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设计者是邢同和先生。我想他在动笔之前，定也凝神冥思了良久，赋予文化的积蕴以如何的躯壳，在建筑者的眼里，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无数的行者要从它的面前走过，更头疼的是，还有先贤圣哲逼视的目光。以巨鼎的姿态出现，在一片殖民时代留下的建筑包围中，以及在鳞次栉比的摩登高楼面前，它的意义就不再是一个另类所能概括的了。上博不能算是一个巨型的建筑，如果单纯地用海拔的高度来比较，30米不到的高度看上去甚至有些矮小，但只要是对这个国度还存有一点了解与敬畏的人，又有谁能忽视这内在的如高山仰止的巍峨。
前两次都是外地的朋友过来，请我带他们去参观这座赫赫有名的历史陈列地。如果严格起来说的话，我不太喜欢用参观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观者与这幢建筑之间的关系，参观太程式化了，太隔膜，与其说参观，不如说是拜谒，拜谒一位博学的长者。数千年的文明被他幻化为无形，却又真切地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标本，装在他的口袋里，只待你去轻轻扣响老人家的门环，他的门禁是虚设的，但走马观花，或心领神会，却要看各自的造化。
下午的阳光很好。博物馆大厅顶部的玻璃能将现实世界中的光阴放进来。历史的碎片并不神秘，也从来不是只能幽闭在库房里的线装书。
印象中，这好像已经是一年中的第三次这样兴冲冲地赶来上博了。
博物学家说，19世纪以前，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现在历史记载的中国第一座博物馆是在1868年由西方传教士在上海所创办的徐家汇博物院。它的功能主要用来收集当时东南亚地区的物产标本，接受了最初科学启蒙的西方人来到神秘的大陆后，首先关心的当然是最为实用的物产。可是，且慢，由此而将文化的绵绵不息拉入从西方传入的博物馆学中进行分析和断代，这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观察距离。在有近代的博物馆之前，几千年来，搜罗和保藏那些遗存下来的前人文化遗产几乎是学者的良心本能。路漫漫其修远，治学的道路崎岖坎坷，后人对前人因此在心灵上彼此相惜，对那些从历史的荆棘中捧出来的花朵，连声感叹，感慨不已。他们感慨生有涯而知无涯，那些稍纵即逝人类灵光假使总是轻易地划过，将是莫大的悲哀。
穿过大大小小的里弄街市，在离上海博物馆还很远的街道上，空间因为上海市府门前的广场而变得开阔起来，眼睛不用费任何力气就能看见那座暗喻着天圆地方的建筑，在形态上，它容易让人联想起几千年前的巨鼎。问鼎者何为？天下。苍生与社稷，天威与神权，无不透着一股肃穆和浑厚。
可叹的是，几千年来，这种传承一直是个体道义上的良心。常常是考古者在打开一处墓葬时，看到的只是满目的创痍和盗墓者留下的一把铁锹。他们只能抿着嘴，收拾一些或许还有些用处的断片。人类的贪婪亘古不绝，从莫高窟里强盗运走瑰宝时驾着驴车的一声得意的长喝，延续到眼下楼兰大漠里盗墓者们的吉普车后滚滚沙尘。强盗自有强盗者的逻辑，他可以将疯狂的盗掘解释为疯狂的热爱。当今天的国人不得不漂洋过海到别人的展馆里观瞻国宝时，其心情想来是复杂的，越是被别人严加看管，精心呵护，就越复杂。文化的掳掠是一切强征和偷盗中最痛人心扉的致命处。如果对这一切都还没有直接的感受，那就细心留意一些如今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中的国宝吧，它们中有多少是我们以一种欣慰的心情从境外的拍卖会上高价购回的？还有多少是可能永远也回不来的？在灯光幽暗的展厅里，一尊仪态端庄的佛像留给观者的只是躯体，佛头已然不知到了何方？吴王的宝剑历经千载，锋芒不减，却抵不住几个蟊贼的伎俩，一路辗转，回到上博的展厅里时，平添了一些它在地下从未体会过的沧桑。在上博的藏品中，类似“战国莲瓣纹铜鼓”、“战国云纹鼎”等不少珍品都是从境外的拍卖会上高价购回，这也已经成了文物征集的一个重要渠道。
拯救与跨越
但这一切都还比不上另一种摧毁，源于我们自己国家的悲剧，自诩为受顾于天命的王者，当需要用破坏来显示皇权，统一思想，进而号令天下时，常常导致文化的灭顶之灾。自焚书坑儒以后，文化灾难背后无不陪葬一批附着了思想的载体，其劫难一直可以绵延到距离今天并不遥远的“文革”。
——上海——
