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进一步将防御机制加以分类：一种类似“良知”（conscience）的功能，被人们不假思索地大量接受，成为社会道德规范。“爸妈都是这么说的。”子女慑于父母模板的力量，在不知不觉中将父母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另一种功能在他看来则较为理性，也较具分析性，即个人根据环境及本身需求所作的实际评估。弗洛伊德认为个人这种理性的功能有时会被非理性力量所击倒，但它却是人格中最有力的资源。
弗洛伊德指出个人潜意识中原始的需求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冲突。社会要求人类克制需求，以计划、思考来延迟自身的满足并适应他人的需求。弗洛伊德认为很久以前人类就意识到了潜意识需求，因为人类必须发展强烈的防御功能才能活得像个社会性的人。弗洛伊德下过很大功夫描述这些心理防御机制：有些是有意识的，称为“压抑”（suppression）；有些是无意识的，称为“潜抑”（repression）。通过这些抑制机制，人类得以克制和延迟自我需求，另寻“文明”的途径来得到满足。
弗洛伊德通过观察他治疗的病人来探讨人类的潜意识，他为了了解这些人的症结所在而尝试的解析，至今仍引人入胜。他深信决定人格的因素在童年期最活跃，我们独特的个性和人格就是在这段时期成形的。关于弗洛伊德主张童年的倾向将导致未来情绪困扰的想法，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典故。
心理分析最基本的假设是：在每个人对世界的理性认知之下，有一种非常强烈、原始的非理性成分存在，那就是人类远古祖先遗留下来的动物本能。弗洛伊德觉得这种非理性不仅为大部分人类活动提供动机，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这种被弗洛伊德称为“本我”（id）的原始功能，在意识的察觉范围之外诱使我们去执行它的意志。我们一直都觉得是理性在操控个人，但弗洛伊德认为理性受控于人类另一部分的动物本能，它驱使人设法满足各种基本需求：食物、水、睡眠、性欲和攻击。
弗洛伊德早期的重要工作是在歇斯底里症状①的研究上，有此症状的病人通常都患了找不出生理病因的麻痹或耳聋。由于受到让-马丁·沙可②观点的影响，他认为歇斯底里源于早年受创伤的经验，弗洛伊德在论文中指出有许多病人都曾在童年遭到性侵犯或诱奸。他从病人的自白中找到相当的证据证明这些事件确实发生过。他更指出，一旦病人公开这些痛苦的记忆，病情通常会大有改善。
如果要强调家庭治疗与个别治疗的不同，那就得看看家庭治疗的起源；而讲到当代的各种心理治疗方法时，就必须提到心理治疗运动的起源——弗洛伊德的先驱工作，以对心理治疗形成基本的认识。
弗洛伊德将歇斯底里症状的研究付梓刊行后，又有了惊人的发现：有些他的病人所说的诱奸事实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尴尬局面，起先令他十分困惑沮丧，但个性执着的他很快重新思考了整个问题，终于得到一个绝妙的答案。他断言病人的困境不在于实际发生与否，而在于促使他“虚构”这些诱奸行为的动机。他认为儿童也有性欲和性感受，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心理上的痛苦折磨，都根源于努力想掩饰或抑制这些冲动。
3.2 心理分析简介
弗洛伊德开始极力强调病人的“内在动机状态”（internal motive state）。外在的环境并非无足轻重，比如父母教育造成的过度道德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弗洛伊德逐渐将焦点集中在人类生来就有的生物本能欲望，以及人类为了适应这些不为社会所接受的欲望而发展出来的自我防御机制。弗洛伊德将毕生精力投注在研究精神如何利用自己的系统处理这种复杂的对立上，即精神必须在本能的欲望和社会的规范之间准确走好每一步。那些观察入微的论述，可以说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
家庭治疗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当我们在大卫办公室快结束谈话时，他给出了答案：“我们开始治疗一个月左右的某一天，我发现自己坐在一边冷眼旁观着整件事的发展。我想到早些年刚结婚时卡罗琳和我都接受过个别治疗，我在想那和眼前的家庭治疗有何差别。当然，这次我们全家都参与了，但不止如此。突然间我领悟到有一点很不同，那就是你们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看法。我的意思是，你们俩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虽然有时候挺奇怪的。”我们相顾一笑，然后他继续说，“还有另一种东西——有一股电流——在一家人之间流动，令人感到紧张，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那天我突然领悟出：我们之间这些事发生的过程要比其中任何一个人都重要，它有自己的生命。那一刻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弥漫在房间里的力量，并且在面对这种力量时有点不安。”
