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独生子女政策的终止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站的迅速发展，各种批评计划生育的文章频繁出现在各类社交媒体上。我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政策建议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我和我的合作者黄文政、李建新，出版了《中国人可以多生！》，这是当时中国大陆出版的直接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存在不合理性的第一本书（Liang et.al，2012）。2014年以后，主流媒体和学术界大多已经改变了过去认为人口多的惯性思维，赞同应该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社会各界的呼吁促使中国政府于2015年，停止了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政策。
200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发布，提出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到“十一五”期末，全国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3.6亿人以内；到2020年，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4.5亿人左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文件强调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
2015年10月29日发布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2003年12月10日，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提道：“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2004年3月10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未来几十年人口总量仍将持续增加，劳动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提高人口素质的任务十分艰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石油严重短缺。”
201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强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有利于更好地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用法治的思维、创新的精神和务实的作风，不断探索新形势下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使计划生育成为惠及亿万家庭的甜蜜事业。”
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公布，并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尽管2000年人口普查中抽样调查的原始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23的超低水平，但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严重为由，把大幅调高后的生育率1.8作为人口政策的基本依据。
这是长期以来，中央纲领性文件有关人口政策的表述中，第一次把“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而非“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置于段落之首。这种顺序的调换表明，人口的均衡发展才是人口政策的目标，而计划生育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
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计划生育工作更趋严厉，要求一把手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不仅要亲自抓，而且要负总责。1990～1999年，中国年出生人口急剧萎缩40%以上。2002年3月10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成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各种纲领性文件已经摒弃“人口多、底子薄”等隐含人口控制思想的各种表述，即不再狭隘地看待人口与土地、资源、环境、经济的关系，这与过去30多年来的政策性文件形成鲜明反差。
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但在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下，生育率并未延续之前的下降趋势，而是出现反弹并在20世纪80年代徘徊在更替水平以上，这背后是平均生育年龄的大幅提前。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严厉政策的恐慌引发不少年轻女性抢生。实际上，当年人口学界确实有人提议在20年内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人口进入负增长，建议每隔5年实行一个“无婴年”。
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该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是，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将达到14.5亿人左右。此前的人口规划只是给出人口总量不得逾越的控制目标，而这次规划则是确定人口总量要达到的预期目标。上述差异反映了决策者已经否定了人口越少越好的思路，而且认为目前生育率过低，需要提升。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确保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决心。
1978年，导弹专家宋健在欧洲接受人口控制论后回国，与一些理工学者进行人口预测并提出“一胎化”方案。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等人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该报告声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引起震动。时任总理华国锋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确定了“一胎化”基调。该政策最终稳定下来的规定是，除部分少数民族外，城镇家庭普遍只可以生育一个孩子，而在大部分省区，农村家庭在第一个孩子为女孩时可生育二孩。
新一代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中国众多人口的优势，并表达对低生育率的担忧。比如，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开幕。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辞中强调：“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这个表述，明确把老龄化和人口增长率下降看成各国经济社会的压力，这反映了对低生育率各种后果的忧虑。又如，2017年3月25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致辞说：“尽管面对国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等困难和挑战，但中国发展回旋余地大，特别是我们有13亿多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众多，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这些表述反映了人口观念的逐步转变。
