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两千年以来,受约束的、结构化的思想是商业和科学中的成功实践者的主要习性——至少是从萨摩斯岛的伊壁鸠鲁开始。令人惊讶的发现只是偶然地打乱了科学家的平衡,而且只是一会儿。令人惊诧的事物很快与先前的现实图景相一致:结构约束再次盛行。但是,在这个非均衡的间歇期,相信免费午餐的人获得了意外成功。
在19世纪的后半期,物质和能量守恒的法则似乎将所有的东西包进一个整齐的包裹里。接着,贝克勒尔于1896年发现了放射现象,旧有的受约束的能量观念遇到了麻烦。在10年的紧张实验中,放射现象和放射性衰变的性质和重要性得到研究,在1905年公布的爱因斯坦的著名等式,E=mc2中达到顶点。按照一个新的合成实体,质—能,守衡被重新定义。约束再次居支配地位。
无限的能量?
尽管爱因斯坦援救了守恒定律,但是依然存在某些混乱,因为从实用的观点看,一个微小的质点能够被转化成大量的能量,这一事实使质能守衡看上去相当不切实际。1916年,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指出,仅仅1磅放射性物质含有的能量相当于从1亿磅煤炭的燃烧中获得的能量。由于他的国家当时正处于战争之中,我们毫不奇怪这位物理学家表达的一个希望,即直到人们学会与他人和平相处,人类才可能得到放射能。
一些具有相当声望的科学家往往否定原子弹的可能性。1930年,时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校长的罗伯特·A·密立根(1923年诺贝尔奖得主)称原子弹的前景是一个幽灵和神话。“几乎不大可能存在任何可以看得到的,供人类发掘的可获得的能量。当他承认他相信人类能够“安静地入睡,同时意识到上帝已在其手工制品中放入了一些有安全装置的要素,人没有什么力量去做任何具有巨大物理破坏力的事”。密立根的结论的根据不是完全科学的,这是显而易见的。9年以后,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密立根的仁慈的上帝显然一时漫不经心,忽略了在其手工制品中插入必须的有安全装置的要素。6年之后广岛原子弹爆炸发生了。
自原子能研究的早期开始,人们就认识到通过爆炸原子弹而释放的巨大能源(理论上)能够被直接用于和平的途径。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国家安全的原因,一项严厉的检查制度被强加于关于原子能的公众讨论,包括那些关于可能的和平应用的讨论。但是,在检察官接管之前,而且几乎是在美国介入战争前1年,一位从研究科学家转变而来的推广者,在《大众机械》杂志中写道,他预言核反应堆将发展到如打字机一般大小,能够分别安装在千家万户,由此消灭了有碍观瞻的电线。而且,每千瓦时能量的成本将低于1/10便士。在这个新的乌托邦,“能量变得如此便宜,以至于不值得对能量进行收费……这意味着货运和客运都成为公用事业部门;像你家中的采暖、供电和供水一样,你根本不必为它们而付费。”(有人非问不可,在作者的家里,谁来付每月的公用事业部门的账单?也许是他的妻子——而这位科学家转变而来的作家对此从不知晓。或者,他居住于城市公寓,在那里所有的账单暗暗地包括在每个月的房租款中——都市的偏见如何能够使聪明人对能源有限的现实失去判断力,这又是一个例子。)
1949年,随着战争的结束,原子能乌托邦在《大众机械》中重新复活:“不受限制的能量将意味着给每个人的大量食物、衣服、房屋和其他必需品以及无数奢侈品的生产。贫穷与饥饿、贫民窟和营养不良将从地球表面消失。”这段陈述暗含了一个在技术产生的乌托邦中一次次出现的假设。这个假设能够被合情合理地归纳为以下的三段论:
所有的社会不幸——贫穷、饥饿、犯罪、社会混乱等等——都是由资源短缺引起;
