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笼中雌兔的喂食量非常大的话，它们长得过于肥大，并且会变得不能妊娠。过于肥胖的母猪也会不能生育。从这些粗俗的观察中道布尔戴推出了一条普遍的法则：生育力同饮食的充裕度成反比。
《种群数量的真正法则》，1842年
简单地说，他的错误在于把被驯养的动物而不是野生动物用作其模型。例如，在野生动物中，雌兔吸收足够的营养而使自己不孕的机会几乎为零。将道布尔戴的论证提前20年到达尔文学说的推理盛行起来的时期，必然有人指出，在野生动物中，肥胖的动物会很快沦为食物链上肉食动物的牺牲品，因此它的生育力不再是选择的目标。肥胖的家畜的相对不育没有揭示《种群数量的真正法则》（道布尔戴的书名）。
类似地，动物无疑也是这样——包括“鸟类和四足动物”（鱼类的习性我们所知甚少或完全不知）——生殖力完全由过剩状态所控制……即使是繁殖力最旺盛的动物也或多或少是这样。在这方面兔子和猪尤其如此；如果喂到一定重量，每个学生都知道母鹿或雌兔将不孕，每个农民和饲养员都知道母猪将不孕；后代的数量一般与动物清瘦成比例。
在自然状态下，如果生殖力受饮食影响的话，那就是它与食物的充裕成正比（而非成反比）。从进化角度来讲，这种相关是有意义的（如同相反的关系是无意义的）。如果一个动物严重营养不良，对它而言，把不多的可利用的热量用于生育是危险的，因为母亲的早亡将判定后代的夭折。只有营养充分的动物能进行生育。（对雌性而言）这是一件花费大量能量的事。比起人类在100%氧气的空气中几小时就死亡的事实，喂得实在太多的动物不孕的事实并不具有更多的进化论意义。食物是好的，氧气是好的：但是在人工条件下，人们易于把“过多的好东西”强加给人类或兽类。
如果把树、作物或花置于松软沃土之中，或者是自然原因或者是人为原因使土壤对它们而言过于肥沃，那么，过剩状态产生了，多产停止了。这是一个所有的园丁和植物学家都承认的事实……
撇开类似的论证，我们注意到，作为营养水平的一项函数，人类生育力数据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罗斯·弗里施的研究显示，根据统计数字，营养良好的妇女比营养不良的妇女生育力更旺盛。而安塞尔·基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人口的研究揭示，在欧洲的被占领区，营养严重不良的成年人实际上停止了生育。这不是由于他们更多地使用了人工避孕用具（这些用具常常难以得到）。人们也许会称之为生理改变的自然避孕是不孕的原因。饥饿的妇女不能排卵（由她们没有月经证明）；饥饿的男子不能生成男性生育力所需要的大量精子。而由于最为严重的营养不良，两性的性要求本身消失了。从自然选择论者的观点出发，所有的这些发现都是有意义的（如同道布尔戴的假说没有意义一样）。自然与理论家不同，它难得愚蠢。
在那些身处富裕之中，且食物供给非常充分而奢侈的人群中，人口持续下降。在那些身处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的人中，也就是说，在那些有过得去的好食物供给且既不操劳又不闲散的人中，人口数量是稳定的。由此可得，在任何社会中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大体上视这3种状态相互之间的数字比例而定……
反种群数量调节器的营养学解释在科学界已经失灵；但是在文化界，这个理论，像拉撒路[2]一样，不时地再次复活。1952年，巴西作家若苏埃·德·卡斯特罗在《饥饿地理学》中贯穿了视蛋白质为一种反种群数量调节器因素这样的理论。他写道，“具有最高人口出生率的群体是那些其常规饮食中的完全蛋白质，即动物蛋白质含量最低的群体。”（见方框16-5该书的末尾两段。）该书更多是建立在要求好心人将食物分给饥民的些许神秘呼吁上，而不是以生理学为基础。将食物分给贫穷的人的人类冲动也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所认同，但是他们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地意识到，今天将食物分给极度贫困的人实际上将会增加明天的苦难，除非采取抵消措施。
在所有的社会中，食物供给最糟糕的人群中，简而言之，在最贫穷的人群中，人口稳定而持续地增长。
方框16-5 德·卡斯特罗称赞反马尔萨斯控制的人道
方框16-4 道布尔戴作为反种群数量调节器中反馈的暴食
由此，世界的生存之路不在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消除过剩人口的处方，也不在于生育控制，而在于使人类提高生产能力的努力。饥饿与不幸不是由当前世界上人口过多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产出太少而供养的人口太多。非人性经济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学说鼓吹听任体弱者和患病的人死去，这将促使饥民更快地死去，它甚至诉诸于极端的建议，即不应向较不幸的人口提供医疗和卫生资源——这样的政策仅仅反映生活优裕的人们的意愿和利己情感。他们被那些处境艰难的人们的不安于现状吓坏了。
在埃德蒙兹之后10年，托马斯·道布尔戴（1790—1870年）提出了反种群数量调节器的另一变体。其主张的核心在方框16-4中给出。在逐步形成论证中，道布尔戴遵循一个始终为生物学家所赞同的步骤：他考察了动植物的行为，接着论证同样的原理必定应用于人类。这一过程的负效应是没有假定豁免主义；然而，如果选择例子不当，作者易于误入歧途。道布尔戴的选择是欠考虑的。
幸运的是，世界不会使自己被失败主义和分裂主义观念冲昏头脑。尽管有着科学氛围，但这些想法不能为我们指出一条生存之路。它们只能指出一条死亡之路，革命和战争之路——一条毁灭之路。
生理学提供了反种群数量调节器吗？
《饥饿地理学》，1952年
大慈大悲的人们对埃德蒙兹的提议渐渐热心起来。去你的马尔萨斯十分沉闷定理的悲观主义吧！打倒支持它的恶魔种群数量调节器！树立起反种群数量调节器的乐观主义！对于穷人遭受的苦难，马尔萨斯主义者只是袖手旁观，而真正正派的人给他们食物，并向他们提供新的娱乐。这就是支配19世纪和20世纪慈善事业的观点。
