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系统中，带给家庭最大压力的或许是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但除此之外，还受到其他系统的影响，例如工作系统、青少年团体、大家族，当然还有核心家庭的动力，包括母女关系或夫妻关系等次级系统。事实上，较大的社会系统内的冲突也会影响家庭。如中东战争，因为阿拉伯世界定的油价加速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又如男女角色分配、青少年独立的程度、新闻审查制度等社会上尚无定论的意识形态分歧，都会反映到家庭的冲突上。当母亲考虑该不该让女儿去看电影的时候，她无法求助于任何明确的指引，社会上并没有一致的公论。她更无法求助于丈夫，因为他们正在吵架中。
种种压力在妻子和全家人之间乱窜。妻子可能会觉得这些压力，就像看不见的虫子，不停叮咬着她。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将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压力可以在上述各层级找到运作的来源。
将压力区分为系统与系统之间的问题，以及不同层级间的问题，不但提供给观察者一个以简驭繁的方法，还能指出解决问题的优先顺序。例如这个家庭系统可以试着用一个不是那么“开放系统”的方式来解决用餐时发生的问题。他们可以把电话听筒摘下来，不再让它响个不停。至于其他问题，可能需要多费点心力，但仍然可以想办法解决，他们一次只要对付一个次级系统，从最小又最易接近的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着手就可以。
妻子坐下来准备用餐。强烈的生理需求会促使她去吃这顿饭。但是她还受到许多来自社会的压力。她的餐桌礼仪从社会中学来，如男女角色的分配驱使她，而非她丈夫，来准备晚餐；其他一些影响则有：她可能会为丈夫晚回家吃饭而生气，即使她明白丈夫迟归有正当的工作上的理由，也仍不免赌气不和他说话。但她强烈的怒气可能会发泄在五岁的儿子身上，只因他吃饭时动来动去。夫妻俩也可能在吃饭时默默忧虑家里的财务开销，担心菜价和物价上涨。饭桌上的紧张可能又会因为丈夫的妈妈打电话来而加剧，吃饭被打断了，妻子火冒三丈。晚餐快结束前，十多岁的女儿接到男朋友打来的电话，想离开去看一场她妈妈眼里必属限制级的电影。这位贤妻良母已经有一个月没在晚上出过门，刹那间她开始痛恨自己这个“家庭主妇”的角色，终于开始大发雷霆。
一旦开始思索系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它几乎无所不在：工作、家庭、社区，或者大至整个世界。人的身体是一种系统，办公室里的八卦也是一种，花园或草坪里的生态又是一种，甚至现在所关注的世界性经济状况也是一种！
以上是简略的系统层级，省略了许多其他因素（如天气、食物等），它描绘了一个现象：个人乃是这个巨大复杂的影响链中的一环。一般而言，层级越高越复杂的系统越倾向于控制较小较不复杂的系统。但整条链上的影响因素由上而下移动，如果要了解人类的行为，我们必须整合各个不同层级的知识。例如个体受下层的原子和分子的遗传基因所影响，但同时也被学习模式影响。其经由上层的社会网络传达而占据个体的脑海，包围着他。除了生理和社会两大领域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作用在个体身上。
真高兴能看到不同背景的科学家都有志于开发一个通用的系统概论。想象一下，一套理论性的结构使科学可以统一各种行为，如政治系统的原子性！虽然那一天离现在还非常远，但是此事正在逐步推动中，生物学家、工程师、太空科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专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所有的系统都有共同的规则，因此这种系统的理论或许可以用来联结并构造所有的科学知识。
粒子
另一方面，从少数人对家庭关系和精神分裂症感兴趣，到发展出一套系统概论，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现在，治疗师们已经发现系统概论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思考架构，但思考背景的转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更不仅仅是从几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其家庭互动的研究案例中发展出来的。真正的改变得力于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的努力摸索，不断更新家庭对患者的生活有影响的观念，最后才发现：家庭运行如一个系统。而且他们采用的探索方法各有差异。
