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城区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路名规律变化的过程。最早的上海城区局限于现在黄浦区南部还被称为南市（以前这里是单独的南市区）的一个部分。聚集了“尚文路”、“蓬路”、“望云路”等一批并不规整的路名和以当地大姓为命名的很多弄堂，“翁家弄”、“吴家弄”等。也许当年的上海太小了，人口也不多，路名混杂不至于让人迷路。
而对于一座城市，地名就像一套密码，你只有了解这座城市的全部底蕴，才有可能一一破译。
随着上海的变化，马路在被拓宽、延长和对接，这些路名也正在逐渐消失。但这个地区作为上海核心的时间是最长的，有好几百年——对于年轻的上海来说，这个数字和史前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敲入城市的历史密码
1840年以后，南市北面的一条小河“洋泾浜”开始引人注目，这条普通的小河成了英租界南缘的界河，同时也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界河，“东方”和“西方”的界河。其两岸也成了标准的华洋混居地，于是一系列不中不洋的词汇被冠名为“洋泾浜英语”。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关于地名的私人档案袋，各种地名都已被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分别归档。
由于迅速膨胀的人口，租界之间的频繁往来，滨河被填平造路。取何路名，一番争论，最后成了以英王命名、以法文拼写的中国大马路：爱丽诗路。上海解放后更名延安路，革命圣地之路。改革开放之后，这里又建高架路，延安路高架桥。由一条河，变成一条马路，又变成一条空中通衢大道，这不仅是一条路的历史，而且是映照着城市成长的城市发展史。
过年前周先生回到海拉尔路，看到自己爱之恨之的棚户区已经被推倒。这里成了新的住宅小区。他说他感觉“一下子被呛住了”，只能把车停好悠悠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
“一直到今天，要是只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上海，‘洋泾浜’可能还是最合适的称谓，虽然这条小河已经不复存在近一个世纪了。”研究上海历史的老先生说。
她曾经是这条路当之无愧的主人，至少是主人之一。而她的丈夫周先生则不是。他出生于四川路不远的海拉尔路。两条路之间还有一条路，名叫四平路。在人口密集的虹口区，四平路一度是一个分界，它的东面是海拉尔路等地的棚户区，以苏北人为主，以西是四川北路、欧阳路等广东人的后裔。在1949年以后上海相对封闭的日子里，四平路两侧是两个街区，也是两个阶级，周先生为了打通这两个街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上海若没有淮海路，上海人将失却很多精致和布尔乔亚式的生活热情，这条最初由法国人筹划的大街，最早在1901年时叫“宝昌路”，宝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董事，一位“爱法国，也爱中国”的法国佬。他在法租界连续当了17年公董局董事，管理法租界的市政建设。1914年改为霞飞路。早在1885年，这个年轻的法国工兵士官乘船到上海游玩，除了法国的孩子们对其颇感兴趣以外，无人理会。但当欧洲大战爆发，霞飞在战场上屡建功劳，荣升法国东路军总司令后，法租界公董局的先生们立即想起这位霞飞将军曾经来过上海，尤其是玛纳之战，霞飞力挽狂澜，拯救了法国的危亡，法租界董事局的官员们欣喜若狂，立即决定从1914年开始将上海最繁盛的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霞飞路”叫了35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的胜利，这条路改为淮海路。租界全部收回，霞飞路才改名为淮海中路。淮海路全长约6公里，现分为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