德·卡斯特罗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与他运用的统计有关。人口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金斯利·戴维斯坦言，“德·卡斯特罗对统计资料的通篇错误运用几乎不能归咎于无知……而似乎应归因于动情的欺骗，因为不正确的运用总是有利于他的论证。”第二个且更普遍的批评是：相关性是模棱两可的。如果高蛋白质的饮食与相对的不孕有关，这意味着蛋白质的摄取导致不育吗？或者，那些自愿节制，避免有太多孩子的人，由此享有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他们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奢侈的食物？或者，更为普遍地，那些没有孩子的人将更多的钱用于优良的食物，以及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埃德蒙兹所谴责的动物性行为转移出去的娱乐？如果由此从相关性中推论出原因，那么，“你是自食其果”。
他的观点中同样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一点在于有关行动方式的提议。这种行动在他那个世纪（和我们这个世纪）都非常受人尊重。施舍受到所有主要宗教的褒扬，而且对施舍的褒扬和施舍的实践在19世纪都显著增加（无疑，部分是因为日益增长的繁荣使得施舍的实践的费用实际上对个人而言有所减少）。埃德蒙兹与马尔萨斯不同。信基督教的马尔萨斯假设穷人必定总是伴随着我们（《马太福音》26：11），埃德蒙兹接受了进步和人类豁免主义的观念，指出，为了抵消穷人过剩，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给他们以更多的食物和安慰”。
讨论德·卡斯特罗著作的专业人士几乎一致地给了低分。在亮出低分时，一些评论者指出书中对一般读者的呼吁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亨利·普拉特·费尔柴尔德所言：“人们必须为作者在探讨原因时的自由精神，为他对博爱的真挚感受，为他对无论在哪里发现的人类痛苦所表现的明显苦恼而拍手喝彩。”而在巴黎，人口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将其对该书的不利评论归结为“闪耀着人道对策的光辉”。换言之，当谈及人口过剩及它的弊病和对策时，如果要吸引大众追随者，你当十分坦率地主张我们必须找到——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一种没有代价和痛苦的解决办法。
就埃德蒙兹来说，他的论证中最具吸引力的特色可能是他断言，在卑贱的劳动阶层中，“性交是惟一令人满足的事物”。虽然这是在维多利亚登上英国王位前5年，但在文化上来说，1832年已经完全进入了维多利亚时代，性已经成为一个禁忌的话题。但是贫穷是令人尴尬的事物，因此，如果有人把大量的性活动推到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文化的劳动阶层头上，这是没有关系的。特权阶层可以把自己看得不屑于做这类事情，而要求抑制生育，即使这暗含着某种不孕。埃德蒙兹的论证迎合了富有得足以买下他的书的阶层的虚荣心。
儿童存活假说
认真地对待一个想法意味着逐步展开其逻辑后果，且决不否定它们。如果受反种群数量调节器控制，其他动物物种在地质时代上不能存活片刻；并且，没有什么途径能保证受反种群数量调节器控制的人口持续和生存。然而（如我们不久将看到的）从1832年到现在，人们提出一种又一种用以控制人口的反种群数量调节器机制。为什么这种非理性的理论总是能够赢得相当数量的追随者？
德·卡斯特罗的著作的英文版出版3年后，生物学家马斯顿·贝茨对其在生理学层面讨论营养对人口出生率的作用进行批评，他指出：“我认为对人类，文化因素压倒了任何可能的生理影响。”这一思想后来由莱斯特·布朗加以扩展。他是《世界观察》的创立者，也是一位致力于人口和环境问题的华盛顿智囊团成员。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图16-2通过幸运和人口出生率之间的反向关系建立的假设的反种群数量调节器。假定的设定点加倍不稳定：正反馈趋向于通过零幸运或零出生率使人口消亡，（由假设可知）这是由无限的幸运引起。
有保证的食物供给在减少出生率上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营养不良盛行，即使普通的儿童疾病也常常是致命的。在观察中概括出来的营养与人口出生率的关系是，良好的营养是最好的避孕药。事实上，所有营养充足的社会都具有低人口出生率，而营养不佳的社会人口出生率高，这不是巧合。营养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一般是间接的，通过其对婴儿死亡率和普遍的生命预期的作用。在营养不良盛行的地方，达到低婴儿死亡率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规则2.认真地对待这个想法。
布朗在此概略叙述的理论被认为是“儿童存活假说”。这一对人口出生率的解释把注意力从简单的生理力量转移到心理和文化的作用力——一种人类豁免主义教义容许的形式（它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虽然少有详细叙述，但该理论的框架是如下的假设集：
规则1.选取一个朴素的想法。
合理性支配着家庭规模的决策。
显然，埃德蒙兹决没有按照图形来思考。埃德蒙兹没有按照以下步骤（毫不奇怪地）行事。这一程序对所有立志于成为某种健全理论的作者的人具有指导作用：
如果婴儿死亡率高，父母会有许多孩子，以确保其中的某一个能在他们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
如果人口的确由反种群数量调节器控制，我们将面对一种明确的人类豁免主义情况。如果由反种群数量调节器控制，没有一个古老的动物物种能存活到现在。如果反种群数量调节器决定了人类的未来，那么，我们的物种的生存就不会很长。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很快成为自身灭绝的清醒的目击者。（现在，存在着一种不可能为其他物种所要求的荣誉。存在着一种彻底的豁免主义教义！）
