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你最近都比较向着妈！”
还有一个有趣的假设：克劳迪娅和妈妈之间逐渐蔓延升级的战争，其实在逐渐加剧的婚姻冲突中占有一席之地，会促使夫妻的紧张关系平缓下来。理由有很多，例如卡罗琳和大卫的冲突暗中加剧时，为了帮助他们处理这一冲突，全家人就会心照不宣地制造一场卡罗琳和克劳迪娅的战争。更重要的是，无论母女之间的战争显得多决绝、多惨烈，总是能使父母关系更亲近。他们不得不如此，因为必须合作才能应付女儿。克劳迪娅甚至抱怨这个自己加速促成的结果：
一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家庭婚姻之战升温时就住院治疗一样，家庭将孩子排除在外以换取婚姻的稳定，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极大，也极为痛苦。
但为什么卡罗琳和克劳迪娅之间的疯狂战争会威胁到家庭的完整呢？为什么卡罗琳和大卫不直接与对方发生冲突呢？为什么要通过克劳迪娅争吵而破坏克劳迪娅的生活呢？我们认为，原因是他们都非常恐惧任何可能的公开战争，他们深爱对方也太依赖对方，因而不愿冒险表现对彼此的敌意。尽管他们表面上互相疏远，但暗地里早已结成了紧密而又恐慌的同盟。而一场真正争吵所必备的明晰和坦诚的意见分歧，对这种脆弱的结合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紧张必须另寻出路，比如在卡罗琳和克劳迪娅之间。
四、责备怪罪。家庭最痛苦的挣扎就在于它迫切寻求某位成员作为可以怪罪的对象。怪罪是一个具有强大威力的过程，家人不但互相谩骂指责，而且轮流推卸自己的责任。卡罗琳确信，只要克劳迪娅肯改变，家里就会太平。而克劳迪娅对卡罗琳也有同样的想法，只要妈妈肯改变，家人和她都会大大松一口气。双方都视自己为无力的牺牲者，而将对方视为有权力、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人。
由上可知，包括克劳迪娅在内的三个人都不知不觉共同创造了这种荒谬的局面，因此并无任何人该单独认罪，而是全部的人都有份，需要大家都踏出特定的舞步才开得成这场家庭舞会。短期内舞会似乎对大家都有利，但是发展到某个地步就失去了作用，并且就如同我们在治疗之初所看到的，变成了家庭的一出痛苦的讽刺剧。
卡罗琳和克劳迪娅坐在那儿恶狠狠地看着对方和给对方施压时，她们无意间泄露了自己在争执点和观念上的误解。她们都非常清楚对方，却对自己一无所知。她们不了解自己的感情，也没发觉自己有行动和改变的可能性。刚开始，她们甚至无法好好谈论自己，更不用说考虑自己也可以有所改变。她们总是谈论对方，认为只有对方才是那个最应该改变的人。
但克劳迪娅也不仅是牺牲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怀疑她默许加入这场闹剧，原因是她可以从中获得权力。克劳迪娅被父母“晋升”到了近乎成人的地位。而介入父母的婚姻，则给了她很大的权力。如果妈妈不答应她的要求，克劳迪娅可以依赖与她暗中结盟的父亲，因此她可以公然反抗母亲，而且逃脱处罚。卡罗琳偶尔会以恳求或有失身份的态度面对女儿的违抗，这些都源自夫妻间的分裂，而克劳迪娅清楚并且利用了他们的分裂。
克劳迪娅和卡罗琳完全无法视对方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对她们而言，对方只是抽象的存在，例如有权力的实体、威胁性的力量、愤怒的形象、或是一个在焦虑的丛林里具有象征意义的陌生人，等等。对克劳迪娅而言，她妈妈代表着惩罚性的权威、背叛者或令人透不过气的一团浓雾。对卡罗琳来说，克劳迪娅代表叛逆、不知感恩的藐视者或恫吓者。谁猜得透她们瞪着对方时到底看到了什么？卡罗琳凝视女儿时，我们不知道她看到了丈夫，还是看到了她母亲？她自己？或是她某个兄弟姐妹？这场争吵掺入了很多复杂的因素，以至于卡罗琳和克劳迪娅几乎完全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目。