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可是所有证据都证明，英国的人口即使有所增加，也是极为缓慢的。在这一问题引起的论战中，普赖斯博士当然要比其对手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更全面，更精确。仅仅由这场论战来判断，我认为应该说，普赖斯博士的观点要比霍莱特博士的观点更真实。事实真相也许在这两种主张之间。我们认为，自革命以来人口的增长同财富的增长相比一直是很缓慢的。
普赖斯博士认为，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这种说法，那么很显然，在其它了方面的财富增加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在不断减少。因为在我看来，一条一般性规律是，如果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有所增加，也就是说，如果不仅资本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者，而且土地也可以养活更多的劳动者，那么很快就会生养出较多的劳动者，即便发生普赖斯博士所列举的那一场场战争也不会有太大影响。所以，如果某一国人口处于停滞状态或不断减少，我们就可以很肯定地说，不论其制造业方面的财富有多大增长，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并没有增加。
很少有人会相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土地产品在不断减少，或处于绝对静止状态。圈占公有地和荒地确实促进了我国食物的增加，但一直有人相信，圈占公有田地常常会产生反作用，以前谷物产量较高的大片土地，转变成牧场后，雇用的人手比圈占前减少了，养活的人口也比以前少了。一条公认的真理是，在肥沃程度相等的情况下，一块土地用于放牧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比它用于种植谷物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要少，假如能确定无疑地说，由于对上等鲜肉的需求不断增加，引起其价格不断上涨，所以每年有更多的良田用于放牧，那就可以肯定，由此而导致的人类生活资料的减少，或许已抵消了圈占荒地和农业的一般改良所带来的收益。
我国的商业，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在上个世纪有了很快发展。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当然也有很大提高。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提高的主要是劳动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土地产品的价值，因而，虽然我国的财富迅速增加，但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增加得很慢，结果是不言自明的。我国财富的不断增加几乎没有或丝毫没有使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得以改善。我认为，他们拥有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不比过去多，却有比革命时期多几倍的穷苦劳动者在制造业中干活儿，拥挤在不通风的、对身体有害的工作间里。
当前鲜肉价格高昂，并非是由于鲜肉稀少，同样以前鲜肉价格低廉并非是由于鲜肉充足，这是毋须赘言的。价格今昔不同，是因为牲畜今昔上市所需的费用不同。不过，一百年前我国家畜的数量也许比现在还多，但毫无疑问，现在上市的优质肉的数量要多于以往任何时候。过去鲜肉价格低廉时，家畜主要是在荒地上饲养的；除了供应某些大市场的肉外，家畜也许还没有上膘就被屠宰了。如今在一些边远的郡出售的小牛肉，价格很低，但与在伦敦购买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称相同外，别无相同之处。从前，鲜肉的价格不够补偿在荒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更不用说补偿在可耕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了，现在的价格则不仅能使在很好的土地上使家畜增膘的费用得到补偿，甚至能补偿在高产田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不同时期屠宰的相同数量的家畜，甚至相同重量的家畜，消费（恕我使用这样的表达方法）的食物数量却是大不相同的。用法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一头膘肥体壮的家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非生产性劳动者，所谓非生产性劳动者就是不为其所消耗的原料增添任何价值的人。与我国土地的一般肥沃程度相比，当前我国饲养家畜的方法较之过去的饲养方法更严重地减少食物数量。
也许从未出现过与我的假设完全相符的情形，但我确信，不用费很大力气便可发现与其相类似的情形。实际上我认为，革命以来的英国就可以作为我的论点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以前的饲养方法能够或者应该继续采用。鲜肉价格的提高，是农业全面进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仍坚持认为，当前对优质鲜肉的大量需求，还有每年用以生产优质鲜肉的良田之多，当今众多的马匹用于娱乐，这些都是致使我国的粮食数量不能随土地肥力的提高而增加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改变一下风俗将会对我国的粮食数量产生影响，进而还会影响到我国的人口数量。
另一些人或许会说，该国资本的增加会使国有能力进口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它雇用的人。像荷兰那样的小国，若拥有强大的海军，内陆交通运输发达，确实可以进口和销售大量的食物；但是在这些方面条件较差的大国只有在食物价格非常高的情况下，进口和销售食物才能有利可图。
大量肥沃的土地用于放牧，农具不断得到改进，大农场日趋增加，特别是全国各地小农的数量不断减少，这一切都表明，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很可能不如革命时期那样多。因此，增加的人口肯定绝大多数都被吸收到制造业中了，而制造业是否需要更多的人物，仅仅是取决于时尚的变幻无常，例如过去人们喜欢丝绸，现在则喜欢鞋带和暗扣。这些再加上行会和教区法对市场的限制，经常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靠救济为生。其实，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就能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得到增加。就此而言，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制造厂内干活儿，他们无论是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倍受摧残，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对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没有丝毫帮助。
问题是，由此而增加的财富对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是否有帮助。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是，在食物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价格的普遍提高，只能是名义上的提高，因为食物价格必然也会很快随之相应提高。所以，我们所假设的劳动价格的提高，将几乎不会或根本不会使穷苦劳动者获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在这方面，他们的处境将几乎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处境会更糟。更多的穷苦劳动者将投入到制造业中工作，因而农业部门的劳动者将减少。我认为，大家都会承认，职业的这种变换对于身体的健康极为不利，而健康对于人类的幸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此外，由于人的爱好变化无常，由于战争的爆发或其它原因，制造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相比更加不稳定。有人或许会说，我所假设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食物价格一旦上涨，一部分增加的资本会立即流入农业部门。但这是极其缓慢的，因为劳动价格的上涨先于粮食价格，这会阻碍土地产品价值的上涨对农业产生有利的影响。
