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老子教了我们一个人生的道理：人生什么才是福气。“知足不辱”，真正的福气没有标准，福气只有一个自我的标准、自我的满足。今天天气很热，一杯冰激凌下肚，半碗凉面，然后坐在树荫底下，把上身衣服脱光了，摇两下扇子，好舒服！那个时候比冷气、电风扇什么的都痛快。那是人生知足的享受，所以要把握现实。现实的享受就是真享受，如果坐在这里，脑子什么都不想，人很清醒，既无欢喜也无痛苦，就是定境最舒服的享受。
报纸上曾有两则新闻，说宜兰有一个人，一辈子讨饭，死了以后在床下找出五六十万元来，这正是“多藏必厚亡”。同样地，美国有一个人也是如此，平常讨饭过日子，死的时候遗留了一百多万。这样的人生，不知道他是否也算看得很透；也许上天的意旨要他这么做，真是不可思议啊！
不知足，是说人的欲望永远没有停止，不会满足，所以永远在烦恼痛苦中。老子所讲的“辱”，与佛家讲的“烦恼”是同一个意思。
老子更进一步告诉我们，懂了这个道理——生命的重要，那么“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你对一样东西爱得发疯了，最后你所爱的丢得更多，就是“爱别离苦”，这是佛说的“八苦”之一。“多藏必厚亡”，你藏的东西不管多么多，最后都是为别人所藏。
“知止不殆”，人生在恰到好处时，要晓得刹车止步，如果不刹车止步，车子滚下坡，整个就完了。人生的历程就是这样，要在恰到好处时知止。所以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这句话意味无穷，所以知止才不会有危险。这是告诉我们知止、知足的重要，也不要被虚名所骗，更不要被情感得失所蒙骗，这样才可以长久。
说到人的生命，一个当帝王的，天下都属于自己，但是与自己生命相比的话，没有了生命，有天下又有何用？如果现在有人说，现在的天下还是属于汉高祖的，那汉高祖做鬼也会打你两个耳光，说：“不要骗我了，与我根本不相干了嘛！”可是活在人世间的人看不开，偏偏看重连城之璧玉。蔺相如见秦昭王拼命护璧，因为那块璧的价值，可以买到现在法国、德国连起来那么大的土地。“天下由来轻两臂”，这是庄子用老子的话加以发挥。天下固然重，权位固然重，如果没有生命的话，权位又有什么用？天下有什么用？可是，就实际情形来看，还是天下重要，所谓“世间何故重连城”，人世间为了财富、为了虚名，忙碌一生，连命都拼进去，这又何苦来哉？！
（选自《老子他说》）
这个道理，后来道家的庄子也曾引用。在《庄子》杂篇之《让王》中，当时韩国遭遇了魏国的骚扰，打了败仗，魏国要求韩国割地，韩国实在不愿意，痛苦极了。有个叫子华子的人劝韩王割地，说现在让了地将来还可以反攻拿回来。他问韩王，名利、权位与身体比，哪一个重要？韩王说当然身体重要。再问他，身体与膀子比较，哪一个重要？韩王说当然身体重要。所以子华子就劝他：“现在你等于生了病，两个膀子非砍不可了；你砍了膀子以后仍有天下，有权位，你愿意要权位呢，还是愿意要膀子呢？”韩王说：“我看还是命比膀子重要。”禅宗大师栯堂禅师有名的诗句——“天下由来轻两臂，世间何故重连城”，就是由此而来的。
天爵与人爵，你选一个
老子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讲哪个对哪个不对，两头都对也都不对。名固然是虚名，与身体没有关系，但是虚名有时候可以养身，没有虚名，一个人还活不下去呢！虚名本身不能养身，是间接的养身。身与货、身与名，两个互相为用，得与失两个也是互相为用。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得与亡孰病？”得与失哪一样更好？当然，我们一定会说，得到比较好。但是，一个人又有名又有利，那就忙得非生病不可。你说穷了再生病，连看病都没有医药费怎么办？这就涉及空与有的问题了。前面两句，名与身相比、身与货相比，我们一定会说身体更重要，名是身外，货是物质，当然都是其次。其实，“得与亡孰病？”就解释清楚前面那二句了。
这里孟子说的是人格的修养。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现在的人求的只是“人爵”中“公卿大夫”以外的第三样：钱。
“身与货孰多？”身体与物品比较，你手里有五百万元，强盗用刀逼着你说：“把你的钱给我，不给我就杀了你。”这时你一定会放下那五百万元，因为身体更重要。
“爵”是爵位，权威的标志。在宇宙中有两种大爵：一种是“天爵”，形而上的；一种是人世间的“人爵”。一个人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包括 “仁、义、忠、信”等，随便哪一条，要坚信不移，不但人格修养要能做到，还要“乐善不倦”。这四个字很重要。只向好的方面做，不怕打击。做好事，有时候做得灰心，遇到打击就不再做，还是不行；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虽受了打击，还是毫不改变，毫不退缩地做下去，这是 “天爵”。这种人，上天给他什么位置，就不知道了，因为上天的爵位，有很多等级。“人爵”，是公卿大夫，是官做得大，以现代的说法，是当首相、当总理、当行政院长，或者是有钱，像世界航业巨子奥纳西斯，就是人间的爵位。
