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有人需要劳动的时候，某人为我干一天活给予我的恩惠，和我给予他的恩惠是同样的。我拥有他需要的东西，他也拥有我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友好地互相交换。穷人可以由此而可以感到自己的自立，可以抬起头走路，同时雇主的心灵也不会被权力欲所玷污。
如前所述，由于人口原理的作用，缺穿少吃者将永远存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使每一个人都吃饱穿暖。富人的剩余也许能养活3个人，但可能有4个人想得到施舍，因而不得不从4个人中挑选3个人，由此而使被挑选上的人受到了眷顾，必然会感到受了别人很大的恩典，于是便产生了一种依附感。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会感觉到自己拥有权力，穷人则会领会到自己的依附性。这两种印象对人类心灵的危害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虽然我完全赞成葛德文先生的观点，认为艰苦的劳动是一种罪恶，但我仍觉得，艰苦的劳动同依附于他人相比，是一种较小的罪恶，不会使人类心灵堕落得那么厉害，而且我所读过的全部人类史都确切无误地表明，让一些人持久地握有权力是极其危险的。
三四百年前，相对于人口而言，英国劳动者的人数无疑要比现在少得多，依附性要比现在大得多，我们现在之所以能享有这么大的公民自由，也许正是因为制造业建立后，穷人能够用某种东西来换取大地主的食物，而不是依赖于大地主的施舍。即便是贸易和制造业的最大敌人（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贸易和制造业最忠诚的朋友）也得承认，随着贸易和制造业在英国的建立，它们也给公民带来了自由。
葛德文先生也许会说，整个交换制度是肮脏卑劣的。如果想要从根本上解救穷人，就应亲自分担穷人的劳动，把自己的钱分给穷人而不求相应的回报。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即使能够劝说富人采取这种方式帮助穷人，其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富人虽然自以为很了不起，但其人数相对于穷人来说却很少，因而分担他们的劳动只能为他们解除很小的一部分负担。假设所有生产奢侈品的人转而生产必需品，假设这种必要劳动可以适当分配给每一个承担，那么每个人承担的劳动确实会比现在轻；然而，这种分担劳动的方法固然很好，可我想象不出根据何种切实可行的原理能做到这一点。前文已证明，仁爱精神，在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种严格而无私的正义的指引下，若发扬光大的话，将会导致整个人类陷入贫困与苦难的深渊。让我们来推想一下，如果所有者为自己保留一份适当的财产后把其余财产分给穷人而不要求他们用做工来回报，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且不说广泛采用这种作法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带来的懒惰与罪恶，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出产的土地产品，会诱使劳动者过何种奢侈的生活，这些都暂且不谈，还有反对这种作法的另一个理由。
以上所述没有一点贬低仁爱之心的意思。仁爱之心是人类心灵中最高尚、最神圣的品质之一，也许是从自爱之心缓慢而逐渐发育产生出来的，随后成为一项一般法则，其生而有之的作用是帮助克服其生身父母的自爱之心的种种毛病，缓和其乖僻，矫正其暴躁，抚平其皱纹；这似乎就是整个大自然的投影。也许没有一项自然法则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罪恶，至少我认为是这样。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时常看到，大自然的某种慷慨赠予会以另一项一般法则的出现纠正前一种法则造成的不平等。
如果在超越了野蛮状态的每一个社会，都必然存在着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那么很显然，由于劳动是劳动者阶级惟一的财产，因而凡是可能降低这种财产价值的事物，必然也就趋于减少劳动者阶级拥有的财产。穷人谋生的惟一方法是运用自己的体力。体力是穷人能用以换取生活必需品的惟一商品。因而很显然，缩小这种商品的市场，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降低穷人拥有的这一财产的价值，必然会使穷人受害。
仁爱之心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削减自爱之心带来的恶，但不能因仁爱之心而摒弃自爱之心。如果人只有在完全弄清了自己的一种行为，是否比另一种行为更加有利于公共福利之后，才能有所行动，那么最聪明的人也难免茫然不知所措，愚昧无知者则会一个大错接着一个大错地犯。
显而易见，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在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必将分裂为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仁爱取代自爱成为社会的推动力，非但不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反而会使人对这一漂亮字眼感到失望，而且还会使整个社会所感受到现在只是一部分人感受到的困苦。天才人物的全部卓越努力，人类心灵的所有美好而细腻的情感，实际上，文明状态区别于野蛮状态的一切东西，有哪一样不是人赖于现行的财产制度，有哪一样不是脱离了表面狭隘的自爱心呢？现行的财产制度和自爱心是人类得以攀登到目前这一高度的梯子。文明人的本性尚未发生足够大的变化，使我们能保证他现在或将来可以抛开这个梯子而不至于摔下来。
