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庞大的国家，越容易自满，乃至过于自信。当被问及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时，清朝的乾隆皇帝说，中国是如此庞大，在其领土内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但他错了，因为外面的世界大得多，也有规模更大的人口。中国皇帝实施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浪费了中国在创新方面的规模优势。这是在过去的500年中，中国在与西方的创新竞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携程旅行网创新能力的起伏，与一个大国创新能力的发展路径相类似。自满和过度集中往往是大国施政的缺陷。
另一个政策陷阱是过度集中。大国倾向于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政策法规。从效率方面考虑，这显然是一个优势。例如，如果欧盟是一个单一的国家，那么一家在欧洲各国经营的企业，不用担心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税法。不过，实行统一的政策也有其不利之处。第一，一刀切的政策可能不会适合所有地区，每个区域的最佳政策可能是不同的。第二，政策的高度统一不允许不同政策进行足够的实验，不同地区之间也不易形成竞争。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应该允许在不同地区实验不同的政策。成功试行的政策将被其他地区模仿，居民也能够迁徙到推行成功的经济政策的地方。政策法规的适度自由竞争是有益的，完全采取一刀切的代价和机会成本可能会很大。
为了促进创新，加快执行的速度，我将公司分散成许多业务单元。每个业务单元都有自己的研发、产品、服务和分销功能。在试验新产品和新技术方面，它们变得更加敏捷。为了使这些业务单元的领导者更像企业家，他们被允许购买业务单元的虚拟股票和虚拟股票期权。各事业单元之间的合作，由双方遵循自由市场的原则协商处理，而不是由总部协调。总部不再是企业发展的瓶颈，而只负责品牌、融资、投资和战略关系。这些功能仍然集中在总部，是因为这些功能的规模效应是最大的。随着企业中多数功能的分权化，企业的执行速度、灵活性和创新性得到了大大提高。2014～2015年，在很短的时间内，携程旅行网成功地被塑造成一站式服务的移动旅游平台，在很多领域的创新力超过了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携程旅行网再次成为市场上的领导者，拥有超过200亿美元的市值，是中国最为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中国推行一刀切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适合全国所有的省份。在中国一些边远地区的贫困农业省份，其发展状况可能仍然处于马尔萨斯经济阶段，但大部分沿海地区如上海和广东等地已经出现极低的生育率，与韩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无多大差别。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施行不同的生育政策，那么富裕省份在许多年以前也许就会结束“独生子女政策”。然而，我在2011年得知，限制生育的政策被写入了全国的宪法修正案。
情况变得如此糟糕，董事会要求我再次掌管公司。因此，在2013年的时候，我重返携程旅行网，试图扭转公司的状况。实际上，携程旅行网的创新困境与其他大公司遇到的问题很相似。像许多成功的大公司一样，它变得自满和保守。此外，为了提高效率，携程旅行网的组织机构变得过于集中，而创新的想法却往往淹没在官僚机构中。
最优的政策，应当是在统一政策的高效率与区域政策的多样性之间取得平衡。大国应允许不同地区在经济政策上略有差异，比如允许实验一些新技术。一般来说，对于无经济意义的一些习惯可以优先考虑统一，例如语言、度量单位等。其他方面的事情就要棘手得多，因此，大国的中央政府（或像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跨国机构），需要在统一性和多样性方面取得最佳的平衡。
携程旅行网的故事：公司规模和国家规模之间的类比
我的公司携程旅行网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1999年的时候，我与人合作创办携程旅行网，一直经营到2006年。通过一系列创新，携程旅行网迅速成长为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上的领导者，占据了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携程旅行网成为一家盈利很好的上市公司，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市值。我坚信携程旅行网的运营将会持续下去，就在2007年辞去了首席执行官职位，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2012年毕业后，我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继续从事人口和创新方面的研究。然而，在我缺席的几年，在与初创型小公司的竞争中，携程旅行网创新乏力。从2009年开始，它开始渐渐失去市场份额，盈利能力遭受重创。到2012年的时候，它的市值就已经跌至20亿美元。
大国的陷阱是小国的机会。当一个大国设置贸易壁垒的时候，小国可以充当大国的窗口。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的年代，内地希望与世界接轨却还存在很多障碍，香港地区作为内地与世界连接的一个窗口，很快繁荣起来。近年来，随着贸易壁垒的降低，香港地区作为窗口的作用也降低了。
大国的陷阱
我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有一次一位博士生提问：“梁教授，你一直告诉我们，人口众多对创新有好处，但在商业世界中，为什么小公司反倒比大公司更有创新力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看一下专利的产出，很快就能否定这个问题的假设：大公司比小公司更有创新力。”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思索：虽然大公司一般更具创新力，但确实有许多初创公司在创新方面击败了大公司，很多大公司在跟进最新技术潮流方面不如小公司。为什么呢？
大国往往倾向于统一的政策，在采取与创新相关的新政策时行动缓慢。例如，当大国在允许有争议的新技术方面动作迟缓的时候，小国可以引进这些新技术，这样就有可能在相关的产业领域超越大国。这些有争议的新技术包括生殖辅助、无人驾驶和基因工程技术等。
一个国家拥有大量人口，是不是有什么坏处呢？人口增长会造成自然资源的短缺吗？我在前面几章中曾经论证过，自然资源已不再是现代经济重要的制约因素。在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中，自然资源的价值占不到全部经济的10%。在现代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创新，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有时反倒会起负面作用，即所谓的“资源诅咒”的结果。大国拥有大型的国内市场和庞大的人才库，这两者都是创新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
小国的政策策略应该是实施自由贸易经济，对新技术采取灵活的政策。然而，和大国竞争是一场艰苦的较量，因为较小的国家即使生育率很高，也面临着国民不断向外移民的压力。大国拥有充满活力和创新力的大城市，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正在源源不断地从较小的国家挑选最好的人才。东欧国家拥有高质量的劳动力，但它们本土的很多人才移民去了美国。为了能够弥补人才流失的损失，小国必须实施成功的移民政策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全球的创新竞争中，大国有许多优势。它们有更大的市场、更多的人才、更大的城市。小国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区来构建更大的市场。欧盟（EU）就是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区，在欧盟之间，所有关于货物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都被解除了。然而，由于文化、语言、法律法规的差别以及其他非关税的壁垒，一个小国很难获得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全部好处。即使在像欧盟这样的单一劳动力市场上，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也会妨碍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与美国、中国和印度那样的统一的国内市场有所区别。
在斯坦福大学我所在的经济学博士生班上，大部分外国学生毕业后都选择留在了美国，包括几乎所有来自南欧和东欧国家的留学生。只有那些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大国的学生，才会考虑返回自己的国家。也有一些博士毕业生，选择去一些英语国家的大学中工作，比如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