卡罗琳当然看不见卡尔和我眼中那位惊恐、孤独而又困惑的女儿；克劳迪娅也自然无法感受我们眼中痛苦、恐慌、胆怯又寂寞的母亲。陷在这场狂怒的风暴中，对方对她们来说都是“威胁”，而不再是一个“人”。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大卫和卡罗琳都表示婚姻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我们暂且无须深究原因，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既不能单怪大卫，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卡罗琳，而是两人在生活多年后，不知不觉共同酝酿出来的。但是夫妻在心理距离上并未留白，反而将孩子填补了进去，尤其是克劳迪娅。夫妻之间逐渐变得冷淡和疏远，随着克劳迪娅的成长，她便成了父母无言但紧张的冲突下的人质。在大卫需要满足情感上的亲近时，他就待在女儿身边；卡罗琳则借此向女儿大吼，间接表达她对大卫的不满。夫妻经由女儿而替代性地、间接刺激地共同生活着。这种情况对克劳迪娅而言，显然十分困惑也万分痛苦。
我们以上谈到的不只是知觉上的误解，因为问题远比那个严重得多。人对于他人的认知根源于自我的经验，而家人之所以无法将对方视为活生生的人，便是由本身的经验所限。我们无法在认知上教他们如何对别人有不同的感受。但首先，他们必须对自我有不同的发现。这就是家庭治疗所采用的途径：发现。
到目前为止，这种对情势分析的观点还算正确。但这种观点显然也有些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因果关系的用语，如“大卫过分关心克劳迪娅，这是卡罗琳生气的原因”，意指大卫对克劳迪娅做了某些事。这种说法将大卫当成了罪魁祸首，而卡罗琳和克劳迪娅只不过是随之反应而已。这种旧式物理学的因果关系用语，即使在物理界都已过时，而用来分析家庭关系如蜂窝般的复杂性和合谋性，就更加不恰当了。
五、认同感的扩散。在家庭中还有比敌对成员之间政治性的战争更严重的问题。若假设家庭中只有性别政治的冲突，那就未免高估他们了。卡尔和我相信，每个家庭一旦产生任何严重的问题，所有人都会紧密、艰难地联结起来，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享有自主和独立权。因为他们之中虽然有些是成人，却往往不够成熟。通常“全家共生”（family-wide symbiosis）的意图，会抑制家中成员的个体性。他们互相依赖，害怕失去对方的支持，这种恐惧心理使他们下意识达成共识：必须同舟共济。家人之间陷入一种僵化的模式，借设计复杂的机制和迂回的例行程序来保全家庭的完整，却因此而付出了牺牲每个人个体性的代价。例如卡罗琳本来可以直接向大卫说出挑衅的话，但是她不敢。又如大卫也可以在周末独自露营一次，但他也不敢。家庭的自发性、创造性以及活力都在相互取悦和维持平衡中一再地妥协让步。恐惧使他们不敢真正成为自己，至于恐惧些什么？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
同样，卡罗琳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对克劳迪娅这么生气。也许是因为大卫摸克劳迪娅头发的方式，他晚上一回到家就先找克劳迪娅说话，他对克劳迪娅说话时流露出的爱，又或许是他花了很多时间陪克劳迪娅做功课。卡罗琳，事实上，强烈嫉妒着自己的女儿。
五个单独分离的个体组成的家庭变成五人的组合体——家庭。甚至不是家人操纵家庭，而是家庭系统严格控制了每个家人的角色。家庭的规则就像钢爪般操纵着全家人。这种由压力而产生的共生集合体反而制造出了新的压力，它威胁到家人的个体性和自主性。在这场困境中每个人都为失去自我而感到恐慌。家庭为了适应这种失去自我的恐慌就会创造一些冲突。其实战争正显示了家庭成员独立分离的需求，而从中脱离独立的方法就是与某一成员起冲突。但不是冲突的程度还不够，就是过于激烈，破坏性和代价都太大。