由此可见，葛德文先生并未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原理，据此可以将必要的农业劳动分配给全体劳动者阶级来承担，因此，他这样泛泛地反对雇用穷人干活儿，似乎是指望通过现在的大恶来追求未来可望而不可及的善。因为，如果谁雇用穷人，便会被看作是与穷人为敌，看作是压迫穷人，如果因此而宁愿要守财奴而不要花销者，那么，为了给社会谋利，现在的消费者就应转变为守财奴。假设有10万名雇主，每个雇主雇用10个人，如果他们把钱锁入钱柜，则显而易见，将会有100万各行各业的工人丢掉饭碗。即便是葛德文先生恐怕也不会否认，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这会引发巨大的灾难，因而葛德文先生或许很难证明，这种守财行为要比消费行为更加有利于“使人类处于所应处的状态”中。
我想，我在前面已经证明，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完全是空中阁楼。那么，在政治领域的茫茫大海中，把它当作我们的向导，当作我们的“北斗星”，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理性会告诉我们，往往最后得到的，仅仅是愈刮愈大的逆风，无穷无尽而又毫无结果的苦役，船只经常失事，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实际上我们非但丝毫不会趋近于那种完善的社会形态，而且还会因为白白浪费精力与体力总是遭遇失败，甚至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遇难，显然我们反倒会阻碍那种实际上可以施行的社会改良。
但葛德文先生说，守财奴实际上并没有囤积什么，人们未能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财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前有关财富的定义不适用于说明这一问题。他给财富下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定义，说财富是人类劳动生产的商品，接着指出，守财奴既没有把谷物锁起来，也没有把耕牛、衣服、房屋锁起来，但他却把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锁起来了，这实际上同把这些东西锁起来没有区别。诚然，与同一时代的人会照样使用和消费这些东西，就像他是个乞丐那样，但是，如果他投资开垦更多的土地，饲养更多的耕牛，雇用更多的裁缝，建造更多的房屋，则与其同时代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物品使用和消费。即使暂且假设，守财奴的作法不阻碍真正有用的东西的生产，也会出现这样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即：所有那些失业者将用什么东西来换取社会生产的食物和衣服？
亚当·斯密博士非常正确地指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会由于节俭而变富，由于浪费而变穷，因而每个节俭者都可视为其国家的朋友，每个挥霍者则是其国家的敌人。他给出的理由是：节省的收入总是会用来增加资本，因而这部分收入不会再投入供养非生产性劳动，而会用于供养生产性劳动，即用于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显而易见，没有比这再正确的解释了。乍一看，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讨论的问题与这有点相似，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他认为，浪费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不必赘述，应该加以比较的是贪财者和花钱者。葛德文先生所谓的贪财者同亚当·斯密博士所说的节俭者相比，至少就他们对国家繁荣的影响来说，是迥然不同的。节俭者把收入节省下来，增加资本，是为了赚更多钱，因而他或者亲自运用这种资本来维持生产性劳动，或者借给他人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他由此而使国家受益，因为他增加了国家的总资本，因为财富当作资本使用要比当作收入使用，能调动更多的劳动，而且调动的劳动也更有价值。可是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贪财者却把财富锁在柜子中，无论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都不能调动。这种区别是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如果亚当·斯密博士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就显然是错误的。葛德文先生肯定也会想到，把供养劳动的钱锁起来，会带来某些危害。所以，他能够削弱这种反对论点的惟一方法，便是对照比较这两种人，看哪一种人能使人为平等的幸福状态尽快到来，在葛德文先生看来，我们的两眼应时刻盯着这种平等状态，视其为我们的北斗星。