如果婴儿死亡率低，在一个较小的家庭规模就将停止生育，因为他们明白少数几个就足够了。
《对人口原理的调查》，1832年
这些事实证明一个简单的政策建议是有道理的：为降低一国国民的出生率，首先挽救他们的婴孩。
严格遵照对人口问题的公认观点，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在拥有极为丰富的食物的国家里增长速度小，这是非常可能的……在目前这种时候，在大部分人群中，性交是惟一令人满足的事物；由此，由于逆境下同时发生了最不适宜发生的事情，人口在一个本应被抑制的时期继续增长。然而，这看起来也许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改善劳动阶层的状况，也就是说，向他们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安慰，是控制人口过多的最明智模式。根据这一原理，爱尔兰的个别反常事物能够被解释。在爱尔兰，在最近的一代人身上的确出现了贫困的增长。贫困的增长增加了出生数，并且大概也使成年人口数增加。如果该国打算从当前状况中走出来，如果目标是限制劳动力的进一步供给，那么，最明智的行动方针是使人民对生活必需品有更大的控制权。当供应较好时，他们将拥有除性交外其他的可自由支配的娱乐，而他们的人数因此而不再以现在的比例增长。
相反，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理论预言，挽救孩子将导致更快的人口增长率。这是马尔萨斯死后的欧洲所发生的。这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科学的细菌学和慈善事业同时浮现的时期。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提高了婴儿的存活率；并且人口增长得更快。
方框16-3 埃德蒙兹：含蓄的反种群数量调节器初现端倪
然而即使是在医学微生物学的最早期，确切的是在1847年，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的无名氏译者在序言中写道：“环境卫生的改善，以及任何趋向于延长寿命的事物，是抑制过于巨大的人口增长的最有效的方式。”加点的词语中根深蒂固的假说成为20世纪计划生育运动——生育控制运动——的最初策略。其中的一位领导者这样表述该策略：“父母最乐于从保健人员那里了解计划生育。这些保健人员通过为孩子的存活出一份力而赢得了父母的信任。”直截了当地说：首先挽救婴孩，接着利用由此获得的声望向多育的穷人宣传生育控制计划。这一策略是有道理的。但是较低的婴儿死亡率真的能说服父母减小其家庭规模吗？
为了充分认识埃德蒙兹提议的极其愚蠢，我们必须用绘制图形的办法。奥雷姆（第8章）的聪明的后代将把埃德蒙兹的提议转化为图16-2。在两个方向上，这个反种群数量调节器都饱受正反馈（失去控制的反馈）之苦：繁荣造成的相对的不育降低了出生率，而不幸引致的人口出生率造成了更高的人口出生率。承认这一点的心软的慈善家将丧失把食物运送给饥民的情感慰藉。埃德蒙兹及其追随者未言明的反种群数量调节器最终提供了两个同样不可接受的结果：人口过剩中的普遍饥饿，或者过度繁荣的普遍不幸。当然，这一反马尔萨斯理论的终点鲜有提及：每时每刻，所需要仅仅是更多一点的“施舍”。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反马尔萨斯主义者重整旗鼓的呼声成为：“照顾人民，人口将自行调节。”在加入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之前，我们应当注意到，对于所有试图通过在游戏的动物群中引入食物来控制种群数量过剩的尝试，其结果总是失败。专业的游戏控制者不断为反对心软的“动物爱好者”而斗争。这些动物爱好者们对更多食物的需求源于埃德蒙兹无知地假定的反种群数量调节器。
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在婴儿存活率已经上升的国家里，寻求支持数据的人查看出生率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寻求经验证据。但是经验证据的麻烦是：在每一个国家，许多事件同时发生，因此，人们如何确定地知道是什么引发了什么？并且，我们将为分析采用什么时间框架——一年，十年或两代？
第一个反马尔萨斯的理论是在1832年（马尔萨斯去世前两年），由托马斯·罗·埃德蒙兹（1803—1889年）提出的（见方框16-3）。他提出的反马尔萨斯的体系相当简单：人越穷生育率越高是因为（他指出）他们拥有的惟一娱乐是性交。在富人中，性行为必须与其他消遣相竞争。随着财富的增长人口出生率下降。
关于婴儿存活论的两方面都能找到经验证据。如人口统计学家A·J·科尔所指出：“德国现代死亡率的下降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时开始……但是当逐省检验记录时，人们发现有一半的省，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先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因此，待决的问题是哪一种趋势是原因而哪一个是结果。”
马尔萨斯的种群数量调节器预言，繁荣将提高人口增长率，而萧条时则会降低。即使是在马尔萨斯的年代，批评者们已呼吁注意一种似乎与马尔萨斯的预言相矛盾的相关：富裕的国家通常比贫穷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低。数据资料导致了另外的理论。
有足够的经验证据反驳婴儿存活假说，这些反证能够使个人慈善家在把自己的钱投资于以该假说为基础的项目之前重新考虑。当然，由于决策者的慷慨并不花他们多少钱（他们增加的税收份额，是一个普通公众出的数额），慈善组织的行政官员以及共和国的立法官们乐于把其他人的捐赠或税收投资于这样的项目。这样的慈善行为的作用的事后审计显示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范例。
慈善事业能使反种群数量调节器发挥作用吗？
