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的经验，人生永远感觉缺一个房间，身上永远感觉缺一块钱，所以一般人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
我说他的经济学最高了，其实那五分之一也要自己真正用了，而且用对了，才是有效的。
我常常问人，你发财为了什么？以中国文化来讲，任何一个人发了财，要注意一件事，“一家温饱千家怨”。一个人发财，或者一个公司发财，很多老百姓会怨恨的；至少是“侧目而视之”，眼睛歪着看，格老子怎么会发？这个公司发到那么大啊，我们怎么办？
我常常说，大家只学西方的经济学，但很少学中国的经济学，更没有研究过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学。如果大家懂了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学，就真懂得经济了。释迦牟尼佛说，财富是靠不住的，不属于你，只是给你所用，不是你所有。任何人赚的钱，第一是官府要收税，第二是有盗贼要抢你或骗你。佛经上是王贼并称的，皇帝是合法的盗贼，盗贼是不合法的皇帝，所以赚的钱先要扣掉王贼这一份；万一碰上个水灾、火灾又扣掉一份；还要花在父母儿女、六亲眷属、朋友等身上一份；再一份花在健康、疾病上，相对最后一份可以自由做主的，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发了财以后，钱究竟做什么用？一般人到中年以后，手头的钱会多些，但钱越多痛苦越大。事业很兴旺的，烦恼也是越来越多。我以前有一个身为银行家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家上代的一个故事。有个人发了财，每天晚上自己打算盘，哗啦哗啦，打到夜里。过了三更，差不多一两点钟还没睡觉，他太太陪在旁边。以前的老规矩，老爷没有睡，太太一定要陪着在旁边缝针线，等着他要茶要水。有一天，隔壁墙外面，一个穷人挨着这个高墙搭了一个棚子。两个年轻夫妇做豆腐卖，凌晨三四点就起来，两人一边有说有笑又唱歌，一边磨豆腐。这个康家的老前辈，两三点钟还没有休息，还在打算盘看账。这个太太就讲话了：“哎呀，老爷，早一点休息啦，你看我们还不如墙外面那两口子，多快乐啊！”
人就这样，就是不明白财富功名，连同身体、生命，都非你之所有，只属于你所用，这个原则先要把握住。懂了这个道理，就要好好安排自己的财富，考虑如何对人类做贡献。有人说他也做了贡献，搞了基金会，给很多地方也捐了钱。你是为了逃税，还是为了求名啊？如果有逃税或者求名的夹带心理，这个好事就不纯粹了，大有沽名钓誉的成分。
老前辈一听：“这样啊！我马上叫他不快乐。”这个太太吓死了：“老爷，你不要害人喔。”他说：“我不害人。”就进里头拿一块银元宝出来，叫太太：“你跟我来，跟我来，到墙边上站着。”邻居那个茅草棚搭在他家的高墙下面，他把这一块银子“咚”的一声，丢过去了。
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在哲学的道理上来讲，是“非你之所有，只属你所用”而已。从出世法的观念来讲，刚生下来的孩子，手都是握着的、抓着的。你们生过孩子的人都注意啊！如果手不那么握着是不健康的。婴儿躺在那里，两脚是不断乱蹬的，好像在拼命向前跑。这样跑啊抓呀，到什么时候放呢？殡仪馆的时候放了。
银子一丢过去，两夫妻正在磨豆腐，听到那个声音，说什么东西啊？一看，哎哟，元宝来了！发财了！上天赐给我们，怎么办？两个人不磨豆腐了，也不唱歌了，没有声音了。三天以后，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个康老先生就告诉太太：“你看，我叫他们不快乐就不快乐。”
“世事循环望九州”，世间的事情就是轮回的，都是回转，跟圆圈一样循环的。“前人财产后人收”，前人发了财，钱财永远是你的吗？不会的，会到别人的手上去。后人有了财产你也不要高兴，更有后面人在等着接收你的。这几十年来的商业行为，由倒爷的社会开始，到现在乃至发大财的，仔细研究研究，多少人起高楼，多少人楼塌了！我看了几十年，看得太多了，不管官做得多么大，财发得多么厉害，最后都没有了。
这个故事的意义，我想大家也差不多知道了。
那么人生的目标，有钱就为了饮食男女吗？这要搞清楚了。古人有一首诗，我把它改了改，不是我有意改的，改了使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世事循环望九州，前人财产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
很多人的经济学是书本上学来的，没有用，我的经济学是实践来的。我做过生意，赚过大钱，这还不作数，我还垮过三次，垮得光光的，当衣服吃饭。我感觉，懂了这个才懂得经济学，才懂得做生意。你光有赚钱的经验，没有垮台讨饭的经验，那你懂个啥的经济学啊！不行的。