“名与身孰亲？”他要我们明白名是假的。与名相比，当然要更爱自己的身体。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最好不要出名，你出名我杀了你；那你宁可不出名，因为还是身体更重要。
中国上古时期只以道德为做人的标准，“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古人的修养，是成就“天爵”，不问“人爵”如何，来也好，不来也好，听其自然。现在的人，连 “人爵”也不修了，只求“钱爵”，认为学问有什么道理！有钱最好！所谓“有钱万事足”。几十年前，小孩读书的课本，先读：“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利同样是假的，不过一般人不了解，只想到没有钱如何吃饭！拿这个理由来孜孜为利。古人有两句名诗：“名利本为浮世重，世间能有几人抛？”名利是世人最为看重的，世界上能有几个人抛去不顾呢？
现在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因为时代变了。
这一段话，是老子要我们看通人生的道理。世界上的人，就是为了名与利。我们仔细研究人生，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有时候觉得人生非常可笑，有很多非常虚假的东西。像名叫张三或李四的人，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可是他名叫张三以后，你要骂一声“张三浑蛋”，他非要与你打架不可。事实上，那个虚名与他本身毫不相干，连人的身体也是不相干的，人最后死的时候，身体也不会跟着走啊！
但是在我看来，还是读书高，因为读书求“天爵”的人，根本没有考虑现实环境的变化。环境变化无常，只是一个历史偶然的过程，从历史上看，这种史实太多了，偶然遇上，算不了什么。这就是庄子说的：“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在人群中看起来，得“人爵”的人了不起，但在形而上看起来，是小人一个；而在形而上看来的圣人、菩萨，在人世间既穷又困，他们是“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所以，人生有两个大道理，一为得“天爵”，一为得“人爵”。
——《老子》第四十四章
从历史上来看，得 “天爵”的人，释迦牟尼是一个，孔子是一个，孟子是一个，耶稣也是一个，他们都是得“天爵”的人。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耶稣虽然被人定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流出来的血是红的，不像四果罗汉，流的血是白的，这表示他被钉死的痛苦，和我们人是一样的。可是他并没有难过，为了救世人，代世人赎罪。在佛教的观点上，他就是舍己为人，无论如何，他的选择是非常伟大的。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比如孔子，想救世而救不了，自己连饭都吃不起，还在那里弹琴，人家骂他栖栖惶惶如丧家之犬，他却忙得如野狗一样到处跑。可是他是万世师表，永远不倒的圣人，所谓“天爵”也。
（选自《孟子与离娄》《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孟子与尽心篇》《孟子旁通》）
至于释迦牟尼，有现成皇帝不当，出来修行传道当了教主。当时，他并不是为了当教主才出来的，教主是后世捧他而起的绰号。他的精神和教化，永远长存，这也是 “天爵”，是人生的价值。
至于我个人的一生，早已算过八字命运——“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每常自己譬解，犹如古老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白头宫女，闲话古今，徒添许多啰唆而已。
所以一个人的人生，准备走向哪条路，事先要想清楚。青年朋友们不要忘记，“钱爵”（前脚）固然重要，后脚更要留心，不要只顾 “钱爵”（前脚）而后脚退不了啦，没有退路了。
有些西方的朋友和学生，认为我是推崇东方文化的倔强分子，虽有许多欧美的友人屡屡邀请我旅外讲学，但始终懒得离开国门一步。其实，我自认为并无偏见，只是情有所钟，安土重迁而已。同时，我也正在忠告西方的朋友们，应该各自反求诸己，重振西方哲学、宗教的固有精神文化，以济助物质文明的不足，才是正理。
孟子感叹：现今的人，“修其天爵”，满口仁义道德，并不是真的，只是一种手段，以求达到个人成功；等到个人的欲望满足了，也就不谈修养了。这种人属于昏聩，不要只把他当小人看，他最后一定会彻底失败，自取灭亡。