原子
研究当然会继续进行，而对精神分裂症的兴趣将是所有努力中最关键的一环。如同弗洛伊德所说“梦是通往潜意识的最忠实途径”，精神分裂症患者复杂的家庭，也同样提供了一个足以让研究者思考一般家庭隐秘影响力的范本。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成为通往微妙、有时还相当可怕的内心世界的最忠实途径。现在研究的对象已涉及各种类型的家庭，研究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都还在摸索的阶段。
分子
4.2 不快乐的人来自充满压力的家庭
细胞
临床工作者开始更关注家庭。有些治疗师在研究家庭系统的时候，也会受到伤害。他们的经验和卡尔及我的经历相同，个别治疗因病人受到家庭的影响而失败；或者是病人刚稍有起色，就眼睁睁看他被家庭再次伤害；或者是刚治疗好一个孩子，结果发现家中另一个孩子又被拉去扮演同样的替罪羊的角色；又或者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发觉一旦病人的情况有所改善，他们家就会突然爆发一场战争。另外，在个别治疗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都是离婚。这种探寻学习家庭系统的经验既影响力强大又痛苦万分。治疗师在家庭探索的过程中，往往会与家中一员或一个次级系统结为同盟，被诱入家庭的冲突里，时常被家庭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种经验实在令人难忘。
器官
也有些临床工作者不会被动地接受上面所说的失败。他们一旦感受到家庭力量的强大，便会开始将家庭成员引入治疗过程中。他们只要接近家庭，就能发挥对家庭的影响作用。例如一位精神科医师在病床边认识了病人的家属，出于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好奇，而开始定期和这家人会面。一位在儿童辅导中心工作的社工在和一对母子交谈之后，意识到父母是导致小孩问题的原因所在，就把孩子和父母集合在一起进行讨论。另一位精神科医师由于听够了有关病人丈夫的事，所以就要求她下次治疗时把丈夫一起带来。丈夫来了以后，这位医生很快便开始定期与这对夫妇会面，倾听他们的问题。然后他又厌烦老是听有关孩子的事，于是又请这对夫妇把孩子也带来。在各种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情况下，治疗师发现家庭的力量后，便会将全家人都集合在一起，以此来制造更强大的治疗力量。
器官系统
有的治疗师还不只满足于对核心家庭（即小家庭）的治疗。如当今有些治疗师的治疗甚至囊括了三四十人的“亲属网”，其中有朋友、邻居、大家族、雇主、前任治疗师、同学以及其他相关的人。但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只有在将整个核心家庭都纳入治疗时，治疗师才能在咨询室中找到新的力量和热烈兴奋的心情。然后，他们会开始获得更多有关家庭的信息。
人或有机体
在治疗师和研究者访谈各式各样的家庭时，他们最初的反应都相当一致：“天呐！这家里每个人都生病了！”这种语言虽然也是医学性的判断，但也很有意思。研究者只有四处打探一番才会发现，大家眼中完美的哥哥姐姐其实是紧张焦虑的“病人”，而惹是生非的弟弟妹妹却隐藏着顺从和进取的本质。他们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家庭里到处充斥着压力，但却只有一个人前来寻求心理上的帮助。至于病人抱怨的内容，或传统的诊断其实都不重要，因为问题似乎都来自整个家庭。
核心家庭
当然，这个结论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它没有提到问题的源头究竟在何处。不快乐的人来自不快乐的家庭，而那个家庭里又充满着其他不快乐的人。那又怎样？其实我们只要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到底哪里出了差错，或至少对问题可以有个大概的了解。对治疗师来说，问题并非在个体间复杂的关系、超我或自我之中，而是摊在阳光底下显而易见。其实就在家庭系统内部：在家庭组织的形态中、在家庭成员沟通的模式中，以及他们的日常互动之中。就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母亲的沟通一样，一旦治疗师开始注意人与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会发现以往那些费解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大家族