但是她的领地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一次仇女士回娘家到四川路来转转，都会发现变化的东西。说到这里时她的眼角不住向上翘动，仿佛是一个王后在说后花园里，那个粗心的园丁没有按照她的意思修剪，结果“弄得一塌糊涂”。
这是一条繁华而又高雅的大街，一条堪与巴黎的香榭丽舍、纽约的第五大道、东京的银座、新加坡的乌节路媲美的大街。尤其在行人稀少的晚上，读过几部法国小说的姑娘会自我感觉特好地把高跟鞋踩得跪响。
仇女士家在四川路边的一座小洋房，虽然是与六户人家合住。毕业于著名的复兴中学，在四川北路顶端。这条路上的每一寸沥青和水泥都见证了她20岁以前的青春，用她的话说：“这条街上每一爿店铺里面的每一个柜台卖什么，我都知道。”
江湾五角场，它在国民政府时期一度倒是有希望成为上海的政治中心，所有东西走向的路都是以“政”字开头：政通路、政立路、政民路等等，而所有南北向的路都以“国”字开头：国定路、国和路、国顺路等等。还有一条小路的名字竟叫“国庠路”，这个“庠”字被用作路的名称，怕是全国鲜见。
地名是有其象征意味的，但这份意味不可能得到人民币那样的共同流通和集体接受，亦即不可能是字面上的那种，它属于你，而你或许又无从向他人道及。
结果，1949年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成为上海的西伯利亚，在疏离中感受流放。
有些说来还不无讽刺。周泽雄在他的上海回忆录里写道：“然我的初恋得以在花溪路展开算得一个好兆头，但正是在凯旋路，我陷入了爱情的滑铁卢。还有一次，当我自以为已经优哉游哉地把爱情从武宁路牵扯到富民路，继而又从市中心的襄阳公园大踏步地拓展到僻远的临江公园时，在一条大名叫‘团结’的路上，我和她又差点鸡飞蛋打。”
以路的名义生长
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大海，而地名像珊瑚礁保存一个错综的秘密，在人和地名之间有一份默契。
随着上海城市的不断发展，市区面积扩大速度惊人。路名需求更加丰富，相应的规则就只能以一个大概的原则而行。这个原则就是尽量以国内的地名为路名，而且被命名的地区在全国的位置应该大致相当于这条路在上海的位置，同时不影响原有的主要道路。这也许是一种表达举国融融、四海一家的方式，并附带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识。只是，在这份表达欲过于强烈时，地名应有的地域色彩也会剥离。东西向马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马路以省份命名，遂使得南京路、延安路或福建路、山东路云云，不见得比纽约第五大街或第十六大街更具个性。
“私人记忆档案”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上海市区边缘出现了地区路名集群这样一个有趣状况，同省的地名在地图上被集中在一起。西南角上出现“钦州路”、“柳州路”等（分别都是广西地名），东北角则出现“鞍山路”、“双阳路”（东北地名），正北方则有“呼玛路”、“呼兰路”（黑龙江地名）。
路名解读城市
事实上这一规则在上海沿用时间很长，但是随着城区范围的扩大该规律一直在起作用，同时新的命名又要考虑到不影响原有路名，因此有些地区在地图上离得很近，而在上海又离得很远，出现了多个东北集群等有趣状况。最典型的就是虹口区的赤峰路、多伦路等原上海市区的东北角，现在基本处于应该叫“上海路”或者“连云港路”的位置，非常有趣。
——上海——
