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将被视为女性的《资本论》的书揭露了她们的意识形态，与《资本论》相比，这本书不只是将男性与女性看做两个不同阶层这么简单。这本书叫《性政治》，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斯塔德(George Stade)教授曾这样评价它：“读这本书的感觉，就像坐在扶手椅上，你的睾丸被胡桃夹子打成了糨糊。”而这本书的作者凯特·米利特所表达的内容，就是这些反抗的妇女想要说的。
这一切看上去仿佛一场闹剧，但事实并非如此。就是这些左派、右派、保守派，还有极端派，构成了这场女性解放运动。这场革命不断壮大，发展速度之快，以至于伟大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担忧地表示：“我一直都是女权主义者，但我担心这些妇女们没有意识到，她们的行为正在迫使极端的男人们萌生杀心，因为这对他们的挑衅太激烈了。”权威的参议员们担心国家会因此一分为二，“双方之间的敌意比白人种族主义者与黑人种族主义者之间的敌意还要强烈得多。”与此同时，有一部分的女人已经开始草拟《婚姻协议》，规定丈夫必须在哪些日子里完成购物、给孩子喂奶、洗衣服等家务。例如：“妻子准备晚餐，丈夫准备早餐。妻子周日自由安排，丈夫周六自由安排。妻子在下午三点至六点半之间照顾孩子；丈夫在六点半至十点之间照顾孩子，等等。”妇女游行在旧金山、纽约、洛杉矶、华盛顿进行着：游行队伍的规模跟反越战游行相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反战的抗议中，人们烧掉了入伍通知书，在女性运动的抗议中，她们烧掉了文胸，因为这些都是“奴役的象征”。长久以来，美国的女性没有什么可争取的，长久以来，她们百无聊赖地生活在一个富得流油的社会中：这些积蓄已久、从未使用过的能量，就像燃气罐中的气体一样，喷发、燃烧。显然，刚才说到的那些烧掉胸罩的都是白人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而经济和政治上受压迫的黑人女性、波多黎各女性和印第安女性，暂时还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奢侈行为。但美国的绝大多数妇女都是白人和中产阶级。所对她们的行为一笑置之是不理智的。特别是她们还找到了自己的思想领袖：凯特·米利特。
我们可以这么说，当人类从史前史迈入文明史的那一天起，人类社会就以父权制组织了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个基于男性绝对统治的成分组建起来的系统：小至被称为“家庭”的小成分，大到被称为“国家”的大成分。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例外，所有家庭的权力核心都是男人，所有国家的权力核心也都是男人，或者是一群男人。因此，这个社会中所有的权力工具，从经济到文化，从科学到道德，从宗教到艺术，都掌握在男人的手中。所有的规则，不论是审美概念还是法律原则，都是以男人的意志为主导的。女性被排除在社会管理的原则之外，甚至连语言都与男性化的概念紧密相关。在我们的语言中，“男人”这个词语被用来指代所有的智人；“男人的历史”这个表述被用来指代全人类的历史；“人类”这个词，显然既包含了男性又包含了女性，但是确实由“男人”这个词衍生而来；同样的例子还有“人类的”、“人文主义”等；还有像“儿子”这个词，常常也被用在“女儿”身上。同理，还有各种抽象的美与丑、好与坏、正义与不正义的概念；还有被视为造物主的上帝，向来都被人称为“圣父”，而不是“圣母”。种种现实，已然使女性的思维被男性强加的观念所制约，以至于反抗这些观念对她们来说，必然是一种精神上的努力反抗：就像鱼离开水生活那样困难。
这篇论文开创了一个先例。在一些大学里，很多的女孩都决定不再与男性发生亲密关系。她们的护道者是玛莎·雪莱(Martha Shelley)，她是精神分析学家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的弟子，玛丽本人又是弗洛伊德的学生，曾试图证明性爱是一种深深打压女人的方式。在此基础上，玛莎·雪莱宣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是不可能存在的。“男人不爱女人，相反，他们憎恨女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所谓的爱情，只是在表达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所以两性之间达到感情平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们女性要学会彼此相爱：每个爱男性的女人，都是在背叛自己的姐妹。我们要学会用仇恨来回应仇恨；我们不要在和平主义的面具下隐藏愤怒；让我们撕开那些只想拿着体面薪水过安生日子的乖女孩们的真面目。”类似的表达还有：“你不需要‘他们’的生殖器来生育。如果我们真的想有后代，可以建立精子库来进行人工怀孕。更好的是，我们可以在试管中亲手创造出自己的子女。”而反对这场革命的声音却显得异常薄弱，其中让人注意到的有“小猫咪联盟”提出的一些倡议，这些自比为“小猫咪”的反革命妇女吟唱着“喵喵喵～呼噜呼噜～快睡觉”的小调，提出了女性也应该拥有“给自己的男人唱着歌，亲吻他们的脚来唤他们起床”的权利。“亲爱的，你应该去床上伺候你的男人吃早餐，并告诉他，在你眼中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她们的口号是“一块烤熟的牛排的力量要强过一个空手道的劈腿”。