研究者尝试将重点放在找出问题、为何治疗没有效果和不起作用上，而不再只是简单地判断有病没病，他们必须提出一套全新的研究方法以及语言系统来描述观察到的问题。他们必须观察家庭组成的方式、潜藏的规则、沟通的模式，以及更多其他的方面。我们在观察布莱斯家或其他家庭时，也会测试这种主张个人受家庭历程影响的新思维方式。
社区次团体（工作、朋友）
然而，当研究者把焦点从个人动力转移到家庭历程上时，仍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对待那位首先发难促使家人面对问题的“病人”呢？他（她）又该如何定位呢？最简单的方法是给他（她）贴上家庭压力下的牺牲者的标签。这位病人是家庭的替罪羊，代人受过的孩子或殉道者——为了使家庭维持稳定，而甘愿公开承受整个家庭的压力的人。
城市或社区
这个观点虽局限，但也引人深思。它启发研究者，促使他们问自己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所有接受个别心理治疗的病人真的都只是家庭压力下的替罪羊吗？”他们越是努力思索，就发现这个可能性似乎越大。虽然这个观点看似简单得不像真的，但它的确相当接近事实真相。
省
因为如果这个观点正确，那么每个接受治疗的人便真的可以反映他（她）的家庭系统，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这样一来，接受治疗的就应该是整个家庭。如果问题出自家庭，就应该将治疗的重心放在整个家庭上。在这个专业领域里，大家长久以来习惯于只考虑个体的困扰，因此上述事实意味着基本治疗理念的彻底重建。
国家
不妨想象一下治疗师试图分析病人的家庭时，全家人紧张得像鸽子般缩在沙发上的情形！
国家联盟
或是某位常开镇静剂的治疗师，将会为整个家庭开镇静剂。之前有位家庭治疗师真的给一家人都开了镇静剂的药方，还使他们相信全家都是病人。
诸国组成的世界
又如某个精神病医院想重新编组医护人员、病房以及整个概念架构，以便吸引那些正走向崩溃边缘的家庭。这绝不好笑，而是颇为必要的服务，因为有很多家庭面临极大的压力，却只有极少数的医院提供治疗。
我们当然不必停在这个层级。我们也可以一直朝上寻求能影响个人的更复杂的各种系统。只要将焦点集中在与个人有关的其他人类系统上，就可以将这种影响链无限扩大：
想象一个保险公司，试图告诉电脑，客户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不！它没有年龄，也没有身高、体重或血型。它是一个家庭。”
粒子
电脑：“请说出出生年月日和诊断结果。”
原子
“嘿，听清楚！它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一个系统。”
分子
电脑：“发病日期？”
细胞
再设想某个心理健康中心出现整个家庭来参加治疗的情景。很快就可以看出，家庭中的沟通历程其实与药物毫无关系，在这个领域中，有执照的社工人员可能远比正经的医学主任医师更有资格。那为什么精神科医师正式治疗时，还可以领到比社工人员高出三倍的薪水？如果医学和非医学的方法可以同时并行，这种身份和薪资上的差距还可以让人接受。但是如果治疗重点只放在家庭上呢？会不会因此引发一场阶级革命？事实上，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在某些医院甚至已经开始了。
器官
家庭系统研究法所产生的一个困扰，便是视人的情绪问题与身体问题一样，也类似于某种疾病的谬误。但这还只是一点小麻烦。
器官系统
此外，治疗师本身也会有问题。不妨假设自己在一间治疗室中，面对着毫无兴趣的一家八口，他们纳闷为什么必须坐在那儿，问题只在约翰一个人身上！他们坐立不安，期盼你这位治疗师赶快做点什么好立刻改善情况。你毫无选择，只有硬着头皮对抗这个强大的有着破坏性错误观念的小型社会生物团体，你常常会如临深渊。
人或有机体
治疗师面临这种困境时，往往会诉诸可以派上用场的理论武器——认知和方法上的典范，最后想到求助身边的同事做辅助治疗。卡尔和他的同事在亚特兰大精神病院所发明的“辅助治疗”，在家庭治疗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因为它使治疗师可以更舒服地和家庭面谈，也确实可以提高治疗的效果。以后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辅助治疗的有关细节。
以下观点尤其有趣：系统是按照高低层级组成的。例如把一个人视为一个系统，当顺着这个系统的层级往“下”看时，我们将会发现许多的“次级系统”，它们按照大小和复杂程度依次递减排列：
长久以来，家庭治疗一直很难被整个家庭接受。某个家庭原本十分乐意集合起来回答有关他家约翰或玛丽的问题。但是只要治疗师把问题从玛丽、约翰身上，扩大到整个家庭时，室内的焦虑不安便会立即显著地加剧。