弗洛伊德是实践型的精神分析学家，他大部分的理念都是在帮助那些受情绪困扰的病人时逐渐形成的。他在使革命性的人性观点演化的同时，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法。这种治疗方法是他从早期对催眠的研究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是通过自由联想及释梦来帮助病人回忆潜意识中的禁忌行为。他的基本假设如下：如果病人能意识到、察觉、了解并且“原谅”自己的性动机，就可以用理性的方式来满足欲望，而不必否定这些事实上无法潜抑的情绪。一旦能克服这种压抑，并通过更强大的生存本能使其从生物性的压力中解放出来，病情就会自然治愈。
读者很容易会以为布莱斯家寻求家庭治疗，是因为想尝试用新的方法来治疗他们情绪异常的女儿，事实上他们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家庭治疗师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布莱斯家放弃克劳迪娅的个别治疗转而进行家庭治疗，在我们看来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这绝不单是选择一个新的策略来解决克劳迪娅的问题这么简单。他们之前磕磕绊绊的关于个人自主性、人际关系的因果和动机，以及心理成长的本质的基本假设，都很令人质疑。在决定开始家庭治疗时，他们等于跃过了心理健康专业所发展出来的观念及方法上的鸿沟，而且这道鸿沟在心理健康上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当然，转变不是靠一通电话就能实现的，他们一定为这观念上的转变花了不少力气。
3.3 角度偏差——心理分析的谬误
艾德和大卫以前是邻居，有一阵子也常来往，可是大卫显然“忘了”艾德是吃哪行饭的。他立刻拨通了电话，那时候是凌晨一点钟。“艾德一定听出了我声音中的焦躁，他说他马上过来。”他们俩谈了好几个小时。艾德是威斯康星大学精神医学系出身，曾有过一些家庭治疗的经验。他仔细解释了克劳迪娅的问题与家庭压力的关系。提出这点时他显得很小心，由于熟悉这家人，所以他可以明确指出这些压力所在。大卫听得很认真，他们谈到凌晨四点左右，艾德建议他接受家庭治疗，并介绍他们来找卡尔。他本人无法替他们家治疗，因为与他们太熟悉，难以保持必要的职业上的距离。第二天大卫和卡罗琳仔细讨论过后，卡罗琳自愿打电话给卡尔。由于克劳迪娅已经有一位治疗医师，所以卡尔并不太想接手。但他在电话里与那位医师谈过之后，同意了对这一家人做治疗。那位精神科医师在电话里显得很气馁，他说克劳迪娅的治疗很不顺利。然后我们就接手了。
作为一个家庭治疗师，在回顾弗洛伊德的研究时，如同其他人，我十分佩服他的胆识。我可以理解他在发现人类心理最底层的“潜意识”这片朦胧而迷人的领域之际，那股想要一探究竟的热情。一方面我目眩神迷于他的才华，另一方面我也很遗憾他没有顾及其他的角度：他看透人的内心深处，却几乎完全忽视了外在的社会环境。
3.1 姑且一试，接受家庭治疗
重读弗洛伊德的案例史，我很惊讶他竟然对他那些精神异常的病人也是他们精神异常的家庭一员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或许不曾受到家人身体上的诱奸或侵犯，然而或多或少都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微妙的心理压力。弗洛伊德既然不认为这些外在力量会造成精神官能症，自然再也不会从这个方向来思考问题。也许是因为他对过去自己犯的错误太恼怒，以致无法在思想上妥协，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此将人际关系，尤其是家庭关系的问题留给了我们。
当克劳迪娅不再参加个别治疗时，战火又重新燃起，这次争执的焦点集中在克劳迪娅是否该接受治疗这件事上。卡罗琳逼迫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则负隅顽抗。随着母女关系的再次恶化，家里绝望的气氛更加强烈，因为向外求助的尝试失败了。有天晚上克劳迪娅哭着离开了家，大卫觉得自己被绝望的浪潮整个淹没了。“就像世界末日，我的家在我眼前倒塌，而我却束手无措。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想到了自杀——我感受到那种无助与绝望。然后，突然之间，我想到一个精神科医生朋友艾德，我奇怪怎么以前都没想到他。”
