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毫不退让：“瞧，这就是你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认为问题远比你所想的复杂，也绝不只关乎克劳迪娅，而是和你们全家每个人都有关联。”我直视着布莱斯太太，心中却有些迟疑，我知道要是逼得太急，他们很可能就不会再来了，但我又知道必须这么做。“也许你们无意于我们谈论的这个主要任务，我们也不能替你们做决定，但我们确实需要你们全家都在这儿。”接下来是很长一阵让人窒息的沉默。
布莱斯太太并未轻易让步：“但是问题不在丹，而是在克劳迪娅身上！”她的语气也很坚定，我们间的争执开始了。
“我同意。”卡尔平静地添上一句，以此结束了我们的争执。
接下来该我说话了：“我赞成卡尔的看法，我觉得先开始是不合适的。现在要谈的是整个家庭的改变，如果从一开始就有五分之一的家庭成员没参与，那对丹和你们来说都是不公平的。丹是这个家的一分子，如果整个家庭要有所改变的话，我们就需要他在场。”我的语气相当坚决。
母亲的语气软化下来，略带不满地说：“你们说起来容易，但我这个做母亲的却得日夜操心。”她的怒气又上来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回去，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坦白说，我实在很担心。”
就在此时，是否要进行“正式”会谈的争议越来越激烈了。丹不在美术班，于是卡罗琳焦虑起来，坚持说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就开始？丹可以下次再来嘛！”
卡尔也不耐烦起来：“但是你没搞清楚的是，如果情况真的这么紧急，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丹，让他一定来？我在电话里讲得很清楚，除非全家都到齐，否则我们没有必要面谈。”他稍微舒缓一下语气：“是不是我说得不够清楚？”
虽然我们表面上仍在等待丹，但实际上治疗已经开始了。我们与布莱斯一家陷入了一场微妙的、预期中的重要较量——谁该出席这次面谈。卡尔和我已经具备了两个合作治疗师间该有的默契：互相调侃、协同合作，以及对忠于自我的坚持。我当然也不只是个对前辈恭谨从命的副手而已。更重要的是，卡尔已经直观地为这次家庭治疗过程设计好了模式。借着分享对自己人格的洞察时，他证明了一点：寻找自己潜意识里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
“你说得很清楚。”卡罗琳泄了气，“是丹没遵守约定。”
我无奈地耸耸肩，于是他开始讲起来：“这个雕塑挂在那儿的时候，我的病人可以产生无数的联想，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可是有一天有人问我觉得它是什么时，我脑海里突然间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那是我祖父的骨头黏起来的。然后我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念头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我是温和型的人，我父亲也是，但我祖父的个性却非常强硬。他发现大脚趾长疽时，干脆用小刀把疽挖掉，甚至连医生都不看！我想我买这雕像就是希望自己也能有祖父的几分刚毅和坚强。”
卡尔平和地微笑着：“这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让我来解释看看。”他的语气已经变得很友善，也很有说服力。“我的看法是，丹的缺席并不只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复杂的潜意识作祟，他是被全家选择为待在家里的那个人。这样你们就不用全家一起面对这件事，而且也可以趁机确认我们说‘要全家参与’是不是认真的。”
卡尔有点慌乱，但他马上露齿笑道：“他等不及听我把老掉牙的故事再讲一遍。”
“被选择？”她带着怀疑的语气问。
她手指向卡尔墙上挂的抽象钢铁雕塑，我一直觉得那个形状像棵在风中摇曳的树，但我意识到应该将注意力从卡尔和他的办公室转移开，所以在卡尔还没来得及开讲它的来龙去脉前，我就打岔：“那是他祖父。”他们听了都似懂非懂地，兴奋地笑了起来。事实上，的确挺好笑的。我又接着说：“如果你们觉得它的样子算奇怪的话，那你们真应该见见他祖母！”这次他们真的笑开了，布莱斯太太也从电话那边转过身来看什么事这么好笑。人在焦虑不安时，几乎什么笑话都会戳中笑点。我朝卡尔笑了笑：“抱歉！打断了你的故事。”
我解释道：“很可能你和你先生的语气让他觉得来不来都行，不用那么认真。”我看得出来她开始觉得责任重大。“我们并不是要责怪你，事实上整个家庭都对这次全家治疗感到不安，丹不过是代表了大家而已。”焦点转移之后，她似乎自在多了。