有一种方法是用旧式的性观点来看克劳迪娅和父母之间的三角关系。如同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一样，大卫在疏远妻子之后，渐渐依赖于和女儿情感上的亲密，时日一久，这种关系就会出现某种略带不正常的性意味，大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利用克劳迪娅来取代妻子。
治疗初始，家庭每个成员通常都想大声抱怨自己被某人吓到了。显然他们真是如此认为，他们真的“感觉”到了恐惧。但是丈夫和妻子、妈妈和女儿，异口同声指控对方“你吓到我”时，他们所受的威胁与其说是来自彼此，不如说是来自每个个体对彼此的需要。他们的不安全感如此强烈，竟然愿意为了追求安全感而屈从于这种共生关系及其他需求之下。所以，威胁和奴役他们的并不是某个家庭成员，而是这种共生关系、这个系统和这场家庭舞蹈。因此事实上家庭本身才是他们该向之乞求自由的对象。
卡罗琳和大卫的婚姻无疑出了问题，然而在我们提出这点之前，这个问题却仅仅像阴影般掠过他们的意识。一旦我们提出来，他们好像有心理准备一样，立刻承认他们的婚姻确实已经冷淡疏离多年，而且每况愈下。克劳迪娅的困扰与他们的婚姻问题的关系已毋庸置疑，只是短时间内我们还不清楚这种关联的性质，或是该如何去处理。
但不只是自由和独立濒临危险，他们家外表的和谐一体也是假象。家庭开始投入治疗时，其成员通常会有个人疏离和紧紧束缚混合的沮丧感。他们丝毫享受不到真正独立的自由，也不愿尝试真正亲密的快乐。他们只是被孤独地禁锢在这个虽然珍爱却又无法获得快乐的家庭中，陷入了无止境的炼狱般的折磨。
三、三角关系。我们可以很轻易发现杰伊·哈利所谓情绪困扰的基本问题——三角关系。几乎在所有的症状中，哈利教授都发现了这个简单、悲伤而平常的故事：父母在感情上互相疏离，在极端的孤独之下，连累孩子也过度介入于他们的挫败情绪中。当这些孩子在困扰中长大成人后，他们也会不自觉地重蹈上一代的覆辙。
六、停滞。家庭中还有比害怕失去对方更大的恐惧，那就是害怕一成不变和静止，事实上就是害怕死亡。我们对死亡的认知隐匿于所有经验之中，而这种意识也是家庭关键的动力的来源。
这场母女之战的意义确实很难弄清楚。她们的争执似乎并不算严重，还不至于闹到要自杀或发疯的地步。但这些似乎都已经造成了伤害。为了了解这个痛苦的螺旋，我们不得不怀疑背后还有更多事情，一些隐藏的争执还有待发掘。先了解它才是改变这种螺旋的前提。
大卫和卡罗琳开始感觉岁月之轮朝他们碾过，而其中很多年都没有真正享受生活。虽然他们并没有这样告诉自己，但是内心却感觉十分恐慌，生怕永远再没有机会一起创造令人满意的生活。
起初，这家人，特别是克劳迪娅和卡罗琳，会为一些不明的原因而几乎完全陷入正向反馈的螺旋。他们每跨一步，家庭关系就离稳定的模式远一步。当然，每个系统有时不免需要改变，需要正向的反馈。但母女之间的恶性循环却严重威胁整个系统的稳定，平衡或稳定状态的中间时距变得越来越短。克劳迪娅拒绝接受父母的监督，而父母也拒绝让她自治，周而复始，他们就陷入了大家都害怕却也无法改变的命运之中。
就像许多夫妻一样，大卫和卡罗琳的关系随着岁月流逝而越趋冷淡和疏远。但是若从较深的层面来看，他们彼此的感情绝非冷淡那么简单。事实上，反而随着岁月流逝在对方身上投入的心力逐渐增多，彼此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任何一对夫妻都是如此。但假如这说法是正确的，又该如何解释夫妻表面上的疏远和冷淡呢？为什么会产生既孤独又厌烦的不愉快感呢？
系统理论学家十分熟悉这种对立两极化，以及战争白热化的过程，他们还用不同的名词来形容这种过程。我选择如下说法：“正向的反馈螺旋”（positive feedback spiral）。假设所有的系统都有某种稳定和平衡，通常是平静的状态。再假设这类系统需要某种信息告知其是否仍在维持原先的方式或平衡，这种信息就叫作反馈，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种。正向反馈向系统显示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并逐渐脱离平衡。而负向反馈则告知系统其正在恢复以往常态的模式之中。（注：在系统理论的语言中，正向和负向并不似一般含有价值判断，而是指出改变的方向乃朝向或远离常态。）
