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经济学和政治学都一直在关注社会结构的特定制度领域。针对所谓“经济”，所谓“国家”，政治学家在较小程度上，经济学家在更大程度上，都已经发展出了一些“经典理论”，并由学人们代代传承。简言之，他们都构筑了一些模型，只是对于自己的模型，政治学家一向不如经济学家那么自觉。当然，经典理论就在于构造一些概念和假设，由此做出演绎和概括；然后再将这些与各式各样的经验命题相比较。在这些任务中，概念、步骤甚或问题都有系统的规则，至少在隐含层面如此。
至于文化人类学，就其经典传统和当前发展而言，在我看来都与社会学研究没有什么根本的分别。曾几何时，在对当代社会的调查寥寥无几甚或付之阙如的时候，人类学家不得不搜集荒远之地粗朴无文的人群的资料。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学，则从学科肇始之时就依赖于有文字的社会里积累起来的文献资料。这一事实往往成了学科之间的分隔。但是现在，各式各样的“经验调查”被用于所有社会科学，实际上，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各历史社会时最充分地发展起了相关技术。当然，近些年来，人类学家也研究了发达共同体，甚至是民族国家，只是往往与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反过来，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考察了“不发达的人群”。今天，无论是方法上的分别，还是主题上的边界，都谈不上真正把人类学与经济学和社会学区分开来。
上述种种或许都挺不错。然而，在过去的形式模型里，国家与经济边界分明，也就是说它们有形式上的边界，但在相当程度上是互斥的，现在出现了两股发展趋势，使这类模型越来越不合时宜，这在经济学中已经可以肯定，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也是迟早的事情：所谓不发达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20世纪“政治经济体制”——无论是极权主义的还是形式上民主的——出现的新趋势。对于敏锐的经济理论家，事实上，对于名副其实的所有社会科学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都既产生侵蚀恶果，又蕴含积极机遇。
纵观历史，社会结构这个观念，连同有关它作为社会科学通用单位的争论，与社会学的关系极为密切，而社会学家也是该观念的经典阐释者。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其传统的研究主题都是总体上的社会或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对于一个总体社会的任一特定性质的研究，其“社会学”特色就在于不断努力将该特性与其他特性相关联，以求获得有关整体的概念。如前所述，在相当程度上，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是这种努力的培训结果。不过，放眼今日，这样的眼光、这样的做法，已经绝不仅限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曾经在这些学科里的承诺，如今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科学当中的宗旨和做法，至少已是蹒跚上路。
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理论”在逻辑上或许清晰分明，但在经验上却未臻充分。这样一种理论要求我们考察工商机构的管理，考察决策者在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所担当的角色。它要求我们关注有关人们的成本预期尤其是薪酬预期的心理机制，关注小型工商卡特尔实施的价格限定，同时必须理解其领导人，如此等等。与此类似，要想理解“利率”，除了非人化的经济机制，往往还要求了解银行家与政府官员之间官方及私人的交往。
三
我认为，每一位社会科学家都要投身社会科学，运用社会科学来进行充分的比较，我相信这在当下已是颇为强劲的关注动向，除此再无他途。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经验性的，比较性研究都是当今社会科学最具前景的发展路径。而在一种统合一体的社会科学下，能够把这类工作做到最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总体上是在反驳这种偏见。我认为，当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开始认真考察一个重大问题，他们会发现如果从任何比民族国家规模小的单位出发，都会很难进行梳理。研究分层和经济政策是这样，研究舆论和政治权力的性质也是这样，研究工作和闲暇还是这样；就连市政管理的有关问题，要是不充分结合其所属的国家框架来考虑，也无法得到完备的梳理。所以说，任何在研究社会科学有关问题方面富有经验的人，都能获得丰富的经验证据，证明民族国家这一单位实为佳选。
四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认为，显然，自己的首要研究单位是民族国家。即使他们在考虑“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也必然是紧密结合各式各样具体的民族国家来进行研究。人类学家的处境及其不懈的活动当然是研究一个社会或“文化”的“整体”，如果他们研究现代社会，会很容易力图去理解作为整体的国族，这样做的成功程度也高低不一。但要说到社会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做经验研究的技术专家，他们并不会死抱着社会结构的观念不放，往往会认为国族在规模上太宏大，令人生疑。显然，这也得怪他们有某种偏见。他们偏好“数据采集”，如果一心关注小规模单位，就不那么花钱。当然，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于单位的选择并不切合选择研究的不管什么问题之所需。相反，无论是问题还是单位，都是由方法的选择来决定的。