父权制的基础是男性和女性之间明确而不可逾越的差异。然而最重要的，它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人们对这种差异的放大和滥用，即对于男性和女性各自特征的过分使用。前者被称为强势的性别，后者被称为弱势的性别。但这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一种主观判断：而且是没有科学支持的判断。的确，男性的肌肉组织确实比女性的肌肉组织更加丰满，但女性的耐力比男性更强、力量持续时间比男性更长也是事实。那么，这样的判断从何而来？从分配男女性各自角色的需要而来：男性扮演下命令的角色，而女性扮演服从的角色。从一出生开始，性别角色的扮演就开始了，这一份沉重的现实同时压迫这男性和女性。事实上，既存在不愿意服从的女性，也存在不喜欢指挥的男性。然而，所有人都被习俗所迫，不得不逢场作戏。例如，根据习俗，男性角色就需要为自己、为女人做决定；根据习俗，男性也需要为自己、为女人觅食果腹；同样根据习俗，男性需要使用暴力为自己、为女人抵制侵犯。暴力的极端情况便是战争，而挑起战争、上战场厮杀的，也总是男性，从来不会是女性；因为制造战争的人是男性，而不是女性。
但是，正如自古以来所有事情的演变规律那样，理性的倡议总会退化为过度的狂热，贝蒂·弗里丹的初衷也被后来歇斯底里的发展进程所淹没。就像意大利社会党的某些集会一样，在一次大会上，NOW分裂成了右派、左派等派别。于是组织里就诞生出了一些极端的小团体，她们有着最为另类的名字、最为荒唐的议程。其中一拨人叫“WITCH”，在英语中是“女巫”的意思，也就是“来自地狱的国际女性恐怖分子阴谋”的缩写。这群人宣扬对男性进行彻底的灭绝，她们计划在未来进行一场末世决战以达到这个目的。还有一个团体叫“BITCH”，在英语中是婊子的意思，来自侮辱性的“婊子养的”。（BITCH成员抱怨说，几乎所有语言里骂人时都说“狗养的”，而英语里却说“狗娘养的”。）她们主张不断地对男性进行报复，特别是在男性准备好和自己亲热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断然拒绝他们。另外一个团体名为“红袜子”，主张女性能够享有堕胎的自由。还有一个团体名为“激进的女人”，她们将重点放在了性生活上，主张消除所有针对妇女性冷淡的指控。这个团体的宣言被一位叫安妮·科特(Anne Koedt)的女作者纳入了她的论文《女性高潮的神话》，她在其中指出，女人性冷淡的唯一原因就是男性不知道应该如何做爱：他们自作多情地认为女方能够从他们自己的快感中得到同样的享受。
值得怀疑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父权制是否一直是唯一存在的两性共处法则。一些非洲和亚洲的部落，其血统仍然是以母系为单位的，这表明曾经存在一个母系社会，或者至少是存在过一个在性别绝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但令人费解的是，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某一时刻，男性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并从此保持了两性之间的主导权。可以肯定且无可争辩的是，所有进化完成的人类文明，都是建立在男性专政的基础上的。纵观历史，埃及文明、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维京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犹太文明和基督教、佛教乃至共产主义，都对女性的权利进行了压迫，并将女性置于两性之中较低的地位。如今的社会状态是数千年来性别专制的结果与累积。而性别专制毫无疑问地造成了人类资源的极大浪费，在这种设定之下，浪费占到了人类总资源的百分之五十。如果女性参与了发明探索、法律制定，总之参与了我们这个星球的治理，人类社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而人类的错误不会那样轻易地重复。男性疲于掌权，那么他们就从专制的位置上退下来，或者与女性分享他们的权力。
