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开端是在一些女性提出担任人民法官的职务时，地区法律委员会拒绝了她们。于是她们向罗马最高法院提出申诉：申诉被驳回。她们继而在上诉法院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然而上诉法院确认了罗马最高法院的决定。然后，一位比较执着的申请者继续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她指出，《宪法》第三条和第五十一条给予了男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也没有限制女性担任公职的可能性；她继续解释道，《司法机构法》中也未对性别加以要求，因此，司法岗位应当接纳女性，而非将她们拒之门外。然而，最高上诉法院却答复说，《宪法》第五十一条属于纲领性法则，而《司法机构法》无视性别问题，可以说有意把女性排除在外，不把女性列入大众陪审团。最后，从议会的角度来看，立法机关对于该法案的争议，其态度自然是有意去推迟和避免讨论这个微妙的问题。
曾几何时，在意大利也有很多女性都希望成为权威的法官。早在1948年《宪法》生效之时，第三条就规定：所有公民不分性别、种族、宗教或政治观点，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而《宪法》的另一条则吸引了那些更为激进的女性的关注，那就是其中第五十一条，该条法律规定，所有公民无论男女都被赋有“根据法律规定的要求”平等地担任公职和选举职位。《宪法》中的这一措辞似乎已经足够了：事实上，在《宪法》生效的三年后，关于重组巡回法庭的法律获得通过，该法律规定：“身为男性”并不是担任人民法官必需的要求。
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为上述的这些法理辩论找到原因。那些不希望女性进入司法机关的人认为，女性身上冲动、不善于反思的特质会导致她们无法胜任法官的工作，他们认为女性太容易因为情感冲昏头脑，她们缺乏作为一个法官所必需的平衡力，因此，永远无法做出冷静的判断。而且，她们缺乏抽象的能力，她们身上没有综合的能力。但主张重获权利的女性则认为，以上的主张缺乏科学依据。女性并非比男性更加感性，女性同样能够做到冷静与克制。如果说她们拥有更多的怜悯之心，但这并不足以导致判断力的失衡。相反，在司法领域，尤其是刑事案件中，敏感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非常有用的长处。法律的执行必须是人性化的，而不能是僵化的。而女性身上独有的特质，比起法学家的权谋诡计，显得更加可贵。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在家庭当中，难道不是由女性来主持正义的吗？至于从事司法工作的综合能力，有的女人已经具备，而有的女人还没有：这和男性没有任何差别。不具备执业能力的女性完全可以通过学习和思考来获得。
然而，妇女们对这样的情况默然接受，从不多言。以至于一位男性地方法官敢大声表述：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司法所犯的“错误”是最少的。一位共产党的女性众议员挺身而出，试图指出以上说法的不严谨之处，虽然引起了听众们片刻的尴尬，但她仍然冷静地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她向大家介绍，在古罗马，妇女就拥有行使司法仲裁的社会职责，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叫卡尔普尼亚的女人的无耻，她为了给法官留下深刻印象，衣冠不整地去讨论案件，那么，在中世纪妇女从事法律工作的权利将得以延续。然而，即使在15世纪，也不乏众所周知的破例典型。在意大利，女性于1919年才重新获得了从事律师职业的权利，那一年，特蕾莎·拉比奥拉(Teresa Labriola)成了都灵律师协会的注册律师；事实上，在1883年，莉迪亚·珀埃特(Lidia Poet)也曾通过了律师协会的注册，然而上诉法院后来取消了她的注册认证。从那时起，勇敢的女性法务工作者就一直勇往直前地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仅在罗马，就有一百五十多名女性法律专业人员在执业。一些法学家所说，女律师们“举证平平，偶有例外但也只能达到勉强及格的程度”，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社会上，有女律师、女医生、女天文学家、女建筑师、女外交官、女警察、女工业主管，甚至女军人，为什么却不能有女法官？这位女议员用轻柔的语气缓缓提出这些问题，却引发了空前的讨论：在会谈、辩论中、在客厅里，甚至在议会上。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场论战是由女人以如此优雅的力量引导的。可见，她们的讨伐已经拉开帷幕。
从那之后，争议不断，这位罗马女律师所提出的议题让针对是否应当设立女性法官岗位的讨论重见天日。特别立法委员会就此提出两项正在研究的法案：其一，明确要求接纳女性进入民众陪审团，但规定人数限制；其二，修改《司法机构法》，以彻底解决关于法官性别的问题。国会议员们也加入了讨论。而其中最固执的当属那些右派的政客，他们甚至直接指责说由女性做出的司法决断将会是无法接受的。贝拉维斯塔阁下说：“在某些案件只能够，女性的反应是带着她们强烈的参与意识”。另外的政客，比如参议员安东尼奥·罗马诺(Antonio Romano)则担心女性法官散发的女性魅力。如果法官是个美女，会发生什么？她的美貌是否会影响审判的进行？而即使她只是陪审团的一员，“一切都会以喜剧、闹剧甚至是以求婚收场”。然而，在案件审判中，如果是被告者拥有过人的美貌呢？那么，谁又能保证法官可以不受影响？面对这些七嘴八舌的心理学观点，所有有志于从事司法工作的人都会失去耐心。也许，她们反驳说，男人难道不是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男法官们难道不是也会偶尔被自己的情绪所操控？不难想象，法官对于一桩案件的判断都有可能受到突如其来的腹部绞痛的影响；影响最终判决的还有关节炎、黄疸等身体原因。事实上，法官们也是胃疼症状高发的人群，在他们威风的长袍之下，其实隐藏着很多身体的不适与痛楚。