我们无法忘记这些伤痕。上博的前馆长马承源是一位造诣深厚的青铜器专家。“文革”期间，这位本应在书斋里潜心学术的专家忙于在炼钢炉前围追堵截，救下了大批的珍宝。他曾受朋友李荫轩之托，赶在红卫兵前去抄家之前，将70多件青铜器转移，望着一屋子的珍宝，马承源倒吸冷气，庆幸没有落到造反者的手里；他曾经巧施高帽手段，敲锣打鼓赶到拿走了文物的造反派家里，表彰他们将文物交给了国家管理；他还曾在炼钢炉前的毁铜烂铁堆里发掘出了汉代的蒸馏器……今天，我们在博物馆的陈列室里看到商鞅当年统一度量衡时制造的方升，铜鼎里镌刻着一段任何史书里都未见记载的战争，春秋早期龙耳尊，春秋时期的鲁原钟，东汉婴座熨斗……这些足以光照千秋的青铜器当年都曾经差点烟消云灭。因为工作人员的努力，加之从大炼钢铁时代开始，上海作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基地，民间过来的破铜烂铁源源不断，上博从中淘金，倒成了国内青铜器方面首屈一指的博物馆。
在明清两代，国子监每有新建筑落成，必请皇帝坐坛主持典礼，皇帝本人事实上即为国子监的名誉校长。但人人都知道，国子监远没有其宣称的那么信仰礼义廉耻，汪曾祺曾写道，清朝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14万两，按此计算，每年花钱买文凭监生，甚至会达到80万两以上。
破坏与拯救，历史在这两个方向的合力中盘旋向前。当钟声响起，一起起大幕被拉开，或者关上。再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这个舞台上的过客，留下的却是记载着辉煌的点点滴滴的残片，就连它们也要历经磨难，继续在历史长河的河床摇摆中体味悲欢离合。对于那些依旧深埋于地下的而言，它们是应该继续沉睡千年，还是有朝一日重见天日？
北京国子监虽始建于元代，但元代的建筑遗址已不可寻，只留下据传是为首任“祭酒”许衡亲手所植的一棵古柏、一棵古槐。现存的彝伦堂、大成殿等，基本上都是明清留下来的文物。
我们常常低估了自身对于历史文化的认同，认为那些都已经是过去了的事情，太遥远，太陌生，但在潜意识里，有时却能因为一场博物馆里的展览而被激发出惊人的能量，生命越是往前探险，越是朝向历史讨要答案。想起上博50周年大庆时举办的古代名画展览，为争睹清明上河图的真迹，队伍竟在寒冬里排下去几公里长。
雍正年间，江苏金坛贡生蒋衡游历西安，见唐代“开成石经”由多人书写，风格极不统一，引以为憾，便发愤自写经书。自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年，历时12年，完成13部经书的缮写工作。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于乾隆五年转献，收藏于大成懋勤殿。51年之后，即1791年，又皇家钦命，动工刻石，1794年刻成。1956年政府修缮国子监时，将此石经移至孔庙与国子监之间的夹道内。
平常的日子里，上博里的人数并不显得拥挤，但和国内大部分城市的博物馆门可罗雀相比，这里不知道已经要好多少了。放到全国，上海当然也无法和其他的城市炫耀她的历史，但如果就近代以来的中国为背景，在这块土壤上所生长出来的文化却代表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这从上博的展馆布置以及访问者的构成中就可以发现端倪，没有陈腐死板的宣传，没有千篇一律的陈列，老人，青年，孩子，中国人，外国人，在这里，一切都是趋向于自然而有序的。
在国子监中，189座十三经刻石碑是最著名的文物，原立于东西六堂。这部刻于乾隆年间的石经又称“乾隆石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13部，共63万余字，是目前我国仅有的最完整的一部十三经刻石。
徜徉在浩如烟海的青铜器、陶瓷、书画里，感受着文化的巨大魅力，常常造成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的错觉。借着射灯的光线，刚刚还看见远古的先人出征前用的酒杯，这些酒杯空着，勇士再也不能复返；眨眼间已是唐宋的文豪墨客们在那里挥斥方遒，或疾风劲雨，或暗香浮动……太多，太沉，脚步轻移，每一步都可能要跨越千百年。在同一个时空里，原本模糊而漫长的历史被神奇地召集在了一起，共同发出雄浑的回声……
明初，这里的国子监改称北平郡学，永乐二年（1404年）称国子学，后改称国子监，又称北监，与之相对的则是南京的南监。国子监坐北朝南，呈南北向的长方形，三进院落，院内古木清幽，肃穆静谧，以“辟雍”为中心，左右建筑对称整齐。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为：集贤门、太学门、琉璃坊、辟雍、彝伦堂、敬一亭。国子监历代修葺，规模逐渐完善。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装上青琉璃瓦顶。
——广州——
贡生、监生在六堂学习，分内班和外班，共计270人。按出身不同，分别规定结业年限，一般半年至三年。八旗的官生在“官学”学习，学制十年。
追溯与见证
