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秋意正浓的时节，我本是为寻找霞飞路而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很容易让人自我沉醉。但淮海路的这次行走让人感到失望。
从商铺里飘出的各种音乐和着空调风扇吹出的热浪，混杂在一起，使得整个街道变成一个巨大时髦的音箱，鼓噪着，陷入一种极度的物质疯狂中。而我被裹在这磁场中间，做一种漫无目的的潜行。
于是回来，从档案馆里抽出一本淮海路的百年志，拂去封面上淡淡的灰尘，听它逐年细述，一篇读罢，头上顿觉飞雪，这哪里又是一条路，分明是一个孱弱和哀伤得无以复加的历史的画皮。
为了寻找霞飞路的背影，我成了淮海路上浩浩人流中的一个分子。
1849年，那个叫做宝昌的法国佬就应该已经来到了上海，他兴高采烈，一手叉着腰，一手撑着文明棍，看着东起黄浦江，西至周泾（今西藏南路），北抵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东段），南从潮州会馆向西沿城墙至诸家桥关帝庙（即今新开河外滩沿人民路抵寿宁路西藏路口），偌大的一块地盘可以任由自己支配。
越来越多的上海人不再记得今天的淮海路便是昨天的霞飞路了。
这还只是最初的法租界，1861年，法租界东南界扩展至十六铺北侧。上海的地方志记载，其间，英、法、美等国又利用帮助镇压小刀会、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防御太平军等事件，逐步攫取了租界内的市政、赋税、警务、司法等权力，形成了“国中之国”。
在快乐中遗忘
1874年5月3日，以宁波籍为主的上海人抗议法租界公董局试图占去他们的乡帮组织——四明公所，结果遭到了法国水兵的镇压，6死20伤。20多年后，法国人再次强占了四明公所，面对大批前来理论和抗争的市民，水兵再次上岸大开杀界，17人被杀。
淮海路
如果追溯，今天的淮海路便是在压过这23名国人的尸骨后被修建了起来。法国人将这看做是他们的一个胜利，而马路的名称便是时任法租界董事会总董的宝昌。
——上海——
宝昌路，一个多好的名字，如果不去回复历史，我只以为那是一个中国得不能再中国的符号。时光常常就是这样地造化于人，明明是一部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的激烈冲突的历史，到头来，却在一个温情脉脉的符号面前戛然而止。
乾隆傲慢地要求马戛尔尼下跪，后者怏怏而去。他们不知道的是，从那时起，中国每次试图迈开脚步都要经过这条东交民巷。
血，已经融入了地下，在宝昌路上生长出来的是法国梧桐。1915年，欧洲战场上一个叫霞飞的军官指挥法军取得了一个对于他们的民族而言极其重要的胜利，法国人为庆祝这场胜利，旋即将宝昌路更名为“霞飞路”。
在元代，江南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抵大都，就在这里卸放，这条小巷就被称为江米巷，东翼为东江米巷。从明朝起，这里成为各国使节、商务机构的下榻之所和暂时驻地，循意更名为东交民巷。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使团，经过10个月的航行来到北京，就住在会同四译馆里。他们希望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进而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东交民巷见证的一系列重要外交掌故中的第一幕。
我有点不得不由衷地佩服那位贯通中西，且深谙国人心理的翻译天才了，只消一笔，便为强盗脱下了蒙面的黑衣，取而代之以法兰西的浪漫风情。
相对于那些幽深的院落，四星级的东交民巷饭店的门前更开阔一些。具备象征意味的是，东交民巷的肇始更接近于它的民间性，与其饮食起居的平凡生活有着巧妙的契合。
以一个驯服者的姿态，霞飞路倒真是从那以后“霞飞”了起来。道路两侧，形形色色，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多了起来，这本是为了解决当时在上海的异国冒险家和达官显贵的居住需要而自然形成的一种人文景观，最后在无意当中造就了一条混杂着各种文化和折射着当时时尚的道路。
这总是一个敏感的街区，它靠近中国政治的心脏，不止在一朝一代，又不局限于地理的本义。五四运动的队伍从这里走过，李大钊在这里被杀，解放军入城特意设计了经过这里的路线。而在此前的时期内，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掌权、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等一系列事件，都在观察了东交民巷的风向后发生。使馆界插手中国事务，而这里就是欧洲控制远东的本部。今日看来，建立在纯公府地基上的原法国使馆大院依然深不可测，似乎仍然有着某种超越本地文明的神秘力量。