最大的问题出在夫妻双方从原生家庭所学来的亲密关系的模式。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没被允许充分活出自己。他们从小就学会将自己的“情感温度计”调到最低度，因此当他们的婚姻开始产生压力时，原生家庭的关系模式便暗示他们选择疏离来处理调节这些激烈的情绪。但是这些火山下的岩浆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地表下暗暗流动，随时准备寻找出口迸发。
这确实是场战争。克劳迪娅和她妈妈是陷入了一场痛苦的对决中，并逐渐扩大升级到有可能酿成悲剧，我们大家都一眼就看穿了这种过程：一方先挑衅，另一方就立刻回击，这又导致前者再度发动攻击。双方每回应一次就增加一些压力，使这种攻击与反击的往复过程快速达到更为紧张的地步。我们小时候在操场上都玩过这种游戏，跟别的孩子互相煽动挑衅，最后鼻青脸肿或外套被撕破，危机就此收场。家庭如此，加油站竞争也是如此，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经由这个过程才逐渐发展至惨烈的战争。
这个时候，克劳迪娅正好可以做夫妻表达情感的媒介。性、愤怒和痛苦，这些父母企图压制克劳迪娅的地方，其实正是他们自己需要释放的一部分，克劳迪娅象征着他们不敢想象的各种追求自由的愿望。因此，家庭宛如一个和自己煎熬作战的人，其中一方（克劳迪娅）呐喊自由和寻找生机，而另一方（大卫和卡罗琳）则镇压前者，低声喝道：“安静！忍着点！”可以说，这其实就是场生死之战。
二、对立两极化及争吵白热化。布莱斯家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简化的和经过组织的修订版本，其实背后还有更大的压力存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都是克劳迪娅的问题”，而我们也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这种说法。我们知道问题远比克劳迪娅大得多，所以拒绝考虑通过替罪羊来解决家庭问题。当我们将全家人集合在一起时，立刻出现了第二种简单的说法：“问题是克劳迪娅和她妈妈的战争。”听起来似乎比第一种说法好一点，但我们仍然保持怀疑。
克劳迪娅不仅是父母表达自我的象征，更是他们应付外在世界的激发者、调停者和信差。这个高喊“我要做我自己”的女孩成了父母寻求自我个体化的榜样，而人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就是“成为一个人”。因此，当克劳迪娅传递了许多家庭的绝望的同时，她也代表着想打破深植于家庭的严重惰性和缄默的愿望。既然克劳迪娅代表了如此多的意义，也难怪他们拒绝改变她在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在诊断上跟家庭有所冲突也并不奇怪，因为重新定义问题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必须重新定义家庭。
以上各种类别的压力意义都很重大，并且值得我们注意，其中对家庭治疗师来说研究人际间的压力更为重要，特别是家人之间的战争。因为家庭投入治疗时，往往已经濒临彻底瓦解的边缘，所以家庭关系便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弥补这些裂痕则是我们最优先的任务。
幸运的是，家庭中的危机意识和混乱，正好呈现了一个现实的（或许很短暂）可以打破僵局的间隙，也为治疗师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如果不治疗，家庭很可能会以类似方式再次形成长期慢性的冲突。但是目前，他们都相对坦然地接受了治疗师的“介入”。