不同社会科学领域之间的互动会随着各自的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学的研究主题重新恢复了肇始之时的模样——“政治经济体制”，人们越来越把它放在总体社会结构里面来看。像约翰·加尔布雷思这样的经济学家，其政治学家的成分与罗伯特·达尔或戴维·杜鲁门不相上下；事实上，他有关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结构的作品，堪比熊彼特有关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的观点，或是厄尔·莱瑟姆有关群体政治的看法，都是有关某种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学理论。哈罗德·D. 拉斯韦尔、戴维·里斯曼或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都可以说融合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与政治学家三种色彩。他们在各门社会科学之间进退自如，也因此等于兼通众门。只要一个人开始把握这些“领域”中的任意一个，他就被迫进入了其他领域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进入了所有属于经典传统的那些领域。当然，他们也可以就某一制度性秩序有所专擅，但只要他们把握了个中的精髓，也会逐渐开始在总体社会结构中理解其位置，从而理解它与其他制度领域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在相当程度上，人们越来越清楚，制度的全部实在就在于这些关系。
各个民族国家在塑造历史的力量方面并不都强弱一致，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些国家非常弱小，高度依赖于另一些民族国家，以至于要想理解其国内状况，只能通过研究强权大国才能实现。但这在我们的研究单位即国族的有效分类中，在必然涉及的比较研究中，无非是另一个问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民族国家都相互作用，其中一些小集团的出现乃是源于类似的传统背景。但这也适用于我们可能选来作为社会研究对象的任何具备一定规模的单位。不仅如此，每个有能力的民族国家都变得越来越自力更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如此。
当然，我们不应当假定，面对如此纷繁多样的社会生活，社会科学家已经对手头的研究做了合理的分割。第一，所涉及的每个学科都是应对特定的要求和条件而自己发展起来的，没有哪个学科只是作为某个通盘计划的组成部分而发展起来的。第二，有关这几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当然存在诸多争议，而关于专业化的程度如何算合宜，也是颇有分歧。但今天有一桩事实压倒一切：现在与其把这些不同意见看成是思想上的棘手之处，还不如视之为学院生活的既存现实。我认为，即使从学院的角度来看，它们如今也往往倾向于自我消解，逐渐落伍。
我们选择国族社会结构作为通用的研究单位，就是采取了一种合宜的概括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既能够避免放弃我们的问题，又能包容当今人类行为的许多细节和困扰中显然涉及的那些结构性力量。不仅如此，选择国族社会结构还能使我们非常方便地把握公共关注的重要议题，因为现如今，那些行之有效的权力手段，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行之有效的塑造历史的手段，无论好坏，正在世界各民族国家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被紧密组织起来。
从学院角度上说，今天的核心事实就在于边界的流动性越来越高，观念越来越容易从一门学科移到另一门学科。有几例值得颇为注意的职业生涯，几乎完全是以精通某个领域的词汇为基础，却灵活运用于另一个领域的传统范围。专业化已是既成现状，未来也不会消失，但不应当从如我们所知多少属于偶然构筑起来的这些学科的角度来分隔。它应当沿循特定的问题脉络而发展，而要解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思想装备传统上属于好几门学科。人们越来越看到，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在使用类似的观念和方法。
当然，社会科学家并不总是只研究国族范围内的社会结构。但关键在于，他们一般都会觉得，即使是更小或更大规模的单位的相关问题，也需要以民族国家为框架来梳理。而其他“单位”会很容易被理解为“前国族的”或“后国族的”单位。原因就在于，虽说国族单位当然也可能“属于”某个“文明”，这通常意味着它们的宗教制度是某个“世界宗教”的制度，但是这种“文明”的事实同其他许多事实一样，也可能意味着可以由此衡量今日民族国家的多样性。不过，在我看来，当“文明”被像阿诺德·汤因比这样的作者使用时，范围过大，笼统含糊，无法作为社会科学的首要单位，难以成为“清楚明白的研究领域”。
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由某种思想方面的内部发展所塑造的，同时也都受到制度方面的“偶然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它们在西方诸大国各自受到不同路径的塑造，就清楚地揭示了这一事实。包括哲学、历史学和人文学[3]在内的业已确立的学科，它们的态度是宽容抑或漠视，往往影响着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形貌。事实上，在某些高等学术机构里，是否具备这样的宽容，已经决定了社会科学有没有作为学院系科而存在。例如，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根本就没有“社会学系”。[4]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结构通常是在一个政治国家下组织起来的。无论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还是就其他许多引人关注的方面而论，社会结构最具包容性的单位都是民族国家。纵观世界历史，民族国家现在成了主导形式，也因此成为每个人生活中的主要事实。民族国家既分裂又组合着全世界各“文明”、各大洲，程度不一，方式多样。它的扩散程度，它的发展阶段，就是理解现代史的重要线索，现在则成了理解世界史的重要线索。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诸方面的决策手段和权力手段现在都是在民族国家内部组织起来的。绝大多数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所处的一切制度和特定情境，现在都被组织进了某一个民族国家。