有安徽的好事者以此为据向上海市图书馆提问：为什么在上海没有一条安徽路呢？振振有词的。
胡同的名字没有好坏之分，只是让人觉得亲切。因历史沧桑而模糊了阶级意识。不像现在，你说你住光大花园，我就知道你是中关村攒电脑的，你住紫玉山庄，我就知道你是个烧包。这其实和做沙果生意的就住大沙果胡同、糊纸马的就住汪纸马胡同（今汪芝麻胡同），铁匠都住铁匠营一样。
这个问题让上海图书馆的同志有些为难，我的主观臆测是，在有可能命名“安徽路”的地方，一直没有出现一条需要命名的马路。要知道考证为什么没有“安徽路”，比考证为什么有条路叫“安徽路”更难。
北京的胡同据说有挺大学问，我没仔细研究过。但真的采访过一个做刻刀的师傅，家里还是个小铁匠铺的意思，从清朝开始就做刻刀，如今还敲敲打打的，他住的那个胡同叫什么我忘了，但跟铁匠有关，现在早就拆了。
实际上，起名字总是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没有哪条马路是生来就一定要叫某个名字不可的，而用来命名马路的省名，也不是只缺了安徽一个。
现在的北京胡同游，大致都是沿什刹海西沿，过银锭桥到鼓楼，然后前往后海地区，经南北官房胡同、大小金狮胡同、前后井胡同，那一片有庙，有水，有恭王府花园。当年住在草园胡同、炮局胡同的兄弟们没准儿都在望京买房子，住在什么大西洋新城里头。地名被简单化了，谁住方庄谁住望京，都是一排排高楼，盒子似的。原来的北京是个躺着的城市，现在都立起来了，每个人都在半空中睡觉。特别依赖电梯，有一次，我出门，一上电梯就跟看电梯的姑娘说：“去安定门。”直把电梯当成汽车了。
浦东开发后最受益的当属陆家嘴一带（陆家嘴相传为三国时东吴大将陆逊的原籍所在），一些并不出名，经济也不很发达的山东地名成了上海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比如博山、乳山等。
北京的胡同名字我说不上太多，但我喜欢那种世俗的味道，原来在宝钞胡同上班，里面有个鸡脖子菜馆，那里的饺子和鸡脖子很好吃，边上有个山东人开的酱牛肉铺子，专卖酱牛肉和烧饼。后来发现胡同生活离我们遥远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人模狗样地去某个大厦，某个中心，某个立交桥，或者某处高尚住宅，还拎着个包。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发展突然让人们发现路名原来可以是一种无形财富。上海市地名办的负责人说，上海本没有宁夏路，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动申请命名的，宁夏的广夏集团、宁夏枸杞等著名品牌企业和特色产品也就顺理成章的进驻了宁夏路，为在上海市场大展手脚打开突破口。
你打车去“洋溢胡同”，出租车司机保准不认识，可你说去羊肉胡同，他准知道，他还知道你是去羊肉胡同里的地质礼堂看电影。我姥姥家在小茶叶胡同，旁边还有个大茶叶胡同，附近有前抄手胡同和后抄手胡同，这里的抄手不是四川小吃，而是抄起手来的意思，两个胡同形成个U形，我走过好几回。早年间在细管胡同上过学，学校边上就是田汉故居，门口挂着牌子，里面住着好几家人。后来知道豆腐池胡同里还有一处毛主席故居，是当年他到北京求学时住的。原来叫豆腐陈胡同，大概是个陈姓的做豆腐生意做得好，后来逐渐演变成豆腐池，这是北京话里说着方便。另外，好像有个姓姚的，铸锅铸得好，他家所在的胡同就叫姚铸锅胡同，后来又称为尧治国胡同，再后来就成了治国胡同。
在云南开远市的要求下，又有了开远路。市地名办的人士说，现在一套崭新的路名命名办法正在实施之中。一些路名开始披上炫目的时代色彩：如世纪大道、五洲大道等；而张江高科技园区出现了一批李时珍路、牛顿路等科学家的纪念路，似乎标志着这个地区的高科技含量。
我一直怀疑给北京的胡同起一些雅训的名字有什么意义，比如辟才胡同，那里面的确有一所了不起的高中，毕业生100％上了大学，可我觉得还是劈柴胡同叫着更亲。那学校旁边是二龙路中学，然后有一家二龙路医院，是北京最好的治疗痔疮的医院，据说所有住院病人都是趴在病床上，动过手术的屁股朝天，在药劲过去之后呻吟。