这种对照看似牵强，但是系统概念的确能让我们把简单如阿米巴变形虫的有机体和更复杂的家庭系统放在一起加以对照比较。它们之间确实也有相似的地方：家庭也有界限，在界限之内每个组成部分都努力活动以维持这个有机体的组织。先前提到的精神病理研究者就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发病，可能就是家庭为了维护自身的稳定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想象一个精神科医师开始与某个家庭面谈，这家的父亲上星期服药过量，差点自杀成功。一个孩子在回答例行的问题时说：“嗯，其实三个星期前，我们还经常和爸爸争吵。”
这是生物系统一个非常有趣的特性，它们基于环境发出的信息来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一点在以后的讨论中很有用。这种机制被称为“反馈”，为了更长远的发展目标，系统会改变其活动、结构或方式。非生物系统当然也按照反馈运作，例如火箭系统依据搜集到的有关高度、速度和方向等信息来修正其运行的轨道。但是这类非生物系统也只有在人的认真操作下，才能做到反馈修正。
治疗师：“然后发生了什么？”
生物系统也很有组织，只是方式迥异。例如一个非常简单的有机体，阿米巴变形虫，它本身就是个系统，但是它仍有明确的界限。在界限之内，它是个繁杂的有机体。它有活动能力，它通过活动来维持本身的结构。假如阿米巴变形虫遇到不怀好意的化学物或有机体时，它会立刻闪避躲开侵入者，以保护自己的完整性。
孩子：“我不知道。大家都停止了。大概是我们已经懒得和他争吵了吧。”
所有的系统都是有组织的，并能保持某种平衡的状态。例如我们所处的行星系统就有明确的秩序，借着已知的物理作用力维持平衡。即使是气候系统也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某种平衡。
治疗师：“你觉得你们放弃他了吗？”
系统的概念贵在提供了一种将复杂的事物概念化的方法。整个宇宙，其实可以视为许多系统的集合体。这个宇宙系统之下分为两大类：生物和非生物。例如行星或气候属于非生物系统，但它们绝不是“死”的，它们是活动的、可视的，其表现可称得上是“行为”（behavior）。如行星运动，气候剧烈变化，等等。因此生物与非生物系统之间最大的区别应该是，非生物系统的行为可以用物理学的法则来推断，而生物系统的行为则含有许多无法捉摸的过程。
孩子：“大概是吧！”
当然，狐狸和兔子的循环只不过是大草原生态系统中的一小环，此外还有土壤、天气、昆虫以及该地区其他动植物等因素。而家庭系统也远比爸爸、妈妈、孩子的三角关系更复杂。但系统的概念具有普遍指涉（如家庭系统、生态系统等）的性质，这的确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想法。
治疗师对父亲说：“或许你也意识到家人放弃了你，所以干脆服药自杀。”
上面的例子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思考转变，这与研究者在精神分裂症起源上的思考如出一辙。在这两个案例中，研究者都从研究个人或某个物种，转变为研究影响该个体或物种的一连串关系。生物观察者从研究单一物种“兔子”转向考察整个草原生态环境的结构，而医院的研究者则将焦点从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转移到患者家庭互动的模式上，从而发现病人情绪不安的起伏，与“外界”力量的关系，这都是只能在实践中发现的事实。
父亲：“也许是吧！我从没想过这一点。”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偶然明白了其中奥秘。把当地狐狸数量变化的曲线图也画出来后发现，狐狸的数量波动和兔子的十分类似，只是兔子数量递减时狐狸数量会递增，反之亦然。于是真相大白：兔子繁殖旺盛时，被狐狸大量捕食，因而造成兔子数量锐减。而狐狸的食物来源减少之后，狐狸的数量也会随之减少。随着狐狸数量的减少，兔子数量又会激增，这又使狐狸再因食物来源丰富而大量繁殖，这个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上述的家庭有没有可能在无意识中默默地做了一个决定——只要父亲死了，一切都会好转！不论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最使全家人不安的莫过于发现每个人都有责任，都有份。整个家庭的结构都牵涉在内，有福同享容易，但有难同当却不简单。