接着劳拉也用稚嫩的声音兴高采烈地问：“那是什么？”
大卫·布莱斯以平静、理性的口吻加入谈话：“我不太清楚你说这些话的意思，问题是实际上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大家都很担心克劳迪娅，也绝对有理由担心她。”
“哦？！”克劳迪娅说，一副兴趣来了又有点害怕的样子。
1.3 企图自杀的女儿
卡尔报之一笑：“你猜对了，不过在我有更大的之前，我是不会让别人用它们的。”
我可以感觉到眼下丈夫和妻子正在联手对抗我们，也意识到，从刚才到现在，卡罗琳并不只是在为她个人的观点和我们争论，事实上，这对夫妻早就在潜意识里一致同意了将焦点放在“有病”的女儿身上。他们对克劳迪娅的“担心”，并不是那么充满爱意，在关心的表面下其实潜藏着无情的攻击。他们谈到克劳迪娅时，她看起来很尴尬不安。
布莱斯太太打电话时，其他人又继续随意闲聊着。克劳迪娅这时也稍稍放松了一些，她笑着指向衣帽架说：“那是做什么的？”挂在架上的是两根棍子，粉红色的一根上面标着“她的”，白色较长的一根标着“他的”，“我猜是一个以前的病人送的礼物。”
在面对家长指责我们拖延面谈时，多少都得打个圆场。我转向父亲大卫：“你可以说说看为什么不能把面谈延期到明天吗？如果真是那么紧急的话，我们可以找出时间见面。你是怕她会离家出走，还是怕她会自杀？”
大家听她这么一说，好像都松了口气。我们已经料到估计得等一个小时，就只能互相看来看去，尽量找话说。想到丹可能还在美术班里，大家顿时轻松起来。大卫奉承卡尔说：“我喜欢你的烟，什么牌子的？”我想他是下意识地在表达：我欣赏你的执着。
“第二种情形就是我最担心的。”父亲说。
“我打到美术班看看。”卡罗琳再度起身走向书桌。
“对！”母亲也轻声附和。真是进退两难！给我们的选择是放弃对全家一起治疗的坚持，或是面对克劳迪娅自杀的可能性而不加理会。与这家人互动的时间越多，我们就越难避免开始治疗，可是除了尽力处理自杀的问题外，我们似乎别无他法。
卡尔看起来镇定自若，他把身体往后一靠，椅子发出声响，他继续吸着烟斗，“反正时间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可以等。”
“你说呢？”卡尔转向克劳迪娅，“你会自杀吗？”那女孩被这么直接的问题吓了一跳。她面色苍白，看起来既紧张又生气。
“好啊！”布莱斯太太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大步走向卡尔的书桌。她拨电话时屋里的气氛变得紧张和沉默，电话铃响的时候更是鸦雀无声。“没人接，”她叹口气坐下来，“现在该怎么办。”
“我是想过。”她神秘的语调令人不得不追问下去。
卡尔的回答一如我所料：“我觉得应该等一等，如果我们现在开始，丹就没有从头参与，我希望治疗开始时，大家能都在场。”卡尔的话里没有任何不近情理之处，但也显示出一定要等到丹来再开始的决心。他又扬起眉毛问：“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他？也许他已经到家了。”
“回答我的问题，”卡尔说，“你想自杀吗？或者说你觉得今天晚上有可能自杀吗？”
“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很丧气。“前几天他说不来，他不想参加家庭治疗。今天早上又说要来。我们出门的时候，他还没从美术班下课回来。我们可以先开始吗？也许他就快来了，我留了字条要他骑自行车过来。”
她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像远处的汽车突然反射了一下阳光。“现在不会，”她停了一会，“但我曾经想过。”
“他在哪儿？”我转头问母亲。
“你会怎么做？”我问。如果她能把这个想法一步一步讲得很清楚，那么显然我们面临的威胁就更大。
1.2 他为什么缺席？
“我不知道。也许吃安眠药。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方法。”我不喜欢她被动的语气。
母亲和女儿显然都在备战，但如果真让她们吵起来，就会铸成大错。卡尔向她们伸出手，好像要解除两人间的磁场一样，声音坚定地说：“我得让你们俩停下来，我想等丹来。”她们把目光从彼此身上移开，剑拔弩张的时刻总算过去了。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卡尔温和地提醒她，“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下次见面之前就自杀？”