路名无言，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显示卡。而任何一项试图穷尽地名意味的努力，也就难免成为美丽的愚蠢。
胡同的学问
地名标识出一个个个体生命或城市生命的车站，不管我们曾作过逗留还是呼啸而过，我们都已进入了它珊瑚礁般的缠结之中。
杨葵：这是难免的，文学是描写人的，要跟随人们的生活场景，胡同越来越衰落，人们在搬走，小说题材当然也会搬走。我想我们以后谈论胡同名称的话题的机会不会太多了，一个事物一旦进入刻意保护的程序，它的生命力也就开始减退。我希望的是，在北京胡同名称背后的那种活泼、朴素的精神还能留存。
——广州——
《南方周末》：更年轻的北京作家似乎不是特别喜欢用北京土语来写作，我们在小说中读到有趣的胡同名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吗？
观察道路的三种方式
杨葵：大家觉得以前的比较亲切一些，但是了解的并不多，一是因为时间长了，二是胡同太多，要不是特意留心，很难全面了解。其实地名一旦约定俗成，居住其间的人也就不会特别在意它，它的意义就沉到水底，潜伏了，变成人们的精神气质。像耳朵眼儿胡同，这是典型的民间话语，喜欢的人自然就多，它成了北京文化的一个细胞。
荷溪三约
《南方周末》：就当代北京作家来说，他们更喜欢哪类胡同的名字，以前的还是改后的？
荷溪三约。乍一听恍惚是哪出戏里的一折。
杨葵：我们得考虑到胡同文化本身确实有很高的价值，没有胡同文化，北京就只有官方书牍了，那不是城市的文学基础。另外北京是首都，胡同文化看着俚俗，其实是强势文化，再有才能的作家，到了北京，耳濡目染着，羡慕着，逐渐就会北京化。汪曾祺就不是北京人，他的作品比生于北京的作家更有京味儿，这也与当时的文化架构有关系。现在北京本地文化的地位没以前那么高，文化比较多元了。
小巷悠长曲折，站在巷子外的华贵路上往里张望，一眼看不见头。
《南方周末》：胡同会给人以非常强烈的归属感，那些生于外地的作家住到胡同里之后，很快就北京化了。
防盗门，石灰刷成的青白的墙，房顶间之字形延伸的挂满衣服的铁丝——如今已不见“荷”与“溪”的影子。但在光绪五年版的《广州城图》中，这里是确有水流名为“荷溪”的。昔日的西关，烟水二十里，有水的地方多种有莲藕，与菱角、荸荠、茭笋、茨菰并称“五秀”。于是有一条以“荷”为名的溪流，似乎也是理所应当。至于为什么要把巷子称为“约”已不可考——有人说是本地方言，但似乎怎么揣测也难以摆脱一种婉转的意象。
杨葵：北京话里有个说法，“胡同虫”像是“糊涂虫”，其实专指爱在胡同里转悠的人。现在的生活节奏不允许人再真的转悠了，但精神上的转悠还是有的。北京的文化人、老百姓，在精神上怀念胡同的太多了，以往的生活方式自有它的魅力，不是现代化能完全取代的。胡同生活的闲散、幽默、自得、乐观，在京派作家里都有非常强烈的体现，这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家园。刚才说到跟胡同相关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概念，“转悠”，从书名上直接叫出来的都有——《晃晃悠悠》。
巷子里的路是麻石路，交错的尺把宽的石条早被踩得滑了，即使在阴天也微微泛出光来。路同两边的民居紧紧挨着，几乎容不得两辆单车并行。这里的民居大多都已做了改动，临街开了许多窗户，偶然走到某处就会听见被广播拔尖了的粤剧名伶细细的嗓音。户与户之间是紧紧挨着的，除了墙壁，没有其他分界，只有从每户门口贴着或悬着的“天官赐福”中才能看出，原来又是一家。也有的人家保留了西关大屋的面貌——墙虽粉刷过，但被潮气洇得久了，露出底下青砖的印记。趟栊还在，但矮脚门已经合不上了，脱了漆，病歪歪地靠在一边；即使有合得上的，门上的花纹也对不齐了。
《南方周末》：文学总与地域的文化生态相关，但与其他城市比较起来，北京作家与胡同文化之间的精神联系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