在美国，女性可以就职于各级司法机构，就连最开始极为反对女性担任法官职务的南区大法官诺克最近也开始转变态度，不吝对她们的肯定与褒奖。在其他国家——苏联自1917年起，印度自1919年起，法国自1946年起——女性都已走上法官的岗位：她们中有拉加德夫人(Madame La Garde)，她是八个孩子的母亲，她担任法国最高法院的参事；在土耳其，很多女性不仅能够参与司法，甚至已经达到了担任上诉法院顾问的级别；在瑞典、丹麦、保加利亚、古巴、巴西，甚至中国、日本，情况也是如此。简而言之，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拒绝女性进入司法机关的国家。
然而，另外一些人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并没有想得那么复杂，比如国家总检察长埃内斯托·巴塔格利尼(Ernesto Battaglini)，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第一步就是让女性进入名誉司法机构，担任调解法官，然后进入少年法庭，相比于男性法官，女性法官在那里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地做出判决。还有少数的革命派期待彻底的变革，他们认为，宪法必须做出明确的指示，如果相关的运动开展得好，新的法令甚至可以在年内获得批准。革命派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女性的主动性和领导力；谁能否认女性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个人生活等领域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呢？相比于她们的影响力，就连男人在体力上的优势也岌岌可危。现代生活逐渐摧毁了男尊女卑的神话，因为驾驶一列火车只要动一下把手就可以，召集一家公司的所有员工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在战场上，女人们也能驾驶轰炸机，她们和男人们一样，能够操纵降落伞纵身一跃。
这样的情景，让保守派谈虎色变，让谨慎者小心翼翼，更让反女权主义者发出嘲讽的笑声。1955年将会是意大利的妇女权利赢得最终胜利的一年吗？我们是否很快就能看到她们走上地方法官、法院院长的岗位？总之，大众是否会接受她们来担任裁决司法正义的角色？我们会不会听到法庭的领座员恭恭敬敬地对法官说：“您的口红，法官大人？”革命的脚步越来越近，就在这个冬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在罗马的司法部举行了一场庄严的辩论。加布里埃拉·尼科拉·曼纳(Gabriella Niccolaj Manna)，她是一名著名的刑事律师的女儿，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界人士的妻子，同时还是首都最知名的法律从业人士之一。在高贵的议员们面前，加布里埃拉阐述了“女法官”这一倡议。加布里埃拉很年轻，一头金发，法官长袍加身让她看上去仪表非凡。在两个小时里，她的演讲让在座的女性听众们听得聚精会神，她们的眼睛闪闪发光，就像三十年前的伦敦街头那些毅然高举着写满诉求的标语牌的抗议者，然而后者被粗鲁的警察所逮捕。当这位女律师用温和的声音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妇女也必须尽快担当起这项新的社会责任时，她们所有人帽檐上精致的羽毛装饰，都不约而同地颤抖了起来。
生物学家对此做出了充分的解释。千百年来，男性掌握着绝对指挥权，但这样的权力渐渐地使他们失去了动力，消磨了他们敏锐的神经，也耗尽了他们的想象力。而女性则默默地保存了自己的实力，随时准备着夺取绝对的权力。这样的想法使让·吉罗杜(Jean Giraudoux)兴奋不已，早在战争之前，他就已经向暴跳如雷的男人们和低眉顺眼的女人们说过：女权的时代已经不远了。当时，法国女性还未能进入司法部门。在一次讲座结束时，一位女士走到他面前，问他是否认为女人也能成为法官。“当然了，夫人。”吉罗杜回答道。那位提问的女士沉醉在他的答案中：“谢谢您，您是历史上唯一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吉罗杜却回答她：“夫人，您说错了。我是个反女权主义者，我只是在阐释不可挽回的事实：就像一个地震学家记录了地震，却无法阻止地震的发生。”
法庭里弥漫着焦躁的气息，霓虹灯的白光照亮了庭审的最后时刻，听众席座无虚席。隔着栏杆，穿着黑袍的律师坐在长椅上。被告席上坐着即将接受审判的人，他脸色苍白如纸，倚在铁栏杆上。穿着红色披风的领座员摇了摇铃铛，让所有人保持安静。法官走了进来，法庭中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他们注视着的，并不是什么法学权威，也不是那个在下一秒钟即将被宣告有罪或是清白的人。他们注视的对象，是那位优雅地走向审判席的法官大人：在金色流苏装饰的长袍下，法官大人穿着合身的正装，搭配最新的时尚百褶裙，她穿着高跟鞋和轻便的丝袜。她是一位美丽的女士。即使从远处，人们也能看清她那张五官精致、气质温婉的脸，脸上带着淡淡的妆容，头发盘起，显得知性又利落，瘦削的手稳稳地握着写满判词的文件。这时候，被告席上等待着审判的人也出神地注视着她：眼神中对她的好奇甚至多于对自己未来的担忧。法官宣读判决时，最引人入胜的并不是她所宣读的内容，而是她说话时的温柔的语气。然而，以上这样的场景在意大利还没有出现过。但也许我们很快就能见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