人，活着只有两件事最难办，如孔子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佛家、道家、儒家都讲这个问题，人生两个大欲望，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男女关系。
赚钱不难，用钱比赚钱更难。有个学佛的朋友跟我说，要做功德做好事。我说你不要吹了，我现在给你港币十万，你今天晚上到香港街上做一件好事回来，我给你磕头。要做好事不容易啊！你不能到卡拉OK找个女朋友，一下送了十万，那不是好事，那十万还不够呢！还要两百万呢！
会用钱比会挣钱还难
做好事，还要有福报，有福气给你碰到这个机会，你才能够做啊！花一块钱可以救人命，这才是做好事。至于上庙子去，这里送个一万，那里送个两万，到处烧香磕头，这个是骗自己嘛！这个哪是做什么好事啊？这是做生意嘛！你看老太婆到庙子里拜菩萨，三块钱买一把香、买两根香蕉，菩萨面前拜个半天，要菩萨保佑她全家平安、发财，她的儿子大学考取留学，回来要发大财……然后，烧完了香，香蕉还带回去给自己孩子吃。要求的那么多！这些人上庙子都是做好事吗？都是做生意！这个不是做好事。真做好事，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选自《论语别裁》《易经系传别讲》）
有一次，我在苏州跟许多同学一起吃饭，吃完以后，菜太多了，我还是老规矩，对他们说：“好可惜噢！你们叫那么多，太浪费，包起来带走。”有个年轻同学说：“我们在街上看见苏州的叫花子好多啊，我们送去。”我说：“今天晚上这一包剩菜你们要能送掉，我南字不姓，改姓北了。”结果他们不信，到了街上一个叫花子都没有。我说：“这些都是职业叫花子，他们早回去休息了，已经发了财去休息了，他还跟你要剩菜剩饭吗？”结果真送不掉。然后他们走到一个转弯的地方，有三个人在一个屋檐口睡觉，盖一条被子。这个同学高兴了，总算找到了。我说：“人家睡了，不要去叫醒，他们不会要的啦。”结果，这一位女同学不相信，去叫醒，有一个人起来拿了，说声“谢谢”又躺下去了。我说：“你走了以后，他还骂你笨蛋，这些人不是讨饭的，都是外地来打工的，你看他拉开被子起来，一身西装，他一边谢谢，一边心里想：你把我当穷人看！他不骂你才怪呢。”
这也就说明，要能对百万人有利才是“备物”、才是“富贵”、才是“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才算是万物皆备于我。然后建立一样有用的东西——就像科学家发明一样于万民有利的东西一样，这就是事业。它可以使天下万代后人都得到你的利益，这也就是功德。
赚钱难，聚财难。但是用钱更难，散财更不易。能够赚钱聚财，又能够善于用钱和散财的，必然是人中豪杰，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
懂得了这个道理，所以“备物致用”。具备了万物，但这并不是说我富贵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有，才叫作“备物”。备物是真正达到了大富贵，世界万物皆备于我，是本有的，因为我们本体里具备了万物，具备了万物而能够起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譬如科学家很富贵。我讲的科学家是指发明科学的科学家，不是现在的科学家、技术家。现在的科技是真正发明科学的人发明的，但是这些人都是很可怜的。像有名的艺术家，死了以后，一张画也许可以卖几千万，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连饭都没得吃，说不定还是饿死的。你说他的富贵在哪里？他的价值是在死了以后，他死了后很富贵。
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这是孟子提的一个政治大原则。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是政治家，所领导的就是 “土地，人民，政事”三宝，这三种是真正的宝。
“崇高莫大乎富贵”，不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富贵。譬如说一个人学问好，是说他知识上的富，这不是金钱所能买得来的，即便再有钱也是买不到的。一个人的道德高，也不是用金钱买来的。所以“富贵”两个字大家要先搞清楚。这里所谓的富贵，是广义的，不是指狭义的财富和做官，因此说最崇高伟大的是富与贵。一个人充实到某一个程度就是大富，大富当然是贵重的、值钱的，是无价之宝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重视珍惜的是珠玉奇珍的话，灾难一定会很快光临他。古今中外皆有这种事实，应验在帝王身上的很多，最著名的是明末的崇祯皇帝，就是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在煤山上吊的那个皇帝。