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前两日，抱着电话坐在寓所的阳台上，向周围的朋友打听那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作家们的归宿。然而一切都已经是那么的模糊，现在的人，除了还经常拿着张爱玲挂在嘴边当着小资的一种招牌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闲心想起竟然还曾经有那样的一群人，一群才情横溢的女人，努力用自己的羽毛在空气中拍打过。梦断了无痕。
上海终究是一个没有根的地方，这种困惑越是去探究，就越发现它来得真切而让人伤感。
20世纪20年代的苏雪林、冯沅君、庐隐、白薇；30年代的萧红，这些人，若不是后来在一位对上海旧时作家的掌故了解颇深的老先生那里看到一些资料，恐怕连名字尚且都已经被渐渐淡忘了，又哪里谈得上什么归宿？
张爱玲——像浮萍一样的女子
寻着这些人旧时曾经走过的街巷，努力还原属于30年代的精神瓦当，最后的答案总是让人伤感的。她们中的人，或者客死他乡，或者委身他处，有的干脆就是全无了最后的音信。终没有一个人最终选择了上海，留在这个充满紫檀的味道和狐媚的背影的地方。
——上海——
今天的人的确已经很难再读懂她们。庐隐在《象牙戒指》中借主人公沁珠之口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又说，“事实上我是生于矛盾，死于矛盾，我的痛苦永不能免除。”这个早年异常活跃，而最终在婚姻的颠簸中遭遇种种不幸的女人最终只能靠饮酒抽烟、高歌痛苦度日时，所有的文人性格中常有的两面性开始暴露出来，何况，她又是那么的敏感，曾经生活在幻想的浪漫之中，偏偏却是个现实的人。像这种始终摆脱不了感情的纠缠，而最终忘记了放逐自己的情况，在她们这一群人中是多数。萧红不也是在和萧军的分分合合中耗尽了自己的力气，在欲恨还爱的矛盾里，最终客死香港。还有那个白薇，直到临死之前还在念叨着那个曾经数度背负过她的男人的名字。
坐在暖和、现代化风格装修的餐厅里，朋友后面的这句话悬在空中，时间仿佛以70为单位来回蹦跳。
但同样的故事，为何总是发生在那时的上海？而30年代的上海给人的印象不正是一个让新女性颇为得意的舞台吗？在女权包括性的解放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讳莫如深的时候，生活在上海的最早的这一批女作家早就应该得了风气之先了。
从陶然亭出来，和几个朋友在餐厅吃晚饭。“你们听说过石评梅吗？”我忍不住又问道。“当然。”在那个朋友甚至能背出高君宇墓碑上那首诗时，我竟然有点儿感动。结果——朋友马上就把话锋转移，“够窝囊的，据说到死，高君宇都没有拉过石评梅的手！”
1934年2月27日，在张爱玲的家里，当时上海另一位有名的女作家苏青面对着一个记者说出了“被屈抑的快乐”的道理，她解释说，如果男女同去吃饭，假如叫她会钞，便有“不当我是女人的悲哀”。其实，他们当时还说了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在问到做职业女性的感觉时，苏青诉苦说，一来太累，妇女除了做事还得做家务；第二到社会上会受气，别人也不会因为你是妇女而原谅一点；第三，（也是最为有趣的一点），做事没有工夫打扮，会失去男人的欢心。这被称作是“孵出来的女权主义”虽有戏谑的成分，但从当时正儿八经的发表来看，这更像是一种对最初萌生的女权主义的解释。某种程度上，这要比什么都还没有开化的状态来得还要痛苦。
找到每天打扫这片儿的环卫工人，她告诉我，这里经常会有团委学校来举办活动，什么入团入队之类的仪式会选在这儿。不过个人来的也有，特别是在清明节前后。通常是些20来岁的年轻人，献了花就走。有送花的；有就手折些树枝放在墓前的；有送笔的；还有送面值为50、100元纸钱的……“一般花我们先不打扫，都摆上个两三天。时常能看到有花放在那儿”……
因为她常常让人陷入矛盾。在一种社会变革的时代，她们不经意就将自己放到了一个原本还不能属于自己的位子上，兀自承担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压。
花很眼熟……是刚才在河边那一对儿相互照相的情侣手上拿着的花！我满眼望去，已经看不见他们的踪影。从花的包装上看，他们是专门来送花的。今天是他们某个纪念日？或是听说了高石两人动听的故事来祈福自己？我在寒冷的风中，不断地推测着。