1971年7月8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之后的政策体现为“晚稀少”，即提倡晚婚晚育，拉长生育间隔，只生两个孩子。1971～1979年，中国生育率从5.81直线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的2.75，但之后中国的生育政策并未放松，而是转变为更加严厉的“一胎化”。
低生育率陷阱
由于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中国人口太多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加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特别能生孩子。但实际上，所有留存下来的民族都拥有顽强的生育文化。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不同部落融合汇聚才成就了统一的华夏民族，之后社会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农业发达，这些都是促进繁衍生息和人口增长的有利因素。在过去两千多年中，除战乱时代外，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通常都在20%以上。
自1949～1954年，在毛泽东的人口观和保护妇女健康的宗旨下，生育政策体现在对节育进行限制，包括严格限制机关部队妇女堕胎，严格限定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的条件，要求节育药具销售报备，禁止生产和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1953年年底，刘少奇主持召开座谈会，明确节育的方针，放松之前限制节育的措施。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曾主张提倡节育，但在1958年则提倡破除“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的迷信，指出“人口十亿也不怕”，节育活动中止。到1962年，在周恩来的再次倡导下，节育活动再度兴起；20世纪60年代城市出生率有所降低，但农村仍然维持着高出生率。
近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1820年的36.6%，降到1900年的25.6%，再降到1950年的21.8%。这期间，中国战乱频发、内忧外患，与其他国家相比，当时的整体环境显然不利于休养生息。而西方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大幅降低了死亡率，导致人口增长远快于其他地区，这一趋势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才得以逆转；1820～1900年，再到1950年，欧洲裔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2.6%升至33%，再降至29.6%；欧洲裔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一度达到33.9%，如果再包括拉丁美洲则达到38.4%。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把中国发生革命归因于人口太多难以养活，对此毛泽东驳斥道：“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倡导解放生产关系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解决“人口问题”。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面临供应配给压力时，庞大的人口规模很容易被当成发展的负担而非优势。随着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演变，中国的人口思想和政策也在不断改变。
很多人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生育太多导致人口增长过快。但实际上，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950年、1980年、2015年分别为21.8%、22.1%、18.7%。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所占比例仅上升0.3个百分点，而从1980年到2015年则下降了3.4个百分点；后30多年下降速度是前30年上升速度的10倍。此外，前30年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只是快于曾经历人口暴涨的美国、日本和东欧国家，却远远慢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况且，前30年微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40岁左右增长到66岁。实际上，虽然中国2015年的13.75亿人是1950年5.52亿的2.49倍，但2015年出生的1655万人要远远低于1950～1954年平均每年出生的2100多万人。如果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一直维持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中国现在的总人口甚至可能低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水平。
1.生育政策的历史变迁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年出生人口整体大幅萎缩。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3%。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30岁的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避免出生人口的断崖式坠落。
生育政策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移民对于改善人口结构的效果相对有限。人口结构的改善根本上还是要靠提高生育率。
衡量生育水平的一个最重要指标是总和生育率，即各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可通俗理解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见图10-11）。总和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大致持平。如果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约为2.05。由于中国的出生男女比例和女孩的死亡率都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更替水平要更高。根据近年数据估算，中国的更替水平应在2.2左右，即每个家庭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保持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相比不衰减。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鼓励高技能移民迁入，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城市中，也非常欢迎外地的高技能人才入住。因为高技能移民的迁入，不仅可以增加雇用他们企业的竞争力，而且可以缓解贫富差距。中国要创新发展，尤其是成为创新中心，需要开放的土壤，要把人放在第一位，使其不仅愿意来工作，更愿意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后代。移民普遍比本土人更愿意冒险，更勤劳，更具创新力。引进外国高层次人才可以在我国科研、教育、产业创新等各个领域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促进国际化。