一项对孟加拉国的严谨的统计研究没有显示出对儿童存活假说的支持。婴儿存活状况的改善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了4%，这被7%的婴儿人口增长所压倒，而婴儿人口的增长是由于数量更大的幸存者而导致的。土耳其：农村土地的重新分配——一项由富裕国家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民向贫穷国家的政府推荐的特别受人喜爱的改革——造成从前的小佃农孩子的数量翻了一番，每个家庭的孩子数上升至6.4个。1984年肯尼亚政府对其人口政策的评估是，“虽然母婴健康构成极大地提高了母亲和儿童的健康，但是家庭生育控制计划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尽管向计划生育计划投入了‘实质性的努力’，但是政府1984年的经济调查表明家庭计划诊所的就诊数在近年来下降了。”在危地马拉：
相形之下，在非人类的世界，许多例子是已知的。在那里，谨慎的动物准确地使其家庭所承担的义务与未来环境的可能条件相匹配。例如，通常，在寒冷的天气里，鸟类所产的卵比食物更充足时所产的卵少。也许那些如此热烈地为人类豁免主义教义辩护的人将满足于这样的结论，即人类与次要的物种不同，对非理性行为的非难具有独一无二的敏感？
被意识到的儿童存活机会似乎对妇女是否希望再有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也许具有加速人口增长的短期效用，直至对下降的死亡率积累起足够的体验，影响到生育要求的转变……[其结果暗示]死亡率下降的出现必须超过两代（她的母亲和她本人）才能对妇女再生育孩子的愿望产生重要影响。
任何一个有一般经验的人都能举出确证的例子。或者是人们有时行动非理性（这引起人们对种群数量调节器的解释力的怀疑），或者是存在着没有包括在图16-1中的抽象图解的其他人类动机。
最后我们以福特基金的一位高官的话为证。福特基金向贫穷国家投资了上百万美元用于生产药品和避孕：
《国富论》，1776年
在短期……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不能确保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特定人口的详细研究说明每预防10个婴儿死亡，导致的少生数为1到5个。因此，在短期内，降低的婴儿死亡率也许导致更大的家庭规模和人口增长的加速，但是，在长期内，由于更多的孩子存活下来，为了提供更好的营养和教育，父母将要更少的孩子。
每一个动物物种自然而然地与生活资料成比例地繁殖，并且，没有什么物种能够永远超越生活资料进行繁殖。但是，在文明的社会里，仅仅是在下层人民中，生活资料的缺乏能对人口的进一步增殖设定界限；并且除了通过消灭多产的婚姻带来的大部分孩子，别无他法。
仔细阅读最后陈述中的言辞，它说得极其明白，即所宣称的短期不利影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宣称长期的有利影响依靠信念的支持。一些乐善好施的人坚持所期待的长期影响是今天为儿童挽救措施筹集资金的充分理由，而这些措施将在某个不确定的明天导致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如果只是在人口非常稀少的国家里采用，这个政策不会造成严重的危险。在这样的国家，人口（在定义上）远未达到土地的承载力。出于善意的介入者会希望承载力达到之前，人们将已经把出生率降低到可持续经济成为现实的一点。
但是，贫穷虽然没有阻止生育，却对养育孩子极其不利。在如此寒冷的土地里，并且在如此严酷的气候里，娇嫩的植物虽然长出，但很快凋零死亡。这是很寻常的，我经常被告知，在苏格兰高地，对于一位生育了12个孩子的母亲，活着的孩子不到两个……
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的是，贫穷的国家是那些人口增长已经远远超过其土地的人口承载力的国家。在两代人之内，生育控制也许的确能把人口出生率降低到零人口增长水平。但是，在两代人之内，像肯尼亚这样的国家，以年均4%的增速，其人口能飙升4倍——以肯尼亚为例，从1990年的2500万增加到2025年的1亿。为了想象这对肯尼亚的未来会意味着什么，将肯尼亚的状况与美国的进行比较是有帮助的。
虽然贫穷无疑留难婚姻，但并不总是阻止结婚。它甚至似乎有利于生育。尽管饱食的妇女常常不能生育，或通常只生2个或3个，但苏格兰高地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经常生育12个以上的孩子。在时尚妇女中如此频繁出现的不孕在社会下层中非常罕见。女性中的奢华，虽然它也许激起享受的热情，但似乎总是削弱，而且经常完全破坏生育能力。
20世纪80年代末，在面积和人口上，肯尼亚与美国明尼苏达州、衣阿华州、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之和几乎完全相同。那时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大约是肯尼亚的15倍。（虽然只是福利的一种粗略的测量，但是GNP是有些用处的。）
方框16-2 亚当·斯密论人口出生率
肯尼亚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旅游业。游客到东部非洲的主要原因是参观野生动物。肯尼亚的土地和森林较少，加之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翻了4倍，到2025年能给野生动植物剩下多少呢？肯尼亚已经遭受了森林砍伐和土壤侵蚀之苦。两代人之后，当假定的挽救儿童的有益人口作用生效时，到那时会剩下多少土地和森林呢？
这个评论要求注意这样的事实，即马尔萨斯的种群数量调节器假定人类是理性的。当维持生存极为艰难时，一个理性的人会通过承担一项使另一个人（婴儿）存活的义务，从而使他（或她）的状况变得更糟吗？当然不会，然而，约翰森博士说人们有时就是以这种方式行事的。