实际上，他是一个好皇帝，品德也很好，就是有一个毛病，手撒不开，财货要抓在手里。流寇作乱，要筹饷用兵，他一直说没有钱，拼命向民间增加赋税。管理财政的大臣向他报告，不能再加税赋，老百姓已经没有能力负担了，建议他用皇室内库的钱。他还是不允许，说这是不能动用的。等他吊死在煤山以后，流寇打开内库，里面多的是黄金、白银、财宝，供给一百万部队的军用都足够。这就是“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人都要求这两样东西：“富与贵”。“富”，财富集中在我手里；“贵”，把我架得高高的。我们中国“富贵”这两个字用得非常之好，富了就一定贵，贵却不一定富。算命的就晓得，有些人命很好，但他是“清贵”，贵是很清的，官做得很大，一毛钱没有。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官，死了连棺材都没有，要靠朋友凑钱来买棺材。像宋朝的岳飞，当了大元帅，满朝文武认为岳飞家里多少会有几个钱。但是岳飞被杀抄家时，除了几本破书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清贵。
青年人要注意一点，如果想做一番事业，应该知道“财聚人散”的道理——钞票都到你口袋里，社会的人际关系就少了，没有“真朋友”了；“财散则人聚”，孟尝君就是这样，钞票撒得开，解决了别人的困难，自己的钱当然没有了，但是朋友多，人际关系多，有了苦难，则有朋友帮忙。
《易经·系辞传》说：“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孟子虽然说的是政治原则，用之于人生，也是一样的。尽管在有形的财富方面，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然而还是有无形的财富土地，以及自己的学问、思想、人品、真理等。人生的立场站稳就有“土地”了；有了人格，就有同道的朋友，那就是“人民”；然后有了合乎道德的标准行为，就是 “政事”。国家如此，个人也一样，“土地、人民、政事”，这三件是大宝，如果只重钞票，当然“殃必及身”。
现在孔子所谓的求，不是努力去做的意思，而是想办法，如果是违反原则去求来的，是不可以的。所以他的话中便有“可求”和“不可求”两个正反的道理，“可”与“不可”是对人生道德价值而言的。如富可以不择手段去求来，这个富就很难看，很没有道理，所以孔子说这样的富假使可以去求的话，我早去求了。但是天下事有可为，也有不可为，有的应该做，有的不应该做，这中间大有问题。如“不可求”，我认为不可以做的，则富不富没有关系。因为富贵只是生活的形态，不是人生的目的，我还是从我所好，走我自己的路。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漫谈中国文化》《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孟子与尽心篇》）
我们从生活中体会，发财有时候也很容易，但当没钱时一块钱都难，所以中国人说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古人的诗说：“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在穷的时候，真的一碗饭的问题都难以解决。但到了饱得吃不下去的时候，每餐饭都有几处应酬，那又太容易。也就是说，小富由勤，大富由命，但命又是什么东西？这又谈到形而上去了，暂时把它先放放。
不动心，才能干大事
真的富贵不可求吗？孔子这话有问题。中国人的老话：“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小财、能节省、勤劳、肯去做，没有不富的；既懒惰，又不节省，永远富不了。大富大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但大富的确由命。
昨天一个朋友来看我，说他看到我的《孟子·尽心》那篇文章，连着看了三遍，感慨很多。他说：“你的看法我很赞成，这样来讲对极啦！从前有些人讲不动心，好像是要把心压着不让它动，那是不对的。不动心是要能做到临事不动心，才是真不动心。”
孔子认为富是不可以去乱求的，是求不到的，假使真的求得来，就是替人拿马鞭，跟在后头跑，所谓拍马屁，乃至让干什么都干。假使求不到，那么对不住，什么都不会来。“从吾所好”。孔子好的是什么？就是下面说的道德仁义。
事实上，到了利害关头，这个事业可做不可做，很难下决心。真正的定力，是要在这个时候能不动心，如果能够做到，那么打坐那个不动心，在佛学上讲已是小乘之道，不算什么了。要知道处世之间，危险与安乐，不动心非常难，难得很。