另一位家庭治疗师保罗·瓦兹拉维克④的说法或许能使系统的概念更为清晰：假设我们在西部某地研究兔子的总体数量，经过长时间记录观察，会发现频率曲线图上呈现出规律性的起伏。时而大量增加，时而急遽减少，曲线的起伏如此具有规律性，使我们不得不探究其中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继续研究兔子，找出起伏的原因，或者，找找周围环境中其他可能影响兔子数量变化的因素。
4.3 家庭治疗简史
另一种说法是研究者开始视家庭为一个系统。什么是系统呢？家庭理论学家林恩·霍夫曼（Lynn Hoffman）指出：“定义系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一般的解释似乎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组合成的实体，它由一种错误反应的方式来维持平衡。”听起来的确很麻烦：由一些部分组合而成，这些部分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关联，合力创造出一种以改变自身来维持稳定平衡的模式。
家庭治疗发展至今已有25年的历史，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处于青少年期。家庭治疗的幼年期是在狂热又生气蓬勃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的离婚率就像现在一样高，因此许多家庭需要得到帮助。一些家庭治疗师完全在孤立的情况下工作，他们与家庭进行面谈时，得到的同事间的支持或鼓励非常有限。事实上，他们在期刊或研讨会上发表工作报告时，还会遭到敌视和质疑。一些精神分析方向的精神科医师特别瞧不起这种和全家人一起面谈的惊人方式，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觉察到这种方法将会威胁原本由药物控制的心理治疗吧。
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开始用新的角度来思考家庭问题。以往家庭被视为个体的总和，现在则变为类似生物的完整有机体。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实体，一个“完整体”，有其独特的结构、规则和目标。
在受到多种力量攻击的情况下，早期的家庭治疗师不但性格坚强，而且特立独行，事实上他们也必须如此。等到这些领导人物开始发展出个人的治疗风格和概念架构之后，他们就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和学生，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派别——弗里兹·米德弗特（Fritz Midelfort）在威斯康星州的拉克罗斯市开设私人诊所；穆雷·鲍文（Murray Bowen）在华盛顿市的乔治城大学主持精神科住院医师培训；内森·阿克曼（Nathan Ackerman）在纽约市原犹太家庭服务中心开设动力学训练课程。另一个特别的团体，由唐·杰克逊和格雷戈里·贝特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创立，其中诞生了许多日后著名的专家，包括维吉尼亚·萨提亚⑤、杰伊·哈利和保罗·瓦兹拉维克。卡尔和他在亚特兰大精神病院的同事也是家庭治疗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以上罗列的治疗师以及更多无法一一提及的临床工作者逐渐发现了彼此的存在，然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美的家庭治疗者的关系网。
接下来，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接受研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中，父母之间几乎都存有长期而严重的婚姻问题。更进一步说，病人的精神分裂发病期似乎都和父母亲的婚姻冲突史一致。每当父母的争吵开始变得激烈，子女就会发病，然而一旦子女被送进医院，夫妻俩便停火，摇身变成照顾“生病的孩子”的慈爱双亲。因此，子女的精神分裂症似乎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效果，就是以此帮助父母逃避他们的冲突。而家庭的稳定也就靠这间歇性的“发病”来维持。