然而，中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以下简称“《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迫使一些海外华人失去中国国籍。该法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对此，全国政协常委李崴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认为：该条款损害民族凝聚力。很多人取得外国国籍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考虑。如果在取得外国国籍后能保持中国国籍，海外华人更能维持与中国的情感纽带和对中国的认同，并能将其延续到后代。大部分国家并不要求入籍移民放弃原国籍，保留中国国籍也可以让海外华人名正言顺地为中国争取利益。此外，该条款也不利于人才引进。在出国留学并在海外长期工作的人中，不少是中国建设急需的人才。其中取得外国国籍而丧失中国国籍者，无法方便地回流国内；即使回国工作，也多有候鸟心态，少有真正将家安于国内做长久打算的。因此，李崴建议修改《国籍法》，并规定：本人、配偶、父母、祖父母曾拥有中国国籍者可自动获得中国国籍。除非本人正式宣布放弃，否则中国国籍永远有效。
图10-111950～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
中国人不仅仅指在中国定居的人，也包括居住在海外的华人。长期以来，海外华人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他们广泛传播中国文化，扩大了中国国际影响力，并强化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关头，海外华人更为祖国立下了不朽功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海外华人在资金、市场、人才、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巨大贡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生育率趋势，2010年。
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社会普遍视人口为负担而非贡献者。但无论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力竞争还是文化传承来看，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对其拥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人民。各种证据显示，中国早已进入超低生育率阶段，未来人口的极度老龄化和急剧萎缩，将是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根据各国经验，适度引进移民有助于缓解人口危机。当然，吸引海外华裔回国定居远比让其他族裔流入更为合理。
中国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是多少？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大约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尽管抽样调查可能低估实际生育率，但由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可验证，2001～2010年的10年中，抽样调查的低估幅度从未超过10%。2010～2015年，国家统计局各年的抽样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7、1.05，平均不到1.20。即便这6年抽样调查对总和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总和生育率平均也不到1.4。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两代人将减少超过60%。
中国目前的移民迁入有相当一部分为海外移民回流，但条件极其严格，根据公安部和外交部2004年联合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对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外国人设置了高门槛。
不少人看到身边的孩子有兄弟姐妹，会觉得生育率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低。但实际上，直觉往往会误导人们极大地高估生育率。假想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是2，再考虑1/8不孕不育的比例，平均生育孩子数只有1.75，远低于更替水平。但在此情况下，每6个孩子中，来自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分别是1个、2个、3个。在这个假想的情形下，独生子女仅占全社会孩子的1/6，来自三孩家庭的孩子却占到一半，给人的感觉生育率很高，人口会膨胀，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75。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减少20.5%。
中国有大量人口移居国外，却很少有外国人移居中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外国人要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非常困难。198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把外国人在华居留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类。公开资料显示，1985～2004年，中国共授予3000多名外国人在华定居的权利，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却只有50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永久居留权放宽门槛的进度才大幅加快。2004年，中国出台法规，首次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施永久居留证制度，也被人们称为“中国绿卡”。但这个制度还是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统计数据显示，自实行“绿卡”制度以来，中国“绿卡”年均发放量仅有248张，而这一时期入境的外国人多达2700万。而美国过去5年就发放了525万张“永久居民卡”（绿卡），年均超过100万。据印度政府统计，到2012年已有1187万海外印度人持有“印度裔卡”，到2013年印度已发放137万张“海外印度公民卡”，两者合计超过1300万。
有人看到很多“超生”的孩子，就觉得中国生育率仍然很高，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甚至一些人口学家也被这种错误蒙蔽，觉得调查出来的生育率与直观感受不符。但如上所述，即便很少的孩子是独生子女，一半孩子来自三孩家庭，生育率仍远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规模最终会持续衰减。实际上，当人们感觉来自三孩、四孩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刚处于更替水平；当人们感觉来自二孩家庭的孩子很多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当人们感觉到处都是独生子女时，生育率则处于极低水平了。因此，需要很多三孩、四孩，甚至五孩、六孩才能弥补一些人的不婚、不孕、不育和很多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所造成的亏缺。
移民政策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论述了移民政策是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国家都把移民作为吸引人才、增加创新活力的重要手段。从2000～2013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了超过50%。截至2013年，中国的海外移民存量已达933.4万人，成为全球第四大移民输出国。根据2015年中国国际移民年度报告，目前全世界有6000万海外华人。