弗里丹先生对这本书嗤之以鼻，他认为这是对每个男性的侮辱。但这本书并不是对任何人的侮辱，反而是一部洞悉父权制荒谬性的绝佳之作。这本书随即畅销全国。而如今已被视为受压迫妇女的救世主的贝蒂，在当时就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其缩写“NOW”的意思恰好就是“现在，立刻”。“全国妇女组织”呼吁：女性有权进入各行各业工作，与男性同工同酬，修改婚姻法。而且NOW还有一首会歌，这首歌从那时候开始在所有人的耳边嗡嗡作响，像黄蜂一样刺耳：“现在就要自由，立刻让我们自由/让我们打破愤怒的牢笼/女性气质，什么是女性气质/男性气质，什么是男性气质/人性，是我们想听到的词/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女士/你必须叫我们的名字，因为/当一个女人自由了，一个男人才能自由/世界才能够自由，你明白吗？”
甚至男人们的肌肉也不再是必需品了。不得不承认，在遥远的过去男人们必须要拥有健硕的肌肉，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是以体力为基础的，仅此而已。然而现代技术已经很好地取代了他们的体力，从而逐渐抹去了男性占主导地位在生物学层面上的必要性。因此，需要注意到的事实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男性的主导地位不再是存在与身体层面，而是更多地存在于心理的层面。我们也不需要钻牛角尖，举出历史上女性掌权的例子来迷惑自己。这些例子其实都是男性处心积虑营造的假象，这类在他们掌控之中的例外能够帮助他们来证明男性并非人类社会的独裁者，也以此来佐证，如果一个女性想获得成功，那么她就能走上权利的顶端。然而事实上，几乎没有女人能做到，因为女性没有这个能力。毕竟，在政治上，男人也是谎话连篇。其中最大的谎言莫过于，在美国存在着母权制度。只需要看看活跃在职业领域、国会、参议院、社会阶梯各个阶层的屈指可数的女性，就可以判断：所谓存在美国的母权制度只是一个骗人的童话罢了。美国女性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女性更加自由开放，她们只是比其他国家的女性更加富有。而她们所拥有的财富也是男性委托保存在她们那里，用来维持基于消费主义和物质浪费的社会体制。诚然，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女人花起钱来就像是没有节制的小孩子，因为在本质上她们就是小孩子：被一个叫做“丈夫”的家长控制。如果她没有丈夫，那就糟糕了：没有丈夫，就意味着她失去了这种“控制”。而已婚和未婚妇女之间的差距也是巨大的：在美国，问女人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太太还是小姐？”
1963年，第一个注意到这些的人是被人们称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母”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现在五十多岁的贝蒂已然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她的照片常常出现在报纸上，人们总能一眼认出她来：因为她的鼻子会让人想起戴高乐的鼻子，而她的嘴则让人想起《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邪恶女巫的嘴。七年前，贝蒂只是一个拥有临床心理学学位的公关，与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共事，同时和自己的丈夫争吵不休。于是她写了《女性的奥秘》，一本关于美国家庭主妇不堪的社会地位和道德窘境的报告文学，其目的是让丈夫对自己更感兴趣，并试图对困扰他们夫妻关系的问题进行解释。结果他们离婚了。
因此，我们需要消灭男权专制，或者说是消灭男女有别这个观念本身。那如何消灭呢？需要从根本上攻击这个体系，打破划分两个性别的屏障，消除强弱有别的偏见。不再有所谓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也不再有男性方案，或女性方案。每个男人都有阴柔的一面，每个女人也会有阳刚的一面：生理特征不再是一种定数，而性别也不再是一种定义。男人可以不勇猛，女人也可以不胆怯；男人可以不喜欢征服，女人也可以不喜欢被征服；男人可以去体会养育子女的快乐，女人也可以去感受开火车、坐飞船的快感。性别观念给每个人强加的设定，扼杀了他们真正的本心和才能。如果一个男孩喜欢弹琴绣花，那他并不是娘娘腔，他只是具有弹琴和刺绣天赋的男性。同样，如果一个女孩喜欢踢球或射击，她也不是男人婆，她只是有踢球或射击天赋的女性。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从根本上击溃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摧毁分隔两性的屏障呢？
