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您是一个女人。如果讲这个故事的是一个男人，他们会笑着接受。在一些国家，一个女人公开地谈论某些事情，仍然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如果从原则上看，两性平等已经实现，但从形式上看，还没有实现。做了却不能说——这就是虚伪的旧道德，是需要去战胜的。
不仅仅是尴尬，而且相当不舒服。以我自己为例，当我在瑞典境外时，总是有一种无力感，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例如，外国没有直呼其名的习惯，有时候还会在称谓上进行复杂的转折，总让人产生误解。还例如，人们习惯于隐藏一切，从不说实话。比如有一天，我走进巴黎的一家药店去买避孕药。“不。”药剂师回答说。“为什么不呢？”我惊讶地问。“不。”他坚持说。“为什么不呢？”“因为……”他就陷入了顽固的缄默状态：他是如此尴尬，我是如此愤怒。当他们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呆头呆脑的瑞典人时，我就会非常生气。我最近在英国待了两个月，无论我说什么，他们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就像我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您听说过吗，在瑞典，一个未婚的少女母亲可以要求她孩子的父亲抚养小孩到十六岁。政府将提供赞助，但是需要明确孩子的父亲是谁。好极了。前段时间，一个瑞典女孩生了一对双胞胎，但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因为她同时和三个不同的男性在一起。她向政府医生指出了三个人，要求进行血液测试、指纹测试等等。医生们无法确定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父亲，有一个人甚至说，双胞胎中的一个可能属于一个父亲，而另一个属于另一个父亲。于是女孩生气地对报纸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它声称自己是如此先进，已经克服了贫困和失业的问题，却找不到我孩子的父亲。很有趣，不是吗？事实上，当我向英国人讲述这个故事时，我会笑起来，但当我说完后，迎接我的是一片冰冷的沉默。为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我不明白的词：“平等”。对我这个自由的女人来说，与男人平等对我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我认为去刻意记住平等这个概念也是多余的。当我在瑞典时，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自由的人类，而不是一个自由的女人：这两者是不同的，而且是非常不同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晚上我独自走在街上，在瑞典，我只是一个在晚上独自走在街上的路人。而在其他地方，我却成了一个晚上独自在街上行走的女人，因此我是一个罪人，至少是一个可以被侵犯的人。为什么有这种差别，为什么？有一天，在罗马，我去理发店，一个人进来推销《妇女百科全书》。“您想要吗？”他问我。“不，我想要《男性百科全书》。”我回答。“但我这里没有。”他说。“那么关于一个男人的各种知识，我们从何而知呢？”我问。他说：“夫人，要了解男人，整个文明都是关于他们的。”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一个女人最终会因为生而为女人感到内疚。这种不断提醒自己是个女人的做法就会造成如此的后果。在瑞典，人们只会叫你的名字，而在其他地方，人们总是需要提醒你是什么性别。先生，夫人，太太，小姐，女士……
当然。而且对于一个如此没有虚伪的女人来说，远离自己的社会，生活在其他国家，肯定是更尴尬的。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道德结构已经远远落后于此。
对，还有更糟糕的。有夫人和小姐，太太和姑娘，女士和小妹，糟老太和老姑娘……各式各样来给女性分门别类的标签。例如，一个女人去买机票，当要报上自己的名字时，一个像是来自最后审判的声音就会问她：夫人还是小姐？几乎就像是否结婚、是不是处女这件事会影响到票价一样。有一句万能的回复：“随便，都是一样的”。不过，如果你说出来，他们看你的眼神就不对了，也许还会想：无耻的荡妇！既然说到这里，英格丽，那么你相信婚姻吗？