路边有不少老妇人。有的在自家门前收拾着刚从树上落下的木棉花，串成一串，悬到屋檐上——晾干了是可以入药的。有的在路边生着柴火烧饭，炊烟和着饭香弥散到巷子的每一处。或者，她们都曾经被深藏在大屋里，供世人向往。有一位抽烟的——她的动作很讲究——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尖轻轻夹着烟，缓缓送到唇间，然后让手指稍稍离开寸许，待到悠悠地吸进一口，再让烟回到食指与中指之间——于是，所有的前尘旧事，便在她的唇与手指和那一团淡蓝的烟雾中复活了。
杨葵，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青年评论家，曾编辑多种畅销书，著有《在黑夜抽筋成长》等。11岁到北京，曾居住东四四条胡同。
六二三路
杨葵：胡同名字是北京文化的细胞
“六二三”代表的是一个日期：1925年6月23日。……眼前的六二三路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车水马龙——内环路由这里经过，连接着黄沙大道和人民大桥，而后者连接着珠江两岸。遮天蔽日的高架桥呈现出广州特色的城市节奏，却令人格外怀念当初为修建它们而被拆毁的骑楼。路的北面紧挨着的是一排三至五层高的楼房，大都是西洋风格，看上去刚刚粉刷过，颜色鲜亮。而楼与楼之间露出的热闹的小街则显得芜杂而昏暗。路的南面临着沙基涌，而过了沙基涌便是著名的沙面——宁静而幽雅的沙面。沙面北街上种着一排古木，是樟树和小叶榕。树冠把沙面北街和沙基涌一同遮了起来。它们中树龄最高的已有19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这之间发生的一切。
在历史上，两个北京各自说话，一向并行不悖。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在详细解释五百武士在午门前齐声呐喊的程序之余，也兴致盎然地描述了这座伟大城市的另一区域如何生生不息着更有趣的民间生活。按照汪曾祺等京派作家的大量记录，在彼处取代威慑之声的，应该是剃头挑子的“唤头”声、磨剪子戗菜刀的“惊闺”声和算命盲人吹的短笛声。北京胡同的名字与这些声音属于同一价值体系，乐天知命，没多少野念。
沿着六二三路走到与沿江西路的交接处，珠江和一片临江广场令眼前豁然开朗。风从江上吹来，令人一爽。不少行人在石凳上休息，享受连日阴天后难得的阳光。几经拆移重建的“沙基惨案纪念碑”立在广场中间：白色花岗岩上刻着“毋忘此日”四个大字。没有太多人留意，只有一对情侣在经过时，相视一笑。
北京胡同的名字正在变得雅致，但有些改后的名字并不通顺，民间的感觉又被消弭。有些尽管改得不赖，比如把姚铸锅胡同改为尧治国胡同，但也会让人觉得是理想主义的北京教化了歇着侃山的北京，在文化上有点儿不环保。
曾经有这样一则关于六二三路的新闻：一所位于这条路上的中学布置了一项寒假作业，让学生们调查沙基惨案史实，结果交上来的几百份调查报告却五花八门。如果你也已经忘却，那么让我们来重温历史的标准答案：
北京的胡同有多种命名方法，大多具备随意、活泼的风格。有的因形状得名，比如竹竿胡同、耳朵眼胡同。或以地名命名，比如圆恩寺胡同。以市场贸易命名，如缸瓦市胡同。以一时闻名手工业工人命名，如骟马张胡同——现在它叫拴马胡同，没几个人知道原来是动手术的地方了。更多的胡同名字起得相当随意，比如枣林胡同，跟“五棵松”差不多，也就是随便起起。最有北京市井风味的胡同会带有儿音，比如帽儿胡同。诗意的胡同名称往往令人惊异，比如百花深处胡同，还有大多数胡同又俗气又幽默，比方说狗尾巴胡同。
1925年6月23日，广州与香港的工人、广州郊区的农民和黄埔军校的学生约10万人为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五卅”惨案中的血腥屠杀，举行示威游行。当队伍到达沙基时，沙面租界的英、法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打死52人、重伤170多人，酿成“沙基惨案”。次年，沙基被改建为马路，为纪念“沙基惨案”烈士，定名为“六二三路”。