3.个人内在的压力。指个人与自己的战争。人内心的冲突并非源于自己，而是外在压力内化的结果。一个屡遭父母伤害的小孩，长大以后会内化转而攻击自己，而后将会把自我攻击转移到与他人的关系上。
6.3 辅助治疗系统的示范
2.人际关系中的压力。包括原本应该互相合作的人们之间产生的冲突与不和。我们有时非但不会处理生活中无数的实际问题或较小的突发事件，反而常去攻击自己的朋友、同事和家人。家庭的分裂非常复杂也最令人费解，因为通常与上几代所发生的事有关，这些事件残留的情绪遗传给了下一代。家庭的认同感由家人所持有的冲突模式所维系，这种想法似乎很奇怪，但是这就像孩子从父母身上学到价值观和事实时一样，他们同时也学习到了冲突与压力的情绪模式。
这里，我们暂且将话题转向治疗师——家庭专业关系的层面，以及两位治疗师的世界。
1.突发的情境压力。指任何人在生命某个时期中可预期的危机。它可能是一场大病、换工作、生孩子、搬家、家人死亡等，这些都会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人学习如何适应突然改变的新环境。研究显示，在我们面临上述突发的变化时，常常容易生病，这表示身体正在对抗压力。
卡尔和我曾表示，家庭有与外界社会系统接触的需求，而我们两个正是一种社会系统。治疗之前，我们是分开来的两个个体，各有其专业背景和个人经验，有各自的家庭及世界观。我们进入家庭时，也将以上这些个别分离的经验一起带了进去。
当卡尔和我开始找寻家庭压力的来源时，我们发现了数种压力的类别。其中包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正常的疲惫与摩擦、紧张的工作、抵押贷款的烦恼，它们都在构成压力，甚至抬一张沙发也会使肌肉拉紧。如同著名的压力界权威汉斯·塞尔耶①所说的，即使是呼吸、走路和说话都会形成某种压力，甚至会导致身体筋疲力尽。生命本身就存在压力，这是恒久不变的事实。
我生长在佐治亚州南部的一个小镇，卡尔则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农场长大。然后我前往康涅狄格州读大学，主修英文，希望成为一名诗人，然后又回到佐治亚州一家学校教英文。卡尔离开家乡的农场进入大学，就读于雪城大学的医学院。他原本想当妇产科医生，但一次心理治疗的经验使他转向了精神病学。而我在英文研究所进修时，也是类似参与治疗的经验，引导我成了一名心理学家。
一、压力。所有家庭都生活在压力中，我们社会里的压力也很多，一般前来接受治疗的家庭所承受的压力早已超出了负荷。通常压力的来源似乎都很难解释。而布莱斯家承受的巨大压力则显而易见，从他们紧张的姿势、郁积酝酿而爆发的怒气，以及充满戒心的防备姿态中都可以略知一二。他们的表情在压力下变得疲惫不堪，连声音也虚弱无力，万分沮丧。这种压力一直持续又持续着，仿佛用电量的负荷超出临界，在治疗室内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卡尔卓越的职业生涯包括了许多类型的临床经验，如少年犯、精神分裂症患者、夫妇和家庭。他当过精神医学系主任，也从事过多年全国性演讲和咨询的工作。而我的事业可谓刚起步，以前曾尝试行政管理和教学，临床上多半是家庭和夫妻方面的经验。我已婚，妻子叫玛格丽特，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也正好在青春期。卡尔和穆里尔有六个孩子，最小的刚刚上了大学。
治疗初期的轻松气氛结束以后，卡尔和我坐在那儿聆听家人交谈时，通常都会注意到一些令我们不安的事情。我们开始发现家庭所出现的差错、问题以及苦恼。寻找错误虽然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其实蕴含着深意，因为家庭的生活方式常常会危及我们自身。在他们的世界中，存在许多我们不喜欢以及不想参与的事情，其中有些也许只是令人不悦或毫无价值，但有些则可能会在我们内心深处掀起波澜，并与我们自己生活中的问题产生共鸣。不论原因为何，一开始我们总会发现自己不由得四处探寻，找出家庭中令我们不安的缘由并扪心自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在每个家庭中几乎都可找到一些共同的模式。