原子能将结束所有的资源短缺;
因此,原子能将结束所有的社会不幸。
如此直截了当写出来的话,这个三段论会招致批评。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如此清楚地表述过,而且技术乐观主义者继续以物质丰富的梦想来“解决”世界的社会问题。
科学家中的技术乐观主义受到政治家的热切支持。哈罗德·E·史塔生,一位数次的总统候选人,在《妇女家庭杂志》中宣告在不久的未来,核能将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疾病……不知饥饿……食物从不腐败且庄稼永不腐烂……‘污垢’是一个过了时的词,而日常家务只是按几个按钮的事……一个没有人烧火炉或诅咒烟雾的世界,任何地方的空气都像山顶上的一样清新,从工厂吹来的微风如玫瑰上拂过的一样香甜。”
现在,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发现了什么?在家里我们的确接近于一个按钮世界,但是屋外围绕我们的污染问题依然那么多(并且它们中有许多更糟糕了)。
在梦想上,技术专家常常超过了政治家。在20世纪50年代,对两个问题的评价是不够充分的:(1)生活在核反应的危险副产品之中的问题,(2)一个核反应堆和相关硬件的极其庞大笨重造成的问题。理论上只考虑其自身的小型反应堆使热衷者预见到核反应堆为火车、商船、用于和平目的的火箭、飞机甚至汽车提供动力的一天。热衷者们几乎不考虑发生碰撞的后果。
在1953年12月8日的演讲《用于和平的核能》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寻求和平利用原子动力,他赞美“犁铧方案”。(这个名称源于《圣经》,来自于萨拉:“他们应当把剑打成犁铧,而把矛打成整枝钩刀……”)作为这个理想主义计划的一部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格伦·西博格提议将核爆炸用于在阿拉斯加的波因特巴罗挖掘港口、凿通贯穿阿留申群岛的隧道,以及将白令海峡挖深。爱德华·特勒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反对者,他受人尊敬但脾气暴躁,且被誉为氢弹之父。他提出通过核爆炸来开凿新的与海平面持平的巴拿马运河。他还建议我们应当用炸药封闭直布罗陀海峡——史前时代直布罗陀海峡在地质上是被封闭的——这样地中海由于流入河水的充实,能“上升并降低咸度,达到用于灌溉撒哈拉沙漠的程度”。他没有提及内陆海的水位升高会毁了威尼斯,这颗“亚得里亚海上的明珠”。
谁受益?谁付费?
回顾20世纪中期核能热衷者的提议,显然它们的首要不足之处是缺乏生态学的洞察力。(雷切尔·卡森革命6年后才出现。)利用第2章末尾采用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宣传在文字上是极为精彩的,在计数上是极好的,在生态上是深不可测的。有必要提出的生态问题分成3类。
那么接下去是什么?“时间永不停息,”并且时间肯定不会停止于对事物的环境秩序的干预首先产生的有利影响。提高地中海的海平面不仅仅是为撒哈拉提供了淡水。通过爆破炸掉数十亿吨的泥土来挖掘一条新的巴拿马运河,这不仅仅是形成一条更为便利的航道。如同生态学家反复指出的那样:我们从来就不可能只做一件事。
谁付费?谁得了好处?远在基督降生以前,起疑心的罗马人问,“对谁不利?对谁有利?”或者:谁受益?谁付费?各种各样的开发者、推销商和售货员迅速告诉我们某种干预的好处,但是他们有1001种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谁付费的问题上转移开去的办法。当应当付费的是子孙后代时,要转移注意力就相当容易了,因为付账单的人还没有出现,又怎么能够提问呢?