这是孔子有名的话。在《论语》上是“富而可求也”，但在《史记·伯夷列传》上，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是“富贵如可求也”，还多一个“贵”字。这也是一个问题，古书上这些小问题，读书时也要注意到。我认为《论语》的记载比较对，应该没有“贵”字，因为《尚书·洪范篇》上讲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便没有“贵”字。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富贵”两字往往连起来讲，富了自然就贵，不富就不贵，富更重要，所以在这里“富”字应该已经包括了“贵”字的含义。
另外一个现象，一般而言，大家看活人的文章，不如看死人的文章来得有兴趣。这也是《易经》的道理，“人情重死而轻生，重远而轻近”，远来的和尚好念经，那是必然的。曹丕在他的文章里，就提到“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两句话。譬如最近美国一个学禅的来了，他原本在美国名气就很大，但经我们把他一捧，“美国的禅宗大师来弘道啦”，中山堂便有千把人来躬逢其盛。如果要我去讲，不会有两百人来听的。要是我到外国去，那就又不同啦！所以要做事业，人情的道理大家要懂，如果这个道理不懂，就不要谈事业。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前面说过，人情多半是“重远而轻近，重古而轻今”。古人总归是好的，现在我不行，死了以后我就吃香了。像拿破仑啊、楚霸王啊，死了以后就有人崇拜。所以大家要了解人情及群众的心理。人情是什么呢？除了饮食男女之外，权力欲也是很大的，不仅是想当领袖的人才有，权力欲人人都有。男的想领导女的，女的想领导男的，外边不能领导，回家关起门来当皇帝。先生回家了对太太说：“倒杯茶来！”太太呢？“鞋子太乱了，老公请你摆一摆……”这就是权力欲，人都喜欢指挥人，要想人没有权力欲，那就要学佛家啦！到了佛家“无我”的境界就差不多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富贵
一个人只要有“我”，便都想指挥人，都想控制人，只要“我”在，就希望你听我的。这个里边就要称量称量你的“我”有多大，盖不盖得住？如果你的“我”像小蛋糕一样大，那趁早算啦！盖不住的！这个道理就很妙了。所以权力欲要控制，不仅当领袖的人要控制自己的权力欲，人人都要控制自己的权力欲。因为人有“我”的观念，“我”的喜恶，所以有这个潜意识的权力欲。权力欲的倾向，就是喜欢大家“听我的意见”“我的衣服漂亮不漂亮？”“哎哟！你的衣服真好、真合身。”这就是权力欲，希望你恭维我一下。要想没有这一种心理，非到达佛家“无我”的境界不行。
（选自《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漫谈中国文化》《论语别裁》）
佛家的话——“欲除烦恼须无我”，要到无我的境界，才没有烦恼；“各有前因莫羡人”，那是一种出世的思想。真正想做一番治世、入世的事业，没有出世的修养，便不能产生入世的功业。历史上真正成功的人很少，多数是失败的。做事业的人若真想成功，千万要有出世的精神。所以说，“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前因莫羡人”。人到了这个境界，或许可以说权力欲比较淡。
今日考进来的学生，目的是为了职业，既然为了职业，那么做医生是职业，做公务员也是职业，职业的下面，就只有价值问题，也就是待遇如何，首先问划不划得来。过去，我们的思想从不考虑个人待遇问题，所谓“为官心存君国”，讲好的一面，是牺牲自我。为什么要得到权位？是为了实行自己的理想，好替国家做一番事，如此而已。历史上许多大臣死了以后可怜得很，像秦桧害死岳飞，抄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抄到，唯有破书而已，像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的。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讲到这里，我们知道，古人对于该不该出来当官，所谓立身出处，是很慎重的。现在我们的教育变了，每一个考进来的，都是为自己的职业问题着想，这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即所谓杜威等人的思想，主张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应与生活、技术配合在一起。人家的文化基础同我们完全两样，我们今天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文化精神，对别人的也没有搞清楚，别人的东西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国情，今天还在考验中。
成败都经过，才能有大成就
这个问题时至今日还是值得研究的。那个时候，考取功名出来做官的，四万万人中只有一两万人，的确是很光荣。现在当然两样了，是公务员替人服务了。但是大家还有一个毛病，习惯把公务员与官的观念始终混在一起，如果这一点真正分开了，搞清楚了，那就好办了。很遗憾，几十年下来，这一点还是没有搞清楚，以致产生了政治上、社会上的很多纠纷。
