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谁要是明白在每个问题上，正方跟反对方的力量都一样大，就会停止再继续判断，他们用Epoché来表达这种不做判断的状态：从这种状态里可以获得内心的宁静，即所谓的“心如止水”（Ataraxie）。因为谁要是能从所有固定的意见解脱出来，也就能放下所有忧虑，不再受愤怒与急切之扰；如果你根本不能确定金钱财富值不值得追求，那当你遇到强盗，或当社会发生动荡时，你的反应就会很平静，因为对你来说，那并不是世界末日；如果你认为绝对真理并不存在，就会对持异议者更为宽容，也不会轻易在旅途上，因为各地的风俗民情差异而失去平常心。然而这种对万事万物保持距离的心态，不只带来了冷漠的危险，还会导致决断能力的丧失，对此皮隆学派也有应对的办法：无论在思想还是行动上，他们都以主观印象为依归，端看事物对其造成什么影响；尽管支持与反对的理由似乎势均力敌，他们却依然倒向其中一方，而且不需要理由——也许顺从他们所受的教育、所属的文化，或者单单只由于当下的心情。他们并不反对这种不需要理由的倾向性。
皮隆学派认为，每种意见都存在同样有力的理由来支持与反对，不管主题是什么，正方与反方永远势均力敌。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上帝是否存在？核能应该支持还是反对？头巾该禁止还是允许？动物该宠爱还是屠宰？民主应该保护还是废除？理性与感觉哪一个更值得信赖？物理学与秘密宗教哪一个更值得信仰？皮隆学派的人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不可能做出有充分理由的判断，你随时可以找到同样多的理由来支持一方与另外一方，他们把这种对反观点之间的平衡称之为“均力原则”（Isosthenie）。
也就是说，皮隆学派的怀疑论论者认为，要达到内心的宁静，就要先搁置判断，而判断之搁置，又是因为他们相信每一种确信都不比反面的信念更为强大。然而他们要如何论证这个均力原则？彼此反对的意见之间存在力量的平衡，这件事又该怎么证明？为此，皮隆学派的追随者准备了一整座弹药库的怀疑论证。除了上述的三难困境以外，相对性论证是他们最重要的怀疑理由，这个论证是说：对一件事情，总是会有多个视角，从不同的视角看去，或者在不同的背景脉络底下，事物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因此每个现象总是容许不止一种解读。如果我们硬是要坚持其中的一种解读，那就可能发生一个情况：未来的世世代代会把我们的观点当成笑柄。人们一度相信地球是个圆盘、有女巫的存在、黑人是次等的，以及科技进步必定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等等谬论，虽然直到今天，我们还对动物的价值低于人、机器人无法有感觉、我们不能永远活下去等说法深信不疑，但是，等着看吧！
皮隆学派的怀疑论是最彻底的怀疑形式，信奉者相信，我们所能判断的，仅仅是事物如何出现在我们眼前，却从来不能判断，事物的真实存在到底是什么模样。他们认为，在每一句论断上，都应该在前面加上“我此刻觉得……”这几个字。若是不加的话，就是狂妄，或者会导致矛盾。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严格说来是自我矛盾的——谁要是什么都不知道，也就不可能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不然的话，他就是同时既什么也不知道，但却又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一件事，而这是互相抵触的。类似的批判也适用于“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主张，此主张本身究竟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如果是相对的，那么就失去了其论证的效力，但如果是绝对的，那又与自身的命题自相矛盾。皮隆学派的追随者试着避免这类陷阱，办法是，他们只陈述事物此刻在他们眼前是什么情况，例如：“我觉得，我们无法确知任何事物。”或者说：“一切看起来似乎是相对的。”
对于皮隆学派的相对性论证，有一点必须说明：尽管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从此事实并不能得出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所谓对与错这样的结论。一方可能是对的，另一方可能是错的。比如拿两性平等的问题来说，从前多数人认为，女性并不具有跟男性相同的权利，但那样的观点完全是错的。“但是在那些人的观点里那并没有错”这样的反驳，完全可以代换为“他们把一件错误的事当成是对的”。不过，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肯定我们是对的？因为我们对支持两性平权，比起反对两性平权，有更好的理由。可是，问题又来了，什么叫好的理由？符合《古兰经》的教义，可以算是支持一个信念的好理由吗？原教旨主义者就认为算，要他们接受相反的信念，需要耐心、同理心，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就你个人而言，如果要改变你根深蒂固的信念，让你的世界观崩溃倒下，会需要多少工夫？比如说，如果有人要让你不再相信物理学与人权，而是改信巫毒教，并相信奴隶制度在道德上并无可议之处，他该怎么做？光用论证够吗？