这也意味着，全面二孩政策远不足以维持人口的正常更替。由于总有部分人不愿或无法生育，或只想生育一个孩子，少数人生育大量孩子对维持民族可持续繁衍至关重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意愿生育孩子数可能会呈现出类似如下的分布：6、3、2、2、1、1、0。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够成功实现自己的意愿，那么7个家庭将生育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达到更替水平。但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数量最多为2、2、2、2、1、1、0。这样，7个家庭总共才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就算出生男女性别比趋于正常致使更替水平降至2.15，1.43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代人减少33.5%，每两代人减少55.8%。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这个水平且人均寿命基本稳定，那么总人口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衰减。
我们认为，缩短中学学制的改革还是相对容易的。只要取消中考、淡化高考，把19～20岁时大学毕业后的能力考试或者之后的研究生学历，作为年轻人求职就业的能力依据，就能大幅度提高基础教育的效率，为中国的创新和创业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能够缓解少子化的人口危机。
直观高估生育率也许还有心理上的因素。在城市的一胎化政策下，人们倾向于把只生一个孩子当成常态，看到两个孩子的家庭会觉得不正常，看到三个孩子的家庭甚至会诧异。这种潜意识反应可能会强化多孩家庭对生育状态判断的心理冲击。虽然中国农村的独生子女也都比西方普遍，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国的生育率不低。
早毕业对于高学历女性的好处更多，因为她们原本面临生育和事业的双重时间挤压。对于高学历女性来说，大多会在学业完成后再考虑结婚生子。如果学业完成到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期，那么在原有的方案下，一名女性从22岁大学毕业、24岁硕士毕业到35岁，期间只有11～13年的黄金生育期。如果提前两年上大学，那么一个20岁大学毕业、22岁硕士毕业的女性，就有13～15年的黄金生育期。所以，在新方案实施的情况下，生育率有可能提升10%～20%。现在中国城市里高学历女性的生育率还不到1，未来面临比日本还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缩短中学教育也是缓解人口危机的良方。
在历史上，中国人并不比世界其他民族更能生孩子，而近几十年的生育水平更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实际上，中国所处的东亚文化圈目前就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根据世界银行和台湾地区2014年的数据，东亚各地的生育率分别是：朝鲜1.98、越南1.96、泰国1.51、日本1.42、韩国1.21、新加坡1.25、中国香港地区1.23、中国台湾地区1.07、中国澳门地区1.24。与此对应，法国1.99、英国1.83、美国1.86、俄罗斯1.70、德国1.39。
创业如此，创新也是如此，科学家最具创造力的年龄也是在35岁之前，大部分诺贝尔奖得主的科研成果都是他们35岁以前就形成的。现在的知识大厦越建越高，要做科研创新，博士（甚至博士后）成了标配。如果把博士毕业到35岁之间的年龄段视为创造力的黄金期，那么一个22岁念完大学、27岁念完博士的人只有8年的黄金创新期，而一个20岁念完大学、25岁念完博士的人则有10年的黄金创新期，整整多出了25%。
这表明，东亚各地的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以下，其中华人社会垫底。通常来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但与中国文化较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泰国、越南，其生育率却分别低于俄罗斯、法国。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华人社会的生育率都在1.0～1.3，比日本、韩国更低。此外，在有海外华人的国家，华人生育率也普遍低于主流民族。比如，即使排除教育水平的差异，美国的华人生育率也显著低于白人。
对于创业来说，早毕业的优势也很大。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35岁前是最佳的创业期。携程旅行网创立之初，几个合伙人也都是30岁刚出头的年纪。所以，如果22岁毕业，那么黄金创业期只有13年（=35-22）。如果20岁毕业，那么黄金创业期就多了两年，达到了15年，相比原有方案的增幅超过了15%。
为何东亚文化圈的生育率现在全球垫底呢？主要原因可能是，东亚比较注重孩子的教育，这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情感负担，既增加孩子的学业压力，又使父母无力养育更多孩子。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有些人宁愿不要孩子。此外，西方国家近年生育率没有太低可能与非婚孩子比例的增加也有关系。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年的数据，美国、法国的非婚出生的孩子分别从1980年的18.4%、11.4%增加到2008年的40.6%、52.6%，英国则从1980年的1.5%增加到2006年的43.7%。在这些国家中，很多女性没有结婚却有自己的孩子。这在东亚则非常罕见，比如2006年日本非婚出生孩子的比例仅为2.1%。
对于一般白领来说，刚毕业的大学生起薪是比较低的。随着能力的提升，其工资会在40岁以前有较快速度的增长，40岁以后会趋于平缓，50岁以后的增速会远低于平均水平。40岁以前的增长速度往往远超平均水平，我们假设年增长速度是10%，那么早两年完成学业，就意味着多涨了两年工资，跟年龄相同但晚两年毕业的人相比，工资就要多出21%。这种优势，在三四十岁尤其明显，因为企业内部很多中高层职位的晋升，会优先考虑年龄在三四十岁的干部，早工作两年的人对于晋升中高层有着很大的年龄优势。
中国未来人口趋势
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因素是生育水平。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生育率较高，中国人口结构是老人和小孩少，中年人多。虽然现在每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很少，却依然多于走入生命终点的老人，所以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可以预料，中国人口将在10年之内步入负增长，然后不断加速萎缩。从长期来看，就算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可以把生育率长期维持在比2000～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年均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人，而届时年死亡人数将达约2300万，这意味着，中国每年将减少约1500万人。除非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否则人口的快速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
实际上，在人的整个职场生涯中，20岁出头的年龄正是智力、体能乃至创业欲望都处于巅峰的“黄金时间”。如果能够增添两年的“黄金时间”，其对人生产生的价值可能远超5%，甚至直接改变整个人生行进的方向。
这种变化从世界视角来看更让人触目惊心。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到2015年还占世界人口的18.7%，但每年新生儿不到世界新生儿的12%。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届时世界人口的5%。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新生儿的比例可能跌破3%。