昨天有位山东老朋友跟我讲笑话，谈到山东的孔孟文化，他说一个人要把好事、坏事全弄懂了，才能够通达。这话不错。做人就是要通达，通达人性、通达人情，才能够谈学问、谈治事。
现在公务员的观念和以前官的观念，的的确确已两样，所以有时候拿现代的公务员比过去的官，大不妥当。过去一个读书人，十载寒窗，一旦考取了功名，那真有味道，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出来时还要鸣锣开道，老百姓还要回避，坐在轿子里比汽车里舒服多了。最小的官是典史，勉强等于现在县里的警察局长、监狱长，这是编制内的人。皂隶之类都不在编制内，由县令自己想办法在节余项下开支。以前一个县衙门里，编制外不过一二十人办事。像清朝康熙时代，全国官吏，上至宰相，下至地方小吏，只有一万七千人，却做了那么多事。
人生的道理，太得意的时候碰到一点倒霉挫折，如果你懂得《易经》，反而应该是好运气。假设一个人永远在好运中，这个人就完了，他永远没有大的出息。所以小小地惩罚他，便不会做大的坏事，这反而是小人的福气。一个人没有倒过霉，便永远没有出息。
“读书志在圣贤”，读书不是为了拿高薪，而是求学问，可以视圣贤为榜样和最高目标，并不是求圣贤的名，或者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读书不一定要做官，万一不幸出来做了官，则“为官心存君国”，既然出来做公务员，就要对老百姓负责，对社会、国家负责。
一个领导人，像有些帝王，把自己最心爱的大臣一下子革职，不让他干了，或者把宰相一下子派去当县长，或者当乡、镇长，就是这个道理。这些都是高明的帝王，希望部下将来能有更大的担待。这就是“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的道理。
中国文化讲究，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立身处世、进退之间应大有分寸，绝不能顾虑到生活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过去每逢过年，很多家庭无论作装饰，或是附庸风雅，都会悬挂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格言中，“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是很有分量的名言。
孔子怎么悟到这个道理的呢？断了脚趾学个乖，是孔夫子的因果观。他看到了噬嗑卦初九爻的爻辞，这个爻辞是“屦校、灭趾、无咎”，孔子说“此之谓也”，这一爻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是孟子、老子的教育。不像现在，读个书，就想到学哪一科最好，做什么待遇比较高，有前途。这完全是商业行为，不是教育行为。
“屦校”就是我们过去穿的木拖板。中国古人不穿鞋子，是穿木屐的。木屐外面加个边就叫“屦校”，“灭趾”是穿着木屐走路，脚歪了一下，把脚指头碰伤、碰断的意思。
再譬如老子的话：“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有道德才能的人，时节机会来了，环境会逼得你去做官，“则驾”，像开汽车一样，你就发奋去做事了。“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时机不对，则随遇而安，乐得自在，刚好去读书提高修养，做点什么谋生都可以。
卜到这一卦，要去做生意会倒霉、会赔本。不过没有关系，伤一个小脚指头而已。虽然有些不顺，但还是小灾。噬嗑卦一路都是凶卦。初九爻是无咎，没有毛病，但人已经伤了，脚指头也断了，怎么还说是无咎呢？无咎不算是很坏的运气，还算是不错的。
譬如孟子的话：“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如果倒霉，把自己照管好就行了，不管外面的事。至于职业做什么都可以，职业跟学问根本是分开的。学问则是一生的事，学问不是知识，做人、做事都是学问。“达则兼善天下”，如果有机会叫你出来做事呢，那就不是为个人，而是把自己贡献出去，为整个社会、国家做贡献。
由此，孔子悟到了人生的道理，虽然指头伤了，但这是小伤呀！不然这个人走路永远不注意、不小心。如果跌倒，或者中风了，变成半身不遂，那麻烦就大啦，就更糟啦！所以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孔子解释这一卦初九爻的爻辞，所引申出来的人生哲理。
不像现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专门为了职业，为了赚钱，连基本人格养成教育都没有。人如果做不好，你讲什么民主、科学、自由、法治、人治、德治、集权，乃至信用、环保、团结、和谐？理想都很好，可是没办法做到，因为事情是人做的。