不幸的是，根据一般的人类历史，森林砍伐和土壤侵蚀在本质上是不可逆转的不幸。野生动植物的损失也是这样。希望通过挽救人类生命来推行人口控制在导致灾难上比俄罗斯轮盘赌更具确定性。这一事实给传统道德规范和传统宗教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无疑，人类的行为的确产生了问题。博斯韦尔的约翰森博士几乎没有对什么人类行为未下判断。他谈及导致人类生育的动机。在1769年10月26日（当时马尔萨斯只有3岁）的一次谈话中，约翰森指出：“人类结婚不是出于理性和精明，而是爱好。如果一个男人是穷人，他想，‘我不能变得更糟糕，因此我要娶佩吉。’”
人类是地球表面的癌症吗？
人类的事务当然比其他动物的事务更为复杂。人类行为明显缺乏一致性造成了每一项已提出的理论都会遭受难以对付的夹道攻击。甚至在马尔萨斯含蓄地提出种群数量调节器之前，有几个观察者已注意到了后来会被引用来对马尔萨斯的解释内容提出质疑的相反行为。远在马尔萨斯之前，亚当·斯密要求注意一些贫穷的苏格兰母亲的巨大生育力（方框16-2）。但是注意，他将研究推向深入，指出一个生殖力非常旺盛的母亲也许可能特别没有生育能力——也就是可能没有留下几个在下一代能成为父母的子孙。被引用的章节清楚地描述了在福利国家之前的岁月里的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伴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对智人这一准例外者物种的同情引出了新问题。（如果同情引起向失败投资，非人类的动物的遗传家系将持续多久？）
从埃德蒙兹到德·卡斯特罗，一些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作家把他们的大量才智投入提供人口问题的“软”答案。他们假定的反种群数量调节器机制毫无理性意义的事实没有妨碍公众沉湎于“乐观主义者”之中。
人类是理性的吗？
宣称确信种群数量调节器机制的理性主义者被斥责为“悲观主义者”和“厌恶人类的人”。在这个领域，做一名直言不讳的理性主义者是需要勇气的。内科医生艾伦·格雷格（1890—1957年）身上表现出这种勇气。他是洛克菲勒基金的副主席。该机构花费了几百万美元用于在偏远而人口过剩的国家里挽救生命。在接近退休年龄时，格雷格就其组织的慈善政策提出了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方框16-6）。
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是所有生物的默认状态。图16-1暗含的忠告具有进化论的意义：对成功事业投资（资源/人口比率的上升），但是减少对失败的投资（资源/人口比率的减少）。非人类的动物的行为依据这样的模式：自然选择有利于这样的物种合理性。如果人类坚持干预一个已经超过承载力的社区中的自然夭折率，他们必须以其他措施来平衡这一政策，即根据采用人口出生率减少措施的情况而确定对穷人的帮助（如绝育或旨在更少孩子的强制契约）。许多人道主义者对这样的建议感到震惊，他们大呼：“不可思议！”如果这的确不可思议，文明则已经到了灾难性的死胡同。
方框16-6 艾伦·格雷格：作为地球的癌症的人类
《印象》，1956年
关于人口问题，我只打算提一个意见……这是……一个受过医学训练的人的看法——一种单一的思想，但围绕它出现了一类普遍的自我表现的各种次要反映……
在历史上，甚至在当代，关于马尔萨斯系统的运作，有足够多的已知例子表明模型是高度相关的……关于这一点，爱尔兰是一个极其令人感兴趣的案例。在17世纪末，爱尔兰的约200万人口生活在不幸之中。接着，出现了（外国援助）的17世纪等价物，马铃薯的引入。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技术革命，与从前相比，它使爱尔兰人能在每英亩土地上获得更多的食物。这项善意的技术进步的结果是使人口从200万增加到1845年的800万。因此，技术进步的结果是使不幸的岛屿上的人类不幸地增加了4倍。1845年马铃薯的歉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20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另有200万人移居国外；剩下的400万人记住了一个至今依然未被忘怀的深刻教训。自那时起，尽管爱尔兰是主要的罗马天主教国家，但其人口保持大致稳定。稳定性是通过结婚年龄的极大提高达到的。
任何种类的新生物……包括某种细胞数量的增长，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官和组织的相应增长……除了一个例子之外，在所有的例子中，器官和组织似乎都“知道”什么时候停止。这个例外，当然，是……癌症……我是说，作为一种考虑人口问题的方式，世界人口的增长与可观察的肿瘤细胞的增长之间具有某种令人感兴趣的相似性。世界患了癌症，而癌细胞是人类的说法既没有经验证据，也没有预言准确性的检验；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立即禁止这样的推测……
（解释性模型的）一个好例子是马尔萨斯的理论。这是经济学上著名的沉闷定理。如果对人口增长的惟一控制是饥饿和不幸，那么，不论环境多么良好，或者技术多么先进，人口将增长直至出现不幸和饥饿。的确，这个定理有一个被描述成十分沉闷的定理的更糟糕的必然结果。根据这种主张，如果对人口增长的惟一控制是饥饿和不幸，那么，任何技术进步都将具有增加人类不幸的总和的最终效应。因为它使更多人口生活在恰恰同变化前一样的不幸和饥饿状态。
肿瘤有些什么特征呢？最简单的一个是肿瘤对邻近的组织施加压力，而且，因此取代了这些组织。在封闭腔内的肿瘤，如在头脑中，所施加的压力杀死组织，因为任何大量的替换都是不可能的。压力逐渐发展，通常首先破坏承受压力的正常细胞的功能，然后破坏细胞本体。作为封闭腔的一个比喻，想象一个庇护一种罕见动物的岛屿，这种动物因人类的猎取而灭绝。岛上有限的空间类似于颅腔，其正常容纳的东西无法逃脱致命的入侵者。边界战争、大规模移民，以及那些被描述为人口压力的结果的战争类似于肿瘤所施加的压力。我们实际上不仅借用了压力这个词，而且也借用了侵略这个词来描述新生物通过直接扩展强占为其他细胞或生物所占据的空间的途径。森林的破坏、各种动物的湮灭或近乎灭绝，以及作为过度放牧的必然结果的土壤侵蚀阐明了像癌症一样的作用，人类——以增长的数量和掉以轻心的傲慢自大——对生活在我们称之为“我们的”星球上的其他生命产生影响。
方框16-1 博尔丁论马尔萨斯的“十分沉闷的定理”