清代在国子监就读的学员，除外国留学生外，我国学员有贡生和监生、官生之分。贡生由各省举荐而来，监生及八旗官生则由钱捐产生。
广州市东山区文明路215号。一棵大榕树荫蔽着广东省博物馆的院门。
首都博物馆门前的街道即以其所在的国子监得名：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学最高学府，也是掌管国学政令的机关。我国古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名称不尽相同，唐代始称国子监。北京的国子监始建于元代元成宗大德十年，即1306年。
院门内，三尊鸦片战争时期的铁炮镇守着一个空阔广场，大草坪北面一新一旧两个建筑形成鲜明对照。旧的是建于1905年，现作为国民党一大旧址和鲁迅纪念馆对外开放的钟楼，新的是1992年重建的博物馆展馆。这两栋年龄差将近一个世纪的建筑，构成了现在广东省博物馆的主体。广东省博物馆是一个以地方史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如果说年轻的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展馆试图通过陈列追溯广东的千年源流，那么饱经风雨洗礼的钟楼则是在静默中亲自见证广东的百年风云。
首博：国子监的道统
钟楼是一座“山”字形的中西合璧式砖木建筑，高5层，24米，穹隆顶，因上端四面设有时钟而得名，底层是一个长方形礼堂。这座如今貌不惊人的灰黄小楼，与广东近现代的革命史和教育史有着难解的因缘，已具有了某种精神象征的意味。
在清王朝日薄西山的1906年，光绪皇帝把孔庙祭孔升格为大祀，这是孔庙得享的最高尊宠，但是修缮的工程尚未完成，清朝已被推翻。北京孔庙的历史，在最辉煌的一刹那猝然而止，恰如诗人艾略特所说：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一响，只是唏嘘一声。
这里原是清朝科举考试“贡院”的一部分，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1908年改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又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可以说由一个旧学入仕登科的“圣地”变为了新学改革的先锋。
如今可见的黄色琉璃瓦顶，由乾隆皇帝亲谕许可使用，只有崇圣祠仍用绿琉璃瓦顶。从此，孔庙红墙黄瓦，金碧辉煌。陆续的修建直到1916年才最后竣工，其时民国已立，儒家思想已经面临着巨大的质疑。
1924年1月，孙中山在钟楼底层礼堂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在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在会上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握手，随之而起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钟楼及其前面的广场被当作“革命的大本营”。因它毗邻中共广东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妇女解放协会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革命集会的重要活动场所。廖仲恺、何香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彭湃、张太雷、恽代英、刘尔崧、邓颖超等都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省港罢工的许多集会、纪念列宁逝世周年大会、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纪念“五七”国耻11周年大会、追悼廖仲恺的群众大会、庆祝广东统一的群众大会、欢送北伐军出师的群众大会，以及欢呼北伐胜利的群众大会等都在这里举行。这使钟楼和广场作为革命旧址受到重视。
元末，孔庙荒废。明永乐九年孔庙又重新整治，并修缮了大成殿。1429年修整了大成殿及两庑，1530年为祭祀孔子五代先祖，增建崇圣祠。
同时，钟楼又是中山大学的发源地。1924年，孙中山将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等改为广东大学，希望它与1923年建立的黄埔军校一起，以一文一武的学校模式造就一代振兴中华、再造文明的人才。孙中山逝世后，1926年下半年，为纪念孙中山，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而钟楼，正是旧中山大学的办公楼。如今的中大虽然地址变迁，但始终恪守中山先生教诲，将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1日在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作为校训，而将钟楼造型作为其校徽的主体。