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次增长，并不意味着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利的影响。把这一论点应用于中国，会得到很清楚的说明。
且举一个例子来阐明我的意思。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给国民财富所下的定义，一国的财富是由该国的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构成的。显而易见，根据这一定义，财富不仅包括土地产品，而且还包括制造品。现假设某一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把每年节省的年收入仅仅添加入制造业资本中，而不增加用于土地的资本，那么很显然，根据上述定义，虽然该国也会变得更富，但它没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劳动者，因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丝毫没有增加。尽管如此，每个制造业者却有能力，或至少自认为有能力扩充其原有的营业资本，或增添新业务，因此而引发的劳动需求必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是，如果该国食物的年储存量没有增加的话，劳动价格的上涨很快就会变成仅仅是名义上涨，因为食物的价格必然也会随之上涨。诚然，对制造业劳动者的需求增加，会诱使许多人脱离农业，从而会减少土地的年产品，但是，我们假设，农具的改进将完全抵消这种结果，从而食物产量将保持不变。当然制造业使用的机器也会得到改进，这一因素，加上制造业雇用的工人增加，会使该国劳动的年产品总体上大大增加。因而，根据上述亚当·斯密给财富下的定义，该国的财富每年会不断增长，而且还能保持很快的增长的速度。
亚当·斯密博士指出，中国也许很久以前就已经富裕到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的程度，如果改进法律和制度，如果重视对外贸易，中国也许会更加富裕。但问题是，财富的这种增长是否会使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增长，从而也能使中国的下层人民过较富裕的生活？
穷苦劳动者的安乐由供养劳动的基金的增加决定，并完全与这种基金的增加速度成比例，这一点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或者说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增加引起的对劳动的需求，会在市场上引起竞争，从而必然提高劳动的价值。在生育扶养出所需的追加工人之前，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了，而分享这种基金的人数却保持不变，因而每个劳动者的生活将较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引起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固然，这种剩余资本或收入，总是会被占有这种剩余的人看作是追加的基金，可用来供养更多的劳动者；但是，除非增加的全部资本或至少其中的绝大部分，能转变为在数量上与此成比例的食物，否则，增加的收入就不会成为可用以供养追加劳动者的真正有效的基金。而如果收入的增加仅仅是由劳动产品的增加造成的，不是土地产品的增加造成的，增加的收入就不会转变为食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数与土地所能供养的工人人数然就是不同的。
显而易见，如果中国非常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则由于劳力充裕和劳动价格低廉，中国可以制造出大量产品以供出口。同样明显的是，由于其所需的食物数额巨大，由于其领土面积大得惊人，中国无论进口多少食物，其每年的食物总量也不会有明显的增加。因此，中国主要会用其巨大数量的制造品与世界各国交换奢侈品。当前在食物生产方面，中国似乎未节省任何劳动。相对于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力来说，中国的人口过于稠密了，劳力非常充裕，也就无需费力节省劳动。由此产生的结果也许是，土地在其能力所及的最高食物产量内产生。节省劳动力的方法虽然说也许会使农民能向市场供应一定数量价格较低的食物，但却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总产品，因而在农业中，节省劳动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更应当看作是有利于私人，而不是对公众有利。
据亚当·斯密博士公开宣称，他是为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而写《国富论》的。不过，与此同时，他间或还进行了另一种也许更为有趣的研究，我指的是他有时还研究影响国民幸福或下层阶级幸福与安乐的种种因素，下层阶级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人数最为众多的阶级。这两个问题无疑是紧密相关的，一般说来，有助于增加一国财富的因素，也有助于增加下层阶级的幸福。但是，亚当·斯密博士也许把这两者的关系设想得过于紧密了；至少他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些情况，即有时社会财富（就他给财富下的定义而言）的增加，丝毫不能增加劳动阶级的幸福。我并不想从哲学角度考察构成人类幸福的各种要素，而只想考察其中两个大家公认的要素，即健康和对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支配权。
中国若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来为出口制造产品，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力，致使上述状态发生变化，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减少国家的总产量。制造业对劳力需求的增加，必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由于食物数量没有增加，因而食物价格会以相同的幅度上涨，而如果食物数量实际减少，食物价格上涨的幅度甚至可能会超过劳动价格上涨的幅度。中国的财富显然会增加，其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也会逐年提高，然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将保持不变，甚或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从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说，穷人的状况会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脱离了有益于健康的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
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导致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在某些情况下，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境况——英国财富的增加，并未相应增加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在中国，即使制造业使财富增加，穷人的境况也并未得到改善。
上述论点应用于中国之所以会显得更加清晰明了，是因为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早已取得了大家的共识。就任何其他国家来说，若任取两个时期作对比，哪个时期财富的增长较快，总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观点，穷人的生活境况正是由财富的增长速度决定的。不过显而易见，两个国家的年土地产品和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是可以按完全相同的速度增加的，然而如果一国以农业为主，另一国主要从事制造业，那么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财富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所发生的效用，将会是迥然不同的。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穷人会过上很富裕的生活，人口能够迅速增长。在主要从事商业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利益相对来说则少得可怜，因而人口的增长也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