生在现代的中国人，正当东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排荡撞击的时代，从个人到家庭，自各阶层的社会到国家，甚至全世界，都在内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状态中度过漫长的岁月。因此，在进退失据的现实中，由触觉而发生感想，由烦恼而退居反省，再自周遍寻思、周遍观察。然后可知，在时空变迁中所产生的变异，只是现象的不同，而天地还是照旧的天地，人物还是照旧的人物，生存的原则并没有变。所变的，只是生活的方式。比如在行路中迷途，因为人为的方向而似有迷惑，其实，真际无方，本自不迷。如果逐物迷方，必然会千回百叠，永远在纷纭混乱中忙得团团转，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适从。
（选自《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以孟子所说，自古传承道统的圣贤只有两条路：一、在太平盛世，天下有道的时候，“以道殉身”；二、在天下变乱的时候，“以身殉道”。至于“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是说不论人类社会的思想、教育、物质文明如何演变，“道”的文化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万古长存，变动不居。所以不管贫穷低贱、富贵通达，都要安于这个“道”。独立而不移，不要因为时代的变乱，各种学术的混杂而改变自己，对别人的盲目学说随声附和。如果歪曲自己的正见，而讨好时代的偏好，就叫作“曲学阿世”。
人生的至高价值
这种时势，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上，有很多次的惨痛经历，大家只要一读历史就可以明白了。再说，老子、孔子、孟子等这些圣贤，都生在离乱的时代，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讲学传道。他们在滔滔浊世中，作为一盏盏暗路的明灯留给后世，薪火相传，不断道统，这就是“以身殉道”的精神。
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这一段谈“天”说“地”，却又忽然钻出一个“王”来，王是代表人。依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将“天、地、人”三者并排共列。为什么人在其中呢？因为中国文化最讲究“人道”，人文的精神最为浓厚，人道的价值最被看重。假定我们现在出个考题，“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或者“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若以中国文化思想的观点来作答，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中庸》说的“赞天地之化育”。此中“赞”乃“参赞”之意，即“参考”“参照”的意思。
再者，“以身殉道”，不是“以道殉身”。当社会处在变乱中——道德沦丧，文化堕落，一般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为生存而不择手段，互相争斗，唯利是图，只顾个人生命需要而自私自利，没有时间管什么道啊、德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古人所谓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个有道德的人，想做“中流砥柱”绝不可能。所以，自古以来，道家或儒家的有道之士，就采取避世、避地、避人，隐遁山林，以待时机再出山弘道。
“赞天地之化育”，正是人道价值之所在。人生于天地之间，忽尔数十年的生命，仿如过客，晃眼即逝，到底它的意义何在？我们这个天地，佛学叫作娑婆世界，意思是“堪忍”，人类生活其上，还勉勉强强过得去。这个天地并不完备，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问题，但是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只要人们能合情合理地运用，便能创造一个圆满和谐的人生，弥补天地的缺憾。
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这个“殉”字，有自然顺从的意思，可不要看成“殉葬”或“殉情”。当社会进入高文化发展阶段的时候，就是我普遍自然地生活在“道”的文化中，一辈子都活在“道”的自然德性中。
譬如，假若天上永远有一个太阳挂着，没有夜晚的话，人类也就不会去发明电灯，创造黑暗中的光明。如果不是地球有四季气候的变化，时而下雨，时而刮风，人类也不会筑屋而居，或者发明雨衣、雨伞等防雨用具。这种人类因天地间的种种现象、变化所作的因应与开创，就叫作“参赞”。此等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太伟大了，所以中国文化将它和天地并举，称为“天、地、人”三才。这是旧有的解释。
跟着时代潮流走，就被冲得迷失自己了。所以，我一生从不跟着时代潮流走，结果现在我的旧东西反而更吃香了。何以能如此呢？因为潮流滚来滚去，我站在这里不动，它又滚回来了。所以，信而好古，老老实实去修行吧。