20世纪60年代，家庭治疗开始稳定发展成为一项全国性的运动。有期刊和专门书籍发行，大规模的研讨会和工作室陆续设立。许多心理健康实习生开始认识到他们必须立即钻研临床的技巧。这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1968年快要拿到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时，我参观了威斯康星大学精神医学系，并考虑在此进行最后一年的实习。这时卡尔已是威斯康星的老师，我偶然听了一堂卡尔的研讨课，目睹了他与一个家庭面谈的示范教学。我觉得那个面谈非常令人振奋，几分钟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家庭治疗的热心拥护者。
此后有些学者又发现父子间的情绪困扰也同样重要。在这些家庭中，父亲大多毫不关心子女，和孩子的关系极为疏远，因而母亲会变得过度介入孩子的世界，掌握着支配权。至于父亲们为什么会如此冷漠和被动，研究者还不能确定原因，但至少有件事是很明显的，就如杰伊·哈利所说：“精神分裂症与父亲也大有关系。”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曾有这种“信仰转变”的经历，但大多数人却没有机会像我一样在威斯康星亲身参与训练课程。由于对这种训练的需求很大，因而很多大城市陆续成立了私人机构，提供这门新兴领域的研究生专业训练。这些机构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正是由于传统的学术训练课程对家庭治疗的态度仍然充满着不信任、质疑或深深的敌意（一如精神分析最初的遭遇）。无论当时家庭治疗多么受学生欢迎，它仍然是一种反叛的地下冒险事业。
研究人员很兴奋地从这种母子之间情绪不安的沟通模式中发现许多精神分裂行为的意义。这项特殊的研究发展出有关家庭研究与治疗的著名的沟通学派，与当时其他理论相较，这种学派特别重视母亲和子女的关系。在家庭研究领域中，最敏锐的研究者之一杰伊·哈利指出：“我们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母亲大有关系！”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母亲和子女的关系被认为是心理疾病的罪魁祸首。有位精神科医师③用“制造精神分裂的母亲”（schizophrenogenic mother）的名词来诠释——即母亲制造出了精神分裂症，而另一位精神科医师则称其为“有悖常理的母亲”（perverse mother）。当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母亲们都喜欢这个阶段的精神医学史。
20世纪70年代的家庭治疗处于一种引人注目而又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如果说60年代好比家庭治疗的青少年期，在这期间治疗师找到他们的同伴，并携手反抗“长辈”的精神分析，那么70年代该是青少年的末期。愤怒追寻自我认同的风暴已经结束。家庭治疗已近成年，并广为全国各个大学所接受。也有许多期刊专门刊载有关婚姻和家庭治疗的方法和理论。当时心理健康专业最畅销的书籍都与家庭治疗有关。社会赋予我们这样的职责之后，我们也迫不及待地想全力以赴。
儿子此时的处境被研究者称之为“双重束缚”（double bind）——陷在两个互相矛盾的信息当中。如果他想对母亲亲切的语言有所反应，就必须无视她肢体上的冷漠。当他对肢体语言的信息有所反应时，母亲却又否认了它。他们无法面对这种矛盾的关系，儿子也无法避免要在这种矛盾的困境中做出反应。因此，他更会为应付这种不确定的情况而困惑不已。
不过当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家庭治疗对一般大众而言仍相当陌生。一般人还是倾向于以个人为单位寻求心理治疗。其次，学生虽然大声呼吁要求得到充分的训练，但却很难找到有足够经验的治疗师来指导。同时，我们这些治疗师也愈加意识到所从事的是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刚开始，家庭治疗令我们目眩神迷，心向往之，以致几乎忘了这个工作的困难性。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家庭治疗师需要有很好的体力、知识、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因此我们指导学生时就会更加小心谨慎，也会更留意自己的行为。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家庭治疗取向日益多样化的境况。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最初的几个中坚力量至今已发展出家庭治疗的各家学派，以后有机会将会描述这些学派的相异点。