皇家的认可并没有永久保护孔庙，不畏惧礼制的，至少还有战争。
1927年1月至4月，鲁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期间，曾住在钟楼。钟楼二楼保存了鲁迅先生的卧室兼工作室，鲁迅用过的被子、枕头、书桌、笔墨历历在目，连当年许广平帮他烧菜用的煤油灶也静静地摆放在那里。1927年1月25日，欢迎鲁迅的大会在钟楼大礼堂举行，正是在这里，鲁迅以一席演讲折服了众多青年学生。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为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鲁迅召开了一次会议，营救的失败导致他一周后愤然辞去在中大的一切职务，这次会议也是在钟楼。鲁迅曾在钟楼上记录他的广州生活：“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三闲集·在钟楼上》）
即使是在儒学统治天下的时代，北京孔庙也几经兴废。在元代，孔子始被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号诏书”石碑，现仍耸立在大成门前。随后，孔子的尊崇再次得到提升，元文宗甚至下诏恩准孔庙可以享受宫城的规制，可以在四隅建成角楼，实际上已经通过建筑格局暗示出的等级标准，认可了孔子与皇帝的同等级别。
而钟楼也成了鲁迅在广州留下的一个印迹。
除了山东曲阜孔子故乡的孔庙之外，元、明、清三代皇帝亲临祭祀的北京孔庙在全国当属级别最高。这座占地22000平方米、1302年始建的庞大建筑群，紧邻如今的北二环地铁雍和宫站，和雍和宫一起正好凑成半日的旅游观光，在当代历史中，已经化身为一个旅游场所。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既出于历史的必然，又令人惊讶地下令袭历代旧典，命宣抚王楫在金枢密院的基础之上，建“宣圣庙”，祭祀孔子。在《元史·哈剌哈孙传》中，这段历史记载为：“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到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六年，即1302年，在今址正式建庙，于1306年建成。根据“左庙右学”的礼制，同年在孔庙西侧建成国子监，又称太学。
正是由于这种种渊源，1957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以钟楼为中线建设一个文化发展区域：“东博西图”——钟楼东侧建立广东省博物馆，钟楼西侧便是现在的中山图书馆。1959年10月1日广东省博物馆正式开放，首先举办的是建国十周年广东发展成就展，而文物陈列非常有限。
坐落在北京仅存的惟一一条仍保持着清代北京古老街巷风貌的国子监街上，距另一闻名全国的藏传佛教寺庙——北京雍和宫，仅百米之遥。
经四十多年积累，通过国家调拨、移交、考古发掘、征集选购、社会人士捐赠等多种途径，现在广东省博物馆的藏品已逾12万件，成为全国收藏丰厚的大馆之一。其中陶瓷、书画类藏品无论数量质量都可跻身全国省级博物馆前列。地方文物的收藏也颇具特色，端砚、潮州金漆木雕是当然的强项。而已经经过1992年重建的展馆再一次跟不上博物馆的发展步调。实际展出面积不到6000平方米的展厅，使众多的馆藏文物无法与观众见面，也局限了展品的陈列方式。现在博物馆的3个基本陈列之一《广东历史大观》还是10年前的设计布置，许多新的发现难以填充进去。
到19世纪，世界上的孔庙已近2800座，甚至在欧洲也有它的身影。但随着儒文化的退出主流，孔庙兴少废多，如今仍旧保存的数目尚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作为首都博物馆所在地的北京孔庙，至今保存得相当完好，甚至在很多北京人的口头中，它仍然是“孔庙”而非“首博”。
随着征集工作的不断开展，仓库不够用，只好将部分展厅改为仓库。而由于没有建独立的办公楼，博物馆的保管部等重要部门至今屈居在附近广东省电影器材公司的两层旧楼里。客观的物质条件和人才的不足都使广东省博物馆的发展走到瓶颈，毕竟除了收藏、保存、研究，做好藏品展示是博物馆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如果不能使藏品与观众发生有效的交流，博物馆的价值便会大打折扣。