那么，“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域”是代表广大的宇宙领域。此处道家的四大，与佛家所谓的四大不同。佛家四大，专指物质世界的四种组成元素——地、水、火、风。而道家所讲的四大，是“道、天、地、人”。这个“四大”的代号由老子首先提出。
“夫唯大雅，卓尔不群”，这是班固特别创造的两句话。只有真正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才能独自站起来，不跟着社会风气走，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格。
四大中人的代表是“王”，中国上古文化解释“王”者，旺也，用也。算命看相有所谓的“旺相日”，在古代文字中，也有称“王相日”的。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八字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旺相日那一天去做某一件事，认为便可大吉。宇宙中，为什么人能与“道大、天大、地大”同列为四大之一呢？这是因为人类的聪明才智，能够“参赞天地之化育”，克服宇宙自然界对人存在不利的因素，在天地间开演一套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一个时代的命运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要怎样做？“无然泄泄”，不可以马马虎虎，不可以跟着时代随便走。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说“你这样做不合时代”。我说：“老兄啊，我已经不合时代几十年了，我还经常叫时代合我呢，现在头发都白了，不合时代就算了。”我说：“你不要问我问题，也不要跟我学，因为我不合时代，怕传染到你。如果你要跟我学，对不起，你让时代跟我走，‘无然泄泄’，我不将就你。”此所谓独立而不移，要有这个精神。
中国文化中把人提得非常高。现在我们听到外国人讲一声人道主义，便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走，我看了真有无限的感慨。这些人真是可怜，忘记了自己的文化。放眼世界，今天讲人道主义的，除了中国，大多都是乱吹的，是后生晚辈。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易经》，那才真是人道主义的文化。
我从不跟着潮流走
“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说，人修道、修养到了这个境界，就可以弥补天地的缺陷了。这就是我们的道统，尧、舜、禹三代传心的法要。所谓儒、道两家标榜的内圣外王，上古三代圣王尧、舜、禹，他们内圣的修养，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内圣修养到达了万物之化育的境界，所以可以达到天人合一。其他的老祖宗，如黄帝、伏羲、炎帝等，都得到了这个道统，内圣而后外王；历代的名臣名相，有功业留在历史上的，都是因为他内圣做到了，然后出来外王。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论语别裁》《孟子旁通》）
（选自《老子他说》《易经系传别讲》《庄子諵譁》）
再说，物质环境好，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快乐？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并不是绝对的。固然，物质环境的好坏可以影响到人的心情与思想。但拥有高度精神修养的人，能够以自己的心去改变环境。如孔子说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他自己有自己的天地，并不因为物质环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如果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和精神的修养，纵然有再多的财富、再好的物质环境，他在心理上，也是不会快乐的。
正命地活着
孟子说：“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不仅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此，即使一个家庭的兴衰，每一个人的成败，也是如此。尽管创建了庞大的事业，拥有千万美金，如果没有中心思想，没有建立一个道德标准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基础，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有形的财富，只是暂时属于你的，而不是真正为你所有的。当你到了眼睛一闭、两腿一伸的时候，一块钱也不是你的了。