描述我们的生活细节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两个都各自将有用的经验带进了治疗。卡尔发现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孩子讲话的时候， “疯言疯语”的方法非常有效。他以往治疗重度精神病患者的经验使他接触到了潜意识和非理性的世界，而这种非理性的经验在治疗受严重困扰的家庭时是很有用的。而我在心理学上则更重视常态发展，正好弥补卡尔偏向临床的背景。除此之外，我的学术经验使我可以对家庭做出有逻辑的解释，至少在情况还好的时候是很管用的。通常，家庭会欣赏我的严肃认真，但他们同时也可以从卡尔的幽默感和他即兴的玩笑中受益良多。
让我们试着刺激家庭与治疗师之间两极化对立的局面，以便观察二者潜伏的紧张关系，例如他们接触时表面上的摩擦等。首先，就从家庭的动力开始。
我们若能给家庭带来什么帮助，部分功劳应归于过去自己接受治疗的经验。卡尔曾经接受过五次心理治疗，我则尝试过三次。我们也会运用自己良好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作为亲密关系的示范。年届六十的卡尔抚养六个孩子长大的经验十分有用，我目前也有一些教育的经验。卡尔强韧的父性特质和我较为母性的倾向配合得很好。尽管我们也时常在治疗中不自觉地互换角色，轮流扮演父母，但重点在于我们能够巧妙融合这种复杂又坚固的关系，并把它带进治疗中，一种能分能合的混合关系，可以搭配出很棒的专业性“婚姻”。
6.2 一般家庭的共同模式
我们认为治疗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为人父母”的经验，而辅助治疗关系是治疗的基本工具。若家庭中父母关系疏离，那我和卡尔这种坚定而轻松的关系形成的团队配合的能力，就能为家庭治疗提供不可或缺的权威或力量，在治疗时也可以使家庭恢复信心，同时也获得他们的信赖。在治疗深入，以及家庭的个体化渐趋明朗之后，家庭才会开始对我和卡尔之间分离的、个人化的、相异的治疗方式感兴趣。但是治疗初期我们结合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因此，尽管他们同意家庭必须改变，并且允许治疗师协助，但是家庭同时也明白他们会抗拒改变，而治疗师也了解这一点。所以对抗是双方参与的，系统对抗系统，治疗师被允许以他们的世界观侵入家庭，然而他们自始至终都明白这个任务十分复杂。最后的结果将由这期间的种种变数而决定，包括家庭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意愿冒险，以及治疗师是否真的不论内在或外在都与他们专业性的角色一致。假如家庭的状况很糟糕，治疗师本身甚至还需要再成长，以便更有能力应付危机。治疗师和家庭双方面的情况都极为复杂，两种系统会互相冲击、混合，然后产生一种难以预测的化学反应。
谈一个性别方面的观点。一些治疗师坚持辅助治疗应该一男一女，这种看法并没有错，因为理想上的治疗团队应该同时扮演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但这并不表示辅助治疗师必须是异性才能为家庭树立象征性的父母形象。真正有帮助的应该是两位治疗师能超越年龄、性别的界限，正如一位杰出的治疗师阿夏·卡地斯（Asya Kadis）喜欢说的：“灵活运用多把钥匙。”卡尔有时可以像个温柔的母亲，有时又像个顽固的老头子，而我自己有时也客串一下叛逆的青少年，扮相也还不坏。这些远比生物学上简单的性别分类要复杂得多。