有人觉得，多工作两年，只不过是在60岁退休前多了两年的工资，相对于大多数人一生中平均40年左右的工作时间，似乎仅仅多了两年时间，增幅只有区区5%。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仅仅比较了工作年限的“数量”，却忽略了不同年龄段所具有的“质量”。提前两年踏上工作岗位，其实际效果绝不是延迟两年退休可以比拟的。
由于联合国人口署长期严重高估中国人口，这种偏差并没有普遍出现在对其他国家人口的预测上。因此，我们对其他国家的未来人口采用联合国所做的预测，而对中国未来人口采用我们基于中国生育走势判断所做的预测。在我们的预测中，假设中国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而且生育率在经历堆积反弹后，恢复到比过去10年实际生育率高出25%的水平，之后的生育率将随经济社会发展遵循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轨迹演化。
还有人担心，20岁就本科毕业了是不是太早了。我们觉得这正是整个改革方案的优点。根据现代经济和就业的特点，大学本科主要是掌握学习方法的通识教育，真正的技能要在工作中和研究生阶段学到。让大学生早点学会基本的学习方法，进入社会，对于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新都是有帮助的。现在创新和创业的难度越来越高，既要有30岁才能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组织管理技能，又要有20多岁人的冒险精神和身体，如果中国的年轻人能够每人减少两年为高考而学习的时间，中国人力资源的供给将得到巨大提升，说不定也会有更多中国式的扎克伯格涌现出来。
除了未来数量急剧萎缩，中国人口趋势的另一个表现是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即总人口中少儿比例大幅下降和老人比例大幅上升。从人口统计来看，可把0～14岁占人口的比例称为少子化程度，比例越低少子化越严重；把60岁以上占人口的比例称为老龄化程度，比例越高老龄化越严重。从1982年到2000年，再到2015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3.6%，降到22.9%，再降到16.5%，而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则从7.63%，升到10.5%，再升到16.1%。
放眼世界，回顾历史，会发现16岁开始大学学习在历史上其实很普遍，我30年前就读于复旦大学期间，很多同学就只有十六七岁，因为当时很多农村孩子4岁就已经上学，现在有些国家比如荷兰等，也是4岁就可以上小学。美国的高中生虽然还是18岁毕业，但是因为没有像中国这般严苛的中考和高考，学生的课业压力相对较低，所以他们可以利用中学时间参与有兴趣的课外活动，比如计算机编程。还有很多人在中学期间就选修了大学的课程，比如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正因为如此，诸如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之类的IT领袖，可以在大学尚未毕业时就开始创业，前提就是他们在中学期间已经完成了很多大学课程，还有大量时间从事电脑编程等课外活动。可见，只要教育方法得当且教育效率提升，16岁就开始大学学习完全可行。
少儿比例降低和老人比例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预期寿命延长，二是长期低生育率。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数据2015年版，在所列的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预期寿命排在第71位，仅属中上水平，但少子化程度和老龄化程度分别排在第45位和第65位，都高于预期寿命的位次。这说明，与其他国家相比，导致中国如此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而非寿命延长。
总之，相比30年前的学习情况，现在的学生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能遇到更专业的老师，并且可以借助互联网等更先进的教学工具。然而安排他们在18岁前学习的内容，相对于30年前却没什么进步。各行各业的效率都在过去30年里突飞猛进，唯独教育系统的效率却下降了。归根结底，现有的中考和高考制度，限定了学生15岁前必须学这些东西，到了18岁之前还是必须学这些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人口展望数据对其他国家估算相对准确，却一直严重高估中国的生育水平。该报告2015年版本列出的中国2015年的0～1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为17.23%，高于中国官方的16.5%；其所列的中国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为15.2%，低于中国官方的16.1%。如果将中国官方数据与该报告2015年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中国的少子化程度将排在第38位，而老龄化程度则会排在第62位，中国在这两个指标上的位次更是超出中国预期寿命的位次。
或许有人会问，中学从六年变成四年，学生能够掌握这些学习内容吗？当然可以。现在中学里面的初三和高三，基本都用来复习考试，所以仅仅取消中考和简化高考，就能省下很多时间。很多学科比如物理、化学，往往是初中为了中考学一遍，高中为了高考再学一遍。另外，现在很多课程如历史、地理等的内容不必再依赖死记硬背，因为大量知识可以轻易地从网络上检索到，从而可以大幅度提高学习效率。
中国2015年0～1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为16.5%，不仅远远低于世界的26.07%、印度的28.79%，也要低于美国的18.95%、法国的18.48%和英国的17.77%；中国2015年60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为16.1%，也大大高于世界的12.26%。中国目前属于中高收入国家，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中高收入国家在2015年0～14岁和60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5.64%和10.94%，少子化程度和老龄化程度都要远低于中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如此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还仅仅只是开始，未来会进一步大幅加深。可以预料，未来中国0～14岁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会继续走低至10%以下，而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会直线上升到接近40%的水平。中国将成为全球少子化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此外，通过简单的时间调整，会从根本上改变大家对名校的追求。因为大学本科毕业的人只有20岁，硕士生是23岁，所以大公司主要会招硕士生。这样学生就有两次进入名校的机会，可以大幅度减轻高考一考定终生的压力。更进一步看，年轻人所获得的还不只是两次机会，因为研究生考试不同于高考，本科生已经具备了工作和养活自己的能力，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多次参加考试。此外，如果考得好的话，很多企业也可以把好成绩作为招工的依据，而不是一定要靠本科名校。另外，把重要的考试放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进行统考，可以顺利对接现有研究生考试的自主招生模式。
中国人口正在接近峰值，而人口数量在峰值前后的十几年上升和下降得都非常缓慢，让一般人很难认识到长期低生育率所意味的雪崩式衰减。简单来说，如果预期寿命基本稳定，人口的变化基本可以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某种平均生育率来决定；人口是增长还是萎缩取决于这个平均生育率是高于还是低于更替水平。正是在这种人口惯性下，虽然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超过20年，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生育率较高，这种平均生育率目前还是高于更替水平，所以总人口依然在增长，让一般人感受不到低生育率的长远影响。