但这个问题是如此简单明了，例如：我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能在没有见过其他男人的情况下，选择某一个男人。我一直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能在出嫁的那天还是处女，一个男人又怎么会娶一个处女。算了吧！没有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过，就和他结婚，这是不诚实的行为。婚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一件应该持续到生命尽头的事情。如果结婚之后，她才意识到和他在情欲上相处不来，那该怎么办？
我认为婚姻对于那些不能独自生活的人来说，是个好方案。因此，与其说是相信婚姻，不如说我相信两个人能在一起生活。但我已经结婚了，您也许会这样说。嗯，我的婚姻故事非常有趣。我们之前根本没想过要结婚，在现代人的关系中，仪式并不算数。我有至少三对朋友，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有孩子，但没有结婚。其中，至少有两对我认为他们已经结婚了，但当我跟他们说起时，他们回答说“我们从未准备要结婚，尽管我们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的丈夫当时就和我住在一起，但没有结婚。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公寓，有时我去他那儿睡觉，有时他来我这儿睡觉。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伦敦，去了伯克利。为了能够住在一起，我们总对别人说我们结婚了，结果第二天发生了什么？一如既往地，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问道：“您结婚多久了，图林小姐？”“昨天结的。”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让他满意。这个消息飞到了斯德哥尔摩，那里的报纸以极大的篇幅报道“英格丽·图林结婚，在伦敦度蜜月”。回到斯德哥尔摩后，哈里和我收到了许许多多的电报、礼物和鲜花，哈里说：“我们必须真正地结婚，亲爱的。”于是我们真正结婚了：与其说是为了我，不如说是为了他的名誉。他有很多雇员，您知道怎么回事吧。但我们并没有立即搬到一起，我们继续隔三差五地去对方的公寓留宿，有时我睡在他那里，有时他睡在我那里。事实是，我更喜欢我的公寓，他更喜欢他的公寓，而我们都不想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房子而选择另一个。当我们最终下定决心时，解决方案是所罗门式的：我们同时放弃了这两个公寓，寻找第三个不会改变我们各自习惯的地方。
没错。您让我想起了我在某篇关于瑞典的调查中看到的一句话：“生活的问题比性问题要复杂得多。”瑞典人似乎经常重复这句话，同时还有他们最讨厌的虚伪这个词。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虚伪的问题，英格丽？
但是确实有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姓氏。在结婚之前，您的名字是图林(Thulin)，而在结婚之后，就变成了谢因(Schein)，也就是您丈夫的姓氏。而这一个细节，无论多么形式化，都有其意义，它限制了当今女性的独立性。毕竟，我们已经习惯了顺应某些规则，出于惯例去尊重某些习俗，我们甚至不会过问这个细节是否正确。
也并非完全因为这一点。我离开教会主要是为了抗议不允许妇女担任牧师的规定。从两三年前开始，这项规定就被取消了，在瑞典，许多新教牧师都是女性，他们甚至为她们设计了一种特殊的袍子：黑色的外衣，下面是裙子，而不是长裤。我还可以告诉您：由女牧师管理的教区，信教的人数往往是最多的。但当我二十一二岁时，成为女牧师是女权主义者的梦想，离开教会时我说：“我拒绝与那些落后到阻止女性成为牧师的人一起讨论信仰，如果我喜欢这份职业，我才会去相信它”。你知道，爱的问题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核心的、决定性的问题。而且我不认为对今天的女人，对一个真正自由的女人来说，这会是一个核心的、决定性的问题。爱和其他问题是一样：和贫穷一样，与正义一样。对我来说，对如今所有的女性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能够调和大脑与心灵。这两个部位的需求是如此不同，几乎不会协调：有多少次，我们喜欢一个有头脑而没有心的男人，或者有心而没有头脑的男人。但这也是一个让男人担心的问题，不是吗？