现代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历史学家开始在弗洛伊德留下的病例中，找寻未被探索过的家庭背景因素。像莫顿·沙茨曼（Morton Schatzman）十分吸引人的著作《灵魂谋杀》（Soul Murder），就很有力地证明弗洛伊德最著名的一位精神病人之一的“夸大妄想症”，是可以直接追溯到其童年所遭遇的真实虐待上的。病人的父亲是当时著名的育儿专家，他在著作中曾列举过各种性虐待的“技巧”，这些技巧显然以这位病人为实施对象，并且清楚显示在了病人后来的妄想症中。弗洛伊德是从病人本身复杂的“内在结构”出发进行的解析，他的看法至今仍广受支持，这将大部分的矛盾和困境都局限在了病人身上。但或许那位病人的妄想是真的，在某个阶段中，他的确曾是家庭侵犯的受害者。
问题的重要方面就是克劳迪娅对于大人们施加的压力非常敏感。她觉得父母给了她压力，而治疗又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她开始觉得精神科医师是父母雇来“改造”她的警察。他曾经与父母单独面谈的事情也使她更加猜疑，她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私下对他倾诉任何事。
很遗憾，弗洛伊德对于早期家庭经验可能是情绪失常源头的探讨最后不了了之。如果他与病人的父母面谈过就好了！如果他研究得再仔细一些，就可以证实不仅早期的家庭会对其有影响，往后的家庭经验也对个人一直有着持续的影响，如此一来，必将大大节省我们寻求更好的理论及更好的治疗方法的时间。然而，考虑到弗洛伊德此举所蕴含的意义，我们不禁会想，也许弗洛伊德将焦点集中在个人身上的研究，已经是当时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毕竟探索到潜意识层面已经够有威胁性了！如果弗洛伊德再将关注点投向整个家庭，他可能将无意中卷入另一场舆论的风暴。
克劳迪娅每次去精神科医师那里，总是说几句话就回家，回家后她就躲进房间或者和朋友出去。家中的疏离感仍继续存在，母亲和女儿间的争执是减少了，可是彼此间再也没有了温馨的感觉。后来克劳迪娅开始对精神科医师生气，她故意迟到，或拒绝治疗，或者假装去却不见人影。她开始把对家人的怒气转移到精神科医师身上，她并不直接和医生交流这股怨气，而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终于，她开始大声向她父亲抱怨整个治疗的过程：“他只会问我一些烦人的问题！他想知道我的幻想，不管是什么样的幻想，还有我的梦，类似这样的怪东西。要我谈我的童年，还有我对各种事物的感觉，尤其是对你们的感觉。真的让人很不舒服。”
种种已发生的事实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生活有着广阔的层面；生态运动令我们警觉到各个生物生命系统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及心理学等新兴科学知识则帮助我们了解人类各个社会系统间的相互关联。家庭治疗不过是这股对生命相互关联觉醒思潮中的一波而已。
大卫和卡罗琳沮丧地回家后，大卫还是很生气，他觉得整件事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所知道的克劳迪娅并不是那么不可救药：她很聪明，会执着于自己的信念，虽然她引起了这么大的混乱，但她仍是他一向所欣赏的那种坚强勇敢的人。他拒绝接受这么绝望的诊断结果，甚至觉得送她去治疗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然而他还是将有关治疗的疑虑藏在了心里。
然而尽管会有变化，但弗洛伊德学说仍主宰着心理治疗的实践。弗洛伊德带领好几代的治疗专家一起无视了家庭的力量，或者说是他们自愿一路追随。除了担心违背弗洛伊德的理论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能使克劳迪娅的第一位治疗医师忽略发生在她家中的一切，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她身上？这么多优秀的治疗专家怎么会无视家庭在他们病人生命中的重要意义？他们长久以来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绝对服从，对其他问题的视而不见，事实上早已与弗洛伊德追根究底的精神背道而驰。
那份报告十分严肃，虽然用词已经过仔细的考虑，却仍然把他们吓坏了。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学家在报告中指出，克劳迪娅很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们将精神分裂症界定为一种疾病，一种目前仍不为多数人所知，而且预后仍不乐观的疾病。他们认为如果克劳迪娅要痊愈，很可能得经过好几年的特别治疗。他们为此感到很遗憾。也明白这个消息对布莱斯家是很大的打击。同时建议克劳迪娅继续不定期地接受个别心理治疗。