以上都只是表面的，因为家庭也不确定治疗师能给他们什么。而且即使治疗师真有能力做到，家庭也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想改变。毕竟，他们拥有的是一个大家投注多年心力才建立起的系统，其中包括家庭中的人、微妙的用语、语调，等等。这个系统是他们生活重心的延续，是他们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假若就此改变，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改变是否将威胁到这种连续性呢？改变以后他们的生活是否还依旧是一团糟呢？
在开始和一个家庭接触时，我们会有一些优先的目标。首先，就是将替罪羊的角色偷过来。原先克劳迪娅在家里有几分治疗师的味道，因此我们决定取代她的角色，以找到家庭三角关系的入口。我们之一会先卷入家庭中人或事的纷争，然后再退回辅助治疗关系的避风港。这种“一进一退”的运作就像克劳迪娅离家出走和回家一样，我们希望借此打破僵局，如克劳迪娅原先的企图一样。又因为我和卡尔拥有彼此做后盾，因此一进一出之间比单打独斗风险更小。
经由治疗，家庭表面上会承认他们以往的生活模式至少在目前是失败的。他们生活的规则、秩序和一致性正在或即将瓦解。治疗师明确表示他们或许有一个较好的模式，家庭可以从这种模式的世界观里学习到一些东西。所以，表面上家庭是顺从于治疗师的引导的。
我们和家庭成员之间建立的关系总是易变的，此刻支持或压制某人，等一下目标又会对准另一人。我们也以此来避免成为某人的永远支持者，或陷进某种角色。我们工作的性质是“整个”家庭的代理人，可承担不起卡在某个特殊关系里的代价。
治疗师同样也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之间互相认识多年，也独自或共同拥有一些经验，他们对生命有自己的看法。上述经验，有些属于专业性，有些是个人的，有些则是两者的综合。与家庭仿效大社会的明确规定和价值观不同，治疗师的想法多少有点激进的倾向，不太为社会秩序所接受；而家庭却生活在这种秩序之中，直到治疗前仍大致接受着它的教条和教化。事实上，治疗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家庭质疑过去有关人际关系的教导是否正确。
身为整个家庭的代理人，我们在治疗初期有一些大致的目标。在家庭开始长期挣扎于打破僵化和压力时，我们相信最富意义的突破往往在最高值的经验中发生。发生时不一定刚巧在治疗室里，但至少期望是受治疗的刺激所致。以下的两种经验似乎是最关键的：其一，家人冒险让彼此间更独立、更具分歧，甚至比平常更愤怒；其二，家人冒险让彼此间比平常更接近、更亲密。
家庭无须告诉我们其世界中的每一件琐事，从他们之间关联的方式中就可获得证据：他们就座的方式、交谈的方式、语调、对生命的看法和假设等。种种外力在他们身上产生的作用，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意愿，塑造了他们的生活模式。这种模式不但有组织，而且可预期，同时还具有独特而无法替代的意义。他们的经历是可预期的情感循环。全家人似乎都遵循着明确的轨道围绕彼此运行着。他们的经验本身就自成一个世界、一个太阳系、一个小型的宇宙。
事情发生的顺序应该是下面这样：家庭开始信任治疗师提供的凝聚力，然后利用这种支持，发泄长久累积的怒气。结果，既没人死掉，也没人提出离婚。事实上，每个人反而会觉得异常兴奋与平静。怒气爆发之后通常紧跟着极度亲密温暖的气氛，有时却要等上很长时间，特别是在家庭累积了太多怒气的时候。
家庭是一个小型社会，有其社会秩序及规则、结构、领导、语言、生活风格及精神内涵。家庭中所有隐密的规则、微妙的用语、秘密的仪式和舞步等自成一个独特的小型文化体系，外人不容易一眼看穿，但是它们确实存在。比如妻子明白丈夫用某种眼神看她的时候，代表什么意义；丈夫也清楚妻子每次声调转变，意味着有什么事将发生。但是他们的邻居可能就不知道这些信号到底在暗示什么，像你、我这样的外人到现在也还弄不清楚。家庭经过多年共同生活才建立起他们的世界，而他们目前的经历与过去的家庭史也有着特殊的联系。家庭一走入治疗室，以往发生过的事——包括那些并未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是发生在上一代家人身上的事情，全都会在家庭系统里活跃起来。