过分拘泥于社会科学的系科化蕴含着危险，危险就在于人们会随之假设，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制度各自都是独立自主的系统。当然，如前所示，这项假设一直被用来建构一些“分析模型”，往往还真的非常有用。有关“政制”和“经济”的经典模型或许真的近似于19世纪早期英国的结构，尤其近似于美国的结构。它们被一般化，并被固化为学校中的院系。实际上，放眼历史，要解释经济学与政治学作为专业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结合现代西方世界的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其时每个制度性秩序都被宣称是个自主领域。但显而易见的是，一个由各自主制度性秩序组成的社会的模型，当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使用的唯一模型。我们不能拿这一个类型作为我们整个学术劳动分工的合适基础。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正是目前推动人们致力于统合各门社会科学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研究的理想设计中，还是在学院课程的计划中，好几门学科，如政治学与经济学，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至少一个重要分支，都在发生着相当积极的融合。
二
各门社会科学的统合一体，也引发了学术上的一些问题，主要牵涉到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下各制度性秩序之间的关系，如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军事秩序与宗教秩序，家庭秩序与教育秩序。如前所述，在实际研究时，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这几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不少实际的困难，牵涉到课程体系的设计、学术生涯的筹划、语言运用上的混乱，以及各领域研究生毕业时要面对的既有就业市场。社会科学的研究要统合一体，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针对单一学科的入门教科书。相比于其他任何学术产品，教科书最频繁地进行“领域”的内部整合和边界划定。很难想象有比这更不合适的场合了。然而，就算生产者和消费者只是出于短期目的，教科书批发商们却在这产品里有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随着教科书的整合，整合社会科学的尝试倒也有所进展，但与其说是问题与主题的整合，不如说是观念与方法的整合。与此相应，各自独立的“领域”这个观念的理据，与其说是切实牢固的问题范围，莫若说是虚有其表的“概念”。话说回来，这些“概念”难以弃之不用，我也不清楚未来是否还是这样。但我觉得，在学院系科的世界里会有机会，一旦时机成熟，某些结构性的趋势将会征服那些仍旧囿于其专业化情境中的往往抱残守缺的人。
回顾历史，社会科学家最关注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在军事制度、亲属制度、宗教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也有众多研究。这种分类的根据是制度总体上履行的客观功能，简单明了，虽然只是假象，但毕竟方便合用。如果我们搞懂了这些制度性秩序是怎样彼此关联的，也就搞懂了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这是因为，“社会结构”这个观念最通常的用法，指的就是这个，就是根据各自执行的功能来分类的各项制度的组合。基于这种用法，它就成了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最具包容性的操作单位。有鉴于此，社会科学家最宽广的目标就是逐一理解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和总体上的多样性。“社会结构”这个术语本身的定义就五花八门，其他术语也会被用来定义这个观念。但如果牢记情境与结构之间的区别，再加上制度的观念，那么无论谁碰到社会结构这个想法，都不会不明白。
与此同时，可以肯定，还是有许多社会科学家认识到，只有更明确地承认社会科学的共同宗旨和任务，才能在“各自的学科”里最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对于做实际研究的个人来说，现在已经完全有可能忽略系科的“偶然”发展，选择并塑造属于自己的专业，而不会遇到系科方面的太多障碍。如果他开始切实感受到意义重大的问题，满怀热情要去求取答案，往往会被迫去掌握某些观念和方法，而它们只是碰巧出自这几门学科中的某一门。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社会科学专业会在任何重大思想意义上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他还会逐渐认识到，事实上，他在做的是社会科学，而不是任何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无论他在研究中最感兴趣的是哪一块社会生活领域，概莫能外。