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看法，现在世界上穷人付出的劳动大大超出实际需要的劳动数量，即使下层阶级一致同意每天工作不超过六七个小时，人类幸福所必需的商品也照样能被生产出来，数量丝毫不会比现在少。但我们却很难想象有谁会遵守这种协议。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有些人必然会比另一些人更贫穷。儿女多的人肯定想多干两小时活儿，以换取较多的生活资料。怎样来阻止他们做这种交易呢？若订立明确的规章来干涉，人类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那就是侵犯人类拥有的最为基本和最为神圣的财产。
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从本质上说有别于世界上迄今所流行的任何社会形态，就像不吃、不睡的生物从本质上说不同于人类那样。即使我们改进当前的社会形态，我们也丝毫不会趋近于葛德文先生描述的那种社会状态，这就好比两个人平行前进，永远不会走到一起那样。所以问题是，假如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当作“北斗星”，那么最后究竟是会促进还是会阻碍人类的不断完善？在我看来，葛德文先生在其《询问者》一书论述贪欲与浪费的那篇文章中已得出了于其观点不利的结论。
所以，除非葛德文先生能提出某种切实可行的方案，这种方案可以使社会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得到平均分配，否则，他对劳动的诅咒，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则已，一旦引起人们的注意，便必将引发更多的恶，而根本不会使我们趋近于那种人为平等的状态。葛德文先生把这种人为的平等状态视若“北斗星”，他认为，我们现在就应把它当作向导，以此决定人类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我要说，航海家若以这样的北斗星为向导，很可能会触礁遇难。
常有人说，虽然不能期望任何事情都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但在眼前竖立起一个尽善尽美的模式，总是有益无害的。这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我甚至怀疑它是否适用于一个很可能会出现的最明显例证。年轻画家临摹完全画好的画儿，是否能像临摹线条较清晰、涂色方法较易辨识的画儿收获那么大，对此我表示怀疑，但是，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模式不同并优于自然存在的模式，我们肯定会朝这种完美模式有所迈进，不过，由于我们的双眼盯着这个无比完美的模式，我们在其他方面的进步很可能会因此而受到阻碍。一种具有高度智慧而无需吃饭、无需睡觉的生物，肯定要比人类完美得多，但人类倘若要模仿这种生物，不仅无论如何也模仿不来，而且还会由于尽力模仿不能仿效的事物，而对其力图改善的那点理智造成损害。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特别是其下层阶级，最能获益地利用财富的方式，也许是改良土地，使本来不值得耕种的土地肥沃而多产。假如葛德文先生运用其雄辩的口才来向那些雇用穷人生产奢侈品的人描述雇用穷人改良土地的价值和效用，那么每一个开明人士肯定都会为他欢呼。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必将有助于改善穷人的境况；如果增加的劳动用于改良土地，则穷人非但不会为八小时的报酬工作十小时，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劳动者以前养活一家老小需要干八小时的活儿，现在只要干六小时就行了。
在《询问者》一书的序言中，葛德文先生的一些言词似乎暗示，自从他撰写《政治正义论》以来，他的观点已有所转变。《政治正义论》是他多年以前的作品，因而我不免想，我所一直不能苟同的那些观点，大概葛德文先生自己也看出有必要加以修正了。不过我认为，在《询问者》一书的某些文章里，葛德文先生的独特思维方式和以前一样刺眼。
生产奢侈品的劳动，虽然有助于分配全国的产品，不会以权力败坏所有者的道德，不会因依附性降低劳动者的人格，但却无助于改善穷人的境况。制造业劳动的大幅度增加，虽然比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更加有助于提高劳动的价格，但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食物数量不可能相应增加，因而穷人得到的利益仅仅是暂时的，因为与劳动的价格相比，食物的价格必然会上涨。关于这一问题，我不能不谈到亚当·斯密博士的《国富论》，假如我与这位政治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分歧，那我实在不胜惶恐。
模式过于完美，有时反倒阻碍改进，而不是促进改进——葛德文先生有关贪欲与浪费的论述——不可能把社会的必要劳动适当地分配给每一个人承担——嘲笑劳动在当前会产生恶，将来也不会带来善——农业劳动总量的增加，对劳动者来说永远都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