我们发现家庭亲密和关怀的能力，往往会与他们独立和分歧的能力同步发展，相辅相成。除非确定可以再分开，否则家人不可能冒险彼此接近。假如不能确定可以独立依靠自己，那么牵扯太深也是十分令人恐惧的。同样，如果不能依靠残存的温暖和关爱把他们系在一块儿，他们也不敢真的制造独立和分歧。因此当他们越有力量、越独立时，也就越容易冒亲密和接近的风险；反之，他们越亲近，就越可以冒险追求独立。
6.1 家庭是隐密的小型系统
但如何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如何使家庭从死气沉沉、令人生厌的假亲密和假独立中冒险踏出第一步呢？该如何帮助他们打破这种挫败的纠缠关系呢？我们多少都得以身作则示范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自己先冒险，好让他们觉得也可以冒险试试看。如果想使家庭取得“存在意义上的转变”，变得更真诚、直接和富有活力，我们自身就必须先做到真诚、直接和富有活力。
家庭和治疗师最终应形成一个相当紧密的团体，朝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但是在新系统力量仍然薄弱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方能真正了解或信任对方，因此关系紧张是必然的，因为两个不同的世界正试图携手合作。
在协助家庭成员朝个体化及亲密前进时，我们希望从两代分离先做起。克劳迪娅过分介入父母的事情，反之父母亦过分介入克劳迪娅的世界。在家庭个体之间能分离和区别之前，两代人之间也许需要先进行分离和区别。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后来发现，即使是克劳迪娅的父母也并未真的从他们的上一辈中分离出来。
治疗进行的时候，卡尔和我采取坐在一起面对家庭的方式，是有很大原因的。因为家庭固然是为了求援而来，我们也试图伸出援手，然而同时我们也在向他们宣战，他们对我们亦然。治疗一开始，我们就和家庭开战了——关于谁该出席面谈、该由谁来主持以及由谁主动，等等。我们对诊断方式也有争议，接受治疗的家庭通常自认为他们是为了帮助家中某一成员而来，而我们不单对他们所谓的援助对象感兴趣，还忙着重新界定问题，促使整个家庭都做出改变。虽然我们和家庭都不清楚到底该做多大改变，但他们往往不会赞同我们对问题的诊断。
除非大卫和卡罗琳这一代先有改变，否则他们不会允许克劳迪娅和他们真正分离。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先解决自己紧张的婚姻问题，才可能放开克劳迪娅，任由克劳迪娅过她自己的生活。在那之前，父母太需要克劳迪娅和他们纠缠在一起了。此外，虽然卡罗琳和大卫似乎乐意审视和谈论他们的婚姻，但要帮助他们改变，远比我们预想的困难，就像要解开一团被顽皮的猫弄乱的毛线球，得花上很长的时间一样。
家庭中有很多使治疗师不安的东西，如压力、家人对立两极化及争吵白热化、父母子女三角关系、总是寻找责备怪罪的对象、全家共生过度扩大的认同感、担心生活停滞与生命死亡，等等，这些都是家庭基本冲突的来源，且均源自夫妻原生家庭的不安全感，卡罗琳和大卫虽然是两个成年人，但过去生命中有一些未解决的情绪掺杂在彼此关系分、合之间摇摆不定。于是克劳迪娅变成了父母的战场，他们通过她争取分离的自由，通过她呼喊对亲密的渴求……
①汉斯·塞尔耶（Hans Selye，1907—1982），加拿大病理学家，被称为“压力理论之父”，首创应激学说，推动了病理学和内分泌学的研究。—编者注
家庭是一个小型社会，有它的社会秩序、隐秘的规则、微妙的用语、矛盾、互相较量、封闭的生活风格和思考方式，外人不易一眼看穿。家庭拥有一个大家投注多年心力才建立起来的系统，他们不愉快时，会和治疗师商量想要改变，但双方都明白他们会抗拒改变、抗拒治疗师。治疗师的诊断也往往不被家庭认同，家庭抗拒“每个人都有份”的界定方式，治疗师必须努力说服家庭认清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