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这是文人的修养，但是这种文人修养的胸襟、器度，又谈何容易！总而言之，一个人要在心理上构成一个中心思想，自己要有个境界。假使内在没有一个东西，人生是相当空虚的。有事情做，忙的时候不觉得，如果一个人把事放下来，处在清灵当中，就要受不了啦！这个穷还不只是指经济环境穷，人到了穷途末路，上了年纪，万事俱空，儿女离开了身边，老伴也去了，冷清清的一个人，的确不好受。这个时候，必须要有自己天地中的性天风月，有自己的修养才行。
孟子这里所讲的是现世之命，一切都是命定，但我们要不怨天不尤人，“顺受其正”，就是正命地活着。世界上每个人对现实的人生都是不满意的，当遭遇不好时，或者怨天，或者尤人。
譬如，穷与不穷，也是很妙的。有些境界是需要修养才能达到的，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点之一。古代历史上这类人有很多。比如明朝一位名士，是大画家，诗文也非常好，穷得不得了，第二天没有米下锅了，前一天晚上还坐在树下赏月吟诗。夫人唠叨他：“明儿都没米下锅了，还作诗？！”他看看天上的月亮说：“时间距明天早晨还有好几个时辰哩！明天的事明天管，现在还是看月亮吧，风景太好了。”
孔子曾说，人应该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最难做到的修养。有时明明自己错了而不知道，或反省不出来，于是就怨天尤人。信宗教的人也会说，我再也不信上帝，或者不信菩萨了。其实讲这样的话，已经是最大的怨天尤人了，因为他心里认为自己没有错，错在上帝、菩萨或他人。再不然，正如现在报纸上说的，我没有错，这是社会的问题，是社会的错。试问社会是谁的？社会只是一个名词，是人群结合在一起的大众。换言之，社会就是人群，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呀！明明是自己的错，为什么推过给社会呢？
自己没有建立一个人生观，自己没有中心思想，就会受环境转变的影响。有的人没事做时，会很痛苦，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中心思想的修养。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闲居，就没有关系，否则的话，闲居时就很可怜。
再说，怨天尤人就是迁怒。孔子说颜回的修养最高——“不迁怒，不贰过”，他错了没有怪到别人身上。有人只是小的迁怒。例如，有人正在生气的时候，别人有事找他，他就骂这人一顿，这也是迁怒的一种形态。可是一般人往往反省不到这点，因此往往会坏了大事，害己害人。有的夫妇之间，并无大的纠葛，然因迁怒而反目成仇，竟而酿成生离死别的悲剧。
讲到人生的价值，我现在年纪大了，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真话。我说人生是“莫名其妙地生来”——我们都是莫名其妙地生来，父母也莫名其妙地生我们，然后“无可奈何地活着，不知所以然地死掉”，这样活一辈子的人，不是很滑稽吗？
其实人性都是善良的，做错了事，立刻会脸红一下，但不到两秒钟，就认为不是自己的错，错的都是他人。认为如果不是别人如何如何，自己就不会这样错，归根结底，总认为是别人的错。人就是这样既不会反省，又常会迁怒他人。
说到人生以人生为目的，现在许多人都搞不清楚了。那么人活着，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这也是个问题。前文提过的，一个人做官，是想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晋朝一个大英雄桓温讲的。这样一个大人物，他要造反，人家劝他，他说人生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就算给人家骂一万年也可以啊。他要做一代英雄，这是他的人生价值观。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公然讲出了他的人生目的。
真正的修养，是在动心忍性之间，能够确实检查出自己的错误，然后“顺受其正”——所受的一切遭遇，不怨天、不尤人，不迁怒、不贰过。这就是正命地活着，也就是佛法所说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中的正命。
我二十三岁时，中国正在跟日本打仗，四川大学请我去演讲。我问讲什么？总有一个题目吧？有个同学提出来，那就讲“人生的目的”。我说这就是一个问题。先解决逻辑上命题的问题，就是题目的中心。什么叫目的？譬如像我们现在出门上街买衣服，目标是服装店，这是一个目的。请问人从娘肚子里被生出来，谁带来了一个目的啊？现在有人讲人生以享受为目的，这也是一种目的。民国初年，孙中山领导全民思想，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当年孙先生，我们习惯叫孙总理，提到孙总理谁敢批评啊？我很大胆，我说孙总理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也不对。谁从娘胎里出来就说自己是来服务的啊？没有吧！所谓人生以享受为目的、以服务为目的，不管以什么为目的，都是后来的人读了一点书，自己乱加上的。我说你们叫我讲的这个题目，本身命题错误，这个题目不成立。但是你们已经提出来要我讲人生的目的，那我说说第二个道理：在逻辑上，这个命题本身已经有答案，答案就是人生以人生为目的。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真知道正命而活的人，不会站在岩墙下面。这句话的意思，扩而大之是说明，知道是过分危险的地方，尽可能不去；过分危险的事情，尽可能不做；绝不故意斗狠逞强，去冒可能有意外丧命的风险。