转移是一个用来描述另一种恶性增长现象的词。在这种增长中，脱离的肿瘤细胞被淋巴管和血管运送，停留在远离原先病灶或起端的地方。在那里，它们继续繁殖而与起初的器官和组织没有直接的联系。在描述这些内科医生称为转移的事物中，使用殖民一词，这实际上是难以回避的。反过来说，在何种程度上，西半球的殖民者能被认为是白种人的转移？
马尔萨斯主义者在感情上会给予穷人同样的同情，但是他会就食物供给的任何增长的可能结果给予我们警告。这也许是由改善的技术或慷慨的外国援助引起的。在马尔萨斯的时代，他谴责国内的“贫困救济”，因为这增加了生产，而使不幸在更高的人口水平上继续。正是这个来自于马尔萨斯理论的合理推论，使博尔丁谈到“十分沉闷的定理”（方框16-1）。心软的人道主义者以这一推论作为否认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真理的口实。博尔丁则接受了这一真理。
癌的增长需要食物：就我所知，它们决不可能通过给予食物而获得治愈。而且，虽然它们的血液供给通常是如此不正常，以至于任何肌体管孔的持续出血意味着肿瘤是出血的原因，而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经常体验到体重和力量的丧失，这意味着或者是中毒，或者是存在肿瘤细胞的异常的营养要求——也许两者都有。类似的现象能在“我们被劫掠的星球”找到——在人类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影响中找到。这些几乎不用详尽阐述——当然，就人类对其他生命形式的侵袭，生态学家将准备提供许多例子。我们的江河中泥沙流淌——虽然把这看做是癌症的警示性出血更好。
那些认为世界上的资源终究有限的人断定，设定点的向上运动最终必将结束。在这一点上，由于“不幸”和“幸运”这两个领域的不均衡，马尔萨斯的种群数量调节器会接管对反馈的控制。这张简图在马尔萨斯那里是没有言明的（他没有画简图），但是它留待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进行十分详细的阐述。它没有妨碍人们认识到人口的减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导致生育率的上升；这似乎是对幸运增加的合理反应。但是种群数量调节器的其他反应——随着不幸的增加而来的生育率的减少——违反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逐渐形成的令人赞美的人类精神。某些人说：“穷人贫穷还不够吗？我们还一定要指出他们必须被剥夺做父母的欢乐吗？”
在肿瘤的中心，并且显然部分是其循环不充分的结果，坏死经常出现——细胞的死亡和液化，这是它们在其热情的繁殖过程中省却了秩序和自我控制，从而超出了机体正常数量比例的结果。我们的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与肿瘤的坏死近乎相似引发了异想天开的询问：是贫民窟，还是一个正在生长着的肿瘤的恶臭的碎屑，哪一个更冒犯体面和美丽？
图16-1 形式最简单的马尔萨斯种群数量调节器。虚线表示资源可获得性变化引起的人口变化。这些导致的变化与自然反应的变化（实线）相反，自然反应的变化使人口回复到设定点规模。
《人口问题的医学方面》，1955年
大多数时候，在大多数动物种群中，种群数量调节器足以解释现象。即使是在人类群体，种群数量调节器的控制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也是被严格维持的。仅仅是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设定点的快速上移，助长了对种群数量调节器模型概念的怀疑。科学—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造成了设定点的上移。
在医学领域，格雷格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权威人物，并且他的评论引起广泛的关注——且受到广泛谴责：“像癌症的增长那样需要食物；但是通过给予食物，它们将永远无法治愈。”这在后来被称为“格雷格法则”。该“法则”的坦白冒犯了外国援助机构，这些援助把对人口过剩国家的供养作为自己主要使命。在一个短暂的臭名昭著时期之后，格雷格法则从公众意识中消失了。虽然格雷格本人认识到他的观点对于当时正处在诞生之中的环境运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的论文极少被收录在人口或环境的选集中。
马尔萨斯对人口理论的贡献的实质不是他的几何数级和算术数级，而是在他的著作中暗含的种群数量调节器，其实质如图16-1所示，它是前文图11-2的简化。由于环境变动造成的人口规模暂时变化用虚线箭头表示。由此导致的人口和资源的不相匹配（“不幸”或“幸运”）造成的相应改变是人口的减少或增加，如实线箭头所示。由于功能上的意义，负反馈可被称为“矫正反馈”。
有人也许期望艾伦·格雷格的见解对7年之后的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问世作用重大，但是，卡森的著作的索引中没有包括格雷格。卡森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读者；她必定已经注意到了格雷格当时的讲话。她压制了格雷格讲话中的认识，是因为在写作这部富有影响力的著作时正遭受晚期癌症之苦吗？或者，她没有引用格雷格是因为感到，只要提到这样一条如此“有争论的”的信息，也许就会损害她的事业？
唯物主义等于悲观主义？
在反种群数量调节器将最终盛行的信念下，外国援助机构每年继续向海外分配上亿美元。只是在欧洲马克思主义政体倾覆之后，1989年秋天危机达到高潮，富裕国家才开始撤除他们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最为极端且极少成效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在那里，婴儿存活率的灾难性上升伴随着死亡率的缩减。
今天人们对这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乐观主义的信念集提出质疑，因为它显然是反生态学的。不论人们怎样测量，人类能力的大部分与其他动物一样；只有少数一些，如读写能力只限于人类。不幸的是，如邓拉普所指出的，豁免主义依然“在社会科学中处于主体地位，尤其是在经济学中”。