如果自主招生不能实行，缩短学制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比如取消中考，就解决了户籍改革的一些障碍，也很容易把义务教育的范围从原先的9年制，调整为涵盖全部中小学阶段的10年义务教育制。另外，与国际比较，中国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普遍比美国的高中生学得多、成绩好，程度几乎高了两年。但是到了大学毕业阶段，这种优势往往就没有了。原因是中学尤其是高中阶段有两年完全是为了考试，不学新东西，反而一旦进了大学，就完全放松，学习努力程度远不如美国的大学生。缩短中学教育，可以适当减少人文科学的学习和浓缩自然科学的课程（因为有些知识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获取），高考科目也可适当简化。把另一项重要考试放在大学本科毕业以后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国的GRE）中，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与国际接轨。
等到高生育率时出生的人口走到生命终点后，人口数量的变化将由低生育主导，其衰减速度将触目惊心。比如，生育率维持在1.5，这意味着年出生人口每一代人将萎缩28.5%，每两代人将萎缩49%。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5，这不仅是出生人口的萎缩速度，也是总人口的萎缩速度，即每五六十年的时间里，总人口将减半。在这种生育率下，如果中国人口在2100年是6亿，那么到2150年将萎缩到3亿，到2200年将降到一亿多（见图10-12）。
2.缩短学制
另一种担心是腐败。大学自主招生后，当然会存在极个别的开后门和腐败等问题。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大学都实行了自主招生，中国就会特别差吗？一些管理差的大学，还是可以用简单的统考分数来录取学生的。大多数管理到位的大学则可以有更加灵活的招生制度。就像企业招人一样，任何大学出于自身竞争力和声誉考虑，都会很有动力建立一个公平和有效的高考制度。自主招生后，一个学生可能在一所学校受到不公的待遇，但是不可能在多所学校受到不公的待遇。在现在这种一考定终身的制度下，如果一个人高考作文审题错误，就会贻误终身，这样公平吗？招生多元化可以提升优质学生筛选的整体公平性和可靠性。
图10-121950～2150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预测
从长远来说，即使中国的富豪家庭通过捐钱来获得一些名校资源，这一定是坏事吗？如果一个富人学生能够给学校捐钱提供100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奖学金，那么学校不是可以办得更好，可以录取更多的贫困学生吗？很多富豪现在乐于给美国名校捐钱。实行自主招生后，如果有更多的富豪愿意把小孩留在中国上学，那便是教育改革的巨大成功，但是至少在5～10年里，即便是教育改革立即实行，中国大学的竞争力不可能提高得这么快，也难以吸引富豪家庭的学生回流。
资料来源：基于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和中国统计年鉴预测。
美国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实行自主招生，美国的名校也会照顾一些特别富裕的家庭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会捐钱给学校。这从表面上看好像不公平。但是，在中国对于富人会占更多的名校资源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条件的富裕家庭可以把小孩送到国外留学。我们这里说的富裕家庭绝对不只是富豪，甚至还包括中产阶级。据统计，大城市里已经有20%的家庭，把小孩送到了国外上学。能够通过捐钱而取得名校资源的，都是金字塔里顶尖的人群，这些家庭短期不会考虑中国的名校。
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从宏观上看，中国人口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并最终将生育率稳步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中国应尽量在人口规模上保持优势，确保中华民族拥有能够取得并维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的人口基数，最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从微观上看，应该把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础。具体措施应该是，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为此，关于未来人口政策的建议如下。
当然，有人会担心自主招生会让教育不平等现象加剧。自主招生后，农村或者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名牌大学录取竞争中，更加处于劣势吗？这种担心听起来有道理，但经不起数据的考验。事实上，近几年，农村学生的名校录取率一直在下降，已经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这一点不奇怪，富裕家庭可以让小孩上各种补习班来提高考试分数。从世界范围来看，自主招生后，学校从多元化等方面进行考虑，反而对劣势家庭会有一定的照顾。美国的名校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小孩的录取分数线会远低于其平均分数线。所以，从世界经验来看，自主招生后反而可能缓解教育的不平等现象。此外，政府还可以要求名牌大学录取一定比例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如说20%。这比现在用一个一刀切的公式来定录取标准要好得多。如果实行自主招生，现有的地区歧视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很可能缓解收入不平等造成的教育不平等现象。
（1）全面放开生育，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生育审批制度。
现在中国教育被一刀切的统考统招制度绑架，自主招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还是统一考试，但是各个学校和专业可以有多元化的录取标准。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在某一方面有天才的学生只为高考内容而学习，从而让其天赋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生育权是公民基本人权之一，生育权应该属于家庭。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自主生育几乎都是常态。全国人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明示：“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规定：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并为此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公民依法行使生育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该文件表明，自主生育是国家承认的基本权利。
1.自主招生
（2）对养育家庭给予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也可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2）缩短学制：取消中考，将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合并，并且缩短为中学四年。大学和研究生也可适当加速。