在美国，妇女实际上是被排除在政治生涯之外的。那些进入国会或参议院的女人，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唯一的女州长是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的妻子，她已经患癌症去世了。对女性来说，在大学里面任教也非常困难：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高校教师是女性，而她们的职位总是最低的，工资也通常会低于同级别的男性教职工，她们常常不能保证自己不被解雇或被迫将教职让给男性。至于其他职业，女医生非常罕见，而且找她们问诊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此外，女工程师、女建筑师和女科学家的情况也并无二致。至于女性记者，通常都会沦为社会新闻、情感专栏或是时尚杂志的写手。女性宇航员就更不存在了，因为美国宇航局明令禁止女性成为宇航员。也从未有人在这里见过女性运动员踢足球、骑自行车，像欧洲女人可以做的那样。正如凯特·米利特所说，除了做妻子和母亲，美国妇女就只被允许做秘书、打字员、商店助理、护士、社会工作者和室内设计师。而像琼·克劳馥那样在大企业董事会中任职的女性，则是因为她们的丈夫去世后给她们留下了百事可乐或者可口可乐或者福特汽车的股份，她们才有了一席之地。因此，女性唯一拥有的自由就是性自由了，但在这方面美国女人也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潇洒：她们的这项自由也只是在去欧洲旅游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也因为这样，在奋起反抗之前，她们早已是一群压抑已久的愤怒的女人。她们的愤怒来自虽然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却仅仅获得了一半的解放，而且这仅有的一半还只存在于她们生命中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份自由从她们进入大学开始存在（在大学里她们学会了独自生活、了解性、使用避孕药、勾引男性），而当她们毕业、与自己的男同学结婚时，她们的自由便戛然而止，她们成为了自己的家庭的囚徒。换言之，她们取得大学的学位，只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丈夫。所以，这些丈夫不就是社会分配、苛求着强加给她们的吗？没错，美国的妇女通常都对自己的丈夫相当刁恶，她们在家里专制又苛刻。但她们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她们深陷泥潭，身边没有任何人能够倾诉自己的失望，分担自己的气馁。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当她们发现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变得一无所成时的羞愧。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体会，当她们意识到她们的女性先辈身为倡议女性获得权利的先行者，而她们却从未体验过这些权利之时的愤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欧洲女性品尝到解放的果实时，她们却错过了这趟列车。原因不得而知。但我觉得是战争造成了这样的差异：她们的国家没有经历过战火，所以她们就没有像我们这样直面过痛苦和考验。
第一种办法，是要否定将男权作为绝对权威的两性结合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家庭”。有了它，中世纪的婚姻与奴隶制度无异。试想一个西西里岛的美丽女孩，被迫嫁给强奸她的畜生，想来就荒谬无比：她每一次接触他、看见他，都会感到恶心。是法律把她绑到那个畜生的床上，让她生下仇人的孩子，这是令人不齿的。但同样不可想象、同样荒谬的是，即使在现代婚姻中，妻子也应该像奴隶服侍主人一样，服侍她的丈夫。即使她有一份让她从早到晚忙碌的工作，即使她的收入和她丈夫一样多，甚至更多，妻子还是要为丈夫熨衬衫、擦鞋，为他准备晚餐，让他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在床上满足他。否则他就指责她性冷淡。那男人是否意识到，女性的快感来自一个叫做阴蒂的身体部位呢？当然能意识到，只是他们并不在意罢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在各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里，结婚都还是一种合理合法的绑票策略，让一个男人能不费分毫获得一个仆人、一个性伴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场名为婚姻的绑架是从女性的必须更改姓氏开始的。为什么女人要放弃她出生时的姓氏、改用她丈夫的姓氏呢？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种悖论达到了荒唐的地步，以至于在更改姓氏的同时，妻子还需要放弃她自己的名字。比如，玛丽·史密斯与约翰·雷德结婚后，并没有成为玛丽·雷德，而是成为约翰·雷德夫人。再进一步讲，为什么孩子要随父姓而不是随母姓呢？如果是为了在指明血缘成分的同时，简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那选择生育孩子的人的姓氏来给孩子命名，显得要合理得多。