这是一条以衙署机构命名的胡同，“禄米仓”即为皇家粮仓。在北京，使用相同命名法的胡同还有贡院胡同、兵马司胡同等几十条。
毋忘此日。毋忘此日！
在禄米仓胡同发生过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袁世凯排练了“禄米仓兵变”，以为留在北京就任大总统的借口。如今除了少数方方正正的“宅门”依旧挺立，这里的大部分民居的地基、柱基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上。仔细看过去，还可以发现拴马桩、上马石的遗迹。
花城大道
胡同即小街巷，相当于南方的弄堂。一般认为它来自于蒙古语“城镇”或“水井”，因为北京街区的分布以水井为中心，凡有居民聚落处必有水源。数量曾达到2550条的北京胡同一律单调的灰墙青砖，与南方弄堂的婉约景象相去甚远，而在命名趣味上也大相径庭——“禄米仓胡同”怎么听着也跟“乌衣巷”不一样。
广州别名“花城”。这就是“花城大道”的由来。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命名者对它赋予了怎样的意义，怀抱着怎样的希望。
作家普鲁斯特做出的“地名：地方”的对应既适用于巴黎，也适用于北京——与它在过去几百年间试图建立的意识形态不同，这座古都的格局并没有一元化，而是存在着两座城市的连体并存。威权的北京和市井的北京脊宇相衔，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命名体系。在原属皇城的区域，地名即使亲民，也会让人感觉到传统政治语汇中那种特有的恩威并施的意味。只有出了皇城，在那些槐树、柳树、椿树和枣树掩映下的狭窄胡同里，活泼又俗气的民生气息才会自然地衍生出来。
“珠江新城”——广州的新城市中心，未来广州的CBD（中央商务区），位于广州东部的“新中轴线”上，占地6.6平方公里，面积略小于越秀区，是广州市政府成片开发的最大土地项目。有人说，珠江新城之于广州犹如曼哈顿之于纽约。这个判断一方面来自珠江新城与曼哈顿在定位上的类似，另一方面更是对其独一无二的黄金地理位置的充分肯定。而花城大道，正是作为珠江新城的中心主干道被开发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花城大道，相当于广州的时代广场。
胡同：乐天知命的名字
可想而知这条路的气派：长3.8公里，宽60米，8车道，占据路面宽度近三分之一的是路中间的巨大花坛。它贯穿广州大道与华南大道，连接着广深、环城高速公路和虎门大桥，日后将是珠江新城，天河区，乃至整个广州市的大动脉。
——北京——
然而这条宽阔的大道眼下仍显得寂寞。曾经的规划失误和前两年低迷的写字楼市场，令规划为商务用地的珠江新城中心地段迟迟得不到开发。在花城大道宽敞而行人稀少的人行道上四下张望，便看见大片尚未开发的土地在远处已建成的高层豪华住宅楼的衬托下，显得迷惘而苍凉。
每一条街道都有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保存着一份秘密。
然而，一种隐约的兴奋仍在心底涌动——2000年，广州市政府公布了《珠江新城规划检讨》，引发了业界和广大市民对于珠江新城规划探讨的高潮；2002年6月，《检讨》经市政府正式审议通过，最终定案。这至少说明，政府在珠江新城这个问题上是回归理性，呼唤耐心的。地铁三号线花城大道站正在紧张地施工，构筑着日后的立体大交通。花城大道，不可能，也并没有被遗忘。
李海鹏 苗炜 沈颖 杨格
远处与近处的工地上，吊臂映着橘色夕阳在半空中缓慢而不停息地划出各自的轨迹。是的，尽管缓慢，却并没有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