首博：孔庙的兴废史
现在的文明路广东省博物馆大院更像一个小公园，清早起老人、孩子便聚集在钟楼前的绿阴下，踢毽子、打羽毛球、聊天，很是热闹，而各个展厅里却很冷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们却对这种状况的改变满怀希望，因为机会已经来临——作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广东省文化投资的最大项目，预算9个亿的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已经进入招标阶段。新馆将设置在广州市珠江新城南部，与广州歌剧院并列于广州新城市中轴线两侧，共同形成广州文化艺术广场，并成为广州市标志性建筑之一。
2005年将建成的新馆以配备“最先进设施”为特色，地址在复兴门西大街，从1999年开始建造，在规划中将成为北京西长安街上一座“标志性建筑”。也许到那时，首都博物馆才真正恢复它的前身——国子监的恢弘气度。在鼎盛时期，国子监内不仅有高丽、新罗、交趾的留学生，还有法馆助教、俄罗斯馆助教等。新的首都博物馆的目标正与此相似：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用以留存北京的历史。
镇馆之宝和它们背后的故事广东省博物馆12万多件藏品中，有国家一级文物400余件。其中北宋无名氏《群峰晴雪图》、南宋陈容《墨龙图》、元代磁州窑唐僧取经图枕、清康熙十二月花诗杯等堪称镇馆之宝。但凡可以见证历史的东西都有丰富而神秘的生命，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扇窗，它们背后的故事就是窗外的风景。我们且观一二。
在历史记录、老照片乃至老相声中，都可看出，北京曾有非常发达的手工业，能工巧匠人才辈出。这一传统物化到首都博物馆中，就是竹木漆器等杂项类文物的丰富和驳杂。杂项类文物是首都博物馆中材质最丰富、用途最广泛的一类。竹、木、牙、角、料、石、骨等生活器具、装饰小品、陈列摆件、文房用品等纷繁多样，包罗万象，每一类中的每一件又各不相同。自开馆以来，在首都博物馆于国内外举办的诸多历史文物陈列展览中，引起轰动的《北京历史文物陈列》、《元大都历史陈列》等属于断代史的陈列，而《老北京春节民俗展》、《馆藏历代陶瓷、书画真伪辨识展》等项目，就属于整体历史的梳理，其中的民间味道尤其浓郁。事实上，在国子监这样的过去的贵胄之所之中，真正的主角正是往日那些卑微的工匠。
端石千金猴王砚端砚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一，产于广东肇庆，因肇庆古称端州，故称端砚。据文献记载唐武德年间就有生产，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北京兴盛始于金元，其后的历代皇室均对佛教有浓厚兴趣，元、清两代尤重藏传佛教，因此首都博物馆中最珍贵的藏品即为佛教造像。这类造像中包括汉传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造像两类，时代分别起于十六国和吐蕃时期，都止于清代。不同时期精品荟萃，反映了各个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宗教研究价值，其中也穿插了北京皇室信仰的历史。馆藏金银器的历史更为久远，起于商，止于民国。时代跨度大，最具特色的当属明、清两代器物，大多数出土于王侯贵戚之墓，显示了帝都的雍容与气度。北京的城市史与中国瓷器的繁荣史恰好契合，因此首都博物馆的瓷器收藏种类丰富，品质出色，在世界各博物馆中尤有特色。馆藏陶瓷中，辽、金、元、明、清时期器物最具特色。辽白瓷清澈风雅，元青花幽靓明快，明清两代佳品更多，青花、釉里红、斗彩、粉彩等等，均享有盛名。
唐朝诗人李贺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的句子。《端溪砚史》等文献赞美它细润如玉，磨墨不滞，贮水不耗，发墨而不损毫，久用锋芒不退。
但丰富的色调也不能减弱它格外雅致、朴素的整体感，由于曾是孔庙，院落里林木森森，绿阴浓重，遮蔽了本已重檐叠瓦的天空。不过幽静的景致并非它的主要价值所在，作为博物馆，它的精华集中在室内的陈列和收藏之中。自筹备以来，首都博物馆就广泛征集各类文物，目前馆藏文物已达十几万件，包括青铜、陶瓷、书画、石刻、钱币、玉器、玺印、织绣、竹木牙角器、佛教造像、文具、民间工艺品等，一些孤品与珍品，如大白伞盖佛母、大威德金刚等，被看作是镇馆之宝。