在我们国家，事实上，如果提出申请，已婚妇女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姓氏的。她所要做的就是向法官提出请求。我已经这样做了，所以我没有用我丈夫的姓氏，我总是使用自己的姓氏。我以我的姓氏签名，我以我的姓氏出席活动，我的名字也在电话簿上。或者说，我的名字与我丈夫的名字在电话簿上都能被找到。虽然电话号码相同，但名字还是各写各的。在我们家，前门上既有我的名字，也有我丈夫的名字。最有趣、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如果我愿意继续申请的话，可以要求我的丈夫跟我姓。但他想想还是算了，因为他没必要在很多法律的复杂问题上浪费时间，但他说自己喜欢哈利·图林这个名字，反而没那么喜欢哈利·谢因。换句话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征服与被征服的等级区分：无论是从我的角度，还是从他的角度，我们一直是两个自由平等的个体。甚至我们的财务也是分开的。我自己买衣服、支付旅行和工作的相关费用。有时，他会给我买机票订酒店，有时，我也会给他做同样的事情。例如，当他来美国时，他是我的客人，但我们的账目总是分开的。我们两个人都有各自的车，购车费用也是出自各自独立的账户。家庭的开销，我支付三分之一的日常费用，他支付三分之二的日常费用。我付三分之一，因为我不常在家里，我总是在世界各地旅行，而他总是在家里。事实是，我永远不可能在经济上依赖一个男人：经济独立是今天女性自由的首要条件。如果一个女人向她的丈夫要钱，她怎么会有自由？他会有权利说一个女人必须打理屋子。而我会觉得，凭什么是家里的女人来做这个事情呢？如果需要，你就雇一个女仆、一个仆人，衣服脏了还有洗衣店可以洗，衣服旧了干洗店可以熨，肚子饿了有餐馆可以去。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女性一直被告知，待在家里看孩子、为丈夫洗手作羹汤是好的，也是正确的。但如今我们发现，如果孩子们学会在成长过程中不再紧紧抓住母亲的裙子，他们会更快乐；在餐馆吃饭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女权主义者的大道理，但我不会绝对宣扬女性就应该在家做家务。如果她们觉得洗碗有意思，那就洗；如果她们觉得在外搞事业更有意思，那么她们不洗也无妨。于是，关于有工作的已婚妇女的二元论也得到了解决。当然，这需要男人的支持和理解；但我的丈夫向我提出了支持，并首先对我说：“如果你既当我的妻子，又当我的厨师和服务生，那我该不知道怎么与你相处了。”
所以，这就是您为什么离开了教会吗？
所以说，如果您与一个男性朋友，或者男性熟人、男性同事一起出去吃饭，谁付钱呢？
清教徒，不。像所有瑞典儿童一样，我在学校里开始对性有所了解，从生物角度而不是从道德角度。每周生物老师会来两次，在黑板上向我们大声解释那些我们私下小声学习的内容。我有一对明智的父母，他们教导我不要以裸体为耻，赤裸的身体并不是罪恶。我记得我七岁的一天，在我家附近的河岛上看见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全身赤裸。于是我跑回家问我母亲：“我看见小岛上有一对裸体男女。这样做正确吗？”她说：“这是他们的决定，与你无关。”但我也是作为一个教会成员长大的，每个瑞典公民出生后都自动隶属于某个教会，每周有两次牧师到学校来上课，他们所传授的内容与生物老师所说的截然不同。我不知道意大利、法国或西班牙的情况，但在瑞典，教会总是设法让你在性爱的问题上感到内疚。
有时我付钱，有时他付钱，这取决于谁发出的邀请，也取决于谁更加宽裕。或者，我们也可以平分账单；或者，我付晚餐的钱，他付看戏的钱：瑞典女人一般都会这么做，这也不会是对方感觉有损自己的男子气概。有男子气概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抢着付账单。此外，如果妇女在这个问题上享有特权，那么又何来的平等呢？要享有同等的权利，就应当对应相同的职责：不论是好是坏。在瑞典，两个人如果离婚，并不一定是丈夫向他的前妻支付金额；相反，如果女方赚得更多，她反而会付钱给这个男人。孩子的分配也是如此。这看起来矛盾，但在瑞典，更多的是男人在争夺抚养权，而不是女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官也会将孩子判给他们，只要不是一个新生儿，因为一个男人也可以把一个小孩很好地抚养成人，和女人一样。我看来这是正确的，我也不能想到有谁会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关于小孩，我有一个理论：我坚信，如今的社会体系是一个不适合女性很早就生育的体系。一个女人在四十岁之前不应该有孩子：生活的重担已然让她们疲惫不堪。到四十岁时，一个女人才足够成熟，足以让她留在家中生育后代，并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去教导他们。
英格丽，我不认为您从小到大接受的是清教徒式教育。