回到洛克菲勒基金，我们必须问：根据其副主席所做的陈述，它改进了方式，且在人口已经过剩的国家它停止了助长人口增长了吗？它没有。挽救婴儿生命也许原本是打算作为劝诱穷人由此而接受避孕药具的手段，但是手段成了目标。
4.人类的历史是一种进步；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对策，因此，进步永不停息。
迪斯尼乐园之旅
3.世界是巨大的，因此给人类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两篮子看法”似乎分裂了人类。（再看一看方框13-2。）托马斯·索厄尔用“不受约束的”和“受约束的现实观”来区别它们。在侧重点上略有区别，人们能够谈论“自由形式”和“结构化的”知识结构。这两份图解都是一个世纪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做的“不切实际”与“讲求实际”区分的翻版。
2.人是其命运的主人；他们能选择目标并懂得做任何达到目标所必须的事。
詹姆斯呼吁注意这样一种事实，这两类形成对照的人经常“彼此贬损……讲求实际的人认为不切实际者是感伤主义者和软心肠的人。不切实际的人认为讲求实际者是粗俗的、麻木的或残忍的……每种类型的人都认为另一种比自己差；但是蔑视在一方是与消遣相混合，在另一方它注入了恐惧”。詹姆斯认为他自己是第一类中的一个成员。
1.人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有着本质的不同，人对它们拥有统治权。
该区别对于理解人们对世界偏远地方的贫困的反应是有用的。考虑这些穷人（第三世界）的需要，我们中大部分人能够同意有两个目标是最令人向往的：使人民更舒适，以及使其人口停止增长。当谈到为这些目标分配优先权时，我们有了分歧。讲求实际的马尔萨斯主义者要把优先权给人口控制，认为增加的福利将随着这方面的成功而来。在增加的福利将最终导致减少人口出生率的信念下，不切实际的反马尔萨斯主义者争辩道，我们首先应当使穷人更富裕且更舒适、安全。婴儿存活假说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反马尔萨斯主义的推测。
社会学家威廉·卡顿和赖利·邓拉普认为，埋在人类豁免主义者教义造成的偏见之中的，有如下4个重要的因素：
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立场得到了远远超越人口统计学的有力的普遍支持。实验心理学在几千年来训练动物中的成就的支持下，坚定地坚持着一种预期，不论是工作中还是马戏团的表演中，先表演，后奖赏。与之相对照，反马尔萨斯理论坚持相反的预期，“先奖赏，后表演。”哪一种假设是我们与贫困社会的关系的更好指南？为了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我讲两个寓言。
在几个重要方面，人类优于“野兽”（使用一个在19世纪大受欢迎的词）。例如：没有哪个野兽读书或著书。读写能力造成了人和野兽之间的巨大鸿沟。关于作为本书主题（人口增长的原因）的问题，孔多塞指出，人类明显超越了动物的限制，因为“在所有动物中，他独自发现了一种分居的方式。这一行为当使人类永续。这一行为中固有的喜悦和其他物种中的生育是其无意识的原因”。这是一种相当微妙地谈论避孕的方式，但是，马尔萨斯没有被它所愚弄。以今天的眼光看，马尔萨斯似乎有些奇怪，他不赞成人为的生育控制。
春天里，塔夫先生和塔夫太太有两个直接的目标：清扫房屋及带孩子们去迪斯尼乐园。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塔夫太太说：“现在瞧，孩子们，我们的房子绝对需要好好进行一场春季扫除。但是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场春季扫除！打点一下去迪斯尼乐园不好吗？如果你们真的动动手，帮助打扫3天房子，那么，结束后我们去迪斯尼乐园好好玩一下！怎么样？”
由于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不意味着人必须在本质上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在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中，生物的统一性充当了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异的副手。（只有从达尔文开始基督徒才开始能说“人和其他动物”。）人们坚持认为人类可以免于统治其他动物的法则。这一豁免主义教义，由于被19世纪的浪漫主义所吸收而在经历了18世纪保守宗教的衰退得以幸存。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年），在死前6周写给同行作家的一封信中说：“毕竟，我们都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应当为所谓的物质世界塑造了我们，而不是被我们所塑造而感到羞耻。”如果席勒被告知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把物质世界弄得一团糟的所有例子，他还会为人类而感到骄傲吗？如果席勒被告知人类如何将印度的一半变成沙漠——席勒，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词作者——他会有多高兴？没有其他的单个动物物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豁免主义者身份的荣耀吗？
与此同时，隔壁的坦德家对问题的处理有所不同。坦德太太向孩子们提出了这个建议：“明天去迪斯尼乐园玩好吗？两天：接着回来以后，我们都动动手，好好对房子进行一场春季扫除？怎么样？”