当然，无论什么视角，都有赖于一套问题。只要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的方向在于研究人生，研究历史，研究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交织的相关问题，就很容易想到社会科学的全局性问题。要研究这些问题，要认识人的多样性，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与历史现实的层面，与这种现实对众生男女个体的意义，保持持续而紧密的关联。我们的目标就是确定这一现实，辨识这些意义；正是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梳理经典社会科学的那些问题，进而捕捉它们所蕴含的那些议题与困扰。它要求我们对于史上曾经出现和当世确实存在的各种社会结构具备充分的比较性理解。它要求我们从大规模历史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小范围情境进行筛选和研究。它要求我们避免囿于学院系科之间任意武断的专业化，而是根据话题，首先是根据问题，灵活调整我们的工作的专业化定位。在此过程中，我们会从对于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人的所有合宜研究中，借鉴相关的视角与想法、素材与方法。
人们往往断言，没有人能够有一个广博涉猎的头脑却又不游学无根。我不知道是否的确如此，但如果属实，我们难道不能至少拥有某种广博涉猎式的感受？当然，要把握所有这些学科的全部材料、观念、方法，基本没有可能。不仅如此，如果想通过“概念转译”或对材料的细致阐发来“整合各门社会科学”，通常只会沦为华而不实的废话。因此，所谓“社会科学总论”的课程系列里的许多内容，大抵不过如此。可是，诸如此类的把握、转译、阐发、课程，并不是“各门社会科学的统合一体”的真义。
社会科学家力图以某种有序的方式来理解人的多样性，但考虑到这种多样性的广度与深度，他很可能面临这样的追问：这真的可能吗？社会科学的这种混乱局面，不正是践行社会科学的人力求研究的事情的必然反映吗？我的回答是：也许多样性并不像单纯罗列其中一小部分而使其显露出来的那么“无序”，甚或不像大专院校里教授的那些研究课程往往使其显露的那么无序。无序也好，有序也罢，端赖于视角：要对各种人群和社会达成有序理解，就要求采取一套特定的视角，既要足够简单，促成理解，又要足够综合，使我们能够在看问题时涵括人的多样性的广度和深度。奋力获取诸如此类的视角，正是社会科学首要而不懈的奋斗方向。
真义乃在于：要陈述并解答任何一个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都要求从这几门学科中的不止一门选取材料、观念和方法。一名社会科学家要想足够熟悉某领域的材料和视角，用来搞清楚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并不需要去“把握该领域”。应当专业化的是这类重点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恪守学院边界。在我看来，这正是当下的趋势。
人的多样性还包括人类个体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也同样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必须把握和理解的。透过这种想象力，1850年的印度婆罗门和伊利诺伊的开荒农夫并肩而立；18世纪的英国绅士与澳洲土著站在一起，旁边还有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农民、当代玻利维亚的政治家、封建时代的法国骑士、参加1914年绝食抗议的英国女权运动者[2]、好莱坞新星、古罗马贵族。要谈“人”，就得谈所有这些众生男女，既要谈巨匠歌德，也要谈邻家女孩。
[1]霍皮族，美洲原住民部落，主要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居留地中。门诺派，基督新教中的一个福音主义教派，1536年由荷兰人门诺·西蒙斯创立，目前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等地，一般立场保守，持和平主义立场。其中尤其著名的是美国阿米什人一派，他们统一服饰，排斥现代电器，过着集体农耕文明的生活。——译注
在这些世界里，有开阔的拓殖地、压力群体、少年团伙和纳瓦霍油井工人，有随时准备定点摧毁方圆数百英里都市区域的空军，有巡视街角的警察；有共处一室的亲密圈子和陌生公众，有犯罪集团，有某个夜晚涌动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广场和路口的人潮，有霍皮族儿童、阿拉伯奴隶贩子、德国诸政党、波兰各阶级、门诺派的学校、西藏的精神迷狂者、遍及全世界的广播网[1]。各个种族血统和族裔群体在电影院里混杂一团，但也被相互隔离；已婚家庭彼此快乐相处却也彻底相互看不顺眼；工商百业，各级政府，乃至幅员辽阔的大国，都容纳了千百个分工细密的行当。每时每刻都发生着百万次不起眼的交易，随处随地形成的“小群体”数量之多，任凭谁都数不过来。
[2]1914年1月11日，英国的女权运动者此前早已开始的公开请愿、争取赢得妇女投票权的运动达到了高峰。她们冲击白金汉宫，向英王乔治五世请愿。警察逮捕了一批人，而后者在狱中展开了绝食运动。官方采取了喉部插管强制进食、“猫捉老鼠”等严厉手段，在社会公开后反应强烈，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大量男子走上战场深刻影响了就业市场和国内生活，女权运动进入了飞速发展期。——译注
人的多样性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所有社会世界都有这个特点。这些世界里，有据我们所知千年几无变化的原始共同体，也有仿佛骤然成为暴烈存在的强权大国。拜占庭和欧洲，传统中国和古代罗马，洛杉矶城和古代秘鲁的印加帝国——人们所知的这些世界如今都摆在我们眼前，接受我们的审视。
[3]原文即为现在一般被视作包括哲学和历史学在内的“humanities”，并非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乃至地理学等在内的“human sciences”。——译注
一
[4]虽然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但可以参照的是，25年后，安东尼·吉登斯于1984年发表其最著名的作品《社会的构成》，次年获聘剑桥大学历史上首位社会学教授。——译注
我已经花了很长篇幅，对社会科学中的几股流行趋势进行批判，现在打算回来谈谈有关社会科学承诺的一些更具建设性甚至纲领性的想法。社会科学或许乱成一团，但我们对此不该只是扼腕叹息，而应该加以利用。它确实可能是生病了，但认识到这一点，能够被视为也应该被视为在呼吁人们做出诊断，甚或被视为表露出即将痊愈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