工业化社会的空想社会改良家也容易忘记那些生活在非工业化社会的账单付款人。企业大亨们喜欢在贫穷的国家里建造十亿美元的水坝,对于被水坝根除了已经生活了几代的家园的数千农民,他们几乎不予以考虑。大亨们无意识的“无限”假定使他们偶尔设想,在别的地方有大量同样令人满意的土地,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可以逃向那里。“开发者”远在他们造成大破坏的地点的数千英里之外,他们没有注意到因开发而迁移的难民开始在陡峭的山坡上耕种,进而造成大量的土壤侵蚀;或者将湿地变成农田,由此减小了水生和沼泽地带物种的繁殖区域。
一项无情的技术
在搜寻那些从不同侧面为核动力祝福付出代价的人中,我们首先聚焦于那些最接近于系统本身的人,聚焦于发现并建造核动力系统的实验者,以及那些操作已建成系统的人。从原子弹研究的最早时期开始,物理学家们显然抓住了龙的尾巴。奥托·弗里施提供的一份足以令人心寒的报告,阐明了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调查研究者所处的危险(方框15-1)。尽管他们对危害有正确的认识,但是这些物理学家们还是遭受了许多不幸事故,而且毫无疑问,由于过度暴露于辐射,有些人后来得了癌症。
在调查研究结束以及核反应堆的设计被采纳之后,危害依然没有结束。正是工程的重要性极度损害了设计能力。菲利普·R·莫尔斯描述了一个典型的反应堆的可怕问题:
方框15-1 奥托·弗里施:超越临界质量——一项无情的技术
有一次,我正进行……组装(绰号是葛得华女士,因为没有中子反射物质环绕着它),就在我们接近临界体积时,协助我的学生拔出中子计数器,他说中子计数器似乎不可靠。我俯下身,大声叫他放回去,而且从眼角的余光,我看见定标器上的氖灯已经停止闪烁,并且好像不断发红。我匆忙拿掉几片铀-235,接着氖灯恢复闪烁。显然,装配已经暂时达到临界状态,因为我的身体——当我俯下身——将中子反射了进去。后来,通过测量某些铀-235砖的放射性,我们能够计算出反应以每秒100的系数增长!碰巧我在那两秒钟里只受到了一个标准日辐射量的辐射;但是如果我犹豫两秒多钟的话,那将是致命的辐射量。
有的人没有这么幸运……一个协助临界装配的学生在错误的时刻掉了一大块反射层材料,虽然他立刻将它掸到一边,但是他受到的辐射足以致命,因此两周后他死了。
“有人用开关打开了太阳”,1974年
放出的大量的热被气流以每分钟将近50万立方英尺的速度带走,这样一种数量需要仔细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以避免压力大幅下降,还需要超强鼓风机的推动。当然,所有这些必须在整个系统,从入口到300英尺高的烟囱顶端没有任何裂缝的情况下完成。调节核反应强度的控制杆必须能够在1/10秒里移动5英尺,而且必须控制在1毫米的范围内。一旦反应堆全面运作,从那时起没有人能够一直在掩体里维修、加润滑油、调整重复荷载或控制设备内部。从这个坦率的表述中,我们也许能够获得关于所涉及问题的暗示。如果反应堆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能运行了,我们就得关闭这个反应堆并另建一个。
当然,人类以前也不得不对付危险的新技术,并且令人满意地解决了它们出现的问题。蒸汽锅炉在最初建设时经常爆炸,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它们最终被驯服了。当然,我们希望核电站的历史将有一个同样的良性结局。但是,这项新技术的一个问题与其他技术造成的问题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这就是废弃物问题。
当蒸汽动力厂的无用剩余物被“丢弃”时,其后果也许是审美上的不雅观,但至少在任何简单的意义上,人们不会被这种乱糟糟的场面所伤害。核反应堆的废弃物却不是这样,而且当仅仅运行了几十年后,当一个核电站最终“退役”时,垃圾必须被小心处置。由于其重要机械这时具有高辐射性,因此必须由遥控机器人拆卸,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操作。其成本依然未知,但必定是巨大的。而且,如果不可能拆卸的话,剩下的惟一办法是将“死去”但危险的反应堆装进混凝土浇注的箱子,其有效性经过几千年后会怎样不得而知。
探测微量放射性物质的便利已使我们敏锐地意识到有多少力量正在起作用,蚕食着我们认为安全的丢弃废弃物的地方。不仅要考虑地下水、大地运动以及地震等地质因素;不那么明显但同样持久的生物力量也会暗中破坏安全。不带任何不良企图的植物和动物能将放射性微粒传送到令人惊讶的远方。方框15-2描述了当人们试图把危险的放射性物质隔离在一个偏僻的固定地域时,生物力量造成的一些麻烦。溜进沙漠的放射性核素能够进入为粮食作物供水的地下含水层。这些粮食作物为遥远的城市居民提供食物。那些带有强烈城市偏见的人们可能从未想到这样的公害。情况是如此糟糕,而且随着“空地”供给的减少——在一个空间有限的世界里,这是人口的持续增长必然的后果——处置问题将变得更加糟糕。
方框15-2 在目不识丁的獾和永不停歇的风滚草的世界里的辐射现象
华盛顿州,里奇兰县。一只獾突破了1959年世界上第一家钚工厂的安全线。它不理睬所有的警告,在一个废物坑里挖了一个洞。在它走后,兔子为了偶尔舔点儿盐而开始顺道拜访这里,但是这不是它们所发现的普通的盐。不久以后,它们将200居里放射性粪便散落在2500英亩的汉福德自然保护区……
汉福德还有一些与松鼠、穴居猫头鹰、小老鼠、昆虫以及像兔刷草和风滚草那样的植物有关的麻烦。风滚草的根能伸入地下20英尺,伸进垃圾堆并吸收锶90,脱落,在干原上四处飞散。
埃利奥特·马歇尔:《汉福德的放射性的风滚草》,1987年
能量太廉价而无须计量?