在美国南方的很多餐厅，女人和男人分开用餐，就像以前的黑人和白人一样。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还有其他的场所，南方和北方都有这样的地方，如果一个女人穿着长裤而不是裙子，就不允许进入。在纽约“商业人生”餐厅，我因为这个被赶出去过两次，在56街一个属于肯尼迪家族的豪华酒吧情形也是如此：这就是传说中的自由主义。好在“商业人生”餐厅后来改变了规定，但隔壁的“橡树屋”却将这一规定保留至今。毕竟，即使在西贡的（美国）军官俱乐部，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我刚从前线回来，穿着野战服，去那里要了一杯啤酒。我当时几乎是被一个黑人中士踩在脚下，他大喊道：“这里不能有穿长裤的女人！”换句话说，我在前线被允许做的事情（穿上制服，和士兵混在一起，与他们一起出生入死），在公共场所却是不被允许的。但这些只是事情的表象，它的实质还要严重得多，令人无法想象。
而第二个办法，就是要杜绝对性爱的迷恋，以及将女性作为性的象征。我们不断受到被视为性象征的女性美貌形象的轰炸：不论汽车、牙膏或报纸，为了提高销量，广告图上总是会放上一张美女的肖像。难道女性与这些物品一样，仅仅是用来看、用来渴望的东西？或者她们能像牙膏一样涂在牙齿上让其变白？还是像跑车一样给人带来时速两百公里的快感？这还不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最令人难受的是，如果一个女性没有美貌，那么她将毫无价值。而美貌的标准却是由男性来制定的，不是由她们自己来决定。中国古代的女性要裹小脚，以至于让自己的足部变成十五到二十公分长的三角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男性提出这样的审美标准；土耳其的女性要有夸张肥硕的臀部，以至于让自己无法从靠枕上直立起来，是由于土耳其的男性制定了这样的标准；西方女人要身材瘦弱，却同时拥有丰满的乳房，这也是西方男性制定的审美标准。对于我们女性来说，这些审美标准像枷锁一般压在身上，以至于在未达到这样的标准之前，我们自动地就将自己定位成不为社会所接受的人。而为了达到他们的标准，我们不断地自我牺牲，牺牲自己的饮食，牺牲自己的骄傲。于是我们像小丑一样，穿着不舒服的夸张的衣服，涂脂抹粉，描眉浓妆，还不断地变换着自己指甲和头发的颜色。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女人拥有掌控外貌的自由，她可以处于任何使自己舒适的样子，丑陋的、肥胖的、原汁原味的。扔掉胸罩，扔掉吊袜带，扔掉高跟鞋，扔掉性感的衣服，扔掉口红，扔掉眼影，扔掉粉饼；不要再在这些愚蠢的事情上浪费自己的时间，它们只能让我们一步一步沦为男性的性工具。
她们是1848年二百五十名齐聚在纽约塞内卡瀑布的妇女的曾孙辈，那一次的抗议是人类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有人站出来正式地要求女性获得财产权、高等教育权、离婚权、儿童监护权和投票权。她们也是本世纪初那些获得了上述权利、并将女权主义输送到欧洲去的那一群妇女的孙辈，尤其是传到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剧作家易卜生就曾经在他的《玩偶之家》里，记下了北欧男人对此的哀嚎。最后，她们也是那群在全世界看来最为自由开放，事实上却最为落后的妇女的女儿。要理解她们，需要知道：在美国，许多餐厅都是不允许没有男士陪同的女人单独进入的。所以，在好多酒吧都能看到酒保往外面挂这样的牌子：“没有男士陪同的女士请勿入内”。当然也有些地方允许她们入内，但有另外的条件，比如必须是两名以上的女性结伴而行。几年前，女演员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跟我聊起了她在纽约最豪华的21号酒店的一次奇遇。“那天我一个人，肚子有些饿了，正好路过21号酒店。于是我走了进去，但餐厅经理却红着脸走过来跟我说：‘克劳馥小姐，您知道吧，我不能够把这张桌子给您单独使用！’我要求找酒店总经理，总经理走进餐厅满脸尴尬地对我说：‘克劳馥小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我的办公室与您共进午餐。’出于好奇，我接受了他的提议。所以那天中午，餐厅的人就真的把我的午餐端到了经理的办公桌上。”