布莱斯太太也不甘示弱地瞪着克劳迪娅，就好像有人在她们之间布下强烈的磁场，把她们紧紧拉向对方。布莱斯太太说：“我认为你有些想法很奇怪，我很担心。”她的声音夹杂着攻击和忧虑，而且为卡尔之前所说的话设防起来。布莱斯先生看来很害怕，他似乎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没有。”克劳迪娅回答得很肯定，然后很生气地瞪了父母一眼。“只要他们暂时不来管我。”
克劳迪娅瞪着她母亲，为刚才听到的话而生气，她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亲爱的妈妈，我觉得你自己才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好比我得在太阳下山时就上床睡觉，还要乖得像六岁小孩子一样！”她生这么大的气，实在把我们都吓到了。
卡尔转向我，“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你对克劳迪娅有何看法？”
“电话里布莱斯太太谈的大部分都是她和克劳迪娅的问题：她们一直争吵的情形、克劳迪娅怎样开始离家出走，以及她很为她担心，等等。布莱斯太太觉得克劳迪娅近来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听起来这个家庭里存在的压力已经开始扩散到了每个家人身上，她不想让最小的劳拉也卷进这场家庭风暴里，但我们在电话里一致同意全家人至少在第一次治疗时都要到齐。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情况似乎相当严重。”
他的问题让我吃了一惊，但这个时候确实是讨论的恰当时机。我停下来整理思绪时，感觉得出他们一家都在审视着我。现在已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候，不管做什么，卡尔和我都得站在一起。“我觉得克劳迪娅是个很有生命力的女孩，我很欣赏她能生气，能与父母抗争，而不是一味地把气往自己身上撒。我觉得克劳迪娅的压力很大，自杀在目前只是可能的选择，还不到非做不可的地步。自杀的想法，似乎正是她和父母间冲突的一部分。”
“嗯……”卡尔有点踌躇，我知道他是顾虑到那个还没出现的儿子。“好，我就借等丹的这段时间给你介绍一下。”他停下来想了想。“布莱斯太太是上星期给我打电话预约的。她是约翰·西蒙医生介绍过来的，他之前已经为克劳迪娅治疗了好几个月。”这个名字我很熟悉，西蒙医生是儿童精神科医师，他的案例大部分是青少年。“西蒙觉得情况并没有改善，他们一家也都有同感。”卡尔停顿了一会儿。
我总结道：“我不觉得她会自杀。”这番话似乎使克劳迪娅看来轻松了一些。
我用轻松的语气问卡尔：“可以谈谈这个家庭的情况吗？”我们有意把对家庭的基本介绍保留到他们都在场时才提出来，这样他们就能确切知道，我们对他们究竟有多少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自治疗初期就与被治疗者建立起开放式的沟通模式。
卡尔回头转向布莱斯夫妇：“我赞成格斯①的意见。也许我无法信任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单方面的观点，但我相信我们一致的观点。”他深深吸了口气，再呼出来，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卡尔坐在他的椅子上抽着烟斗，轻松地等待着。六十多岁的卡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也是家庭治疗师。他是个中等身高的健硕男人，一个漫不经心与细致、温和与警觉的混合体。他有着年轻时在农场练就的结实手臂和友好的性情，即使在这休息的间隙，他的目光还是那么犀利、敏锐，脸上挂着富有经验和洞悉人性的笑容。
“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你们回家想想是不是愿意以一个家庭的身份来这里，如果愿意就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约在明天或下星期一，真有必要的话星期六也可以。”
我坐在我的椅子上，充满感情地环顾着这个熟悉的办公室。这里干净而舒适，书架整齐地排列着，每个可利用空间都摆放着他事业的纪念品：雕塑、画、照片、剪报、漫画、海报、五花八门的艺术品……它们都放在一个个复杂图案的东方特色的垫子上。
父亲用命令式的语气回应了这个问题，刚才在会谈中他一直隐藏的态度现在终于显露了出来，“不必回家再想，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时间定下来。”然后转向他太太：“你觉得呢？”
卡尔办公室较长的两头面对面摆了两张大的皮沙发，沙发之间一边是三张皮椅子，另一边是卡尔面对角落的书桌，桌旁是旋转椅和辅助治疗师的椅子。大家的座位形成一个很整齐的矩形：父亲和大女儿坐在相邻的两张皮椅上，母亲单独坐在一张大沙发上，小女儿则坐在很靠近母亲的小摇椅上。我注意到两个女儿各跟着父母中的一方坐，而父母则分开坐。