大多数科学家在最初就极为怀疑“犁铧方案”奢侈的梦想。普通的核发电方式的计划更是倍受怀疑。这种开发的一个领导者是金融家刘易斯·L·斯特劳斯。他是原子能委员会(AEC)的主席。在1954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我们的孩子将在家中享用便宜得不值得计量的电能,他们将了解到世界上巨大的周期性地区饥荒只是历史上的事,他们将毫不费力地乘船、潜水旅行,或者乘坐危险极小且速度极快的飞机旅行,他们将体验比我们长得多的寿命……这些不是遥不可期的。这是和平时代的预报。”由于斯特劳斯作为AEC主席的权威地位,他的描述被公众广为接受——而且无疑得到普遍的信任。人们想要相信安全的飞行旅行、更长的寿命、和平以及所有人都有充足的食物——即使当核能与这些收益的联系不是一目了然之时。
“太便宜而无需计量”口号好得令人难以忘却。这句话通过报刊引起反响。然而,在起初时,对于任何对公用电力经济学略有所知的人来说,由于简单的原因,这个目标永远不可能达到。占家庭电力供应成本一半的是配电费用:电线、变压器等等的资本化成本;配电中的电力损耗;家用电表的成本;家庭用户的读表和发送账单的成本。如果发电的实际成本降为0的话,人们最可期望的是被输送能量的成本减少50%。半价不是“太便宜而无需计量”。
当然,废除电表、读表和账务能减少一点儿费用。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如果家家都不会再接到他们使用的电费单的话,将会产生一种新的成本:不可避免的共有财富的浪费。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明白了这一点:“最大多数人共有的东西受到的照看最少。”斯特劳斯主席断言核能将会“太便宜而无需计量”,这意味着用户所察觉到的费用将为0,而且亚里士多德的预言将成为现实:用户会浪费电力。为了控制费用,社会最终将不得不干预并且终究装上电表。通过这一反证法,“太便宜而无需计量”被揭露了。注意,造成梦想破灭的恰恰不是技术,而是人类本性。
随着国内来自于核反应的电力供应成为现实,公众了解了在1954年还不明显的成本。首先,存在着事故的费用,在现实世界中事故从来就不能完全避免。进而,存在着破坏活动的可能性。迄今为止破坏活动并不大,但是它的数量是政治混乱大小的函数,而且,尽管我们有最良好的愿望,但它会增加。此外还有废弃物处置费用。因为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长,因此真正安全处置的标准是严格的。迄今为止,在发电30多年后,伴随着核废弃物在“临时”贮藏所的大量积累,我们的经理们还不能就安全的处置方式达成一致。我们希望只是“丢弃”废弃物,但是(如同生态学家总是准备提醒我们的那样),没有地方可丢。[1]
核聚变怎么样?