还要摆脱掉那些关于皱纹、白发、年龄的焦虑。当谈及女性时，美总是和青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年老或者成熟的女人，并不能享受一个年老的男人或成熟男人的那种权利。然而，往往却是女性自己首先去嘲笑那些和二十岁男人睡觉的四十岁女人，也是她们自己毫不顾忌地去赞赏那些与五十岁男人上床的十八岁女孩。因为她们首先认为，女性必须受到男性的保护。骑士精神的概念不就是源于这些幻想吗？如果一个男人坐在一个女人的前面，却不给她让座，看到的人就会愤愤不平；如果一个男人不给面前的女人点烟，看到的人就会皱眉鄙视。和上文提到的“家庭”一样，“骑士精神”这个词也应当被否定，以及所有的与阳刚之气相关的字根、词汇统统都应当被抹去。在英语中，抵制被称为“boycott”（“boy”指男孩），可为什么是“boycott”而不是“girlcott”？（“girl”指女孩）。“历史”的英文单词是“history”（his指“他的”），可为什么是“history”而不是“herstory”？（her指“她的”）。更好的解决方案是：为什么不是“itcott”和“itstory"？（“它”和“它的”是中性的）。男人们会说，这样会导致女人的雄性激素增加。没错，恰恰只有雌雄同体，才能让男人消除对性的迷恋。而在社会、心理上的雌雄同体并不意味着身体上的雌雄同体。我们不要忘记，同性恋的形成往往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原因，而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原因。许多同性恋者，不论男性和女性，成为同性恋的原因中包含了对父权制的应激反应：他们的选择来源于异性灌输给他们的恐惧。事实上，在一个排除了定义明确的性特征的世界里，同性恋者也会减少。而且，成为同性恋并没有错。许多天才都是同性恋者，从萨福到达芬奇。反对同性恋也是在加大对人类资源的浪费。
首先宣战的是美国的女性。事实上，除了美国以外，在遥远的中国，也有女性的起义正在暗流涌动一般地进行着。不过在中国，一眼望去，女人会被误认为是男人，而男人也被误认为是女人，我们对男性和女性的审美概念在那里将会失去所有的意义。然而中国虽然遥远，美国却近在咫尺；中国的大门紧闭，美国的大门却敞开着。所以在美国，这篇报道要避免被大众读到。总之，事实就摆在这里：在疯狂和理性之间，在真理和谬误之间。在阅读这篇报道时，最好不要忘了，这样的起义正在由美国逐步地推进到欧洲。在欧洲，起义的星火还在蔓延，像一粒种子、一场瘟疫，迅速地传播到英国、瑞典、挪威、荷兰、德国、法国……以及（请抓紧扶手坐好了）意大利。
人们错误地低估了某些生物学的现实，或者在想当然地解释着自然规律。在智力上，女性与男性平等，这早已是一个被证实的事实；在身体上，女性有时能比男性更加健壮，这是另一个已被证实的事实。然而，不同的生理构造和机能却以一种令人绝望的方式限制着她们，很遗憾，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被论证的事实。我指的就是怀孕这件事：在几乎所有的物种中，雌性的自身发展都因怀孕而受限制，特别是哺乳动物。人类也属于哺乳动物，所以在雌性哺乳动物怀孕期间，她们不能够像同物种的雄性一样奔跑运动，保护自己，也不能够像他们一样进行体力劳动。在怀孕的最后时期，她们的状态与生病无异。而在分娩的那一瞬间，她们的身体被牢牢绑住，不能移动。她们哭喊、流血。也许，父权制就是在人们见证了这一刻之后而被确定下来。于是，由于他们心中无端而起的那股邪念，看着已经无法担负任何职责的她们，他们决定取而代之。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物种的延续，并非是趁虚而入的恃强凌弱。在哺乳期，雌性也渐渐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但即使在哺乳期，她们是否可以自由地做想做的事呢？只有鱼类和鸟类，才能够做到雌雄合作孕育抚养自己的后代：因为它们是由排出的卵孵出来的。
这位记者（抱歉，女记者）是一个女人。尽管这位记者直接引述她自己的看法让人厌烦，但不得不先承认，她并不同意女性与男性发动战争。不仅因为她与男性相处得非常好，她与他们的关系建立在没有任何正面竞争的基础上，还因为她所认识的男性总是能够公平且温和地对待她。有时她也会被男性所陷害，时而还是真刀真枪地针对，但也不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女性而被他们针对，而是因为她当时所属的阵营和他们的阵营存在不可调解的矛盾。然而，这只是她一个人的例子。如果你和她相同，那么你是幸运的。而这与大部分人的情况并不相同，更确切地说，这与大部分女人的情况并不吻合。但如果我们仅凭此就否认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是一个由男性创造、由他们支配，并由他们占绝对优势的社会，显然是不明智而愚蠢的。正如否认这个社会是建立在两性对立的基础上的，也是愚蠢的：存在一种是被定义为强者的性别（因此一部分人被迫装作强者），与另一种是被定义为弱者的性别（因此另一部分人被迫装作弱者）。一方面是被赋予强权的男性，另一方面是没有权力的女性：这是一个同时限制、压迫着两性的体系。矛盾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战争的爆发并不应该太令人惊讶。