还是同为女性的王安忆在过去了若干年后看得更加真切，讲起张爱玲和萧红两个人后来的出走，她说，“上海这地方的高楼和马路，哪一桩是精神变物质地变出来的？全是一砖一石垒起来的。你一进这城市，就好像入了轨，想升，升不上天，想沉，也沉不到底，你只能随着它运行。理想和沉沦都是谈不上的。有这两样的早晚都要走，张爱玲走了，萧红也走了。萧红的悲和喜都显得太重了。男人还好些，可以到民族危机、政治风云中去开辟精神的天地，建设起他们的大爱和大恨。又是在那样的年头，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可女性却是生活在世道的芯子里，凭的是感性的触角。说是自私也可以，总之是个重视个人的经验超过理性的思索。上海这地方又是特别能提供私人经验的，不是人生要义的性质，是一些是非短长，决不是浪漫的萧红所要的。”
当我从慈悲庵出来，又专门经过这两座墓碑前时，呆住了：仅仅半小时的工夫，在墓碑前就分别摆放了一枝红色的玫瑰花，还有一束纸做的蒲公英，紫色的小花挺着风摆动。
其实，如果说，萧红的走还能代表了前面所说的大部分女性作家的话，张爱玲就多少有些特别了。有关于张爱玲的死，已经被说得太多，印象中最特别的依旧是，1995年，在她客死于美国洛杉矶的寓所后，除了惟一的料理后事的人，一个房东、一个警察，以及最后将她火化的那个人，她没有让任何人打扰她的身体。然后迅速地让人将骨灰抛进了大海。
74年后：交会
这几乎就已经是大彻大悟了，今天对于张爱玲的解读几乎已经到了一种近乎膜拜的地步，除了她那诡秘而精灵的文字外，更多的原因其实还是她的行为，暗合了如今许多时尚的概念，这些本与她没有关系，但张爱玲三个字已经成为了符号，也由不得她了。
两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人物，结果是一个成为爱国主义基地教育中的符号，一个则以烈士女友的身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唉，这个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最终却要靠一个符号才能留下些根来，而且又是这样的一些像浮萍一样的女子。
正如早年石评梅怨艾高君宇一样：“你为什么不流血沙场而死，你为什么不瘐毙狱中而死？却偏要含笑陈尸在玫瑰丛中，任刺针透进了你的心，任鲜血掩埋了你的身，站在你尸前哀悼痛哭你的，不是全国的民众，却是一个别有怀抱，负你深爱的人。”
——广州——
当年的学生颜一烟在1982年曾撰文回忆道，“在课堂上，听她讲课的时候，真像是看见了舌战群儒的诸葛亮；在操场上见她带着同学攀杠子、跳高、赛跑、打球时，我仿佛又看见了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
萧红墓，一生逃离
她推行“情育”，尤喜读《爱的教育》。常指导女生要学习男子那种爽直、决断、勇敢和强健的特长，同时又要保持女生留心、精细、温柔典雅的优点。她主张第一做到平民化；第二做到朴实；第三实行体育。
墓园是人生的终点
五四运动后，在家乡山西读完师范的石评梅来到北京，原本打算报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可那年国文系不招生，她遂改报体育系。毕业后就留校，任女高师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
红颜薄命更成了才女们的经典谢幕辞。大幕缓缓拉上，人生不过是一出戏，最后一章就是绝响。
然而石评梅还有她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从平日里她随身带的两件文具中便可看出：一是后来随葬的钢笔；一是个银色的哨子，用来指挥学生上体育课的。
一杯黄土，掩饰了绝代风华，她们冰冷的墓碑常是没有墓志铭的。生花妙笔，写就的都是别人的故事。仿佛一曲华章，竟在最激越处戛然而止，弦崩乐断，她们转身离去的瞬间给生者留下的是谜一样的往事。
“冷月、孤坟、落花、哀鸣、孤魂、残叶”石通篇文字里，总绕不开这样的字眼，生前她经常是“新泪落在旧泪的帕上，新愁埋在旧愁的坟里”，不禁让人联想到林黛玉，一个纤细敏锐、多愁善感的心弦，在人生凄风苦雨中的颤动。
因为身为女人，死后便又派生出了许多奇闻逸事；因为身为才女，更注定故事的传奇足以让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写上大半个世纪的论文，反复论证她们生前的每一个细节，以及幸与不幸。
梅花重于石
甚至，她们的私密日记也被翻了出来，爱情裸露着，供人品评。爱与恨，背弃与出走，哭泣与无助，女人终归是女人，文章的最后总要说上一句，怜惜的，更有幸灾乐祸的。