甚至在成功地装配好并爆炸了首枚核裂变炸弹之前,人们已认识到另一种产生能量的核变化是可能的:以氢这样的轻原子的核聚变取代诸如铀和钚那样的重原子的核裂变。如果说后一种反应生成放射性副产品,而前者在放射性上则是“清洁的”反应。核聚变比核裂变在技术上更难取得成功,因此这种可能性被束之高阁,直到战后。
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对核裂变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普遍,人们加强了探究核聚变的可能性。其军用形式(“超级”或“氢弹”)很快获得成功,但是和平的、可控的核聚变反应研究难倒了称职的科学家们。尽管如此,乐观主义在原子能界还是很盛行。
最初,有人预言说5年之内取得成功。不幸的是,5年的地平线不仅年复一年地隐退,而且还延长了。最近听说的和平的核聚变地平线的时间是在公元2020年的某个时候。到那时,“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需要”更多能量的人口将比现在多30亿。所表达的“需求”将比现在增加70%以上。这是由于两个原因:(1)地球上的资源将变得更为耗竭,(2)“预期提高的革命”将感染地球上更多的人们,造成更加广泛的对贫困的不满。
漫不经心的日报读者没有意识到成功的核聚变电力的前景是多么遥远。这主要是由于利弗莫尔实验室公关办公室的极度称职。利弗莫尔实验室是位于北加利福尼亚的受联邦政府支持的实验室。多年来,这个实验室的宣传代理商受爱德华·特勒的领导和影响,每3个月宣布一次核聚变研究上的新的重大“突破”。如果纸上的“突破”能够转化成和平的动力的话,美国现在已被电力的浪潮淹没了。
由于我们还没有核聚变电力,所以我们不知道一个运转着的系统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在当前,任凭所有精明的宣传,我们怀疑它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清洁的系统。它的核心会是“清洁的”,但是核聚变反应必须由“肮脏的”核裂变反应点燃。此外,重要机械大概必须被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装置所环绕,由于来自于其核心部分的密集辐射,这个装置将稳定地具有更强的放射性。像所有其他的核动力系统一样,它最终必将退役。接着怎么样呢?它会被埋在混凝土里吗?考虑到地下水缓慢的腐蚀性,它会有多安全?或者,它应当被拆开吗?谁来拆?在将“热的”部分运往它处之前,这个巨大的设备必须由遥控机器人切碎,切成适宜运输的碎片。接着,问题来了:用什么方式运输?如果运载工具(火车或卡车)发生事故会怎么样?而且,把这个危险的垃圾扔到哪里呢?
核反应堆有多安全?
对这个作为标题的问题,最具辩护力的回答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
如果这些陈述没有使你震惊的话,你必定不是生活在现代世界。那些把科学技术当做一种宗教的人将判定这些观点或是不敬罪或是对神明的亵渎。但他们能够被判定是正当的。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核动力产业的增长史。从一开始人们就认识到,我们正对付一项比其他技术更为危险的技术。的确是这样,真正保守的继续进行下去的方式会是什么?的确应当是在建造反应堆之前对危害做定量估计。按照这样的一种政策办事吗?不:大约60个反应堆在对危害进行详细的定量估计之前就建造并获得了许可。(“现在乘飞机,以后再付款”,这是一个航空公司过去经常做的广告。)
最后,核能管理委员会(NRC)授权进行一项研究,国会同意负担200万美元的费用。这一研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诺曼·拉斯马森的领导下进行,人们或称之为“拉斯马森报告”,或称之为“WASH1400”。如同涉猎未知领域常出现的那样,该项分析的成本超出了预算:大约在400万—500万美元之间。其结论于1975年发布,是一份2400页的报告,以每份200美元卖给那些好奇者。正如人们也许会设想的那样,这本书不在最畅销书之列。但是NRC非常有先见之明地公布了一份12页的“执行摘要”,这份摘要引起了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摘要是在研究完成前14个月公布的。
在此,我们暂且打住,以指明一种政治敏感问题上常常使用的欺诈策略:给一部平淡无味的巨著配一份非常值得一读的简短摘要。报社记者在严格的最后期限下工作。假定在星期一的中午有2400页密密麻麻打印的数据和方程式,外加12页的普通散文,写一篇报道,最后期限是当晚10时,记者首先读什么?我们有必要问吗?事实上,他怎么可能一直用心仔细阅读2400页的报告?而且,像在这个例子中,当报告比摘要晚了1年多时,最终报告是在公共注意的真空中出版的。