英格丽，这是一个既不能由我们、也不能由社会解决的问题：上帝已经通过对生育力施加一个精确的期限来给出了答案。没有其他什么办法：四十岁的女人已经过了最适合生孩子的年龄，或者是生第一个孩子的年纪。一个人在四十岁时已经开始变老，这个障碍或许真的是无法克服的。
我知道，许多人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总是喜欢将事情复杂化，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同一件事，当你试图把它简化时，你就不再喜欢了。在我看来，您所说的这种性的合理化，导致了或至少增加了幸福的可能性。总体上，我是一个快乐的女人，我很幸福，因为我已经克服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因为我感到自己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平衡。就是这样：万事顺意！我无法想象自己以其他任何方式生活，那样会让我无法呼吸。您不要以为，这是我作为瑞典公民从小在餐桌上就能获得的状态：我是自己挣来的，是一种选择，我出生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大人们教女孩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丈夫。如果我留在那里，而不是在十九岁时坐火车去斯德哥尔摩，我就会像当地女孩那样嫁给当地驻军的一个英俊的中尉，而我现在说话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哦，我们要是能停止这些惯性思维，不再恐惧变老，那就好了。这种一个人只有在二十岁的时候，才更可能被认可，年轻至上的神话为什么会存在呢？我认识很多女性，她们四十多岁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在充分地过好了自己的人生之后。而您所说的最后期限，是一个医学问题：让医生们来操心这件事吧。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只需要思考，动动脑子。我将坚持去说服妇女们，不要在四十岁之前成为母亲，不要浪费她们的青春岁月为孩子哺乳，不要过早地变老，要为自己而奋斗。我也将为女性拥有选择做母亲的自由权而奋斗。
现在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英格丽：这种对性的合理化，将其视为生活中的普通事情，是否会带来幸福？这样做很明智，很诚实，但真的能帮助我们活得更好吗？
但这在瑞典已经实现了啊！
我曾经见证过一次有趣的邂逅：一个瑞典女孩与一个法国建筑师的相遇。他们在一家餐馆相遇，她先对他笑了笑。因为她觉得想笑，我不知道，或者因为她喜欢这个人。他却把她的微笑当做了一个承诺，一个正式的表白，所以当她转过身去背对着他时，他脸上的表情看上去生气得要命。阿尔贝托·索尔迪(Alberto Sordi)拍摄了一部形象相当生动的影片，讲述了一个意大利人在瑞典的经历，特别是在女孩跟随他到房间喝威士忌的那段。喝完威士忌后，女孩说了声“晚安”就离开了。也许她在喝完威士忌后改变了主意，也许她无意与他上床，也许她想在决定前还想再考虑一下，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因为他是意大利人，他不明白我们的道德观是这样的。为什么女孩会去一个男人的房间喝威士忌，而不和他睡觉，或者不和他上床，谁知道呢。今天，明天，或永远不会理解。但是我们的男人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这儿的人就能够理解，他们甚至想都没有想过一杯威士忌需要用一晚上的性爱来支付。与他们约会不是一个任务，也不是一个承诺。
哦，不！远远没有实现。在瑞典，一个女性要终止妊娠，需要得到两名医生和一名精神分析师的许可，如果这三人中有一人说不，她就得把孩子生下来。国家和社会都不会让生下私生子的女性感到难堪，她们最常听到的是：“你年轻力壮，挣钱多，把孩子生下来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这个可怜的女人侥幸逃脱违抗自己的意愿生孩子的命运，去堕胎，而她一旦进了医院，她就会被当作杀人犯对待。许多人去了波兰，因为那里没有人责备你所做的决定，这不是偶然的。但是，承认吧！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艰巨的选择、一个非常严肃的决定，而不是方不方便的问题。你应该用怎样的方式爱一个自己并不想要的孩子？但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不论瑞典人、中国人、刚果人、意大利人，还是美国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谈论其他事情就没有意义了！您知道吗？当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想有个孩子，我希望是个女儿，在她懂事后马上告诉她这些道理，教她不要犹豫。因为当今的女性最大的错误就是犹豫不决。