“对。”她说。听起来有点惊慌失措，又仿佛松了口气，“你们上午有空吗？”
另外那个六岁左右的小女儿坐在卡尔的迷你摇椅上，椅子虽然小了点，可她还是前后摇得很起劲。“嗨！”她高兴地向我打招呼，看来是个快乐活泼的孩子。她母亲朝她比比手势，示意她别摇得那么用力，她听话地慢了下来。
“我们会空出来。”卡尔回答得很肯定。
十六岁的女儿拘谨地对我点头笑笑，但又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她比她妈妈漂亮，同样纤细的身材和卷发。她很不安，也很愤怒。向我点过头后便羞愧地垂下眼睛，似乎认定自己是使全家来此治疗的罪魁祸首。
“你怎么样？”他问我，“你有时间吗？”由于我只有9点有空，所以卡尔同意将他原定于9点的预约挪了挪。
他太太并没有伸手。她是个苗条的漂亮女人，但看来很沮丧。和她丈夫一样有头深色卷发，身穿裁剪合宜的麻质套装，窄领的边缘露出鲜红的围巾，上衣扣着银胸针，我从她的微笑里嗅得出生气和沮丧。
时间确定了之后，每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我也是在这紧张的情势缓和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在这场家庭战争中陷得多深。就在他们一家人起身要离开时，卡尔又做了件意料之外的事。他挨着劳拉坐在地板上，然后开始和她说话，“你怎么看这件疯狂的事？”他用亲切的口气问她，“你觉得我们可以并肩一起解决好这件事吗？你呢？你愿意参加吗？”
卡尔将我介绍给这家人：“这是大卫、卡罗琳，他们的女儿克劳迪娅、劳拉。我们正在等他们的儿子丹。”尴尬的时刻来了：我不确定要不要和他们握手。在家庭治疗开始前，社交上的客套虽然不能避免，但同时也应该保持必要的专业上的距离感。双方都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大卫不安地笑着伸出手来，才化解了这个两难的局面。“很高兴见到你！”他言不由衷地说。他的长相很温和——高大、方肩、戴着眼镜，用敏锐、颇具洞察力的眼光直视着我，但同时又像要退缩，仿佛怕自己受到伤害。他看起来果断、机警、友善，但神情又有些惧怕。那犹豫的姿态，宽松的斜纹软呢套装、眼镜，镜片后锐利、善于分析的眼神，明显透露出他从事的是脑力工作。
劳拉看看她妈妈，想知道她的反应，卡罗琳只是报以微笑。大家有一半人站着，一半人坐着，每个人都觉得这段对话很有意思，但也有点迷惑不解。“我不知道，”小女孩迟疑了一下，然后她总算鼓起勇气又说了一句：“可是我不喜欢他们吵架。”
虽然从我的办公室到卡尔任教的精神医学系并不远，可我还是迟到了。在这么凉爽惬意的六月天里，我不由地把车开得不紧不慢。大步跨进卡尔办公室时，我意识到无意中正好让卡尔能有时间跟这家人解释需要一位辅助治疗师的原因，以及介绍我的胜任资格。他大概已经提到我是执业心理治疗专家、临床心理学博士，是个值得信赖的同事；也一定谈到了家庭所拥有的力量，以及治疗师如果协同合作的话会更有效果等。由于这个家庭主要是委托给他的，所以由他在社交方面下点功夫是有帮助的。因此，我对迟到没有很在意。
“你觉得你和我可以教他们怎样去爱吗？”卡尔问，“我觉得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去爱了，如果你和我一起合作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教教他们。”
1.1 情况紧急的家庭
劳拉觉得很难为情，但她也很喜欢卡尔，忍不住对着他笑。
“我会好好准备的，星期四见了。”
“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握手开始。你想和我握手吗？”卡尔把手伸向她，她也伸出自己的手。
“五个，还有个小点儿的弟弟和妹妹。”
“很好，我很喜欢。”他说。于是面谈到此结束。虽然卡尔事先并没打算坐下来和劳拉说话，完全是突然有感而发，但这一刻却让我们获益良多。家庭的成员可以看到，除了能为他们增加力量之外，我们还能提供温暖。
“他们家有多少人？”我问。
1.4 结构之战
卡尔显然在赶时间：“除了情况很紧急外没别的。这个家庭是一个儿童精神科医师委托的，他说女孩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他一直在为这个女孩做单独治疗。这家人并不觉得家庭治疗有什么用，但他们说他们都会到的。”
幸好大部分的家庭都不会在第一次面谈时就让我们面临这样的危机，不过许多家庭在面谈时都会因成员的问题而发生争执。各式各样的挑战都在预料之中，我们称之为“结构之战”（the battle for structure）。
正要挂电话时，我问他：“开始之前，有什么需要我了解的吗？”