为什么身心困顿痛苦的人成就会大呢？《孟子》说：“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因为是“孤臣”，是“孽子”。像舜的一生，他在生命的路途上，一开始受到的困难坎坷，就是“孤臣孽子”的心情，所以他对一切事情“其操心也危”。
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是教我们做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社会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还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
“危”字有双重意义，一是危险之危，就是看每件事情都隐伏危机，不像没有吃过苦的人那样，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另一个意思是，危者正也，居心纯正，随时怕自己犯错误，如临深履薄，不敢乱来。“其虑患也深”，所考虑的问题，所顾虑的后果，都非常深刻、深远，使反对的人没有意见。因此比一个在顺心环境中成长的人，看得更为深远通达，所以后人有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名言。
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四个字——敬业乐群。“敬业”就是好好学习学问，好好学习做一个人，学习人文，养成人格，再学习谋生技术，对学习、对行为、对工作要有诚恳敬重之心，不可以马马虎虎。“乐群”就是培养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礼节、秩序、能力等，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环境的健康。
孟子说“人恒过”，这三个字，一般解释是“人常常容易犯错误”，不过和上面的文义连贯起来，可以做另一种解释：“人往往容易做过分的事。”过分当然也是一种过错，就是说人在优裕的环境中，优裕了还想更优裕。
现在大家动不动称事业，其实都是职业。事业是要对全社会真正有贡献的，不是口说的为社会，实际却是为饭碗考虑的职业。
上天给人类吃许多苦，目的在于使他改过自新；在人生的路程上，吃尽了苦头的人，就知道不可以做过分的事。“困于心，衡于虑”，外在环境的困难使人不能如意，在心理上处于痛苦、烦恼之中，逼着他去考虑，用思想去衡量，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运用智慧去克服困难，选择最适当、最合道德的方法去做，才不会冒昧、莽撞，才会谨慎而行。
有人现在工商业做得好，很发财，或者官做得很大，这不是事业，这个是职业。中国文化中，什么叫作事业呢？出自孔子《易经系传》中的一句话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对社会大众有贡献，对国家民族、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贡献，这才算是事业。譬如大禹治水，他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农业社会的基础，功在万代，这叫事业，真正事业的精神在这里。
年轻人每说“拿破仑的字典中无难字”，我们的古谚说“用心计较般般错，退步思量事事难”，人生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中都经历过了，才能成功。一切都计较好了，认为考虑周到了，可以成功，这还不够，还要做退一步想，在万无一失中，如果有个万一的意料之外的差错发生，又当如何？有了事先的准备，才勉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一个好像最讲民主、平等、自由的时代，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皇帝都姓“钱”，都是钱做主，以钱来决定贵贱，没钱就没自由。没有真正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修养、学问修养，有的只是乱七八糟的所谓个性张扬和向钱看，变成听“钱”指挥。连科学研究、教育、学术都在听“钱”指挥，为就业忙，为钱忙，没有精神支柱，一旦失业，就跟天塌下来一样。全世界的政府，每天都为就业头痛。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职业不等于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