对养育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接受免费的公立义务教育，相当于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用于支持社会养老的社保等税金，则相当于这个家庭未来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补偿。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因此，相对于个人收入，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从政府获得了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15%来支持社会养老体系。从公平角度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所以，从公平角度看，应该补偿多孩家庭。
（1）自主招生：本科全国统一考试，各校自主招生。
生育补贴是发达国家普遍执行的一项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如果要取得效果，需要耗费巨大的政府财政预算（5%），幸好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政府的财力还相对充裕。完全有能力实行大力度的生育财政补贴。如果现在还不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等到再过10年，中国经济放缓，养老负担加重，政府财力就会捉襟见肘，鼓励生育就可能力不从心了。
而在研究人口问题的过程中，教育也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领域。理顺了教育制度，就可以更好地释放中国的人口优势。有鉴于此，根据全球各国的教育制度和未来就业市场对人才的要求，我们建议推进如下教育制度改革：
（3）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
一方面，很多人都认为现有的教育制度存在问题，无数家长在呼吁“减负”；另一方面，那些高呼“减负”的家长，往往还是怕输在起跑线上，为此热衷于将孩子送往各类收费不菲的培训班。至于以上矛盾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关键词——高考。目前整个社会都对高考制度表现出极度无奈，管理者不知从何改起，彻底取消又怕滋生腐败，导致更加不公平。
大量年轻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特别是在很多大城市中，外地户籍就业者已经占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只是根据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导致非户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学困难。重物轻人的城市化，更让许多农村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虽然很多外地户籍的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和缴税，但他们的孩子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福利。其后果是，不少到了结婚生子年龄的年轻人，面临着要么离开城市，要么让孩子回乡成为留守儿童的两难选择。不少人也被迫推迟生育计划，甚至放弃养育小孩。
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说过，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教育方式对创新可以产生影响。日本和韩国也有与中国类似的应试教育制度，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并没有阻止它们成为创新大国。当然，这种低效的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的确有着效率提升的巨大空间。尤其是在中学阶段，学生花费大量时间搞题海战术却仅为应付升学考试，往往形成巨大的浪费。
实际上，城市完全有能力为此提供足够的看护和教育孩子的资源。此外，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中国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严重不足。可以设想，如果农村的留守儿童，能够转移到城市的学校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些孩子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财富。为此，我们建议，看护和教育资源应按维持常住人口更替水平的孩子数量来规划和配置。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全国性城市。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的集中地，在这些城市产生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更能体现出中国科技发展的人口规模优势。但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在阻止这些匹配，让很多科技创新的机会消弭于无形，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最有创造力和活力的部分，对中国经济提升将是极其不利的。就像我们不应刻意阻止年轻人创业一样，也不应阻止年轻人去大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升级的挑战，尤其需要创新来推动，而大城市则是最具有创新经济的引擎。现在中国几乎各个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找不到很好的投资方向。对三、四线城市的投资收益已经越来越低，唯有对一、二线城市的投资还有比较高的回报率，所以这些城市的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拉动内需和消化产能的良药。
研究显示，对社会来说，学前教育具有极高的回报价值。但我国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整体上数量远远不够，这甚至也造成本地户籍家长看护孩子的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如果政府暂时无法做到这一点，也应充分放开民营机构提供这类服务。其实，就算这些民办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的质量不如公办机构，那也远比让外地户籍孩子离开父母成为农村留守儿童要好。
城市规模大具有很多好处。比如城市越大，公共交通的效率就越高。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口集聚带来的需求和财力，就可以支撑远比目前更大的地铁密度，乃至像东京那样，可以很好地解决城市交通和环境污染问题。现在中国西部一些省份都建造了利用率较低的高铁，但如果在一、二线城市建设区域内高速交通网络，其效率可能要高得多。城市规模越大，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分工就越细，能够更有效地匹配，可大幅提升生活的便利性。比如，特大城市就会有分工特别细的专科医生，会有最有特色的各国美食，也会有更多的地铁线路和更多直达世界各地的航班。另外，城市规模越大，各行各业的人才就会聚集得越多，思想碰撞和交流就会越频繁，创造力就会越旺盛。世界各国的创新都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最发达的城市里。中国最好的创新型企业和人才也集中在几个一、二线城市中。因此，合理的城市化的策略不是仅仅发展中小城市，而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特大城市的投入。
让外来人口真正留在城市生活，并让他们的孩子方便地就近入托、入园、入学，不仅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措施。除此之外，现有学校也应为家长供更多的便利服务，如放学后托管学生的服务等。对于那些无力抚养孩子的父母，政府甚至也可以考虑设立免费的机构，收养他们的孩子，等到父母的条件成熟后再领回孩子抚养。
