愉快地走来走去。我可以正常上课、四处闲逛或阅读童话故事，而无须停止游戏一会儿，这是这种游戏很实际的地方。”
但是，按照德国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虚无可以被认为是它模糊而又可行的反面，即存在。这就让托马斯·曼的“存在的虚无”变得复杂了，难以实现它的永恒性。这样，我们再次拥有了充实的时刻。如此看来，“永恒”不再是“绝对无趣”，而是绝对有趣。没有了时而诱人、时而造成威胁的，甚至不知道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拆解自身的时间性，艺术的生产力会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东西上。因此，这是一门无常的艺术，应该善于利用它：“使人与自然相互区分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对无常、开始和结束，以及对时间的馈赠的了解——这种主观而特殊的要素根据其实用的特性，完全受制于道德因素，以少可以成多。有一些遥远的天体，它们单位质量的密度大到令人难以置信，一立方英寸就可重达二十担。富有创造力的人也是如此。与大多数人松散交织的思维逻辑和轻率表达相比，他们拥有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密封性、不同的生产率……瞬息间的深情在人类中达到了完美。”
诗人托马斯·曼为人处世颇有德国文学大师的风范，因此，如果有人想举出一个可以类比的人，歌德就是最合适的，他不可避免地也喜欢独处。谈起是什么促使他成了一位孜孜不倦、恪守着令人敬佩的工作纪律的作家，他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他小时候的故事：“我知道自己将成为一名艺术家，我的艺术史正由此而起，我在童年的游戏中发现了最早的萌芽和冲动。这可能会让您感到惊讶，并且产生怀疑。您会说，孩子的游戏很普通，每个孩子都在玩，不需要任何艺术启蒙或准备。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婴儿式的嬉戏会被生命体的成熟过程超越。某种黯然的严肃情绪占了主导地位，于是人成了世故的市侩。然而，在其他个别情况下，成熟的生命也会保留婴儿的生命——这并不是指处于原始水平的智力低下的实际病理状态——而是被守护的童心，游戏的本能与智力的成熟相结合，的确具有最高的推动力。追求真理和善良的人们，追求完美的渴望，并以艺术和艺术性的名义受到尊敬。简言之，婴儿式的嬉闹和游戏也有尊严——但艺术家的举止并不表现在资产阶级的端庄举止或井然有序上，因为其本性的根本在于幼稚、原始和好玩，即所谓的‘才华’。如果没有这种才华，他将拥有如此多的精神和道德，也就不会成为艺术家。”
这也是歌德的基本思想。也就是说，歌德追上了世界，在短暂的瞬息万变的背景下占领了它；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所给予和接受的光中找到并确认自己。歌德知道我们不愿屈服，因此他直到最后也没有屈服。托马斯·曼做了同样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榜样非常熟悉，以至于再次将游戏带到了他的尊严中：通过取材于歌德的《绿蒂在魏玛》进行创作，他在文学中得到了乐趣。这位绿蒂已经成了一位聪明的老妇人，不再对过去提出任何问题，她可能会宣布一个座右铭，也许立即就会对两位先生——枢密顾问歌德和她的丈夫——悄声说：“活在记忆中是年龄渐长和劳累一天下班后的事情。从青春期就开始回忆，那是死亡。”也许在美国，歌德会有与他的继任者托马斯·曼类似的想法。托马斯·曼在1938年第一次来到“超级明亮的”加利福尼亚州时，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与往常一样。一张桌子，一把带阅读灯的扶手椅，控制台上有一排书——我一个人。我‘远离’了是什么意思？远离什么？远离我自己吗？我们的中心在我们内部。我经历了短暂的外部定居生活。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与我们同在。什么是无家可归？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家。沉浸其中，我体验了在家的所有私密性。它们是语言，德意志的语言和思想形式，是我的祖国和人民亲自传承的遗产。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