端石千金猴王砚是广东三大名砚之一。相传，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顾问何氏在主持开发大西洞时，挑选了三块上等石料，请名匠制作三方砚台，便是后来的三大名砚。一曰千金猴王砚，二曰鹤砚，三曰过面冻砚。其中千金猴王砚和鹤砚现都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过面冻砚不知所终。
与北京其他的古代建筑不同，在外观上，现在的首都博物馆不仅呈现出一般的砖灰的，还因为琉璃瓦的映照而呈现出墨绿、澄黄的光彩。
三大名砚以千金猴王砚为首，此砚长方式，质细腻温润，娇嫩若小儿肌肤，石质色彩甚丰，砚堂内有大片鱼脑冻（石品花纹的一种），形成一只蹲着的猕猴，眼、鼻、嘴和前足都很清晰，栩栩如生，故此得名。工匠因材施艺，在砚池头镌刻山水，满山桃树，以寓花果山。砚边刻“郭兰祥作砚，项信南刻字，光绪壬辰禺山何氏闲叟珍藏”。这种自然形成的猕猴，加以名石和能工巧匠的雕刻，确属石砚中的珍品。
以古代建筑群作为城市博物馆的所在地，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是通行的做法。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的问题是，被它占据的国子监和孔庙涵养深厚，本身亦有建成专业博物馆的必要，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人们已经意识到换址势在必行。从1981年开馆，到2005年新馆建成、旧馆关闭，这个北京往事的承载之地，更像是深邃历史的临时居所。
据考猴王砚因名声太大，流传中几经辗转。抗日战争时，何姓后代把猴王砚卖给了一古董商，后又转到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手里。日本投降后为接收大员所掠，再落到私人手中，20世纪50年代那位藏主把猴王砚卖给文物店邓涛先生，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得知便从邓涛处买下此砚，后把它转让给广东省文管会收藏。1959年广东省博物馆建立，千金猴王砚转入该馆。而商老此后还曾九次向广东省博物馆捐赠所藏书画、陶瓷、砚墨等文物，共374件。
承载与留存
边景昭《雪梅双鹤图》这件国宝级文物曾被当作一张包书废纸，险些湮没民间，幸而遇到了苏庚春。
——北京——
2001年12月23日驾鹤西去的书画鉴定大师苏庚春先生，是广东书画界的一座重镇。书画鉴定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自晋、唐以来薪火相传，名家代出。这一行当不仅需要博闻强识，而且需要鉴定家自身极好的艺术修养。苏老自幼便在北京琉璃厂自家书画店贞古斋里耳濡目染，所经眼之书画不知凡几，他通过类比总结，并大量阅读各种典籍，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鉴定思路与方法。而他的书画，也自成一家，尤擅楷书和草书。1961年，时任北京琉璃厂宝古斋书画门市部主任的苏庚春先生应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的要求南下广州，自此，广东的博物馆、文物店、海关、进出口公司等但凡与书画鉴定有关的行业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广东的书画鉴定从此开辟了新天地。单就广东省博物馆而言，建馆之初的书画收藏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苏庚春先生南迁后，通过购买、向社会人士募集等多种渠道征集书画，使广东省博物馆书画收藏蔚为大观。
博物馆是浓缩的历史，微缩的世界，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地图”，是对逝去了的文化的缅怀和回放，是对活文化的无奈的抢救和敬意的保护。它细致入微地勾画出人类文化精神的沿革变迁，也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博物馆，给了我们一个与祖先智慧对话的机会。
这幅《雪梅双鹤图》就多赖苏老慧眼识宝。20世纪80年代广州一家书店从河南收回一批线装书，苏老前去鉴定，一番忙碌之后发现这批书无甚价值，临走之前拿起一张破烂不堪、用来捆扎书籍的包书纸来看，却从斑驳中辨认出这是一幅古画。苏老以极低的价格将这张包书纸收回，送广东省博物馆修复、鉴定，边景昭的《雪梅双鹤图》从杂物堆中走出来，成为广东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李海鹏 刘建平 喻盈
（此文感谢广东省博物馆朱万章、李蔚、冯素阁等研究人员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