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措施之一，是严厉限制大城市的土地使用。实际上，由于人口的集聚效应，大城市单位面积土地能创造和体现的价值远远高于偏远地区。大城市最需要土地来建设，但难以获得土地，而偏远地区的土地却被严重浪费。虽然限制大城市土地使用的目的是保护耕地，实际上却造成全国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目前，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农村的1/4，特大城市人均建设用地会更低。因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让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是在节省而非浪费土地。目前严控大城市土地使用的做法，人为推高大城市的房价，让很多来城市工作的人只能蜗居在大城市，然后把赚来的钱在家乡建造一年可能就住上几个星期的房屋。
（4）在法律和法规上取消对非婚生育的歧视，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
至于水资源匮乏等问题，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不应该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理由。比如，新加坡虽然地处热带海洋气候区域，但因为土地狭小，其人均水资源就与北京不相上下，但新加坡正在大力吸引移民以增加人口。美国洛杉矶所处的南加州年降雨量只有北京的70%左右，而且用水量大的夏季几乎无雨。北京的外地调水占用水量不到10%，而洛杉矶85%的用水靠外地调入。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的提升，很多职业女性不愿或者未能婚配，导致各国的结婚率在逐年降低。日本近几年的结婚率已降低到70%，而中国的一些城市似乎也在步其后尘。这些趋势也会严重影响未来生育率。假设女性不婚的比例达到30%，而且不婚女性都不生孩子，即使结婚的70%的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孩子，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4。
此外，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其最发达的城市的人口规模通常也越大。从经济活动和国际可比角度来看，一个城市一般可以定义为建成区的连续空间区域，这种界定往往超出行政区划。按此界定，日本最大的城市东京就有约3700万人口，而日本全国人口才一亿多。北京作为一个人口10多亿国家的政治、文化和高科技中心，不含远郊区在内的建成区人口甚至不到2000万，在全球排不到前10位。可以说，北京的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花园城市新加坡有约600万人口，其面积却不到北京的1/10。
北欧国家的女性结婚率比日本还低，却维持了较高的生育率。实际上，两地已婚女性的生育率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总和生育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婚姻以外生育状况的不同。在北欧国家中，大约有40%～60%的孩子来自婚姻以外，而这个比例在日本仅有2%左右。这可能是因为北欧国家对非婚生育比较宽容，而政府又提供了丰厚的养育福利，让很多单身女性愿意且有能力独立生育和抚养小孩。
推出“严控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是基于“人口多导致城市病”的观点。实际上，交通拥挤、入学难和污染等城市病不是因为城市人口过多，而是因为城市规划不足而引起的。比如，按2004年制定的规划，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到2020年将控制在850万以内。其实，只要跳出违反自然规律的人口控制思想，从经济常识的角度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规划完全脱离实际。如果一个城市按照4000万来规划，实际住3000万人才不显得拥挤。
毫无疑问，我们并不鼓励非婚生育，但认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也应该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
中国大城市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人口。深圳是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于是成为最具创新活力的城市。在其他的一线城市中，科技和文化创新产业也都集聚了来自全国的优秀人才。但是，中国现在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使土地供应不足，导致房价上涨，同时也使教育资源供应不足，导致入学困难。总体而言，抬高了优秀人才进入大城市的门槛。
（5）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
然而，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的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城市的发展潜力，削弱了这种集聚效应。在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思路下，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以期有效缓解大城市病的各种问题。为了实现这些控制目标，北京市在落户、租房、买房、就业、就学等各方面不断推出限制外来人口工作和居住的各种措施。比如，2016年12月21日公布的北京网约车管理细则就要求，想要从事专车运营，司机需要具有北京市户籍，车辆必须是北京市交管部门核发的本地号牌。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创新和创业的热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业。大城市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所以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经济越发达，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低，可支撑的人口也越少。城市具有人口的规模和集聚效应，在促进需求与供给的匹配上，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使用效率上，有着农村不可比拟的优势。只有真正的城市化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人口的巨大潜能。城市化不充分，如只利用“农民工”的生产能力，却不尽力协助他们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会把很大一部分人口排除在正常的经济循环之外。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现象违背人伦常理，也不利于中国充分城市化和经济健康发展。如果担心大城市过度膨胀，就应当通过财力和政策倾斜，加强中国数百个中小城市和上千个县城吸纳转移人口的能力。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农村的1/4（刘彦随，2010），充分城市化实际上可以节省大量土地。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然而，要把这样的人口规模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把大城市建设成为规模最大、环境优良、交通便利，并且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人才聚集地，让更多年轻人到大城市去生活和创业。到那时，这些城市不仅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也将会成为充满活力的创新中心。
推动城市化和大城市化
城市化进程是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的过程。由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1950～1980年的30年中，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