男权在人类社会中取得了绝对的上风，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关于语言和抽象概念的男性化论述也都是客观事实。而其他的事情也顺势发展。女性从小就被这样的概念洗脑，还要加上身体上的羞辱：比如，男性对她们的当街调戏。至于“大男子主义”，就更荒唐了。因为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中，被压迫者心甘情愿的屈服也是促成这段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没有奋起抗争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而女性就从未真正地为此抗争过。相反，她们已经非常适应男性的主导地位。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这是她们的舒适区，是她们不愿破坏的安逸现状。女性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才摆脱了自己的倦怠和懦弱。而当她们发声、为自己抗争时，男人们迅速而轻易地屈服了，并且还带着钦佩，带着尊重。把圣女贞德和居里夫人放在神坛上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当妇女提出要求投票权的时候，通过这项议案的也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但最终的结果呢？在百分之八十的情况下她们会按照丈夫的建议投票：女性最大的敌人仍然是她们自己。如果不是这样，今天会有很多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和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现在几乎在任何地方，女性都可以自由地从事每一种行业，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国家的女性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被拒绝。在西方世界，将女性拒绝在外的地方应该就只有两个了：一是拳击比赛的广场下的一排座位，二是“小巷”，即斗牛场周围的走廊。这两个地方都不是可以与人类知识的巅峰相提并论的地方。然而，当这些妇女呼吁建立一个雌雄同体的社会时，最根本的错误浮出水面。因为一个雌雄同体的社会是一个违背自然法则的社会，而自然法则既非正义也非不正义：它只是保证生命延续的法则。一个由雌雄同体者组成的世界，并不会减少同性恋的数量；相反，这样的世界鼓励并加剧了同性恋的存在，从而削弱了人类的生存能力，导致人类最终像恐龙一样灭绝。而谁又愿意像恐龙一样灭绝呢？更不用说，在雄性激素高涨导致同性恋者激增后，伟大的文明再一次因此落幕。更不用说，男女之间的爱情不是父权制的结果：它是一种自发的、被祝福的存在，是即使脱离了男权与女权的狂热，荫蔽中的两棵树木也会萌生的感情。她们总是谈论着仇恨，但仇恨不是暴力的诱因吗？而暴力不正是她们谴责的男性的罪行之一吗？事实是，妇女解放运动是一场极具美国色彩的运动，它的诸多道理只能在美国社会找到答案。换句话说，与滋养它的美国社会一样，这场运动发展迅猛，野蛮又即兴，也是不成熟的。正如鲍勃·麦凯恩(Bob McCane)在《时代》杂志上所写：“在某些时刻，人类的灵魂会受到考验，而待此刻过去，人类也许会变得更好，也许会变得更糟。”
这是一份接近科幻小说的报告，却旨在揭露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自从有两只胳膊和两条腿的动物诞生在地球上那天起，就诞生了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由此带来了爆发战争的隐患。那就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战争。当这位记者（抱歉，这位女记者）着手写这篇报告之时，她遭遇了内心的拷问，产生了各种疑虑：如何向读者介绍这样一个故事？带着半遮半掩的微笑，或是开怀大笑，还是眼含泪水？在这个故事里，有些时候会让人想哭，而有时候又让人想笑，还有些时候会让人无奈地摇头。然而，更多的时候会让人驻足思考。因此，在这些思考之后，她决定尝试一种陌生的态度来撰写报告：客观的抽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