摸清了那些建筑如今所在的门牌号码，于是我重回霞飞路。如今的淮海中路375号便是当年的公董局，建筑默默无声，廊檐上长有衰草，有人沿着古老的楼梯进出，而在街角，黄昏的太阳正悄无声息地投过来一抹阴影。
1949年夏末，李安东、山口隆一、马迪儒企图在开国大典之际炮击天安门。北京市公安局在10月1日前侦查破案，那门企图改变历史的迫击炮就藏在东交民巷。
100年过去了，再长寿的强盗也已经死去，和着以他们命名的道路，但这些建筑还在，还有那些已被融进城市肌理的时尚和商业气息。它们长久地停留，不知道是作为见证，还是仅仅为等待着沧海桑田。
英国使馆原来就占据了御河桥西岸的梁公府和肃王府的一部分，《辛丑条约》后，又占据了翰林院的位置，成为东交民巷规模最大的一所使馆。日本使馆建在詹事府原址上，俄国使馆在原来基础上又占据了工部和兵部等衙门的旧址，意大利使馆占用了堂子和肃王府，葡萄牙占据了板库等地，荷兰占了石工厂和澡堂子，澳大利亚占用的是镇国公荣毓的官邸。美国的花旗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涌入东交民巷。中国人被禁止通行，除非付费，直到1949年。
一路摸过去，在每一幢建筑前几乎都可以对应着找出大段大段令人窒息的发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暗杀与被暗杀，革命与被革命，前人的记载墨迹未干，却已像一片片的碎屑被掩隐在深处的风吹散了。
世界变了。东交民巷改名使馆大街，长安街改名意大利街，台基厂头条胡同改名赫德路。《辛丑条约》中重要的一款是将皇城边上的东交民巷划为使馆界，东至崇文门大街，南至城墙，西至正阳门至棋盘街，北至东长安街。
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哀伤，我们眩目于殖民者所引入的文明，却又深深为曾被强暴过的躯体而羞辱。当用一种迷恋的情绪追忆起霞飞路上的阵阵霓裳，以及藏在小楼里的灯红酒绿时，内心又因为对于痛苦的遗忘无不有一种酸楚。这种美，充其量也是用火红的烙铁在肌体上烙出的花纹，看的人觉得是一种美丽，于自己却是一种痛苦。
圣米厄尔，意谓“谁如天主”。在圣经中，他是保护以色列子民的总领天使，曾战胜代表魔鬼的龙。面对中国农民，这“伟大者”再次胜利。它的军队在北京放火抢劫三天，杀死大量义和团民，甚至处死了参与“暴乱”的官员2400名。
好在一条商业街，在百年的流转中留下的大多是值得炫耀的奢华。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故事之一，如果惨痛的概念也包括自我责难的话。大清国在北京这巍然大城中建立了东方文明的威权，但在某种程度上，在对外经验上，这个国家的脾气更像是一个赌气的孩子。要命的是，在1900年的关口，这个无知的孩子很老了，体力衰颓。它任由事态混乱、激荡、平息，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而它的人民又太急于向异乡人说不。
历史上，昏黄灯光下的密谋、巡捕房里越南巡捕吹着长哨的狂奔，还有谁能够记得？还有那些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白俄人，他们又是为何要来到这里，在这万里之外的异国，划地为界，填河造路？
在2002年，圣保禄和圣伯多禄重新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圣米厄尔教堂在早晨6点半和7点会做两台中文弥撒；主日有四台，分别为早晨7点拉丁文、8点中文、10点半韩文和晚上6点中文。堂区慕道班时间在周五晚上，区接待日为每周二上午。空气安息，万物和平。只有花园大门深锁，在中国天空下，哥特式的塔楼似乎仍有余悸。
种种追问在现实的人流面前显得如此乏力，沉重并不讨人喜欢，繁华可以被看见，哀伤随即可以被掩去。历史常常就是这样地戏弄我们，用霓虹灯和橱窗里应接不暇的陈列遮住从前，路过的人看见这些，常常引以为快乐，并在快乐中将从前的一切遗忘。
神奇的义和团死伤无数，气数已尽的洋人却岿然不动——“数十日不下”——端郡王载漪急火攻心，以“上谕”的名义命令张怀芝用刚从德国进口的威力巨大的最新式“开花炮”加以助攻。这位当年戈登在中国主办的新式军校“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到荣禄家去讨发炮命令，荣禄支吾其词，含糊地说了句“横竖炮声一响，里边是听得见的”。张怀芝领会官场语境，登上城墙，命令重新测定方位。大炮瞄准了使馆区内一块无人空地，然后众炮齐发，猛轰了整整一夜。清国在这炮声中走向倾覆。东交民巷保存下来。