戈德温关于零生育率社会的假定令人惊讶，其根源在于大多数宗教观念中，关于人（man）在自然中的位置有着人类中心说的偏见。（在这个句子中用“man”（男人）是完全正确的——不是“男人和女人”——因为大多数依然存在的宗教是有男性偏见的。）如同《创世记》中的神所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你认为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哪一家的春季扫除做得更好？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人类豁免主义的教义
不论是马尔萨斯主义者还是心理学家，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会说那是没有疑问的。而一个不切实际的反马尔萨斯主义者也许依然坚持，说他本人认识某个不切实际的策略奏效的家庭。它无疑会偶尔奏效。但是哪一项策略是更好的冒险？一项策略的成功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微妙互动相联系，与承诺的性质（清楚地或含蓄地）相联系，以及与对道德感、内疚和其他难以定义的存在的处理相联系。因此，当涉及家庭运作时，决定不是打开与闭合。但是成功的可能性有利于讲求实际的一方。首先是进行；然后是奖赏：这的确是合理的政策科学的一个主要的默认状态。
人口争论的历史是一个试图逃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漫长而枯燥的陈述。本书开始于以人口问题不能通过逃到星星上去来解决的论证。此处，在地球上逃避生物学同样是不可能的。
规模效应大大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在全国范围，怎么能够使上百万贫困的人作出让另外几百万人信赖的承诺？也许你认为感激之情能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经验对国家的感激之情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中间事件也许会妨碍。例如，人们常常发现送往挨饿的国家的粮食被重新标示为本地政治或军事领导人的礼物。
我们这些现在活着的人是有生育能力的祖先那连续不断的家系的子孙。这一家系向后可回溯到几百万年前的首个具有人类特点的人——甚至，几十亿年前开始性生活的任何种类。自然虽然强大，但它不能创造一个自我持续的、完全无生育能力的有性物种。（当然，无性生殖在植物中是普遍的，但是，没有多少人对推广无性生殖感兴趣。）
贫困人口对作为礼物的食物作何反应？其反应一般是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出生率上升。首先是奖赏，然后是进行的反心理学、反马尔萨斯主义的策略的结果，尽管也许会在像家庭那样的小群体中奏效，但完全不能“按比例放大”到国家的层面。关于“人类家庭”的道貌岸然的宣告对于否认规模效应是无力的。
跟随戈德温的思路，假设人类的自然生育率全过程地向零演化。接着，会怎么样呢？最初，能生育的个体也许仅仅是整体中的一个微小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选择将确保能生育的一小部分的优势度。即使人类生殖力的遗传基础非常小（如同其他动物中的确存在的那样），有生育能力的人也将如期取代无生育能力的人。以普遍的不孕的选择为先决条件（如戈德温的方案所需要的那样）是在对一个矛盾事物进行修饰[1]。但自然不按矛盾修饰法行事。
在关于外国援助的讨论中鲜有提及不切实际和讲求实际。很久以前威廉·詹姆斯就对争论的心理基质的沉默发表评论。提到诉诸个人感情的论证中的个性边界，因此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任何公开表明某种看法的人只是小心地沿着非个性的理由前行。詹姆斯说：“在我们的心理学的讨论中出现了这样一种伪善：在我们的前提中，最有说服力的从未提及。”
自然选择，生物学上的一个基本的默认状态
伪善侵入关于外国援助的讨论，如同许多人下意识地认识到生育控制应当在死亡控制之前，虽然普遍的道德态度与坦率相抵触。迄今为止，在美国，甚至没有哪一个政治人物敢于提及这一事实。但是继续把死亡控制置于生育控制之前无疑将使人口继续增长。在一个已经过度吃紧的环境中的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通过土地的损失、森林的损失、野生物种的损失，以及生产力的损失，将使环境遭受更大的破坏。简言之，将死亡控制置于生育控制之前最终提高了死亡率。对承载力思想无知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也许会在短期盛行，但是在长期，这样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将造成人口崩溃的悲剧。
戈德温假定的大部分过于荒谬而不能长期存在，但是其中之一值得进一步分析，因为它触及了一个一般原理。当我们继续寻求避免人口过剩的途径时，这一原理被反复提及。人类将永远“停止繁衍”，这不是毫无机会的。其中的原因存在于查尔斯·达尔文60年后的伟大发现：选择。
[1] 不是普遍的不育是可以选择的。考虑一下蜜蜂。蜂王为它所生的每一个能生育的女儿（蜂王）生了许多不育的女儿（工蜂），并且，这种组合显然是有选择价值的。但是普遍的不育……？这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马尔萨斯登场之前，威廉·戈德温意识到，不断扩张的人口也许最终会造成一个有害的人口与资源的比率，它会造成麻烦。5年之后，马尔萨斯视这个问题为人类本性对一个有限的世界作出反应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戈德温（前面方框3-1的末尾引用的一段）提议通过改变人类本性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暗示有一天我们人类也许会“停止繁衍”。由于这是在200年前的英国写作的，由于缺乏反例，我们只能假设戈德温以人类性行为的终结为先决条件。他无疑认为牺牲是值得的，因为在他的乌托邦里，将“没有战争，没有犯罪，没有司法机构，没有政府。除此之外，那里没有疾病、痛苦、忧伤，也没有怨恨”。
[2] 拉撒路，《圣经》中人物。死后四日，耶稣使他复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