搁置你的判断
我们还是可以拥有知识
这个三难困境一般认为是由古代怀疑论论者阿格里帕（Agrippa，公元前64年或公元前63年—公元前12年）所提出，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Hans Albert，1921年—）将之称为“明希豪森三重困境”（Münchhausen-Trilemma），引用的典故是明希豪森男爵靠着拉扯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流沙里拉出来的故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是要替问题找出原因，真的像把自己拉出流沙一样不可能吗？“是的。”古希腊皮隆学派的怀疑论论者如此认为。皮隆学派的祖师爷与典范是来自伊利斯的皮隆（Pyrrhon von Elis，公元前360年—公元前270年）。据说他将一切都置于怀疑之下，因而总是能保持内心的宁静。有文献称他有次在海上遇到暴风雨，全船的人都非常惊慌，但是皮隆仍然面不改色。他指出，虽然有暴风雨，但是船上的猪还是气定神闲地吃着东西，因此他认为，在保持内心宁静的这件事上，人类还有很多要向猪学习的地方。
最后让我们回到明希豪森三重困境：这个论述指出，任何给出理由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给出理由到了某个阶段，就不得不中断，而且没有理由。因此，我们用所有信念所堆成的高塔，其实只是奠基在散沙之上，随时都可以崩溃倒下。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所有理由序列的结束点都是专横且无理的吗？让我们考察一个例子：莉萨觉得身体不舒服。我怎么知道的？她告诉我的。她的话可信吗？我觉得可以吧，我不觉得她像在说谎，也想不到她有什么理由需要对我讲假话。但是我能不能排除她有可能说谎？没办法很肯定。可是我还是会认为，我确实知道她身体不舒服，毕竟是她亲口告诉我的。那我还要求什么别的呢？我又不能跑到她的身体里去感觉一下她所感觉到的。如果一定要钻到别人的身体里才能知道，那我们就真的对其他人的内在感受完完全全地一无所知了。但这种说法却是荒谬的，就好像有人主张，能够一分钟内治好所有疾病的人才真正算是个医生，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医生一样的荒谬。这种要求根本违反现实，也没有人提，所以我们并不这样说。
于是你困在三难困境里，完全没办法好好给你的小孩解释，为什么他现在应该穿上鞋子！
我们可以再看看另一句话：昨天晚餐时有意大利面可以吃。我怎么知道？我还记得。我的记忆不可能骗我吗？可能。不过一般来说我的记忆没什么问题。用记忆来证明一个说法是可靠的，这样够吗？如果这样不够的话，那我们就得把一切事情都记录下来，以便隔天还能确知我们昨天都做了什么。这太荒谬了！
从逻辑的观点，你有不多不少三个选项：要么你持续地给每个理由提出理由，但这样的话你得跟小孩说个没完，以至于无法在商店打烊前去采购。要么你解释到了某个时候就不玩了，直接说“这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理由好说”。要么，作为第三个选项，你可以给出循环的论证，比如你对小孩说：“我们得去采购，因为你肚子饿了。”“你肚子饿了，因为冰箱已经空了，而我们得去买吃的。”A的原因是B, B的原因是C, C的原因则是A。可惜这三个可能的选项都不能令人满意：无休止的论证序列只会没完没了，而独断地终止问答过于专横，最后的循环论证却根本是无效的。
最后让我们再观察一下“明天会下雪”这个论断。我怎么知道？我看了天气预报。我怎么知道天气预报准不准确？目前为止预报大多都是准的。所以虽然不必然表示这则预报会准，但是准的概率很高。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年—1776年）就指出：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明天太阳还会升起。虽然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应该就此停止判断明天太阳是否升起吗？大概不用吧。所有迹象都指出会，没有证据指出不会。所以呢，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我知道明天太阳将会升起。”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哲学立场是“可谬论”（Fallibilismus），而且或许是当今最显赫的哲学立场，可谬论区分知识与确定性。可谬论论者认为，即便无法绝对确定，我们还是可以拥有知识。这样说很好，因为绝对的确定性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此一洞见正是拜怀疑论论者之赐。
请想象一下，你有个四岁的孩子，整天不停地问你“为什么”。“你现在得穿上鞋子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出门了。”“为什么？”“我们还得去买东西。”“为什么？”“冰箱已经空了啊。”“为什么？”剩下的请自己想象。也许你很清楚这种困难，因为自己小时候就这么问过：不管大人给出什么理由，小孩子都能往下问下去；大人才说完一个理由，小孩又问出另一个问题，如此接连下去没有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