弗洛伊德的思想中还有很多遗憾之处。除只重视人的内心以外，还有轻视人的倾向。在那个时代，达尔文的进化论才刚刚将人类与动物世界联结在一起，自然科学界也正忙着将人类行为简化为更简单的动物及生理机能。社会正逐渐工业化，机械主义成为科学思考的主流。人的大脑被假定为像机械一样，由动机和反动机结合成为维持睡眠、满足食欲而设计的复杂装置。而用以解释人类更高层次行为的理论：创造力、好奇心、渴望成长及人格一体、抚育和关爱子女的本能等心理功能的研究，则仍尚待开展。人的形象在当时成为满足于内在平衡的嗜睡生物，所有高贵的心智如艺术、音乐、诗歌及思想本身，都只是用来安抚这个不那么人性的动物的机械装备而已。
克劳迪娅不愿意去看那位精神科医师，她在家里已经有不少困扰和压力，不想现在又被送到精神科医师那儿。虽然这位医师是青少年问题的专家，但在她看来这不过是又一次的侮辱，不过她还是去了。她愁眉苦脸地缩在一张大椅子里，不怎么说话，纵使开口，她的话也令医师感到困惑。后来他请心理学家同事用一套标准的心理测验替她做了一次彻底的评估。最后他和那位心理学家一起与克劳迪娅的父母进行了一次面谈，并交给他们一份冗长的报告。
弗洛伊德思想中这种轻视人性的态度，在他传统的诊断和治疗中愈演愈烈。虽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医学有值得敬重的传统地位，但它和它的继子——精神病学，有时却会无意地与惩罚性地治疗情绪困扰个体的社会相协作。看看克劳迪娅，她在家庭的压力下成为替罪羊，几乎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然后又被送到精神科医师那里，被贴上精神分裂症的标签，甚至被迫接受治疗。整个诊断和治疗的过程在她看来确实像是另一重惩罚，我们也可以理解她的抗拒。为什么要把已经置身在压力中的人放到更大的压力之下去改变他们，偏偏他们又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克劳迪娅其实并没有任何疾病，她只是被一个问题家庭包围住了。第一位治疗医师将她与真正的问题根源隔离开进行治疗时，他已经无意中成了这个家庭制造替罪羊的同谋。而事实上，他原本应是这个过程中善意的代表。
大卫·布莱斯说到克劳迪娅的问题：离家出走、母亲和她之间的紧张关系、她的“耳鸣”、她诗里透露的绝望和对死亡的幻想、她自己那套令人困惑的人生哲学……他的脸随着回忆变得紧张起来，他回想到了当时家里日益绝望的情形，以及危机失控加剧的感觉。最后，他和卡罗琳终于意识到他们无法改变这个过程的事实，便转而向外部求助。他们去了家庭医生那里，他为克劳迪娅介绍了一个儿童精神科医师。这是很合理的步骤，这次转介使他们家立即松了一口气，即使时间短暂。
最后的遗憾之处：弗洛伊德希望病人的意识和顿悟能引导病人走向痊愈。其实克劳迪娅责备第一位治疗师给她进行的分析也许已经表明：在生命面临紧急状况时，人的洞察力不过是个无效工具而已。近年来所有重要的新兴治疗理论和方法都源自治疗师对这种长期个人式的洞察力引导治疗的精神分析学的不满。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对无限期的、引导充分了解自己的治疗方法其实对病情无多大改善的事实很了解了。我们对这种治疗取向的疑虑已经被日渐丰富的研究资料肯定，这种方法并不是很有效。也许对弗洛伊德这样的科学家来说顿悟确实很有帮助，但病人需要的不止是这些。
治疗结束的几个月后，有一次我在大卫·布莱斯的律师事务所里和他谈起了这次治疗。我们回想了布莱斯一家来治疗之前的种种情形：导致他们向外求援的危机，克劳迪娅短暂的个别治疗，最后介绍到卡尔这里来的情况。虽然卡尔在第一次电话里和面谈中已经提到过这些，我也略有所知，但这还是第一次有机会直接了解他们整个转介的经过。
①歇斯底里（Hysteria），指无法控制的情感发泄，又称为癔病或癔症。症状是由于未知恐惧等原因而情绪失控，或幻想身体部位不舒服，却无法被医学检查出来，现在医学界正逐渐停止使用该词，转而使用更精确的词汇描述不同症状，如转换障碍和分享障碍。—编者注
卡尔是家庭治疗的拓荒者。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他指出弗洛伊德探索到潜意识层面已足够令当时人们的身心备受威胁，因此把焦点集中在个人内心可能是当时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家庭治疗其实是在挑战整个社会，把压力推到了个人身上，甘冒大不韪直指个人存在的家庭系统才是更大的压力来源，因此发展出了使家庭系统及人际关系互动的调整与治疗，将个人与环境进行更适当的归位，使每个人都在合适的地方，彼此间更自由，也更亲密。
②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19世纪法国神经学家，现代神经病学的奠基人，他的工作大大推动了神经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发展，被称为神经病学之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