高死后，石仿佛顿悟般，追悔莫及，终日沉迷于高的骸骨，并把其葬在生前两个人常来散步的陶然亭。“我宁愿把我的心，把我的爱情，把我的青春，和他一同入葬。”当周围朋友为她的命运难过，为她的选择悲哀时，她泰然道：“他的死成全了我，我可以有了永久的爱来安慰我来占领我，同时可以贯彻我孤独一生的主张。”
而萧红与这些文字无关，她终其一生都在逃离的途中。
两个人如彗星般倏忽的生命，定下他们人生凄凉的格调：高死于急性盲肠炎，石逝因脑膜炎，均在协和医院。而两个人特殊的爱情，更给凄凉的调子抹上重重的一笔。鉴于初恋的阴影，石以“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拒收了高满寄深情的一片红叶。高尊重了石的决定，并表示：“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从此，我就这样飘零孤独度一生。”
现在，她在广州，广汕公路旁银河革命公墓寂寂的一角，是萧红最后的憩息地。
时光似乎一下子切换到70多年前：寒风吹，雪花飞，一个肠断心碎泪成冰的女子，抱着墓碑，低低呼唤爱人的名字，并用手指在雪罩了的石桌上写下“我来了”三个字。而迷漫无际的白雪，都将要化成她潋滟生波的泪湖。
这个东北女子，这个写《呼兰河传》的东北女子，这个终其一生颠沛流离，31岁便抱恨长逝的东北女子，终于在这里长睡了。
评梅
雨后的银河公墓是寂静的，少有踏访的游人。一排排的墓碑，黑色的，白色的，层叠而上。有树，叶盖森森，却听不到鸟鸣。广州是没有冬的，墨绿，或枯黄的叶子，拾级而上，风声过处，扫起衣角，让人有些许的冷意和惊怵。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墙外就是喧嚣的尘世，车流，人声，红尘如梦。萧红的一幅黑白照片嵌在碑座上，梳着齐耳短发，灿烂的笑。看不出苦难，背弃，或者孤寂，忧伤。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
“女作家萧红同志之墓”用深红的油漆漆过，是极平常的隶书，和她的邻居们一样。据说萧红墓没有移葬广州之前，香港浅水湾的墓碑前是端木蕻良写就的“萧红之墓”四个字，现在的这几个字显然不是端木书就。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没有墓志铭，也许，是不必书就墓志铭，因为，无论谁来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不能抹去萧红。31岁就香消玉殒的作家萧红，谁有资格概括她的“一生”？萧红，是没有“一生”的。
石与高的原墓碑现收藏在园内慈悲庵碑刻陈列室内，而在锦秋墩北麓繁茂、静谧的松林间空地上并排矗立的那两块汉白玉石碑，是1988年新刻的。据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在“文革”期间，为建主席像，两个人的墓碑曾迁移过。“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女教员石先生之墓”，立于民国十七年九月三十日。碑腰刻有“春风青冢”四个字。而旁边“吾兄高君宇之墓”的碑腰处则密麻排列着：
逃离，许多的逃离都是命中注定。逃离伤害者，逃离兵荒马乱的城市，满目疮痍的故土，翻脸无情的情人——萧红的故事是许多平常女子的故事。
只合独葬荒丘
然而，即使逃离了这个尘世，萧红的魂魄依然经历了一段动荡的日子，直到1957年8月。
望着这一条条白色粉笔线，眼前仿若飞出个羽毛球，来回在两个墓碑前跳落，甚至直击碑身。
据史料记载，1942年1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病逝，25日黄昏，端木蕻良在朋友的帮助下，把萧红的骨灰埋葬在浅水湾海边的荒滩上。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浅水湾成了军事禁区，幸有几位有正义感的日本新闻界友人协助，萧红墓地才得以保留。
如今，在他们墓碑前的那片水泥空地上，不知谁用白色粉笔线画了个羽毛球场地。环卫工人说，两年前她来这个公园打扫卫生时，粉笔线就有了。一般在开春和初秋，天气好的时候，来这儿打羽毛球的人比较多。
日本投降后，荒寂的浅水湾日渐繁华，尤其到了夏季游泳季节，卖汽水和租泳衣的小贩们挤满滩头，萧红墓亦被踏平，几失原貌。1957年，在港作家叶灵凤写了一篇《寂寞滩头十五年》，提到，“萧红墓已经被糟蹋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7月22日，叶灵凤亲临浅水湾指导了萧红墓地的挖掘工作，当时的香港市政当局还捐赠了一个精致的小木箱来放骨灰罐。1957年8月3日，叶灵凤、曹聚仁等在港作家护送萧红遗骨到深圳边界，与来接骨灰的广州作协作家黄谷柳举行了简单的交接仪式，就这样，萧红被安葬在广州银河公墓。