官僚们不是没有意识到人类本性的活动方式。“执行摘要”是乐观主义的,而完整的报告却不是,这不是不寻常的。约翰·Q·帕布里克是如何知道真理在何处的呢?既然他每天要为谋生而工作,他不可能进行自己的调查研究。
应当指出的是,科学界对拉斯马森报告的接受从开始时就是不顺利的。美国物理学会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评估这份报告。该委员会指出,分析开始的根本方法,“故障树分析”是不正确的、过时的且只是受教育者的猜想。在另一份报告中,几位物理学家指出,在一个核反应堆中,能够导致意外事故事件的结果的数量极其巨大,假定的结果有数十亿。总之,不可能证明故障树是完整的。
拉斯马森报告漠视破坏活动的可能性。诚然,这是一项难以量化的因素;但是风险依然继续存在。到1979年,批评严重到足以使NRC撤回它对拉斯马森报告的支持。几百万美元扔进了水里。
没有计划进行新的研究,可能永远也不会有。核安全问题是棘手的。对风险的估计必须建立在经验或理论的基础上。要使经验具有价值,必须有许多类似意外事故的重复。保险公司能够合理地估计发生车祸的风险,是因为它们有多年的经验(上千起意外事故)在起作用。风险评估师没有这种长期的核意外事故的积累。至于理论,我们的情况更糟:不存在关于应用的最好理论的一致意见。
在理论分析中,人们试图做的是估计每一个小故障的概率,接着(根据概率的规律)把各种不同的估计整合为一幅总体图。不幸的是,某些规律是模棱两可的。此外,当这项工作结束后,你怎么知道你已经考虑到了各部分的每一个交互作用?安全要素的交互作用也许实际上造成了意外事故,这总是可能的:我们没有办法安全地排除这种可能性。进而,如果(像美国物理学会任命的特别委员会那样),你甚至没有考虑到金属老化的影响、人为疏忽的影响,以及人类的破坏活动的影响——你的最终答案有什么价值?不怎么样。
1979年美国三里岛近乎灾难的核泄漏是拉斯马森报告没有预期到的人为疏忽造成的。1986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也是由严重的人为疏忽造成的。
对核风险的估计实际上是没有希望的,透过商界和政府对于设立保险以弥补核意外事故所造成损失的建议的态度,这种无望就清晰地显示出来了。当联邦政府首次宣布驯服核能用于发电的可能性时,商业利益集团立即表示,除非免于任何意外事故的法律责任,否则他们将不会投入努力。因此,政府宣称将同意支付必要的责任保险,但是每次意外事故只有约5.6亿美元(普赖斯-安德森法)。然而从一开始,一场意外事故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就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最近在俄罗斯,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显然根据普赖斯-安德森法,如果我们继续以核能手段发电的话,我们的一些市民(或他们的后代)在某一天将不得不接受几美分的赔偿。
在过去40年里,政府发言人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保证,严重核事故的可能性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保险业、赌博业和商业中,诚意的最好检测是:把你的钱放在嘴里。普赖斯-安德森法案清楚地表明政府的大嘴几乎是空的。
一个新的神职人员?
核动力最固执的捍卫者之一是阿尔文·温伯格。他长期担任位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积极从事原子弹和和平应用核动力的发展。1972年他写下了被广为引用的对核动力的辩护。尽管他坦白承认核动力的危险,但对预后表示乐观(方框15-3)。两年后,他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指出:
我们必须为这一巨大恩惠付出代价是一种警戒,它以多种途径超过了我们曾经坚持的警戒范围:在操作这些装置的过程中保持警惕和细心,创立一支能够延续到永远的干部或教士队伍,他们理解核系统,并准备看护其废物。对于我们中那些此时此刻职责是提供动力的人,这种对10万年的神职人员的推测听起来必定是怪异而虚幻的。
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稳定了1000年,更不用说10万年;美国只是一个不到300岁的小伙子。在一个不稳定的国家中有稳定的神职人员,这是难以想象的。坚持10万年的核神职人员的想法的确是“怪异而虚幻的”。在当代,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政府垮台。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政府对解体具有免疫力。如果政府解体陷入混乱,那些负责看守和检验不断积累的核废弃物的神职人员会怎么样?进而,对于那些来到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上的孙辈们会怎么样呢?