那些不习惯自由的人总是害怕自由，“为所欲为”这个词就是他们不习惯的，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肮脏的字眼。瑞典是罪恶之国的神话必须被揭穿，正如瑞典女孩总是准备为来到斯德哥尔摩的意大利人提供色情之夜的神话也必须被打破。
您自己也说过，英格丽，要摆脱几个世纪的教育，摆脱我们与肤色、血型、疾病一起继承的信仰，需要不止一代人。我首先要说的是，世界在变化，我们也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运输工具在变化，道德也在变化。但是，蜕变是缓慢的，正如您之前说过的，调和大脑与心脏是非常困难的。让我们换个话题，让我们回到婚姻的问题。因为结婚这个事实，也许您今天应该在丈夫的身边。然而，工作是否迫使您在婚姻关系中长期缺勤……
是的，他们花了十年时间才意识到褒曼其实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然后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她奉为圣人。一代人不足以克服几个世纪以来的循规蹈矩，克服在意别人会说什么的习惯。我不能责怪瑞典人，他们之所以害怕坏名声，是因为我们经常被评价为不道德。我与英格玛·伯格曼最近一次合作的电影《沉默》在挪威收到了六百多名愤怒的女性的签名抗议。在德国，一家报纸邀请读者表达对我的抗议。您知道这个故事吧，讲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影片的结尾，主人公死了，孤独终老，唯独不能放弃的是对自己的爱。德国记者问我：“您看到自己出现在这样的场景中，难道不感到羞愧吗？”我回答说，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感到羞耻，我是一个演员，如果演戏时必须使用我的身体，我就用我的身体；在那场戏中，我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她临死前没有任何人可以爱，所以她爱自己，这会发生在许多内敛或者胆怯抑或生病的人身上：爱自己。而记者说：“你拍那场肮脏的戏，是不是得到了更多的报酬？”我说：“我拿报酬，就要完成对应的工作：拍电影。而你所说的场景并不肮脏，只是很悲伤。”她又说：“当你在工作人员面前拍摄那场戏时，难道没有脸红吗？”我回答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禁忌，所以我没有脸红。拍摄成功后，我反而笑了。”记者似乎非常惊讶，没有在我身上发现任何负罪感。最后，她那篇文章的标题也在鼓动大家反对这部电影——《那个玩世不恭的瑞典女演员说：我没有禁忌》。我们经常遭受误解，相信我。
这一点毋庸置疑是包含在女性自由的范畴之内的。而且当代女性也不能忘记，家庭意识在我们身上已经变弱了很多。对我们来说，家庭从来都不是一道枷锁，我们能够很快地从中抽离：独立地面对生活，享受自由，付出着，也有所牺牲。至于我，可能是因为我身上拉普人的血统，游牧民族的血统。我喜欢旅行，喜欢看新的国家，我丈夫也知道这一点。当然，他是一个聪明人，也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要找到一个能和你一起生活的男人并不容易。我认识很多男人，很多。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很聪明。有些我喜欢，有些我不喜欢，但要生活在一起，让我想想：只有两到三个。
我明白。我清楚地记得十三位主教谴责婚前性行为是弥天大罪的宣言。我还记得由一百四十名医生共同签署的文件，谴责放宽性道德规范是“对国家活力和公民健康的威胁”。当英格丽·褒曼与罗塞里尼结婚时，某些瑞典报纸抨击她的言辞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颠覆性的变革总是会带来遗憾和恐惧。
也许是因为您很难坠入爱河，因为现代女性不会轻易地投入一段感情。