当我试图拉近74年的时空距离时，却发现这期间根本没有记忆。正如曾著书《石评梅传》的作者柯兴之感慨，“任何一部文学史，对石评梅这位‘五四’新文化开创时期的著名女作家居然只字未提。”1999年出版的《辞海》，根本没有“石评梅”这个条目。
黑水白山乡梦渺，独柯芳草旧情空。
因事业遭遇点麻烦的中年男子在公园来回踱步。“知道这里葬的是谁吗”？“俩中学老师吧？这不是搞爱国形式活动的地方吗，你还对这个感兴趣？”中年男子反问道。
在萧红的故乡，黑龙江省呼兰县，还保留着萧红故居，当地政府在西岗公园建立了一座萧红纪念碑，也有一座占地50平方米的墓，石棺内是萧红的一绺青丝。
湖边“风雨亭”里有两个20出头的年轻人，正拿着尺子左右丈量。他们是中央戏曲学院舞美系学生，准备做亭子布景。“听说过石评梅和高君宇的故事吗？”“你是说那两个墓碑吗？上小学时，学校常组织来这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他俩是谁？不清楚。烈士吧？我们家就住附近，平时经常来这儿玩。”
呼兰河，萧红少女时代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的呼兰河，才是萧红的家。即使，那个家，曾是牢笼。在萧红短暂的生命过程里，其实一直寻觅的是这样一个安静的所在——有爱，有文学，有寻常日子的温暖。但是，她却一再丧失停驻的理由，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所有这些一旦出现，立即改变，恍如一出戏剧，萧红只能一再离开。
公园里的游人并不多，一些家住附近的老人或坐或走地享受着冬日午后的阳光。
也许，只有逃离的过程才是自由的，因为这条路尽管充满艰险，却总比那些庇护所更安全。因为萧红每每怀着解脱的心情找到的这些庇护所，她得到的只是痛苦。
时隔石评梅过世74年，一个冬日午后，我来到陶然亭。阳光透过斑驳的树枝洒下来，寒风拂起地上的落叶簌簌作响，湖畔边垂柳把园子映称得幽深而静谧。遗憾那天没有降雪，总以为只有那样才会更贴近74年前那个敏感忧伤的女子。“我希望生命建在美的、冷的、静的基础上。因之我爱冬天，尤爱冬天的雪和梅花。我抱着一颗尚在抖战、哀号的心，无目的迷惘中走向那一片冰天雪地。”
只有两次，萧红是被动地留下了。一次在自己的家里，她被父亲软禁起来等待与一个陌生男人成亲；一次在旅馆，怀孕的她被自私的男人作为抵债物留下。这两次身不由己的被迫“留下”，成了萧红至为惨痛的经历。
74年间：空白
从1927到1942年，萧红有过十五次以上的“逃离”；如果平均计算一下，她在每个地方住的时间不超过一年。这些地方包括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事实上，她从没在一处真正住过两年以上；这还没算上城市内部的搬迁，如1934年－1936年，不到两年时间，萧红在上海至少换了七八个住处。
石评梅走的时候，不过27岁。而与她至死都保持“冰雪友谊”的高君宇先于她3年前去世，才30岁。按照石评梅“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素志，两个人的墓碑安静地坐落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内锦秋墩北麓。
频繁的迁移，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存状态，破坏了萧红内心深处的某种平衡。在香港，她终于坚持不下去。一次又一次的出走，生命中的创痛与无奈，爱情没了，萧红已没有了坚持下去的理由。
石评梅墓——74年后的追寻
这是萧红：她所渴望的，也是她深深恐惧的；她想靠近的，也是她曾坚决拒斥的；她已放弃的，其实一直深深纠缠；她勇往直前，却只为叶落归根。
——北京——
当身体消亡，所有的空间都不再有意义了，无论身处何地。
这些才华横溢的女子，这些抒写爱，也诠释爱的女子，这些红颜薄命的女子。一方墓碑，厚重地总结了她们的一生。
对萧红来说，没有了呼兰河，没有了香港，也没有了她一生由北向南的漫长的漂流──她终于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安宁了。
师欣 刘建平 于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