方框15-3 阿尔文·温伯格:一个技术专家提倡宗教献身
我们从事核事业的人已经与社会达成了一项浮士德式的交易协定。一方面,我们提供一种不可耗竭的能源……但是我们要求社会为这个神奇能源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极不习惯的警惕和社会机构能得到长期存在……
我们提出两项要求。首先是我们在核技术中使用最好的技术,并使用具有高度专业知识和坚定意志的人。我认为这是较容易处理的。质量保证是渗透于当代原子能界大多数人的词语。它意味着运用最高的工程设计和施工标准;随着核电站日渐陈旧和对其更为熟悉,在操作中,面对松懈的自然倾向,它意味着运用最高的保持特定纪律的标准;而且它可能意味着运用最高的标准,以具有比非核电站所必须的人员更高条件的人来管理和运行我们的核电站;总之,它意味着运用最高的标准,创造一个持续的、对细节保持一丝不苟的关注的传统。
第二项要求不这么明确,并且我希望它被证明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可以设想总有聪明人在附近以应付我们没有想到的可能发生的事……,在处置废弃物上我们的问题相对很少。
为了保证核能系统的适当和安全运作,人类在运用所必须的警戒方面准备好了吗?应该承认,这是我们向社会要求的一项重要许诺。作为报答,我们向社会提供一种几乎是无限的相对便宜、清洁的能源资源,在我看来它似乎完全值这个价。
《社会机构与核能》,1972年
监测使问题清楚
温伯格的分析的一个巨大功绩是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系统的可靠性不是一个通过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类本性。
考虑一下受雇于一家核电站将是怎样的情形。设想你自己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里,注视着刻度盘上刻度的移动和信号灯的闪烁。由于这个系统设计得极好,内置的自动响应装置处理了所出现的大多数情况。几天过去了,而你什么也不必做。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也许甚至几年过去了而没有意外事故:你所做的一切往好处说,就像原木上的一个树节。接着……
在某个没有被预料到的时刻,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匆忙中,你试图记起应当做什么。你用笨拙而冷湿的手指拿下操作手册,试图找到要找的页码。也许你找到了。如果你没找到,在惊慌中,你叫道:“喂,乔,我现在干什么?”
时间在流逝……
而且,记住,在核事故的比例尺上1秒钟接近于永恒。如果你不曾完成高中学业,只受益于一门特设的、讲授操作当前某些最为复杂的科学设备的“速成”课程,没能对“偏差”做出最佳反应,你应当受到责备吗?不论是否应当受到责备,成千上万人的健康生存也许有赖于你在第一时间的处置是否得当。这是一名中学退学者承担的可怕的重担!
显然,(某些人也许会说)我们应当雇用有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来操纵我们的核电站。听起来是好的;但是试着做做看!试着在那些足够聪明,很是雄心勃勃,在通向物理学博士学位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的人中,找到那些安于坐在控制面板前的椅子中,在月复一月的无所事事中度过余生的人。社会提供的任何报酬将足以诱使这些人从事这样的工作吗?几乎肯定不能。或者,如果进行说服或施以高压统治在今天足以为这样的岗位配备人员的话,说服和高压统治怎么可能一直有效,一代又一代直至无限的未来?
在工程出版物中,一个复杂系统的各种要素的相互关系是通过用线条(或箭头)连接非人类的要素来指示的。人类卷入其中的事实没有在这样的“流程图”中显示出来。读者被假定知道这一点。但是故意的忽略会引起无意识的遗忘。为了安全起见,人类的因素应当包括在系统图表的每一个联系之中。系统联系的主要种类应当多少以如下的形式表示。
设备是由人装配的。装配的部件是由人检验的。检查者本身受人检查。当系统运作时,是人在读刻度盘。读刻度盘者的报告由人来检验。检验者的记录由人来保证。由人采取措施应付紧急状况。人员的可靠性由人审核。设备老化的迹象必须由人注意并报告。由于老化而造成的故障的报告必须引起控制室外的人的高度重视。
此处的人的因素只是所涉及的上千人的象征。那么,这些人是谁?温伯格说他们应当是“具有高度专业知识和坚定意志的人”,并且他们的警惕性应当是“永远的”。那么,人们发现在我们的核电站中的人是怎样的呢?有责任心的贵格派教徒?获得博士学位的男男女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恩利科·费密?或者……阿尔文·温伯格?