我九十几岁了，看五六十岁的都是年轻人，这是真话。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还觉得自己年轻得很呢！我在五六十岁的时候也精神百倍，比现在好多了，现在已经衰老了。但是五六十岁也算年龄很大了，却还没有一个真正正确的人生观。换一句话说，看到现在我们国内十几亿人口，全世界七十多亿人口，真正懂得人生、理解自己人生目的与价值的，有多少人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教育的问题。
但有一点，当国家、民族有难，如果自己的牺牲可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拯救许多生灵，那就毅然地去牺牲。这也是正命，是圣贤菩萨的用心，如文天祥、岳飞就是。但是不必要的危险，则不必去冒。年轻人喜欢做不必要的冒险性嬉游，就是“非正命而玩”。有一个人在花莲奇莱山坠岩死了，另有一个人很不服气，说那个人差劲没出息，他也逞能去爬，结果也爬得不见踪影了。这种非正命而玩，就成了非正命而亡。
我常常问一些朋友——有的很发财，有的官做得大，我说：“你们究竟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有个正确的人生观吗？”他们回答：“老师，你怎么问这个话？”我说：“是啊！我不晓得你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啊！譬如你们做官的人，是想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这是人生的两个典型。”发财的呢？我也经常问：“你现在很发财了，你这一辈子究竟想做什么？”可是我接触到的发财的朋友，十个里头差不多有五个都会说：“老师啊，真的不知道啊！钱很多，很茫然。”我说：“对了，这就是教育问题，没有人生观。”
所以“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人生的责任尽到了，做完了，一切尽心了，寿命到了，顺其自然就去了，这是“正命”。因好勇、斗狠、赌气而死的，就是非“正命”而死。所以为国家、民族而死于战场的，是“正命”，在中国历史上，那是为正义而亡。聪明正直者死而为神，这神并不是由什么皇帝封的，而是当时以及后世千秋万代共同所敬仰的。
哲学上有个名称叫“人生观”。我常常说现在这个教育错了，也没有真正讲哲学，因为要讲真正的哲学，人生观很重要。我发现现代许多人，甚至活到六七十岁的人，都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中华民族对于“正命”而亡者，有如此尊重！所以信奉宗教的人可以注意。“正命”也就是在儒家的《孝经》中引用孔子说的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其实，儒、佛两家的精神是一样的，佛家说，人若无故损伤自己的身体，在自己身上割一刀，那就如同出佛身上的血一样，就是犯了菩萨戒。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佛的身体，如果有一天悟道了，就成肉身佛，所以不可以随便糟蹋自己的身体。宋儒陆象山说过几句话，大意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真理只有一个，中国是这样说，印度是那样说，大家都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躯，只是言语文字表达不同而已。
人生不能没有“观”
孟子还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
“求则得之”，当然最初要自己立志（发心）求道，道就在自己本身，诚心去求，就可以成道。“舍则失之”，如果不立志发心去求，就无道可得了。“求在我者也”，因为道是向自己内求的，只要活着就有命，有命当然就有灵性的存在，会思想，有感觉，就有心。有心、有性又有命在，那么一切性命之理的大道就在自己这里，不必外求。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身”固然是 “心”的附庸，可是在现实存在的生命作用上，人们一切思想行为表现在“外用”方面，完全是因为有身，才能造成这个人世间芸芸众生的种种现象。所以在 《大学》有关 “内明 （圣）”“外用（王）”的八纲目中，特别列出“修身”这项要点。但在“修身”的要点中，曾子所提的，只是与身心有关的 “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四个现象，并没有说到身的气脉、五脏六腑，以及现代所说的神经、肌肉等问题。这又是什么道理呢？答：儒家孔门的学问，最注重的是“人道”的行为科学，不像古代医学所讲的养生，专在生理变化上和心理相关的作用。如果要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多读《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学识，配合现代医学、卫生等科学来作研究。