卡尔要求布莱斯全家都来参加治疗时，他们家里每个人都立刻知道了这样做的意义。这意味着他们的整个世界都会暴露出来：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愤怒、所有的焦虑，所有的东西都会同时在一个地方，被一个陌生人审视介入，这对他们来说太恐怖了。在潜意识作祟下，他们选择把丹留在家里以试探治疗师：我们真的需要他们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在场吗？如果他们不带丹来，我们会屈从让步吗？
我们约定了一个这周两人都方便的时间，卡尔说：“我会先和他们确认看看有没有空。”
他们想借这样的策略占得上风。如果我们在处理家庭的反抗时显得犹豫或信心不足，那么他们就会觉得我们不值得信赖，也无力解决家中存在的激烈矛盾。但是如果我们很果断、很坚定，他们就会认为，也许我们有办法应付那些他们直觉中很早就该公开的压力。总之，他们会通过某种途径来试探我们有多大能耐，同时，他们也会借此拖延时间，以免太快面对那种神秘的紧张状态，那种全家聚集一起的要命时刻。也许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逃避一场左巴（Zorba）所谓的“大灾难”。
“好啊！”我当下就答应了。“什么时候？”通常我同意当别人的辅助治疗师之前，一定会先仔细考虑，但如果是卡尔的话，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丹也一定有他自己的疑惑，“我到底有多重要？”身为布莱斯家老二的他自问，“没有我，我们整个家也能改变吗？”家庭里每一个成员都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有次面谈时，一位母亲说：“我就是弄不懂，每次家里有个人不在时，我们都能相处得很好，但只要那个人一走进屋里，家里就会天翻地覆。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想不想和我一起去见一个新家庭？”卡尔在电话里问我，他是我现在的同事、以前的老师，不过他今天的声音听起来不像平常那样轻松自信。“金牌律师的父亲，脾气不好的母亲，还有一个青春期的叛逆女儿。”他的邀请里带着善意的挑战。
我们家庭治疗师得花上许多工夫才能让家庭成员明白家庭是一个整体，明白有一个家庭系统的存在。虽然我们可以先一步将面谈全家的理论解释给布莱斯家听，但“解释”在那种焦虑不安的时刻并没什么作用，套句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的话，“理论在那种情形下毫无力量”。布莱斯家要试探我们，他们要确定我们是否够坚定。尽管我们的反应会令他们不舒服，但却能使他们放心。他们知道，我们也感觉得出，他们的情况有多麻烦、多糟糕，而且还有可能变得更复杂。他们只是想确定：如果他们敢把这种精神压力公开的话，我们到底有多大能耐来应付。
“我不喜欢他们吵架。”卡尔用温暖的口气请求和她握手，劳拉伸出小手，一老一小双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仿佛给这个热锅上的家庭平添了几许力量与温馨。
一般接受个别心理治疗的患者在治疗师面前，多半是不由自主的顺从态度，有一种依赖和服从感，完全是老套的角色模式，一如依赖人的孩子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指引。而整个家庭就没有这种传统的意识或概念，至少尚未有整个家庭都听从于一个人指导的例子。此外，家庭的结构十分强大、十分稳固，以致成员往往不愿以信任的态度接纳将改变他们原来关系的治疗。因此，如果家庭治疗师想要在一开始便获得治疗所必需的“权威人物”或“父母”的角色地位，如果希望治疗经验比一般社会经验更有力，那么他们就必须全力以赴。
临走前，惠特克医生走到六岁的劳拉身边，请求她帮忙。六岁的孩子鼓起勇气说出了一句话：
每个家庭来接受治疗时都带着它们自己的结构、步调和规则。它们的组织、模式都是长年累月营造下来的，对家中的成员而言，既意义重大同时又非常令人痛苦。如果对原来的形态结构感到快乐满意的话，他们也就不会来寻求治疗了。但不管一切多么不对劲，这些家庭仍然依赖于他们熟悉和习惯的旧世界。如果要放弃熟悉的一切，尝试重组家庭的结构，他们势必需要强而有力的支持。家庭所需的考验必须有形、有状，有各种各样的训练，而治疗师的工作就是提供这些考验。寻求治疗的家庭很想知道我们是否有备而来，所以他们会先试探我们。
两位治疗专家惠特克医生和纳皮尔医生在第一次面谈布莱斯一家人时，就面临了这样的考验：他们“无意”地把丹留在了家里，治疗师则坚持要等丹出席才肯开始治疗。而父母则认为克劳迪娅才是问题所在，丹不来有何关系？他们担心克劳迪娅随时会离家出走，说不定等不及下一次面谈就会自杀。
①格斯，奥古斯都的别称。—编者注
家庭治疗在第一回合的面谈中免不了要面临一场“结构之战”—寻求治疗的家庭会有意无意制造某些状况来考验治疗师对治疗结构所定的原则，借以探测双方的信心。