英格丽·图林：几天前，在斯德哥尔摩，我遇到了一个朋友，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的母亲。她非常高兴，她说：“你知道吗，我当祖母了，我们有了一个小朋友。他父亲不在瑞典，但他是一个漂亮的孩子，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和黑色的鬈发，因为他的父亲是黑种人。”她的快乐是如此真实，如此纯粹，如此不拘一格。我很自豪，为生活在这个社会而自豪。在斯德哥尔摩，我还看了一部有趣的电影。在影片的某一时刻，男孩和女孩去她的公寓里做爱。男孩和女孩的车驶过一个大牌子，牌子上面是一个人在问：“她能相信你吗？”这是某种节育产品的广告。车子停了下来，男孩下了车，走到我们买避孕产品的那种投币机前。他没有找到零钱，于是就问女孩：“能不能借我两克朗？”女孩笑着说：“不需要，你可以相信我。”这样一个精美、坦率、优雅的场景，我不禁再一次为自己生活在这个社会而自豪。但是你不能简单地以为瑞典是一个允许一切发生的国家，尽管每个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这场关于道德准则的革命是最近才发生的，许多人还没有适应它。例如，仍然有女孩坚持在结婚前要保持贞洁，仍然有在丑闻中苟延残喘的宗教协会，也仍然有老年人生活在自己的坏名声带来的噩梦中。瑞典人走得很远，但同时他们又害怕走得太远，害怕被其他国家的人评判为不道德，我很清楚当这个采访被翻译成瑞典语时会发生什么。他们会说，有个三流女演员，她到处说我们没有道德，我们对性爱很随便，我们生下私生子，我们购买香烟，滥用节育药物。
我不同意这一点，因为即使在瑞典，也有很多女性因为感情问题自杀。如今谈恋爱更难了，这一点我同意，因为如今的女人更有文化，经验更加丰富，对男人的要求比我们祖母那一代的女性要高得多。所以投入一段感情，就像我一样，成了一个缓慢、甚至有点疲惫的过程，其中充满了迟疑。而当爱情的热度减退，感情会持续下去，对于我们的生活，感情就像救生圈。在我出生的峡湾，没有夕阳。突然间，太阳消失了，被山挡住了；黑暗像猎枪一样射向水边的人们。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瞬间，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自杀，而那些没有自杀的人则会陷入忧郁，怀疑生命是否值得继续下去。在这场危机中，一个人独自走了几十公里、几个小时，没有遇到一个人，也没有看到一间房子。不仅仅在非洲才有沙漠，在北方也有，为了在黑暗、寒冷和荒凉中得到慰藉，人只有爱。性和爱。现代生活是一个太阳突然消失的峡湾，而爱是唯一的救赎。但是，如果如今的某个女性对感情专一，自由而忠诚，这意味着她生活在爱中，她不是一个花心的人。我认识很多不三心二意的女人。
奥里亚娜·法拉齐：那些不害怕进步的人将瑞典视为是一种承诺，或者至少是一种我们都必须达到的生活方式：或早或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途径。纯粹的民主，没有强迫，世俗主义，财务自由，性自由。让我们谈谈最后一项，图林夫人，让我们特别谈谈瑞典女性享有的性自由。对于那些不是瑞典人的外国人来说，这就像是在谈论他们的未来。
有人说，女人已经向前迈进，而男人却落后了，以至于如今的男性继续沉迷于求爱这种不合时宜的习俗，而女性却早已不为所动。
瑞典式的道德标准如今是被讨论、研究得最多的命题。两位美国记者汤姆和爱丽丝·弗莱明(Alice Fleming)将瑞典式道德体系比喻为一种试验田，在那里正在测试一种生命系统，一种未来的文明中我们都必须遵从的系统。瑞典女性也常被讨论和研究：这些传说中的瑞典女人让拉丁男人带着贪婪和幻想魂牵梦萦，幻想着只要在斯德哥尔摩登陆就可以和她们上床。那些被我们一本正经地称为婚前性行为的事情，在那里就像在河里裸体洗澡一样正常。生下私生子的女人不会受到惩罚，而是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国家甚至给她发养老金。在那里结婚的妇女可以放弃丈夫的姓氏，毕竟有许多人忘记了结婚。然而，还是有少数人会被“坏名声”所困扰，“国外的人会怎么看我们？”主教们像在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保持警惕，道貌岸然者假装谴责现行的道德体系不卫生……但革命终究是有成果的。但是，这些瑞典妇女是怎么想的，这些传说中的瑞典女人多年来一直在用她们的神话取得胜利。她们中很多人的想法或多或少与英格丽·图林(Ingrid Thulin)一样。因此，请听她用你永远无法想象的声音，以及那张魅力非凡的脸庞，讲述她所知道的令人不安的真相。她声音很小，好像有些害怕，那是我听到过的最女性、最温柔的声音，也许五十年后，我们的孙女辈也会用那种声音，讲述那些事情。
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圣诞节，我并不重视这个节日的意义，但我一直在庆祝它。大家都在庆祝。因为这是一个无害的习俗，一个无害的乐趣，一个温和的仪式。求爱就像圣诞节，我不认为男人已经落后了，就像我们都会庆祝圣诞节，男人们也庆祝，而他们也会继续求爱。像我丈夫也不例外，他们也在驳斥男人落后的教条：别再纠结该死的平等的意义，这样才能看到女人的进化与男人的进化是同步的。今年，斯德哥尔摩对中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对象是所有十四五六岁的学生。他们被问到的问题是：“你觉得你长大后想娶一个处女吗？”他们听到问题一个个都笑了出来，回答：“那是什么，瑞典有这种生物吗？”哪个先进的现代男性还会要求自己的配偶保持处女之身？哪个进步的现代男性还会要求女性只能待在家里煲汤呢？