所以孟子告诉我们“万物皆备于我矣”，人现在活着的自身，就和宇宙的功能一样，没有一点缺损。活着本身，具备了下地狱的种性，也具备了上天堂的种性，更具备了成佛、成圣人的本性，当然也具备了成畜生的性能。
我们因为研究 “大学之道”，恰好讲到人我的“身心”问题，所以才引发有关“身见”的话题。曾子在原文中，并没有像佛、道两家那样，特别说明解脱“身见”的重要。你只要仔细读了那一段原文，便会注意到，他也是极其注意“心”的作用为主体，“身”只是“心”的附庸而已，所以最后特别说明一句“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并不像一般佛、道两家的支流分派，专门注重修炼“身”的生理气脉，便自以为是修道的真谛了。
“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有朋友死了，因而哭得很伤心，这哭并不是哭给活人看的。不久前一个青年写文章说，他父亲死了，父辈们去吊丧，有人哭得很厉害。
然而，此身为了生活已够麻烦，如果再加病痛和意外灾害，那麻烦可更大了。因此，道家的老祖宗老子便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但是，由道家分家出来的神仙丹道们，却要拼命修身养性，以求此身的长生不老（死），忙上加忙，忙得不亦乐乎！真的长生不老的人没有看见，但他们有此永远的希望，因而洁身自爱，与吃喝玩乐过一生的相比，也就各有妙趣了。另有从痛苦生活中经历过来的人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乍看虽然消极，事实上大多数人确实都有这样的境遇，所谓儒家“仁政”之道、“平天下”者，又将如何平之呢？
“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经”就是直道，有些人以直而坚强的直道，守住他的道德标准，毫不转弯。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为了好人好事大会上的表扬，而是为了自己经常遵守的直道。
但话又说回来，我们的一生，单单为了此身的存在，为了它的需要所产生的衣、食、住、行，就忙得够呛，难有再多的时间为别人。因此，了解到做父母的、做社会服务的人，个个都是天生圣人，都是仁者。其实，活在人世间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损人利己的，同时没有一个不是损己利人的。因为人是需要互助的，需要互相依存的。人跟别的生物不一样，所以形成了人群文化，形成了社会。
“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说话言出必行，不只是借了钱一定要还，开出去的支票一定要兑现，这只是小信；大信是自己做得到的才说，做不到的不说，不讲空话。
我们为了暂有的“身”，假定以除去老幼阶段的中间六十年做指标来讲，每天为了它要休息，花费一半时间在昏睡中，可用的指标便只有三十年。一日三餐，所谓 “吃喝拉撒睡”五件要事，又减去了三分之一。如果像现在政界官场、工商企业家们的习惯，一日有两餐应酬，至少每餐要浪费两三个小时，加上夜晚的跳舞、歌唱，等等，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时间办公？多少时间读书？如此这般，真为大家感到惋惜、心疼。但是人们都说这样才叫人生啊！我复何言！人们这样说，不是对人生的悲观，是因为我们幸得而有此生，幸得而有此身，所谓佛说“人身难得”，应当加以珍惜、自爱这个难得宝贵的“身”。
用自己内在的天性，自然地向外流露，不是为了适应外在的人、物、事。所谓“君子行法”，就是效法这个道理“以俟命”，这就是修命。
人们对生存的生命，所注重的现实人生，普遍认为“身”的存在就是生命，就是人生。其实“身”只是“生命”中机械性的存在，是现实中每一个人“自我”表达的存在容器。它是属于自然物理的、生理物质的现实，是偶然的、暂时的，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实用品。如果从“形而上”的心性精神观点来讲，此“身”不过是我们现在生命之所属，只有暂时一生的使用权，并无永恒占有的所有权。“身”非我，真正生命的我并非就是此“身”。
由此可知，儒家所说的“命”，就是人在活着时的生命价值；“俟命”就是人活着，应该如上面所说的三句话那样，也就是正命，那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此身的价值与烦恼
（选自《孟子与尽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