几乎不可能!有大量关于操作者购买、出售、使用毒品、酗酒、甚至在工作中睡觉被检举的案例,这显示了核控制室里道德氛围的堕落。他们在紧急状况中的行为常常是我们可以预料到的——当然不是像献身的教士那样。至于他们的技术培训,几乎没有人受过物理学训练,几乎没有人达到任何大学程度,并且许多人甚至没有中学毕业。
亚当·斯密本来能预见到所有这些。实际上,他做了,因为方框15-4中的引用很明白。商业中“底线”想法的缺点之一是这种底线在下一个财政季度结束时出现(或者,最晚在财政年度的末尾)。在短期内,把工作设计得尽可能常规化,使之不需要智慧和首创精神,这样做是经济的。在长期,这种短期的有效性可能是灾难性的。
在这个分析中,我们不止一次发现提出生态学家的问题的重要性:那又怎么样呢?重复的行为产生政策,而政策有其后果。亚当·斯密看到了奖赏日常工作的第一个后果: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行为选择,从长期看可能是反生产力的。对于斯密的见解,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补充:在为金钱而受雇的人群中,在个人中选择那些接受无聊工作的性格类型的人。在绝望中,悲观主义者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永远相信人是不可靠的,但这是一种过度总括的表述。我们应当更实在地说(1)人各不相同,(2)选择最终导致了它的结果——不论希望与否,不论预见与否。
偶尔会有一种声音响起,指出核能问题的可以相信的解决办法:针对系统设计几次不可预知的意外事故使监测者保持警觉。死亡率不必大,但是一点点死亡率会比没有死亡引起更多的注意。如果有这样一个运作系统,长期的生命损失也许比没有这样的系统要少,但是在我们的道德价值和法定责任法律下,负责的工程师永远不可能赞同创立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师塞缪尔·弗洛曼的反应可以作为典型:
没有一个思想正常的人会为了确立一个观点而盼望意外事故。(我记起在读到一篇题为《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是熔毁》的鼓吹反核能的文章时,自己产生的强烈反感。)但是不否认由于缺乏义愤,许多不应被忽略的事物被忽略了,并且,没有什么事物像大量同时发生的、市民的意外死亡那样迅速形成义愤。
最后一个不受欢迎的想法:如果以恶毒充实无能,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的社会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的民族优越感、社会摩擦、暴力以及恐怖主义在未来逐步扩大的话,会怎么样呢?在一个经常把鼓励分离主义、种族至上和强制的“差异性”的“政治上正确”的教育强加给人民的社会中,温伯格的教士保持不受任何党派的影响能有多久?庇护所厚厚的墙能将核能教士与外界波涛汹涌的动乱隔绝多久?
方框15-4 亚当·斯密论非常无聊的工作
有的人把一生花费在几个简单操作上,这些简单操作的结果也许总是一样的,或者非常类似。这种人没有机会发挥他的理解力,或者,没有机会在找出权宜之计以解决从未出现的困难中训练其创作能力。因此,他自然丧失了进行这样的努力的习惯,并且通常变得作为一个人可能达到的那种极其愚蠢无知。
《国富论》,1776年
核能的反证法
技术乐观主义者寻找什么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呢?这必定是:尽管生育无拘无束,我们还是应当保持所有人的繁荣和健康。由于不受限制的生育只在资源是无限的情况下才可能,因此,有两个提议。首先,我们发掘宇宙的无限资源;其次,我们在地球上发现无限的资源。在第2章我们看到,只有登上五月花号宇宙飞船的乘客绝对服从严格的生育控制,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到达遥远的适合移民的星球。但是宇宙飞船的乘客通过移民试图逃避的,正是严格的生育控制。因此,通过反证法,这个人口问题的“对策”是无效的。
现在我们发现在地球上解决人口问题的核对策的案例撞上了类似的反证。希望以“几乎是无限的”地球能源支撑不受限制的生育,我们发现,只有当人类社会能够征召到献身的核能教士,并且这些教士将保持几千年不堕落,才能做到。但是,如果人类像服从这种控制那样,是如此遵守纪律的话,为什么不采取两种更为简单的方式来解决人口/资源问题呢?(1)通过减少对地球资源的需求;(2)通过使人类的生育受到控制。两种方式都涉及增强社会对个人的控制,但是,比起依靠核动力工作所需要的“核能教士”来,两种方式合在一起的压制性更小。
[1] 从一开始,技术乐观主义者就打算把核废弃物装进火箭射向太阳。除了一个小小的困难之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主意。一个小困难是我们的火箭不是100%可靠,而且永远不可能是这样。如果火箭的控制装置发生故障,地面的工作人员发出指令使火箭自毁。这时,火箭所容纳的东西被吹打成碎片并广泛地分布于同温层——最终将从同温层落到地球上。哦,好啦,回到了制图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