举例来说，当病人看到母亲来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会笑得很开心，很高兴看到她。他张开双臂想拥抱她，母亲也想接受儿子的拥抱，但却对这种肢体接触感到不自在而显得有点僵硬；在语言上她对儿子说的话却又像儿子对她一般亲切。儿子感觉得到母亲非语言上的排斥，因此他开始往后躲。然后母亲又冷冷地说：“怎么了？看到我不高兴吗？”儿子被她的话弄糊涂了，神情茫然地望着她。
先不论在一些问题和方法上的分歧，仅仅家庭治疗这一概念就已预示着大好的未来。犹如与之平行成长，如今日益壮大的生态运动，家庭治疗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必占有一席之地。这两项运动都同样建立在系统的概念上，都正视生命体相互依存的本质。这种对整体影响个人的研究，既无从否定又完全合乎逻辑。而将来家庭治疗师或许会被称为“系统治疗师”，他们的服务对象或许会扩大至公司或学校，但其主要工作还会是家庭治疗。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人类生活中对个人成长最有力的影响，不是个体，也不是他所属的工作团体或社会团体，而是家庭。
观察结果令他们大为惊讶。病人不但不会自我隔离，反而会深深卷入和母亲之间极为复杂又不安的沟通中。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他们的沟通分为两个层面——语言和非语言，而病人与母亲在这两个层面上传递的信息往往是矛盾的。
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心理研究院。—译者注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家大型精神医院①的一群研究员②开始对观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为感兴趣。虽然一般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只会按照自己内心扭曲的世界观来反应，已经“脱离现实”，但研究员观察到，一旦病人的母亲来医院看望过，之后好几天里，病人通常会产生一些急性反应或明显的沮丧。他们好奇病人和母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显然这些剧烈的情绪变化并非来自病人的幻想世界。因此，研究人员把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他们的母亲同时安排在医院中，持续观察他们之间的互动。
②其中有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沟通学者杰伊·哈利（Jay Haley）、文化人类学家约翰·威克兰德（John Weakland）、精神病理学者唐·杰克逊（Don Jackson）。—译者注
4.1 相互牵引的家庭系统
③弗洛姆·瑞克曼（Fromm Reichman）。—译者注
系统的概念使科学家对个人的困扰重新予以定位，发现很多困扰往往是一家人共同酝酿出来的。家庭犹如一个小型生态系统，家人之间的作用力此消彼长，每个人都在使劲，每个人都有份。
④保罗·瓦兹拉维克（Paul Watzlawick，1921—2007），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行为科学系临床教授，帕洛阿尔托心理研究院精简治疗中心研究员，擅长分析沟通行为与模式，并以“沟通理论”闻名。—编者注
临床工作者和研究者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家庭，例如别人口中“完美”的姐姐或哥哥，可能是一个非常紧张和不安的人；一个酗酒者的太太，可能是一个非常脆弱沮丧、苦苦撑持“贤惠”皮囊的人。一旦和这些家人接触，人们就会不禁惊讶：“天呐，这家里每一个人都有病！”
⑤维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1916—1988），举世闻名的心理治疗师和家庭治疗师，第一代家庭治疗师，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首席家庭治疗大师之一，创建“萨提亚模式”，即联合家庭治疗法。—编者注
20世纪50年代，一群人类学家、沟通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在不断观察中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发病期似乎与其父母的婚姻冲突息息相关。一旦父母激烈争吵起来，子女就会发病，把生病当作维持家庭稳定的灭火器。通过这些研究及当时生物学界发现的生态系统相克相生的启发，家庭系统的概念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