——广州——
能够在这条街上谈论的幸运，只是末日逃亡而已。大清帝国正面临它的末日，而这一命运，如但丁感慨死亡本身，“竟损害了那么多人”。张怀芝在这1900年特有的惶惶气氛中受命轰击东交民巷，他的着弹点，出于畏惧或者见识，刻意地偏向了台基厂一侧。
沙面街
圣保禄，圣伯多禄。天主教中的保罗和彼德。东交民巷的一切与这两个名字紧密相连。在圣米厄尔教堂，在手持权杖无畏飞行的纯真天使两侧，他们的雕像尊贵地享受教徒的瞻礼。在仇恨又犹豫、举国相信咒语、民族主义的1900年，因为今日文化难以理解的原因，它们侥幸逃脱了武卫中军张怀芝的威力巨大的炮火轰击。“它们很幸运地保存下来了。”圣名若瑟、1973年出生的圣米厄尔教堂的本堂神父张洪波感慨地说。
帆影过后是静谧
从西到东，光影移动。缀花的黑铁栅栏陪衬着这条街，好像历史的链条。
广州长大的女作家黄爱东西在一篇文章中充满诗意地描绘沙面：“如果一定要深究对沙面的感觉，我总是很不确定地认为孩童时有个人曾经在那些榕树的须根和浓密的绿阴下仰着头站过，很确定地知道直到现在这个人还是不抱希望地指望着再看见一艘庞大的帆船。巨大的帆影，无声无息地滑过。”“那是独立于广州城之外的另一个外国城市。”也有朋友这样介绍沙面。站在沙面南街，只能看到江面上往来的珠江日夜游船或者是破旧斑驳的运沙船，没有庞大帆船的丁点影子，甚至视线也会被那些不断生长出的高层建筑尴尬地阻隔。
秋雨过后，在东交民巷的西端下车，连空气中新烤奶油面包的味道都会显得沉重而含混。只有在这里，一家有着平常的大玻璃窗样式的超级市场——它在同仁医院后面，名叫“汤姆顿”——才会格外清晰地得到奇异的审视，在密密匝匝的槐树的掩映下，突然呈现出文明冲突的意义。
这个“外国城市”狭小紧凑，其实最美的部分不是行走在其中，而是站在沙面外的大街上，从电线和高大的树冠之间看过去，那些房屋的尖顶，各具特色又各自不同。天气晴朗的时候，阳光倾斜在上面，它们明朗跃动，而在斜风细雨之间，它们又充满了忧郁的色彩，离沧桑很近又很远。
最敏感的街区
到沙面最好是乘船，很容易找到杜拉斯笔下那个瘦弱的15岁半的白人女孩渡河遇到她的中国情人的感觉。1861年，正是杜拉斯所在的法国以及英国将沙面划成了自己的租界。在沙面的重点建筑上面，都会看到一块镶嵌在墙壁上的石板，上面记录着这座建筑的建成年代和用途。初期的沙面建有警察局、英领事馆、礼拜堂等，现已不复存在。现存沙面的建筑都是19世纪以后建设的，有领事馆、教堂、学校、银行、洋行、俱乐部、旅馆、小住宅等等。建筑形式有新巴洛克式、新古典式以及所谓殖民式，但已不再使用砖瓦和木材，而是用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共有19个国家相继在沙面设领事馆，在沙面租界里先后设有9家外国银行，40多家洋行和企业的公司、分行、支行、办事处及代理处，沙面完全成了一个热闹而喧嚣的世外小岛。
东交民巷
当年的中国人是不允许自由出入沙面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远去了之后，现在在沙面的墙壁上同样句式的话还可以发现：外来车辆不许停此，否则放气。说不上歧视，只有幽默。
——北京——
沙面的榕树是闻名已久的了，这里有150多株树龄达百年以上的古树种满大道两旁。浓阴掩映为这些风格各异、宏伟气派的建筑增添了不少的风情。在广州1985年和1995年两次公布的古树名木中，沙面就占了半数。沙面最古老的一棵古樟树如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棵位于沙面四街北面的老树直径足有165厘米，是古树中的极品。在沙面岛上，树龄超过180岁以上的有44棵，超过130岁的有98棵，超过100岁的更是有154棵。那些当年种植下这些树的人，早已经化灰化土，古树无言，它们用年轮见证了历史，又用新枝，装点了现代生活的静谧与惬意。
矗立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洋建筑常常蕴藏着某种不光彩的历史，那些曾经被出租的街道，承载着太多过去的屈辱，也展露着现在的欢颜。
踏过当年的伤口，沙面已经成了羊城小资的最佳去处，每年还有那么多天南地北的游人，拥入这里又拥出，雨水和脚印已经掩盖了当年沙面街上的曾经有过的掠夺和血腥，生活就是这样，风景是无罪的。
李海鹏 刘建平 江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