在斯德哥尔摩，她的第一个结婚对象是个摄影师，后来她嫁给了现在的丈夫，他目前是一家电影公司的总裁。她成了戏剧和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几乎都有她的身影。她还成了一名导演，导演了许多喜剧，最近还导演了一部非常短的电影，另一部电影即将在意大利拍摄。与此同时，她还在做其他事情，她是妻子、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工会成员：人们常常看到她在五一劳动节集会上发言。她和每个人交谈，谈论一切。在这篇采访中，她谈到了瑞典的道德准则。
还有很多，英格丽，很多。绝大多数男人都还有这种要求。而很多女人，很多，也都很乐意去取悦他们。
三四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见到她时，她正在为女性能够担任牧师而四处呼吁。“如果生而为女人，就不能穿上长袍，就不能在讲坛上布道，这是不公平、不合时宜、荒谬的。”她宣讲着，美丽的绿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然后她站起身来，我看见一个穿着长裤、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美丽金发女郎，在大厅中来回踱步，向人们诉说她如何关注这个问题，可事实上她并不是一个信徒。她的丈夫哈里·谢因(Harry Schein)是个英俊的年轻人，也是企业家和作家，自豪地笑着。“你们看到的是欧洲最现代的女人。比起她的美貌、她的智慧和她作为演员的无可置疑的技巧，英格丽以她深入骨髓的现代主义吸引着人们。”后来我在罗马和巴黎又见到了她，为了这次采访，我跟随她的脚步来到巴黎，在这里待两天。而她支持女性获得牧师职位的战斗也已经取得了胜利：在瑞典，相当多的教堂，当然是新教的教堂，允许她们主持仪式，管理教区。但英格丽却一点都没变。她刚刚完成了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电影《沉默》的拍摄，那是一部能让最激进的人和最随遇而安的人都感到不安的神奇作品。而面前这个女演员对演员职业以外的许多事情都充满兴趣，勇敢而固执。她想发起一场运动，倡导妇女在四十岁之前不要生育：“只有到了四十岁，当一个女人满足了自己对世界所有的好奇心之后，才真正地为物种延续做好了准备。”毫无疑问，关于当今的女性、自由和道德，她是最适合继续和我讨论的人。这个瑞典女人出生在拉普兰的城郊，一个冰天雪地的城市，坐落在一个没有日落的峡湾边缘。关于我们的话题，这个女人能写出一本她自己的书。“夜晚像猎枪一样射向水底的人，让他们浮上水面。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瞬间，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刻死去，那些没有死去的人则会陷入忧郁，怀疑生命是否值得继续下去。而人们的手中能够慰藉那份寒冷与黑暗的，只有爱。”她小时候经常从峡湾出发游泳去远方，她不为自己的裸体感到羞耻，也不为别人的裸体感到惊讶，“罪恶并非裸露的人体”。她在十九岁时离开家乡去斯德哥尔摩学习表演。
是的，您说得没错。但也确实如此。当我们谈论某些事情时，我们从自己的直接经验出发，举我们认识的人为例，而我们却忘记了大多数情况。您认识的大多数妇女都像我一样，我认识的大多数妇女也都像您一样：我们很幸运，但与我们这样幸运的女人不同，直至今日，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受压迫。我们不要忘了，在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中，也就是今天最受人欢迎的电影中，女人从来不是人类，而是男人的装备。性自由或许已然实现，但仍缺乏尊重。大多数妇女仍然活在各种枷锁之下，举步维艰。她们没有爱好，不看书不读报，羞于在公共场合发言，不出远门。有多少次，我意识到自己是满是男人的飞机上唯一的女人，您在飞机上一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了鼓励女性乘坐飞机，瑞典的国内航线对女性的收费比男性低。是的，在瑞典，妇女享有优惠票价，就像火车上的儿童一样。但是，没错，您说得对。我们的处境与黑人类似。关于我们，还存在一个大大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